陸精治先生的大著《糧食學》，是以尋求解决中國民食問題爲主的學説。該書中所論的中國民食問題，均係以中國20世紀30年代爲背景，對中國民食問題的主要方面進行搆思與闡析的。但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現在的70年來，舊時中國民食問題的歷代艱辛已經過去，中國的“三農”問題也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改善。

　　可以説，從1949年至1983年，中國基本解决了“如何吃飽”的問題，1984年至今是朝向“如何吃好”的問題。也就是説，從1949年以來，我國糧食生産不斷邁上新臺階，由供求全面短缺變爲供求總量基本平衡，綜合生産能力在穩步提昇，不僅保证了14億人能吃飽飯，而且正走在解决如何吃得好的路子上。據《人民網》2020年4月20日的《中國糧食  中國飯碗》一文信息稱：從1949年至2018年的糧食産量已從2263.6億斤提昇到13157.8億斤，增加數1萬多億斤；平均畝産從68.6公斤提高到374.7公斤，增加了4倍多，人均糧食佔有量從209公斤增加到470多公斤。僅就2019年中國糧食的産量，已達到13277億斤，實現了創紀録的“十六連豐”，連續5年站穩了1.3萬億斤臺階。

　　國家爲了保证糧食的安全，特别2006年在預估中國未來人口增長及科技發展水平、並經嚴密計算的基礎上，第十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通過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正式提出了“十八億畝耕地紅綫”的概念，以確保我國糧食安全所應堅持的耕地面積。中國人的飯碗必須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而且主要裝滿中國糧。因爲我國是當今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决不能依靠國外進口糧食來解决問題。爲此，在確保十八億畝耕地紅綫的基礎上，還有15億畝鹽碱地可作爲後備耕地資源。按照水稻專家袁隆平院士的實驗，他認爲，如果改造其中1億畝的鹽碱地，備産水稻300公斤，則有望每年能增加養活8千萬人口的糧食産量。從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確立了“以我爲主，立足國内，確保産能科技支撑”的糧食安全戰略，提出了“穀物基本自給，國糧絶對安全”的新糧食安全觀，先後出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支持糧食生産政策措施，糧食生産綜合能力穩定上昇，實現了國糧安全自給，穀物自給率保持在95%以上。而從2008年起，先後成立了國家及各省份、城市和縣三級糧食儲備局，從體制及政策上切實保障糧食安全和應急供應。而中國鄉村振興戰略是黨的十九大提出來的一項重大戰略，它關係到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全局性、歷史性任務，是新時代“三農”工作的總抓手。有此重大戰略的逐步實施，我國舊時代留下的“三農”問題當會得到進一步的化解，尤其是民以食爲天的糧食問題更不在話下。

　　但是，據《人民日報》2019年5月11日的資料雲：從全球最大糧食産區對比可耕地（千平方公里）來看，中國、印度、歐盟和美國分别是1086、1579、1091和1631。其中，每百萬噸大米用地，中國、印度、歐盟和美國分别是208.1、169.5、3.1和9.2，小麥分别是134.3、98.5、150.2和47.3，玉米分别是257.3、26.0、60.9和366.2。這可以看出，我國總體上雖是最大的糧食生産國之一，但要讓14億人吃得好還有一定的差距，需要通過持續的改革發展中長期問題的機遇與辦法，“緑色農業”“高效農業”應是重要的方面。同時，要在穩住糧食生産中對大量閒置地、浪費地、撂荒地、衰竭地、粗放用地等進行整治，對大量的鹽碱地進行土壤改良，對環境污染進行治理，使這些多年沉睡荒蕪的土地成爲糧食生産的沃土。還要充分運用市場機制加大盤活存量耕地和低效農用土地，深入推進科技創新，將低産田改造成高産田。總的來説，我國應着力提昇國家糧食安全的能力，增强政策穩糧的能力，增强産業興糧的能力，增强科技强糧的能力，同時也應增强海外謀糧的能力。

　　爲什麽説，我國糧食安全的能力、政策穩定的能力、産業興糧的能力、科技强糧的能力之同時，還要增强海外謀糧的能力呢？這是因爲，隨着14億人口消費水平的提昇，中國正在成爲全球第一糧食進口大國，糧食缺口在相對加大。如2017年，中國糧食進口就達1.3億噸，其中大荳和稻米進口量爲世界第一，2002年至今，中國的糧食進口量已增長了800%。在過去的三年中、玉米、小麥和大米的進口量都在翻倍增長。例如中國進口的5%的玉米，也相當於全球玉米交易的1/3或者將近一半。據農業部預測，到2020年，中國的糧食産量將上昇至5.54億噸，缺口將加大到1億噸以上，與此同時，中國的耕地面積在以每年40萬公頃的速度减少，這於確保糧食的安全是一嚴重問題。根據《2013年世界糧食安全指數報告》，西方國家佔領了全球糧食安全係數排行榜第一梯隊，中國僅位列第42位，大大領先於中國的，還包括糧食嚴重依賴進口的日本（18位）和韓國（24位）。這種情况説明，我們在海外謀糧以補缺是現實需要。再就是世界從來不太平，局部戰争經常可見，國内糧食生産與糧食貯備等方面一旦出現問題，無疑需要增强海外謀糧的能力。與此同時，難於預料的自然灾害和蟲害等的突襲，向海外謀糧的能力也必須增强，以便尋求救急的進口糧食。但美國著名外交家基辛格一針見血地説過：“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國家；如果你控制了糧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可見向外謀糧能力的增强，還得以國内糧食的自給爲主，才不至於受制於人，看人家的眼色行事。

　　再就是前面所説的，我國耕地面積在以每年40萬公頃的速度减少的問題，更應引起高度的警覺。我國的糧食雖有十八億畝保底紅綫，還有尚待改良的15億畝鹽碱田可以備用等，但原有耕地面積每年减少的速度這麽快，確實會對十八億畝保命田造成巨大衝擊。這在事實上既對國家糧食安全大計産生主要的影響。爲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國家對落後農村的、貧困農家的扶持力度是很大的。但從整個中國農村來看，尚有許多農民的丢荒地、耕地變建築用地以及因工業用地、擴建交通用地等的現實存在，加上種田成本高、糧價低，收入少於外出打工，缺少勞動力的空心村、老少村等已不是一時的傳聞而是真實的存在……要理順中國“三農”工作中的一系列存在問題，尤其是如何全面落實、真正貫徹十八億畝糧食安全紅綫的大計，並非輕而易舉之事。而從廣東來看糧食安全問題，上述全國性存在的問題或許會少些，但也不應掉以輕心。據2014年2月8日的《廣州日報》載：廣東從2005年到2014年的十年間，全省糧食消費增長了16.9%，約610萬噸，外購糧食數量增長了29.3%，約640萬噸。2014年，全省糧食産量爲1357萬噸，消費量約4220萬噸，外購糧食約2860萬噸，糧食自給率僅占32%。有人説，國内一盤棋，廣東有的是錢，靠購買外省或外國糧食是没有問題的。這種觀點值得商榷。遠的不説，2020年上半年全球性疫情發生至今，世界糧食問題便成了各國共同關注的大事。不少國家已宣佈禁止糧食出口，即使有錢也不一定能買到進口糧食。如果真的打起世界大戰，或中國受到外敵攻擊與入侵，問題則會更加嚴重。又假如國内産糧區遇到各種不可預測的嚴重風險，也不一定用錢就可解决全省的喫飯大事，近億人口的大省將處於被動局面。因此，應從全面貫徹、真正落實十八億畝糧食安全紅綫的大計出發，居安思危，抓好廣東省内糧食生産的一系列突出問題。

　　在大體瞭解新中國70年來“三農”工作尤其是糧食生産、糧食安全這一重點問題的基礎上，再來回顧陸精治先生大著《糧食學》所關注的民以食爲天的糧食問題，我們認爲有如下重要的啓示。啓示之一是，中國農民對於新中國的創立和建設，對於推動中國的現代化，作出了巨大的犧牲與貢獻。我們今天制定和實施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各種發展戰略及具體政策，都必須牢記“農”字，不能忘農，忘農即忘本。啓示之二是，中國農民是中國飯碗裏的糧食生産者、供給者，没有他們的辛苦勞作，民族的生存、發展與强盛，都是一句空話，因此不能忘農，忘農即忘本。啓示之三是，對於民以食爲天的糧食大計等一系列學術理論問題的研究，必須緊抓不放鬆，應在前人初步探討的基礎上，作出更爲科學、更爲經世致用的成果。其中，陸精治先生在早年撰寫的《糧食學》大著，如果説開創了以糧食爲主的嶄新學科是個起步，更加全面、系統、完善的“糧食學”將有助於持續解决中國民食問題這一大計。啓示之四是，更加全面、系統、完善的“糧食學”這一學科的持續研究，必須認真借鑒世界先進國家和地區的科學成果，爲我所用，爲我所成，充分展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以上四點簡約的啓示，正是我們對陸精治先生於20世紀30年代首創的大著《糧食學》作出今介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