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湃（1896-1929）爲了黨和人民的革命事業而壯烈犧牲，屈指已51週年了。每當看見62年前他和我們在日本留學時的那張照片，我的思緒就如大海的波濤，久久難以平静下來……

　　（一）成城初識

　　1917年上半年，彭湃由廣州東渡日本留學，先在東京神田神保町十番地中華留日基督教青年會館寄宿，並在該地的成城學校學習。成城學校是間專爲中國留日學生開設的預備教育的場所，主要是補習日語，兼以其他各種課程的基礎訓練，學制約爲一年之久，中國的許多留日的文科學生，大都曾在此間學校補習過功課。正是在這間補校裏，由於朋友黄霖生的介紹，我才初次認識了彭湃，那是1917年9月間的事了。

　　黄霖生是廣東台山人。1917年上半年與我同行赴日留學，後又一起於1921年夏末回國。彭湃在海豐任教育局長期間，他曾應邀前往海豐任教，是彭湃早年的好友之一。抗戰期間，黄移居香港，大部時間以教書爲業。他們是在日本才認識的。那時從黄的口中，我聽説過關於彭湃的一些事情，知道彭湃是海豐縣人，年紀與我們相同，據説在家鄉曾把配祀民族英雄文天祥的駐軍統領林某的石碑浮雕像敲掉了大鼻子，因此鬧了一場風波。這件事，使我對尚未謀面的彭湃産生了敬仰之情。

　　不知不覺地，到了1918年4月末，彭湃和我們即將結束在成城學校的補習期，都面臨着今後的去向問題。按當時補校學習的情况來説，我們一般均能用日語進行交談、閲讀和書寫，這對於進一步學習各種專業就有了較大的方便。但是，選擇什麽專業比較合適呢？我們三人却有各自的興趣和愛好。由於彭湃平時較重視各種社會主義理論的學習和研究，他便决心攻研政治經濟學方面的專業。他説：“我選定此類專業，爲的是將來研究我國的政治經濟，與同道者一起，竭盡全力，秉志改革，方不負遠涉重洋，到此求學之初願。”1918年9月間，彭湃終於考進了日本著名的私立大學——東京早稻田大學，成了該校專門部政治經濟科的學生。

　　（二）國耻留照

　　1918年5月16日，當時的段祺瑞政府秉承其日本主子的鼻息，在北京簽訂了《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這個協定既是中日反動派勾結在一起共同對付蘇俄的十月革命，又是賣國政府甘心投靠日本而日本則借此進一步控制中國的罪惡條約，因此激起了愛國志士的義憤。

　　在此之前的4月末、5月初，我們中國留日學生便獲得了這一協定的秘密消息，於是進行了集會和散發傳單等項抗議活動，並組織學生救國團，旨在呼唤國人，警告日方，不使密約變爲事實。時值中華民國“五·七”國耻三週年紀念前夕，當留日學生救國團的幹事在神田的中國飯館“維新號”召開秘密會議時，被日方發現，因而受到無理干涉和人身污辱，並由日警將幾十名學生救國團幹事捉去神田警署，投進臨時監獄，一一搜去幹事們身上的所有財物……

　　爲了營救這些被無理扣留的學生幹事，彭湃和許多留日學生聞訊趕到神田警署門外，一直等到天明，强烈要求日方無條件地釋放被捕者。日警迫於被捕者的據理力争和聲援者的强烈呼號，終於把捉去的學生幹事一一釋放。事後，彭湃對日警亂抓我學生幹事的作爲十分氣憤，他説：“日本之自由、民主，何不忍吾輩之正當呼聲，而動拳脚於白日，置華人於動物無异？！”在他的提議之下，我們凑了一些錢，買了許多樣藥物和水果之類的東西，到此次事件中受日警毒打致傷的一些幹事那裏去慰問。

　　由於段祺瑞賣國政府根本無視國人的抗議和阻撓，《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終於成爲事實。5月10日這個日子，又成了段祺瑞賣國政府給國人帶來羞耻的日子。留日學生面對這種局勢，雖奔走告急，悲痛無比，也莫可奈何。也就在這一天上午，彭湃親來找我和黄某兩位朋友外出照相。我和黄霖生都曉得，他平時是極不愛照相的，更不曾主動提出過，唯獨這一回例外。因此，我們都有點懷疑，加上正是大家心情極爲沉重的時節，他偏偏要照相，豈不是怪事？彭湃見我們沉默不語，就説：“兩位有所不明，今日三人留影，只在紀念國耻，走吧。”經他這麽一説，我們才明白他的用意，便一同出去照了一張相。當時，我們把它叫作“國耻紀念”相，寫明“民國七年中國軍事亡國協定被迫簽訂之日，特合攝此‘國耻紀念’以示國仇之不忘”數字，作爲終身難忘的紀念。

　　當時，留日學生救國團及時地發出了全體留日學生罷課回國，以示對日强烈抗議的决定。於是，留日學生2000多人便先後回到上海、北京等地，並在上海設立救國團總部，在北京設立分部，在各省設立支部，與國内各地人士聯合請願和進行各種救亡活動。在這一年的5月下旬，彭湃和我們一同回到了廣州。

　　（三）救亡在粤

　　彭湃回到廣州，日日奔走於拒約救亡的活動之中，並參加了《留日廣東學生同鄉會宣言書》的起草工作。

　　一天晚上12時左右，彭湃來到我在廣州的住處，我幾乎認不出是他了：只見他那烏黑的頭髮亂哄哄的，兩個眼膜布滿了血絲，身上穿的那套學生裝不時發出難聞的汗臭，而且沾上了許多油污，簡直成了一套工作服。要不是那雙炯炯有神的眼睛和那張寬厚含蓄的大嘴，我定會把他當作一個不折不扣的“乞丐”看待的。他見我愕然地打量着他，便説：“有什麽吃的，請拿來，快餓昏了。”我急忙到厨房給他找吃的。不巧得很，只有冷稀粥，又没有剩菜，使我爲難極了。但他却笑着説：“謝謝上帝，你忘了我是潮汕人，那裏的老百姓，哪家不是喝稀粥的？”於是，他便狼吞虎咽起來，不一會兒，把三大碗冷稀粥喝個精光。洗完澡，他要過我那套學生裝穿在身上，一邊扣紐一邊風趣地説：“我那套給你作‘扺押’，再不够，那褲袋裏還有一包‘寶貝’，算我先‘孝敬’你了！”説完就要出去。我見他累成這個樣子，不忍他走。他説：“還有人在等我開會，不然，明天就没戲唱了。”他終於走了，頎長的身影一忽兒融進了凌晨的廣州街巷之中……

　　第二天一早，我想把彭湃换下的衣服洗乾净，發現褲袋裏確有一包東西——昨晚只不過是個玩笑，難道真是一包什麽“寶貝”嗎？我小心地把紙拆開，一看，原來是一份油印的《留日廣東學生同鄉會宣言書》，太好了！

　　要寫一份宣言書的事，廣東留日學生是一致通過的，想不到這麽快就出來了。我迫不及待地一氣讀着。《宣言書》以《中日陸軍共同防敵協定》的二十條爲事實根據，深刻地揭露了日本亡我的狼子野心，同時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主義精神，激勵人們奮起扺抗，真是洋洋數千言，字字血泪成，讀之令人撕裂肝膽，聲泪俱下。它的確表達了留日學生拒約救亡迫切心聲，表現了留日學生們極爲高尚的愛國熱忱。難怪彭湃那晚是那樣地風趣，那樣地匆忙，這是工作的意義，工作的歡樂，使這個不知勞累的年輕人感到内心的充實和自豪的原故。

　　彭湃在廣州活動一陣之後，就回到故鄉海豐縣，在那裏組織學生開展拒約救亡的宣傳工作。由於北洋軍閥政府的壓力，大部分留日學生不得不重渡東洋。彭湃是在同年6月中旬重返東京的。6月底，早稻田大學開學，他便遷居神田公寓松葉館，也從這個時候起，我們就不在同間學校學習了（因我考進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但彼此見面機會較多。每次見面時，彭湃總是興致勃勃地給我們講述一些政治經濟學方面的問題，有時講得既生動又活潑。在他的影響下，我和黄霖生也不知不覺地對這門功課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有好幾回，我們還跟着彭湃到早稻田大學去旁聽有關的講課。彭湃學的專業是政治經濟，但對農學理論也有着較大的興趣。在我們之間，經常談論的話題之一，便是政治經濟與農學理論。

　　（四）車站擊章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會在法國的凡爾賽宫正式開場。美、英、法、日等帝國主義列强全都野心勃勃地力圖按照自己的意志來瓜分戰後的世界。在這場醜惡的争奪與勾結之中，作爲戰勝國的中國的權益却遭到無理的踐踏。當時反動的北洋軍閥政府不僅不據理力争，反而在幕後與日本帝國主義幹了許多見不得人的賣國勾當，甚至迫使我方出席和會的代表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因此更加助長了帝國主義列强在這個分贜會議上的囂張氣焰。消息傳來，彭湃和大家一樣，在那些日子裏，他吃不下飯、睡不着覺，到處打聽有關巴黎和會的情况，密切注視着有關事態的發展變化。

　　到了1919年4月中旬的一天早上，彭湃從中國駐日公使館一位同情學生愛國活動的館員中，探實賣國賊章宗祥將於當日下午從東京乘火車回國述職的消息。於是，他便約了一批同學，設法擠進火車站月台，專候章賊上車時舉行示威抗議。這天下午5時許，當章宗祥大摇大擺地經月台上車時，早已站立在旁的彭湃兀地揮起一拳，直向章賊的背上打去。此時，我和同學們跟着舉起拳頭，憤怒高呼：“打倒賣國賊！”“打倒章宗祥！”“還我山東權益！”……口號聲、怒駡聲響成一片，整個車站月台群情鼎沸。隨着口號聲、怒駡聲的此起彼落，我們又把早已準備好的一支支小白旗從懷中取出，像紛紛揚颺的雪片，擲向章宗祥的身上。那些小白旗上，全寫滿了痛斥賣國賊的口號。章宗祥事先没有準備，被這突如其來的驚險場面，嚇得抖成一團，面如死灰，要不是幾個隨員在慌亂中將他扶定，就連抬步上車的勁兒也嚇跑了。彭湃和同學們不停地呐喊，不停地丢小白旗。當章賊溜進車厢時，小白旗也一支支地“追”了進去……

　　這一次，是留日中國學生在日本與賣國賊進行的面對面的示威鬥争，也是留日學生在巴黎和會外交失敗以後對北洋軍閥政府的憤怒抗議。對於彭湃來説，從在家鄉敲掉反動軍閥石碑浮雕像的鼻子，到拳頭擊在賣國賊的背上，這决然不是感情的一時衝動，而是在日本耳聞目睹了許多忍無可忍的事實之後，對賣國的反動政府無比痛恨的思想昇華。車站擊章之後，我們問他爲什麽敢打章賊，他説：“章宗祥名爲駐日公使，實則替日本人辦事，做日本人奴才，置國家民族權益於不顧，親與日本人共謀密約，賣國求榮，千古奇臭，非擊其背，剮其身，啖其肉，不能泄我心中憤恨於萬一也。”又過了一日，他把章宗祥在車上的狼狽相畫成一幅漫畫，同學們看了個個拍手稱妙。有幾位同學受到這幅漫畫的啓發，把北洋軍閥政府裏幾個臭名遠揚的賣國賊，如曹汝霖、陸宗輿等人的“尊容”，也畫了出來，在私下裏輪着看。還有的同學在這些漫畫上寫了幾首打油詩，揭露諷刺賣國賊們的醜惡嘴臉，一時傳爲笑談。  

　　（五）危難相扶   

　　1919年4月，原是日本皇太子成年冠禮與日本奠都50週年紀念節，因竹田駙馬病故，日本當局决定將這兩個節日改在5月7日和9日。然而，5月7日這一日是4年前日本迫使我國在“二十一條”上簽字而發出最後通牒的日子，5月9日則是我國屈服日本“二十一條”無理要求的日子。這兩個日子，正是我們的“國耻”之日，日本却在舉國慶賀他們的“國榮”。且巴黎和會我國外交的節節失敗，使身處日本的我國留學生們備感羞憤難容，便决定在5月7日召開“國耻紀念大會”，並討論挽救山東權益的方法以及向各國駐日公使館遞交宣言書。

　　就在這時，我國反帝反封建的偉大的“五四”運動爆發了，留日學生更加緊了“國耻紀念大會”的準備工作。由於日本當局明令禁止各處租借地方給我們作會場，學生們只得向駐日使館“進軍”，因此選定了通向我國駐日使館葵橋電車站和三宅坂電車站兩條遊行路綫。

　　5月7日下午1時許，彭湃和我們一起趕到葵橋電車站。那裏早已擠滿了黑壓壓的人群。他們都是前來參加大會遊行的各校留日學生，約有一千五六百人，早在等候着統一出發的時間到來。2時左右，隊伍準時出發了。只見浩浩盪盪的人流之前，數杆白布大旗迎風招展，大旗上書“五七國耻紀念”“直接收回青島”“打倒軍國主義”和“保持永久和平”等醒目的大字口號。大多數同學的手裏，都揮動着一支小白旗，隨着口號聲一起一落，整個遊行隊伍活像一條白色的長龍，十分威武壯觀。

　　當遊行隊伍經過美國、瑞士和俄國等駐日使館，行至我國駐日使館門前時，情况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約有八九百名全副武裝的日本憲兵警察，一面把所有通向使館的路口堵死，一面展開長蛇陣，把遊行隊伍分段包圍起來，然後如狼似虎地用警棍和皮鞭向我們猛打、猛抽、猛冲。許多同學當場被打倒在地，憲兵警察則縱馬而過，馬蹄紛紛落在他們的身上……

　　就這樣，遊行隊伍被冲散了，無法再行集合開會，便設法奪路突圍，往日比谷方向匆忙撤退。然而，憲兵、警察却尾追不放，被追上者則遭拳打脚踢，捕捉而去。當時，有一女同學面帶鮮血，正在呼號救援，彭湃見狀，毫不猶豫地跑回來，扶住那女子。就在此刻，兩個警察飛馬而過，兇神惡煞地吆喝着。眼看大家都逃不脱一陣毒打，彭湃果斷地對黄霖生和我説：“快，排成一隊，擋住他們，讓她快走！”那女生剛剛離開，警察就上來了。彭湃怕我們兩個遭打，用力把我們推向後面：“快跑！”話音剛落，只聽得“嗦！嗦！”的皮鞭聲，刀子般落在他的頭上，頓時鮮血直流。黄擔心彭湃落入虎口，便縱身向前一跳，護住彭湃，厲聲對我説：“快拖走他，我頂着，快！”情况既這樣危急，我只得離開黄，慌亂地架着被打得昏昏然的彭湃往撤退的方向而去。然而，黄却被兩個警察挾住了，他拼力反抗，也奈何不得，結果被捆綁起來。警察又打、又拖、又駡，好不容易才將他拉進警署，後又投進臨時監獄關了起來……

　　5月7日傍晚，正是東京沉浸在燈紅酒緑、節日之夜的狂歡時節，彭湃和我却拖着疲倦的身子，好不容易才回到他的住處。我扶他躺在床上，用温水替他擦洗傷處。他的手、足有幾處皮破血出，尚不打緊，緊要處却是頭部受擊最力，頭皮破裂，半邊腦袋發麻，耳鼓嗡嗡作響。我在他的公寓裏臨時弄了些藥物給敷好，就讓他静静地休息。

　　當是時，許多同學都陸陸續續地回到住所。據他們初步統計，參加此次遊行約共3000人，另一路從三宅坂電車站集合出發的我國留日學生的遊行隊伍也遭到類似的破壞和踐踏。很明顯，日本當局對於我們此次活動是早有防範和對策的。他們的警察和憲兵幾乎傾巢出動，打傷我們數百人不算，還抓去我們四五十人之多，這是較之1918年“國耻紀念”前所發生的後果還要嚴重。留日學生對此豈能善罷甘休？於是，大家一面設法營救被捕同學，一面分派代表回國向各界披露這些事實，進行愛國的宣傳活動。

　　眼見志士流血被捕，彭湃心潮逐浪，義憤難平。在5月7日深夜，咬破右手食指，蘸血在一片白布之上疾書“毋忘國耻”四字，要我即日寄回海豐他的母校，讓大家記住國耻，激勵壯志……

　　第二天一早，彭湃不顧自己體傷身弱，堅持要同大家一起去探望被捕同學，没辦法，我們只得由着他，便乘車來到神田警署。在那裏，我們得不到理睬。又徑自去我國駐日使館，提出一定要見到代理公使莊景珂，面呈迅速釋放被捕學友的要求。其時莊景珂又閉門躲避，不予接見，同學們就在使館門前静坐示威，又被護衛使館的憲兵和警察着力驅散。後經多方干涉，被捕學生大多數（約23人）終於在8日晚離開監獄，釋放歸來。據這些同學所雲，日本警察將他們捉去之後，進行種種嚴訊和虐待，但同學們認定愛國無罪，絶不退讓。黄霖生也在這時獲得了自由。朋友們相見，分外親切。彭湃熱烈地握住黄的手，激動得説不出話來。他看見黄頭青眼腫，遍體鱗傷，眼泪便簌簌地往下掉。這是我們多年共處，第一次看見他在流泪。彭湃把自己的外衣脱下，輕輕地披在黄某身上。一連幾天，他都守護在黄的房裏。黄十分過意不去，説：“你自己受的傷也不輕，得好好休息才對呀。”彭湃裝出滿不在乎的樣子答道：“我只擦破了點皮，已經没事了。比起你以及那些尚未出獄的同學來説，我這點傷算得了什麽？”

　　是的，我們還有一些同學尚未出獄，彭湃同大家一樣，都在記罣着這些受折磨的人。直到5月13日晚，神田的臨時監獄才把另外5位同學釋放出來。其餘7人，則遭日本當局的無理起訴、審判，徒刑從3個月到10個月不等。這是我們以後見到的情况了。

　　就在這一年的5月下旬，彭湃在精神稍愈之後即再次離開東京，由上海回到海豐縣，組織白話劇團，主演救亡節目，查抄各種日貨，把海豐學生聯合會搞得熱火朝天，深受當地群衆的歡迎和稱頌。

　　（六）追求真理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的資本主義急速地發展，同時也急速地暴露了因此而來的各種社會弊端。當是時也，又值民主之勢滔滔而至，日本的社會主義運動也趁着這個潮流急速地抬起了頭。在東京，“黎明會”“新人會”相繼在社會上、大學裏誕生，因此引起右翼團體“浪人會”和“黑龍會”的激烈反對，結果發生了許多公開的辯論鬥争。同時，由於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勞資之間的矛盾日趨尖鋭，加上出兵蘇俄，使國内人民陷於飢餓和不滿之中，工潮、農潮頻頻發生，這就給日本的社會主義運動造成了許多有利條件。同時，1919年4月1日以後，日本當局爲適應國内外政策的需要，實行了新的大學法令，對學生的思想控制有所放鬆，加之早大是私立大學，學生們的思想控制的程度較之其他大學更爲薄弱些。因此彭湃在那裏接受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思潮和參加各種活動也就較爲方便。

　　1919年9月，早大學生發起組織的“建設者同盟”成立，彭湃便加入了這個組織，開始了對社會主義諸家學説和思想較爲系統的學習和研究。不久，他又加入了“勞動者同情會”，經常幫助勞動者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這個時候，彭湃開始和日本社會主義運動者土界利彦、大杉榮等有過接觸和交往。土界利彦是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先驅者、社會黨的創始人之一，早年譯過《共産黨宣言》，大杉榮却是個無政府主義者，譯過達爾文的《物種起源》。這兩個人在當時的日本較有聲望，在青年中更有影響。我們在一起度過休息日時，彭湃就給我們斷斷續續地介紹土界利彦、大杉榮等人的一些事情。每當這時候，他的神色莊重、虔誠，語氣中還帶着崇拜的成分。當時，我們搞不清日本社會主義運動中的許多流派及其狀况，更没有同那些人物有過直接的會晤，聽他這麽一説，也約略同情起土界利彦和大杉榮等人來。在今天看來，無政府主義是同馬克思主義背道而馳的，我們不僅不應信仰它，更應同它作徹底的鬥争，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在那個時候，由於社會歷史以及各種條件的限制，彭湃在同各種社會主義的理論接觸中，受到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影響，這又是不能苛求於他的。總的來説，那時彭湃的思想正處於一個比較復雜、曲折的過程，因此良莠難分，泥沙俱下。然而，不管怎樣，有一條是難能可貴的，那就是只要能够救國救民，他都認爲是可取可行的。在他後來的革命實踐中，一旦發現無政府主義思想行不通時，他便毅然加以摒棄，而轉向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事實上，彭湃自十月革命之後，就一直向往着蘇俄。他對土界利彦翻譯的《共産黨宣言》還有河上肇的《社會主義研究》等書極感興趣。爲了吸引更多的同學來學習這些理論，彭湃又同學友李春濤一齊發起“赤心社”這個組織。據我所知，“赤心社”的宗旨，便是以《共産黨宣言》爲“母本”，以蘇俄革命爲“先聲”“赤心報國”“匹夫有責”——故名“赤心社”。之後，還不定期出版過《赤心》刊物。同年11月間，彭湃又加入了土界利彦等在東京組織的“宇宙社”。它是好幾個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等各種思想傾向的人所組成的國際性團體。由於這種情况，彭湃開始受到日本當局的暗中監視，因此成了黑名單上的一位“危險分子”。

　　1921年5月中，彭湃剛剛考完畢業試，就得到祖母病危的消息，家裏催他速回探望，他只得辭别諸位朋友，匆匆起程回國。當滿載着旅客的輪船漸漸消失在茫茫無際的海天之中時，站在碼頭上送行的友人却悠然地産生了無限的惆悵。是的，我們和他結識在遠離家鄉的异國土地上，屈指間經過了4個年頭，這是多麽值得紀念的歲月。在那些日子裏，我們曾經一同學習，一同玩游，一同聊天，一同參加拒約救亡的許多活動。也在那些日子裏，他把許多的精力都用在課外社會問題的學習和研究之上，從而得到了許多意外的思想收穫，并且帶給我們多麽大的啓發和幫助啊。彭湃在日本早稻田大學3年的功課，從成績上來説，並不是很突出的。然而，他是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和最大的追求去探索人生的道路，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在這方面完全可以説彭湃已經勝利地完成了留學日本的任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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