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高氣爽，廣東社會學學會“三農”研究專業委員會在華南農業大學舉行换届會議暨“農村社會建設與社會工作”學術研討會，將促進本會“三農”研究專業委員會在回顧上届工作的前提下，更加扎實地開展新一届的工作，更加扎實地爲我省、我國的“三農”建設、社會建設與社會工作作出新的努力與奉獻。

　　廣東社會學學會“三農”研究專業委員會於2006年成立，是本會多個專業委員會之一。發起成立這一專委會的是廣東社會學學會和華南農業大學的部分骨幹，其成員大多數是省内院校、黨政機關和研究部門中從事“三農”探討的理論工作者與部分基層單位的實際工作者。上一届的工作充分表明，廣東社會學學會把“三農”專委會設在華南農業大學這一百年名校内，並使之成爲廣東“三農”問題研究的組織者和推動者之一，是經得起實踐驗证的。我謹代表廣東社會學學會表示衷心的敬意！

　　我們知道，“三農”問題一直是中央最爲關心的重大問題，這些年的第一號文件，都是關於“三農”方面的；現在要開展社會建設和社會工作，農村的問題尤其重要。

　　不講别的，僅從中國耕地情况來説，死保18億畝的底綫、人均1.38畝的底綫、僅爲世界人均水平40%的底綫；在廣東，人均耕地僅占全國的29%，只有0.41畝。這是必須引起國人和粤人高度關注的大事。民盟廣東省委的調研指出：我省每年的糧食需求3800萬噸之多，但每年只産出1400萬噸，缺口高達2400萬噸。造成這一現象有許多原因，主要是耕地面積在近30年來幾乎减少了一半。廣東糧食缺口那麽多，正如華南農業大學學者胡新艷所雲，自給率只占35%，65%要靠外購（其中68%靠外省，32%靠國外進口）。上述廣東兩組數據雖不完全一致，但都説明我省面臨耕地與糧食的嚴重問題，特别在世界糧食原本一直緊張的背景下，一旦天灾人禍，進口被卡、外購無路之時，廣東1.05億人口該怎麽活法？這説明“三農”專委會對諸如此類重大問題進行社會學研究的重大責任，就是説，能爲廣東或全國留下“三農”探索的足迹是項值得稱頌的功業。

　　在廣東，一批“三農”研究的老前輩己爲我們樹立了學術的榜樣。其中有一位叫鄧植儀（1888—1957），東莞人，於1935年擔任中山大學農學院院長，與彭家元先生合著的《土壤學》標誌着我國土壤學學科體系的創立。

　　土壤是人類從事農業生産的重要物質基礎，是人們衣食的源泉，我國早在《禹貢》一書中就將當時九州的土壤類型、地理分佈和土地分級作了記述。但近代以降，我國科學文化發展速度和水平遠遠落後於歐美各國，就土壤科學而言，19世紀中後期國際學界已進入蓬勃的發展時期，並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然而在我國，直到上世紀的20年代前後，隨着一些農業專門學校的創建（如京師大學堂農科大學、廣東的農業專門學校及中山大學農學院），近代土壤學才得以在我國開始傳播。以鄧植儀老前輩爲代表的土壤學無疑是廣東人的光彩、中華民族的光彩。他的事迹在2011年9月15日《南方日報》“廣東老學人”專欄中作了長篇介紹，其人其事對“三農”研究的同仁大有鼓舞和啓迪。

　　借此機會，我還要講一下“三農”研究的另一位先驅陸精治（1896—1986）。他是南海人，解放後一直任廣東省政府參事，主要從事農書的日譯。他早年與彭湃留學日本，彭在早稻田大學攻經濟，陸在帝國大學攻農科，並成爲同年好友，一起參加日本左派活動和國内“五四”運動。畢業後，前者成爲轟動全國的海陸豐農民運動的著名領袖，後者則從事基層農業方面的工作。

　　因上世紀70年代末，中央黨史辦和省委黨史辦在專門研究彭湃歷史中缺少日本時段的史料而找到彭湃友人中唯一健在的老人陸精治，關於他與彭湃的結誼和一起參加“五四”運動的回憶就是在那時傳開的。

　　他於1980年中便寫成《回憶彭湃留學日本》的文章發表在《羊城晚報》，詳細的則在多家刊物連載，後被收進廣東省委黨史辦、中央黨史辦相關文獻中。但包括這些文獻采集時及前後許多歲月，陸精治老前輩却從未提及他寫過重要影響著作的《糧食學》之事。

　　只是在他逝世24年後即2010年9月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在美國和廣州的親屬們才從網上看到至今還在銷售這部著作的信息，便馬上花上幾百元，如獲至寶地網購影印本。我認爲，這部著作不僅於當時也於當今均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和文化價值。

　　此前，即在1925年他29歲時所寫的《改進廣東全省農業計劃》一書，由上海三民書店出版發行，這可説是廣東第一部關於改進全省農業狀况的設計。後在1930年35歲時，他又寫出《糧食學》即《中國民食論》上下册的大部頭，由上海啓智書局出版發行。這應是作者在前書基礎上的中國第一部專論“民以食爲天”的糧食學巨著。它的體系架構宏大，從古今中外的糧食問題講起，涉及諸多與“三農”緊密相關的學科知識，真實地反映了當年民不聊生、餓殍遍野的國情，從而提出高度重視糧食問題以及化解中國糧荒的對策。

　　陸氏這部代表性著述，先後引起廣東和中國當局的極大反應，一批國民黨高官包括胡漢民、於右任、王寵惠、焦易堂、譚延闿、黄霖生等，或爲序，或題詞，或捐資支持出版，並給予很高的評價。

　　不過，也因有這些“反動派”高官的評價，解放後便成爲作者保護自己和家人安全而一直未能公開的“秘事”，家人一直都不知這部代表作問世已有80餘年之久，今人更無從瞭解這部著作的情况，廣東相關方面的史籍也根本没有提及此事。現在終於有了這部著作的影印本，很希望有熱心者進行研究。

　　今天也巧得很，正是鄧植儀老前輩探索《土壤學》成就重新宣傳的一週年，也是陸精治老前輩探索《糧食學》壯舉重新發現的兩週年。這兩位老前輩分别在《土壤學》（1935年）和《糧食學》（1931年）上的率先創建，如同廣東該領域和其他領域的一批老前輩一樣，身上都秉有嶺南文化敢於和善於天下先的優秀品質和學術精神，更是從事“三農”研究的理論工作者和實際工作者學習的楷模。

　　我在這裏所講的上述舊事，是想説明：在“三農”領域作出過努力，不管你的文章或著作發表在哪裏，名報名刊名社也好，平常報刊出版社也好，都不必介意，只要有用，歷史是不會忘記的，遲早都會被他人或後人重視、發現而成爲人類的知識財富之一，成爲“造福鄉梓”“造福世人”的利器之一。因此衷心地祈願廣東社會學學會“三農”研究專業委員會的同仁，在新時期認識世界、傳承文明、創新理論、咨政育人和服務社會方面，“路遥知馬力”“出水才看兩腿泥”，不爲一時之權勢和名利所阻，不爲一時之困境和冷遇所阻，不爲一時之高低評價和獲奬與否所阻，自覺自信地爲“三農興則國家興”的“三農”（不光是農業）現代化而持續地發出應有的光和熱。

　　最後，祝换届會議和研討會開得成功，祝大家國慶、中秋歡樂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