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馬克思主義在廣東傳播

　　廣東作爲中西文化交流最早省區，對馬克思主義的接觸、瞭解及其在廣東的傳播也不例外。首先是廣東先進分子接觸馬克思主義，繼從廣東向其他省區傳播。

　　中國最早接觸馬克思學説的，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流亡海外的廣東資産階級革命派和改良派人物。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於1896年至1899年流亡歐洲時，就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他們的活動。1903年秋，他流亡東京之際，曾與日本《共産黨宣言》的譯者幸德秋水就社會主義問題交换過意見。1905年春，孫中山又一次到歐洲，訪問了設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的第二國際書記處及其領導人，要求接納他的組織加入第二國際。1912年10月，孫中山到上海社會黨總部，以《社會主義及其派别》爲題，連續演講了三天，盛贊馬克思的《資本論》“發闡真理，不遺餘力”，把馬克思的“資本公有”與美國亨利·喬治的“土地公有”相提並淪，謂二者皆“實得社會主義之真髓”。1902年，樑啓超在《新民叢報》第十八號上發表《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説》一文，提到：“麥喀士（即馬克思），日耳曼（即德國）社會主義之泰鬥也”。樑啓超同是較早接觸歐洲社會主義思潮的人物之一。

　　最早爲中國人民介紹馬克思的生平及其學説的，是廣州的同盟會員朱執信。他以筆名“蟄伸”，在1906年《民報》第二號發表《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列傳》，簡要介紹了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共産黨宣言》、《資本論》等著作要點，期望我國人民對馬克思的學説有所借鑒。1912年他又在《新世界》雜誌第二期發表《社會主義大家馬兒克之學説》，盛稱馬兒克（馬克思）爲“世界之造時勢者”；“《共産黨宣言》又不啻20世紀社會革命之引導綫，大同太平新世界之原動力”；“吾黨所宜崇拜之、景仰之”，故將其行爲與學説“紹介於吾同黨、吾同胞，知所信從而知所則效焉”。

　　1906年，另一同盟會員廣東惠陽人廖仲愷，也在《民報》第七號和第九號發表譯文《社會主義史大綱》和《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字裏行間表達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同情和對無政府主義的鄙薄。《民報》雖在日本出版，在廣東却頗爲流行。

　　“五四”以前，最早譯介馬克思學説值得一提的，還有廣州出生的趙必振（湖南武陵人）。趙早年留學日本，從1903年起，陸續翻譯了日本學者福井準造的《近世社會主義》和幸德秋水的《二十世紀之怪物——帝國主義》等書；前者是我國最早譯介馬克思學説的譯者，直到現在中山大學圖書館還保存有該書當年的版本。

　　馬克思主義在五四愛國運動以後才得以在中國廣泛傳播，這是因爲一方面由於中國民族工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獲得了空前的發展；中國工人階級也伴隨着迅速成長，出現了二百萬以上的産業工人隊伍，從此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生根發芽有了客觀的社會基礎；另一方面也由於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引起了中國和全世界勞動人民的無限驚奇和向往，這就爲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創造了空前有利的外部條件。俄國十月革命的第三天（1917年11月10日），孫中山革命民土派的《民國日報》，開始報導震驚世界的“俄國大政變”。接着廣州《中華新報》也於11月23日刊出了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並於26日發表短評，預言俄國革命對中國的影響，將“較他國爲尤甚”。1918年春，蘇俄政府一反沙皇時代的侵略政策，宣佈取消沙皇政府與各國訂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爲此孫中山致電列寧，表示對俄國革命“十分欽佩，並愿中俄兩黨團結共同鬥争”。

　　五四愛國運動高潮期間，在廣州的湖北籍國會議員劉伯承（後爲中共早期黨員）等創辦《唯民》週刊，頌揚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該刊第一捲第4號發表玉齋（胡相舜）的文章《俄國波爾失維克之新寫真》，記述一瑞士醫生的游俄見聞，客觀地報導了蘇俄政府在工、農、商業、法制、文教等方面的措施。

　　如果説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使廣東人民在現實世界中開始看到馬克思主義破霧而出的陽光，那麽，留日學生楊匏安（1896—1931年）則爲廣東人民帶來了馬克思主義這一集人類真知大成的智慧之果。

　　楊匏安，廣東香山縣北山村人（現屬珠海市），早年遊學日本横濱，開始接觸當時流行日本的社會主義思潮。1916年回到廣州。在五四愛國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潮流的影響下，他從1919年6月至12月底止，在《廣東中華新報》上，以《世界學説》爲總標題，發表了40多篇譯述文章，包括《唯物論》、《社會主義》、《共産主義》、《馬克思主義》等政治論文章。廣泛介紹了西方美學、哲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的各種流派。其中最長也是最主要的一篇《馬克思主義——稱科學的社會主義》，從1919年11月11日起，連登19天，與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下半篇，差不多同時問世。楊匏安這篇署名“匏庵”的文章，熱情地歌頌了馬克思創造科學社會主義的豐功偉績，開頭盛贊：“自馬氏出，從來之社會主義，於理論上及實際上，皆頓失其光輝，所著《資本論》一書，勞動者奉爲經典，而德國社會民主黨，且去來查爾（拉薩爾）而歸於馬氏；在近世社會黨爲經，以革命思想爲緯，加之以在英法觀察經濟狀况之所得，遂搆成一種以稱爲科學的社會主義也。由發表《共産黨宣言》書之1848年，至刊行《資本論》第一捲之1867年，此二十年間，馬克思主義之潮流達於最高，其學説也於此時大成”。

　　楊匏安這篇文章以主要的篇幅介紹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階級鬥争論和剩餘價值學説。文中着重指出：生産力是一切社會的變化之“最高動因”；任何社會的政治、法制和精神搆造的變化，皆必隨經濟基礎的變化而變化。如果生産力受束縛，其結果必然發生社會革命。他還指出，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以辯證唯物主義和唯物史觀爲基礎的。唯物論和唯心論是根本對立的；唯物史觀“爲極有用之史學方法，又爲空前的社會哲學”。

　　楊匏安還指出，資本家掠奪工人的“餘工餘值”（剩餘價值），是近代社會發生階級衝突的根源；解决這一矛盾的“唯一方法”，是工人階級起而取得國家權力，改一切生産工具爲國有。文章最後的結論是：因此，“資本家的生産方法，在社會生産方法中，乃是采取敵對形式之最後者”，階級鬥争亦隨此生産方式的消滅而“同時告終”。

　　在廣東繼楊匏安之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是陳獨秀和他的北大學生譚平山等。實際上，五四運動前後，陳獨秀、李大釗等創辦的《新青年》、《每周評論》、《星期評論》、《向導》等進步刊物，已通過不同途徑大量傳入廣東。1920年3月，廣東譚平山和他的北京大學同學陳公博、譚植棠等在上海出版《政衡》月刊，在該刊第二號署名“嗚謙”發表了兩篇引人注目的文章：《中國組黨問題及今後組織政黨的方針》和《我之改造農村的主張》。他從中國國情出發，認爲馬克思的學説産生於歐洲工業國家，“和我國的國勢情形有些不同，故對於他的學説内容，也要從實際上略有變更方能適應於我國”。他説中國“是農業國，應爲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謀幸福”，認爲中國建黨也“當以勞農政策爲根本政策”，因此，他主張“從根本上改造”中國農村，並説：“歐美各國之所以重視勞動問題……都是因爲他們是工業國之故。若勞動問題移至我國，應該以農民爲主體，内容就應變更了。故於‘勞工神聖’之外，更要特别注重‘勞農神聖’”。他認爲農村的“根本改造”包括精神的和物質的改造。根本改造的“第一步的辦法，要先從實際調查入手”。爲此，他制訂了一系列的調查提綱。一開始就牢牢抓住馬克思主義要與中國國情相結合這一基本點，這就使他的思想顯出耀目的光輝。我國最早的農民運動家彭湃，就是在廣州參加青年團的討論之後，回海豐開始從事農民運動的。

　　1920年夏秋間，譚平山等回廣州，於10月創辦《廣東群報》，積極宣傳新文化和社會改造。同年底至1923年6月，陳獨秀三次南南下廣東，發表了《社會主義批評》、《我們相信何種社會主義》等文章，進一步宣傳了科學社會主義。此前1920年末，陳獨秀來廣州任廣東省教育行政委員會委員長（即後來的教育廳長），於1921年春重建廣東共産黨組織，譚平山任書記。《廣東群報》成爲中共地方黨的機關報。自此以後，大量轉載中共上海發起組建的機關刊物《共産黨》的文章，成爲南中國宣傳馬列主義的主要陣地。具體表現有：着重介紹馬列的生平和學説以及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重要文獻、報導國際、國内和本省工人運動狀况，鼓動工人階級學習蘇俄工人的榜樣，起來爲實現共産主義而進行革命；大力批判無政府主義，從思想上純潔黨團組織。最突出的是陳獨秀與無政府主義者聲白在該報上六次通訊論戰，後來又在《新青年》雜誌上轉載，在全國影響較大。這次論戰盡管陳獨秀的文章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但對幫助廣大青年劃清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思想界綫，却起了重要作用，不僅促進了馬列主義的傳播，也爲重建廣東黨組織掃除了思想障礙。

　　二、孫中山新三民主義和重建廣東革命根據地戰略思想産生

　　1905年孫中山提出民族、民權、民生主義，即“三民主義”，有效地指導了辛亥革命運動，並終於取得辛亥革命的勝利。但是，基於復雜的歷史原因，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很快落入北洋軍閥頭子袁世凱手中。孫中山不得不重新發動“二次革命”，但許多革命鬥争都失敗了。孫中山在痛苦中找到中國共産黨，建立國共合作，重新高舉革命大旗，繼續開展新的革命鬥争。這就需要新的革命綱領的指導。在這種背景下，孫中山“重新來研究國家的現狀，重新來解釋三民主義，重新來改組國民黨全體”。經過充分準備。1924年1月20日，有中國共産黨黨員參加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孫中山在會上提出了“聯俄、聯工、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完成了從舊三民主義到新三民主義的思想飛躍。從觀念文化而言，這是孫中山思想文化一次新昇華，也代表廣東文化在新形勢下的一種新價值取向。

　　孫中山深刻總結辛亥革命之所以没有徹底成功的經驗教訓，提出“聯俄”作爲新三民主義第一個内容，即“以俄爲師”，“學習俄國”。近代歷史表明，帝國主義不斷干涉中國革命，支持國内反動派鎮壓革命勢力，從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到辛亥革命前後一系列鬥争，帝國主義都站在反革命一邊。這使孫中山認識到“聯俄”的重要性。他説：“反革命之惡勢力所以存在，實由帝國主義卵翼之使然。”這是孫中山一生中的沉痛教訓。因爲他畢生向西方學習，爲革命奔走於東西方之間，但並没有完成革命大業，反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四處碰壁，這促使他毅然接受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孫中山説他在日本時雖然想改造國民黨，使之成爲一個真正革命的政黨，但因没有可傚法的對象而未能完成。十月革命後，使他有可能借鑒“俄國的方法爲模範”。孫中山在給蔣介石的一份手札中明確指出：“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爲師，斷無成就”。

　　至俄國無産階級革命的可用來改造中國的經驗，孫中山認爲，首先是藉助國際無産階級的力量來支援中國革命，以加速中國的解放：次之，是學習列寧領導十月革命關於建黨、建軍、建設蘇維埃政權等經驗，吸取俄國的建黨經驗來改組國民黨；用俄國建立工農紅軍的經驗來建立黄埔軍校；吸收俄國依靠無産階級奪取政權的經驗來扶助農民和工人。一言以蔽之，孫中山認爲，在完成擺脱軍閥與帝國主義壓迫的鬥争中，學習俄國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的各種經驗，將是中國革命成功之道。

　　作爲新三民主義第二個内容是“聯共”。這是孫中山總結辛亥革命最終未能成功的另一個經驗教訓。種種事實使孫中山感到，國民黨正在墮落中，必須改造它，增加新的血液，所以必須聯合中國共産黨，容許共産黨人加入國民黨。他説：“把國民黨再來組織成一個有力量、有具體的政黨”，才能把革命引向勝利。在國民黨一大會議期間，他力排國民黨内排斥共産黨參加國民黨的异議，完成了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第一次國共合作，推動了廣東革命根據地的發展，同時取得了東征和北伐的勝利。國共合作是一個關鍵，也是國共兩黨順應革命潮流，共同努力的結果。

　　新三民主義第三個内容是“扶助農工”，這也是孫中山總結辛亥革命最終未能成功的第三個經驗教訓。孫中山從歷次武裝起義失敗中深刻認識到，依靠農工是革命成功的基礎。孫中山創議建立農民部和工人部，主辦農民運動講習所，建立農民協會，指導農民運動開展。他在第一届農民運動講習所學員畢業典禮上演講説：“如果農民不參加革命，就是我們革命没有基礎”，“如果這種基礎不能鞏固，我們革命便會失敗”。孫中山特别强調要實行“耕者有其田”，以解决農民的根本利益，這樣才能組織農民協會，發動農民來參加革命。第一届農民運動講習所主任彭湃回到家鄉海豐，掀起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震撼全國。他組織的農民軍在東征中發揮巨大作用，樹立起全國農民運動一面旗幟。

　　對於工人階級，孫中山更從當時中國近代産業發展，已經造就了一批産業工人的現實出發，積極支持工人運動，委任廖仲愷爲工人部部長，指出工人將來“可以作全國人的指導，作國民的先鋒”，他勉勵中國工人要學習俄國經驗，爲革命作國家的先鋒。在國共合作期間，廣州工人運動風起雲涌，廣州各界成立的工會多達130多個，在廣州沙面罷工、省港工人大罷工中，廣州工人都是運動的主力和先鋒，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和反革命勢力，在中國工人運動史上寫下壯麗的篇章。廣東農民和工人運動的勝利成果，完全驗证了孫中山關於依靠農工思想的卓越預見性和正確性。

　　孫中山從1905年在中國同盟會成立發表在《民報》上舊三民主義到1924年國民黨全國一大會議上發表新三民主義，這一思想轉變，是孫中山融合中西思想文化結出的豐碩成果。孫中山對此有深切的瞭解，他在《中華革命史》寫到：“餘之謀中國革命，其所持之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有規撫歐洲之學説事迹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即三民主義有三個來源，一是吸取中華民族思想的精華；二是吸取西方各種優秀文化成份，爲我所用；三是中國國情和個人經驗。三者融會貫通，形成自己思想體系。在這裏，孫中山既毫無食古不化、食洋不化、盲目排外，又同當時流行的“復歸”東方文化和“全盤西化”的思想潮流有本質區别。恰如孫中山本人在《三民主義的具體辦法》一文中説的：“兄弟所主張的三民主義，實在是集合古今中外的學説。”亦即三民主義是中西文化融合産物的最好脚注。這也是一種文化創新。孫中山將不同文化的合理成份熔於一爐，加以提煉，形成新的理論，這就是三民主義。這是近代廣東文化發展的一個共同特點和普通規律，從太平天國、康樑變法到辛亥革命的思想産生和實踐，都無不留下中西文化結合的烙印。

　　但是，無論是舊三民主義還是新三民主義都是一定歷史發展階段形成的理論體系，都不是永恒不變的，而是隨着革命形勢的發展，不斷做出修正補充，使之適應變化了的形勢，從而使既成的理論不斷發展以致至臻完善。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就是這樣不斷發展、完善的過程的産物，堪爲廣東文化近代發展一個代表。當然，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作爲理論指導，也未能完成中國近代革命的任務。這是多種復雜因素造成的，並不能否定三民主義的思想價值和在我國、在廣東文化發展史上一塊新的思想界碑作用。有幸的是，中國共産黨人繼承了孫中山未竟之志，根據中國國情，找到了比三民主義更高的理論體系，即馬克思主義作爲革命救國的真理，並帶領全黨和全國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現代廣東文化發展的偉大成就，同時再一次彰顯了廣東文化多元融合、創新發展文化風格。

　　建立革命根據地，是孫中山武裝革命的一貫思想，並以此區别於歷代農民起義。辛亥革命前後，孫中山選擇廣東作爲革命根據地發動武裝起義，最終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中華民國，顯示他建立革命根據地戰略思想的重大勝利。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建立與中國共産黨統一戰綫，重新建立廣東革命根據地，繼續開展國民革命，從而使他的革命戰略思想産生新的飛躍，爲現代廣東文化增添絢麗一筆。

　　在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宣佈第一次國共合作，孫中山重新解釋三民主義，以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實現三民主義爲中心内容。爲此，孫中山采取一系列革命措施，以重建廣東革命根據地，實現他革命戰略思想的又一次飛躍。這包括：①緊密依靠工人階級。爲此，在國民黨中央執委會設立工人部，由廖仲愷爲部長，馮菊坡爲秘書，内中有9名共産黨員爲幹事。1924年5月1日在廣州召開廣州工人代表大會，孫中山親到大會演講，指出工人“要廢除中外不平等條約，便可以做全國人民的指導，作國民的先鋒”。“一大”以後，廣州工人運動如火如荼，建立的工會最多達170個爲全國之冠。②緊密依靠農民。孫中山十分注意發揮農民的革命作用。他説：“如果農民不參加革命，就是我們的革命没有基礎”，“如果這種基礎不能鞏固，我們的革命便要失敗”。爲此，他在國民黨中央執委會設立農民部，由林伯渠出任部長，在廣州創辦農民運動講習所，這是孫中山發動、依靠農民參加革命的一個破天荒的創舉。正如他説的：“今日這個農民聯歡會，在中國是破天荒的第一件事。我們做這第一件事，要得一個很好的結果：要得一個很好的結果，就要大家去奮鬥，大家能够奮鬥，就可以成大功。”“中國是以民爲主的，我們要爲人民謀幸福，便要爲大多數人謀幸福”，而“農民的總數在人民裏頭百分之八九十，是占大多數”，把農民組織起來，也是“謀自己的幸福。”1924年，孫中山親自審定和頒佈《農民協會章程》，並派遣農講所畢業生到各地發動農民建立協會，建立農民自衛軍，農民運動很快在廣東蓬勃發展，成爲國民革命一支重要力量。③培養青年成爲革命骨幹。基於革命需要一支中堅力量，孫中山决定建立一武一文學校，以造就這樣的革命幹部隊伍，這就是1924年成立的黄埔軍校和廣東大學（1925年孫中山逝世，改稱爲中山大學），關於這兩所學校建立過程和作用，容下述。 

　　三、兩校和農民運動講習所成立

　　1924年1月20日國民黨一大開過，1月24日孫中山下令成立“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28日，委任了七名籌備委員，其中包括鄧演達、王柏齡等人，蔣介石被指定爲委員長。這所著名的黄埔學校，校址在廣州長洲島，也稱黄埔島，島上有陸軍學校海軍學校舊址。中國半個世紀的戰争風雲，亦可以説是黄埔軍校的師生在一比高下。當然，孫中山立志創建軍校，正是因爲自辛亥首義後，幾起幾落，軍閥一個個都靠不住的緣故——得有自己的一支革命軍隊。而要有這麽一支軍隊，就當先辦自己的軍校，所以，蘇聯大使越飛一提這個提案——提案是共産國際馬林拿出來，他馬上就拍板籌劃了。

　　2月6日，在廣州南堤成立了籌備處，籌備處分設教授、教練、管理、軍需、軍醫等五部。3月20日，孫中山决定成立黄埔軍校入學試驗委員會。早在國民黨“一大”期間，廖仲愷就委托各省代表回原籍後，注意物色明白本黨主義、且誠實可靠、能做事的進步青年報考軍校。通過國民黨“左派”以及共産黨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的積極動員，大批青年踴躍報考。3月27日，各地報考青年1200多人在廣東高等師範學校舉行了入學考試。5月3日，孫中山正式任命蔣介石爲黄埔軍校校長。接着，又任命廖仲愷爲國民黨駐軍較黨代表。孫中山自任軍校總理。5月5日，在各地正式録取的三百五十名學生進校，編爲第一、二、三隊，開始新兵訓練。10日，在廣州的備取生和陸續到達廣州的各方面保送的學生增編爲第四隊，進校參加訓練。這時，全校學生達到499人。一批德才兼備的有志青年，得以在黄埔軍校深造。

　　1924年6月16日，也就是孫中山蒙難永豐艦二週年的紀念日，黄埔軍校舉行開學典禮。

　　孫中山親自前往，發表了演説，闡明辦學宗旨和辦學方針。指出辦這所學校，“就是仿傚俄國”，“組織革命軍”，强調“大凡建設一個國家，革命軍是萬不可少的”。他希望大家要“立志做革命軍”，並“要有高深學問做根本”。並一再指出，“由於我們革命，只有革命黨的奮鬥，没有革命軍的奮鬥；因爲没有革命軍的奮鬥，所以一般官僚軍閥，便把持民國，我們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所以今天在這地開這個軍官軍校，獨一無二的希望，就是創造革命軍，來挽救中國的危亡”。

　　“我們今天要開這個學校，是有什麽希望呢?就是要從今天起，把革命的事業重新來創造，要用這個學校内的學生做根本，成立革命軍。諸位學生，就是將來革命軍的骨幹，有了這種好骨幹，成立革命軍，我們的革命事業便可以成功。”

　　總理的訓詞的内容是：“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咨爾多士，爲民先鋒；夙夜匪懈，主義是從；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後來，這一訓詞成爲了中華民國國歌的歌詞。

　　軍校學員來自全國各地，他們將要學習的課程都與中國的民主革命息息相關，如“三民主義淺説”、“中國國民革命運動”、“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社會主義原理”、“中國農民運動”、“中國職工運動”、“政治工作”等等。軍校的軍政領導和教官中，也人才濟濟，如李濟深、何應欽、陳誠、葉劍英、熊雄、惲代英、蕭楚女、季方、嚴重、許德珩、聶榮臻……都是當時的風雲人物。可以説，黄埔成爲鑄造革命青年軍官的熔爐。

　　黄埔軍校還經常邀請孫中山、廖仲愷、汪精衛、胡漢民、彭湃、鄧中夏、惲代英、張太雷、蕭楚女、劉少奇等國共兩黨的領導人以及各界知名人物到軍校講演論述有關革命的各種問題。政治部宣傳科通過編印出版《士兵之友》、《壁報》、《黄埔日刊》等刊物，以及成立“俱樂部”、“血花劇社”等團體，進行生動活潑的政治宣傳活動。

　　在北伐之際，軍校政治部還負責出版了《革命軍》、《黄埔潮》、《黄埔叢刊》、《軍事政治月刊》等期刊，在軍隊内外、軍校内外，都有着廣泛的影響。

　　國共合作辦的這所軍校，從1924年到1927年3月共培養2萬多名幹部。他們後來成爲國共兩黨軍事幹部重要成員。

　　20世紀上半葉，一部中國的軍事史、政治文化史，大部分都是由黄埔軍校的師生寫成的。國民黨一方，如孫中山、廖仲愷、蔣介石、李濟深、鄧演達、陳誠等；共産黨一方則有周恩來、葉劍英、惲代英、蕭楚女、聶榮臻、林彪等都出身於黄埔軍校，或與之有深厚淵源關係。辦校理念、學員品格、作風等，後被稱爲“黄埔精神”，蜚聲海内外。

　　黄埔軍校的師生，積極投入到了工人運動、農民運動當中。特别是在1924年平定廣州商團叛亂；1925年兩次東征，肅清陳炯明勢力；進剿駐粤滇軍、桂軍叛亂，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1926年北伐，鏟除北洋軍閥勢力，統一全國都起了先鋒和骨幹作用。黄埔師生立下赫赫戰功，在中國民主革命、廣東文化史上都留下最輝煌一頁。

　　與此同時，孫中山也高度重視“文”的建設，以造就一支高層次的政治、經濟建設所需的人才隊伍。

　　此前，廣東最負盛名的是1888年創辦的嶺南大學，1905年遷至廣州康樂村，即今中山大學校址。孫中山經常到嶺南大學演講，闡發他的教育思想，寄予對這所大學的厚望。據黄義祥《中山大學史稿》（1924—1949年，中山大學出版社，1999年）。1923年12月21日，孫中山應嶺南大學學生會邀請，前往嶺南大學懷士堂（今中山大學小禮堂）對學生作《學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的講演。後來他創辦國立廣東大學的思想，在這次講演中已經表達出來。

　　孫中山到嶺南大學講演時，首先對嶺南大學學生未來擔當的重任寄以很大的期望。他對美國人經營的這間學校，“規模宏大，條理整齊，教育良善”感觸甚大，認爲與“其餘的學校比較起來，不但是在廣東可以説是第一，就是在中國西南各省，也可算是獨一無二。”由是，他提出美國人能辦嶺南大學這樣的學校，“中國人何以不能自己創辦呢？”孫中山指出，嶺南大學的教育是美國式的教育，中國人辦教育要符合中國的國情，當時“中國的一切事業”，“可説是腐敗到了極點”，國内“到處用兵，普通人民救死之不暇，有多少人還能够有力量送子弟去讀書呢?”“即使在校讀書的，又有多少人能像你們這樣受高等外國教育呢！”他計算，嶺南大學僅有學生一千幾百人，而廣東“人數號稱三千萬，如果提十分之一，也有三百萬青年，應該像諸位都有這種教育的機會”。他指出：“人民受教育，是大家都要有平等機會的。就今日情形看，他們不能受高等教育的，是没有平等的機會”。他結合中國實際，透徹闡述了大學生與擔當革命的責任，辦大學與培養革命人才的關係。他當場明確指明嶺南大學學生要擔當中國革命的重任，他勸告學生要立志，認爲“立志是讀書人最要緊的一件事”，“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而“無論那一件事，只要從頭至尾，徹底做成功，便是大事”，他進而解釋大事的内容，針對當時中國貧窮、落後、受帝國主義列强欺侮的情况，提出“救貧救弱，這個志願，是人人應該立的!”要嶺南大學學生拯負起“救貧救弱的責任”，使中國“轉弱爲强，化貧爲富”。他特别强調“立志，要有國民的大志氣，專心做一件事，幫助國家，變成富强。這個要中國富强的事務，就是諸君的責任”。由此可見，孫中山所説的救國救民，就是當時的大事，就是革命事業。革命事業這件大事，“不是一個人單獨能够做成功的，必須要有很多的人才，大家同志做去，那才容易。要有很多的人才，那麽造就人才的好學校，不可只有一個嶺南大學。廣東省必要幾十個嶺南大學，中國必要幾百個嶺南，造成幾十萬或幾百萬好學生，那才於中國有大利益。”可見孫中山創辦國立大學的思想醖釀已久。1924年4月，孫中山以大元帥名義發佈兩道命令，一是“着將國立高等師範、廣東法科大學、廣東農業專門學校合併，改爲國立廣東大學”；二是“派鄒魯爲國立廣東大學籌備主任。1924年2月9日，廣東大學成立，校址在廣州文明路。6月21日，在鄒魯任廣東大學校長的就職典禮上，孫中山委托胡漢民以大元帥名義向學生致訓詞曰：“學海汪洋，毓仁作聖，大學畢業，此發其軔。植基既固，建業立名，登峰造極，有志竟成。爲社會福，爲邦家光，勖哉諸君，努力自强。”並題校訓：“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作爲辦學宗旨和人才培養方向。孫中山在籌辦國立廣東大學的過程中，陸續制了各種規章制度，有的以大元帥令的形式予以發佈。如《大學條例》共八條，先在1924年6月6日《廣州民國日報》發表的《廣東大學之宏觀》一文刊出，作了文字修改後，孫中山再以大元帥令於同年8月13日公佈，作爲大學辦學的規範。其第一條規定大學之旨趣，“以灌輸及研討世界日新之學理、技術爲主，而因應國情，力圖推廣其應用，以促社會道義之長進，物力之發展副之”，與《國立廣東大學規程》第一章《宗旨》的規定基本一致，可見《國立廣東大學規程》是以《大學條例》爲依據制定的。孫中山公佈《大學條例》令，是與他對嶺南大學學生講話中提出的廣東要辦幾十所、中國要辦幾百所嶺南大學的精神相一致，説明他對辦大學以培養革命和建設所需人才的高度重視和緊迫感。孫中山在北伐前，每週末下午到該校作三民主義演講，共16次，給學生以極大鼓舞和啓迪。中山大學爲國家培養大批各類人才，爲革命和建設作出重大貢獻，同樣是廣東文化一個摇籃。

　　孫中山爲了救國救民，在其晚年創辦了並稱一文一武的國立廣東大學和黄埔軍校，是他在有生之年對中國革命作出的重大貢獻；而這兩所學校，正由於孫中山親手創辦而長期飲譽中外。

　　在國共合作背景下，廣東農民運動也迅速發展，而中共的彭湃，國民黨的鄧演達則在推動農民運動，建設新的農業文明上，却有其异乎尋常的寶貴貢獻。

　　彭湃（1896-1929年），乳名關泉，原名“彭漢育”，曾用過王子安、孟安等化名，廣東省海豐縣城郊橋東社人。出身於一個工商地主家庭。1921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4年初由團轉入中國共産黨。是中國無産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産黨早期農民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海陸豐農民運動和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毛澤東稱之爲“中國農民運動大王”。

　　其實，還在1921年，彭湃從日本回到家鄉廣東海豐不久，曾試圖從教育入手去實現社會革命，却遭到失敗。這使他開始把注意力轉到工農方面來，决心唤醒工農，發動工農，創辦了《赤心週刊》。但彭湃不久便發現，雖然一些辦報人以“工農群衆的喉舌”自居，可是“背後絶無半個工農”，影響極爲有限，廣大工農群衆並没有從中得到什麽啓示，“絶不知我們做什麽把戲”。爲此，他感到要唤醒工農，發動工農，必須到工人、農民中去，尤其是要到占人口80％的農民中去進行實際工作。

　　當時，中國共産黨人正把主要精力用在領導工人運動上，對農民運動還没有足够的重視。彭湃的想法即便在他的親密朋友中也未引起共識。一些人認爲，“農民散漫極了，不但毫無結合之可能，而且無知識，不易宣傳，徒費精神罷了”。彭湃没有動摇，他自信農民定可以團結起來，决心到農村去實踐自己的想法。

　　彭湃以滿腔熱情深入農村宣傳革命道理。他爲了和廣大農民打成一片，徹底背叛了自己的地主家庭，把父親留給他的那份土地分給佃農，當衆燒燬田契，自己和農民一樣過着儉檏的生活。他用深入淺出的道理和通俗易懂的語言演説，幫助農民提高政治覺悟，團結起來，爲謀求解放而鬥争。彭湃滿腔熱情地宣傳農民、組織農民，這樣，1923年1月，海豐縣總農會成立，彭湃當選爲會長。當時農會已經擁有10萬會員，形成一股暴風驟雨般的力量，向土豪劣紳展開了尖鋭的鬥争。

　　爲適應農民運動發展需要，1924年7月3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農民運動講習所在廣州越秀南路53號（現93號）正式開學，彭湃擔任主任。至1926年9月，農講所共辦6届，先後由彭湃、羅綺園、阮嘯仙、譚植棠、毛澤東擔任過主任（所長），共培養近880名學員，對廣東和全國農民運動作出積極貢獻。而從政治文化層面而言，説明國共兩黨已認識到中國農村、農民和農業文明的革命意義，也是孫中山依靠農工思想的勝利。

　　孫中山創建國共合作和重建廣東革命根據地的戰略思想和實踐，在大革命期間取得重大勝利。這表明，在孫中山身上充分反映了廣東文化的務實性。它能根據變化了的革命形勢作出戰略調整，依靠革命工人、農民、青年軍人作爲鬥争主力，解放自己，謀自己的幸福。當然這個“自己”，不僅指個人，而廣及整個工農階級及革命軍人，這是從爲社會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現實出發而作出的戰略抉擇，符合中國社會實際。而在孫中山和中國共産黨努力下，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廣東文化也緣於這種合作而使自己的包容性上昇到一個新的歷史高度。 

　　四、“五四”新文學在廣東

　　1919年五四運動在北京爆發後，5月11日，廣州東堤便舉行了幾萬人的國民大會，到會者以青年學生爲主，並得到了工農群衆的支持。由此，也同時揭開廣東現代文學的新一頁。正如茅盾指出的，“新文學的提倡差不多成爲五四的主要口號”。

　　孫中山的助手朱執信，在北京直接參加了五四運動，擁護新文學，力主用白話寫文章。他用白話寫下了嶺南最早的新詩和小説。他的小説《超兒》，發表在《新建設》1919年第1卷第2號，五千多字，是廣東人中最早用白話寫的新小説。《超兒》附記説明：“惟欲於人生問題，稍引起讀書界之興味而已。”小説尖鋭地抨擊和諷刺了“支配别人”的封建道德意識及極端利己主義的人生觀，且語言清新流暢，注重人物性格刻畫，並初具近代西方小説的結構和手法，在新文學中亦是不可忽略的啓蒙開篇之一。

　　由於廣東詩界有樑啓超等“詩界革命”主張，詩壇上革新之風日盛，新文學運動興起，詩歌便首當其衝。由近代的“詩界革命”進到現代的新詩運動，也就一脈相連，勢在必然。新詩運動，可以説是真正的詩界革命。詩人們繼承了“詩界革命”的傳統，終於以白話取代文言，打破了舊體詩格律的束縛，實現了詩體的大解放。

　　在廣州，以《廣東省學生聯合會月報》爲發韌，於1918年10月創刊號上，發表了《暴風歌》等多首新詩，引起了較强的反響。不久，廣東不少刊物也發表了白話新詩。朱執信一馬當先，彭湃更是身體力行，寫下了《農民革命歌》、《田仔駡田公》等，以反映海陸豐的農民運動。

　　1923年7月，廣州出現了第一個文學團體——廣州文學研究會，它是由嶺南大學的師生樑宗岱、劉恩慕、陳受頤、潘啓芳、司徒寬、陳榮捷、湯澄波、葉啓芳、甘乃光九人發起，亦於同年10月10日出版了《文學旬刊》，附在廣州《越華報》的副刊上，實是廣東新文學的第一份純文學刊物。爲取得全國文學研究會的指導，樑宗岱去信與他熟悉的鄭振鐸聯繫，不久，鄭振鐸復信同意他們以團體會員名義加入這個全國性的文學組織，改名爲文學研究會廣州分會。

　　文學研究會廣州分會成立之際，《文學旬刊》的主編陳榮捷寫了一篇《詩之真功用》，其中主要觀點，可看作這個團體的宗旨。他稱，“那機敏可以迷人，巧妙可以驚人，豐富可以激人，音韵可以催人睡去的寫景詩，我們嘲然不能不認它的藝術價值，但我們所要求的是最高尚的詩”。“想作一首高尚的詩，除非先得有高尚的實質和材料”，若“徒有形式之美，不算什麽”。在反映現實時，不能“像照相館掛出來的東西”，那樣“不但不合寫實主義，并且不能襲現人生”，還須通過想象，表現“理想的要素”。因此，“文學的責任是表現人生的批評人生”。因此可看出，他們力主爲人生，寫實主義的文學，反對鴛鴦蝴蝶派及那些無病呻吟或徒有形式美的舊文學，這與文學研究會“爲人生而藝術”的主張是完全吻合的。

　　在廣東現代新詩中，成就最突出、也是最早崛起的詩人，自然數樑宗岱（1903—1985）。他是新會人，出身貧寒，自幼隨父浪迹天涯，13歲才回到家鄉，就讀於廣州培正中學。自18歲始，他便在茅盾主編的《小説月報》上發表詩歌，被譽爲才華洋溢的南國詩人。直到1923年赴法留學止，不到兩年，寫下了兩百多首新詩，並成爲文學研究會第一個廣東會員。後來又與劉思慕等組織了文學研究會廣州分會。1924年12月，他在上海出版了詩集《晚禱》，這是廣東人的第一本新詩集。朱自清對此曾有評價：“樑君之詩有獨具的風格，與别的作家顯有不同之處，喜歡研究新詩者不可不讀。”樑稱詩爲“自我最高的表現”，是“全人格最純粹的結晶”，在當時反對封建束縛、倡導個性解放之際，顯然有着積極的意義。其詩中豐富的象徵意象，也是與同時代詩人難望其背項的。如他的《散後》：“竹林啊!我每朝從你身邊經過，把你一片葉兒摘下。你葉尖的凉露，就滴在我的手上——啊，我的泪啊。”把清美的竹露擬作悽苦的泪珠。他一度赴法國留學，自是傾慕那裏興盛的象徵主義。不過，同在《散後》，他亦稱“悲衷安慰人生道：我是礁石，我願在你的坦盪蕩的流水中，濺起無數的雪花似的浪花，使你越覺得美麗的。”分明又趨向了净化與美好，出脱於哀婉、悲傷之上。這也使得他的象徵與暗示的手法，要自然、清新、曉暢得多。在“五四”時期粗疏、淺露、平直的白話詩中，這無疑是一種新格局，故“不可不讀”。

　　同樣受象徵派影響，却仍能表現出自己的風格，在抒情意象上要清麗、明朗得多的，還有一位廣東詩人馮乃超（1902—1983年）。他是南海人，出生於日本横濱，8歲即隨母親與弟妹回到故鄉讀私熟，其時正是辛亥革命前夜，頗爲革命的風濤所鼓舞。他潜心於西方哲學，亦熱心文學，1926年輯成詩集《紅紗燈》，是創造社後期的重要詩人。《紅紗燈》中，寫了一個森嚴黑闇的殿堂，在其中央，有一盞紅紗燈，“緩緩地漸漸地放大了光暈”，從而使這裏黑闇的世界，“撒滿了莊重的黄金”。另一首《殘燭》他更寫道，“焰光的核心有青色的悲哀”，但却“飛蛾撲向殘燭的焰心”、“我願效燈蛾的無智，委身作情熱火化的塵埃”。這幾首詩，在哀傷的象徵主義中，注入了浪漫的情懷，於黑闇的底色上點起瞭亮光。因此，也有人認爲，馮乃超是象徵主義與浪漫主義相交融的現代詩人。

　　1926年秋，嶺南大學出現一個叫“傾蓋社”的新文學社團。其主要成員有鐘敬文、楊成志、聶紺弩、劉謙初、董秋斯、蔡泳裳、劉應董等，以及一些本校的學生。他們出版會刊《傾蓋》，附在廣州《國民新聞》副刊“國花”上。“傾蓋”即“閒談”，是廣州方言。但這份文學刊物很是嚴肅。如1926年10月16日的《南大青年》報導“傾蓋社”成立的一則新聞，其標題是：“實感的反抗的新鮮及人間味之唯一刊物出現”。其内容爲：“在廣州文藝界裏，每覺空慮，令人作嘔，傾蓋社同仁有鑒於此，樹獨立之旗幟，每月匯稿投諸廣州《國民新聞》副刊《國花》一次，名曰‘傾蓋’。聞該社社員常在京滬各地有價值的刊物投稿者，因本校現有社員四五人，故設總部於此。”此乃傾蓋社成立的緣起。只是《國民新聞》現已無法找到，只能在當時出版的其他刊物上，如《南風》1926年第3期上，看到它前兩期的目録。第l期發表的文章有《我們的“傾蓋”》（秋士）、《尋求》（潜初）、《我的是幸福的》（聶紺弩）、《女魔的歌聲》（鐘敬文）、《談諷刺文學》（成志）、《試猿“廣州的學生那裏去了?”》（劉應董）、《歌德自然論》（蔡泳裳）。第2期發表的文章有《夜話》（聶紺弩）、《革命是一種藝術》（劉應董）、《秋夜寫懷》（鐘敬文）、《拿波裏海濱書懷》（秋斯）、《社論》（成志）、《狂言十番》（鐘敬文）、《半截屍》（記者）。在《南風》1926年第2、3期上，又曾刊登了《傾蓋》。第3期發表的文章有《“無爲”譯序》（洞中人）、《莫斯科之星》（紺弩）、《暗殺黨》（鐘敬文）、《歌德論自然》（泳裳）、《鳥王》（成志）、《才百分之一》（劉應董）。第4期發表的文章有《决心》（劉謙初）、《學位與學問》（秋斯）、《創造社出版部》（鐘敬文）、《歌德論自然》（泳裳）、《哀羅星海》（桂熙）、《小童變成知更雀》（成志）、《編後》（記者）。從目録看，可以看出它的確是一面“獨樹立之旗幟”。如魯迅所言的那樣，“任意而談，無所顧忌，要催促新的産生，對於有害於新的舊物，則竭力加以排擊”。這在廣州文藝界中是獨一無二的。在現代文學史上頗負盛名的鐘敬文、聶紺弩等，正是從這裏走向文壇。

　　而成爲廣東新文學第一位散文作家的，則是如今公認的我國民間文學大師鐘敬文（1903—2002），他於1927年在上海書屋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散文集《荔枝小品》，這也是廣東的新文學第一本散文集。文學史家張振金在《嶺南現代文學史》中評述：“如果説，樑宗岱以自己的白話新詩冲破了舊體詩的束縛，確立了嶺南新詩的正宗地位，那麽鐘敬文則是在散文的領域裏，洗脱文言文的痕迹，開拓了新的局面。”在當時則譽爲“新文藝小晶中的優秀之作”。他的散文平和、恬淡、静默、夾叙夾議中不乏熱情，加以知識的廣博，顯得境界開闊，内容豐富，情景交融，頗有情趣，如《荔枝小品》、《再讀荔枝》等。當時鬱達夫稱之爲“清朗絶俗，可以繼周作人、冰心的後武”，是恰如其分的。

　　鐘敬文原名鐘譚宗，廣東汕尾海豐人。他畢生致力於教育事業龢民間文學、民俗學的研究和創作工作，貢獻卓著，是我國民俗學家、民間文學大師、現代散文作家。他少年聰穎勤奮，愛好詩文。1922年畢業於海豐縣陸安師範。師範學校學習期間，受新文化運動影響，開始學做白話詩。畢業後在家鄉一帶教小學，20年代中期到廣州嶺南大學國文係工作並學習。

　　1927年秋，鐘敬文在中山大學中文系任助教，與顧頡剛等人組織了民俗學會，編輯了《民間文藝》、《民俗》及民俗學叢書，同時寫作散文與新詩，出版了散文集龢民間文藝論集。還在家鄉小學教書時，就酷愛民聞文學，開始搜集、整理民間傳説等。後到廣州嶺南大學半工半讀，就羞手整理了《粤風》專集。1928年秋到杭州，先在一所高級商校教國文，後轉至浙江大學文理學院任講師。此時除繼續研究民間文學發表論文及譯著外，熱心於散文、小品的創作。在中山大學和浙江大學任教期間，積極從事民間文學、民俗學的研究和文藝創作。著有散文集、《西湖漫拾》、《湖由散記》，新詩集《濱海的二月》，文藝短篇集《柳花集》，寫了《中國的天鵝處女故事》、《中國地方傳説》等學術論文，並與人合創了中國民俗學會，編印了《民間》、《民俗學集鎸》等刊物和叢書。

　　1926年3月，歐陽山、馮慕韓等發起組織了廣州文學會，並出版了《廣州文學》週刊。這份刊物32開本，每期一萬字，印數五百至一千，從寫稿、印刷、發行到經費都由他們自籌的。自五卅運動和省港大罷工以來，許多文學青年都卷入大革命的浪潮，廣州原有的一些文學刊物，相繼停刊，《廣州文學》就成了唯一的文學刊物。它每月出4期，一共出版了17期，發表過許多新文學作品，如馮慕韓的《風雕深宵》和一些世界名著介紹等，歐陽山的中篇小説《玫瑰殘了》，正是以羅西的筆名在該刊上連載。

　　1927年初，中大學生和廣州文學會的成員，又組織了一個南中國文學會。歐陽山在《光明的探索中》曾回憶説：“我們的意圖是：現在廣州已成爲中國革命的一個中心，我們的文學也應該按照革命發展的趨勢去發展、壯大。如果北伐軍取得某些勝利的時候，我們南中國有許多人可以聯合在一起，從事文學活動的。我們的目標，是希望包括廣西、湖南、江西、福建這些地方，當時在中大，在廣州文學會也有這樣的外省人，所以我們就决心把廣州文學會擴大，成爲中南中國文學會。”並準備出版《南中國文學》作自己會刊。其時，魯迅已來到中山大學任毅。1927年3月14日，南中國文學會在廣州東如茶樓召開成立座談會，到會二十多人。魯迅應邀前來參加，魯迅認真回答了他們提出的關於文學與革命的各種問題，並表示支持他們成立這個文學會和準備出版的刊物。但政治形勢很快就發生了逆轉，廣州“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殺開始了，南中國文學會也就胎死腹中。這裏特别要提及的是由中大學生畢磊主編的革命文藝刊物《做什麽》，魯迅在《三閑集》中特别提到：“現在還記得《做什麽》出版後，曾經送給我五本。我覺得這團體是共産青年主持的，因爲其中有‘堅如’，‘三石’等署名，該是畢磊，通信處也是他。他還將十來本《少年先鋒》送給我，而這刊物裏面則分明是共産青年所作的東西。果然，畢磊君大約確是共産黨，於4月28日從中山大學被捕。據我的推測，他一定早已不在這世上了，這看去是很瘦小精悍的湖南青年。”

　　早期廣東新文學，從樑宗岱、鐘敬文、歐陽山這三人的作品中可以看出端倪來。它較早在藝術上接受來自西方的影響，却少些北方的那種慷慨激昂、氣勢如虹的壯觀，但其清新、明朗、豁達，却仍與廣東人的天性相一致。

　　以上提到的衆多文化人中，鐘敬文後來成爲了著名學者、中國民俗學之父，歐陽山亦成爲了著名作家。樑宗岱、劉思慕、聶紺弩等，亦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光輝，這當是廣東現代文化史上濃墨重彩的一頁。 

　　五、全國文化名人南下廣東

　　五四運動後，到大革命時期，在國共合作領導下，廣東成了中國革命中心，也是時代先進文化的摇籃，吸引大批知識分子到來，文學、繪畫等异彩紛呈，碩果纍累，特别是“珠江文化”概念的提出，使珠江文化成爲流域文化類型之一，邁開了向深廣方向發展的步伐。

　　在内地，北洋軍閥的殘酷統治，更令文化人生存受到嚴重的威脅，連著名文化人樑實秋也嘆息道：“這時節北方還在所謂‘軍閥’的統治之下，北方的國立八校經常的在鬧索薪風潮，教員的薪俸積欠經年，在請願、坐索、呼吁之下每個月也只能領到三幾成薪水，一般人生活非常狼狽，學校情形也不正常，有些人開始逃荒。”大多數作家都在學校任職，學校發不出薪水；還有在文化上的專制壓迫，新文學作品和刊物都遭到北洋軍閥的查禁。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的作品列爲禁書，而周作人的《自己的園地》這類小品也難免遭殃。北京的主要刊物，如胡適的《讀書雜誌》，孫伏園的《語絲》、《京報》，徐志摩、聞一多的《晨報》以及北新書局等，先後被查封。

　　而軍閥割據，民不聊生，甚至迫害、屠殺文化人及進步學生的事情亦屢有發生。魯迅在《紀念劉和珍君》中，就控告這“彌天的黑闇”。所以，文化人也不得不作出選擇，無論爲革命，還是爲生存，唯有南下。於是，有一大批作家南下了廣州。他們是茅盾、郭沫若、魯迅、成仿吾、鬱達夫、鄭伯奇、張資平、孫伏園、馮乃超、李初梨、王獨清、穆木天等。

　　1926年2月，郭沫若由瞿秋白等人引薦，廣東大學（後很快改名爲中山大學）聘請他爲文科學長。與他一同來應聘的還有鬱達夫、王獨清，以及後來穆木天、鄭伯奇。郭沫若的“創造社”成員幾乎整體南遷。他們迅速在廣州、汕頭成立了創造社的分部，張資平則到了粤東，回到梅縣老家。一時間，創造社已成一方氣候，劇本上演，《洪水》、《創造月刊》在廣州出版，廣州這個革命策源地，給了他們一展身手的機會。

　　郭沫若來廣州後不久，便發表了《我來廣東的志望》一文，稱：“我們要改造中國的局面，非國民革命策源地的廣東不能擔當：我們要革新中國的文化，也非在國民革命的空氣中所醖釀的珠江文化不能爲力。”

　　他堅定地認爲，在中國，廣東是“希望所寄係着的唯一地方。”

　　在這裏，郭沫若不僅高度地評價了“珠江文化”——顯然，這是與黄河文化、長江文化相提並論的，而且極爲深刻地概括了珠江文化的特質：這便是在“革命的空氣中所醖釀的”，是能擔負“革新中國的文化”重任的——也就是説，珠江文化是中國文化具有的唯一的革新因素。他對珠江文化抱有極大的期望，其在《革命春秋》一書中，更對廣州歲月有着精彩的描繪：“在未到廣東之前，我自己雖然也在干着别的事情，但自己的生活和意識是以創造社爲中心的，到廣東以後，這種情况便逐漸改變了。”成仿吾也説：“沫若近來忙着講演，聲如破罐。”廣州當時流行一種論調：“革命和文學是冰炭不相容的，這兩個東西根本不能並立。”主張這個意見的人，一種認爲文學是“度越流俗”、“超然物外”；另一種認爲文學“只是小姑娘的消遣品，只是墮落青年在講堂懶愛聽講的時候所媮食的禁果罷了。”郭沫若寫了《革命與文學》一文，指出：“文學是社會上的一種産物，它的産生不能違背社會的基本而生存，它的發展也不能違背社會的進化而發展。”在革命的時代，若你是革命人，那你做出來的文學或者你所欣賞的文學，自然是革命的文學；反之，則是反革命的文學。前者與革命是一致的，後者當然與革命勢不兩立。而我們現在時代所需要的是革命的文學，是“表同情於無産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文學。”文章的結尾，郭沫若呼唤青年，“你們不爲文學家則已，你們既要矢志爲文學家，那你們趕快要把神經的弦索扣緊起來，趕快把時代的精神提着。我希望你們成爲一個革命的文學家，不希望你們成爲一個時代的落伍者。”爲創造時代需要的革命文學，“你們要把自己的生活堅實起來，你們要把文藝的主潮認定！你們應該到兵間去，民間去，工廠間去，革命的漩渦中去。”

　　成仿吾在廣州寫了不少論文，在《革命文學與它的永遠性》中，他認爲，文學是要反映人生的，“但革命文學不因爲有革命二字，便必要革命這種現象爲題材，要緊的是所傳的感情是不是革命的。一個作品縱然由革命這種事實取材，但它們可以不是革命的，更可以不成文學。反之，縱然它的材料不曾由革命取來，不怕它就是一件瑣碎的小事，只要他所傳的感情是革命的，能在人類的死寂的心裏，唤起對於革命的信仰與熱情，這種作品便不能不説是革命的。”成仿吾還寫了《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打倒低級趣味》等。這個見解是很精到的。

　　鬱達夫却説自己“到了革命策源地的廣州，在那裏本想改變舊習，把滿腔熱情、滿懷悲憤，都投向革命中去的，誰知鬼蜮弄旌旗，在那兒所見到，又只是些陰謀詭計，卑鄙污濁。”所以没有寫什麽文章。但他根據自己在廣州革命政府所見到的黑幕，寫了一篇《廣州事情》，發表在《洪水》1927年1月出版的3卷25期上。成仿吾在廣州讀了之後，寫了《讀（廣州事情）》，發表在《洪水》28期上。郭沫若對此很是不滿，他們認爲，事情不管怎樣，總不同於北洋政府。這樣會易爲反動派所利用，對革命不利。但鬱達夫説的倒是實話，他在文章中説的，“總之這一次的革命，仍復是去我們的理想甚遠。”不久，廣州“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殺就發生了，證實了鬱達夫的遠見。創造社的張資平，不曾到廣州，而是回了家鄉梅縣。張資平先在蕉嶺羊子山礦山任職，並寫出了不少小説以支持《創造季刊》等。後張資平出任學藝中學校長，他當年是充滿反帝反封建的激情。這也是他爲家鄉人民辦的一件好事，不宜否定。

　　當轟轟烈烈的北伐戰争開始後，張資平便同郭沫若一道，投筆從戎，到北伐軍政治部任職。當時，鄧演達是政治部主任，郭沫若是副主任，張資平是總政治部國際編譯局少校編譯，隨大軍北上，也歷經戰火。1927年，蔣介石製造“四·一二”慘案，鄧演達在武漢待不住，出走蘇聯；郭沫若大駡蔣獨裁後，也遠去日本。張資平則應成仿吾之約，到上海創造社出版部工作。

　　然而，在文學而言，南下之際，真正潜心創作並卓有成就者，張資平是其中之一，尤其是他在1925年發表的小説《梅嶺之春》，成爲這個時期炙膾人口的名作，並入選20世紀文學經典中。所寫的是女性追求自由、追求愛情上的勇敢大方，令人感佩。這種追求，包含個性解放中的覺醒，對於20世紀30年代而言，無疑是積極的、進步的，具有很大衝擊力，故張資平小説甚爲暢銷，極受歡迎。因它説出了被壓抑被剥奪的中國女性追求自由與解放的心聲。

　　1927年元月，魯迅也來到了廣州，他是應中山大學所聘而來，出任中文系主任兼教務主任，開講“中國文學史”、“中國小説史”與“文藝論”。

　　1927年3月1日，在中大開學典禮上，魯迅作了《讀書與革命》的演説。他來到廣東之後，覺得地方上是新瓶裝舊酒，思想還是舊的，不曾改革。對於軍閥，已有黄埔軍校的學生去攻擊它了，“但對於一切舊制度、宗法社會的舊社會的舊習慣、封建社會的舊思想，還没有人向他們開火。”因此，他期盼青年“讀書不忘革命”，“要擔負幾千年積下來的責任”，“把革命的偉業擴大！”2月18日，魯迅受到香港青年會的邀請，在香港作了兩次講演。一次是在18日，講題是《無聲的中國》，一次是在19日夜間，講題是《老調子已經唱完》。辛亥革命後，一批晚清遺老遺少，不滿國民政府，避居香港，鼓吹尊孔復古，反對新文化運動；香港當局爲了鞏固自己的殖民統治，利用他們，借保存“國粹”，進行奴化教育。魯迅在《無聲的中國》的講演中，抨擊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愚民政策。他説，中國雖然有文字，但大家用的是難懂的古文，講的是陳舊的意思，所有的聲音都是過去，大多數的人不懂得，結果等於無聲。所以，“我們要説現代的、自己的話，用活着的白話，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説出來”，“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也才能把無聲的中國變成有聲的中國。魯迅的第二次演講《老調子已經唱完》，以古喻今，指出自宋代以後，那些讀書人“講道學、講理學、尊孔子，千篇一律”，這就是“老調子”，他們的老調子没有唱完，而國家已經滅亡了。魯迅尖鋭地指出，現在别國人在尊重中國的舊文化不過是利用！一方面抨擊了封建復古主義者倡存國粹”的危害，另一方面又揭露了帝國主義者利用“國粹”奴役中國人民的用心。港英當局對魯迅的演説非常害怕，先是索取入場券，收藏起來，使别人不能去聽；後來又不許將講稿登報，經交涉的結果，是削去和改竄了許多内容。

　　魯迅的講演，鞭辟入裏，振聾發聵，在香港無疑是一把烈火。

　　4月8日，魯迅應邀到黄埔軍校作了《革命時代的文學》的講演，着重分析文學與革命的關係。他認爲，中國的大革命雖在進行，但它“對社會没有多大的改變，對於守舊的人没有多大影響”，“廣東報紙所講的文學，都是舊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證明廣東社會没有受革命影響；没有對新的謳歌，也没有對舊的挽歌，廣東仍然是十年前的廣東。”爲了建立革命文學，魯迅强調作家必須具有革命的立場，要做“革命人”，“革命人做出東西來，才是革命文學”。魯迅針對廣東文壇的復雜情况，寫了《革命文學》一文，告誡人們識别那些掛着“革命文學”的招牌的反革命文學。1927年春，廣州一些共産黨的叛徒與反動文人，組織了一個“革命文學社”，創辦了文學旬刊《這樣做》，與中山大學畢磊的《做什麽》唱反調，他們嚷嚷什麽“提倡革命文學，努力革命文化的宣傳”，以“從事本黨的革命運動爲宗旨”。甚至在刊物的封面上，畫着一個少年軍人拿着旗子騎在馬上，嘴裏叫囂着“嚴辦！嚴辦！”魯迅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種所謂“革命文學”，是在“指揮刀的掩護之下，斥駡他的敵手的”，是“視指揮刀的指揮轉移的”，這種“文學革命家”，不過是“從指揮刀下駡出去，從裁判席上駡下去，從官營的報上駡開去”，他們雖然“真是偉哉一世之雄”，可惜這種文學“並非對於强暴者的革命，而是對於失敗者的革命”。另一種文學，是紙上寫着許多“打、打”、‘殺、殺”或者“血、血”之類的東西。魯迅告誡人們：“如果這是‘革命文學’，則做‘革命文學家’，實在是痛快而安全的事。”魯迅在這篇文章裏，嚴厲批判了某些小資産階級脱離社會實際，空談“革命”口號的錯誤傾向。魯迅還明確地指出：“我們的根本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個‘革命人’，倘是的，則無論寫的是什麽事件，用的是什麽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學”。從噴泉裏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裏出來的都是血。”當北閥軍攻克上海、南京，人們在歡呼勝利的時候，魯迅於1927年4月10日在《廣州國民新聞》副刊《新出路》上撰文《慶祝滬寧克服的那一邊》，分析形勢，清醒預示革命可能遇到危險，大聲疾呼不可因勝利“便陶醉於凱歌中”，“忘却進擊”，應“永遠進擊”，將革命進行到底，表現了魯迅徹底革命精神。果不出魯迅所料，2天後，即發生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魯迅以他犀利的文筆，指出“黑闇的區域裏，反革命者的工作也在默默地進行”，警惕敵人的“乘隙而起”。由於他深刻的洞察力，很多事均被他不幸而言中了，“四·一五”廣州大屠殺，他看好的中大畢磊等青年均“失踪”，而他也自稱歷來信奉的“進化論”，也由此轟毁了。

　　從1927年元月18日至當年的9月27日，魯迅南下廣州有8個月又12天之久，經歷了大革命高潮到低潮的裂變，對他思想走向成熟起到了重要作用。

　　現代中國文學另一巨匠茅盾，不僅第一次南下粤海，笫二次也來了。第一次，他是在郭沫若之後一年即1926年1月來到廣州的，他作爲國共合作的國民黨上海特别市黨部執委的代表，來廣州參加國民黨的“二大”。會後，他留在毛澤東擔任代理部長的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任秘書，並接手毛澤東已編了四期的國民黨中央機關報《政治週報》。

　　《政治週報》有個專評專欄叫“反攻”，一直由編輯自己寫，茅盾便寫了三篇文章，發表在《政治週報》第5期。第一篇是《國家主義者“左排”與“右排”》，挖苦國民黨右派打着“左派”的旗號來反對真正的“左派”。他們的右派面目，本已被揭穿，又死不認賬，非説自己是“中”派，還巧妙地編出蠱惑人心的警句：“舉起左手來打倒赤化的‘左派’，舉起左手來打倒反革命的右派”。茅盾這篇文章以其行攻其言，通過他們當時的活動來揭露他們的反動面目。第二篇爲《國家主義——帝國主義最新的工具》，駁斥國民黨右派對廣東革命政府和工人運動的謾駡。第三篇是《國家主義與假革命不革命》，指出一部分消極的知識分子，覺得反對革命是背時的了，但又没有革命的思想，没有革命的勇氣，爲了繼續在社會上混，便祭起國家主義這一“又徹底、又圓滑、又時髦、又不過激的好東西”。

　　同年三月中旬，文學研究會廣州分會辦的《廣州文學》旬刊邀請茅盾寫文章，分會同仁開會歡迎他，請他喫飯。會見之後，茅盾才知道分會的人有劉思慕、樑宗岱、葉啓芳、湯澄波，都是分會主要負責人。茅盾在會上作了簡要發言。會後劉思慕寫了一篇《訪問沈雁冰記》，登在他們的刊物上。

　　不久，茅盾又應邀對廣州市的中學生作了一次講演，因會議主持者介紹他是一位文學家，令他放棄了原來想講的一套黨八股，改講和文學有關的内容。他講述了希臘神話中從天上盗火給人間的普羅米修斯的故事，火是人類文明的起源，火給人類帶來了光明。茅盾進而説：偉大的孫中山先生，就是普羅米修斯，革命的三民主義就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