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陳濟棠治理下廣東文化振興
20世紀30年代初到抗戰前夕，在經過大革命前後社會動盪後，廣東爲陳濟棠治理下，采取一些統一政務、整頓吏治、發展經濟、教育和文化措施，頗有建樹，廣東贏得短暫發展機緣，一時間出現异彩紛呈局面。
陳濟棠，廣東防城（今廣西）人，1890年出生，其父爲私塾先生。陳濟棠17歲考入欽廉警祭講習所，後考入黄埔陸軍小學，秘密加入同盟會。1913年，廣東陸軍學校畢業，先後參加過孫中山領導的護國、護法和討伐陳炯明的戰争，從排長昇到團長。國民政府在廣州建立後，李濟深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長，陳濟棠任十一師師長。李濟深控制廣東，陳昇任第四軍軍長。
1929年1月，陳濟棠在國民黨元老胡漢民、古應芬推薦下當選爲中央執行委員，掌握廣東軍權，並從此維持廣東半獨立的局面。
爲了擺脱世界經濟危機給廣東帶來困境，擴大實力，同南京蔣介石政府抗衡，陳濟棠高度重視廣東經濟建設。在他主政期間，大量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裝備，制訂了系列保護工商業的法規。他的政策是，對工商業輕税薄賦，煙、賭、娼則重征賦税，使廣東物質文化建設出現一派興旺景象。
1932年9月27日，陳濟棠在廣泛徵求各方面意見基礎上提出並經西南政務委員會通過《廣東省三年施政計劃提議書》，包括建設“模範新廣東”口號。提議書明確指出：“國民革命事業，策源於百粤。二十年來，百粤人民自獻其生命財力，以效忠勤於革命運動者踵趾相接，其有造於黨國，確爲不可磨之事實。”如果今日仍“若非預先步驟，嚴厘方針，各本其犧牲奮鬥之精神，一致努力，則所謂革命建設、人民權益，無所寄託，甚非本黨革命建設之本旨”。陳濟棠希望通過經濟建設以增强政治生機，“做成三民主義新廣東”。提議書内容涉及政治、財政、鄉村、城市、教育、交通等方面，其中與廣州城市相關者，提出“鄉村建設、城市建設，須平衡發展，不宜偏重城市建設”，“物質建設、精神建設，須平衡發展，不宜偏重物質建設”，“爲收容失業人員，在鄉村應發展農業礦業，在城市應發展工業”：另對城市教育，提出廣設職工補習學校，擴充平民學校，增設職業課程，教育職業化，學生勞動化，擴充大學文、法、政、經等學科，以及農、礦、工、商等應用門類；在救濟事業方面，提出多設平民醫院，廣設養老院、托嬰所、收容乞丐，設義倉、公共飯堂、平民寄宿舍，設立公共墳場等；在交通方面，提出建設省道，整頓水運，經營航空業、長途電話，以及修築江門至飲廉、廣州至潮梅鐵路，以及三水至梧州鐵路等。在實施這個施政計劃過程中，陳濟棠作過多次檢查，并發表相應講話，如1933年《三年施政計劃是準備建設新廣東的計劃》，同年《林雲陔在聯合紀念周作關於廣東省三年施政計劃的報告》，同年5月30日《關於扶植商務以吸引僑商投資實業提案》，1934年2月4日《黨員應切實協助政府實施三年施政計劃》，同年7月《唤起民衆協助政府推行三年計劃》、《整理廣州市政要抓人和法兩要點》，同年8月《三年來本省施政狀况》，1936年3月《綏靖、整理警衛隊與三年計劃執行情况的回顧》。這些講話，清楚地説明陳濟棠在統治廣東期間，確實爲改變廣東政治、社會經濟面貌做出不懈努力，並在這方面産生積極效果，在廣州城市建設方面更不例外。
陳濟棠建設“模範新廣東”最重一項内容，即致力於使廣州進入近現代化城市之列。他1934年7月23日在《市府紀念周的講話》中指出：“廣州是革命策源地，中外觀瞻所係，辦理廣州市政，不獨應爲全省政治的模範，而且應進而建立全國的模範，所以我們必須努力前進，實施三年計劃。”他强調“整理廣州市政要抓人和法兩要點”。對於前者，陳氏指出，政治人格“必須操守好，態度好，養成廉潔的態度，親民的態度。一切工作都爲人民着想、事事設身處地，明白人情，才能熟揣人民利害，關切人民痛癢，替人民做興利除弊的事情”。“第二是法的問題，政治制度不是死板的，如制度有未臻完善，自然要設法改良，總以便民爲依歸。比方辦理自來水、電力的，必須注意供求適應，對於用户請求安裝水管或電表，應迅速辦理，不敷供應的時候，應設法補救。其他如土地局對市民聲（中）請登記及工務局對於市民請領執照，均須設法迅速辦理，使市民感覺快意便利。又如公用局對於發給司機執照等事項，應要慎重與敏捷，以免市民生命危險，及領照者有久候的麻煩。總而言之，政府和人民間一切辦事的手續，如有不便利於人民的，都要使到便利於人民爲止，否則令到市民失望，便失了爲人民謀福利的宗旨。”即使從文字上看，陳氏對廣州市政府公務員操守要求，對市政設施的建設和運作等事無巨細，都瞭如指掌，由此可窺在其治理之下廣州城市物質文化之進步。這主要反映在如下方面：
（1）制定廣州城市建設計劃
1918年廣州市政公所成立，即開始大規模拆城築路，歷時三年，完成了這項巨大工程，開闢了城内主要馬路，廣州開始邁向近現代化城市。但一座近現代化城市不能没有科學合理的城市發展建設規劃，故1929年，也就是陳濟棠主政廣東第一年，廣州市政府即公佈了《廣州市施政計劃書》，可視爲廣州第一個城市規劃方案雛形，雖然它還有很多不完善之處。1930年，由廣州市工務局局長程天固編制《廣州工務之實施計劃》，提出了廣州城市建設計劃，比前一個計劃書更全面、詳細地闡明瞭廣州的地志、舊城改造和新區建設，以及道路、港口、城市公共設施建設等内容。1932年8月，廣州市政府公佈了《廣州市城市設計概要草案》，這是廣州城市規劃的第一部正規設計文件，包括了廣州功能區劃分，市區道路幹綫，粤漢、廣三鐵路在廣州橋樑、車站，以及機場、水廠、電廠、黄埔外港、白鵝潭内港、輪渡碼頭、倉庫選址、布局等。1932年11月又公佈廣州市道路系統圖，確定道路系統爲棋盤式，由此奠定了廣州城市基本格局，並爲後來繼承至今。
（2）擴寬或新開闢主要街道
廣州完成拆城墻後，即開展拓寬取直街道工作。結果是路網結搆合理，街道寬闊，交通方便，全市面貌焕然一新，近現代廣州街景得以形成。據悉，1929—1936年拓寬或新辟街道有湛塘路、東華東路、寺右新馬路、達道路、農林上路、法政路、長庚路（今人民北路）、大新路、十九路軍墳場路等，凡42條，約爲清末廣州92條街道的46％。據統計，到1936年，廣州修建馬路總長度達134公里。而同期廣州全市内街道有6000多條，皆紆曲狹隘，房屋極不整齊，有礙消防、交通和衛生。1930年開始整頓，規定最窄是22米，最寬是11米，先後完成整治、拓寬内街1350條。這是一項巨大城市建設工程，爲此付出的資金、技術和勞動難以估量。
這些街道建成，廣州城區範圍進一步擴大。作爲城區擴大最明顯的標誌是騎樓馬路分佈變化。按騎樓爲地中海式建築，由歐洲人傳人南洋，繼在廣州拆城時傳人廣州，因適合廣州氣候和商業環境，很快獲得推廣，成爲廣州標誌性建築，也是嶺南建築文化最有特色的一部分。其主要分佈在民初拆城改建馬路，如中山四路、中山五路、中山六路、東華路、西華路、龍津路、上下九路、恩寧路和六二三路、解放北路、小北路，以及河南的南華路、同福路、洪德路等，今已成爲廣州城市名片。另外，這時竣工的中山紀念堂、中山圖書館、廣州市府大樓、海珠橋等，都是廣州著名建築，今已成爲各級文物保護單位。這與陳氏和一批城市規劃專家大膽吸收海外先進文化是分不開的。
（3）廣州近現代産業興起
陳濟棠時代，廣州製造業和商業貿易成爲廣州經濟支柱，是廣州城市走向近現代化的基礎和標誌，也是陳氏主粤最燦爛的一筆。
在工業方面，廣州新興行業和産品如雨後春笋，不斷涌現。據有關統計，到抗戰前夕，廣州新建工業部門就有非金屬加工、燃料加工、有色金屬冶煉、金屬加工、化學加工、建材、玻璃、陶瓷、橡膠、木材加工、紡織、縫紉、皮革皮毛加工、油脂加工，食品、食鹽、印刷、文教藝術等159個部門，産品有數十種。比較著名有西村水泥廠、廣州泥城發電廠、增埗自來水廠、廣州硫酸廠、協同和機器廠、市頭糖廠、新造糖廠、馮强膠廠、西村肥田料廠、河南紡織廠、省營造紙廠（南石頭造紙廠）等，皆達當時先進技術水平，形成舊中國廣州發展的高峰時期，很多工廠保存到新中國成立後，成爲廣州工業更新改造的基礎。
商貿是廣州城市基本活動。陳氏利用1929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給這些國家帶來衝擊的機會，積極開拓海外市場，發展對外貿易，刺激了廣州工商業發展。據統計：1928—1932年廣州口岸對外貿易約占全國進出口總值的5％左右，多數年份入超，且平穩地發展，平均年增長157％，遠遠超過了前代。
外貿與商業相互促進，廣州市場一片繁榮興旺。1933年，廣州民營商業銀號達498家，分早、午、晚三市交易，其興旺的景象超過了香港。至茶樓酒肆、商業網點、旅館、戲院等遍佈全市。1933年廣州各行商店達22萬餘家，平均每50人1家。僅旅館一項，1933年達291家，廣州成爲中外商旅雲集之地。1929年廣州人口爲8117萬，1932年增長到11226萬人，三年間增加了383％。廣州躋進百萬人口城市之列，成爲大城市。時有評論説：“外人初到廣州遊覽，常嘆廣州近年物質之進步。蓋高樓大厦、車水馬龍，頗足眩人耳目。”樑漱溟也大加稱贊：“民國十六七年，兄弟曾到廣州，現己隔七八年。現在之廣州，與以前之廣州，又不同，碼頭增多，市面擴大，建築物、汽車都日有增加。”1934年，廣州已有長途汽車綫路15條，長途汽車公司15家，營運汽車121輛；市内公交綫14條，總長124公里，客車532輛，脚踏車9380輛。廣州呈現一派近現代城市景觀，令外地人刮目相看。
陳濟棠在戎馬倥偬生涯中，深知交通運輸作用，故十分重視廣州交通網絡建設。他説：“建設之要首重交通。欲現地方經濟之盈虚，文化之隆替，民生之豐歉，莫不以交通之便否爲衡。”1928年，廣東公路總長僅3850公里，到1934年已上昇到134萬公里，增長248倍，無論總長度和密度，都居全國第一，超過交通發達的山東和江蘇。這個公路網絡，以廣州爲中心，其中東路分第一、二、三幹綫，打通汕頭、潮州、梅州、惠州等地縣交通；南路第一干綫和瓊崖環島公路，使廣州灣（今湛江）、茂名、徐聞、合浦、欽州等地公路增多，海口至三亞公路暢通；西路則建成三（水）四（會）公路、三（水）高（要）公路、高（要）德（慶）公路與德（慶）封（開）等公路；北路則修築南（雄）韶（關）公路、韶（關）坪（石）公路、韶定（南）公路、韶（龍）南公路等，到1937年，廣東省内有17條主幹公路，326條支綫，總長2．2079萬公里，聯結福建、江西，湖南、廣西，廣州成爲省際公路總樞紐。鐵路交通也日益發展，1936年，粤漢鐵路全綫通車，並與廣九、廣三鐵路聯網。此外，加上已投入使用潮汕、新寧鐵路，廣州在華南鐵路網上處樞紐地位。
内河向爲廣州主要交通方式，無論長行渡或是横水渡都輻輳廣州。1932年廣州港務局成立，改善河道管理，1933年建成連接廣州珠江南北的海珠橋。到1935年，省内各江通航里程達3000多公里。廣州是最大客運輸中心，通西江、北江、東江和三角洲網河各埠，全省有17640艘民船日夜穿梭於各水系河道，加速城鄉物資交流。
航空運輸興起較晚，但一起步，即呈良好的勢頭。1932年，陳氏成立民國航空公司，次年設廣東民用航空公司，後聯合廣西發起西南航空公司，開通廣州至海口、梧州、南寧、桂林、柳州、龍州、北海國内航綫，以及廣州至河内國際航綫，促進各地物資和商務往來。
（4）奠定廣州現代教育基礎
陳濟棠作爲一位軍政人物，同樣致力於教育事業。他説：“教育是立國張本，是永久的事業……今日的教育問題．是我中華民族的生死問題。”又説：“世界上没有教育不發達的國家，能够進步的。”在他制定“三年施政計劃”中即體現了這一教育思路。這包括一是推廣義務教育，擬三年内解决200萬失學兒童復學問題。二是擴充中等教育，在廣東增設省立中學，各縣也增加中學班數。三是發展職業教育，提高就業素質解决就業問題。四是推廣師範教育，培養各類師資。五是增加高等教育，“以造就專門人才”。除在廣州東郊新建中山大學校園外，决定設立廣東勷勤大學的工學院、師範學院、商學院，籌辦省立農業專科學校、水産專科學校、美術專科學校、音樂院和編譯館；補助私立大學；選派優秀學生出國留學等。六是推行社會教育，提高人民知識、道德，補學校教育之不足。這些教育政策和措施，很快見效。在陳主政期内，全省普通小學由18964萬間增加到22754萬間，增長19％；學生人數由1098965萬增至1469406萬，增加了33％；中學由205間增加到299間，增長46%，學生由45萬人增到612423萬人，也增長了365％；高校學生從4000人增加到5000人，也有25％增長額。此期間廣州即有中山大學、廣東法科學院、嶺南大學、國民大學、廣州法學院、廣州大學、光華醫學院、夏葛醫科學院，以及美術、鐵路、中醫學校等，廣州成爲南中國一個教育重鎮，在近現代中國教育史上佔有重要一席之地。
（5）延攬人才，保障廣州社會經濟發展
一個近現代化城市，必須人才薈萃、各顯身手，才能推動城市各項事業前進。在陳濟棠時代，廣州即匯集了一大批各個領域時代精英，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幹，對建設廣州大城市功不可没。
陳濟棠面對廣州建設各項難題，除籌措資金、技術以外，同時十分重視人才，果斷地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延攬、重用知識分子，使之有職有權，並獲得優厚生活待遇，從而保障他建設廣東的三年施政計劃落實在堅實的智力基礎上。而從實際效果看，陳氏這種理念和决策，他的前任主粤者無一人出於其右。恰如留英美碩士、博士學位獲得者，時任韶關飛機廠副廠長兼總工程師、新中國成立後任華南工學院院長的羅明燏説，陳氏“治粤期間，很重視知識分子，只要是專家或有一技之長者便提拔重用”。讓他們“掌握工業中各部門的經營管理大權，使他有職有權，充分發揮才幹”，“並在生活上給予優厚的待遇”。在這些政策吸引下，大批留學生遠涉重洋，回歸廣東效力，包括石井兵工廠副廠長鄧演存、留美碩士南石頭造紙廠總工程師陳丕揚、留美謝吴明，爲廣州硫酸廠、飲料廠、新造糖廠技術骨幹。留法建築師林克明，擔任設計中山圖書館、廣州市政府大樓、中山大學石牌校區多座教學大樓、中山紀念堂建設委員會顧問、海珠橋設計監理等。從美國學成歸來的林士祥，不依靠外國技術人員建成廣州電解廠，另有水泥廠工程師黄肇翔、鄧鳴儀、劉鞠可、林業，硫酸廠黄炳芳，肥料廠陳宗南、方寧贊，飲料廠陳國機、餘驥，無煙藥廠樑卓嚴、司徒灼，紡織廠王福衛，造紙廠劉寶琛、趙帝森，以及省建設廳、市公用事業局、省農業局等都有一批這樣的技術精英，支撑着這些新興企業事業的建設和發展。特别是番禺黄埔村人馮鋭，在内地多所大學畢業，留學美國獲農業經濟學博士學位，在陳氏時期出長廣東省農林局，在發展廣東甘蔗種植、加工等方面甚有建樹，爲陳氏賞識和重用。也因爲如此，在陳濟棠倒台後，馮鋭爲蔣介石下令捕殺，成爲蔣陳政治鬥争的犧牲品。
此外，陳濟棠還巧妙地利用世界經濟危機機會，大量引進外國工業設備和原材料，裝備這些落成企業，使之很快投産，效果斐然。例如陳氏從菲律賓、爪哇、台灣引進多個優良甘蔗品種，廣種於廣東，甘蔗和糖産量大幅度增加，民受其惠。陳氏又引進機器榨糖，時屬創舉，以後使用不輟。
（6）尊重傳統文化，提倡尊孔讀經
陳濟棠也十分尊重傳統文化，認爲“中國有數千年的歷史，有獨立的文字，重和平，祟仁讓，有歷來相傳的美德”。在行動上，大力提倡尊孔讀經，掀起“廣東復古運動”，社會各界對此毁譽參半，但扺制行爲也不在少數，故這一運動並未達到預期效果。與此同時，陳氏又積極支持“國有文化”研究，在廣州成立“明德社”學術研究機構，以闡揚國粹，改造人心。爲此，辦報刊、開演講、設研究班、出版各類叢書等，轟動一時，不管其目的如何，這對梳理、保存傳統文化，總有它積極意義一面。當然，陳氏在這一運動中，還以文化判官面孔，干預婦女服飾和涉及男女公共活動，批評工農商學政軍界病態心理，以達到改造心理之目的。這在某種意義上説，也不無進步意義。這對活躍廣州等城市文化氛圍，也是有促進作用。陳氏也深知利用廣播來達到教化、宣傳和娱樂目的，廣州自1927年起籌備廣播電台，1929年5月6日正式播音，1934年8月廣州廣播電台工作人員多達348人，每天播音6小時，使用廣州話、國話和英語播音，這在全國城市並不多見，這也標誌着廣州不僅在物質文化上，而且在精神文化各方面，正一步步地向近現代化大城市邁進。
陳濟棠治理廣東的文化建樹，得到後人肯定和高度評價。1982年9月10日鄧小平在接見陳濟棠之子陳樹柏時指出：“令尊治粤八年，確有建樹，有些老一輩的廣東人還懷念他。”（見《羊城晚報》1982年9月22日）鄧小平對陳濟棠的評價，殊爲不刊之論。
二、中西合璧建築文化興起
建築作爲一種最直觀文化符號，是一種動態和充滿時代感的文化。有賴於華僑引進西方建築文化，廣東城鄉建築景觀才大放异彩，爲其他省區所不及。而這主要是20世紀30年代達到建設高潮。
騎樓是地中海沿岸建築，20世紀初，廣見於我國東南沿海城市。廣州最早出現騎樓在20世紀20年代，據研究是由西方殖民者和華僑從東南亞同時傳入的，很快由廣州傳播至全省各地，尤以珠江三角洲和沿海、沿江城鎮爲普遍。據林琳博士統計分析，廣東現今21個地級市，擁有騎樓城鎮密度最高的是汕頭和潮州（07座／千km2），次爲佛山、廣州、江門、汕尾、中山、揭陽、東莞、雲浮、深圳等，爲04—07座／千km2；再次爲東莞、肇慶、梅州、韶關、茂名、湛江，爲03—04座／千km2；最低爲河源、惠州、清遠、陽江（<03座／千km2）；這與廣東華僑祖籍分佈格局有某種相似之處，亦即兩者成正比。潮汕、五邑爲華僑集中地，擁有騎樓的城鎮密度最大，粤西、粤北山區則較少。騎樓具有上樓下廊，前店後宅，與街道相連，即遮風雨日曬，又方便交易等特點，與廣東商業文化發達相一致，故具有强大生命力，留存至今。由於華僑數量、區域商品經濟水平差异，僑鄉騎樓平面類型多，有單開間、雙開間和多開間等。如台山、開平城鎮騎樓多爲雙開間并聯組合而成，沿河或沿路擺佈，風格多樣，既有中國傳統式屋頂，更多的是仿文藝復興式、仿巴洛克式、仿古典式、南洋式等，規模大、空間闊、立而雄偉氣派，异彩紛呈，突出中西文化結合特色。而内地非僑鄉，如粤北、西江一帶騎樓，數量少，類型單調、規模小、體量輕，屋頂多爲中國宫殿或居民式。如在梅州、汕尾等騎樓通道寬不過15米，僅容2人通過，説明傳統文化在當地占優勢。
碉樓是華僑文化在建築上的另一形式，19世紀興起於開平、新會、台山、恩平、鶴山所謂五邑僑鄉。光緒《寧陽存牘》指出：“自同治以來，出洋之人多獲資回華，營造屋宇，焕然一新”。該縣盛時有碉樓5000多座，現僅存2460座，其他各縣也有數量不等的碉樓。這些樓主人僑居世界各地，故其建築風格豐富多彩，包括傳統屋頂式、仿意大利穹隆項式、仿歐洲中世紀教堂式、仿中亞伊斯蘭教寺院穹頂式、仿英國寨堡式、仿羅馬敞廊式、哥特式、折衷式、中國近代式等，林林總總，堪爲世界建築文化博覽館。這些碉樓從用材到結構形式乃至内部的陳設，體現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整合。開平碉樓於2001年7月被評爲全國重點文化保護單位，2007年8月成功申報世界文化遺産，舉國歡騰。
三、文學藝術創作復蘇
廣東的文學藝術，雖説有過一段低潮，但隨着一批文化人的堅守與抗争，到上世紀30年代也漸漸有所復蘇。
歐陽予倩（1889—1962年），中國現代戲劇史上著名的戲劇藝術家，他是在1928年12月應當時廣東國民政府李濟深、陳銘樞的邀請，來到廣州，並於1929年2月16日，創辦了廣東戲劇研究所。
歐陽予倩在廣東的三年時間裏，擔任戲劇研究所所長，團結戲劇界同人，堅定、積極地進行了各種改革。他在研究所附設了戲劇學校和音樂學校，并親自授課、排戲，舉行了數十次演出，培養了一批戲劇和音樂人才。他還創辦了《戲劇》雜誌和《戲劇》週刊，宣傳戲劇改革的主張，介紹了外國進步的戲劇理論，推動我國戲劇改革運動。《自我演戲以來》等許多論文，批評了當時廣東出現的認爲作家是“超越了社會的人，著作是個人的著作，享樂是個人的享樂”，作家只是“爲滿足自己的美欲而創作的”。“所謂效果，是藝術以外的事”之類的“爲藝術而藝術”的錯誤理論，强調“戲劇本是社會的反映，有什麽社會，便有什麽戲劇”，“現代的戲劇，始終離不開現實，非現實的戲劇不是現代民衆所需要”，“我們的戲劇尤其要注重現實。”“我們所迫切的要求能直接表現人生的戲劇。”他在廣東創作的劇本鮮明地表現了這個主題。這包括《車夫之家》、《小英姑娘》、《買賣》、《同住三家人》、《不要忘了》等，都緊扣時代題材，在觀衆中引起强烈共鳴，取得良好效果。
“九·一八”事變，激起廣州學生極大憤慨，爆發抗日反蔣等怒潮。廣東左翼文藝運動隨而達到高潮。1933年3月，中國左翼總同盟廣州分盟成立，由何干之、温盛則、譚國標、歐陽山等七人爲常務理事，負責各自工作，開展活動。由此涌現和鍛煉一批優秀作家，如歐陽山、丘東平、草明、洪靈菲、張常平等，都各有突出成就，不過，他們都是用鮮血寫出了那個時代輝煌篇章。
洪靈菲（1902—1933年）廣東潮安人，中學畢業生1922年考上廣東省立高等師範學校，深受在該校任教的鬱達夫賞識和影響，積極投身革命運動。1927年廣州四·一五大屠殺事件後，亡命香港、新加坡、曼谷等地，數月後回上海，組織文學社團，出版刊物，製作、出版大量小説，成爲我國有影響的革命文藝理論家和作家。1930年，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他是七位常委之一。1930年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成立，他仍爲七常委之一。1933年7月26日，他在北京被捕，宋慶齡等先後發表聲明抗議，但仍被押解南京雨花台秘密處死。
洪靈菲爲繼朱執信、楊匏安之後，上世紀30年代中國現代文學領潮者，將19世紀末樑啓超提出的珠江文派與全國革命文學潮流相結合，他加入上海“太陽社”，並與廣東人圖書館學家杜國庠等出版《月刊》，與“太陽社”創作活動异曲同工。他創作大量革命文學，最典型的爲自傳體長篇小説《流亡三部曲》，正面描述大革命的地下鬥争，爲“四·一五”反革命事變後的革命鬥争的史詩性作品，爲當時中國文壇流行“革命加戀愛”浪漫革命文學領潮之作。他這部作品與鬱達夫《沉淪》，蔣光慈《少年漂泊者》、《短褲黨》的同類著作，忠實地反映革命低潮中革命青年的苦悶、轉而反抗的事實，無情地揭露屠夫、劊子手的瘋狂，指出革命才是唯一的出路。建國前洪靈菲已有不少作品問世，如《流亡》、《前綫》、《轉變》、《明朝》等長篇小説。1982年1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洪靈菲選集》，對他是一種深沉紀念。
馮鏗，女，潮州人，著名“左聯”五烈士之一。魯迅在《爲了忘却的紀念》中有記“她有點羅曼諦克，……她體質是弱的，也並不漂亮。”因爲被捕後受瘧，“面目都浮腫了。”她著有長篇小説《最後的出路》，寫一位青年女子在新舊交替動亂年代最終選擇革命道路的艱苦歷程，其被譽爲“中國新誕生的最出色的和最有希望的婦女作家之一”。
此外，創造社戴平萬、太陽社馮憲章都以革命鬥争爲題材，以小説、詩歌爲武器，唤醒群衆，奮起抗争，但兩人都被殺害而停止了歌唱。
抗戰軍興，廣東詩人以詩歌爲投搶，爲匕首，爲號角，參加這場偉大的民族解放鬥争。代表詩人蒲風（1911—1942年），廣東梅縣人，出身貧苦，備受生活折磨。但也較早接受西方文化。1928年曾到南洋謀生，在當地出版《狂風》刊物，發表不少宣傳革命詩作。受到荷蘭殖民當局的注意，他們的組織被破壞，有些人被捕。蒲風不得不1930年回國。1931年，蒲風考進中國公學中文系，主攻詩歌理論，亦從事新詩創作。他讀書非常刻苦認真，深爲朋友欽佩。1932年參加“左聯”，是詩歌組的骨幹成員，相繼發展《茫茫夜》、《我迎着風狂和雨暴》、《祖國復興在雷雨聲中》等詩作，並創辦《詩歌》、《詩歌生活》、《廣州詩壇》等刊物。其第一部詩集《茫茫夜》甫一面世，即引起文壇注意，深受讀者歡迎，成爲激發進步青年投身革命的催化劑。他在《第一顆子彈》中吟誦：田野裏就有誕生了火的洪流；衆多的田野之火，匯合着，響應着，中國的農村：
到處射出了第一顆子彈，
中國早就在燃燒着了呵！
1938年加入中國共産黨，同年投身抗日軍隊，積極宣傳抗日。1940年投奔新四軍，直接戰鬥在抗日最前綫。1942年病逝於安徽天長縣。建國後，被追認爲革命烈士。
蒲風詩歌直接面對殘酷現實，謳歌人民抗日鬥争，語言辛辣、格調高昂、通俗易懂，充滿了戰鬥性、震撼性。每一章，每一句，都跳動着時代脈博。如代表作《六月流火》長詩的結尾，詩人高唱：
六月流火
六月流火
火在天空
火在地上！
火燃燒了王莊，
火蔓延在各個村落上！
六月流火！
六月流火！
火在天空，
火在地上！
火照耀着稻珠金黄！
火將燒出了新生命的輝煌，
輝煌。
這一時期，還有兩位廣東作家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深刻痕迹，一位是現代象徵派詩歌開山者、奠基人李金髮，另一位是客籍作家張資平。
李金髮，（1900—1976年），廣東梅縣人，1919年留學法國，1920年開始寫詩。其時西方象徵派詩歌正在興起，李金髮得其精髓，在《莽原》上乘興而發，其成名作《棄婦》，描寫一位被遺棄婦女悲慘命運。另出版《微雨》、《爲革命而歌》、《食客與凶年》等詩作，都爲中國象徵詩歌樹起的豐碑，他也被稱爲“詩怪”。我國著名學者、散文家朱自清評價李金髮詩歌是當時突起的“一支异軍”，並説“象徵派詩要表現的是微妙的情境，比喻是他們的生命”，“雖用文字，却朦朧了文字的意義。用暗示來表現情調。”而李金髮是“第一個介紹”法國象徵派詩“到中國詩壇上的詩人，對中國詩歌流派和風格的創新，貢獻匪淺。
如其著名《裏昂車中》，就是一篇代表性象徵詩佳作：
細弱的燈光凄清地照遍一切，
使其粉紅的小臂，變成灰白。
軟帽的影兒，遮住他們的臉孔，
如同月在雲裏消失！
朦朧的世界之影，在不可勾留的片刻中，
遠離了我們，毫不思索。
山谷的疲勞惟有月的餘光，
和長條之摇曳，使其深睡。
草的淺緑，照耀在杜鵑的羽上。
車輪的鬧聲，撕碎一切沉寂。
遠市的燈光閃耀在小窗之口。
惟無力顯露倦睡人的小頰，
和深遠在心底的煩悶。
呵，無情之夜氣，卷伏了我的羽翼。
細流之鳴聲，與行雲之漂泊，
長使我的金髮退色麽？
也在不認識的遠處，
月兒似勾心鬥角的遍照。
萬人歡笑，萬人悲笑，同躲在一具兒：
模糊的黑影，辨不出是鮮血，是流瑩！
此詩表現細賦，想象豐富，比喻新奇，似乎在字裏行間，隱含着對人生的思索與感慨。作者寫色彩、光亮、聲音，所用意象雖較朦朧，但給人以美的感受，故此詩是開了朦朧詩風的。
又其寫第一次世界大戰，有詩曰：
如殘葉濺
血在我們
脚上
生命便是
死神辰邊
的笑。
這把生命視爲死亡辰的笑，這一燦爛又凄慘的意象，可以説是李金髮的一個絶唱。李金發還編《嶺南戀歌》，收入客家情歌545首。抗戰期間寫有《异國情調》、《飛剪號帶來的英勇》、《一個少女的三部曲》三篇小説。前兩篇寫華僑支持抗戰，後一篇披露、控訴農村封建陋習對婦女殘害。三篇小説1942年收入《异國情調》一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李金髮的詩從一開始就被斥爲“歐化”，甚至説他“國語”也不大會説，“敗壞了中國語言”等。實際上，只要深入他的詩境界，不難發現其詩風格，更具中國古典色彩，其纏綿悱惻，顧影自憐，多愁善感詩句，大都可在唐詩宋詞中找到它的源頭。他《棄婦》中，如山泉長瀉、紅葉飄零，在古詩中常見，而暮鴉馱着夕陽、漁舟唱晚意境，更比比皆定。輕言他“洋化”、“歐化”顯然過頭，恐怕更多的應是《牡丹亭》、《王梨魂》在他詩作中打下深深印記。
張資平（1893—1959年），廣東梅縣人，1918年留學日本，回國後積極投身於新文學運動，創建《樂群》、《中日文化》等雜誌，曾在中大學校任教。其仕途坎坷，1940年出任汪僞政府農礦部技工、漢奸文化組織中日文化協會後補理事，主編《中日文化》月刊。他在漢奸報刊上發表文章，還以“首都文化人”身份迎來送往。因人由此對其進行尖鋭批評，1947年，張資平曾以漢奸罪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後被保釋，翌年被上海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三個月。建國後張資平失去工作，後由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介紹，到學校任教。1958年9月，因“潘漢年反革命事件”又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第二年死於安徽省勞改農場。後查明，其罪名不成立，但損失已無可挽回。
張資平是一位多産高産作家，在文學上頗多創新，甚有貢獻。其早期文學活動，已見前述。他一生創作長篇小説24部，短篇小説50餘篇，譯作6部。内容上可分兩類，一是描寫市民知識分子的愛欲與文明壓抑之間的矛盾，市民階層精神幻想的情愛小説；另一類是描寫小市民生存空間的非情愛小説，從物質和精神層面關注市民生存狀態。前者如《雙曲綫與漸進綫》、《回歸綫上》、《聖誕節前夜》、《性的屈服者》、《性的等分綫》、《苔莉》、《飛絮》、《最後的幸福》等，不少作品一版再版，備受歡迎，代表了他情愛小説最高水平。在“五四”運動衝擊下，個性解放、婚姻自主，冲破封建倫理羅網已漸漸成爲時代一股潮流。張資平情愛小説，即使有不少性描寫，也屬自然主義，有驚世駭俗的積極意義，其進步作用不可抹殺。特别是情愛小説一反“男求女”傳統模式，而不少情節是女主動、勇敢地追求男方。這種叛逆的女性行爲，對封建理學是一種大膽挑戰。在張氏作品中大不乏這樣角色，作者的勇氣和膽識也是不同尋常的。如在《梅嶺之春》中，女主人公保瑛大膽地追求那種所謂的亂倫愛情，在世俗的偏見面前，她没有屈服，而是大膽地宣稱：“我們之間的戀愛不算罪惡”，表現了新女性的叛逆情格，也批判了屈服於封建禮教的如吉叔父般的怯懦者，又如《蔻拉梭》中的静瓊，《性的征服者》中的馨兒，《不平衡偶力》的玉蘭，《飛絮》中的雲姨等，這些女性都十分具有魅力，主動去勾引男性。這些小説，首先在搆思上打破以往情愛小説的僵死模式，頗具新鮮感，爲以後情愛小説開拓一條新路，再有其反封建色彩，開風氣之先。
此外，張資平不少作品描寫社會底層人士悲慘生活，如《木馬》、《雪的除夕》、《小兄妹》、《兵荒》、《軍用票》等；也有描寫軍閥横行和官吏貪婪無耻的，如長篇小説《公債委員》。其作爲客家人，描寫客家婦女悲慘命運的小説也不在少數，如《冲積期化石》、《性的屈服者》、《梅嶺之春》、《最後的幸福》、《三七晚上》等，即有很多這方面内容。
張資平還收集不少客家山歌，嵌入其作品中。例如一首客家情歌就很動人：
蓬辣灘頭水滿堤，迷娘山下草萋萋。
暫時分手何珍重，豈謂離鸞竟不歸。
共住梅江一水間，下灘容易上灘難。
東風若肯如郎意，一日來時一日還。
過去對張資平的評價，離開特定歷史研究，被强加“毒害了不少青年”、“誨淫誨盗”、“色情”、“多角”、“低級趣味”等不實之辭，不是無知、偏見就是偏激，應重新審視、重新評價其人其書，還一個真正的張資平面目。
四、學術研究的建樹
在這一相當平静期間，隨着教育事業發展，學術研究獲得一個良機，在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方面，取得不少開拓性成果，爲後來研究奠定堅實基礎。
（1）王力語言學
王力，（1900—1986年），中國語言學家、詩人，字了一，廣西博白縣人。1924年入上海南方大學學習，次年轉入上海國民大學。1926年考進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1927年赴法國留學，獲巴黎大學文學博士學位。1932年回國，歷任清華大學、燕京大學教授，1937年南下，任教於湖南長沙臨時大學、廣西大學、昆明西南聯大。1939年至1940年在越南研究東方語言。1946年任中山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創辦語言學係，1948年任嶺南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1952年任中山大學教授，兼任語言學係主任。1954年調北京大學任教授，曾兼任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顧問、中國語言學會名譽會長、中國音韵學研究會名譽會長。
60年來，王力一直從事語言科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爲發展中國語言科學、培養語言學專門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貢獻。1936年發表《中國文法學初探》一文，對中國語法學界自《馬氏文通》以來因襲英語語法研究的狀况提出批評，同時對漢語語法的特點和研究方法做了初步探討。1937年發表的《中國文法中的係詞》，指出係詞在古代漢語裏不是必要的，漢語的句子也不一定都要有動詞，這揭示了漢語不同於印歐語言的一個突出特點。他的《中國現代語法》（1943年）、《中國語法理論》（1944年）以及《中國語法綱要》（1946年）等著作；以《紅樓夢》爲主要研究對象，建立了自己的漢語語法體系。在40年代，王力的語法著作和吕叔湘的《中國文法要略》都對漢語語法研究起了重要的影響。
王力在音韵學方面用力最勤。早年在法國專攻實驗語音學，著有《博白方音實驗録》（1931年）。他的《中國音韵學》（1936年，1955年再版時改名爲《漢語音韵學》）一書用現代語音學理論解釋傳統音韵學的概念，叙述了傳統的今音學（《廣韵》音係）、古音學和等韵學的基本内容。此外，王力還發表了一系列研究音韵的論文，例如《南北朝詩人用韵考》（1936年）、《上古韵母系統研究》（1937年）、《漢越語研究》（1948年）等。建國後，還有更多音韵學成果問世。
王力自20世紀40年代開始從事漢語詞彚的研究，先後發表《古語的死亡、殘留和轉生》（1941年）、《新字義的産生》（1942年）、《理想的字典》（1945年）等文，着重探討漢語詞義演變的特點和規律。《新訓詁學》（1947年）和《訓詁學上的一些問題》（1962年）兩篇論文對中國傳統的訓詁學做了認真的總結與批判。他還主張用歷史發展的觀點建立新的漢語語義學，他的《同源字典》（1982年）是在詞彚學方面貫徹自己主張的代表著作。
王力對漢語的語音、語法、詞彚所作的描寫的和歷史的研究，集中在《漢語史稿》（上、中、下，1957—1958年）一書中。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修訂重寫，分爲《漢語語音史》（1985年）、《漢語語法史》和《漢語詞彚史》三書。他的《中國語言學史》（1981年）對中國2000年來的語文研究和語言學遺産做了比較全面的叙述和初步的總結。他主編的《古代漢語》教材（1962—1964年，共4册，1980年修訂）體系新穎、内容豐富，在國内外都獲得好評。
王力重視語言文字的應用。他在文字改革、漢語規範化和推廣普通話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和普及工作。早在30年代他就提倡文字改革，主張用羅馬字拼音。1940年出版的專著《漢字改革》，分析了現行漢字的優缺點及改革的可能性，提出了改革方案。1949年後參加漢字簡化、漢語拼音方案的制訂、推廣普通話以及漢語規範化的研究工作，發表了多篇論文。
王力又是詩律學家。他的《漢語詩律學》（1958年）對中國古代詩詞的格律和語言特點作了精到的研究。王力又是詩人，著有《龍蟲並雕齋詩集》（1984年）。
王力在語言學方面的專著有40多種，論文近200篇，共約1000萬餘字，内容幾乎涉及語言學各個領域，有許多且具有開創性。這些論著正匯編爲《王力文集》20卷，1985年已出版前3卷。王力捐獻這部書的稿費，設立“北京大學王力語言學奬金”，自1986年開始評選、頒發。
王力先生寫的有關粤方言的著作有：《博白方音實驗録》（1932年）、《廣州話淺説》（1957年）。另外寫了不少論文：《兩粤音説》（1928年，《清華學報》）、《東莞方音》、《嶺南學報》（1949年）、《珠江三角洲方音總論》（合著，1950年，《嶺南學報》）、《台山方音》（合著，1950年）。
王力先生爲方言區推廣普通話做了很多工作，寫了《廣東人學習國語法》（1951年）、《廣東人怎樣學習普通話》（1955年）等的學習手册，寫了《談談廣東人學習普通話》（1956年，《南方日報》）、《粤方言與普通話》（香港《語文雜誌》，1981年（7）等文章，對嶺南方言研究作出重要貢獻，無愧是一位語言學大師。
（2）羅香林與他的客家學
羅香林（1906—1978年），字元一，號乙堂。1906年生於廣東省興寧縣寧新鎮。
1924年夏，羅香林在本縣興民中學畢業後，即到上海就讀承天英文學校。1926年夏，他從上海政治大學考入北京國立清華大學史學係，兼修社會人類學，從游樑啓超、王國維諸名宿。1930年夏，清華大學畢業後，即昇母校研究院，專治唐史與百越源流問題，兼肄業燕京大學研究院。1932年2月，他獲哈佛燕京學社奬學金，到華南考察民族問題。接着赴廣東考察客家文化與社會組織。同年10月任中山大學校長室秘書兼廣東通誌館纂修。後任副教授，講授方誌研究，兼編學校《中文研究》月刊。
1939年春，全家扺重慶。不久他赴雲南澄江任中山大學教授兼研究院指導教授。翌年，中大由滇遷返粤北，他扺桂林考察文物占迹，於西山觀音峰發現唐代摩崖佛像及有關石刻。此發現對他後來研究佛教從印度循海道傳人越南與兩粤發展，提供了重要資料，著成《唐代之光孝寺》與《桂林摩崖佛像》。1941年，於紫金忠霸孫桂香家索閲《孫氏族譜》，經研究此乃與孫中山上代有關的唯一族譜，編撰《國父家世源流考》。
1945年日本投降後，他出任廣東省政府委員兼省立文理學院院長。
1949年，他全家移居香港。先後任香港大學兼任教師、講師、中文系主任、教授、東方文化研究院主任、亞洲研究中心管理委員會副主席等。1966年，他用英文發表《中國族譜研究》演講，開啓當代學術研究新課題之先河。1968年，香港大學贈他以終身名譽教授。
1969年起直至1978年逝世，任香港私立珠海書院院長、中國文史研究所所長、基督教崇基會副會長、國際筆會香港中國筆會會長。
羅香林學識淵博，治學嚴謹，承先啓後，著作等身，尤以開創族譜學、繼甲骨學、敦煌學、簡牘學之後，開啓當代學術之新潮流；又以《客家研究導論》、《客家源流考》、《客家史料匯編》等開創性著作，爲客家研究之學奠定根基，無愧爲一代通儒、史學宗師、客家研究之權威。
客家學（Hakkaolog）是一門方興未艾的學科，是一門運用科學的觀點和方法去研究客家民係的歷史、現狀和未來，並揭示其發生、發展的學問。研究對象是客家民係和客家文化現象，包括客家民係的形成史、客家民係獨特的文化現象以及表現出來的客家精神、客家民係的現狀和未來。客家學是涉及多個領域的綜合性學科，研究範圍除了客家民係的形成歷史外，還包括客家的語言、文化、藝術、建築等多個方面；它又是一門邊緣學科，涉及歷史學、地理學、社會學、民族學、人類學、語言學、民俗學、建築學、藝術美學、社會心理學、文化學、華僑史學等多個學科領域。
通過對客冢學的研究，可以豐富人們對漢民族共同體的認識、探索作爲漢民族分支之一的客家民係保持中原傳統和自身獨特性的意義，弘揚民族優秀文化；有助於揭示中國的移民史和移民規律，揭示民族融合與分化的現象和規律。進而言之，從客家學角度切入，有可能對華夏文明的演進模式作出新的認識與解釋，而不拘於定見。同時，由於客家民係在歷史與現實社會所作出的貢獻和産生的影響，客家學研究，對干豐富與拓展民族史和華僑史的研究，乃致加速祖國的現代化建設、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大業，都具有重大理論和實踐價值。而客家學的摇籃就在廣東文化，特别是在客家第一大省廣東。客家學研究成果，則是近現代廣東文化一個最輝煌的組成部分。
羅香林先生於1933年11月出版了《客家研究導論》，1950年出版了《客家源流考》，這兩部經典著作可以説是1950年前對客家研究諸説的綜述與個人觀點的結論。羅先生説：“這篇《導論》只是報告了一點關於個人研究客家問題的短短經過而已，其中不能解决的問題，還不知究有多少……”。這部著作奠定了客家學研究的基礎，對客家的源流、客家民係形成的年代與血緣、分佈及自然環境、語言、文教、民係特徵等作了全面的研究。其中，關於客家源流問題，提出了三支五期説：三支即永嘉之亂後，漢人南遷，形成三大支派，播遷於洞庭湖流域、鄱陽湖流域及贛江而至今日贛南及閩邊諸地，以及今日浙江及福建的北部等地；五期即東晋至隋唐爲第一期；唐末黄巢起義促成第二期，宋室南渡、元人入侵、閩贛粤交界的客民流入粤東、粤北爲第三期，清初粤贛客家隨“湖廣填四川”移民浪潮入川，惠、韶、嘉及贛州諸屬之客民向粤省廣肇諸屬遷移，嘉應各屬客家向台灣遷移，此爲第四期；咸豐六年（1856年）至同治六年（1867年）之土客大械鬥，客家南入高、雷、欽、廉諸州，遠至海南島崖縣、定安等地，爲第五期。該書提出客家是漢族裏頭一個系統分明的支派，客家先民因爲受到中國邊疆部族侵擾的影響，才逐漸從中原輾轉遷徙到南方的。
羅香林教授認爲，兼顧各業、並蓄人才，婦女能力與地位的廣泛提高、好動而且具有野心、富有冒險和進取精神、簡檏質直、剛愎自用等代表了客家民係的特徵。
羅香林教授1950年在《香港崇正總會三十週年紀念刊》上發表《客家源流考》，對客家源流、系統、遷徙、分佈、語言、文化、精神，以及五次遷徙的原因和路綫等等，作了較爲系統的論述和詳細的考證，將客家民係的遷徙和系統的形成，置於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長河中進行考察，從而成爲海内外研究客家最具有權威的著作之一。
在客家學影響下，以後潮學、廣府學等得以興起，羅香林篳路藍縷，開啓山林之功不可没。原來在20世紀20—30年，有一種觀念，即潮人和客家人都被視爲非漢種，亦非粤種，但這兩個族群對此反應並不强烈。這與這兩個族群的民性不同有很大關係。潮汕地處沿海地帶，海洋經濟相對發達，海洋文化特質突出，流行“愛拼才會贏”觀念，主要精力放在經濟生活上。因此，潮汕人有了這個共識，爲潮學研究創造了契機。由於客家學建立，也促成潮汕學出現。實際上，潮汕地區、潮汕人、客家人基本并存，相互交融，互動發展，有“大埔無潮，澄海無客”之諺。雖然因爲語言差异引起生活習慣上的差异，而自成民係，獨立發展，但在多數地區，仍以潮客雜處爲主。客家學作爲一門地方學出現，無疑促使潮汕人考慮建立自己的族群學或民係學。
潮汕人早就有地方史志編纂，根據《潮汕文獻書目》統計，從宋代到清代，潮汕地區有府州縣誌54種，現存27種，如後由韓山師院陳香白輯録《潮州三陽志輯稿》，明萬曆潮州知府郭子章《潮中雜記》，清鄭昌時《韓江聞見録》，林大川《韓江記》、《西遊記》等，都保存了許多珍貴歷史文獻，爲研究地方文化提供有力支持。如果説羅香林客家學的建立，到上世紀30年代，潮汕歷史文化研究逐步從自發走向自覺，以饒鍔，饒宗頤父子《潮藝文志》標誌，以及《潮州先正遺書》、《潮州詩草》、《潮州文萃》等地方文獻輯纂，都爲潮汕學破土而出準備了充分條件。到20世紀90年代，潮汕學或稱潮學在潮汕地區出現，與客家學比肩而立於粤東大地。
繼客家學，潮汕學之後，近年研究嶺南最大一個民係文化的廣府學也應韵而生，其發展勢頭，大有後來居上之勢。而雷州文化作爲嶺南四大族群文化之一地位確立以後，雷州文化研究如火如荼，廣州、湛江先後成立雷州文化研究會，雷州學也有呼之欲出地步，推動廣東出現四大民係地方學並立局面，這都與羅香林首創立客家學分不開的。
（3）徐鬆石與民族學
徐鬆石（1900—1999年）又名徐仲石，廣西容縣人。早年留學美國，回國後執教於上海大學、中學，1957—1974年在香港任大學教授，1975年定居美國。對中國民族問題甚感興趣，尤其對嶺南、西南和東南亞民族淵源及其相互關係，深有研究，且多創見，是一位資深民族學家。
1927年、1935年和1940年，徐鬆石多次深入西南邊陲瑶寨壯鄉，訪問古俗契而不舍。經多年潜心研究，於1938年和1947年，先後出版蜚聲學界的《粤江流域人民史》、《泰族僮族粤族考》、《東南亞民族的中國血緣》、《日本民族的淵源》、《百粤雄風·嶺南銅鼓》、《華人發現美洲考》、《禹迹華踪美洲懷古》等。上述前五種，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以《徐鬆石民族學研究著作五種》爲書名出版。徐鬆石在族源識别、族屬分佈和音義探源等方面，提出新見解，首創“盤古伏羲同一説”，被譽爲研究嶺南民族歷史文化的一位先驅。徐鬆石從古籍、風俗、考據等入手，揭示漢、苗、瑶、壯等民族淵源，相互關係，分佈和遷移，特别解讀壯語地名，復原壯族歷史分佈。這些壯語地名漢譯，顯示嶺南地區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特點及其分佈空間格局，具有重要的科學意義。按其舉隅，古越人以洞（峒、垌），羅、六（禄、緑）、黎、隴、弄表示山谷、山野、山冲等意義；以南（湳）、瀨、塘、潭表示水文，并且分佈有一定地域性，以廣西至爲集中，在廣東分佈在西南部和中部，次則北部，其他地區很少，甚至幾乎絶迹。表示人文地理地名也不少，以“那”字最多，表示水田，稻作文化發達。有研究指出，那字地名90％在北緯21°—24°，大多數又在河谷平原，廣西最多，部分在廣東西南、雲南南部，以及緬甸、越南、老撾、泰國北部等。此外，“古”、“都”、“思”、“雲”地名表示村落，也廣見於兩廣，尤以廣西、廣東西江地區常見。還有“大”字地名表示“地”、“良”表示壯族一支，黄色之意，如順德大良，意爲黄族居地，而不能望文生義，將“良”字理解爲“良好”之意。這些壯語地名至今仍存留不少，爲復原古代民族分佈和遷移提供有力佐证。故徐鬆石的創見深爲民族學、歷史學界折服和推崇，其以上著作被列爲案頭必備之作，在嶺南學術史上可謂獨樹一幟。
徐鬆石又是一位銅鼓學家，在多年潜心研究和實地考察基礎上。1974年著《百粤雄風·嶺南銅鼓》一書，對留傳於世的銅鼓製作、類型、紋飾和功能等，進行精詳論证，把銅鼓文化的研究推向一個新階段。如該書梳理史籍對嶺南銅鼓分佈記載，無异是一幅嶺南銅鼓分佈地圖，即主要分佈在俚僚人地區，今廣東西部、廣西和海南島、粤東未見記載。徐氏列舉嶺南銅鼓有24種功能，包括財富標誌、戰鬥動員、賞賜、音樂、治病祈身、報更、寺廟法器、報喪、賽會宴客、鎮蠻、征戰、生子、過年節、嘉禮、祀雷神、祈雨、喪葬、驅鬼、勞動休息號角、印染花紋圖案來源等，一一無遺。特别指出嶺南俚僚人善鑄銅鼓，很有風俗、冶金、審美等意義，廣州又是一個鑄鼓中心，銅鼓文化發達，這還有不少銅鼓地名爲证。這些真知灼見，很有學術意義。而徐氏爲此付出艱苦勞動，尤爲人稱道。徐氏自作詩曰：“蟾鼓揭開雙鬢改，一腔心事萬行書。”
徐鬆石治學方法，亦有創見。最有價值是從地理推測歷史，即從地理環境分析歷史發生發展，尋求兩者因果關係；另用地名來論证古代居民分佈和變遷，稱爲“地名研究考證法”，對中國古代史、邊疆史、民族史研究甚有作用，至今仍不失爲一種科學研究方法。從這個意義上説，徐鬆石不無愧爲廣東地名學術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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