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日文化人士大營救

　　1937年“七·七”事變，掀起全國抗日戰争序幕。國共再度合作，抗日民族統一對戰綫的建立，使位於抗日前綫的廣東大部分地區，深深卷入這場事關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搏鬥中。廣東兒女表現瞭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不屈不撓的民族氣節，涌現許多感人英雄事迹。這包括了東江縱隊“搶救文化人”壯舉，抗戰雙城桂林、香港，爲抗日鼓與呼的文學藝術；在艱難中堅持辦學的中山大學和抗日文化教育等。

　　自古以來，桂林便是中原文化南下進入兩廣的要衝，秦開靈渠爲中原北方人逾嶺最主要一條通道。民國時期桂林則成了廣西的省會。由於地處中國大西南，這個當時僅有7萬人口的省城，就成了連接西南、華南、華東以及港澳的交通樞紐。隨着上海、南京、武漢、廣州的相繼淪陷，它成爲了抗日的大後方，有着無可替代的作用。

　　由於地緣的關係，日本侵略者用兵集中在中國東部和中部、南部。及至抗日後期，日軍侵華戰争陷入困境。爲了打通中國大陸通東南亞的交通綫，日軍進攻桂林，直到1944年11月10日才佔領桂林。此前數以千計愛國文化人，不甘淪爲亡國奴，從北平、上海、天津、南京、武漢等地轉移到這裏，在桂林開闢了一個抗日文化戰場。其時，香港尚在英國所占，日本尚未與美、英、法、蘇等國開戰，香港成了没有戰火的緑洲。大批文化人又從北平、上海、天津、南京、武漢等地聚集香港，結果在廣州兩邊形成桂林和香港兩個抗日救亡文化中心，也是作爲國統區與海外聯絡的主要交通樞紐，雙方也發生了文化互動。桂林在抗戰初期的7萬人，迅速猛增到20萬人，到1944年夏桂林大疏散前，更高達50萬人。香港僅“七·七事變”至廣州淪陷前一年，人口便增加了25萬，廣州淪陷後，人口激增到160萬人，有的資料更稱達到200萬人。人口的增加更給文化的興盛提供了機會，特别是來到桂林、香港的文化人，都是中國頂尖級的人物，他們的文化輻射力很强，這就深刻地改變了兩地的文化格局，造就了兩個强大抗日文化中心。

　　太平洋戰争前，香港仍能給國内社會名流文化人士提供了一個避居、同時也是戰鬥的陣地。一如著名出版家鄒韜奮所説：“我們到香港不是爲了逃難而來的，而是爲了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創辦民主報刊而繼續戰鬥的。”

　　因此，桂林與香港同作爲“文化雙城”的互動，從抗戰爆發便開始了。香港學者關禮雄稱此時香港“人物薈萃，一時無兩”，並寫道：“七·七事變”和“八·一三戰役”以後，香港在國際上的地位，大大的超越了上海租界，因爲後者已經給日人包圍，而前者依舊四通八達。故此，香港的過客，包括了屈指難數的風雲人物，名公巨卿，形勢也就更加錯綜復雜。

　　國府的頂尖人物如宋慶齡、孫科、宋子文、孔祥熙和宋藹齡夫婦等，都有别業在香港。1940年2月，宋美齡因健康理由來到香港，宋氏三姊妹又高高興興地聚在一起閒話家常，偶爾亦在公共場所露面，成爲記者追訪的對象。宋慶齡到重慶一個月，作了向美國呼吁的廣播後，重回香港繼續她“保衛中國大同盟”的工作。

　　單看一則在1941年10月中在香港報章刊登、邀約在港黨國名人觀劇的啓事，便可以略窺那冠蓋滿京華的場面了。其中包括了上述那幾位，另加上黨國元老何香凝、李石曾、馬超俊、王雲五等；外交界顔惠慶、王正廷、許世英、董顯光等：軍事領袖如陳濟棠、陳策、許崇智等；政要如葉恭綽、吴鐵城、俞鴻鈞、鄭洪年等；財經界如陳光甫、虞洽卿等；社會閒人如杜月笙、王曉籟等；教育耆宿如鐘榮光、李應林等。這也只是部分而已。

　　這些政界名流，亦有不少杰出的文化人士，宋慶齡更在香港主辦《中國大同盟》的英文半月刊，一直堅持到日寇開始進攻香港的最後一刻。1941年12月9日深夜，與宋靄齡一道，乘船渡海，到達啓德機場，上了最後一班飛機離去，她的大智大勇，令人感佩。

　　1939年3月26日，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宣告成立。擔任幹事的有樓適夷、許地山、歐陽予倩、戴望舒、葉靈鳳、劉思慕、蔡楚生、陳哲衙、陸丹林等9人，“全體會員……誓願在全國統一組織領導之下，策勵精進，奠國民文藝之基，齊一步驟，赴抗日建國之路”。

　　時隔半年之後，1939年9月17日，“中國文化協進會”在香港成立。據有關人士稱，它是一個“聯合文化界各部門工作人們共同大規模的組織，但其更重要的特點是同國民黨政府關係密切，較有權有勢，歷届理事中有廣東省主席吴鐵城的秘書、國民黨機關報的社長、編輯、廣東省教育廳廳長、廣東省部分高校的校長等。這兩個協會在當時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大氣候下，積極開展抗日文化活動，都爲香港文化事業的發展作出貢獻。

　　内地文化人士到港後，或主編報刊，或創辦雜誌，或辛勤寫作，大量進步的文藝作品在香港發行，一掃曾充斥香港文壇的風花雪月、鐵掌袖劍之類。如《大公報》的文藝副刊《文藝》由蕭干和楊剛主編，在1938年8月至1941年12月3年多時間裏，發表了大量宣傳抗日、鼓舞人民鬥志的作品，其中有來自延安的作品150多篇，陳毅、劉白羽、丁玲、蕭軍、何其芳等的作品都曾在《文藝》同讀者見面。由戴望舒主編的《星島日報》的文藝副刊《星座》也成爲當時“抗日文藝”的重要陣地。内地與廣東的許多進步作家，如郭沫若、鬱達夫、許欽夫、蕭干、蕭軍、蕭紅、艾青、袁水拍、沙汀、陳殘雲、葉靈鳳、歐陽山等都曾在此發表過作品。此外，茅盾的名著《腐蝕》、艾蕪的《故鄉》等長篇小説也都是此時期在香港發表的。《霧重慶》、《希特勒的杰作》和《北京人》等名劇也在香港上演。其中《霧重慶》是一出揭露國民黨統治區内那些官僚資本家、軍閥、投機商人利用抗戰大發國難財和政治傾向很强烈的話劇，受到香港觀衆的好評。

　　1940年10月，在桂林舉行第四届戲劇節。署名田漢導演的《大地回春》，在歷盡艱辛後終於上演，反應甚爲熱烈。田漢更順勢推出名劇《秋聲賦》。這是一場五幕話劇，通過劇情表達了没有國就没有家，國家龢民族利益高於一切，知識分子應把個人前途與祖國命運結合在一起，才不會在秋天感傷落葉和哀蟬。田漢這部名劇詩詞中有：“秋風吹起了憤怒的火，秋蟲唱起了復仇的歌……，掃盪敵寇像秋風掃落葉，飄隨在洞庭波……。”

　　歐陽予倩完成了五幕歷史話劇《忠王李秀成》，寫李秀成帶領太平天國將士浴血苦戰，支撑危危，而南京天王府裏却花天酒地、勾心鬥角，洪家大發國難財，洪秀全更對李秀成百般猜忌。後在廣東臨時省會韶關上演100多場，場場爆棚，轟動整個華南，爲點燃、擴大抗日之火，作用甚大。當然，在反對派區高壓下，抗戰文藝的揚起，也是不容易的。但仍有一批作家完成了不少出色抗日作品，如司馬文森長篇小説《雨季》、秦似堅守《野草》雜誌陣地、夏衍長篇小説《春寒》、李育中詩集《凱旋的拱門》、陳蘆荻詩集《遠訊》、黄寧嬰詩集《荔枝紅》、陳殘雲日記體小説《風砂地域》等，甚至連紅塵之外的佛教運動領導人巨贊法師也辦起《獅子吼》雜誌，鼓吹抗日救亡。

　　抗日戰争開始，内地幾份影響較大的報紙先後在香港出版。1938年3月1日，原在上海的《申報》出版“香港版”。4月，原創辦於上海的《立報》在香港復刊，並選出茅盾主持副刊《言林》，同年8月13日，原在天津出版的《大公報》出版“香港版”，同年11月15日，加出“晚報”。此外，華僑巨子胡文虎兄弟《星島日報》於同年8月1日創刊，同年11月，增出《星島晚報》。該報曾聘請國際問題專家金仲華爲總編輯，並有楊潮（羊棗）等進步報人參加編輯。

　　1941年1月，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大批文化、新聞界人士陸續從重慶、桂林撤退到香港。在廖承志的主持下，以範長江爲社長、胡仲持爲總編輯的《華商報》於4月8日正式出版。就國内外問題，發表了許多重要言論。

　　這時期在香港出版的還有：宋慶齡主辦的《中國大同盟》英文半月刊；鄒韜奮、茅盾、夏衍等《大衆生活》；茅盾主編《筆談》半月刊和《文藝陣地》；金仲華爲總編輯的《光明報》；“救國會”同人主辦的《救國月刊》；張鐵生主編的《青年知識》；金仲華主編的《時代文學》；鬱達夫主編的《國訊》旬刊等。

　　香港原來的出版事業較爲落後，抗戰開始後迅速發展，書店達40多家。國内規模最大的出版機構如商務、中華、世界等在香港設立了分店。上海淪陷後，商務印書館在北角設立工廠，有千餘工人，每月出版新書20種以上，期刊有《東方雜誌》、《少年畫報》、《兒童世界》、《教育雜誌》、《學生雜誌》和《鍵與力》等6種。中華書局的工廠在九龍城，每月出版書籍十餘種。世界書局主要經營課本和參考書。除上述3家以處，還有星群、大公、時代、公文堂、布星等出版社。

　　雙城，是愛國主義者的集結地，是愛國主義作品的誕生地，是愛國主義思想的傳播地。僅以桂林而言，從7萬人口毫無文化地位的小城，竟轉眼成爲具有50萬人口、上百家報刊社，上千文化人聚集的重要文化城。曾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文化名人胡愈之1978年在回憶抗戰初期的文化形勢時説：“山明水秀的桂林，本來是文化的沙漠，不到幾個月時間（指1938年10月到1939年上半年）竟成爲國民黨統治下的大後方的唯一抗日文化中心了。”

　　文藝評論家周鋼鳴更概括桂林當年是“文人薈萃，書店林立，新作叠出，好戲連台”，並稱贊爲“繁花競秀，盛極一時”。當時先後在桂林活動的作家、藝術家和學者有1000多人，許多重要的作品在這裏創作而出，許多重要的劇作在這裏首次上演和發表；出版和發行的書刊，在全國堪稱第一。著名出版家趙家璧曾説：抗戰時期國統區的書刊，有80%是桂林出版的。

　　而短短幾年，曾被視爲“文化沙漠”的香港，也同樣成爲東西方矚目的反法西斯的文化前沿陣地。香港無論是文學還是電影的黄金時期，都最先發生在這個時期。而聞名中外的搶救文化人的偉大曆史壯舉，也發生在這裏，屈辱的殖民地的歷史，就因此閃出奪目的光彩。而香港當年匯聚的還不僅僅是文化人，更有宋慶齡、何香凝及“保衛中國大同盟”成員。這固然托庇於港英當局對香港的“自由港”的地位，但更在於危及中華民族的偉大覺醒。

　　但香港抗日救亡文化中心地位，不久被太平洋戰争打破。1941年12月8日，日軍進攻九龍，很快佔領整個香港地區，實行法西斯統治，大批栖居香港愛國進步文化人士面臨極大危險。在這緊急關頭，中共在粤港組織開展了一場“搶救文化人”壯舉。從1942年元旦開始，在黨中央、周恩來指揮下，以廖承志爲首包括東江抗日遊擊隊（後爲東江縱隊）等抗日武裝參加，在短短幾天内，從香港搶救出近千名文化人，包括撤退到香港國民黨軍政人員和家屬、外國友人等。他們分成四條路綫，脱離險境。

　　第一條是東綫。被營救對象先從九龍出發，途經西貢鎮，扺小港灣。乘船經大鵬灣渡海到鯊魚涌，進入惠陽遊擊區，再經東江水路，經龍川老隆到興梅，大埔，最後到達閩西南。這條路並不安全，但仍避過種種艱險，順利扺達目的地，除廖承志、連貫、張文彬、喬冠華等營救組織者以外，一些國際和國内知名民主人士，包括國民黨左派元老等，也走此綫獲救，其人士包括農工民主黨負責人李伯球、國民黨政府駐港代表陳策少將、國民黨元老鄒魯、國民黨第七戰區司令官餘漢謀夫人上官德賢、南京市長馬超俊夫人姐妹等。

　　第二條是西綫。主要是陸上交通綫。被救人員從九龍青山出發，經荃灣、元朗、梅林坳到達東江遊擊區。繼在老隆匯合，轉韶關、往桂林、重慶等後方地區。此綫路程長，跋山涉水，有僞軍、日寇封鎖、土匪搶劫、十分險惡。由此綫撤退的主要是進步文化精英分子，如茅盾、鄒韜奮、廖沫沙、戈寶權、胡風、胡繩、袁水柏、張鐵生、劉清揚、沈志遠等。

　　第三條是海路。被救人員走海路從香港偷渡到澳門，再通過中山、江門、台山。或走澳門，再繞一圈北上，最後扺桂林、重慶。此路綫短、方便，但風險大，日軍巡邏艇、海盗不時出没。被救人士主要爲影視界名人，如夏衍、範長江、蔡楚生、王瑩、司徒慧敏、金仲華等。

　　第四條路綫也是海路。從香港乘船到長洲島，换大船到汕尾，一路上由遊擊隊護送，克服帆船被日軍没收發動機、海盗搶劫、斷水斷糧、隨風漂流等險情，終得平安登陸。何香凝、經普春、柳亞子等，即屬這一隊人，後從老隆到韶關、經衡陽扺桂林。

　　這次秘密大營救成功，據統計有愛國民主人士、著名文化人等300多人，英、美、印（度）籍國際友人近100人。除了中共領導指揮得力，抗日武裝配合，深層原因還在於中華民族凝聚力，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文化自重、自覺而産生對日本法西斯的扺制、抗争，才成爲一項自覺文化行動，並最終獲得成功。

　　茅盾高度評價這次大營救，“是抗戰以來（簡直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搶救行動。”鄒韜奮也專爲曾生司令員題詞曰：“保衛祖國，爲民先鋒。”

　　譚元亨在《投筆從戎——曾生的戰鬥生涯》（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03）一書中，引用東江縱隊司令員曾生對這次營救行動的意義和被營救者後來在遊擊區的貢獻：

　　“在黨中央、周恩來同志指揮下，這場秘密營救可以説是歷史的奇觀，體現了黨和部隊與愛國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血肉相連的親密關係，對發展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國内外都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對於我們部隊也是一次嚴峻的考驗。我參與這項工作，也受了深刻的教益。”

　　“大批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到來，對我們部隊的政治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他們很關心我們的宣傳教育、文化和新聞出版工作。韜奮爲《東江民報》創刊號寫了發刊辭，後來又寫了一篇社論《惠博淪陷的教訓》，抨擊國民黨積極反共、消極抗日的錯誤方針。女作家楊剛以通谷演義形式，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漫畫家丁聰爲報紙畫漫畫。韜奮講《中國民主政治問題》，茅盾講文學，胡繩講哲學，沈志遠講政治經濟學，黎澍講中國革命史、戈寶權講《蘇聯的婦女運動》和《社會主義蘇聯》。曾任軍醫處長的陳汝棠和病理學家吴在東教授給醫務人員講解解剖學、病理學等。美術家、戲劇家、音樂家都給我們部隊作過專題講演。這許多活動，使我們部隊擴大了視野，增長了知識、鼓舞了鬥志。”

　　柳亞子後在韶關南華寺賦有《流亡雜詩十首》，其中涉及這次大營救的七律雲：龍門傾訴黨碑頽，濱從如雲又此回。明鏡菩提非我事，寸心只覺報恩難。 

　　二、中山大學在遷徙流離中堅持辦學

　　廣州淪陷前夕，中山大學於1938年10月19日開始分批離開廣州，遷往雲南澄江辦學。這次内遷分兩路前往，一條走内地，乘火車到衡陽，轉湘桂綫到貴州獨山，經都匀到貴陽，由貴陽轉汽車扺昆明，再乘火車到呈貢，再騎馬到澄江。另一綫從廣州、汕頭、澳門等地到香港，繼從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轉乘滇越鐵路經河内、老街到昆明。從1939年1月30日至2月28日，全校分15批750人搬遷澄江。另有幾百名學生從廣州北撤連縣，繼分散結伴從連江西行，徒步赴滇，經粤、湘、桂、黔、滇五省，歷盡流離顛沛，始扺澄江。不但人員極度疲勞，圖書儀器損失不少，終於在昆明以南56公里，選擇交通阻塞、偏僻山城澄江爲辦學校址。

　　關於這次極備艱辛大遷移，當時參加押遠圖書儀器設備的圖書館主任杜定友教授，曾繪製一幅搬遷路綫圖，並附記述：“西行志痛：

　　使命：押送圖書，脱離險境，由廣州運至雲南澄江。

　　行期：自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月二十日零時三十分至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凡一百一十五天。

　　行程：經過廣東、廣西、雲南、香港、安南（今越南），停留十八站，凡一萬一千九百七十餘裏。

　　行侣：離廣州時，同行者中大圖書館同仁及眷屬四十三人，中途離隊者十四人，受重傷者一人，病故者一人，到達目的地時僅二十七人。

　　交通：步行、滑杆、騎馬、公共汽車、自用汽車、貨車、火車、木船、太古船、郵船、飛機。

　　飲食：餐風、乾糧、面攤、粉館、酒店、中菜、西餐、甜酸苦辣。

　　起居：宿雨、泥屋、古廟、民房、學校、街門、客棧、旅店、地鋪、帆布床、木床、鐵床、銅床、頭二三四等（艙）、大艙、天堂地獄。

　　廣州淪陷後一百三十天，

　　無縣人杜定友泣記

　　這段見梁山等《中山大學校史（1924-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97—98頁）完全是一份中山大學遷校長征史、内中過程、險惡可見一斑，實爲廣東抗戰文化一個縮影。

　　全校7個學院其教職工245人，學生1736人分散在縣城附近廟宇、祠堂、租用民房等，營造一個相對安静環境，在動亂中得以弦歌再續。

　　時澄江辦學條件甚差，瘧疾流行，嚴重威脅師生健康，教學、研究亦諸多不便，但中大師生精誠團結，共赴國難，體驗時難，堅持正常教學和研究，同樣有收穫。以中大名氣和感召力，仍有不少著名學者應聘來校任教。如古生物學家後爲中科院學部委員（今院士）楊遵儀教授、測繪學家，後爲中科院學部委員的王之卓教授、著名天文學家穆木天教授等都在這個時候應聘來校。學校經常舉行學術講座，各學院按學科安排，如文學院歷史係朱謙之講《哥倫布前一千年中國僧人發現美洲學説》，聽衆甚感興趣和振奮。此説至今擁有越來越多信衆。該係羅香林教授講《五十年來中國之史學》，文學院長吴康作《康德哲學提要》等。學校還根據形勢變化開設新課程，如地理係吕逸卿教授開“戰争地理”，吸引許多熱血青年前來聽課。

　　艱苦生活，未能阻擋中大師生科研步伐。地質係師生多次到野外實習，採到大量岩石、古生物標本，滿足教學需要。地理係在吴尚時教授帶領下，足迹遍及澄江、晋寧、蒙自、個舊、曲溪、通海、江川、陽宗海、玉溪等地，考察那裏地形、水文、植物、土壤和人文經濟，寫成報告，刊登在澄江復刊的《地理與旅行》雜誌上。吴尚時以澄江爲基地，研究附近地形，寫出《雲南澄江盆地之地形》、《雲南中部地形》、《四川地形之商討》等論文，提出不少開拓性見解。如對滇池成因，西南聯大一些教授認爲是地表侵蝕而成，吴尚時認爲受新搆造運動影響，大斷層陷落形成，這個見解後得到公認。

　　1940年8月，以遠離廣東根據地，不利培養廣東所需人才等原因，中山大學奉令遷回廣東樂昌坪石，繼續辦學。臨走前，許崇清校長寫了《告别澄江民衆書》，代表全校師生員工，向澄江人民道謝告别，還有不少教授撰寫詩文，編成《驪歌》出版，今已成爲珍貴歷史文物。其中《告别澄江民衆書》説：

　　澄江民衆公鑒：

　　本校於民國二十七年冬，奉命遷滇，以澄江山明水秀、風土純樸，是爲士林潜修之所，經呈準遷此。……以故年來本校員生，得以弦歌不輟，遊息有所，皆拜諸君之賜也。兹以前方教育上之需要，奉令遷粤，席未暇暖，又備登程，别緒離情，彼此同感。回憶年餘以前，本校員生，初客他鄉，生活習慣、不無互异、幸賴各民衆之熱誠推愛，庇蔭有加，使千裏遊子，於故鄉淪陷之後，倉惶遷徙之秋，不致托足無方，尚能安居研讀，幸何如之！

　　（在曆數中大爲當地所辦事業後），“而驪歌忽唱，征馬又將在途。……此後，惟有率領同仁，隨諸君之後，努力本位工作，共負時艱，以完成抗戰建國偉業。是則吾人之所以自勉，而重望成澄江父老兄弟共勉之也。”這一份情深意切、感人至深的文告，現存中山大學圖書館校史資料室。

　　中大遷回坪石，分散在粤湘交界各地，利用寺廟和新建房舍辦學。教學秩序日漸正常，1942年學生人數從遷回之初1736人增加到4197人。對學生而言，時有報導，“的確是讀書了，宿舍裏，教室裏，圖書館都有人看書”，“研究的空氣和寫作的空氣都相當濃厚……研究會、討論會、演講會普遍建立起來，刊物亦如雨後春笋。這些集體活動，都説明中大學生的讀書空氣和生活態度。”

　　許崇清校長特别注重師資隊伍建設，聘請一批著名學者來校任教，他們是李達、王亞南、洪琛、梅龔彬、石兆榮、許幸之、胡世華、盧鶴紱等。1942年5月，金曾澄接任代理校長，設立特約教授席位，特聘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爲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特約教授，並聘早年曾在本校任教的著名古植物學家斯行健爲理學院地質係教授。有時外國學者到訪，也安排他們演講，如1944年4月11日，英國倫敦大學雷威克教授來校，爲外語系講《英國詩學》、《莎士比亞之詩及其戲劇》、同年5月1日，英國劍橋大學科技史專家李約瑟來校講《中西科學發展史比較》，1944年3月，國際地理學會會長，美國錫拉丘兹大學地理係主任G·B葛德石應邀到校，講《地理學與地質學之新發展》，《中國在航空時代的地位》等，都頗受歡迎。無論文理工農師範各學院都有這樣著名學者從教和學術研究，取得成果更不在少數。如歷史係朱謙之教授《歷史哲學大綱》、《文化哲學》、《歷史學派經濟學》等，人類學楊成志教授《羅羅經典及文學》、《雲南民族調查報告》等，法學院黄文山教授著有《文化學論文集》、《西洋知識發展綱要》，譯作有《當代社會學學説》等出版。至地質、地理係師生，在係主任楊遵儀、吴尚時帶領下，踏遍粤北、湘南山山水水，考察地層、搆造、古生物、地形、河流水文，撰寫不少論著和調查報告，如吴尚時等《樂昌盆地地理綱要》、吴尚時、羅來興、何大章《湞武二河之水文》、《曲江之潦水與預防》等，特别是1943年完成廣東省政府委托編寫的《廣東省政治經濟圖》6幅和分縣圖108幅任務。具有重要學術和實用價值，爲中大成爲地學在我國一個重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44年底至1945年初，日軍進犯粤北，國民黨守軍不敵，粤漢鐵路失陷，坪石處於被敵包圍之勢。迫於形勢，中大再次倉促遷校，一部分走粤東，定於梅縣；一部分突圍，扺連縣；還有一部分散佈在仁化，在極端困難中繼續辦學。

　　這次倉促遷移，發生不少悲慘之事。台北國立中山大學校友會1974編印楊宗浩《坪石生活記趣》寫道：“或有女生被强暴追殺，或有男生遭酷刑迫害，或被集體拉夫”，“有教授以籮筐挑兒帶女者，有揹負老人者。逃亡綫上，男的女的老的幼的，襤褸凄凉，搶呼哀吼，足爲逃亡圖之實景寫照。”如地理係主任吴尚時教授在這次逃難中，“乃避居於城郊村落，備嘗艱辛。夫婦兩人携帶七歲女兒，背着三個月嬰兒，肩挑隨身衣物，混雜在逃難人群中，摩肩接踵，流離於曲江附近農村。白天躲進山頭草叢中，入夜睡在猪圈牛欄裏，忍饑捱餓，好不容易才脱離日軍出没之地。”（見司徒尚紀《吴尚時》，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5頁。）即使這種險惡環境中，吴氏仍没有停止他的研究，在仁化縣扶溪墟旁古夏村，他住了一個時期，寫成《南嶺何在？》、《華南弧》、《仁化縣地形》，以及翻譯法國地理大師馬東男《自然地理學·氣候篇》等，這些都是經典性研究成果，至今仍不失去其價值。吴尚時堪爲戰時中山大學獻身科學事業教師之典範。

　　1945年8月14日，日本帝國主義宣佈無條件投降，抗戰取得勝利。中大及其他高校師生10月陸續回廣州復校，結束了7年的流離辦學歷史。這期間經歷的苦難、精神折磨和提昇，人才培養和學術成果，都大有可圈可點之處，永遠銘刻於廣東文化史册。 

　　三、冼星海音樂創作及其他

　　現代南方出了兩位堪可稱之爲偉大的人民音樂家的歷史人物，他們一位出生在雲南昆明，一位出生在番禺。他們不僅在中國現代音樂史上雙星閃耀，無人敢出其右，其音樂上的成就舉世公認，而且在民族危亡之際，他們的音樂創作，更成爲了整個民族奮發的號角，在一部中國現代史上留下永不可磨滅的光輝印記。這兩個“樂壇雙星”，便是聶耳與冼星海。聶耳的《義勇軍進行曲》、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是20世紀中國文化難能可貴的雙璧。聶耳作曲、田漢作詞《義勇軍進行曲》，歌詞中“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的新的長城！”一首彪炳千秋的偉大歌曲脱穎而出，成了中華民族團結一心、奮勇抗敵的戰鬥呼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它被確定爲國歌，代表了整個中國的偉大形象！

　　1935年，聶耳取道日本前往蘇聯學習音樂，不幸於日本神奈川縣鵠沼海游泳時，溺水身亡，年僅24歲。

　　與此同時，另一位大音樂家冼星海，則是在珠江之濱出現。

　　冼星海（1905—1945年），生於澳門，原籍番禺。1918年隨母由新加坡遷入廣州，1920年進入嶺南大學附中學習。1925年，由於對音樂的熱愛，他只身上了北京，1926年春在蕭友梅領導的北京國立藝術專門學校音樂係進修小提琴，半工半讀以維持生活。1927年冬，國立音樂院在上海成立，1928年冼星海獲准免試進入了國立音樂院。1929年冬，他自費赴法國留學，一直到1935年歸國。回國後，他積極參加與“左聯”的文化活動，創作了大量電影歌舞，如廣州流傳的《救國軍歌》、《只怕不扺抗》等，以及《夜半歌聲》中的《熱血》、《黄河之戀》等。抗日戰争爆發後，更追隨進步人士組成的“戰時移動演劇隊”，輾轉各地，寫下了大批抗戰歌曲，如《太行山上》、《到敵人後方去》等。

　　1940年，他到達延安，翌年任“魯藝”音樂係主任。也就是在那裏，他寫了千古絶唱《黄河大合唱》及其他著名作品，如《九一八大合唱》、《犧盟大合唱》等。其中他作曲的《黄河頌》極富感染力，震撼力，百唱不厭，爲中華兒女世代高歌壯唱，永無盡期。其詞曰：

　　我站在高山之巔，望黄河滚滚，奔向東南。驚濤澎湃，掀起萬丈狂瀾；濁流宛轉，結成九曲連環。從昆倉山下，奔向黄海之邊，把中原大地，劈成南北兩面。呵！黄河！你是中華民族的摇籃！五千年的古國文化從你這兒發源，多少英雄的故事，在你的身邊扮演！呵！黄河！你是偉大堅强，像一個巨人，出現在亞洲平原之上，用你那英雄的體魄築成我們民族的屏障。呵！黄河！你一瀉千丈，浩浩盪盪，向南北兩岸，伸出萬千條鐵的臂膀。我們民族的偉大精神，將要在你的哺育下，發揚滋長！我們祖國的英雄兒女將要學習你的榜樣，像你一樣的偉大堅强！像你一樣的偉大堅强！

　　1940年底，他到了莫斯科，完成了他的第一交響樂《民族解放交響樂》、第二交響樂《神聖之戰》等，1945年因病去世，年僅40歲。

　　冼星海在短短一生中創作了200多首群衆歌曲，4部大合唱，2部歌劇，2部交響樂，4部交響組曲，1部交響詩，1部管弦樂狂想曲，以及許多器樂獨奏、重奏（不少是民間音樂改編曲）和大量藝術歌曲。他畢生爲追求中國民族風格、富於時代特色、反映群衆革命鬥争的新音樂而奮鬥。他的作品，是中國音樂史上不朽的豐碑。

　　與冼星海在嶺南大學同學的何安東（1907—1994年）是廣東江門人，在嶺大是冼星海的摯友，後來他接任冼星海爲樂隊指揮。“九·一八”事變後，他憤慨奮筆譜出《奮起救國》等著名歌曲。抗日戰争開始後，他更寫出了《保衛中華》、《前進》、《蘆溝橋》、《保衛大廣東》、《全國總動員》、《大衆的歌手》、《大刀殺敵》等一系列著名歌曲。這些歌曲充滿同讎敵忔的氣勢，極具號召力，如由鐘天心作詞的《保衛中華》曰：“保衛中華，保衛中華，誓死保衛民主的中華，保衛我們五千年的文化，保衛我們全民族同生死的家。來，來團結起來的大家一條心，去，去，殺敵争先拼這一條命。鮮血如潮把這百年讎恨消，沙場含笑。看！殘敵狼狽奔逃，日帝國冰山傾倒；看！東北河山抗日紅旗依舊高高飄颺，聽！四萬萬大合唱，自由，平等，解放！”這些歌曲在全國廣爲流傳。廣州淪陷，他隨嶺南大學遷至香港；香港淪陷，因他寫了大量抗日救亡歌曲，被日寇投入監獄，施以酷刑，險遭殺害。後返回廣州，繼續創作。新中國成立後，創作有小提琴獨奏曲《解放組曲》、鋼琴獨奏曲《醒獅》，並致力於培養其子何東，使之成爲我國著名的小提琴獨奏家。

　　我國現代著名小提琴家、作曲家馬思聰廣東海豐縣人（1912—1987年）也是嶺南音樂的杰出代表。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音樂生涯中，他創作了大量各種題材和體裁的音樂藝術作品，在國内外享有盛譽。

　　馬思聰僅11歲便到了法國攻讀音樂，並如願以償考進了歐洲著名的巴黎音樂學院，且與冼星海結下了深厚的友誼。1930年回國後，即受聘於歐陽予倩創立的廣東戲劇研究所附設的音樂學校。第二年，他創立私立廣州音樂學院，出任院長，後又受聘於國民政府教育部，並於滬、寧、穗、港多次舉行獨奏音樂會，開始了室内樂創作，最有影響的是《蒙古組曲》、《思鄉曲》等。抗戰時，寫了不少抗日歌曲。抗戰勝利後，又創作了《民主大合唱》。新中國成立前，他拒絶赴美定居，來到北京，擔任燕京大學教授，華北文工團劇團長、全國音協副主席等職，後由周恩來親自任命爲中央音樂學院院長，培養大批音樂人才。1967年1月，馬思聰遭“文革”浩劫，受殘酷迫害，被迫從北京經廣州亡命香港，繼出走美國，最後客死他鄉。馬思聰始終堅持從民間音樂中尋找創作靈感，追求藝術創作的個性，力求以新鮮的和現代的音樂語言來搆成開放性的民族風格，這與嶺南文化給予他的影響是分不開的。他曾説過，“要擁抱的是整個世界”。

　　即使在流亡美國期間，他也没有接受美國的“救濟”，而依靠自己的音樂藝術生活。他在美20年，仍創作大量音樂作品，如舞劇《晚霞》，歌劇《熱碧亞》，以及一些小提琴、鋼琴曲，並多次到美國各地、東南亞和台灣等地演出，受到熱烈歡迎和高度評價。他在海外創作音樂作品，藴含着濃濃鄉情，將其一首音樂曲名爲《相見時難别亦難》。而他召開的音樂會，每次必奏《思鄉曲》，反映馬思聰對祖國一片熱誠、赤子之心、無限愛國情懷，無愧爲一位中華文化哺育出來的優秀兒女。1985年，馬思聰由中國公安部、文化部平反昭雪，恢復名義。他本想回國，但由於多種原因未能成行，不久病逝於美國。

　　馬思聰説過：“今天中國的作曲家要瞭解土地上的一切。我們要向我們的土地吸取寶藏。我們除了認識一些民歌以外，還要瞭解生長在土地上的人民。只有深切的把自己强化變成這土地的一部分，才能正確地走上民族風格的路子，而從這裏開闊自己的路。”馬思聰對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精闢見解，不但在他音樂創作上得到充分體現，而且説明嶺南文化培育出來的文化精英，無論到了哪裏，都對家鄉充滿深深的眷戀與鄉愁，成爲廣東文化風格之一。故馬思聰作爲中國第一代小提琴音樂作曲家和演奏家在中國近現代音樂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更是廣東地域文化一位不朽的代表人物、海豐人民的偉大兒子。

　　著名的音樂理論家李凌（1913—2003），曾用名李緑永，是廣東台山人。他少年時酷愛粤曲，1937年組織台山抗日宣傳演出隊，1938年到了延安，考進了魯藝。1940年在桂林創辦《新音樂》月刊。抗戰後在上海創建中華星期音樂院並任院長，1947年又同馬思聰等於香港創辦中華音樂院，任副院長。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央音樂學院教務長、中央樂團團長。他從事音樂工作五十餘年，出版了《音樂札記》、《音樂美學》、《廣東音樂》、《新音樂論集》、《音樂漫談》、《藝術隨談》等二十餘集，還創作了管弦樂曲《南國組曲》、民族器樂組曲《鄉音》等作品，主張中國音樂應有自己的民族特點，中外交流和外國音樂學習的目的是爲了促進中國民族音樂現代化的發展。 

　　四、戰亂中的廣東抗日文化和教育

　　抗戰前，廣東是國内文化教育比較發達的省份，抗戰軍興文教育事業受到嚴重的摧殘。

　　自北平、上海、南京等地失守後，大批文化人匯集廣州、武漢、桂林，使之成爲中國抗戰初期的文化中心。在廣東的文化人士籌組了廣東文化界救亡協會，香港也建立了分會，是爲抗戰統一戰綫組織，承擔着抗日宣傳的重任。在廣州，夏衍等組織了劇協，蒲風，雷石榆等組織了中國詩壇社，出版了《中國詩壇》雜誌。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等一大批著名作家也來到廣東，與廣東文學青年結合在一起，形成一支實力雄厚的創作隊伍，對廣東文學的發展起了極大的作用。許多愛國的文化工作者踴躍投身火熱抗日鬥争中去，使抗戰初期的抗日文化運動，得到從未有過的大發展，達到一個新的高潮。這一時期，宣傳抗日救國的報刊如雨後春笋般在廣州、香港等地出現。其中著名的有郭沫若任社長、夏衍任總編輯，1938年3月在廣州復刊《救亡日報》，1973年10月創刊，歐陽山主編《光榮》；茅盾主編1938的5月創刊的《文藝陣地》等。《抗日路綫》創刊號刊登了毛澤東、朱德等人的文章。中共廣東組織還派幾名黨員幫助抗日將領張炎在吴川縣城梅緑創辦《南聲日報》，影響頗大。

　　1938年10月廣州等城市淪陷後，幾乎成爲文化沙漠。日本侵略者則極力推行日本文化教育和殖民主義文化。大批文化人和文化運動被迫轉向内地和戰地發展，那裏條件差，困難很多。但是廣大的文化界人士憑着滿腔愛國熱情，堅持工作，使戰時“文化下鄉”、“文化入伍”的活動普遍開展起來。在戰時的廣東臨時省會韶關先後成立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曲江分會、中華全國木刻抗敵協會廣東分會等愛國文化團體，舉行過座談會、文藝晚會等活動，出版了《文藝新地》（後改爲《文壇》）、《抗戰木刻》等刊物。中央軍委會政治部抗敵（戲）劇宣（傳）第七隊（實由共産黨領導）由桂林調到韶關，定名爲第七戰區政治大隊（簡稱“七政大”），從事歌咏、戲劇、學術、文字等宣傳及組訓工作。而以戲劇爲中心，上演最多的獨幕劇是《放下你的鞭子》、《上火綫》等。此外還演出過歐陽予倩的《忠王李秀成》、陽翰笙的《天國春秋》、曹禺的《蜕變》、郭沫若的《虎符》、於伶的《大明英列傳》等一大批進步劇目。觀摩者甚爲踴躍。這些演出，對廣大兵民進行了生動的愛國主義教育，影響較大。1944年末，根據抗日形勢變化，該隊骨幹撤離韶關投入東江縱隊，和其他政工隊員組成了魯迅藝宣隊，在始興、和平、龍門、河源、清遠、新會、新興、台山、遂溪、海康等抗日根據地繼續開展抗日宣傳工作。

　　與此同時，一些文化單位也在韶關先後成立起來，甚爲活躍。如省立戰時藝術館，組織比較完善，分設戲劇、音樂、美術3部，曾演出、展出多次；省政工總隊的藝術宣傳隊（1940年4月創新）其直屬宣傳隊，舉行過多次宣傳演出；廣東戲劇協會，繼續出版《戲劇》月刊；此外還有廣東青年劇社、復興劇社、五十年代劇社、今日藝術出版社等單位也開展過多種文藝活動，取得宣傳抗日的積極效果。

　　國民黨廣東當局也很注意戰時文化工作。國民黨省黨部於1941年1月組織了“廣東文化運動委員會”，由李漢魂兼主任，下設研究、輔導、編譯、出版各組。它組織粤北音樂大合奏，抗戰電影公演，粤北藝術工作者集會；出版《中山日報》、《大光報》、《新建設》、《民族文化》和《廣東青年》等報刊；派人會同政工隊員化裝潜人淪陷區散發傳單，張貼民族英雄岳飛、文天祥、史可法的畫像，對民衆進行抗日宣傳，作用匪淺。

　　在中共廣東省委領導下的《新華南》雜誌，於1939年4月在韶關公開創刊。共産黨人石辟瀾、譚天度先後擔任主編，尚仲衣、李章達等一大批知名進步人士參加撰稿和編輯工作。《新華南》以其堅定的愛國、進步立場，旗幟鮮明的言論，精闢的見解，贏得了廣大讀者的信賴，發行遍及兩廣、湘、贛、閩及東南亞，被譽爲“華南人民團結抗戰的號角”。後爲國民黨頑固派所忌，於1942年初被勒令停刊。但這個刊物對抗日的貢獻不可磨滅。

　　實際上，在廣東人民抗日部隊和國民黨軍隊中也出版了不少報刊和書籍、傳單等，難以一一羅列。

　　抗戰期間，廣東教育受到重創。在淪陷區，教育事業因受到嚴重打擊而一落千丈。戰前的大、中、小學有的遷往内地辦學，大多停辦關閉，教師、學生大批流散、失業、失學。學校和就學人數大大减少，文盲却逐年增加，充斥城鄉。敵僞推行殖民主義的奴化教育，以毒害廣東百姓，特别是青少年的思想。雖然僞廣東省政府下令各地學校復課，印刷大批奴化教育的課本、書籍，强迫學生學習日語，但受到廣東人民扺制而收其甚微。爲了裝璜門面和培訓奴才，日僞又開辦僞廣東大學、僞東亞聯盟青年團干訓班、僞中央宣傳部訓練班、僞廣東婦女會訓練班等等，給廣東教育事業蒙上了污垢和耻辱。抗戰勝利後，這些機構迅速土崩瓦解。

　　在粤北國民黨統治區，戰前教育事業較沿海地區落後，戰亂更造成重重的困難。從淪陷區遷來粤北的學校、圖書、儀器、標本、設備，幾乎損失殆盡，恢復不易。然而，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廣州大學、國民大學、仲愷農校等校陸續北遷，却給粤北教育事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生機，使它成爲本省教育的中心。

　　盡管戰亂時期經濟很困難，但廣東省當局對教育的恢復和發展還是作了一定的努力，慘淡經營，仍有所有成就。一是省政府撥給的教育經費基本上逐年有所增加：1939年214萬餘元，1940年419萬餘元，1941年737萬餘元，1942年1442萬餘元，1943年1307萬餘元。1944年1869萬餘元，1945年4840萬餘元，爲1939年的23倍。二是撥款給遷移的學校，充實設備提高教師待遇，設置公費生名額。三是發動民衆捐資興學，單是省立學校就捐得850萬元。四是發展國民教育，增設鄉保學校。五是健全及增設各級民衆教育館。1939年75所，1944年95所；圖書館1939年33所，1944年47所，另私立7所；創設科學館、博物館各1所，發展電化教育（電影、播音、幻燈），推行國民體育。如1943年12月在韶關召開有1400名選手參加的粤北運動會；增設戰時社會教育流動團、中小學教師服務團、教師進修班等，擴大各種社會教育活動。如在群衆中開展掃盲和讀報等，都有助於提高各界抗日意識。

　　廣東學校教育也有所發展，據有關統計，以小學教育而言，1937年全省有學校24031所，學生1545萬人，到1945年，學校雖只有22927所，但學生人數上昇到1959萬人，增長27%。普通中等教育，1937年全省有學校241所，學生557萬人，到1945年兩者相應爲403所和125萬人，分别增長67%和124%。在高等教育方面，1937年全省有大專學校7所，學生5178人，到1945年，已上昇到13所和10990人，分别增加86%和112%。這説明即使在國難當頭、戰火紛飛年代，廣東教育事業仍有一定進步，這與廣東省和各級地方政府，以及鄉紳、宗族力量積極興學分不開的。

　　在廣東人民抗日武裝部隊和抗日民主根據地，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仍重視文教工作，開辦了各種訓練幹部的學校和訓練班，培養了大批抗日軍政幹部。例如東江縱隊、珠江縱隊等都制定了具體的文教政策，其中規定：“第一，積極推動、奬勵開辦學校、識字班、夜校，使所有兒童、青年、婦女都有讀書識字之機會，實行普及教育。第二，實施成年人補習教育，加强幹部教育；推廣通俗書報，奬勵自由研究，提倡科學知識與文藝運動；歡迎科學藝術人員，保護流亡學生與失學青年；實施公務人員兩小時學習制度。第三，在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則下，允許任何外國人在本區作宗教與文化的活動。”這些積極而寬鬆的政策，對抗日根據地文化教育事業，是有所裨益的。但是，由於這些地區原有的文教基礎比較薄弱，在和平時期發展已經不易，加上戰時的動亂，日寇、僞軍、國民黨頑固派的經常襲擊和騷擾，在造成根據地經濟發展的困難之同時，也造成文教發展的障礙，所以根據地文教事業只能服從於遊擊戰争的需要，不可能有正常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