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常文化現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到1978年改革開放前，中國一直處於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之中，强調馬列主義意識形態的純潔性，清除一切非無産階級思想、建立社會主義、無産階級思想體系，成爲文化建設中心。爲此而發生的各種政治運動，從文化視野出發，其目的是消除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文化的毒素，建立社會主義文化，爲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强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服務。這恰如一位美國著名學者莫裏斯·邁斯納在其所著《毛澤東的中國及後毛澤東的中國》一書（李玉玲、杜蒲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35—536頁）寫道的：“在50年代初期，共産黨人迅速將分裂的舊中國改造成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並給它的由多民族組成的人民灌輸了强烈的民族認同感和社會意識。1952年的土地運動的結束，完成了長期涎滯的土地革命，最終在中國現代歷史上消滅了腐朽的地主階級，絶大多數中國人民從傳統的經濟剥削和社會壓迫的形式下獲得了解放。國家的領土統一、强大的中央集權國家和國内市場的建立，以及農村中前資本主義關係的廢除，又爲現代生産力創造了各種必要的前提條件。遼闊國土上藴藏着巨大的人口資源和物質資源被用來促使落後的且迄今一直停滯不前的國家經濟向着現代工業和現代技術發展”，“長期（直到不久前）栖身於最悲慘、最貧窮的國家之列的中國，正像1949年毛澤東自豪地宣佈的那樣，確實在世界上‘站’起來了。”這個巨變，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提供了强大的政治保障。然而，由於理論與文化上對這種轉變的思想準備不足，對中國社會的基本狀態欠缺全面認識，特别是對“新民主主義秩序”，提前實現對社會主義過渡的激進的革命轉變，這樣一來，也就無法貫徹新民主義理論關於大量地與批判地吸取有益於我們的資本主義文化，未能繼承和發揚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爲社會主義文化服務，反而將其視爲腐朽没落的封建主義文化加以批判和抛棄，甚至把個性解放與個性發展視爲洪水猛獸。於是，一個接一個的運動接踵而來，極左思潮甚囂塵上，對健康發展中的文化造成嚴重傷害。在全國如此，在資本主義文化成份較多的廣東更不例外。這一系列政治運動，雖然有過成功和挫折的經驗教訓，但在特定歷史背景下，仍有它的一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在付出相當大的代價之同時，在好些方面也取得不少成果，搆成廣東文化的另一個主要潮流。在這兩種力量的推動下，廣東文化在曲折中發展，在曲折中前進，走的是一條充滿艱辛，但仍然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的道路。這包括了一個出色作家群體及其作品，反映時代風雲的影視、戲劇、繪畫，堅持思想、教育陣地的文化精英，以及創新的學術見解都驗证了在江海孕育、成長起來的廣東文化具有不屈的堅韌性和超前的創新性，不僅在全國樹立榜樣，也爲後來改革開放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和社會基礎。

　　在全國大的運動文化背景下，發生在廣東文化領域裏的各種畸型運動現象，主要有以下方面。

　　（1）1953年4月，廣東土地改革正式結束，取得很大成績，徹底廢除封建生産關係，實現耕者有其田，從制度文化而言，這是新民主主義文化對封建主義文化的勝利，爲曠古未有盛事。特别是以葉劍英爲首中共華南分局，認爲廣東華僑衆多，毗鄰港澳、海岸綫長、處國防前綫，墟鎮多，工商業較發達，愛國民主人士和起義人士多，這是廣東特點，在土改中必須充分考試，作爲解决問題的參考。特别對待華僑地主，根據中央政策和廣東實際情况，嚴禁對他們財産追到海外，以及在土改中，保護華僑和工商業者的利益等。這都體現了廣東文化靈活性特徵。但却有人脱離這種實際，迎合極左思潮，説中共華南分局在土改上“右傾”、“迷失方向”，於是廣東土改被定性爲“和平土地”，從而使廣東當局領導人葉劍英、方方、李堅真等相繼蒙受打擊與處理，揭開了廣東反常的政治文化第一幕。

　　（2）廣州華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華企”）是新中國成立後首家華僑股份合作企業，成立於1951年2月24日。“華企”按照黨的愛國統一戰綫政策，在國家華僑事務委員會負責人廖承志的支持和幫助下，經請示周恩來總理，獲得批準於政務院註册立案，取得獨立法人資格。華企成立後，原省商業廳副廳長鄧文釗出任董事長，蟻美厚、黄長水、陳君冷爲副董事長，董事會成員有工商界人士陳祖沛、王寬成、鐘沃梅、劉淼慶、劉家祺兄弟兩人、李成、李昆生、何賢、馬萬祺等港澳商人。“華企”註册資本中，70%是僑胞外匯投入，資金全部到位，獲得15年經營權利，以及其他種種特殊優待，包括跨國（地區）、跨行業、多元化經營，自營進出口業務，外匯自行平衡等。不到2年，“華企”發展爲一間有跨國經營能力的國際化近代化大型跨國公司。尤其是“華企”以優惠僑資行事，以港澳兩地愛國華僑爲主要對象，動員他們回國投資，興辦實業，參加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工作，成績卓著。特别是從香港搶運大量物資回大陸，爲抗美援朝、支援共和國建設做出了卓絶貢獻。但由於歷史原因，1955年在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華企”被當作“走資本主義”的“黑樣板”，點名批判，被迫停業，機體被肢解，資財被瓜分，成爲廣東反常文化又一受害者，最終成爲1955年3月成立的公私合營廣東華僑投資公司一個組成部分。但“華企”業績，其合股組織和經營的模式，都爲後來企業股份制積累成功經驗，是廣東近現代工商文化一個先進樣板。

　　（3）1952年6月和1957年6月，出現兩次反廣東地方主義事件。在廣東土改運動中，中共華南分局和省政府從廣東實際出發，把中央政策和廣東經濟、政治、歷史特點相結合，制定相應政策，經中央和中南局批準後實施，在土改試點中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從文化層面而言，這也表明嶺南文化敏於行，靈活變通風格，無可厚非。但到1952年6月廣東黨的領導人方方被指責廣東土改“迷失方向”、“土改右傾”、“犯地方主義錯誤”等，葉劍英、方方等受到嚴厲批評和調動處理。後又擴大到各地（市）縣，全省一大批人受到批判，部分人定爲“地方主義分子”，俗稱“廣東派”幹部，或上昇爲“右派分子”。這場鬥争至1958年初結束。1983年，在反“地方主義”中受害者得到平反。實際上，這種反廣東地方主義，就是用北方南下幹部取代廣東當地幹部；用在北方推行的土改政策一成不變地用於廣東土改。從深層根源來説，是廣東海洋文化與北方大陸文化差异所致。廣東歷史形成開放重商、多元、包容文化風格，在政策、經濟、社會等層面都有所表現，因此在施政方面，應結合省情、地情、史情、區别對待，不能一刀切。用農業文化視野觀察廣東海洋文化，特别是與海外有千絲萬縷聯繫的華僑文化，勢必産生不同結論，産生政見分岐，廣東黨政領導高度重視這種差异，並采取靈活變通政策和措施，因而受到質疑、批判和反對，也就勢必所必然的了。

　　（4）1957年四、五月開展的整風運動大鳴大放中，廣東黨員和黨外人士向黨提出批評、意見和建議，其中也有一些偏激、片面、錯誤意見。1957年6月8日，黨内整風轉爲反“右派”鬥争。在“左”思想指導下，反右鬥争被嚴重擴大化。廣東全省是全國劃“右派”較多省區之一，連同劃爲“中右”和株連家屬5-6萬人。這些右派分子，分佈在各民主黨派、高等學校、中小學、各縣市、各行業，舉凡知識分子較多部門和地區，幾乎毫不例外劃出一批右派。其中在廣東全省民主黨派中，就有不少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占當時全省民主黨派成員總數8076人的20%。廣東著名大右派，有羅翼群（1889—1967年），興寧人，原廣東省文史館副館長、民革中央委員、民革省委常委、政協全國委員。林鵬，1948年參加革命，中共黨員，原省委講師團副科級理論教員，寫了兩張與運動有關的大字報，被劃爲右派。雲應霖，原廣東省監察廳副廳長、省人大代表、農工民主黨中央委員和和省委會副主委，以支持羅益群農民“餓死邊緣論”等，被劃爲右派。以上三人僅被當地廣東研究會編的《嶺南紀事》作爲“右派”案收録人員，實際上，這類人員，多不勝數。廣東不少著名教授、作家、藝術家、醫師、工程師、大學生等，都被劃入右派分子之列。如中大中文系即有詹安泰、董每戡，歷史係樑方仲、端木正等等。廣東文藝界《蝦球傳》作者黄谷柳、著名作家黄藥眠等，都成爲運動的犧牲者。這次反右鬥争，給我國文化教育、經濟、政治等帶來的衝擊和造成的損失，難以曆數。直到上世紀70年代末，廣東全省的右派得到平反。

　　（5）1958—1961年廣東和全國一樣，開展轟轟烈烈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綫、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即所謂“三面紅旗”運動，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歷史、自然生態等各個方面，取得一定成就之同時，也付出沉重代價，留下深刻教訓。從文化根源而言，反映部分領導者和不少幹部群衆，對社會發展規律、經濟規律、人與自然關係、歷史與現實、主觀和客觀關係等認識尚欠科學、正確，僅憑一時衝動或無知，導致嚴重失誤和後果，值得後人牢記和反思。

　　（6）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廣東和全國一樣，開展“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後演變爲“十年動亂”。期間不斷破四舊，立四新，揪鬥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停課鬧革命、紅衛兵大串連，群衆派系鬥争，軍、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學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一打三反”，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批判“四人幫”等，一個高潮接一個高潮，無休止地開展各種鬥争，使廣東各項工作受到嚴重破壞，整個國民經濟已瀕臨崩潰邊緣。僅在思想文化上，持續多年的所謂“革命大批判”，社會主義理論被嚴重歪曲，甚至顛倒黑白，顛倒歷史，封建主義思想泛濫；政治上，顛倒敵我關係，大批人被批鬥、批判、審查，數以萬計無辜幹部、職工乃至普通居民受迫害，其中很多人非正常死亡，大量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待業，破壞安定團結局面，黨風和社會風氣受到嚴重破壞，影響共産黨和社會主義威信，挫傷了華僑、港澳台同胞愛國熱忱。社會上派性鬥争嚴重，無政治主義思想泛濫，社會治安，違法犯罪問題日益嚴重，文化、教育、科學、衛生、體育事業等也備受嚴重摧殘，一言以蔽之，文化大革命爲建國後一系列政治運動發展的頂峰，中國歷史上一場空前浩劫；其帶來的各種灾難至今須消耗巨大努力來清除。 

　　二、出色的作家群體及其作品

　　廣東作家群體，建國前多有過參加抗日龢民主運動的經歷，建國後在新社會背景下，被保障以充分創作和生活條件，貼近社會生活，卷入各種運動，深入城鄉，創出大量無愧於時代的文學藝術作品，成爲廣東文化發展一股主流。這個作家群體、在廣東代表性人物有黄谷柳、歐陽山、草明、劉思慕、黄秋耘、秦牧、陳殘雲、吴有恒、黄慶雲、黄寧嬰、陳蘆荻、李育中、雷石榆、黄藥眠、温流、任鈞等，他們各以其出色作品，彪炳中國文壇。

　　黄谷柳（1908—1977年）廣東梅縣人，出生越南海防市，少年時期在雲南受教育，1927年到香港謀生，當過苦力、當過兵，1941年重回香港，撰稿爲生。1947年在香港出版《蝦球傳》，用傳奇筆調描寫華僑子弟蝦球從一個流浪少年成長爲革命戰士曲折歷程，表現主人公勇敢正直性格，歌頌其對新生活追求，聯繫個人抗争和社會環境，表現城市生活强烈的時代氣息。小説情節曲折，語言質檏，在報上連載用廣州方言，更具濃厚廣府地域文化特色，加之通俗易懂，懸念迭出，十分吸引人。《蝦球傳》以其一幅幅40年代省、港市井風俗畫，突出了珠三角一帶的風土人情、世態習俗。論人物，這裏有各式各樣的妓女、舞女、有大大小小的撈家，有老謀深算的大天二，有亞娣那樣的艇家妹，有誰要就給誰享受的洪少奶。……論畫面，有鰐魚頭晋見張果老的互相勾結的場面，有兩個匪徒用木槍打劫鰐魚頭的趣劇，有鰐魚頭、洪少奶兩個活寶發假誓做真買賣的滑稽表演，有蝦球賭命的驚險鏡頭，還有鰐魚頭路過唱起“黄埔軍歌”，而黑牡丹唱起“客途秋恨”的二重唱，以及看指紋、相命等鏡頭，展現廣州等城鎮市井衆生相。作家在批判市民意識的弱點和醜陋之同時，也披露、鞭撻傳統文化積澱造成的深遠影響，從而顯現作品的社會意義。特别是作品既用普通話，也用粤方言寫作，多處現出“爆倉”、“馬仔”、“撈世界”、“頂硬上”、“同撈同煲”、“吃夜粥”、“講數口”、“勒了屁股吊頸”等省港社會市民階層常用語，洋溢出濃郁“廣味”，使讀者深切感受到廣東鄉情。而從地域文化而言，從主人公蝦球身上，展示了香港殖民地文化、廣州半殖民地文化和珠三角鶴山革命根據地文化的差异。香港中西文化并存，聲色犬馬、無奇不有，當時廣州文化與香港文化大同小异，但封建文化更濃更多。而鶴山根據地文化，有“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軍紀，幹部培訓班、親密無間同志關係、視捷晚會、頒奬大會，一切新鮮又陌生，顯然與香港、廣州文化有明顯不同，透過《蝦球傳》，反映廣東地域文化多麽豐富多彩。劇作家夏衍評其“既有時代的特徵又有鮮明的地方特色，特别是文字檏素、語言精煉。”茅盾更贊“這在南方真是從有過的事。”後由日本作家譯成日文，名爲《蝦球物語》，以後又譯成英文、南斯拉夫文，並在國内改編爲話劇、電視連續片等。此外，黄谷柳還有反映抗日戰争的小説《干媽》，披露國民黨抓壯丁苦况《王長林》和反動軍隊醜惡面目的《七十五根扁擔》，以及不同人物面目的《未死的烈士》、《難友》、《深淵》、《一直落》等小説，反映了作家從人道主義到階級分析和階極鬥争的主體意識的改變和進步。黄谷柳曾兩次奔赴抗美援朝前綫，並在上甘嶺戰役中立了新功，是一位出生入死的軍旅作家。只可惜1957年被錯劃爲右派，但没有停止創作。手稿《和平哨兵》十年動亂中焚燬，令人痛惜至今。

　　歐陽山（1908—2000年），湖北荆州人，原名楊風岐，自小隨養父流浪，童年到了廣州。16歲讀初二，即發表處女作《那一夜》。1926年推出在其主編《廣州文學》上連載愛情悲劇小説《玫瑰殘了》。1928年到上海，連續推出《桃君的情人》、《愛之奔流》、《密斯紅》等長篇小説，成爲一名職業作家。1931年以後，他把創作視角傳向工農，寫了不少反映城市貧民、農民悲慘生活的小説，如《竹尺和鐵鎚》、《鬼巢》等。抗戰時，歐陽山積極參加抗日文化運動，先後創作《三水兩農民》、《爸爸打仗去了》大衆小説和長篇小説《戰果》。1940年在重慶加入中國共産黨。1941年與夫人作家草明到了延安，受到毛澤東接見。後深入當地農村，寫成陝北邊區合作化小説《高干大》，塑造了一個農民共産黨員典型形象，獲很高評價，被毛澤東稱贊爲“新的寫作作風”的代表。後譯成多種外文，在國外出版。建國後，歐陽山一直生活在廣州，長期擔任文藝界領導工作，歷任中國作協廣州分會主席、廣東省文聯主席、中國作家協副主席、廣東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等職。先後寫出中篇小説《英雄三生》、《前途似錦》、《紅花崗畔》，以及若干短篇小説、散文、特寫等。其中最成功的最長篇小説《一代風流》凡五卷，即首卷《三家巷》，二卷《苦鬥》，三卷《柳暗花明》，四卷《聖地》，五卷《萬年春》，共150萬字，從1957年動筆到1985年，跨度28年，爲反映廣東革命鬥争的第一部杰作，再現了大革命時代省港大罷工、沙基慘案、廣州起義等歷史事件，塑造了周炳、周金、區桃等革命者，以及革命先烈張太雷、蘇兆征等光輝形象。其中首卷《三家巷》，創作於20世紀50年代後期，爲歐陽山文學創作一個總主題“革命的來龍與去脈”。這個主題通過廣州三個家庭人物形象來體現，同時反映20年代廣州社會結構和階級關係，内中容納不少地方文化生活、人情的描寫，再現了那個時代社會特徵和生活風貌。如其中周家以及與周家來往密切的區家、胡家等，代表的是城市貧民和農民階級，是革命的主體和革命主要依靠對象；另一家陳家是商人，買辦資本階級的代表。因廣州長期對外通商，形成中國最早的買辦階層；再有一個何家，是官僚地主階級的代表，是中國傳統的統治階級，在20年代的廣州，又形成官商合一的形勢、勢力最廣大、生活最奢侈、腐朽。這三家居住房屋差别，反映了他們不同社會地位。陳家住西式小洋樓，有海外文化基因，何家住傳統西關大屋，爲官僚地主階級勢力表征，只有周家，住在破爛不堪房子裏，爲城市貧民、農民栖身之地。三家巷裏這三種房子，清楚不過折射了舊廣州社會和階級結構，以及他們相互關係，僅此一端，即顯示《三家巷》深刻時代意義和以廣州爲平台的地域文化種種風貌。所以《三家巷》出版後好評如湖，中山大學黄偉宗教授爲此寫了《歐陽山創作論》、《歐陽山評價》其人其書。《一代風流》後獲廣東“魯迅文藝奬”，也是廣東文學一項殊榮。1988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歐陽山文集》10卷，歐陽山堪爲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有影響一位文藝大家、現代廣東文化集大成者之一。

　　草明（1911—2002年），順德人，原名吴絢文，爲有數女作家。自小生活在蠶桑之鄉順德，1928年入讀廣東女子師範學校，開始寫繅絲女小説。1933年亡命上海，加入“左聯”，在《文藝》上發表《傾跌》，《進進日記》，《没有了牙齡的》，《大涌圍的農婦》，《絶地》等中短篇小説，多以繅絲女不幸命運爲題材，頗有現實意義。如《絶地》寫一批繅絲女工上東江去，到革命根據地去，從而“絶處逢生”——走向了光明。八年抗戰時與歐陽山同上延安，參加毛澤東主持的延安文藝座談會，發表《陳念慈》、《平凡的故事》、《墊脚石》等作品。抗戰勝利，草明到了東北，長期生活在工人中，創作以戰後恢復生産爲主題長篇小説《原動力》，後被譯成10多種文字。後來又有長篇小説《火車頭》、《乘風破浪》、《神州兒女》等問世。其作爲珠三角出身女作家，對故鄉有特殊感情，作品中繅絲女形象和自强不息精神呼之欲出，折射了廣東文化風格。

　　劉思慕（1904—1986年）廣東新會人，嶺南大學畢業生，篤好文藝。1932年遊學歐洲，翌年歸國，發表遊記文集《歐遊記憶》，以清麗瀟灑筆調著稱，與朱自清《歐游散記》，韜奮的《萍踪寄語》，李健吾《意大利簡游》，鄭振鐸《歐行日記》，胡愈之《莫斯科印象記》等齊名。後相繼有《野菊集》、《櫻花和梅雨》等散文集問世，極富現實和美學價值，尤其文章風彩，傾倒文藝批評家。北京大學王瑶教授説他是“這些作品在中國現代散文的發展史上是有它的歷史地位的。”1936年，他曾逃亡日本，翻譯《歌德自傳·詩與真》，撰《亡國者的悲哀》等發表。回國後從事報刊、教育等工作，曾任香港《華商報》總編輯，《廣西日報》主筆等，是一位享有盛譽文化人。

　　黄秋耘（1918—2001年），原籍廣東順德，生於香港，1935年考入清華大學國文係，翌年秘密加入中國共産黨，主要從事職業情報工作。20世紀30年代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發表不少散文、詩歌、小説。建國後，爲中國作協《文藝學習》常務編委，後到《文藝報》工作，受到不公平待遇，歷盡坎坷。其最有影響的代表作是文藝隨筆《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閉上眼睛》及歷史小説《杜子美還家》、《魯亮儕摘印》，在極左年代表現了敢講真話和爲民請命的勇氣。“文革”中回到廣東，筆耕不輟。代表作有《銹損了靈魂的悲劇》、《丁香樹下》、《霧失樓台》、《往事並不如煙》等，以及若干散文集、評論集、自選集等。而回憶録《風雨年華》1983年出版，被海外媒體驚呼爲“這是中國‘克格勃’的第一本回憶録”。其作品針砭時弊，反映現實，感情豐富，筆鋒尖鋭辛辣，直指人心，因而毁譽參半。1951年版《控訴》即爲一例，字字看來皆是血，不乏對醜惡現象有力控訴而引起不少讀者共鳴。

　　秦牧（1919—1998年），原籍廣東澄海，出生香港，新加坡長大，抗戰時在廣州參加抗日救亡運動，1943年開始發表散文，1947年在開明書店出版第一部書《秦牧雜文》，後進入東江解放區從事革命宣傳。建國後在高校、傳媒單位從事文化教育工作，曾任廣東作協副主席、《羊城晚報》副總編輯。以散文著稱，亦有小説、藝談、兒童文學、劇本等多種，是能寫能編的多面手，在我國當代文學史上，被尊爲20世紀50-60年代“散文三大家”之一（另爲劉白羽、楊朔）。不少作品入選中學、大學課本。主要有《花城》、《潮汐和船》、《星下集》、《貝殻集》、《翡翠路》、《長街燈語》、《藝海拾貝》、長篇小説《憤怒的海》等，一生著述超過600萬字，2007年，廣東教育出版社出版《秦牧全集》12卷。

　　秦牧作爲一位散文大師，不少普通事物，一經其手，即寫得活靈活現，意境深長，聲名顯赫。如廣州《花城》，從晋代起廣州就有種花業，清中葉出現花市，成爲定例，除夕風俗活動。在《花城》字裏行間，充滿了花城廣州深厚文化品位，到處都是花的海洋和花朶的芬芳，有賴於秦牧的生花妙筆，花城廣州聞名遐邇。1979年秦牧一首《花街十裏一城香》，傾倒全城。其曰：“香街十裏一城春，笑語喧聲入彩門。疑是層巒採蜜傳，幻城百萬賞花人。”

　　海邊貝殻是很常見生物殘骸，但經秦牧賦予科學和文藝意義，即變得身份百倍，成爲藝術珍品。這就是他的《藝海拾貝》，作爲一部集知識性、趣味性和科學性的散文集，其價值如作者所言，“我們在海灘的時候，就是不去思念貝殻在人類生活上的價值，也没有找到什麽珍奇的品種，我覺得單是在海灘俯身拾貝這回事，本身就使人踏入一種饒有趣味的境界。”“人到海灘去常常可以純真的變成小孩”。這是海洋文化給予人生最有意義的啓迪。

　　秦牧也同是一位寫小説高手，他寫華僑小説《憤怒的海》，蜚聲中國文壇。它寫古巴中國華僑，參與古巴人民反抗西班牙殖民統治的鬥争，也交織着廣東華僑在海外的血泪記憶。作家吴有恒在《應有個嶺南文派》一文中提到“嶺南文派”問題，其中一個原因是廣東有秦牧、杜埃等人寫華僑題材作品，爲廣東文學特色之一，秦牧《憤怒的海》即爲這個文派一個代表作。

　　陳蘆荻（1912—1994年），原名陳培迪，廣東南海人，早年寫詩，詩風充滿傷感、朦朧、晦澀。抗戰救亡風濤涌起，其詩風大變，1937年出版處女詩集《桑野》，表現百姓疾苦與抗争，其中寫到詩人路過珠三角的桑鄉：“桑野掠過死静的風/柴門零落剩幾只鷄犬/楊柳輕拂着灰黯的黄昏/户户人家給蕭索罩住/活流的河水也寂寂的凝止/春天，秋天/蠶兒吐不出青色的絲/結不出成金的繭/桑樹也垂垂欲謝/圩場上的絲廠/咽住了尖叫的汽篇。”最後，詩人高呼“這世界太荒蕪了，需要人工開闢！”宣佈要“在血泊中孕育，在砲火中成長”。後又相繼出版《驅馳集》、《遠訊》等，將個人哀愁融合於民族命運，宣稱“大地還未睡醒，人心，却亮着一盞燈。”

　　建國後，詩人深入火熱生活，唱的是時代的頌歌。最有代表性的是1961年寫《漁村潮汐》，謳歌的是全國著名的十大漁港之一陽江閘坡。此爲一個組詩，以“星夜”、“曉月”、“日出”、“舊漁”爲四個時間節點，描寫漁民勞作過程，愉快和豐收喜悦：其中“漁村潮汐的星夜：天上星星/海上漁火/星星、漁火、閘坡/星星，撒滿海上/漁火，照亮銀河/千帆萬網迎秋汛/銀河碧海起漁歌/；“日出”；日出千帆風動/水波萬點飛紅/一流水，一流風/笑聲溶入波中/……，“歸漁”：夕陽天際紅燒/海邊滚滚落潮/一群水鳥飄過/晚風輕送歸橈/金波銀波瀲灧/錦鱗紫蟹妖嬈。

　　而舊時代的閘坡，疍民苦難深重，也流傳這樣漁歌：世世代代水爲鄉/年年月月海爲床/有女莫嫁漁民佬/漁民成年無家歸/海水當糧風當被/暴風來時没路逃。這兩相對照，蘆荻的詩充分反映了新舊社會時代風貌，特别着眼於舊社會處於賦民底層的疍民生活兩種觀照，也是十分難得和獨具慧眼的。尤爲難得的是，吴有恒對廣東地域文化有獨到見解，早在1986年，他就提出“應有個嶺南文派”。他説音樂有嶺南（廣東）音樂，繪畫有嶺南畫派，文學怎麽就没有個嶺南文派呢？從康有爲、樑啓超説到他的好友秦牧、杜埃、陳殘雲等，都屬這個文派之列，他雖然没有把自己納進去，實際其作品堪爲“嶺南文派”之代表。

　　黄藥眠（1903—1987年），廣東梅縣人，客家人，與黄遵憲“人境廬”爲鄰。1921年考入廣東高師（中山大學前身），1929年受黨組織派遣駐莫斯科共産國際。既是詩人，又是文藝理論家、教育家、美學家、政治活動家，曾任中國文聯常委、北京師範大學教授，1957年爲民盟中央起草“我對高校領導體制的意見”，由此被劃爲右派分子，受到不公正待遇達20年之久。1978年始獲平反，恢復名義後，任北師大一級教授，筆耕不輟，發表《悼念》詩歌，培養一批碩士、博士研究生。黄藥眠是一位杰出抗戰文藝戰士，1944年在桂林出版《論詩》，後易名《戰鬥者的詩人》，彰顯作者戰土情懷。1944年11月，桂林大批文化人在日軍砲火下撤退，黄藥眠發表長詩《桂林底撤退》爲其詩人生涯代表作。長達1850行，29節，既爲抗戰史詩，又是抒情佳作，給人以巨大衝擊力：

　　啊，桂林的火
　　把桂林都燒紅啦，
　　桂林的煙
　　把雲都熏黑啦，
　　煙球在大街上，
　　打着盤旋，
　　窗子裏，
　　吐出了火舌。
　　唉，這是多麽恐怖的日子喲！
　　他們炸的，燒喲！

　　黄藥眠著作等身，1927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詩集《黄花崗上》、《英雄頌》，論文集《戰鬥者的詩人》、《論約瑟夫的外套》、《沉思集》、《通新集》、《批判集》，散文體《黑海——美麗的黑海》，小説集《暗影》、《再見》，回憶録《動盪，我所經歷的半個世紀》，長詩《悼念》等，黄藥眠是現代廣東文化一位代表人物，客家人的驕傲。

　　陳殘雲（1914—2002年）廣州郊區人，1935年考入廣州大學文學係，抗戰時步入文壇。1938年出版第一部詩集《鐵蹄下的歌手》，爲抗戰而呼唤，屬新浪漫主義詩作。後又有《守夜衛》、《野火》、《母親的詩》等名作問世，開始嶄露詩壇。建國後，歷任廣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主席等職、文學創作轉向小説，以編寫電影劇本《珠江泪》聞名一時。該片1948年由王爲一導演，反映抗戰勝利後發生在廣東珠江岸一個農村，一對農民夫妻在艱苦歲月裏離合悲歡，是一部以解放前夕國民黨統治區，經濟矛盾和尖鋭鬥争的内容影片，通過農民在地主壓迫下的種種不幸，反映廣大人民渴望解放的迫切要求。影片奠定了王爲一以“南國特色”見長的導演風格，該片獲文化部1949—1955年優秀影片榮譽奬。20世紀60年代出版長篇小説《香飄四季》、《沙田水秀》描寫珠三角水鄉風情，男女之愛，充滿廣府地方文化風格，尤其粤方言韵味，很受讀者歡迎。陳殘雲這兩部珠三角農村作品，忠實地記録了20世紀50-60年代農業合作化時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生産，人們“戰天鬥地”，熱火朝天地勞動的艱辛，但生産效率又很低下，一個窮社如何負賬的故事，既有作品題材的歷史真實性，又有時代精神感染和驅使下産生的作品藝術性。這兩者的結合，再現了那個時代的歷史現實。作品與同時代描寫北方合作化道路小説趙樹理《三裏灣》和柳青《創業史》，更突出濃郁的南國水鄉風情和格調，可稱爲“南派”作品的代表。而陳殘雲執筆，蔡楚生導演《南海潮》，通過對阿彩和金喜相愛和悲慘命運的描寫，表現建國前南海漁民長年受漁霸和反動派的殘酷壓迫、剥削，以及受日寇殘殺的痛苦，後來共産黨遊擊隊幫助他們走上翻身求解放的鬥争道路。影片不少地方采用廣東音樂伴奏，沙灘、結網的漁姑、彩霞、落日、月色、對話等，充滿廣東風情，可謂是廣東電影文化一朵奇葩。後又有長篇小説《熱帶驚濤録》付梓。身後有《陳殘雲文集》10卷本存世。

　　吴有恒（1913—1996年），廣東恩平人，出身書香門第，七歲能詩，聞名鄉里。1936年在香港加入中國共産黨，長期在廣東從事地下工作，1940年到延安，參加過黨的“七大”。曾任粤桂邊區部隊司令員、粤中縱隊司令員，建國後任廣州市委書記，《羊城晚報》總編輯等。《山鄉風雲録》爲其代表作，1962年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小説取材於解放戰争時期華南山區遊擊戰争，成功塑造了一位智勇雙全、屢屢出奇制勝的女英雄劉琴。文字清麗秀逸、情節生動、不乏風情民俗，搆成動人的藝術畫面。後改編粤劇，由紅綫女主演，被稱爲“北有《紅燈記》，南有《山鄉風雲》”，稱頌一時，至今讀來還引人入勝。此外，吴有恒還有長篇小説《北山記》、《海濱傳》被譽爲“南方革命歷史三部曲”。歷史小説有《香港地生死恩仇》，話劇本《山鄉恩仇記》等。

　　岑桑（1926—），原名岑汝仰，廣東順德葛岸村人。抗戰期間隨父避難於香港，當過學徒。1949年畢業於中山大學，旋赴香港任中學教師，1950年回到廣州，從事出版工作，至今年逾古稀，仍不輟業，深爲同行讚嘆。

　　岑桑出生於一個文化之家，家學淵源深厚，自小喜愛文學藝術，中學時代就開始向報刊投稿，多有發表。文革期間，岑桑受到殘酷迫害，但憑他堅强意志和錚錚鐵骨，仍生存下來，頑强生活，工作至今。岑桑長期從事出版工作，1980年參與創辦《花城》雜誌，1984年出任廣東人民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名義上退休後實際主持廣東最大，也是全國最有影響的地域文化出版工程《嶺南文庫》叢書，自1990年起已出版100多種。《嶺南文化知識書係》200多種，形成一個龐大嶺南地域文化叢書體系，在全國無出其右者。《嶺南文庫》叢書1997年獲第三届國家圖書奬，這都與岑桑先生爲此傾注的大量心血，付出的辛勤勞動分不開的。

　　岑桑不僅是一位杰出的出版家，而且是一位出色的著名作家。主要作品有《當你還是一朵花》、《廿世紀的野蠻人》、《岑桑散文選》、《美麗的憂傷》；兒童文學集《野孩子阿亭》、《石人姑娘》；小説集《躲藏着的春天》；詩集《眼睛與橄欖》；以及文學評論集《美的追求》和《岑桑自選集》，共約300萬字，2015年，岑桑獲“廣東文藝終身成就奬”。

　　岑桑作品散文清新、明快，《當你還是一朵花》僅1981年以來，即再版12次，累印50萬册，自問世以來即備受歡迎，成爲廣大青年追求理想，實現人生目標不可或缺讀物，影響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也是各種文藝活動使用最多朗誦項目。其《失敗是個未知數》一文，選入九年義務教育語文課本，爲青少年學習範文。岑桑有獨到觀察力，善斷是非、扶掖後學，他力排衆議，支持和促成戴厚英《人呵人》一書出版。其思想活躍，敢説敢言，匡扶正義，不懼權勢，爲發現、出版優秀圖書讀物，做出巨大貢獻，在我國出版界有口皆碑。

　　實際上，在爲廣東現代作家群體中，大不乏其佼佼者，除上列作家以外，最新收入黄偉宗、李俏梅編著《珠江文典》的還有18位作家，他們都以自己出色文學作品和風格馳名於我國文壇。他們是著名作家杜埃（1914—1993年）及其《鄉情曲》，《風雨太平洋》、《杜埃自選集》。散文作家楊應彬（1921—2015年）及其散文集《嶺南春》、《春草堂》；報界首領和作家楊奇（1922—）及其《香港概論》、《虎穴搶救——日軍攻佔香港後中共營救文化群英始末》、《風雨同舟——接送民主群英秘密離港北上參加政協始末》等；作家、文學評論家蕭殷（1915—1983年）及其小説散文集《月夜》、評論集《論文集的真實性》、《給文藝愛好者》、《蕭殷自選集》等；作家華嘉（1915—）及其長篇小説《冬去春來》、散文集《海的遥望》、《滿城風雨》、《華嘉散文選》等；散文家林遐（1921—1970年）及其散文集《風雷小記》、《山水陽光》，劇本《船在航行》等；詩人韋丘（1923—2012年）及其詩集《紅花集》、《瀑聲》、《萬水千山總是情》、詩評集《詩的人生》、小説集《不算坎坷的旅程》等；散文家賀青（1931—年），即張漢青及其《挑燈集》、《故鄉的榕樹》；資深女編輯鬱茹（1921—？年）及其《遥遠的愛》、《龍頭山下》、《鬱茹作品選》等；兒童文學女作家黄慶雲（1920—？年）及其《慶雲童話集》、《小同伴》、《詩與畫》、《兒歌新唱》等。女作家紫風（1919—？年）及其《寫在泥土上的詩》、《櫻桃和茉莉》、《海姑娘》等；小説家於逢及其《金沙洲》、《金水長流》等；散文家、文學教育家曾敏之《1917—2015年》及其《曾敏之雜文集》、《觀海集》、《望雲海》、《嶺南隨筆》、《詩的藝術》、《古典文學欣賞舉隅》等30多部；劇作家曾煒（1919—2015年）及其劇作《寬廣的道路》、《出路》，改編電影《三家巷》，散文《鳳凰崗巨變》、《順德風情》等；小説家易鞏（1915—？年）及其《杉寮村》，短篇小説集《少年夫婦》、長篇小説《伙伴們》（與於逢合作）《在風雷到來之前》、《奈何橋上》等；文藝批評家、作家樓栖（1912—1997年）及其散文集《窗》、雜文集《反刍集》、《柏林呵，柏林》、《樓栖自選集》，長詩《鴛鴦子》等；詩人、散文家關振東（1928—2009年）及其詩集《五嶺笙歌》，散文集《春風吹又生》（與人合作）、傳記文學《情滿關山——關山月傳》等。女作家陶萍（1921—？年）及其評論集《文學評論集》、中篇小説集《小滿和外公》、散文集《陶萍作品選萃》等。 

　　三、“文革”高壓下的“干校文化”

　　1966年開始，持續10年，後被定爲動亂的“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實爲中國歷史上一場空前浩劫，給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特别是文化帶來無窮灾難，導致歷史大倒退，其影響至今尚未完全消除。這期間，許多學校關閉、停課，繼爲知青下鄉，幹部下放，文學藝術創作停頓，僅剩8個所謂“革命樣板戲”，整個文化事業一片蕭條，廣東文化也不例外。到20世紀70年代初，出現所謂“五七干校”，實爲大批教師、文藝工作、各類幹部等，集中進行思想改造和帶有强制性勞動場所，是文革後期一種重要表現形式。在這裏發生的文化事件，被稱爲“干校文化”，遍及全中國。據黄勛拔《嶺南紀事》一書統計，廣東全省“五七”干校，至1969年初有313所，下放幹部1646萬人。大批幹部在一個月内，背着行裝，奔赴“五七”干校參加勞動、學習、部分接受批判、專案審查。這批幹部，白天從事農業生産勞動，晚上學習“在無産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鬥私批修”。其中對“文化大革命”中被“揪鬥”、“打倒”和各級幹部均“集中管理”、隔離，白天受監督勞動，晚上經常要交代問題，寫檢討，精神和肉本均受到折磨，直到“查清問題”或有“悔改”表現，才能獲得“解放”歸隊。

　　1969年底開始對在干校幹部、知識分子重新分配工作，1969年12月、1971年4月，全省先後分配77689人到工農業第一綫，幹部校實行合併，1971年5月，全省共有“五七”干校180所，學員86902人，到1973年1月，又分配學員294萬人。從這個時候開始，又“分口辦”、“五七”干校，重新組建、布局“五七”干校，計有省直各口，包括黨群、政法、工交、財貿、農村、科教計生等各辦一所，每個地區（惠陽除外）各辦一所，輪訓在職幹部，人數逐漸减少。1979年2月17日，國務院發出停辦“五七”幹部通知。自此，廣東“五七”干校才陸續撤銷。但“五七”干校文化實質及其影響，並不能很快消除。在這裏，僅以廣東設在英德的“五七干校”爲代表，反映這種所謂干校的文化實質。

　　廣東省英德縣委書記江惠生、中山大學教授黄偉宗主編的《英州夜話》，則對那個非常時代的“五七干校”文化作了形象、深刻的的揭示。

　　一如序言中所説的：

　　在作家們的筆下，在那“無花無果的歲月”，這些共和國的文化人，許多早已心靈破碎，留下的是“無月無日的日記”；往事如煙，“風雨送華年”，在20多年後的今天，確實有不少同志“久久不願打開這些塵封的記憶”。然而，人間自有真情在。且不説英德的甘甜泉水如何使我們同志的枯干心田的一角重新長出一片緑草；且不説農村的老大娘如何怕孩子摔跤一樣，用慈母般的眼光默默注視着“五七戰士”們揹負一兩百斤重的樹木趔趄着走下山，把削尖的木棍遞給戰士們用以支撑沉重的身軀；且不説農民弟兄如何悄悄地從農貿市場買來食品，包好後又無聲無息地從窗口扔進陰暗潮濕的戰士宿舍，讓戰十們在那個半飢餓的日子增加一點點營養……所有這些，使戰士們感到了“辛酸的温馨”，露出“帶泪和微笑”。就戰士自己來説吧，有的同志雖然蒙冤，被隔離，但他們相信前途是光明燦爛的。正像作家秦牧與其夫人紫風，雖同在干校而不能見面，但他們頻頻給對方寫信，以當時能够采用的方式，彼此默默地相互鼓勵，“咫尺天涯兩地書”表達了他們的信念、信心。他們在艱苦的生活和勞動中，哼起了“茶的咏嘆調”，在“牛欄”中寫詩，繪下《茶山夕照》的畫，創作了《山鄉春早》這樣歷史不衰的曲子。……這些珍貴的精神和文化財富，不是值得永遠銘記、永遠珍藏的嗎?在這些篇頁裏，還寫到吴有恒、周鋼鳴、陳殘雲、歐陽山、關山月、黄秋耘、秦牧、紅綫女、岑桑、李士非、王起、樓栖、樑宗岱等早已聞名的作家、表演藝術家、專家、教授，他們本身在干校經歷及其記述，將同他們當年的作品一樣，深刻地影響千秋萬代。

　　秦牧留下的兩首舊體詩，當是那個年代的清醒記録：

　　《贈紫風》的詩雲：

　　荷花香際憶華年，廿八載來共苦甜。
　　涉水攀山黔桂道，觀魚賞瀑西湖邊。
　　互憐白發秋光裏，同勵丹心晚步間。
　　老去誠知終化蝶，情絲好吐在生前。

　　《無題》詩雲：

　　天秋地慘日昏斜，陣陣黑風催落花。
　　沉默十年觀世變，看他大地走龍蛇。

　　而關振東爲丁明寫下的悼亡詩，令人肝腸寸斷。其詩雲：

　　風雨縱横故國愁，繁英零落幾荒丘?
　　詩魂今夜匆匆去，上帝新成白玉樓！

　　黄偉宗在後記中亦作了必要的概括與追述：

　　“使我對此感悟尤深的是思及“文化大革命”的灾難歲月。當時我所在的《羊城晚報》被“四人幫”誣爲“造謡放毒”而被封閉，後與《南方日報》、《廣州日報》合併，大部分人員連同廣東電台和電視台、黨校、出版社和社科所等新聞出版界共約“八百秀才”下放“五七干校”，地點在英東的黄陂畜牧場；廣東文藝界和中山大學的“五七干校”則設在剛從勞改場改成的英德茶場，也有近兩千人。當時幾乎所有嶺南第一流的著名作家、名藝術家、名教授、名學者、名編輯、名記者郡被作爲“走資派”或“反動學術權威”而下放干校勞動，一時使英德成爲聚集嶺南英才最多的地方。這也許與英德過去有甚多的文人流放至此的歷史有關吧?然而照我看來，這時期被下放至此的文人數量，不僅大大超過歷代流放英德文人數之總和，也不知超出整個嶺南自古以來流放文人總和的多少倍，而且生活環境和勞動條件也艱苦得多。在黄陂畜牧場住的是馬房、牛棚、猪欄；在茶場住的是不久前關押囚犯的牢房。我曾親見老報人黄文俞、楊奇、丁希凌在北風呼嘯中挑泥鋤土，延安新華社第一代女播音員田蔚在冷雨中種菜，散文大師秦牧扶着眼鏡追趕着他負責養的一大群牛，名編輯黄秋耘、岑桑像往時編稿那樣嚴謹地做木工，名作家林遐、周敏手抱冷冰冰的泥漿打泥磚，比往時寫稿（劃四方格）還認真，名記者許實（微音）等人半夜抬送剛病逝的老報人陳潔的屍體，老學者陳健、孫儒帶病摘花生……在茶場，我還見到名作家歐陽山、陳殘雲、周鋼鳴、吴有恒，名演員紅綫女、林小群、羅品超、羅家寶，名畫家關山月、餘本、楊納維，名電影家陶金、王爲一，名音樂家周國瑾、陸仲任、施明新，中山大學的名教授蒲蟄龍、張宏達、端木正、容庚、王季思等等的勞動身影……我在深切的痛苦辛酸之餘，還從這些在逆境中仍然頑强生活的名家身上，看到一股硬骨正氣。迄今想來，這與眼前所見的英德山水及其内涵的人文歷史精神，不正是一脈相承的英骨英氣？

　　由於資料有限，這裏僅以“五七干校”文化爲例，不再涉及其他類型。但這也已頗具典型性了。從抗日戰争勝利，經内戰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1976年的“文革”結束僅僅30年，但所經歷的曲折、所呈示的慘烈引發的思索，對中華民族來説都是意義非凡的。但没有這些曲折引發的整個民族的歷史反思，中國就不會最終選擇後來的改革開放，雖説代價實在是太大了。時代，最終選擇了南中國，選擇了廣東，選擇了珠江的入海口，選擇了深圳、珠海作爲改變中國的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這實在是有太深刻、太沉重的大背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