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開放政策首在珠江三角洲實施和效應
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這一歷史性的偉大轉變，一方面給廣東文化帶來了無限生機和活力，使它得到復蘇和振興；另一方面又使它面臨着種種挑戰和考驗，廣東文化現在恰處在這樣一個新舊文化形態的轉捩點上，揭開了當代發展史上新的一頁。
珠三角以其優越地理區位，海洋商業文化爲主體的厚重歷史文化積澱，毗鄰港澳，華僑衆多，經濟較發達，民性重商、開拓、進取等而被首先定爲實施改革政策之地，並取得突破性效果，不但崛起中國一個經濟高峰區，而且深刻改變原有文化特點和風貌，成爲當代廣東先進文化的核心和代表而爲舉世矚目。
（1）改革開放成爲廣東文化轉折點
1976年10月6日，以華國鋒爲首的黨中央一舉粉碎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反革命“四大幫”，結束了慘無人道、扼殺、毁滅文化的“文化大革命”，中國開始了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1978年中國共産黨舉行十一届三中全會，確立了改革開放的方針、政策，中國由此進入改革開放時期。中央確定廣東“先走一步”，更使廣東首先實行改革開放，廣東文化也隨而首先在這一背景下進入開放文化狀態。由此發生一系列重大革新，首先在珠三角出現。
近三十多年來，商品經濟在廣東得到充分發展，這已成爲一股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正猛烈衝擊着與其相悖的一切舊的文化形態。與此同時，又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引進和吸收現代西方文化的精華，包括先進的科技、信息、管理制度、人才和其他文化資源。内地科技文化和人才也紛紛南下，使廣東再度成爲兼容南北、涵攝中外的文化薈萃之區，並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文化更新、替代熱湖，不斷改變文化風貌和地域分佈，把廣東文化推向了空前發展的高度，這在中國各大地域文化中堪爲翹楚。這在珠三角地區表現最爲明顯，成效也最顯著，珠三角成爲廣東文化最大一個轉折點。首先在物質文化形態上鮮明地表現出來。以珠三角和沿江一些大城鎮郊區常見的農業土地利用類型、作物搆成和布局而言，它們無一不被市場供求關係所左右。三角洲沙田是水稻重要産區，著名作家陳殘雲在《沙田水秀》一文中寫道：
沙田的景色是迷人的。豐收後一望無際的田野，顯得特别寬廣和美麗，縱横交錯的小河涌，小艇穿梭如織，一排排翠緑的蕉林相映着烏黑的牛群。這仿佛是一幅色彩鮮明的織錦畫。
它所展示的沙田景色是那樣的自然和秀美，是一幅最觸目傳統農業文化景觀，但近年隨着農民洗脚上田，大辦工業和第三産業，大量耕地被工業、城鎮建没佔用，水稻面積在三角洲大量减少，以致糧食不足，不得不進口“洋米”。名揚天下的三角洲桑基魚塘也由於同樣的原因，桑基面積大幅度减少，爲草基、花基或雜基等取代。它們的生態效益雖不及桑基，但却發展起了以出口創匯或供應大城市高級酒樓、賓館的鮮活産品爲目的的精細農業，開發出許多高、精、尖、特、優農産品，滿足國内外市場需要，即爲傳統基塘農業文化内涵向深層發展的一個範例。如順德陳村是有名的花卉之鄉，“花前花後皆人家，家家種花如桑麻”。近年采用電腦控制花卉生産綫，實行花卉生産工廠化，所種世界名花銷往海内外，收入不菲。這些所謂“朝陽産業”替代傳統産業實質就是文化的進步。三角洲文化景觀從農業向工業和城鎮景觀轉變，成爲中國最早實現區域文化轉型的地區。
建築作爲歷史進程的一種標記，也是最直觀的一種文化現象。近年城鄉建設日新月异，迅速改變着各類聚落傳統景觀和建築風貌。在經濟突飛猛進的珠三角，居住破視爲消費之首，住房從講究實用轉向雅致美觀，追求多方面的文化享受。在沿河大中城市，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住宅建築吸取歐美特色，結合嶺南地理環境的特點，布局争取良好風向，靈活而不呆板，庭園與住宅小區相結合，擴大各種輔助性建築設施。如厠、台、浴室建築等。而一大批設計别致、造型新穎、風格獨特的公共建築更體現了城市建築文化的時代動感。廣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東莞等城市成爲這些建築的薈萃之地。它們象徵城市財力强大，生氣勃勃，反映着不同的文化内涵。樓高2899米、80層的廣州天河中信廣場大厦爲亞洲鋼筋混凝土結構最高的建築物，而樓高8l層、總高度38395米的深圳地王大厦爲雄居亞洲超高層鋼結構建築物第一，在世界上也僅次於美國芝加哥的席爾斯大厦（110層，443米）和紐約的世界貿易中心姊妹樓（110層，417米，2001年9月11日被恐怖分子炸毁，現已重建竣工）。而2010年竣工開放廣州塔，俗稱“小蠻腰”，塔身主體高450米，總高度600米，是中國第一世界第四高塔（至2014年），它們被認爲是外來文化與嶺南傳統文化相結合，也是高技術時代的産物。近年興建游樂城成爲城市建築的一個潮流，且與旅遊業結合在一起發展，將文娱與科學技術結合在一起，以跳躍運動爲主旋律，充滿了活力和進取精神，如稱盛一時的廣州東方樂園、南湖游樂場、長隆野生動物園、深圳香蜜湖、歡樂谷、華僑城等，皆爲改革開放時代的産物。加之新近各種新型建材和造型，如大玻璃、原檐口、平屋頂、遮陽板、横綫條等大量使用和出現，更使城市建築錦上添花。如廣州近年繁華起來的環市路，不少樓高三四十層，五六十層的也越來越多，高聳入雲，人如置身谷底。人夜霓虹燈五彩繽紛，百業喧囂，歌壇舞榭，通宵達旦。這也從一個側面展示了城市文化生活發生的巨大變化。
物質文化豐富與提高，有賴於制度文化的建設和完善。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廣東的經濟制度首先日趨商品化和市場化，即在保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同時，容許和支持發展其他形式的集體或個體所有制經濟，並對國有經濟進行改革，引入競争機制，擴大企業自主權，實行多種形式的承包經營責任制，縮小指令性計劃，放開商品市場價格等，使價值規律的作用得以充分發揮，從而保障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順利運作。這雖然不是廣東獨有的制度文化模式，但至少在改革開放最早的前沿地帶廣東，要比其他省區先行一步，取得的成就也是舉世公認的。以廣州市爲例，據1990年統計，全市工業總産值中，全民所有制企業占5822％，集體占1587％，個體、私營、“三資”及其他聯合經濟占2591％。這個結構所反映的生産關係的重大變革，是過去難以想像和無法接受的，但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它却在現實生活中取得了節節勝利。現在，後兩種經濟成分所占比重更大幅度上昇，已成爲國民經濟主體之一。經濟制度的變革離不開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和科學化，廣東各地市黨政機關都有一整套配合這種變革的制度和措施，並不斷强化群衆參政議政的意識，從而營造了一個良好的政府决策氛圍。如自1983年開始，廣州市政府爲制定廣州經濟、文化、科技三個發展戰略綱要，曾召開了三十多場大型研討會，開展一百多項專題研究，與有關專家學者對話，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在此基礎上才作出决定。政治的民主化和科學化需要一個寬鬆的文化環境，爲此必須破除文化事業由政府部門獨家經營的局面，而代之以社會各方面辦文化娱樂事業。廣東一馬當先，其後各省區紛紛傚法，各部門、各行業興辦的娱樂場、音樂茶座、歌舞廳、桌球室、圖書室、展覽會、業餘藝校、各類培訓班等如雨後春笋一般的出現於城市、農村、機關、企業，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多元化、平民化、商品化局面。而爲適應群衆文化需要而産生的所謂企業文化、街道文化（即市井文化）、校園文化、特區文化已風靡廣大城鄉。這些改革開放後出現的新名詞，如同珠江源頭的報春花，開過後即迎來百花齊放、萬紫千紅的春天。
制度文化的變革，又必然帶來觀念文化的更新。一系列與現代社會相適應的文化觀念應運而生，首先在廣東發源，繼而擴展到沿海乃至全國各地，形成了一個自南向北轉移的衝擊波，廣東甚至成爲全國某些文化領域的領導力量，這是繼近代廣東文化崛起的另一個發展高朝。
商品生産需要競争。本來就賦有重商性品格的廣東文化因社會引入競争機制而得以重現雄風。首先是深圳人敢於采用美國人在百多年前就家喻户曉的“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很快風靡全國。由此衍生的效益意識、時間意識滲入各個領域、各個階層，並化爲他們的自覺行動，産生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過去“讀書無用論”盛行，許多青年人不求上進，虚度年華。當競争的潮流伴隨商品生産席捲而來時，他們很快投人其中，成爲新時代的弄潮兒。許多人紛紛參加各種形式的進修班，甚至去職回爐，重新學習。目的在於“充電”，先退谷，後登山。精明的順德人感知春天的氣息，很快調整自己的産業結構，大力引進專業技術人才，以鄉鎮企業爲龍頭，發展高、精、尖産業，不出數年，工農業總産值翻了幾番，由一個傳統農業縣躍居爲全國工農業和社會總産值前十强的縣市之一。順德的家電産品飲譽國内外市場，幾乎無人不知順德的電風扇和冰箱品牌。恰如順德人自己總結的那樣，破除過去狹隘、保守的思想，更新觀念，樹立一套適合商品經濟發展的思想觀念和價值觀念來指導經濟建設，從而走出一條具有地方特色的成功之路，有人稱之爲下述的“順德模式”，成爲廣東文化實現從傳統向當代轉折的典範。
深受西方文化影響而形成的追求個性、實現自我價值的廣東文化風格也在新時代向高層次發展。改革開放之初，廣東人多在服裝、髮型，個人興趣、職業選擇、文化娱樂等方面以港澳爲時尚，力求符合和張揚自己的個性，於是牛仔服、墨鏡、染發、的士高風行一時。但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各方面競争的加劇，人們在告别温暖型的生活之後，不僅追求物質生活的高標準，而且更追求高尚的情操和格調，追求完美人生，追求知識和身心健康，於是“讀書熱”、“文憑熱”、“留學熱”撲面而來，很多青年人不再留戀歌舞之鄉，把主要精力放在讀書看報、自學考試、參加名種進修班上。廣州天河購書中心，每逢節假日人頭攢動，廣州中山圖書館座無虚席，許多高等院校的教室夜裏也是燈火通明。近20年網絡興起，成爲年青一代不可世缺伴侣，上網風靡廣大城鄉。這一道道風景綫表明廣東文化價值觀正在向新的高度昇華。
誠然，廣東文化的娱樂性、消遣性方面也在新條件下被强化和擴展。近年來，隨着群衆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人的注意力轉向感官的愉悦享受和情感的宣泄；在商品生産、投機、炒股等活動中敗北者，也需要安撫心靈的浮躁和煩惱；事業成功者，在緊張工作、努力拼搏之餘，同樣需要放鬆和消閒。近三十年來，在廣東集中了約三千萬外來人口，他們的文化消費也是感覺型和消遣型的，這就决定了通俗文化在各個社會群體裏都有廣闊的市場。明星、偶像崇拜大行其道，所謂“兩頭”即拳頭（武俠）和枕頭（色情）文學擁有很大一部分讀者，高雅和專業性强的文化藝術時常受到冷落。但在近年又呈復興態勢。在繁榮的通俗文化背後，也會有一些腐朽或被扭曲了的文化現象，甚至還有一些文化沉渣泛起的角落，例如對神靈、權力、金錢的崇拜以及屢清不掉的“黄賭毒”等。這都説明，在改革開放中成長的廣東文化，尚有許多不成熟和不完善之處，需要給予正確的引導和精心培育，惟此，才有可能在發揚廣東文化優勢的基礎上，使之成爲中國地域文化發展的一個典範。
（2）珠江三角洲文化騰飛
河流通常都有三角洲。而珠江三角洲不僅以其特殊的地貌形態蜚聲地理、地質等學界，而且更以其經濟奇迹名揚天下。不過，前者是指自然地理上的珠江三角洲，面積約爲一萬平方公里，俗稱“小三角洲”；而後者已擴展爲珠江三角洲經濟區，俗稱“大三角洲”。範圍最大時東到惠東，西迄肇慶，北扺清遠，按1989年行政區劃含28個縣市，面積約4．78萬平方公里，人口2680萬，港澳也包括在這個範圍之内。2003年廣東省委省政府根據變化了的經濟形勢，提出泛珠三角經濟區概念。面積約200萬平方公里，約占中國陸上國土的21％，2002年人口4536億人，占中國的3367％，大部分在珠江流域。它包括粤、桂、黔、滇、川、湘、贛、閩、瓊，以及港澳11個省區，即所謂（9+2）區域概念。作爲實現這些省區經濟聯合一種方式，現正節節推進。不過，這裏所述，主要爲小三角洲。
廣東文化最早的源頭即在珠江三角州，因它首得海外風氣之先，所以近世廣東文化至爲先進發達，成爲時代思潮的重點和中國革命的策源地。但新中國成立以後，由於特殊的國際環境，中國不得不奉行閉關鎖國政策，珠江三角洲對外開放的歷史優勢得不到發揮。1976年“四人幫”覆滅，天空放晴，冰河解凍，但在長期的絶緣封閉和僵死的計劃經濟體制束縛之下，珠江三角洲也和全國一樣，經濟落後，物資奇缺，市面蕭條，民生困苦。而相鄰的香港已步入亞洲“四小龍”之列，經濟繁榮，一片興旺。這種反差，誘發了珠江三角洲不止一次的逃港高潮。據有關資料披露，建國後30年間，從内地逃亡到香港的人數約百萬人，比偷渡“柏林墻”，朝鮮“三八綫”的人數多得無可比擬。也是這次持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情况最慘烈的大逃亡，促使當政者反省和思考自己的政策，最終導致改革開放這一重大轉變。直到1978年我國實行改革開放，珠江三角洲才在這場後被譽爲“第二次革命”中脱穎而出，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務實作風和背水一戰、敢爲天下之先的氣概，一馬當先，披荆斬棘，闖出了一條大力發展商品經濟的道路，並使之成爲一塊光芒四射的風水寶地，被世人稱爲“東方的神話”，在廣東歷史上留下最輝煌的畫卷。
珠江三角洲的人太瞭解工業化的歷史和它的魅力了，中國最早的民族工業陳啓沅創辦的繼昌機器隆繅絲廠就誕生在珠江三角洲。只有完成工業化，才能達到富足、强盛、文明。當堅冰已被打破、航路已經開通的春天來臨時，很多精明的三角洲人紛紛洗脚上田，從農村工業化人手，通過“築巢引鳳”、“借鷄下蛋”等方式引進外資和技術發展工業。這股不同於往昔由國家集中統一措辦的新工業化浪潮席捲三角洲大地，國有、集體、三資、股份、個體各種經濟成分的企業一齊上，形成廣東經濟的“四小龍”，即東莞模式，内涵爲一場農村工業化革命。遍地開花的三來一補（指來料加工、來料裝配、來料加工和補償貿易）企業作爲新工業化的橋樑和主角，通過“借鷄生蛋”的有效方式，走出一條“三來一補”積累資金實現工業化、帶動百業騰飛的獨特之路。上世紀90年代初，東莞有“三來一補”企業4500多家，累計利用外資13億美元，爲“四小虎”之首。東莞以三資企業著稱。而南海的模式是三大産業齊發展，六個輪子（指市、鎮和城區、管理區、經濟社、聯合體、私營經濟）一齊轉爲獨特發展模式。六個方面的積極性都得到充分發揮，區、村成爲利益的最大實體。南海以多元化所有制結構作爲新工業化的經濟基礎，越往基層越有活力，特别是私營經濟。順德模式以集體經濟、鄉鎮企業爲主，以集團企業、集團經營爲主，以現代化大企業增長爲主，依靠科技進步，走出一條經濟持續高速發展之路。1991年順德工農業總産值近120億元，與1978年相比翻了四倍。1994年順德財政收入占全省縣級財政收入的1/7，位居全國十大財政上繳縣前列。順德由此建立起一個後勁大，具有現代科學技術水平的工業體系。順德鄉鎮企業3500多家，並創造出數以百計名牌産品，蜚聲天下。中山模式是以地方國有企業爲龍頭，逐步向鄉鎮企業轉變，形成農村工業化的體制基礎，以在市場經濟和外向型經濟中發揮作用的企業集團爲載體，開發拳頭産品，創立名牌商標，實現規模經濟效益，以發展高科技、高檔次、高附加值、高市場、高創匯所謂“五高”工業爲指向，推動經濟全面繁榮。僅經過十多年努力，新工業化即在珠江三角洲獲得成功，取得了過去幾十年從未有過的成就。三角洲面積（大珠三角）只占廣東全省陸地面積的234％，1993年人口占全省總人口的312％，但同年三角洲國内生産總值達23143億元，占全省的72％以上，人均國内生産總值爲11017元，爲全省這個指標4918元的22倍。2005年，三角洲在面積、人口占全省比例基本不變背景下，國内生産總值占個省76％。，財政收人占87％，人均國内生産總值達77270元，爲1993年的7倍，三角洲成爲廣東經濟之顛，近年又提高到一個更高水平。有人作過比較，英國實現工業化花了一百多年，美國花了八十多年，而三角洲只用了十五年即完成工業化的歷史使命，故西方傳媒稱三角洲爲“一塊充滿神奇的土地”。在這塊土地上，涌現了經濟實力最爲雄厚的順德、南海、東莞、中山所謂廣東“四小虎”，以類比於香港、台灣、新加坡、韓國亞洲“四小龍”。它們作爲珠江三角洲經濟起飛的代表，一再驗证了鄧小平所説“只有改革開放才有出路”的偉大真理。
現代科技突飛猛進，新産品層出不窮。珠江三角洲在完成工業化以後，並没有就此止步，始終保持對新技術、新産品的狂熱追求，力圖使自己在激烈的市場競争中立於不敗之地。爲此，20世紀從90年代開始，即着手於産業轉换昇級和産業結構的優化。原來以糧食、甘蔗、塘魚等種養爲主的小型傳統農業，很快轉變爲以種養與加工相結合、多種經營、專業化、集約化爲特徵的大農業，以及科技含量甚高的精細農業。農業的機械化、電氣化和化學化極大地减輕了人們的體力勞動，使千百萬人因從祖祖輩輩“面朝泥水背朝天”的繁重勞動中解放出來而笑逐顔開。改革開放初期，三角洲很多工業是勞動密集型的，繁重的手工勞動仍是主要勞動方式，如東莞即爲這種産業模式在三角洲的發祥地。市場競争的作用力很快使傳統的手工業和陳舊工業部門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新興的家用電器、電子、化纖、精細化工、石油化工以及經過改造的機械、建築材料、食品等工業已成爲三角洲工業的支柱工業，大中型業逐漸成爲行業骨十，到處展現着三角洲工業化的宏偉氣派和勃勃生機。據有關統計，三角洲工業總産值從1980年的152億元增加到1993年的3450億元，年均遞增246％，近幾年這個速度又有所上昇，這不僅在中國，甚至在世界的工業史上也是罕見的。有一本專述廣東發展的《閃光的軌迹》的書，介紹了這個改革時代造就的明星企業家、明星企業、明星産品等。這些名牌産品“遠看似洋貨，近看是廣東貨”，還有“廣東糧”，甚至“珠江水”也成爲名牌，飲譽國内外市場。
粤北京廣鐵路一側有一處紅色砂岩形成的風景名勝金鷄嶺。這只金鷄頭向湖南，湖南人説它吃的是湖南米，下的蛋却落在廣東。這個比喻形象地説明瞭廣東主要是珠江三角洲的發展所需原（燃）料和勞動力很大一部分依賴於外地。千萬勞工下廣東自不必説，即使是普通工業原料或初級産品，也是從市場獲得，一經深度加工，即增值數倍，大獲其利。所以三角洲的工業化，完全突破工業布局要接近原（燃）料産地和消費市場的陳舊模式，它依託的是全國性甚至是世界性的大市場，參與超越地域界限的國際市場競争，符合經濟全球化和空間一體化的時代潮流。近年珠三角又通過多種渠道，着力於引進國外資金、人才、技術。不斷壯大自己的經濟實力和文化軟實力，現正向超級世界經濟區道路邁進。許多産品在三角洲生産，銷售却在國外。如東莞電腦元件、惠州“TCL”電話和電視機、廣州汽車等産品走遍天下。這顯示三角洲工業化是一種大開放、大市場、大氣派的文化格局，是傳統小生産望塵莫及的。但同樣的政策，同樣的機遇，在不同的地區却有不同的效應，其深層原因還在於人文精神的區域差异。珠江三角洲是近代文化精英薈萃之地和康有爲、粱啓超、鄭觀應、孫中山、容閎等革命家、思想家、實業家的故鄉。在他們身上體現的廣東文化優秀的基因和傳統，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廣東人。早在1881年英國人N.shore在評論容閎及其《西學東漸記》時就寫道：“一個能産生這樣人物的國家，就能够做成偉大的事業。這個國家的前途不會是卑賤的。”現在珠江三角洲工業化的輝煌成就證明，這位英國人是有遠見卓識的。
長期以來，在人們的潜意識中，農村代表着貧困、落後，而城市則爲富裕、先進的標誌，此即所謂中國社會的二元結構。鄉下人進城，最要緊的是刻意打扮一番，免遭城里人奚落。這個城鄉分離的壁壘現已隨着工業化浪潮的高漲而被冲破。在珠江三角洲，大量農村人口離開土地，或離土不離鄉涌入城鎮務工務商。這個以人口地域轉移爲主要標誌的城鄉一體化或稱農村城市化的浪潮，開創了中國城市化的新紀元，也是文化流動一種方式。珠江三角洲是它最早的發源地之一。它使資金、技術、人才、信息等資源在城鄉之間合理地流動和配置使用，形成良性循環，以謀取最大的經濟、社會和生態效益。這是被世界先進工業國證明了的農村脱貧致富的必由之路。據有關統計，1990年廣東全省城鎮人口約占總人口的37％，這個速度比全國平均速度快一倍左右。近年來廣東更是突飛猛進，把全國平均水平遠遠抛在後面。而珠江三角洲更處在城市化的浪尖上，1980年城市化水平爲28％，1994年上昇爲44%，接近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而中等收入國家的城市化水平爲60％左右，珠江三角洲近幾年經濟持續增長，正在向這個水平逼近。
珠江三角洲縱横交錯的水道網，營造了一千多個渡口，近三十年來興建了一百多座橋樑，汽車輪渡成爲歷史陳迹，在全國樹起一面“以橋養橋”的旗幟，先後爲其他省區所仿傚。近年三角洲撤縣設市已經完成，形成清一色的城市型政區。建制鎮也大量增加，總共有城鎮近六百座，平均每八十平方公里即有一座，其密度之高在全國也是屈指可數的。這些城鎮很多和渡口相結合，沿河分佈，在改革大潮中不斷發展壯大，成爲人口和産業集聚中心，即區域發展的生長極，有力地促進了當地經濟的騰飛。據統計，1993年廣東社會總産值在l億元以上的鄉鎮共718個，其中分佈在珠江三角洲的爲405個，占總數的56%。正是這些億元鄉鎮，搆築起三角洲經濟的脊梁。這些城鎮有些是縣市駐地，有些是百年古鎮，有些是新興工業衛星鎮，皆以經濟實力强大、基礎設施和服務設施完善而雄踞一方。由於鄉鎮企業在三角洲异軍突起，這些城鎮多以某一專業功能著稱，例如南海西樵鎮布匹市場，大瀝鎮摩托車市場，番禺大石鎮傢具市場，增城新塘鎮家電市場，順德陳村鎮花卉市場等，皆聞名遐邇。入市時人頭攢動，車輛頻頻往返，熱鬧喧騰。公私建築豪華氣派，裝修非常講究，不亞於大城市商務中心。許多城鎮興起商業一條街，飲食一條街，服務業一條街，甚至髮廊一條街等。入夜後燈火通明，茶樓酒館和形形色色娱樂場所，顧客盈門，夜生活往往延至深夜方休。這種建立在三角洲經濟被西方傳媒報導爲“爆炸性持續繁榮”基礎上的城鎮，完全改變了過去政治型城鎮的功能和景觀，是廣東歷史上一個劃時代的突破。現在，隨着珠江三角洲新工業化的不斷發展和深化，這塊熱土上的城鎮化之風越演越烈，正朝着各個城鎮“各顯神通，各具個性，各得其所，各揚所長，各展風采”的方向發展，匯奏着中國城市發展歷史上最雄壯的樂章。
古語曰“流水不腐，户樞不蠹”。改革開放的大潮，不僅使珠江三角洲崛起爲我國經濟高峰區，而且冲决妨礙它發展的一切羅網，掀起了一個思想大解放運動，深刻改變着三角洲人的精神面貌。它的意義遠遠超過近代嶺南思想啓蒙運動。如今，三角洲的人已徹底擯棄那些束縛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切陳舊、僵死的教條，重商觀念、競争觀念已牢牢地深入人心，並成爲他們發展生産、進軍市場的鋭利思想武器。順德容奇鎮科龍集團，即憑藉競争和拼搏精神從一個作坊式的小機修廠發展壯大爲一個以生産家用電器聞名海内外的大型企業。過去人們耻言利，不敢談享受。現在先富起來的三角洲人，在創造巨大社會財富的同時，理直氣壯地要求得到社會的回報、承認和尊重，實現個人的價值，勇於自立自强，開創自己的事業和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既要付出，又要報酬”已經成了三角洲人的信念。廣州市有學者對兩千人做問卷調查，其中在今天商品經濟時代“講錢、講利，不等於就是惟利是圖”這一項目，作肯定回答的占99％；這顯示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辯證統一的關係已在三角洲得到普遍的認同。三角洲人也和香港人一樣，在緊張、高效的工作之餘，也盡情地消費，捨得花錢花時間去旅遊、娱樂，享受美好的人生。但也絶不是把人與人的關係化爲簡單的金錢關係，扶貧、賑灾、尊老愛幼、匡扶正義和各種慈善事業，三角洲人無不慷慨解囊，處處休現着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也許是三角洲人早就洞悉珠江的自然規律，所以過去宣傳“大河有水小河滿，大河無水小河干”的説教現在被人們顛倒過來。因爲大河之水是由上游許多涓涓小溪匯流而成，小河乾涸了，大河之水何來!珠江三角洲人恰是這樣擺平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的關係，從而創造了光輝燦爛的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化，使珠江三角洲成爲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最成功的典範。
（3）千萬勞工下廣東
改革開放以來，廣東一下子由新中國成立以來長期默默無聞的邊陲省區變爲一塊沸騰的“熱土”。這倒不是因爲它地處熱帶和亞熱帶，而在於它的經濟异軍突起，令世人刮目相看。由於廣東集聚了巨大的生産力和財富，當前正成爲世界産業轉移的一個重點地區。於是一句民謡流行全國：“東西南北中，發財到廣東。”廣東變成全國淘金之地，就像當年美國開發西部，前蘇聯開發遠東一樣，一批又一批帶着各種夢想的人，像東江、西江、北江匯流廣州那樣，浩浩盪盪，從全國各省區雲集廣東，掀起了中國曠古未聞的源地最廣泛、規模最巨大、場面最壯闊的人口流動大潮。據廣東省有關部門統計，1994年廣東省外來勞工達六百五十萬，而國家統計局估計則逾一千萬，至今仍無止息迹象，最保守估計約在三千萬。每年春節前後，廣州火車站和汽車站人頭攢動，肩摩轂擊，輸送旅客一千五百萬人次，相當於廣東全省半數適齡勞動人口外出旅行一次。
這支龐大的南下大軍，除了相當大一部分是爲謀生而來的民工以外，有很多是發展型人才，即爲了實現自身價值、理想和追求而南下廣東的。這個時代大潮，有人稱之爲震撼全國的“人才風暴”。這個巨大的人才群體無準確的數字可稽，當不下百萬之衆。如90年代初，佛山從外地引進人才3萬多人，南海2300人，順德2000多人，廣州平均每l0人中就有1個新移民。深圳、珠海靠移民發展起來的城市，這個比例自然更高。他們中既有工程師、農藝師、會計師、經濟師，也有教師、醫生、記者、畫家、作家、詩人，但更多是大專院校畢業生。這是全國人民對廣東建設的有力支持，廣東一直在敞開大門，歡迎這些來自五湖四海的有志之士。他們需要廣東，廣東更需要他們。因爲廣東爲他們提供了用武之地和發展空間，而他們作爲文化載體，不僅帶來廣東建設所需要的科學和技術，而且帶來了他們生活地區的語言、生活方式、風土人情等等，在各個層面上改變着廣東文化的結構和風貌，使之具有更高的科技含量和靚麗色彩。這個新時代的移民潮效應，是廣東歷史上任何一次移民都無法企及的。
改革開放以前，廣東和全國一樣，長期在一個封閉的環境裏開展經濟文化建設。一方面廣東不是國家重點投資建設地區，未能吸引住較多人才；另一方面，原有人才的使用也不盡合理，結果造成人才緩慢發展和相對過剩的矛盾狀况。例如廣東高校畢業生1952年爲013萬人，1982年爲16萬人，增長了11倍多。但1964年和1982年廣東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數占當年全省總人口的比例却分别爲038％和048％，均低於同期全國平均水平，在全國處於後進狀態。又如1982年每萬人口中擁有大學文化程度人數，廣東爲478人，比全國平均599人少121人；同年在校大學生，廣東共有44萬人，在全國各省區中排第2l位；同年全國成人高校學生，每萬人口中有64人，而廣東僅有36人，比全國平均數少28人。至於被閒置、改行或用非所學、學非所用的各類人才則無從統計。從實質上説，此乃封閉的制度文化所致。事實表明，只有開放的社會系統，才能在競争、協同的對立統一中組成所謂的“耗散結構”，並使之漸漸趨於有序。而競争又是以成果多少、貢獻大小來衡量、評價一個人的價值、地位龢利益的。反觀一個封閉社會，則在平均主義與相互妒忌、反對冒尖中内耗，導致這個社會“熵”值增大。結果是派别之争、門户之見、官場角逐、權力崇拜等盛行。知識成果與個人利益難以掛鈎，人才缺乏歸屬感，嚴重挫傷了人才社會行爲的積極性，形成萬馬齊暗的局面。全國如此，廣東更不例外。
近30年廣東作爲我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區，區域社會經濟發展呼唤着更多人才爲它貢獻力量，人才的理想和追求事業的需要與區域發展相互感應，終於迎來了廣東人才鼎盛的春天。據1990年統計，全省大學文化程度人數己達922萬人，爲1982年的325倍。近年廣東勞動力市場十分興旺，更有大批科技人員南下，被譽爲“孔雀東南飛”，而從海外學成歸來的留學人員，則被稱爲“海歸派”，廣東外來人才已難以估算。他們正爲廣東社會經濟發展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在這裏，他們的自主權、經濟利益、工作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不但與廣東區域發展相聯繫，而且受到業已形成的制度文化和觀念文化的保障，這就有可能使他們的理想和追求與區域發展融爲一體，建立起一種持久、穩定、和諧的人際關係，並由此處處展現出生機勃發的文化風貌。這也是近三十年來廣東改革開放所體現出的區域文化的個性所在。
相對於大衆文化或通俗文化，外來人才所體現的精英文化，更能反映廣東歷史發展的時代特點。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n．Marcuse）指出，一個守着電視連續劇而不會欣賞莎士比亞戲劇的民族，無論如何是在退化。精英文化並不排斥對功利的追求，相反，它的創新貢獻，在爲社會創造巨大物質和精神財富的同時，自身素質也得到提昇，文化精英們當然得到社會豐厚的回報，這就是精英文化功利的一面。廣東有很多企業、集團或公司，正是藉助於外來人員的聰明才智，即所謂流行的“獵頭”，研製出許多名牌産品，在國内外市場上立於不敗之地。著名的順德“科隆”集團，即爲各路文化精英薈萃之地，深圳、珠海、東莞、廣州等許多城市的經濟技術開發區、科技園等也屬人才的雲集中心。當然，精英文化也秉承儒家文化傳統在廣東尋找自己的位置，在廣東開放、寬鬆的環境下得到滋潤和扶持，結出的豐碩之果也是有目共睹的。近年廣州落成的星海音樂廳、廣東美術館等爲高雅藝術提供了活動的舞台，廣東人民出版社不惜重金編纂出版“嶺南文庫”叢書，搶救和整理了一大批古籍，其編著者並不是清一色的嶺南人，而廣及外地或南來的文化精英。精英文化的介入，無疑提高了廣東文化的層次，它與大衆文化並駕齊驅，成爲廣東文化發展的一個時代潮流。
外來工即普通勞動力無疑是南下廣東人潮的主流，他們被稱爲“打工族”或“打工仔”、“打工妹”。他們散佈在廣東各地，但集中在珠江三角洲。據有關調查，1994年東莞有外來人口一百三十九萬，近年則達一千萬，超過當地人口。他們來自全國各個省、市、自治區，其中湖南、四川、重慶、廣西、江西人數最多。這些打工族，即時興所稱“藍領階層”，主要從事工業、建築、商業、服務業及種養業等，包括當地人不願意干的種種低下、粗重、臟累的工作。此外，還有一個修鞋補靴、撿破爛、做黑市買賣、甚至做皮肉生意的龐大族群也雲集廣東。廣東流行一句反映時代變遷的話：“北方人50年代南下土改，80年代南下改土。”意思是説新中國成立初大批北方幹部來廣東幫助土地改革；改革開放以來，南來人員已主要從事修路、建築、開山挖土等工種了。他們辛勤勞動的汗水，澆灌在廣東土地上，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同時他們也從廣東匯走大量款項和帶回開放的觀念，以及新潮的生活方式，促進了當地經濟發展和文化更新。當然，他們在適應廣東文化社會環境的過程中，也把他們家鄉的地方文化帶進廣東，爲廣東文化增添异彩。如新疆烤羊肉串、四川火鍋、湖南臭豆腐、貴州酸辣魚等風味飲食即風行一時，廣東各主幹公路兩旁的湘菜館、川菜館招牌至爲觸目，光顧者大部分是廣東人。而奔忙於城鎮里巷、髮廊、酒樓、飯館裏的外來打工妹，也給當地展示了一道青春美的風景綫。外來工多在城鄉結合部自成社區，形成“都市村莊”。一般情况是來自同一個地域的人群集結成一個社區。在廣州則有“四川村”、“新疆村”、“湖南村”等。這是他們工作之餘的生活空間，是認結鄉情、進行各種交往的場所。那裏空間狹窄、擠擁不堪，環境惡劣，與周邊聳立的“高樓大厦”形成鮮明的對照。在廣東外來工集中的城鎮，這類“都市村莊”非常普遍，因爲無規劃，自發形成，故給城市交通、治安、環保、計劃生育等造成很多困難，是城市管理中一個頗爲棘手的問題，亟待有關方面妥善解决。在那裏可以聞見各種陌生的方言和不同源地民工的脾氣、習俗、生活百態以及很活躍的“超生遊擊隊”等。如在“湖南村”，可見到勇武、堅忍、嗜辣的湖南人；在“四川村”則是一群性格倔犟，特别能喫苦耐勞，只怕不辣的四川人；在“新疆村”，映人眼簾的是身材高大，頭戴方角小帽，多以販買葡萄乾、皮貨、布匹爲業的維吾爾族人。這些“都市村莊”無异於不同地域文化在廣東的微縮景區，或許是人口城鎮化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産物。不管怎樣，它們都是城市發展中的掠影，終歸被納入城市規範、有序管理的軌道。但從文化傳播角度而言，這干百萬外來工確實是一支强大的文化大軍，把各個地域、族群文化帶引廣東，使之更具多元性、開放性和包容性，這對廣東文化同是一個重要貢獻。
4、廣東文化北伐與南傳
改革開放以來，廣東文化已經脱羽、成熟爲一種時代先進文化。伴隨着廣東經濟崛起，廣東文化也開始文化北伐，迅速傳播到中國各個省區、各個角落，出現前所未有的文化空間佔用現象。這首先是以日用品爲文化載體開始的。
20世紀80年代，以珠江水爲原料的飲料健力寶、珠江啤酒、藍帶啤酒、可口可樂、百事可樂、太陽神等風行一時；以流行文化爲主要内容的嶺南音像製品更在全國獨領風騷。這些器物文化隨着新一代粤商以及其他省區商人傳遍天下。北京的經濟學家把“廣貨”這種咄咄逼人的銷售攻勢，戲稱爲“經濟北伐”。這支新時代“北伐軍”的排頭兵就是嶺南商業廣告，它也是一種商業文化産業。90年代初，廣州已有廣告公司一千多家，現在更難以曆數。一些跨國廣告公司也在廣州設點。這些廣告設計新穎、製作技巧精湛、富有創意，企業家又不惜工本，肯在這方面花錢，同時藉助傳媒的力量，迅速覆蓋全國主要城市。爲“廣貨”佔領市場而衝鋒陷陣的這支廣告大軍，廣泛使用粤語、歌曲等，處處展示着嶺南文化風采。如“金利來領呔（帶），男人的世界”；“熊猫襯衫，你着最啱（合適）”；“飲珠江啤酒，超值享受”；“白雲山（藥品），愛心滿人間”；“美的空調，美的夏天”等，都極富鄉土氣息和藝術感染力。又如藍帶啤酒的廣告詞是：
炒螺，芋頭，沙田柚，
藍帶，中秋，天長地久。
迎合嶺南歲時風俗，充滿人情味，自然受消費者歡迎。廣東每年新輕工産品約兩千種以上，極需要廣告來推介，所以廣告文化長盛不衰，己成爲近年興起的公關文化的一支勁旅。
商品經濟的大潮也把嶺南影視文化推向全國。它包括電視、電影、廣播、報刊、圖書、唱片、VCD、DVD、MP4等宣傳文化産業。20世紀80年代初以台灣鄧麗君甜潤的歌聲經香港進入廣東爲嚆矢，嶺南影視在製作方面仿傚港台，掀起一個又一個指向内地的衝擊波，很快風靡中國。當時手携進口、走私或在廣東改裝的收録機招摇過市被視爲新奇。後廣東由模仿、改造走上獨立發展道路，嶺南影視産品不僅佔有内地大部分市場，而且影視作爲一種文化消費方式也向内地大舉進攻，攻克一個又一個陣地。廣州音像出版單位之多在全國數一數二。太平洋、新時代、白天鵝、廣東音像、中唱廣州公司等幾十家音像出版公司，常年爲受擁戴的歌星、影后（帝）、詞曲作家等灌制發行數以十萬計的盒帶、影碟、唱片，流佈全國。廣東省屬珠江音樂台、珠江經濟台開設的“音樂衝擊波”、“嶺南新歌榜”、“金曲推介”等欄目，以及廣東電視台等現場直播各種社會活動、電視連續劇等收視率極高。電視連續劇《霍元甲》插曲《萬里長城永不倒》和汪明荃《萬水千山總是情》等粤語歌曲，風靡全國；“音樂茶座”在廣東開風氣之先以後，己北上成爲一種很普遍的消遣娱樂方式。近年粤版圖書也异軍突起，僅廣州就有各類圖書出版社近二十家。廣東人民出版社《鄧小平理論與廣東實踐研究叢書》在全國獨樹一幟，另一套被譽爲地方百科全書的《嶺南文庫》叢書也備受海内外關注。這兩套叢書同時獲得1997年國家圖書奬。
改革開放以後，粤語也由於廣東經濟起飛而變得身價百倍，並作爲僅次於普通話的時髦方言，以居高臨下之勢向外傳播，形成席捲全國的“粤語熱”。其涉及人口群體之大、地域之廣、社會生活層面之多可謂絶無僅有。首先是“千萬民工下廣東”、“廣貨”骎骎北上而將粤語語彚帶到它們所到之處，並替代當地一些方言詞彚。如北方人認爲“理髮店”名稱太土，於是以粤語“美發廳”、“髮廊”、“髮型屋”取代。同樣，粤語“煲”指煮，80年代初，電飯煲首先在廣東興起，後風行全國，“鍋”幾乎被“煲”取代。諸如“傢具”换成“家私”、“胸罩”變成“文胸”、“冰箱”説成“雪櫃”、“出租車”改説“的士”等粤語實不勝枚舉。粤語中許多英語詞彚也隨“廣貨”和各種社會往來擴散异地，如“波”（球）、BB機（傳呼饑）、call（呼叫）、拜拜（byebye，再見）等。特别是粤語作爲傳媒工具，更將許多新的觀念文化傳播到全國各地，如“炒更”（兼職）、埋單（付賬）、“跳槽”（另謀職業）、“老細”（老闆）、“炒魷魚”（辭退）、“發燒友”（狂熱者）、“追星族”（盲目崇拜）、“勁”（威猛、刺激）、“爆棚”（客滿）、“白領”（管理階層）、“藍領”（勞動者階層）、“非禮”（耍流氓）、“玩股”（炒股票，試試）等已爲北方人接受。甚至連北京、上海這樣的全國文化和經濟中心也被粤語打入，在那裏辦起粤語學習班或速成班，顯然是爲方便與粤港商人和旅客打交道而開設的。上海的報紙不止一次使用“靚（漂亮）女”、“炒更”、“睇”（看）等粤語詞彚作爲新聞報導標題。各地城鄉商店櫃檯上播放粤語流行歌曲以招睞顧客，影視廳、録像室播放香港粤語影視片等也蔚爲風氣。外地年輕人對流行文化情有獨鐘，雖然他們對粤語或許半懂不通，但對粤語歌詞却能倒背如流。有一首葉倩文唱的《瀟灑走一回》粤語歌曲傾倒許多人，其中唱詞“我拿青春賭明天，你用真情换此生，歲月不知人間多少的憂傷，何不瀟灑走一回”，反映了商品大潮下新一代的人生態度和價值取向。這首歌在流行音樂中使用頻率甚高，從這一側面也展示粤語大舉北上的磅礴氣勢。
粤菜作爲我國一大菜係雖然馳名天下，但過去主要影響華僑社會，内地人對粤人一些飲食習慣仍難以接受。近年在商品經濟大潮裹挾之下，粤菜也作爲一個獨立方面軍挺進内地，佔有廣大的市場。飲茶在嶺南的意義不僅在飲食，而主要是一種社交活動，此風現在己吹遍嶺南大小城鎮，其前鋒已越過五嶺，長沙、武漢、北京、上海，甚至東北、西北等地大城市也有粤式茶館，與當地茶館平分秋色，顯示出嶺南茶文化的魅力。令外地人退避三台的蛇類，在嶺南被炮製爲美味佳肴，近年也隨着粤菜北上，走進許多酒家賓館，使素來厭惡吃蛇的北方人也禁不住一試，甚至有不少在當地工作的外國人也慕名前來領略這嶺南風味。粤人嗜食海鮮，海鮮酒家招牌至爲煽情：生意也最旺。鮮活水産品已成爲内地城市飲食的招牌菜，加上粤式“生猛海鮮”、“香港名厨主理”、“廣州名厨主理”廣告牌以及門口水産養殖箱，更增加了海鮮飲食的吸引力。
恰恰是許許多多破先例、開風氣的文化活動，匯成廣東文化在改革開放新時代全方位、多層面向北傾瀉的巨流，不但自身在這一歷史進程中得到充實和完善，而且也爲内地文化發展和提昇作出杰出貢獻，令世人刮目相看，在全國地域文化發展潮流中遥遥領先。
珠江八口出海，與海外文化交流在改革開放以後踏上一個新台階。廣東文化除了與港澳文化交流以外，華僑也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載體，歷史上華僑文化交流事例和作用不可勝數。廣東時下有華僑華人約2000萬，加上廣西、海南、雲南三省區華僑占全國大多數。改革開放以來，廣東華僑、港澳同胞捐贈内地資金折合人民幣約360億元，占全國70％左右；捐建道路、橋樑、學校、醫院、圖書館、體育館等逾24萬項；設立各種公益基金會近3000個。全省有僑資（含港澳）企業368萬家，約占廣東全省外資企業總數的63％；華僑華人、港澳同胞投資額達965億美元，約占全省累計利用外資總額的64％，還引進大量人才、先進科技、管理理念，網絡遍及全球五大洲，是最龐大的一個文化交流平台。
文化交流是雙向的，且囊括各個文化層面。廣東通過中國南海而走向世界的對外文化交流活動十分活躍，20世紀80年代以來．廣東派出文化訪問、演出、展覽、講學、考察的文化藝術團體逐年增加，如廣州雜技團就先後爲也門、肯尼亞、斯裏蘭卡、澳大利亞等國家培訓幾十名雜技演員，至廣東有關博物館、美術館、演藝團體等外出交流不勝枚舉。據有關統汁，“九五”廣東各類文化團體雙向交流活動共736批、8568人次，居全國之冠；“十五”期間，廣東這些方面在全國仍獨佔鰲頭；2000年以來，這種交流更向提高文化品位方向發展，廣東文藝單位積極參與“中國文化年”、“中國文化周”等活動，遍及世界各個角落。這些活動，對推介嶺南文化、吸收海外文化精華，作用匪淺。
更爲重要的還在於，改革開放以後，外出留學成爲社會風氣，其人數之多、涉及地域範圍之大、學科之廣，超過任何一個歷史時期，由此引進海外先進理論、技術、信息和管理經驗等，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技術科學，以及人們日常生活等領域發揮巨大作用，深刻改變人們的思想觀念、生産和生活方式，産生了重要的經濟效應、社會效應和生態效應。充分顯示對外文化交流，是建設社會主義强大國家不可或缺的，而珠江水道和中國南海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是這種交流的一條强大通道和工作平台。
二、廣東文學藝術和學術研究花繁果碩
流經廣東珠江是一條有靈性河流，珠江水不僅有它的自然屬性，爲物質文化的生産提供原料和環境，而且還有它的人文屬性。前蘇聯哲學家梅契尼柯夫説：“水不僅僅是自然界中的活動因素，而且是歷史的真正動力。……（它）是刺激文化的發展，刺激文化從江河系統地區向内海沿岸，並從内海向大洋過渡的力量。”珠江出海口江海一體，更具有這樣的人文品格，故歷史上不斷從海外傳入新文化，引起社會异動，發生過許多變革社會、推動歷史前進的事件。一部廣東近現代史，珠江充當了一個重要角色。改革開放以來，珠江備受文學藝術家注意，以其爲題材或背景，産生許多優秀作品；學術界也從不同學科和視角，解讀廣東文化的衆多方面，也取得輝煌成果。兩者集聚，呈現廣東文化近30年洋洋大觀和“歷史的真正動力”所在。
（1）文學藝術創作大觀
在小説方面，2004年出齊劉斯奮的長篇歷史小説《白門柳》三部曲。第一部《夕陽芳草》，集中描寫了大明王朝覆滅的前夕，江南地區的文人組織“復社”和“閹黨”餘孽之間的激烈鬥争；第二部《秋露危城》，以明末動盪復雜的局勢爲背景，再現了南明弘光王朝的建立及其迅速崩潰的過程；第三部《鷄鳴風雨》，描寫明朝殘餘勢力在弘光王朝覆滅後，退守浙東地區，繼續堅持抗清及其最終滅亡的過程。這部歷史小説揭示了正義與邪惡、卑鄙與崇高、野心與情慾、征服與反抗、腐朽與新生等種種人性，使人從“士”即知識分子階層，作爲文化守護者的職責和命運中，獲得更深的感悟和思考。
2004年朱崇山的多卷長篇小説《深港澳三部曲》首部《南方的風》，以描繪改革開放初期創辦深圳特區的窗口，體現了廣東文化的海洋性、開放性的歷史和地理優勢及其所引起世人矚目的震動；縮影香港百年滄桑的《風中燈》和澳門數百年苦難史的《十字門》，以生動的藝術形象體現了廣東文化在香港、澳門與西方海洋文化對撞交匯的歷程，在充分體現廣東文化海洋性的同時，顯現了獨特的、屬於嶺南文化一部分的港澳文化形態。這種文化形態的體現和提出，在文藝創作和學術上是有首創性的。
2003年譚元亨的《客家魂》三部曲，選取上千年來自北南遷定居的客家民係的藝術形象，將廣東文化的這一組成部分從大陸性到海洋性、從傳統性到開放性的歷程和走向，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
2008年洪三泰的《風流時代三部曲》（含《野情》、《野性》、《又是風花雪月》），以20世紀80年代廣東改革開放前沿的南方都市與人們觀念在改革開放中的高速而巨大的發展變化爲背景，生動、活潑而典型地反映了廣東文化“天時、地利、人和”的巨大開放熱能和芸蕓衆生經歷大浪淘沙的驚險場面，成功地塑造了以敢爲天下先精神勇闖改革開放浪潮的英雄形象。小説把衆多人物的人性和獨特個性表現得十分細膩生動。小説重印多版，被喻爲改革開放的翹楚之作。洪三泰的4500行抗震救灾長詩《神州魂》，於2008年5月12日我國汶川大地震後一個月内創作並出版。這部長詩充分而深刻地弘揚了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被認爲“是這場偉大的抗震救灾鬥争中的首部史詩性的民族英雄頌歌”（黄偉宗語）、“是中國地震文學史上的一座豐碑”（蔣述卓語）。《神州魂》榮獲第二届中華優秀出版物資抗震救灾特别奬（圖書）。另外，錢石昌，歐偉彪小説《商界》、章以武、黄錦鴻電影《雅馬哈魚檔》，洪三泰報告文學、《中國高第街》，林驥劇本《特區人》等作品也不同凡響。在新時期廣東文化學中佔有一席之地。
廣東的詩歌創作在不斷發展中。新時期以來，依然活躍着一批老詩人。代表人物是韋丘、曉雪、野曼、周良沛、柯原、張永枚、葉知秋、郭光豹、向明、韋其麟、包玉堂等；野曼等於1985年創辦《華夏詩報》。二十多年來，廣泛聯繫海内外詩人、詩作和批評文章在海内外影響深遠。
中青詩人崛起於改革開放前後，代表人物是洪三泰、李發模、蔡宗周、桂漢標、馮麟煌等。洪三泰的詩題材寬廣，反映海南島、雷州半島、大西南、珠江流域、大西北的詩作，有全國影響。
年輕詩人也不斷涌現，代表人物是唐德亮、張慧謀、黄禮孩、鄭小瓊等。新時期以來，中國新詩獲得了空前的發展與繁榮。而少數民族詩歌也與詩壇同步，冒出了一批又一批在全國有影響的詩人。“嶺南的唐德亮是中國瑶族詩人的一個突出代表。”（吉狄馬加：《獨特地域語境中的獨特抒寫》）唐德亮的詩“在詩情中體現詩想”、“在平凡中開掘詩意”、“在現實中超越現實”。（龍彼德：《對深處的切入與表現》）朱先樹説唐德亮的詩“講究搆思，詩意深邃，耐人尋味”，“是中國農村的縮影”。
新時期以來，廣東和周邊涌現數以百計的新舊體詩社，其中最有影響的青年詩社是湛江的“紅土詩社”和韶關的“五月詩社”。“紅土詩社”由洪三泰於1980年組建，首届社長是詩人温斌，第二届社長是朱海湛。先後有三十多位詩人參加活動，自籌資金創辦了《紅土詩報》，發表具有强烈的雷州半島紅土地特色的詩作，同時以深厚的海洋文化爲底色書寫藍海洋詩篇，引起詩壇的注意，上海《文學報》以整版作了介紹。該社先後有十多名詩人加入中國作協和省作協。“五月詩社”1982年5月在粤北韶關成立，社長桂漢標，詩社出版社刊《五月詩箋》（月報，後改季刊），至今已出版181期。作者覆蓋面遍及粤贛湘邊的紅三角地區。上世紀90年代中期，在著名詩人韋丘鼎力相助下，五月詩人以自身不俗的創作實績，贏得香港霍英東基金會、銘源基金會的文化扶貧資金的資助。
20世紀90年代，在對外開放和市場經濟“先走一步”的廣東，伴隨着“千萬移民下廣東”的大潮，“打工文學”迅速崛起，涌現丁林堅、張偉明、安子、周崇賢、黎志揚、黄秀萍、譚偉文、郭海鴻、海珠、羅迪、繆永等大批打工作家，他們的作品推進了打工文學的發展，也開始引起傳媒與影視界的關注。
改革開放，極大地刺激、推動民間文化活動，有關成果源源而出。編纂中國民間文藝集成志書，是一項重大工程。該書是國家藝術科研重點項目。廣東省文聯組織廣東當代文藝研究所、省曲藝家協會編纂了其中的《中國民族器樂曲集成·廣東卷》、《中國民間歌曲集成·廣東卷》、《中國曲藝音樂集成·廣東卷》、《中國曲藝志·廣東卷》。廣東省曲協、廣東省當代文藝研究所等單位全力投入編纂工作，歷時十數個寒暑終於完成此項艱巨任務。該書的出版使廣東民間文藝許多珍貴的歷史資料和藝術檔案得到搶救，廣東民間器樂、民間歌曲和曲藝的歷史全貌得到全面、客觀的反映。
雷州半島民間文化甚爲厚重，但長期少人問津，到處雜草叢生，近年也備受文藝界關注，經不斷發掘，已結出豐碩文藝之果。主要成就有編纂《雷州歌大典》（何希春主編），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編纂《雷歌大全》（中共雷州市委宣傳部主編），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編纂《中國田園村雷歌集》（符馬活主編），花城出版社出版。《雷歌大全》、《雷州歌大典》和《中國田園村雷歌集》的出版，是雷州一件很有意義的文化盛事。這意味着雷歌這一獨特傳統的文藝形式，將擺脱過去口口相傳的傳承方式，有了與時俱進的載體。雷歌將會迎來更多的歌者，唱出更强更亮的時代歌聲。
由符馬活、符騏驛兄弟發起籌劃創建雷州“田園村”、雷歌館和雷歌墻三個項目已經竣工。雷州“田園村”即湛江市雷州市紀家鎮田園村。該村不過三十來户人家，竟有超半數成年人會唱雷歌，更會唱雷州獨特“姑娘歌”。爲傳承這優秀文化傳統，2008年初，符氏兄弟出錢、出力，費心去完成這歷史悠久的三個項目工程。田園村村民也投資近300萬元進行新農村建設，將臟、亂、差的村莊重新規劃、興建，終得舊貌换新顔。中國文化部原部長、著名作家王蒙獲悉此訊，欣然爲雷歌村題寫了一田園新村村名。
粤劇作爲嶺南藝術瑰寶，經文革重創後得到復興和提高。三十多年來，思想和藝術質量較高、頗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傳統粤劇劇目，重發新枝，代表性劇目有《平貴别窑》、《羅成寫書》等。在此基礎上，新編的歷史題材和現代題材粤劇劇目中也花繁果碩，掛滿枝頭，影響較大的有《搜書院》、《關漢卿》。移植改編的粤劇劇目所占比重最大，其中優秀的有《柳毅傳書》、《寶蓮燈》等擁有不少觀衆。頗負盛名的廣東粤劇團和湛江粤劇團經常到外地包括港澳、東南亞等地演出，贏得很高聲譽。著名粤劇表演藝術家紅綫女即爲這一劇種佼佼者。
（2）文化産業勃興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文化産業在廣東崛起，後擴散其他省區。這是指爲社會提供文化、娱樂産品和服務的活動及相關聯的活動集合。這個“朝陽産業”在廣東經歷了從無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至今進入全面發展時期，也是廣東文化一個新組分，同是促進廣東文化發展一種動力。
改革開放初期，一些文化單位以有償服務方式，一種文化服務於另一種文化，稱爲“以文補文”，文化市場逐步出現，爲文化産業之嚆矢。這除了圖書館、遊藝室、地方戲團和電影隊等組建以外，其活動收取服務費，以改善工程和擴大文化産品再生産。這種初始文化産業在隨着廣東經濟振興不斷成長壯大。1979年廣州東方賓館出現中國第一支輕音樂隊和第一個音樂茶座，廣州由此成爲中國文化市場的摇籃。此後，歌舞廳、録像廳等接踵而起，廣州以毗鄰港澳優勢，不斷引入香港流行音樂，流行歌手雲集廣州。廣東流行音樂强勢輻射全國，到處盪漾着粤語歌聲。廣東傳媒業也乘勢而起，《羊城晚報》、《廣州日報》各地大小報刊一哄而上，按照市場化方式運作，形成了萬紫千紅辦報局面。
1992年，頒佈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快發展笫三産業的决定》，同年又出版國務院辦公廳綜合司編《重大戰略决策——加快發展第三産業》一書，第一次使用“文化産業”一詞，後被寫入各種規劃和計劃之中，文化産業自此進入社會視野。在廣東，政府扶持和單位自我籌措資金相結合，文化産業迅速昇温，闊步前進。到2000年，廣東文化産業機構達175萬個，從業人員1256萬人，總産出52億元，增加值29億元。形成一個包括演藝、娱樂、電影、音像、文化旅遊、文化信息、文藝培訓、文藝、藝術品經營等在内的文化産業體系。尤其傳媒業，通過文化市場整合和結構調整，形成《廣州日報》、《南方日報》、《羊城晚報》等報業集團，廣東出版集團，廣東新華發行集團等。廣東文化娱樂市場更异軍突起，1995年營業收入30億元，從業人員40萬人，居全國各省區同類指標之冠，分别占全國總數的15％至20%，廣東音像産品幾占全國半數。隨着網絡技術進步，動漫也步入文化市場，且呈後來居上之勢。以後隨着建設廣東文化大省、文化强省等規劃出台，廣東文化産業獲得更强有力支持，發展爲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和一個支柱産業。
廣東這個新興産業，包括了造紙、印刷、音像製品、玩具、文化貿易，文化産業博覽會，書香節、廣播影視，文化藝術演出、報刊出版、網絡文化等，廣東在多個領域居全國前列，並涌現許多先進典型。如音像方面有中國唱片公司廣州盒式節目帶廠、太平洋影音公司光盤廠；藝術方面有深圳大芬村油畫，大芬村從一個不見經傳小村躍爲“中國油畫第一村”。文化會展方面有深圳國際文化産業博覽會、中國國際音像博覽會、南國書香節；報刊出版方面有《家庭》、《家庭醫生》、《花城》、《少男少女》等。這些文化産業多落户文化産業園，如廣州有“珠江兩岸文化創意園”，“佛山創意園”等，並以自己創新精神，品牌意識飲譽全國，牢牢地支撑起文化産業大厦，爲建設廣東文化大省、文化强省作出巨大貢獻。這也有力地回應了改革開放初鼓噪一時的廣東“文化沙漠”論。廣東不僅不是“文化沙漠”而是“文化廣東”。且以高位文化勢能，嶄新姿態和裝束，發起“文化北伐”，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
近年，廣東文化産業更异軍突起，處全國領先地位。據2017年9月25日《羊城晚報》A3版報導，經國家統計局核定，2016年，廣東文化及相關業增加值爲425663億元，同比大幅增長1667%，增長速度爲5年來最高，占全省GDP比重大幅上昇到520%，約占全國文化産業總量的1/7，位居全國各省區市首位。
廣東文化産業能蓬勃成長，由多種因素綜合推動所致，首行是文化産業結構，區域布局優化。廣東編制《“十三五”廣東省文化發展改革規劃》（2015—2020），全省文化産業結構持續優化，高附加值的創意文化産業快速增長，占文化産業比重約53%，比上年增長10%左右，彰顯文化産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良好成效。次是在區域布局上，廣州、深圳發揮中心城市的引領輻射作用，着力打造“創意之城”、“設計之都”，突出發展一批優勢創意文化産業集群。珠三角和粤東向西北地區都依託特色文化資源，發展文化旅遊等特色文化産業。再次2016年，廣東以空前的力度推進文化改革創新，加快發展“文化+”“互聯網+”，推動産業轉型昇級，創造新的有效供給。組建全國首家全媒集團，全力建設“中國自貿區信息港”等重大創新項目。另外，創新“文化+金融”。相繼組建多支百億元量級産業基金，爲文化産業轉型注入强大功能。此外，廣東將文化與科技融合，形成新業態，領先全國。2016年，廣東數字出版總産值1800億元，居全國第一，動漫業總産量400億元，占全國1/3强。網絡音樂總産值約占全國1/2，遊戲業總收入1345億元，也占全國734%。2017年，“南國書香節”，在廣州、珠海等13個會場舉行，進場人數100萬人次，展銷圖書30萬種。這無不顯示廣東文化産業正在驚人規模和速度崛起全國，令世人刮目相看。
（3）廣東文化學術研究新發現
“珠江文化”概念自1926年由郭沫若提出以後，極少有人作深入研究，即使偶有提及，也淺嘗即止，基本上處於塵封狀態。改革開放以後，水文化、江河文化、海洋文化得到重視，也開展相應研究，珠江文化既是江河文化，又具海洋文化特徵，尤其廣東經濟崛起，亟須文化軟實力支持，除了嶺南文化，珠江文化不可或缺，都是廣東經濟奇迹的深層根源，於是珠江文化再次受到重視，進入江河文化研究領域。1991年中山大學黄偉宗教授在《開代時代》發表《論珠江文化及其典型代表陳殘雲》，首次重新提出珠江文化概念，並引起學界關注，此後陸續有一些成果面世。但形成研究規模和氣候則始於2000年6月28日，成立以黄偉宗爲首“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這個包括歷史、地理、人類、文學、考古、文物、方誌、風俗、語言、科技、書畫、傳媒等專家學者組成的研究群體，15年來，他們既讀書，又走路，不斷地鈎沉歷史文獻，不停頓地開展野外考察，取得許多新成果。包括重新肯定漢代徐聞港爲海上絲路起點，廣信爲歷史早期嶺南文化中心，新會良溪爲後珠璣巷，論证舜帝爲珠江文化的始祖，惠能爲珠江文化的哲聖，賀州古道、西京古道都是海陸絲路的對接綫，潮汕也是海上絲路重要港口，在陽江海域出水南宋沉船“南海I號”定位爲“海上敦煌”，以及在珠江原有東江，北江和西江之外，重新肯定南江也是珠江一條支流，提出珠江由東、西、南、北四條江組成的對稱格局，同時論证南江文化是古百越文化的一個類型，創造性地提出東莞鳳崗客僑文化、台山廣僑文化、雲浮石都文化等概念，呼吁應深入研究。另就西江文化走廊、北江文化走廊，兩江禪佛風俗文化帶概念進行科學論证和開發利用建議，都取得不少開拓性成就，爲學界認同和地方滿意，影響遠達海内外。
近年，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的豐碩著作成果，也反映了廣東文化在新時期的成就。
2001—2005年已出版著作：《開海》（洪三泰、譚元亨、戴勝德著），《千年國門》（譚元亨、洪三泰、戴勝德、劉慕白著）；《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詩選》（陳永正編著）；《廣府海韵——珠江文化與“海上絲綢之路”》（譚元亨著）；《交融與輝映——中國學者論“海上絲綢之路”》（黄鶴、秦柯編）；《東方的發現一外國學者談“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國》（徐肖南、施軍、唐笑之編譯）；《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黄啓臣等編著）；《珠江文化與史地研究》（司徒尚紀著）；《祝福珠江》（洪三泰、譚元亨著）；《通天之路》（洪三泰主編），《珠江文化論》（黄偉宗著）；長篇小説《女海盗》（洪三泰著）；《嶺南文化古都論》（譚元亨編）：《嶺南狀元傳及詩文選注》（仇江、曾燕聞、李福標編）等。
2005—2006年出版《珠江文化叢書》十家文譚專輯，包括：《珠江文化係論》（黄偉宗著）、《珠江文化的歷史定位》（朱崇山編）、《海上絲路的研究開發（周義編）、《泛珠三角與珠江文化》（司徒尚紀著）、《海上絲路與廣東古港》（黄啓臣著）、《粤語與珠江文化》（羅康寧著）、《嶺南文化珠江來》（張鎮洪著）、《珠江詩雨》（洪三泰著）、《珠江遠眺》（譚元亨著）、《珠江流韵》（戴勝德著）。
2007—2008年出版的著作：《寶安百年》（洪三泰、譚元亨、戴勝德著）；《良溪——“後珠璣巷”》（黄偉宗、周惠紅主編）；《南江文化縱横》（張富文著）；《鬱南：南江文化論壇》（黄偉宗、金繁豐主編）：《珠江文踪》（黄偉宗著）等。
黄偉宗以《創作方法論》爲代表的創作方法理論，以《歐陽山創作論》爲代表的對當代華南以至全國作家的研究評論；以《當代中國文藝思潮論》爲代表的當代中國文學論；以《文藝辯證學》爲代表的文學、美學、哲學、文化的綜合辯證論；以《珠江文化論》爲代表的現代水文化理論等，2010年，廣東教育出版社出版《黄偉宗文存》上中下三册，約430萬字，都標誌着黄偉宗半個世紀以來在文學、文化學領域取得的豐碩成果。
2001年初版，2009年再版司徒尚紀的《珠江傳》與《黄河傳》、《長江傳》、《塔裏木河傳》、《淮河傳》同時誕生，它全面、深刻、生動地寫出珠江深厚的文化淵源、獨特的個性和在人類歷史中的特殊地位；《珠江文化與史地研究》，則是作者長期研究珠江文化及珠江流域歷史地理成果，也是香港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内地學術著作，擁有衆多專業讀者。
黄啓臣主編的《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真實詳盡地介紹了我國古代最早的南海海上絲綢之路，及最早始發港之一徐聞港，是一部填補歷史空白的著作。
黎向群的《嶺南歷代書法名家》，是“嶺南文庫”系列書之一。作者對具有鮮明地方特色的111位嶺南書法名家的思想、藝術特色進行詳盡的分析，展現了多姿多彩的嶺南歷代書法藝術，是一部具有寶貴學術價值的專著。
隨着地域文化研究的深入和擴大，近年廣東文化新成果又集中反映在2008年開始由中央文史研究館牽頭組織的《中國地域文化通覽》各卷編寫中。這套叢書已於2014年由中華書局出齊，在全國地域文化範疇内，屬於嶺南文化的，計有司徒尚紀主編廣東卷，從縱横兩個維度上再現了廣東文化歷史、特點和亮點，具有學術性，現實性和可讀性兼具等特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廣東文化歷史過程、文化特質和風格，是廣東文化集大成之作，目前正受到各界推崇，正在彰顯它的巨大作用力和深遠影響，是廣東文化史上一件盛事。此外，近年各省區陸續有一些涉及廣東文化著作問世，如1998年以來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袁鐘仁《嶺南文化》、盤福東《八桂文化》、關萬雄《瓊州文化》，都展現和涉及了廣東地域文化特色和風彩。
三、繼續發揮餘熱的科學家群體及其成就
在科學技術的春天裏，廣東許多領域不少有作爲的科學家仍在發揮他們的作用，是廣東科技文化一支勁旅和代表。2006年版《嶺南文化百科全書》刊載的嶺南科學家中，新時期在各個領域依然作貢獻的科學家有：
薑立夫（1890—1978）數學家，教育家。浙江平陽縣（今屬蒼南縣）人。1911年赴美國留學，1915年畢業於加州大學，1919年獲哈佛大學數學搏士學位。1952年起在中山大學任教20多年，是現代數學在中國最早和最有成就的開拓者和播種人之一，尤擅長圓素和球素幾何學，被譽爲中國數學的泰鬥，爲中國現代數學教育的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培養了江澤涵、陳省身、吴大猷、楊振寧等數學、物理學家，其子薑伯駒現爲北京大學教授、中科院院士。曾任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聯合會廣東分會副主席、中山大學教授等職。著有《圓素幾何學的新面貌》等。
凌鴻勛（1894—1981年）鐵路工程專家，教育家。廣東番禺（今屬廣州市）人。1915年畢業於南洋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土木工程科，同年赴美國橋樑公司實習，並在哥倫比亞大學進修。1924年—1927年任南洋大學校長，1929年曆任隴海、粤漢、天成、寶成等鐵路工程局局長，爲我國鐵路事業作出重要貢獻。1936年獲中國工程師學會首創金質奬章，1948年當選爲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詹天佑先生年譜》、《詹天佑與中國鐵路》、《鐵路工程學》、《中國鐵路志》等，並主編《現代工程》一書。
沈鵬飛（1894—1983年）林學家，廣東番禺縣（今廣州市番禺區）人。1917年赴美留學，先後獲林學學士、碩士學位。1923年回國，先後執教於廣東農業專門學校、中山大學、同濟大學、廣西大學等。建國後在多所林業院校任教，埋頭科學研究，在學術上建樹頗豐，培養學生遍及全國，著名的如園林專家羅彤鑒、林學家徐燕千等。對中圖林業科學和林業教育事業作出卓越貢獻，被列爲古今十大著名林學家之一。譯著有《森林手册》、《森林管理學》，著作有《近百年廣東林業教育史略》。1928年，與丁穎等赴西沙考察，後編寫《調查西沙群島報告書》，爲開發西沙，捍衛南海諸島領土主權作出貢獻。
蔡翹（1897—1990年）生理學家，醫學教育家。字卓夫，廣東揭陽人。早年就讀北京大學。1919年赴美留學。1925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回國後先後在復旦大學、上海吴淞中央大學任教。1948年選爲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選爲中國科學院院士。畢生從事生理學和神經解剖學研究，是中國生理學和航空、航天、航海生理學的主要創始人。曾首次發現視覺與眼球運動能的中樞部位，命名爲“蔡氏區”。著有《生理學》、《人類生理學》、《運動生理學》等。
陳丕揚（1899—1987年）造紙專家，廣西岑溪人。1923年畢業於美國馬塞諸塞理工學院。讀書期間，提出馬尾鬆爲造紙原料理論，1932年在瑞典獲得成功，在世界上開創用馬尾鬆造紙先例。1924年獲美國緬因州立大學化學工程碩士學位。回國後，曾任廣東省營制紙廠工程師、廣西桂林士敏土廠經理、廣東造紙廠總工程師。新中國成立後，歷任廣州造紙廠、廣州市珠江造紙廠總工程師。並成功地利用蔗漿生産雙面膠版紙。主持了廣州造紙廠第一期建工程的建設，參與籌建了珠江造紙廠。在國内化工界被譽爲“當今蔡倫”，是第三至第五届全國政協委員。
林克明（1900—1999年）建築設計師、建築教育家，廣東東莞人。1926年畢業於法國裏昂中法大學建築工程學院，畢業後隨法國建築大師Tony Garnie從事設計工作。1926年回國從事建築設計、施工管理研究和教學。1929年在廣州市政府任職並爲廣東省工業專科學校兼職教授、廣東勷勤大學教授兼建築係主任。1930年被聘爲廣州中山紀念堂建設工程顧問。曾參與或主持原中山大學在石牌建築群、廣州市政府大樓、原中山圖書館、黄花崗七十二烈士牌樓、廣州中蘇友好大厦、廣東科學館、廣州賓館等著名建築設計與施工。爲廣州建設建設，貢獻匪淺。1932—1981年先後就任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大學等多間高校教授和政府部門要職及建築設計部門的負責人或領導。同時還是第一、二、三届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他是享受政府特殊津貼的德高望重的老專家。1990年獲廣州市委、市政府授予的廣州市優秀專家學者稱號。著有《城市規劃概論》、《現代建築思潮》、《建築設計原理》等著作。
黄子卿（1900—1982）物理化學家。廣東嘉應（今梅州市）人。早年畢業於美國威斯康星大學。1925年獲美國康奈爾大學研究院理學碩士學位。1935年獲美國馬塞諸塞州理工學院博士學位，回國後歷任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北京大學教授。1955年當選爲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今院士）。畢生從事物理化學研究，在溶液理論和熱力學方面，取得突出成果。其《“冰—水—水蒸氣”三相點的測定》被國際上公認爲出色的研究成果，其測定值（000981℃）被國際温標會議采用，定爲國際温度標準之一。所著《物理化學》一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第一部中文物理化學教科書。
李善邦（1902—1980）地震學家，廣東興寧人。畢業於南京東南大學物理係。曾先後到美國、日本、德國、英國的地震研究機構學習或工作，在地球物理和地震學的研究方面有較深造詣。建國後，歷任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所研究員，國家地震跼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長。畢生從事地震科學研究。1930年在北京建立我國第一座地震後，1943年又在四川建成西部唯一的地震台。著有《中國地震》等。由他指導編撰的《中國地震目録》1982年獲國家自然科學三等奬。
羅雄才（1903—1993）化學家，教育家，廣東興寧人。早年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化學科理化研究所攻讀化學，研究生畢業，後在日本理化研究所久保田研究室從事有機化學研究。回國後從事教育工作50餘年，任中山大學教授、副校長，培養了大批人才。著作有《最新化學工業大全》二、三册。譯著有《無機化學》、《電化學》等。
羅明燏（1905—1987年）土木工程專家，廣東番禺（今屬廣州市）人。早年在唐山交通大學攻讀土木工程。1932年赴美國留學，畢業於馬塞諸塞州理工學院，獲航空與土木工程碩士學位。後又赴英國帝國理工學院留學。學成後歸國，先後在廣東勷勤大學、西南聯合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任教。1945年赴美國研究飛機結構。建國後任華南工學院教授、院長，在機械工程結構理論方面有突出貢獻。著有《高等結構學》、《飛機結構》等。
李沛文（1906—1985）園藝學家，農業教育家。字質生，廣西蒼梧人。1925年入中山大學預科；後留學美國，先後就讀於普林大學、愛歐華大學和康奈爾大學研究院。1935年起任職於嶺南大學農學院、廣東英德農場。建國後任嶺南大學農學院教授、院長、廣西省農業廳廳長。後任華南農學院教授、副院長，終生從事柑橘、香蕉栽培和果品貯藏加工方面研究，成果突出。20世紀50年代，使這些水果出口蘇聯和東歐。主持“柑橘保鮮貯藏新技術”、“柑橘貯藏適温及防腐保鮮研究”等課題，先後獲廣東省科學大會奬和廣東省科技成果奬。作爲華南農學院創建人之一，培養大批農學人才，對廣東農業發展、貢獻良多。著有《果樹之肥料試驗》、《柑橘貯藏試驗》、《南方果樹栽培向科學進軍的幾個問題》、《防腐保障是保证水果豐産豐收的一個關鍵環節》、《果品貯藏加工學》、《荔枝的氣候貯藏温度的初步研究》等。
吴大猷（1907—2000年）物理學家，教育家，廣東高要人，出生於廣州。1929年以優异成績畢業於南開大物理專業，後留校任教。1931年到美國密執安大學深造，先後獲碩士、博士學位，1934年回國從事物理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長期從事核子物理高能質子、中子散射理論、大氣物理、統計物理、相對論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學工作。先後出版《多原子振動光譜及結構》、《量子力學散射論》、《氣體及電離體方程式》、《狹義及廣義相對論》、《近代物理學基礎》、《古典動力學》等12部專著，發表論文一百多篇，在理學界有巨大影響。關於鈾後元素的預言、原子光譜中後來被稱作“吴態”的研究都具有世界性的影響。先後任北京大學、西南聯大教授，培養了一批著名的物理學家，如楊振寧、李政道、朱光亞、黄昆、胡寧、唐敖慶等，是公認的中國物理學之父。1946年赴美國密執安大學從事物理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1949年往加拿大國家研究院主持理論物理研究。1965年任紐約州立大學係主任。1978年退休後定居台灣，2000年3月4日病逝。江澤民唁電稱其畢生獻身科學研究和教育事業，爲中國科學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在世界物理學界享有盛譽。
吴大任（1908—1997年）數學家，教育家。祖籍廣東高要縣，出生於天津。1930年與陳省身一起以最優异成績（當年能獲最優等者僅3人）畢業於南開大學數學係，同時考取了清華大學研究生後先後到英國、德國學習和研究，在微分幾何領域嶄露頭角，爲同行稱道。獨立或主持撰寫、編著、翻譯數學多個領域的一系列專著、教材，對數學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歷任中國數學學會副理事長，名譽理事長，武漢大學、四川大學教授等職。
馮修吉（1909—1979年）水泥化學及水泥熱工專家，壯族，廣西天等人。1936年畢業於浙江大學化工係，1941年獲德國慕尼黑工業大學工學博士學位。歷任中山大學、武漢建材工學院教授，對發展中國水泥工業，把中國水泥品質提昇到國際水平作出了重大貢獻，被譽爲中國最杰出的水泥化學和熱工專家、“中國水泥之父”。
馮秉銓（1910—1980年）電子學家，教育家，河北省安新人。1930年清華大學物理係畢業後赴廣州任教於嶺南大學物理係講師、副教授。1940年赴美國留學，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1946年回國，任嶺南大學物理係教授、教務長、物理係主任。1952年任華南工學院（今華南理工大學）教授、教務長、副院長。1959年主持研製出中國第一台翻譯電子計算機。晚年致力於無電綫技術、電聲學、水聲工程研究。在振盪理論方面有較深造詣。20世紀50年代提出相角補償理論，成功地運用於高頻電熱等大功率振盪器，也應用於波段發射機，收到穩定頻率效果。特别在射頻削波語音加工器的理論與設計工作，獲得成功，成就卓著。歷任中國電子學會副理事長、中國聲學學會副理事長、廣東科學技術協會主席、廣東電子學會理事長、廣東物理學會理事長等。著有《無綫電發送設備》、《振動與波》等著作，爲蜚聲海内外無綫電專家。
李國平（1910—1996年）數學家，教育家，廣東豐順人。1933年中山大學畢業後，赴日本東京帝國大學進修，後在法國彭加勒研究所訪問研究。1939年回國，任武漢大學教授。1955年當選中國科學部委員（今院士），曾任中國科學院武漢數學與物理學研究所名譽所長。主要從事函數論、數學物理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在半純函數、唯一性問題、有理函數表問題、整函數理論應用、數學物理與系統科學等研究中獲得多項成果，尤其在函數論研究方面作出一系列突出貢獻。著有《半純函數的聚值綫理論》、《準解析函數》等，獲得很高評價。
蒲蟄龍（1912—1998年）生物學家，原籍廣東欽州（今屬廣西），生於雲南。1935年畢業於廣州中山大學農學院，1939年畢業於燕京大學研究生院生物部，1946年赴美國留學。1949年獲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同年回來，專事昆蟲研究和教學。50年代初引進孟氏隱唇瓢和澳洲瓢，防治可可、咖啡、桑樹的粉蚧和控制橘園和行人道樹木綿蚧。特别在挽救電白縣一塊長20千米，寬100米重危林帶取得顯著成果。與此同時，用赤眼蜂防治甘蔗暝蟲獲得成功，50年代利用平腹小蜂防治荔枝椿象，也取得良好效果，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奬。上世紀80年代在研究防治蔬菜、花生、棉花、水稻、森林害蟲等方面，都取得顯著成效。是中國現代生物防治的創始人之一。歷任中山大學、華南農學院教授和副校長、中國昆蟲學會副理事長、廣東省科協主席、廣東省昆蟲學會和生態學會名譽理事長、中國科學院院士，1980年經美國國家科學院認可，由明尼蘇達大學授予優秀成就奬。1992年獲“廣東省杰出科學家”稱號。今中山大學校園内樹其銅像作爲紀念。
黄秉維（1913—2000年）地理學家，廣東惠陽人。1933年以優异成績（獲金質優學奬章）畢業於中山大學地理係，同年獲洛克菲勒文教基金會奬學金，進北平地質調查所攻讀研究生，翌年兩次赴山東半島考祭，首次對山東海岸下沉上昇性質的論點提出質疑。1938年應竺可楨之邀，赴浙江大學任教，1942年辭職。此後在國家資源委員會專事地理研究，同時收集黄河流域自然條件、水土流失、灌溉、農業等資料，一直在國家資源委員會專事地理學研究，先後完成了“中國動力資源之區域分佈”、“區域經濟研究報告”、“工業經濟研究報告”、“長江三峽庫區淹没損失經濟調查“等多個重大項目的研究工作。對中國自然區劃、黄河中游土壤侵蝕與保持、地表熱量水分平衡、農業自然生産潜力、華北水利與農業發展、坡地改良與利用、全球環境變化等問題作深入研究，爲地理學發展作出卓越貢獻，特别主張自然和經濟綜合研究、主項資源環境、解决自然與人矛盾。歷任中國地理學會副理事長、名譽理事長，中國科學院院士，美國地理學會會員，今惠州市博物館樹其銅像作爲紀念。
趙善歡（1914—1999）生物學家，教育家。祖籍廣東高要，生於廣州。1933年畢業於中山大學農學院。1935年赴美國留學，獲康奈爾大學科學碩士及昆蟲學博士學位。1939年回國後，任華南農學院教授，一直從事昆蟲的科學研究和教學工作。20世紀50年代初，對植物性殺蟲藥劑作了大量試驗，證實魚藤根水懸液對茶毛蟲幼蟲的毒效最高，對荔枝椿象的研究也取得良好效果。20世紀70年代開始在稻癭蚊的發生規律、天敵的種類和常用殺蟲劑對天敵的影響，天敵的保護龢利用等方面取得研究成果，並大面積推廣應用，獲農業部農牧業進步一等奬。出版了《農業昆蟲學》、《植物化學保護》、《昆蟲毒理學原理》等論著。
張厚澤（1915—1978）生化學家，廣東陽江人。1942年7月畢業子中山大學理學院，獲理學學士學位。任職廣西梧州油脂公司研究室主任，曾多次承擔和組織糧油科研項目，爲提高糧油加工、儲藏、檢測、去毒等作出重要貢獻。獲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奬和廣西科學大會奬、1980年廣西科技成果一等奬、1982年商業部科技成果二等奬，該成果被糧食部門和社會廣泛應用至今。
李樹剛（1915—1997）植物學家，廣東台山人。1946年廣西大學農學院林學專業畢業後，留校任教并兼植物研究所工作。在60多年工作中，發現了植物新屬2個，新種70個。因發表《中國及越南棕櫚類一新屬》一文，被吸收爲世界棕櫚學會會員，成爲中國大陸的唯一會員。還組織編寫了《廣西野生食用植物》、《廣西有毒植物》，將廣西如藻類、蕨類、裸子和被子植物137種的形態特徵、生長環境、分佈和食用部分、所含成分及食用方法作了詳細介紹。
黎尚豪（1917—1993）藻類學家，教育家，廣東梅縣人。1935年考取中山大學理學院生物係，1939年獲理學學士學位。先後在中山大學、同濟大學任教並開展藻類學的研究工作，發現了一些藻類新種。20世紀40年代先後到四川、西康、海南島、西沙群島、上海、台灣等地對藻類進行調查和采集。建國後歷任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淡水生態和生物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藻類學會理事長，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委員（今院士）。建立中國淡水實驗藻類學，進行了一系列的藻類生理生態研究，建立了一套爲中國普遍采用的藻類培養技術。其中在晚稻田放養固氮藍藻技術獲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奬，個人獲全國科學大會先進工作者奬。該項成果1980年獲中國科學院科技成果一等奬，並得到國際的認可和贊許，科研成果卓著。還培養了大批高級專門人才，1989年獲得“全國先進教育工作者”奬章。2001年武漢市政府在武漢魯巷廣場樹立了黎尚豪雕像。
關肇直（1919—1982年）數學家、教育家，廣東南海人。1936年考入清華大學土木工程係，畢業後留校任教。1946年考取公費留學生，在法國彭加勒研究所讀研究生。1949年秋放棄取得博士學位的機會，返國投身建設事業。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參與中國科學院的組建工作，籌建數學研究所，任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今院士）。1956年提出泛函分析中單調算子的概念，後將泛函分析應用於數學物理與控制理論的研究。他主持的研究成果多次受到有關部門的奬勵和表彰，其中“現代控制理論在武器系統中的應用”和“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的軌道計算和軌道選擇”獲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奬；“尖兵一號返回型衛星和東方紅一號”獲1985年國家級科技進步特等奬。著有《泛函分析講義》、《拓撲空間概論》等，主編《現代控制系統理論》小叢書和《自動化》叢書。
劉鬆泉（1921—1992）著名橡膠育種專家，浙江平湖人。1945年畢業於江西國立中正大學農藝專業。1945年7月至1953年3月在南京農學院任教。1953年4月調設在廣東中國熱帶農業科學院橡膠所從事研究工作。主持國家攻關課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課題多項，共獲18項科研成果。其中7項分别獲國家、省、地、院奬勵。主要參加完成的橡膠樹在北緯18°～24°大面積種植技術，1982年獲國家發明一等奬；主持完成的橡膠緑色側枝芽接快速繁殖和遺傳性研究，1982年獲國家科委成果推廣奬；主持完成的巴西橡膠階段發育的研究和幼態無性係的利用，1991年獲國家農業部科技進步二等奬，1992年獲國家科技進步三等奬，1997年獲廣東省科學大會奬。撰寫的《植物階段發育理論在提高巴西橡膠産膠潜力中的作用》、《天然橡膠産銷形勢和科研動向》、《高等植物階段發育中特性遺傳龢利用研究》等二十多篇論文在國内外刊物上發表，參加編寫《熱帶北緣橡膠栽培》等論著三部。
彭加木（1925—1980）生物化學家，廣東番禺（今屬廣州市）人。1947年畢業於中央大學農業化學係。20世紀60年代曾被樹立爲全國科技界模範人物，在科技界和高等教育界有較大影響。歷任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物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科學院新疆分院副院長等職。參加中國科學院綜合考察委員會工作，長期在雲南、内蒙古、甘肅、新疆等邊陲地區進行科學考察和開發工作。在植物病毒及其防治方面進行了廣泛深入研究，先後發表有關酶、纖維狀蛋白質、動物病毒方面論文40多篇，並在實踐中取得可喜成果，受到有關方面重視。1980年5月參加了中國第一次穿越羅布泊乾涸湖底的考察工作，6月17日不幸遇難，後被上海市人民政府授予“革命烈士”稱號。
郭仲衡（1933—1993年）數學家，力學家，廣州人。1951——1952年在清華大學航空學院學習。1953年被選拔赴波蘭留學，在波蘭工業大學獲碩士學位。1963年獲波蘭科學院基礎技術問題研究所“最高表揚”的博士學位。回國後一直任教於北京大學，歷任教授、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今院士）。1988年當選波蘭科學院外籍院士。主要從事基礎力學、應用力學、張量分析和數學力學等方面的研究，首創兩點張量抽象記法；在連續介質力學中率先使用李（Lie）導數；得到非綫性彈性動力學現存3個精確解的兩個；解决了3個本構基本量的正確定義及内藴表達，所給出的伸縮張量率被稱爲“郭氏速率定理”，建立了開閉口薄壁杆件的統一理論；提出了對場問題普適可用的“主軸内藴法”，簡稱“兀一方法”。著有《非綫性彈性理論》、《張量理論和應用》等專著，非發表論文百餘篇。
四、港澳回歸和粤港澳文化交流
香港、澳門是我國最早喪失的領土，雖然在英國和葡萄牙的治理之下，後來發展爲巨大的經濟中心和國際性城市，但它們作爲我國固有的領土、中國人民尤其是廣東兒女從來没有停止過爲收回港澳主權而進行的不懈鬥争。這種鬥争在廣東歷史上具有特殊的意義，直至1997年和1999年港澳回歸，中國政府對港澳恢復行使主權，這種鬥争才劃上一個圓滿的句號。但在文化上，港澳文化都是嶺南文化一部分，最具海洋文化性質。歷史上粤港澳文化交流從未中斷，對形成三地文化的共同性産生深刻影響。改革開放以來，這種交流更達到一個新的高度，最終形成粤港區域文化綜合體，凸現於嶺南文化版圖。
（1）港澳回歸
在英國武力强佔香港之初，《南京條約》簽訂前夕，1842年6月廣東紳民曾計劃收復香港，後因兩廣總督祁土貢壓制而未果。1942年香港還在日軍佔領下，中英兩國政府在簽訂有關兩國間“平等新約”的談判中，中方提出中國一向將租界與租借地一體看待，故收回租界也包括香港“新界”租借地在内，但因英方反對而未能實現。1943年1月11日中英簽訂《關於取消英國在華治外法權及其相關特權條約》中，雖無英國歸還“新界”租借地的條文，但中國政府已表示了將保留日後再提“新界”問題的權利。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宣佈投降，但誰到香港接收日軍投降，中英兩國在受降權問題上發生争執。根據盟軍最高統帥部的劃分，香港包括在中國廣東戰區之内，應由中國軍隊前往受降。國民黨第二方面軍司令長官張發奎將軍即接到了負責接受廣東戰區包括香港在内日軍投降的命令。但因英國害怕中國軍隊進人香港會造成中國收回香港的事實而采取種種對抗行動，結果日軍向英軍投降。新中國成立後，鑒於香港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而維持其現狀，香港在許多事件中扮演了富有傳奇色彩的角色。如朝鮮戰争期間，香港是以美國爲首的“聯合國軍”在亞洲的一個中轉站，許多軍事人員和作戰物資經香港轉運到朝鮮戰場。而中國也從香港獲得汽油、橡膠、汽車、醫療用品等戰略物資，供應中朝部隊對“聯合國軍”作戰。中國也需通過香港進行外交活動和獲得各種國際資訊，並作爲一個擴大自己影響的國際舞台。所以，盡管幾十年來國内外風雲變幻，香港一直維持其現狀，並按其特定的方式在發展。
至於澳門，早在明萬曆時，廣東總督張鳴崗就一針見血地指出，“粤之有澳夷，猶疽之在背也”。不少人主張以暴力驅逐葡人，收回澳門。可是明政府始終未采取强硬措施，而讓葡人長期佔領下去。入清以後，中國人民反對葡萄牙殖民統治的鬥争也没有止息。道光二十九年（1849），澳門總督亞瑪勒因驅逐中國駐澳官員，極力擴張地盤，而被激於民族義憤的澳門愛國青年沈士亮等斬殺，表達中國人民反抗澳葡當局侵略擴張的意志。清末武昌起義前夕，廣東民衆曾强烈譴責澳葡當局製造大批中國村民慘遭殺害的“路環血案”罪行，大聲疾呼“收回澳門”。1945年8月抗戰勝利，聞一多先生所寫的愛國主義詩篇《赤子之歌澳門》又再次逥盪在澳門上空：
你可知“媽港”不是我的真名姓?
我離開你的襁褓太久了，母親!
但是他們擄去的是我的肉體，
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靈魂。
三百年來夢寐不忘的生母啊!
請叫兒的乳名，叫我一聲“澳門”!
母親!我要回來，母親!
中國人民利用這個有利時機，再次掀起要求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的運動。同年9月，國民政府外交部曾向葡萄牙政府表明瞭中國收回澳門的意見。10月，中山縣縣長張惠長和當地駐軍159師師長劉紹武秉承在廣州接受日軍投降的張發奎將軍旨意，提出收回澳門口號，得到中山、澳門各界人士支持。中山縣人民還組織代表團入澳門請願，表達我國人民收復澳門的决心。1947年，南京政府的參議會通過《及早收復澳門》議案，廣東省政府組織了“廣東民衆收回澳門活動促進會”，研究收回澳門的具體事宜。該會還組織過一次民意測驗，在約127萬張問卷中，有70％的人回答贊成以武力收回澳門，只因各種歷史原因未能實現。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政府多次闡明對港澳問題的立場，指出香港、澳門是中國領土，中國不受過去英國政府和葡萄牙政府同清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的約束，中國將在條件成熟時恢復對整個香港和澳門地區行使主權。但它們主權問題的最後解决，還是近年中英、中葡問題聯合聲明的發表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别行政區的成立。這不僅標誌着中國人民一洗百年耻辱，反對外國殖民主義鬥争的偉大勝利，而且“一國兩制”在港澳的實施，在廣東文化史上也有着劃時代的意義。
20世紀中後期，我國國際地位空前提高；國内實行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形勢明顯好轉，綜合國力大大增强；而深圳、珠海經濟特區的創立成功，也爲港澳提供了我國改革開放政策的範例，增强了港澳各界人士對内地的信心和回歸祖國、實現統一大業的願望。在這種新形勢下，以鄧小平爲首的中國領導人，集中了我國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從解决台灣和港澳問題的歷史現實出發，逐步形成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創造性構想。這一偉大構想首先運用於指導1982～1984年中英兩國政府就香港問題的談判，使歷史遺留下來的復雜的香港問題迎刃而解。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兩國政府正式簽署《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中國政府向全世界宣佈，中國政府决定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英國政府則聲明於1997年7月1日將香港交還給中國。香港是英國在鴉片戰争中得到的最大利益，也是中國最大的耻辱，故在中英就香港問題的長達兩年艱苦談判中，香港主權問題成爲英方關注的焦點。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以氣壯山河的聲音告訴對方：
“關於主權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没有逥旋餘地。坦率地講，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現在時機已經成熟了，應該明確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國將收回香港。就是説，中國要收回的不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島、九龍。……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
鄧小平的講話充分反映了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無比堅强和自信，終使談判達成協議，發表聯合聲明。1990年4月4日，七届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通過了《關於設立香港特别行政區的决定》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别行政區基本法》，以法律形式規定在香港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原有生活方式不變等，即與内地的社會主義制度在一國之内長期并存，和平共處，互不傷害，互助互利，共同發展。這就是鄧小平“一國兩制”思想的主要内涵。在目前條件和國際形勢下，由於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和自我調節能力的增强，現代資本主義還具有頗强的生命力。香港恰利用這種條件，創造了聞名世界的經濟奇迹，被譽爲“香港現象”。而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内地也需要吸收、利用資本主義創造的文明成果，加速目己的發展。這種文明區域互補關係對於與港澳空間本爲一體的廣東更爲重要和有利。
1997年6月30日，中英兩國政府在香港順利完成香港政權交接。中國政府從7月1曰起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香港特别行政區政府也同時成立，首任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宣誓就職。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等出席政權交接儀式，中國人民解放軍陸海空三軍也同時進駐香港，作爲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的主要標誌和象徵，並承擔特區的防務任務。自此，在香港上空飄颺了一百五十六年的英國米字旗被降下，中國國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區區旗在香港冉冉昇起；香港政府總部（原布政司署）大門上的英王皇冠徽號被取下，换上了中國國徽和香港特别行政區的紫荆花徽號；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正式開始啓用。這都標誌着英國在香港殖民統治的結束，香港回到祖國的懷抱，“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針在香港正式實施，香港進入歷史的新紀元。因爲香港是從廣東割讓出去的，香港同胞大部分是廣東人，鴉片戰争禍及廣東最烈，廣東人民抗英鬥争最堅决，付出的犧牲也最大。當骨肉分離時代結束時，珠江母親怎能不熱泪滂沱，擁抱歸來的兒女。爲歡慶這歷史性時刻，廣州、香港同時在珠江江面和維多利亞港上舉行盛大的焰火晚會，讓燭天喜雨和人們的歡聲笑語代替了當年的硝烟和隆隆砲聲。香港詩人王一桃爲歡慶回歸，欣然命筆作詩：
滿天的喜雨喲，滿眶的泪花，
滿心的璀璨喲，滿地的光芒。
看歡慶的焰火在香江昇起，
香港火鳳凰在烈火中飛翔!
香港回歸以來的事實證明，香港作爲世界貿易中心、航運中心、旅遊中心、金融中心和信息中心的地位没有改變，“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得到堅决保障和執行。香港經濟繁榮，社會穩定，人民安居樂業。香港與内地特别是與珠江三角洲的關係正走向經濟的和空間的一體化，推動了兩地的發展，處處在顯示“一國兩制”思想的勝利和香港的錦綉前程。
繼香港回歸的工程啓動以後，澳門回歸也提到中葡兩國議事日程上來。澳門回歸基本上是按香港回歸模式進行的，但遇到的困難和阻力却少得多。1987年4月13日，中葡兩國政府發表《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雙方共同宣佈：中國政府將於1999年12月20日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1993年3月31日，八届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了《關於設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别行政區的决定》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别行政區基本法》兩個歷史性文件，體現了“一國兩制”和“澳人治澳”的高度自治的方針政策。
1999年12月20日，珠江口上的澳門月明風清，波平如鏡。中葡兩國政府在這裏舉行了莊嚴的澳門政權交接儀式，宣告中國政府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總理朱镕基等出席政權交接儀式。在澳門飄颺了一個半世紀的葡萄牙國旗從總督府、關閘、大砲台等地徐徐降下，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澳門特别行政區區旗冉冉昇起。最後一任澳督韋奇立接過葡國國旗捧在胸前，與前來參加政權交接儀式的葡萄牙總統桑帕約和總理古特雷斯一起離開澳門。近萬名觀衆觀看了澳督府降旗儀式。澳門特别行政區政府也於同時成立，首任特别行政區行政長官何厚鏵宣誓就職。政權交接儀式結束後，中國人民解放軍約五百名駐澳部隊官兵在二十多萬珠海人民夾道歡送下進駐澳門，擔負起這塊神聖國土的防務任務。同香港回歸一樣，澳門回歸牽動着十二億中華兒女的心，舉國上下到處都是歡樂的海洋，人們以最熱烈、最隆重的方式，慶祝這世紀大典。澳門萬人空巷慶回歸，許多市民表示“我成了真正的中國人”。
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不僅是一項卓有遠見的英明决策，而且也是制度文化的空前創見。從這個意義上説，“一國兩制”已融合廣東文化的一部分，進一步使之以嶄新面貌和裝束，躋身全國先進地域文化之林。
（2）粤港澳文化交流和互動
粤港澳本爲一個區域文化綜合體，在内地閉關鎖國的背景下，各朝着獨立的方向發展。首先是港澳文化不斷自我更新、完善，形成自己的文化風格，積累了很高的文化勢能，形成對内輻射之勢。
20世紀50—60年代以來，香港經濟迅速起飛，崛起爲“亞洲四小龍”之一，同時變成一個法治社會，形成中西文化并存、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并存、殖民文化與本土文化并存、商業文化與非商業文化并存的多元文化，及其共榮共生，並對全世界文化開放的格局。這種格局的深層根源在於香港人主流的現代化意識，法治觀念，講效率、講功利觀念，從而促進了生産力快速發展，也保障了社會穩定和繁榮，這完全符合文化創新的内涵。
而介於廣東文化和香港文化之問生長的澳門文化，善於從多元文化中吸取養分，形成最具特色的開放性、兼容性和和諧性文化風格。有人對此總結出：“澳門的確是在中國文化所有的‘創造性調整’力量支配下使觸及它的生活模式的一切東西都發生變异，使在澳門長久定居下來的葡萄牙人的‘民族性’，甚至語言表達方式都發生了變异。同樣令人感到驚奇的是，作爲海洋民族的葡萄牙人一旦在澳門這塊中國的土地上‘定居’下來以後，竟然失去了冒險精神。混在一起的時空與人在澳門産生一種非歐洲、非亞洲的與衆不同的生活模式，存在一種特有的不同於其他民族風俗習慣的葡萄牙人生存方式，一種共存的能力，一種力圖入鄉隨俗而又不干涉他人的方式，和一種在世界各種生活方式中求和平的渴望。”在多元文化冲融中能保持自己個性的澳門文化，也源於自身强大文化的適應性和創新能力。
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不但在經濟上，而且在文化上打破了長期封閉的樊籬，粤港澳文化交匯創新達到空前鼎盛時期。首先是香港文化觀念涌入廣東，包括經濟意識、市場觀念、價值觀念、行爲規範、生活方式等，促進了廣東文化革新。如深圳人敢於第一次在國内引用“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重商觀念、競争觀念、消費觀念深入人心，經濟特區的創辦就是一種文化創新。這類事例實在難以列舉。而港澳在1997年和1999年先後回歸祖國以後，也經歷了空前的文化創新，“一國兩制”在港澳實施，即爲我國制度文化的一項創舉。普通話在港澳推行，一些學校使用普通話教學，更多的港澳青少年回廣東上學，參加夏令營、軍訓營及歌唱、舞蹈、體育比賽、觀光旅遊等，以及内地訪港澳人數不斷增加等，都擴大和加快了港澳文化創新的内容和進程。
特别是價值文化方面，粤港澳各有自己的價值觀念和體系。香港人的一切講究實際利益的文化功利性、香港人群中多種價值觀并存的文化多元性、處在中西文化價值觀之間的香港文化邊緣性等，成爲香港價值文化特質。這與英國對香港百年殖民統治所帶來的西方文化，以及中國傳統文化根深蒂固的雙重影響是分不開的。而澳門則因經濟地位低微，葡國文化勢力弱小等而形成澳門人傳統與現代相融合的文化協調性；恪守中庸之道的文化中度性；隨時代變遷較小的文化穩固性等。至於廣東人所具有的對外來文化寬容的文化開放性，處世或判斷的理性和兼容性等，又是廣東價值文化的特質。這三地價值文化有差异，因此制約文化傳播的攻治、經濟地位也有高下，故三地價值文化相互影響和空間交流也勢所必然。直到20世紀50年代初，當廣州經濟勝過香港時，不少港人流回廣州；在20世紀50年代和改革開放之初，内地不少人被香港經濟繁榮所吸引，掀起一次又一次合法和非法入境風潮。特别是20世紀80年代初，香港文化價值觀首爲廣東人崇尚，其時裝、流行歌曲、影視作品、口頭用語、社交禮儀、明星崇拜等大舉進入廣州，繼而風靡内地。但進入90年代以後，珠江三角洲經濟崛起，粤港澳經濟差距縮小，這種風潮很快减弱。文化互動關係表現爲兩地優勢互補和雙向流動。如港人休息日大批進入深圳、廣州等城市采購各種商品；内地更多人進人港澳觀光旅遊、探親訪友、學術龢民間交流，這顯然是緣於粤港澳獨特歷史文化和割不斷的親緣、史緣、族緣等關係。而這種交往結果，一方面是廣東價值觀發生改變，金錢、功利、娱樂、消費等觀念和行爲越來越向港澳看齊，由此而形成文化景觀在廣州、深圳等城市甚爲觸目，僅各種名目的桑拿、按摩場所之多，即不亞於港澳。另一方面，普通話在港澳越來越流行。廣州、深圳等地高校接受港澳公務員培訓，人民幣也在港澳市面流通，這同是港澳文化景觀的一種變化，由此改變港澳人對内地的價值觀。有人在90年代初對廣州大學生作婚前發生性行爲的問卷調查，回答可以理解的占324％，而四川大學生同樣的問答只占21％，顯然較廣州大學生爲低，這顯示廣東比内地更富有開放性價值觀，這與港澳文化價值觀十分相似。
而從家庭結構來看，在婚戀、生育、家庭規模、男女在家庭地位等方面也反映三地價值取向的共同性及相互影響。有研究顯示，三地青少年都選擇自由戀愛、視感情爲婚姻基礎，在家庭内强調成員間自由平等，男主外、女主内分工；在商業經濟高度發達背景下，男女獨身在三地日見流行，離婚率、再婚率在上昇，小家庭觀念深入人心，是“婚外戀”、“地下情”的集中地區。廣東人對金錢、物質崇拜和佔有欲越來越向香港人看齊，説明香港文化處於强勢，廣東人隨而更多地崇尚、追隨香港價值觀念。但近年廣東經濟崛起，加上港澳回歸，不管是否存在港澳文化回歸問題，反正港澳與廣東文化價值觀共同性在增加，差异在進一步縮窄。而從表面上看，港澳主要在行爲、消費、大衆文化上擴散到廣東，而廣東則在政治制度、意識形態上影響港澳。前者擴敞容易，而後者較困難，説明價值文化擴散不是對等的。
改革開放以來，英語更大量滲入廣東，變成日常用語。據有關統計，1949年前，廣州話中英語藉詞有160多個，現有400多個。英語和漢語在香港整合成特殊的“港式中文”，與標準漢語有較大差异，常用“有”作常態動詞，如曰“當局證實至少有找到62具屍體”“今日睇真D”“我唔like il”等。這種偏離標準中文的“港式中文”現今已流行廣東城鄉。
民初，抗戰及内戰時期，大批上海人來港，吴語滲人香港，“大閘蟹”、“交關”等成爲香港粤語成分，後又傳人廣東的城市，至今已被廣泛使用。這些創新語言，早期從廣州向港澳輸出，後來隨着香港經濟社會現代化而從香港傳人廣州，繼而擴散省内城鄉乃至全國大中城市，至今被普遍使用，但許多人不知其來源。
風俗是較爲穩定、世代傳承的一個文化層面，但在中西文化冲融中，在粤港澳也不乏文化創新，且擴散得非常迅速，被認爲是三地文化互動的一個晴雨表。
中西風俗混合首先源於港澳，繼而擴及廣東内地。歲時節日，在港澳完全是中西合璧。内地傳統節日與西方節假日同等歡度，春節、復活節、聖誕節一樣熱鬧非凡，西方情人節、母親節、愚人節等在青年人中尤有市場。春節期間港澳數以百萬計的居民浩浩盪盪涌人内地探親旅遊，爲世界上罕見的風俗活動。
經過變异的港澳風俗，伴隨港澳經濟崛起而在改革開放後以高屋建瓴之勢傳人廣東。西方節日在廣州、深圳等大城市大行其道，先生、老爺、太太、阿太、小姐等廣東舊有稱謂重新由香港傳人，並很快取代“同志”“服務員”“工友”等。中國古代和國外已婚女性名字前面冠以夫姓，這種土洋結合的習慣在港澳流行多年又傳人廣東，出現所謂“新復姓”，但未能成爲風尚。
香港在現代化進程中，西方快餐大量涌入，“快餐文化”有很高佔有率，大有與中餐平分秋色之勢。近年又迅速進軍廣東和内地市場。肯德基、麥當勞、必勝客、大快活、“港式粤菜”、“香港名厨主理”等招牌至爲觸目，是當地未有過的文化景觀。而港澳“開Patry（派對）”“穿nike（耐克）”等流行語在廣東青少年中擴散，香港舞台設計、廣告創意等無不在廣東城鎮傳播。香港大衆傳媒、娱樂文化也無不爲廣東仿傚。香港人消費風尚與時俱進，世界各種名牌、珍品等，每年每季每月都會在香港市場出現，爲港人首先使用，再擴散到内地，首先是廣州、深圳等城市，同樣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文化現象。
文藝作爲社會生活的反映，粤港澳既因文化本底同源，社會經濟制度有异，以及頻繁的社會往來而出現創新和互動的不斷變化局面。民國初期，港澳文藝主要受廣東影響，從廣州流向港澳。如粤劇名伶在三地交替演出。20世紀30年代，粤劇在香港得到創新，即一方面吸收北派功夫、京劇武術、梅派花式、電影表情、西劇置景和内容，另一方面《茶花女》《羅密歐與朱麗葉》也被編成粤劇，甚至還有英語粤劇，飲譽一時。
20世紀50～70年代在粤港澳獨立發展背景下，大衆文藝或曰通俗文藝在港澳崛起，包括通俗小説、流行歌曲、電影、電視連續劇等，因迎合港澳觀衆商業性、娱樂性、功利性等心態，而獲得很大發展。金庸、樑羽生武俠小説就風靡一時，後來又傳入内地，贏得大批讀者。這些文藝形式的産生不在港澳，而源自西方國家，但經過港澳文藝工作者的創新，如運用西方現代小説、電影手法把傳統武俠小説改造成新派武俠小説，在流行歌曲中以普通話爲基礎，又大量使用粤語；内容上既有中國傳統觀念，又注人西方生活方式。這些内容和形式深刻地反映了港澳社會變遷和市民心態、理想和追求，不但在港澳佔有廣大市場，而且傳遍海外華人社會，甚至外國人，並成爲他們瞭解中國文化的一個途徑。
20世紀80年代以後，港澳文藝大量傳人廣東，包括電影、電視、流行歌曲等，並很快佔領廣東各個角落。香港無疑是最大的産品製作中心，而廣東也從當初模仿達到創新，形成自己的地域風格。1979年廣東電視台與香港無綫電視台合作在廣州舉行“歡樂今宵”春節聯歡晚會，獲得轟動效應，也開創了廣東廣播業向娱樂性、商業性發展的序幕。香港曾以獨創功夫片打進歐洲電影市場，這也推動了廣東電影業的發展，如20世紀80年代以後産生了《孫中山》、《周恩來》、《洪秀全》、《黄土地》、《情滿珠江》、《雅馬哈魚檔》等一大批優秀電影、電視片。電影、電視與流行歌曲三者結合是香港文藝發展的一種模式，也是一種創新。20世紀80年代廣東電台設立全國第一個流行樂壇，電視台則先後舉行流行歌曲、歌手大賽．培養了一批飲譽全國的歌手和詞曲怍家，這離不開香港文藝模式的移植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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