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作爲一種文化現象，其産生、分佈和流動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包括特定地理環境，以及政治、經濟、文化、風俗、傳統等。他們對不同的人才地理格局的形成發生重要作用。而人才的地理行爲，又與人才的生理需要、精神需要和對事業追求需要有很大關係。人才的這些需要不僅與自然環境，而且與文化景觀和區域社會發展相互感應和推動，由此産生人才流動，不斷改變人才的空間分佈格局。古代廣東開發較遲，社會經濟落後，被中原人視爲化外之地、瘴癘之鄉，從來在中國文化未佔據重要地位。樑啓超説過：“廣東一地在中國史上可謂無絲毫之價值者也，自百年以前，未嘗出一非常之人物也可以爲一國之輕重。”但近代以來，廣東成爲中國革命的策源地、時代思潮的重點、各類人才追求實現自己理想的之地，尤其近現代歷史上，每當北方動亂，大批人才往往選擇廣東爲避難和開拓、發展對象。這種高潮，近現代至少出現過三次，逐使廣東薈萃了大批人才，爲中國革命和建設作出過積極貢獻，也是廣東近現代文化史上最燦爛的一筆。
一、三次人才下廣東
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廣東是革命摇籃，中原北方在北洋軍閥統治下，戰亂不斷，兵匪横行，民不聊生，大批有志之士紛紛南下投奔廣東，形成第一次才人下廣東高潮。這主要反映在前述1924年孫中山在蘇俄和中國共産黨幫助下創辦黄埔軍校，從1924年到1927年3月，共培養了2萬多名幹部。其中1—4期就有近5000多人畢業，後爲國共兩黨重要軍事幹部蔣先雲、徐向前、左權、林彪、陳賡、周逸群、段德昌、周士第和宋希濂、鄭洞國、杜聿明、侯鏡如等，都畢業於這所學校。他們在現代中國歷史舞台上充當了一個個不尋常的角色。
大革命時期，廣東農民運動如火如荼。爲適應運動發展需要，1924年7月3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農民運動講習所在廣州越秀南路53號（即惠州會館，現93號）正式開學，由彭湃擔任主任。至1926年9月，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總共辦36届，先後由彭湃、羅綺園、阮嘯仙、譚植崇、毛澤東擔任主任（所長）。這個講習所雖以國民黨民義開辦，實由共産黨人具體主持，共培養了近800名學員。他們來自東北、華北、華東、華中、西南和華南各省區，在廣東接受革命理論和實踐的訓練，又從廣東走向全國各地，點燃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另一所爲1924年創辦廣東大學，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改稱中山大學。也薈萃了一大批國内外文化精英。在招生方面，1924年秋，全國報考中大人數共1260人，録取372人，幾占報名人數1/3。其中廣東報考931人，録取265人，外省報考329人，録取107人（含2名朝鮮學生）。這些學生來自廣西、四川、湖南、江蘇、江西、陝西、安徽、浙江、福建、雲南、貴州、湖北、山西等13省區。故中大從建校伊始，即爲一所全國性高校，到1924年開學時，全校各類學生共2494人。廣東大學成立典禮前夕，孫中山訓示：“當以該校爲全國最高學府，且自經鄒（魯）氏整頓後，成績大有可觀。而生額擴展於二千以上，尤爲全國不可多得之大學。而該校學生亦多已加入國民黨，爲主義上奮鬥，其前途尤未可量。”以後事實證明，中大學生在國民革命，實業建設，文化教育，科學研究，社會服務等方面都起到爲民先鋒、社會中堅作用，他們的業績和貢獻，彪炳於中國史册。
在教師隊伍方面，中大同樣吸引一大批科學文化精英前來任教，據1924年度下學期統計，全校有教員227人，其中教授53人，專任講師28人，講師53人，本科助教4人。這些教授多來源於留學生或國内有名大學的畢業生。留學生中，留學美國19人，日本12人，英國、法國各6人，德國、澳大利亞各1人。國内大學畢業者主要是國立北京大學。此外，還要聘請國立東南大學教授任教，另有個别清末舉人。專任講師和講師也是廣東大學一支重要後備力量，也多是留學生或國内名牌大學。1924年這個群體留學美國32人，日本16人，法國2人，德國2人，英國1人。國内畢業的亦以北京大學爲主，也有金陵大學、江西法政專門學校、保定軍官學校，以及國立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廣東陸軍學堂的畢業生，少數清末舉人等。學校的充實教師隊伍，陸續聘請一批粤籍和非粤籍學者爲教授，如理科徐甘棠、陸宗南、柳金田、黎國昌、費鴻年、成仿吾、何衍璇、黄巽等；文科和法科的有郭沫若、鬱達夫、穆木天、鄭伯奇、馮友蘭、周佛海、陳啓修、陳鐘凡、丁穎等。1926年中山大學進行改革整頓，重新聘任教師，不少名流應聘。1926年12月16日《廣州民國日報》報導《中山大學聘得名教授多人》，指出：“此次政府革新中大，中大委員會以周君（魯迅）爲中國文學巨子，特聘其來粤主持文科。函電敦促至三四次，兹得周君復函，允即南下，準年底可以到粤。北方舊學生，及厦門大學生，擬亦同彼轉入中大，爲數亦近百人。其餘歐美京滬有名學者，如孫伏園、傅斯年、俞大維、陳翰琴、張鳳舉、許德衍、顧頡剛、關應麟諸先生，及國外有名科學專家等，均有電到，允日内啓行。預計明年開校，四方學者，萃於一堂，當爲中國各大學所未有。”這極大地中强了中大教師陣容。1927年3月1日，中大革新後舉行隆重開學典禮，群賢畢至，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鐘榮光（後任嶺南大學校長）致辭，希望把中大辦成容納世界許多國籍學生學習的“全國唯一的大學”，因爲中大“不是一地的學校，也不是一國的學校，是世界的學校，所以應該全世界的學生都有”，“使外國的人都來這裏讀書。”黄埔軍校代表薑長林説：“中大和軍校是有很密切關係的，無論中大也好，軍校也好，各個的同志都要互相指教，互相批評，互相糾正，尤其在這個革命策源地的廣東，這兩間學校的同志，應該怎樣努力，對於革命前途作相當的貢獻。”廣東因爲有了這兩所人才濟濟的學校，培養出一大批文武人才，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舞台上表演得有聲有色，影響至爲深遠，其中一個深層根源，是國内外各種人才，各種思想文化在廣東融匯，交鋒，碰撞的結果。
第二次人才匯集廣東爲抗戰勝利到解放前夕。此期間，一方面是抗戰勝利中大復員回廣州，新聘一批教授；另一方面解放戰争期間受北方戰火影響，一些教授南下，選擇留在廣東，没有隨國民黨政權遷到台灣或海外。這樣，廣東又網羅不少人才，前者如1945年底，王星拱擔任中大校長期間，從全國各地陸續聘來一批知名學者，如文學院王力、王起、劉節、岑仲勉、商承祚、羅香林、姚微元、鐘道錫、洪謙、方光熹、朱師轍、黄文山、朱延豐、周達夫、周其勛、譚成甫、孔德、楊樹達、陳望道、吴宓等；法學院王亞南、薛祀光、高承元、薩孟武、夏書章；理學院徐賢恭、鐘盛標、潘鐘錢、師範學院蔡採生、原研究院陳焕鏞教授等。1948年，中大又新聘教授，文學院有樑實秋、俞大綱、王向辰等；法學院有楊兆龍、蕭公權、傅尙霖、霍樞、陶因等；理學院有田渠、工學院有陳永齡、康桂清，師範學院有王書林、吴文忠、袁俊等。這些新聘的教授與原留任教授一批，搆成一個雄厚師資陣容。1949年9-10月間，離開北平扺達廣州嶺南大學或中山大學的有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教授，張純明、李祈教授，以及北平醫學界精英，如謝志光、司徒展、陳國禎、白施恩、秦光煜等，爲北平協和醫院著名專家，他們連同後來來穗幾位醫學界名教授，共同支撑起久負盛名中山醫學院半邊天，故後來中山醫有“八大一級教授”之説。
這批南下文化精英分子，除在廣東大學任教，講授專業知識以外，還開展學術活動，舉辦各種講座、出版專著、教材、刊物，一時使廣州成爲中國南方文化重鎮，如郭沫若在1926年初到廣州，即被廣東省政府委以續修《廣東通誌》重任。郭氏也潜心學術研究，相繼發表論著《周秦以前古代思想之蠡測》、出版劇作《三個叛逆的女性》（即歷史劇《王昭君》、《卓文君》、《聶荌》，譯作《雪萊詩選》，小説有《落葉》、《紅瓜》等。文科學院講演在他安排下陸續開展，如1926年4月12日，孫中山紀念周後，伍朝樞講《歐大戰前各國之形勢與戰後世界之變化》，周恩來講《國民革命當中之工農運動、學生運動》、法國學者穆南講《商業都市與文化之對抗：加爾達樑果與羅馬》。
此前廣東大學文科成立不久，文科學長陳鐘凡教授講《唐詩之修辭學》和《儒家之態度及其精神》。同時計劃出版社學術叢書，包括吴敬軒（吴康）《經學大綱》、《諸子哲學》，徐信符《文學史》，任仲敏《詞曲研究法》，陳鐘凡《中國文學批評史》，法國學者穆南醫遠《知識階級之社會的使命》、《社會進化中美術之使命》、《歐戰後法蘭西政治與經濟之現狀》。與郭沫若同來中大的黄尊生教授《中國與世界語問題》，俄國人拉夫斯著講“蘇俄研究”，北京大學顧孟餘教授扺廣，作《學術與革命》，尤其難得的是北京大學張競生教授（廣東饒平人）因出版《性史》被北京軍閥政府通輯，避地廣州，即被廣東大學請來作關於“男女性的問題”報告，分三次講完，分别是《戀愛與革命》、《性的真義》、《中山先生多育説與調育和優種學的討論》，只有得風氣之先的廣州，在廣東大學學術環境中，張競生性學才有衆多聽衆和寬廣傳播平台。一時間，各種講座或開設課程接踵而起，例如魯迅開文藝説、中國小説史、中國文學史等；馮友蘭教授講中國哲學史、人生哲學，並主持人生哲學討論會；哲學係主任何思敬教授開設社會學、社會學概論、社會分工之研究、人類學、史前文化史等；江紹原教授講比較宗教學、英國文學史概要、文藝批評、散文選；生理學教授汪敬熙講心理學導論、動物行爲學、實驗心理學、兒童心理學等，史學係傅斯年講《尚書》、古代文學史、陶淵明詩、尼採與巴特勒等；顧頡剛教授則講中國上古史、史經研究、文史導課、古代地理研究、春秋研究、孔子研究等，還編寫《古代地理研究講義》、《春秋研究講義》、《尚書學史材料》、《孔子研究講義》、《上古史材料類編》等。
一批著名學者應聘來文科任教，成立的研究所學術氣氛甚濃，成就也很可觀。如中大語言歷史所成立，即開展民間風俗信仰、思想、行爲、藝術之搜集研究，出版《民俗》週刊，並到全國各地作實地考察，如董作賓參加第二批西北科學考察團，調查語言、歷史資料。1928年夏，容肇祖、楊成志和俄國人史禄國到雲南、四川作民族學調查，收集彝族資料，後寫成《雲南民族調查報告》、《羅羅族的巫師及其經典》出版，影響甚廣。中大民俗學會是中國第一個正式民俗學會，出版《民俗》123期及民俗叢書數十種，以後厦門、北平、福州、杭州、汕頭等地相繼有民俗刊物出版，有評論説，這“誠樹立吾國一種新學術研究之好現象”。在各方面推動下，中大文科教授出版論著，僅至1932年4月統計，就有230多部，如周谷城《中國教育術史》、《中國社會之結構》、《文化之出路》，張栗原《古代社會》、《辯證法的唯物論》、《進化論淺釋》，葛定華《史學概論》、《西洋思想史》，聞宥《轉注理惑論》、《甲骨文地名考》，陳鐘凡《中諸子通誼》、《漢魏六朝文學》、《經學通論》，李孟楚《唐宋方言考》、《六朝碑誌文編》，杜綱伯《名原考异》、《中庸僞書考》，殷凌辰《辭賦學》、《八代文論史》、李石岑《人生哲學》、《西洋哲學史》，符佑之《英譯唐詩選》、《報詩歌數百首》、崔載陽《初民心理與各種社會制度之起源》、《與涂爾干學説之比較研究》、範锜《最新歐美教育思潮》、《教育哲學》、《哲學概論》等。
此外，法學院所屬法律、政治、經濟係，先後聘請一批名教授，如戴季陶、何思敬、劉先華、薛祀光、郭冠杰、鄧孝慈、樑彦荼、黄元彬、俞大維、周炳琳等。他們開了不少新課程，辦講座，出版刊物，做社會經濟調查，社會考察，出版專業論著，如胡恭先《中國刑法》、《比較憲法》、《國民議會與約法》、《法學通論》，任啓珊《行政法總論》、《民法總論》、《外交學》、黄元彬《平時國際公法》、《中國貨幣論》、詹蜇明《現代陸軍》、《市區政治底使命》，鄭裏鎮《國民經濟學》、《農業經濟學》，萬燦《遠東國民經濟概况》，郭冠杰《英帝國的没落》、《男女關係之進化》，朱公準《中國財政史綱要》等，實在一一難以列舉，顯示中大人文社會不只在廣東，而且在全國也是開風氣，破舊例，創新派的，奠定廣東文化在全國地位，有舉足輕重作用。
自然科學基礎研究，有賴於這些學者的努力投入而風生水起。理學院生物係成立南方生物學會，走向野外、廣採植物標本，後編成《廣州植物志》，使用至今。同時編成中國南方生物學會叢書，付梓出版的有黎國昌《細胞學》、《動物生理組織學》、郜重魁《植物分類學大綱》、《中華植物志》、韓旅生《廣東蠶桑記》、《詩經植物新編説》、曾濟寬《森林植物學》等。生物係在廣西瑶山鳥類和其他生物樣本采集，有不少是新種屬，並弄清生物地理分佈，貢獻甚大，爲國際學術界推崇。辛樹幟教授代表中國，參加國際鳥類學術會議。物理係朱物華教授，1926年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應聘來校，開設多門課程，爲文科開選修課，在自然科學雜誌發表多篇論文。陳焕鏞教授畢業於哈佛大學，是中國植物分類學奠基人，羅宗洛、朱洗教授爲中國植物生理學、實驗胚胎學奠基人，分别從日本、法國獲博士學位歸來，在講學之餘，有多部著作問世，如羅宗洛《植物對於鹽類之選擇吸收》（與羅傳新合作）、朱洗論文《自然的死亡》、《返老還童》，他與張作人教授譯著《動物學教本》被《中大日報》稱“堪稱中國動物學界空前之巨著”。
地質學在中大有悠久歷史，成立不久即誠聘德國葉克爾教授、古裏齊教授、瑞典人哈安姆博士來校任教。張席禔教授與古裏齊教授參加中美合作中亞調查團，往蒙古調查4個月。1936年德國人米士博士，我國古生物學和地層學基層人孫雲鑄教授相繼來校，爲地質係增加骨幹力量。1929年，兩廣地質調查所劃歸中大地質係，該係一時增加一批知名教授，如岩礦專家李學清，古植物學家斯行健、地史學家樂森王尋、岩礦學者黄著勛、謝家榮、普通地質學者葉良輔、何杰等。兩廣地質調查所對兩廣、大西南、西北等地作區域地質調查，出版多部年報、專刊、特刊、《古生物志》；發表系列專著，如斯行健《馬之研究》、張席禔《廣東三水四會廣寧高要地質礦産》、《内蒙古地質志》、朱庭禔《浙江西北部地質》、哈安姆《西康貢噶山之地質搆造》、哈安姆、古力齊、李承三《廣州市附近地質》、何杰《寶石》、《變石》等，不一而足。所以，中大地質係是全國實力最大、最有成果和最有影響學係之一。必須追述的是，1938年2月，曾任中大校長秘書地質係邱琮教授，曾到延安考察礦産資源兩個月。據王伯福《毛澤東軼事大觀》載，（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80頁。）毛澤東爲此批示陝甘寧邊區交際處：“既要讓他看優點和成績，也可以讓他看某些缺點和錯誤，盡力讓他有全面的瞭解。”交際處爲邱教授的考察活動提供全面方便。考察結束，邱教授向交際處通報了陝北地質礦産資源的考察結果，受到毛澤東的親切接見，還在他的建議書中批示：“這是邱琮先生的善意的建議書，其中頗可採，因抄交各處有關同志，應着重注意此建議。”這也算是廣東現代文化史上一件盛事。
1929年，中大在全國首例在理科設立立地理學係，按理科要求設置課程，聘請德國地理學者克勒脱納，後爲德國人卞莎爲係主任。在教育制度文化上，這是一個很大的創舉，完全改變以前地理學歸入文科傳統，其他大學也無此先例。地理係成立之伊始，1930年夏天由克勒脱納帶領師生多人赴雲南邊境考察地質風土4個月，滿載而歸，在大理附近點蒼山4122米主峰發現第四紀冰川地貌，並命名爲“大理冰期”，至今仍爲學術界公認和使用，也是一項重要科學成果。由此形成注意野外考察成爲地理學嶺南學派一大傳統和優勢，並凌駕於中原北方地理學同行。因那些地方一年有半年氣候寒冷，不宜野外工作，而廣東則全年可外出，野外工作成果遠勝北方。地理考察成果也是地域文化最重要成就之一，徐霞客及其遊記就是野外考察中取得的最輝煌文化成果，已成爲我國傳統文化的經典。上世紀30年代前後中大地理係在吴尚時教授領導下，既注意引入西方近現代地理學理論與方法，更注意本國地理考察，兩廣、雲南是重點地區，許多創新成果源源而出。1928年，廣東省政府組織大型調查團赴西沙群島考察，同年6月，沈鵬飛編寫《調查西沙群島報告書》出版，他還寫有《西沙群島考察記》，登於中大校報，都成爲南海諸島爲我國領土主權重要證據。上述地理係師生登上點蒼山發現冰川地貌，後由克勒脱納撰寫，林超翻譯成中文的《民國十九雲南地理考察報告》出版發行，在國内外産生重要影響。以後，中大地理係發表論著不在少數，皆與廣東自然、經濟、文化、區域緊密相關，實可視爲廣東區域文化成就之一。如1934年，地理係蔡源明《經濟地理學》一書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爲當時我國少有介紹西方和日本經濟地理學原理方面教材之一，内中即有不少西方文化内容，首先爲中山大學接受。1936年，勷勤大學博物地係盛叙功教授著《中國人生地理》，由中華書局出版，爲當時以人文地理原理研究中國人地關係，實也是人類活動和環境及其文化成果關係的著作，亦可納入廣東文化成就之列。1938年，中大遷雲南澄江，抗戰烽火幾燃遍全國。1939年，中大地理系孫宕越、徐俊鳴合著我國第一部《軍事地理學》專著，旁征博引大量中外戰史，闡述地理條件和軍事活動關係，爲抗戰重要參考，這是廣東抗戰文化一個重要貢獻。樑啓超説過，一支筆等於十萬杆毛瑟槍。這樣的軍事地理著作，它也可以起槍杆子作用，是抗日救亡運動的文化尖兵。1941年，吴尚時作《廣東省之地形》，第一次劃分廣東地形區，對廣東經濟、社會、文化建設提供最基礎參考。1942年吴尚時主持，中大地理係師生參加編繪《廣東省政治經濟地圖》（1：100萬）6幅，《廣東省分身地圖册》（1：20萬，108幅），這都是基本文化建設工程。中國歷代修志，無不有地圖。這些圖件，爲以地圖形式展現廣東測量、繪圖印刷水平，就像1973年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地形圖》和《駐軍圖》所反映西漢高度發達地圖學水平一樣，上述這些首次用現代地圖學原理，技術編繪的地圖，是廣東現代文化發展一個標誌性成果。1943年，在抗戰艱苦條件下，徐俊鳴著《國防地理導論》出版，爲支持抗戰，鞏固粤北抗日根據地提供軍事理論支持。
第二次人才雲集廣東，爲建國後廣東高等教育、社會經濟發展奠定了堅定的智力基礎。
第三次人才雲集廣東爲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廣東經濟迅速發展，崛起全國經濟大省、經濟强省，尤其是深圳、珠海、汕頭經濟特區的建立，1988年海南單獨設省和作爲全國最大特區的建立，以及珠江三角洲經濟區的崛起，2003年泛珠三角即（9+2）經濟聯合體概念的提出和卓有成效的實施，爲各類人才提供了廣闊的用武之地，吸引成千上萬移民南下，“東西南北中，發財到廣東”成爲時代用語，形成規模空前的人才流動熱潮。上世紀90年代估算，佛山從外地引進各類人才3萬多人，南海2300人，順德近2000人，廣州平均每30個人中就有1個是80年代才定居的新移民。深圳、珠海這個比例更高，尤其是深圳，實際是一座千萬人口移民城市，也是廣東人才最大一個中心，以高新科技人才著稱。還有“十萬人才過海峽”的佳話，指的是大批人才到海南闖天下，開拓自己的事業。實際上，很難統計這支外來人才大軍究竟有多少。1994年國家統計局估計廣東外來工超過1000萬人，近年則高達3000萬人，其中有一部分是各類文化精英和技術人才。他們分佈廣東全省城鄉各個角落，從事能够發揮他們智慧和力量的各項事項。回顧當年美國開發西部，前蘇聯開發遠東，以及我國東部沿海開放和西部大開發所出現的人才大發展和流動，都説明只有區域發展才是人才行爲的最大動力。廣東改革開放30多年出現吸引天下精英薈萃的局面，恰是廣東區域發展領先全國的産物。
二、文化大師陳寅恪在中山大學
陳寅恪（1890—1969年），祖籍江西修水，1890年5月17日生於湖南長沙。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一生最後20年在中大度過，是南下廣東人才中翹楚，無一人出其右者。
陳寅恪是清末著名進步政治家陳寶箴之孫，愛國詩人陳三立之次子。幼隨父遷往南京，在家塾廣泛閲讀典籍，爲日後的研究工作打下了深厚基礎。1904年10月赴日本，就讀於東京巢鴨弘文學院高中，次年秋回國，後入上海吴淞復旦公學。1910年赴歐洲，先後在德國柏林大學和瑞士蘇黎世大學學習語言文學，次年回國。1913年入巴黎高等政治學校社會經濟部，肄業一年，因歐戰爆發，1914年底返國。曾一度任蔡鍔秘書，參加討袁之役。1918年冬獲得江西省官費的資助，再度出國遊學。這時他已開始集中精力研究古文字學和佛經，先在美國哈佛大學隨藍曼學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轉往柏林大學梵文研究所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多年的艱苦學習，使他具備了運用藏、滿、蒙、巴利、波斯、突厥、日、英、法、德、拉丁、希臘等十幾種語言的能力。1925年3月歸國，應清華學校之聘，與王國維、樑啓超、趙元任同爲國學研究院導師。該院一共辦了四年，培養了一批後來頗有成就的學者，是當時文史學的最高學府，至今仍被人稱道。1928年清華改制後，他應聘爲中文、歷史二係教授，並在北京大學兼課。在此期間主要講授佛經翻譯文學、兩晋南北朝隋唐史料和蒙古史料研究等課程。1930年以後，還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及第一組（歷史）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檔案編委會委員等職。“七七”事變後離京轉津南行，經香港至雲南蒙自，任教西南聯大，主要講兩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專題和元白詩研究等。1939年，英國牛津大學聘請他爲中國史教授。次年9月，他離昆明赴香港，準備轉英國，由於戰争的關係，扺港後未能成行。旋任香港大學客座教授，後接任中國文學係主任。1941年底香港淪陷，他閉門治學，拒絶日軍籠絡。次年7月到桂林，從事著述，並任教廣西大學。1943年12月到成都，執教燕京大學。他患視網膜脱落症，治療無效。恰值牛津大學重申聘約，他想順便去英國治眼病，遂於1945年秋扺倫敦。然而英國名醫也無能爲力，斷言失明己成定局。他便辭去牛津聘約，於1946年6月取道大西洋經美國回國。在上海養息數月，10月重返清華園，繼續講學及著述。1948年冬，北平面臨解放，他應胡適邀請，隨之赴上海，復至廣州，嶺南大學校長聘他擔任講席。1949年10月，解放大軍南下，國民黨政府派人勸誘他逃離，他經過慎重考慮，終於受愛國心驅使，毅然留下。1952年，他由嶺南大學轉爲中山大學教授，爲歷史係、中文系講授兩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樂府等三門課程。
1953年他接到了中國科學院的邀請，讓他北上任職，他在答復時，提出了一個原則、兩個條件，表示接受便北上任職。原則便是：“我認爲研究學術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争的，且須以生死力争。……我决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爲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兩個條件爲：一“不宗奉馬列主義，不學習政治”，以免“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二是要求“二公”的承諾與保证。“二公”係毛（澤東）公與劉（少奇）公。這些要求並没有答復，他也没有北上。1960年擔任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
鑒於他的身體狀况，組織上專門安排了兩名助手幫他著述和整理舊稿。1950年後，他發表了數十篇論文，對佛、道二教在社會政治上的影響以及對唐初的統治集團，都有精闢的論述。此外，還完成了《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别傳》，後者達七十餘萬言，耗時十餘年，是他一生中規模最大的一部著作。當時他已失明，而《柳如是别傳》引書達數十百種。他雖在早年博覽群書，但此次引用的資料仍有不少是他以前不曾寓目的，只能靠助手念給他聽，他經過搆思組織，一字一句口述，再由助手記録，其困難可以想見。加之他晚年經常生病，右腿又在1962年跌斷，有時精神上還受到干擾，若非有極爲深厚的功底、驚人的記憶和百折不撓的精神，决不可能完成這樣一部巨著。
十年浩劫期間，陳寅恪被戴上“資産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他的著作也成了批判的對象。經此衝擊，他的身體更見虚弱。臨終前，他囑咐把他在廣州的藏書全數贈送給中山大學圖書館。1969年10月7日，這位一代宗師與世長辭，享年79歲。
陳寅恪繼承了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又吸收歐洲近代學術的精華，融會貫通，不斷開拓出新的領域。他一生致力於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的鑽研，把這一學科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他是我國以敦煌資料補史证史的創始人之一，又能將佛教經典文書和世俗文書準確地用於各方面的研究，爲後學樹立了楷模。他對佛教史有許多精闢的論述，爲中外學者所稱道，並在蒙古研究上澄清了一些使學術界困惑不解的問題。他摒棄了把突厥史當作隋唐史附屬品的陳舊觀念，證明突厥在當時實爲東亞之霸主。他還是我國藏學的一位開拓者。他與其兄繪畫藝術家衡恪均工詩，但與其父散原老人的風格不同。其夫人唐筼係愛國人士、台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亦工詩。他是我國現代出國系統講學之第一人，又是我國通曉海内外十幾種文字的唯一學者。他的學術成就在新中國成立前即深受樑啓超、胡適、傅斯年、徐旭生、吴宓、劉文典等的推重。近年來，以季羡林教授爲代表的一些年長學者，都認爲他是我國現代文化史上一座矗立的豐碑。
陳寅恪一生著作頗多，主要有《陳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講演録》、《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证稿》、《論再生緣》、《柳如是别傳》、《金明館叢稿初編》、《寒柳堂集》、《陳寅恪學術文化隨筆》、《陳寅恪文集》、《陳寅恪集》等。
陳寅恪在數十年的動盪生涯中仍堅持學術研究，成果纍累。在這時期他仍完成了他的晚年力作《柳如是别傳》等巨著，並與中山大學岑仲勉教授倡導“南學”，以他們的國學著作和影響，在全國國學和史學界取得公認的領先地位。
近年陳寅恪學術研究成爲風氣，各種著作不絶如縷，以陸健東《陳寅恪的最後20年》（三聯書店，1996年）擁有最多讀者，自1996年初版，已多次重印，爲瞭解陳寅恪生平、業績和影響最受歡迎著作。
三、海歸人才引進和對廣東文化的貢獻
廣東改革開放對人才的需求，不僅吸引國内人才紛紛南下，在廣東尋找他們的理想歸宿，而且這種吸引力也延伸到海外，使大批海外留學生回歸廣東，實現他們的各種夢想。這些人才，被稱爲“海歸”，1999年鳳凰衛視主持人王輝燿在一個訪談節目中使用的人才概念，後專指海外歸來留學人員，並在全國使用，成爲一個特指人才群體。實際上，自清末選派第一批120多名幼童赴美留學以來，所有留學回國人員都可歸入這佧人才範疇。中國第一個留學生容閎於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赴美留學，後考入耶魯大學，取得博士學位歸國，積極推動洋務運動和中國學生留美運動，取得很大成就，被視爲“海歸”第一人。此後，民國初年，大批留學生赴日本、歐美，建國初留蘇，他們都是不同歷史時期的海歸。改革開放30多年，到2012年我國留學生已達26447萬人，學成回國的約10913萬人，超過518%的留學人員仍栖居海外。海歸多留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掌握先進科學技術、經濟、管理理念，和其他領域的理論和技能，他們是建設社會主義强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對於留學運動策源地的廣東，海歸對廣東社會經濟發展的貢獻，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功不可滅。
1.海歸人才群體在廣東分佈
廣東同北京、上海、浙江等地一樣，是全國接納海歸人才最多的省區之一，但其人數，人言人殊。據不完全統計，自1988年創立留學人員交流會（簡稱留交會）以來，至2013年，廣東共引進留學回歸人員27萬多人（一説近3萬多名），15萬個項目參會，共有5000多個留交會項目在全國各地落户，但多少項目落户廣東或廣州，不得而知。2008年統計，引進廣東留學人才中，終身教授或資深研究員有110餘人；具有副高以上職稱和企業技術主管有8000多人，約占總數307%，具有博士學位人員9000多人，約占346%；35歲以上上留學回國人員22萬人，約占846%。2013年第16次留交會在廣州舉行，高端人才雲集。有1000多位國内外高端專家，200-300多名全球重量級投資人也莅臨留交會，反映人才的高端資源聚集性，也説明廣州是我國“千人計劃”的一個聚集點。據《羊城晚報》2018年3月9日A6版發表記者周聰《創新到廣東，人才很受用》一文資料，近年廣東累計引進高層次海外人士58萬人，其中諾貝爾奬獲得者、發達國家院士、終身教授143人，入選中央“外專千人計劃”19人，評審引進6批162個創新科研團隊和122名省管領軍人才；累計留學回國人員1274萬人，總量居於全國前列，同時感到共建博士後科研流動站147家，占全國流動站總數的488%，居於全國第五位，博士後科研工作站363家，總數全國第二；省博士後創新實踐基地323家。這進一步反映廣東已成爲當地中國人才最大一個集中之區。
廣東，首先是廣州能成爲留交會人才優選對象，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廣州有十分開放、包容、開明的文化氛圍，不管何人在廣州，都會獲得平等對待，一樣的尊重和公平機會；次之，廣州無論歷史上還是當今都有比較成熟的市場環境，適合創新創業，特别是發展高新技術産業；再次，廣州已建立起比較雄厚的經濟基礎，在廣州容易找到合適的投資者，爲先進技術或産品提供强大資本；最後，廣州已建立如創新谷、生物島等一類人才或産業發展平台，爲各方面創新人才的創新活動提供良好服務，保障他們順利開展工作。
深圳作爲新興特區城市，無論歷史壓力，深圳政府采取多種優惠政策，大力吸引海歸前來創業，故成爲不亞於廣州的海歸人才中心城市。據報導，自2000年至2016年11月，16年來，深圳每年引進留學人員均超過千人，2015年達7038人，2016年爲1萬人，至2016年底，深圳累計引進人才超過8萬人，位居全國第三，僅次於北京、上海。深圳引進人才，不少是高端技術人員，其中有1364人，入選深圳“孔雀計劃”，172人入選國家“千人計劃”；引進“孔雀計劃”、“珠江計劃”創新團隊82個，建立30個留學人員創業（産業）園，留學人員企業總數達3900多家（到2017年初達4000家），年産值千萬元以上企業202家，超億元産業值達62家。
佛山是珠三角經濟重鎮，近年每年約有2000多名留學生從海外回來，留在佛山工作。但至近10年累計才5000人，相比深圳相形見拙。至於經濟强市東莞、中山、順德、珠海等，海歸人才更不在少數。珠三角已成爲廣東海歸人才最大中心，正引領廣東社會經濟闊步前進。
廣東發展需要各方面人才，海歸人才群體結構，基本上能與這種需要相對應，達到人盡其才，發揮他們的作用。兹以佛山海歸人才專業分佈爲例，大扺反映廣東這個群體專業結構。佛山這個海歸群體所學專業，經濟學類占45%，管理學類占259%，工學類占113%，法學類占9%，教育學占48%，其他占4%。各個專業都有所涉及，但重點在經濟和管理類，反映經濟建設爲廣東發展中心，也符合我國改革開放的宗旨。
除了引進海外人才，改革開放以來廣東還努力培養國際化人才，並使之逐漸成爲培養國際人才的主流。2013年以來，廣東省教育廳先後會同省農業廳、林業廳、質量技術監督局、海洋漁業局等出台一系列國際化專業人才培養意見，同時推動政府、高校、企業、行業協會建立國際化專業人才培養聯盟。如省教育廳與省質量技術監督局在2013年制定《關於加强高校標準化人才培養工作的意見》，其同致力於培養擁有國際競争、國際規則，贏得國際活動話語權的人才。欲達此目的，有關高校建立起相應的國際化課程體系和教學模式。例如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就堅定不移地實施國際化人才培養戰略，以培養“全球化高素質公民”爲目標，通過大力構建國際化課程體系和教學内容，創建國際人才培養基地，改革人才培養方案、創新人才培養模式，創建國際交流和合作途徑，擴大國際項目覆蓋領域，提高國際交流和合作層次與水平、提昇引國際影響力。這些方面事例在廣東已不屬少數。到2013年，廣東與美、加、英、德、日、韓、澳等國家和港澳台地區教育行政部門簽署10多項省級高級合作協議；全省高校與世界各國和地區簽署的交流合作協議超過900份。高校對外合作辦學新格局逐步形成，時下有北京師大、香港浸會大學在珠海辦聯合國際學院。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落户深圳，廣東以色列理工學院落户汕頭、中山大學與法國民用核能工程師教學聯盟於2010年9月在珠海合辦中法核工程與技術學院；與美國卡内基梅隆大學於2012年11月經教育部同意設立中山大學一卡内基梅隆大學聯合工程學院；德國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Iwak研究所的合作項目落户揭陽等。此外，還有一大批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和經常性的國際學術活動在廣東各高校開展，都收到培養人才，提高學術水平的效果。
擴大留學生隊伍也是培養人才一個有效途徑。廣東一方面大力推動青少年雙向交流，另一方面采取優惠政策，鼓勵、吸引外國留學生來廣東學習。據悉，2013年，廣東省政府設立來粤留學生奬學金，每年奬學金總額爲800萬元，僅當年就有596名來粤留學生每人獲得1—3萬元不等奬學金。2016年計劃安排1188萬元，資助905名來粤留學生。現在，廣東已有58所高校有招生留學生資質。其中華南理工大學、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列爲全國省批來華留學示範基地。廣東全省高校2015年共有留學生236萬人，比2012年增長124%。現在，廣東人出國留學已蔚爲社會風氣，這説明教育國際化潮流正席捲廣東各個地方，各個角落，不管怎樣，對培養新一代人才總歸是有好處的。
2.海歸人才的優勢
海歸人才較之國内人才，除了專業技術的優勢以外，還熟悉海外市場環境，具較寬廣國際化視野，較强的外語能力和創新意識，較高的職業素養和跨文化適應能力。這些要素整合起來，使他們形成創新能力和市場競争力，在相關領域處於優勢地位，爲廣東社會經濟發展作出較大貢獻。其優勢在於，一是海歸人才掌握國際尖端資源和信息，他們歸來，有利於將海外先進科技理論和技術中國化，轉化爲廣東自主創新的重要推動力。例如留美生物醫學博士袁寶宇回國後於2008年9月創辦廣州邁普再生醫學科技有限公司，成功地在動物體内製造出皮膚、血管、骨等組織，並正在研究更加復雜的器官，如賢、心臟等。這一革命性的技術引起美國CNN，美國廣播公司等上百家主流媒體的關注。美國著名的《商業20》雜誌將其評爲“21世紀改變世界的六大技術之一”。袁寶宇博士也成爲海歸人才的一位佼佼者。二是海歸人才，瞭解科技，産業發展的方向，有助於廣東産業結構調整和轉型昇級，從更寬廣視野來考慮市場需要和創業定位，制定有關規劃和布局。廣東改革開放以來産業歷史顯示，從最初的互聯網和IT領域到以後信息技術、生命科學、新醫藥、新材料、新能源、環保，以及資源、産業管理、教育培訓、傳媒、工藝、金融等領域，海歸人才創辦的企業、事業始終引領它們發展方向，不斷推出新産品，涌現一大批涌立潮頭企業群，如新浪、網易、百度、盛大、空中網等，飲譽於一時。三是海歸人才帶回先進管理理念和管理制度、結合廣東歷史和現狀，利於形成新的創新模式，産生更大的效益。有些海歸人員在世界著名大學、研究所工作過、或參與世界500强企業工作，有些人進入企業高端、核心層次。他們在多個方面積累了先進的經營管理觀念和經驗，將這些精神産品帶回國内，將有助於各種體制的企業事業單位建立現代化管理制度，促進内向型企業、事業單位向外向型轉化、轉型和昇級，取得它們期望的效益。
四是海歸人才是國際科技文化交流的橋樑和紐帶，借此可從中國走向世界，並與之接軌。海歸人才在海外學習、工作建立起多種社會聯繫網絡，又具語言、人際交流優勢，不僅可爲中西之間架起交流橋樑，開放各種往來通道，而且他們自身的知識和技能，一旦與外界同行交流和結合，就有可能産生新物質和精神産品，在國内、在廣東實現技術經濟革新和新價值觀念，從而卓有成效地爲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服務。
爲了充分利用海歸人才這些優勢，並轉化爲新生産力，1999年8月開始，我國正式成立留學人員廣州創業園，作爲面向留學人員設置的專門機構，能爲留學回國人員提供良好軟、硬件服務。截至2008年，這個創業園已引進留學人員628人，其中博士382人，孵化企業504家，畢業企業167家，産業化165家，一批企業如朗聖藥業、銘康生物、康盛生物等已購地建廠，實現規模化生産，取得建立廣州創業園的初步效益。
3.海歸人才對廣東文化貢獻
海歸人才憑藉熱愛祖國，爲建設社會主義强國、實現中國夢的熱情和理想，回到廣東，分佈在高校、科研院所、企事業單位，從事自己所學專業，爲廣東現代化建設各項事業作出積極貢獻。從文化層面而言，這包括了教育文化、科技文化、制度文化、管理文化、技術文化等。他們在不同領域，大顯身手，都有不俗表現，是當代廣東文化一朵朵奇葩，開放在廣東改革開放的田野上。
高等學校是海歸人才最集中的一個部門，很多國外著名大學的海歸人才多選擇高校作爲他們從事教學、科研的基地；如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大學、暨南大學、華南師範大學等高校，即爲他們從事教學、科研主要單位之列，多成爲業務骨幹。如中大城市與區域規劃係，現職教授和副教授24人中，屬海歸的有8人，有海外進修經歷的8人，兩者約占67%。這些教師，吸收海外城市地理、人文地理、區域發展和規劃最新理論與方法，除了培養一大批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城市與區域規劃人才以外，還對廣東城市化發展戰略和决策，珠三角城市群空間關係、城鄉建設用地，廣州、深圳等城市空間結構格局等都做了不少研究。他們卓有成效的業績，得到地方政府和有關部門的充分肯定。在企業、事業單位，海歸的貢獻更是可圈可點。據《信息時報》報導，2009年，在廣州創業和工作的留學人員約2萬餘人，分佈在教育、科技、醫療衛生、經濟和行政管理等多個領域，有許多人成爲學科帶頭人，不少科技成果填補了學科的空白，部分海歸成爲公務員隊伍中的中堅力量。歸國留學人員創辦的企業超過800家，涉及衆多領域、威創日新電子、復能基因、朗聖藥業、康盛生物科技、富通光科技術、荷力泰蜂窩技術、銀訊光電科技、安凱軟件等一批知名企業即爲出色的代表。
2008年12月，我國實施引進海外人才的“千人計劃”是目前我國級别和層次最高的人才工程。至2013年，已有9批3000多位專家入選，開始在國内相關科學領域發揮重要作用。高校是“千人計劃”主要引進地。其中前8批落地全國高校的有502人，以北京、上海、浙江、江蘇人數最多，廣東爲25人，占5%，居全國高校的第8位。“千人計劃”海歸人才，中山大學人類病毒學研究所特聘教授張輝帶領團隊長期從事HIV的分子生物學研究和抗病毒藥物的開發，爲攻克醫學難關，戰勝艾滋病，使人類擺脱艾滋病的困擾做出重要貢獻。另一位千人計劃人才華南理工大學供應鏈和服務創新研究所所長趙先德帶領的團隊長期致力於管理研究，是中國企業質量管理、運營戰略和供應鏈領域的實证研究的先驅與領軍人物之一，成就突出。還有一位“千人計劃”海歸人員、廣州市霍英東研究院吴景深教授，幾十年來在工程材料疲勞及其斷裂機理方面做了大量系統而深入的研究，提出一種全新的脆性塑料增韌理論，在國際上享有較高的學術地位。吴教授十分注重産學研相結合問題，長期擔任NXP和AMD等多家大型半導體企業的高級顧問，解决了大量半導體/集成電路的材料學和力學問題，在同行中聲譽甚隆。此外，在哲學和社會科學方面，也不乏這種“千人計劃”人才，他們同樣爲繁榮廣東人文社會科學做出積極貢獻，譜寫改革開放以來廣東人才輝煌歷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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