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創新是文化發展一個强大動力，自近代以來，廣東文化在這種動力作用下，不斷推陳出新，取得許多新成果。在現代歷史條件下，廣東文化所涉及面更廣，在文學藝術、科學技術和經濟模式文化産業，尤其思想觀念方面都有所突破傳統，開創新文化形式和内涵，使現代廣東文化，能站立在全國文化潮流而毫不愧色。
一、嶺南畫派崛起和中國近現代美術從廣東開篇
嶺南繪畫歷史源遠流長，從新石器時代各地出土幾何印紋陶、珠江口以珠海高欄島爲代表岩壁畫，廣州南越王墓羽人船圖像，唐代畫家張詢《三時山》，僧徽畫龍以及宋代白玉蟾畫梅、竹，何裕夫畫魚等，都代有其作。但從唐到元，這些畫家的作品都没有保存下來。及至明清，廣東才出現畫家輩出、畫作萬紫千紅繁榮景象。舉凡山水畫、人物畫、花鳥畫、鞍馬畫、道釋畫等無一不備，或摹古，或創新，以及諸股技法都盡顯其風彩，作品具有濃烈鄉土氣息。故屈大均《廣東新語·藝語》設《諸家畫品》專條，總結到明末清初廣東畫壇：“李子長畫猫，陳全人白描佛相人物，袁道生山水，……尹伯陽花鳥，能曲盡其情狀，稍惜筆重耳。凡寫生必須博物，久之自可通神。又曰：“粤東（即廣東）以翎毛名者頗衆，若吕紀、林良、張穆之皆神氣生動，不堪着意，設色如生，故可貴。”在屈大均以後，廣東畫家接踵而起，嘉慶間廣東畫家黄培芳説：“吾粤近來工此事者頗多，即順德一邑，斐然成章者指不勝屈。”其中成就較大、影響深遠的有擅長山水畫的順德黎簡，以意筆人物畫的順德蘇六朋，以古檏高逸、工人物畫和山水畫、自成一家的順德蘇長青，以及蜚聲國内畫壇的南海謝蘭生、順德張錦芳、黄丹書、張如芝，番禺汪後來、潮陽黄璧（一説爲澄陽人），番禺陳世堂、新會甘天寵、南海文鬥、文恐庸父子、鶴山易景陶、番禺張維屏、居巢、居廉、香山黄培芳等，皆卓然成家。他們的成就，爲近代“嶺南畫派”的産生奠定了堅實的歷史基礎。
“嶺南畫派”指20世紀初崛起於廣東一個美術流派，以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爲創始人，提出“折衷中西，融會古今”的創作原則，以建立現代化、民族化、大衆化的國畫體系。
我國傳統國畫發展到清後期，己走入陳陳相因、鈔襲模仿成風道路。“嶺南畫派”創始人，都有過追隨孫中山參加革命活動和在日本留學經歷，深受民主革命思想浸染和日本明治維新後美術革新的影響，鋭意革新中國畫，在理論上創造性地提出融中國傳統水墨畫没骨法、撞水撞粉法、寫生法和日本繪畫善於渲染、富於質感、色彩亮麗的特點，以及西方的透視學、光影法、比例學、解剖學知識等於一體的主張；在構圖上引入具有嚴密體系的西畫構圖法則，以自然爲依歸；並結合我國民族審美心理特點，提出“不拘一格”的構圖法則，豐富充實了中國畫“置陳布勢”方法，打破“三段分疆”、“賓主相讓”等傳統定式；在畫技上采用筆墨與色彩並重，兼工帶寫，既繼承宋代畫院的寫生設色、隨類賦彩的傳統，又博採西洋畫家的重光重色重環境氣氛的渲染之長。這樣，古今中外繪畫藝術理論和技法精髓，都盡可能吸納、傚法，在此基礎上作了提昇和創新，形成自己獨特理論建構、畫風和重要貢獻，蜚聲中國畫壇。
高劍父（1879—1951年），廣東番禺人，名侖，字爵庭，號劍父，後以號行於世。早年師從居廉學畫，後在澳門、日本東京學素描和研究東西方繪畫和製版印刷技術。回國後，專心鑽研繪畫技術，1915年與高奇峰、陳樹人合作出版《新畫選》，開中西合璧、形神兼備嶺南畫派，其三人被譽爲“嶺南三杰”。其先後創辦春睡畫院、南中美術專科學校、廣州市立美術專科學校，並擔任中山大學、南京中央大學教授，培養一大批美術人才，如方人定、趙崇正、黎雄才、關山月、何磊等。其對人物、山水、花鳥畫有很深造詣，筆墨蒼勁奔放，沉雄偉奇，且詩、書具佳，在國内外享有盛譽。他還是最早將西方科技文明飛機、坦克、汽車、公路等繪入中國面的畫家之一，突破傳統美術題材。主要文稿有《繪畫發微》、《蛙聲集》、《印度藝術》、《談藝雜録》、《春睡藝談》、《我的現代繪畫觀》等，皆爲經典之作。
代表畫作有《崑崙雨後》、《雷峰夕照》、《山村曉雨》、《烟雨江山》等，其中《江關蕭瑟》、《絶代名姝》1931年在比利時萬國博覽會上獲最優等奬，《鬆風水月圖》爲德國政府收藏。今在廣州盤福路建有高劍父紀念館，爲畫界人士常履之地。
高奇峰（1889—1933年），廣東番禺人，名嵛，字奇峰，後以字行於出，是高劍父之弟。具家學淵源，幼時在高劍父指導下研習繪畫。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和1913年兩次赴日本學習日本京都派大師竹内栖風、橋本關雪的作品，以及製版印刷技術。回國後專心鑽研畫藝，成就斐然，爲“嶺南三杰”之一。1918年任廣東甲種工業學校美術及製版係主任，1925年任嶺南大學名譽教授，並在廣州開設美術館，培養一批美術巨子，如黄少强、趙少昂、葉少秉、容漱石、何漆園、周一峰等，被稱爲“天風（樓）六子”。其高度重視師法自然，堅持寫生；强調東西畫法的結合，以融會和發展中國畫傳統。主張藝術爲人生服務，提倡用美術唤醒國民，冲破舊意識束縛。在表現手法上，他以翎毛畫走獸、花卉、山水，尤喜畫鷹、獅子、老虎，顯示自己昂首激烈革命情懷，而所畫花鳥小品則清麗脱俗，另具一格；其長於用色和水墨渲染，使其作品倘佯於雄健與俊美之間，到晚年，則爲粗獷豪邁的寫意之作。高奇峰工詩，每以畫相配而得彰。代表畫作有《雄獅》、《龍嘯》、《孤猿啼雪》、《秋江白馬》等，後出版有《奇峰畫集》（7集）、《高奇峰先生遺畫集》傳世。
陳樹人（1884—1948年），廣東番禺人，名韶，字樹人。16歲從居廉學畫，後留學日本，畢業於日本京都美術學校，回國後與高劍父、潘達微創辦《時事畫報》，積極宣傳民主革命思想。民國初肇，一邊在政府任職，一邊堅持鑽研藝術，曾撰文《新畫法》，介紹西洋美術史和繪畫技法。作爲嶺南畫派一位創始人，共工詩善畫，尤長於花鳥、山水畫，熔畫、詩、書於一爐。對嶺南山水情有獨鐘，作畫多達千幅以上。其藝術風格獨特，既融會中西，更注重創新。在構圖上，山水畫脱離傳統三叠式，着重從大自然吸取養份，搆成不同畫面，布局有勢；花鳥畫則采用均衡、對稱、照應等手法，使虚實相生、互爲補充：在色彩上，注重色、形、勢相互關係，主張色彩調和悦目，尤善用緑色作爲調色；對綫條筆墨也很講究，能以簡潔清新綫條表達對象的形體，質感、綫條縱横穿插畫中，收到强烈節奏感和韵律感效果．所作《嶺南春色》、《木棉圖》1931年獲比利時萬國博覽會最優等奬。還有不少作品爲印度、法國、蘇聯等國博物館收藏。陳樹人畫作甚多，先後出版《陳樹人畫集》、《桂林山水寫生集》、《陳樹人近作》、《陳樹人中國畫選集》等。另外，陳樹人還是一位詩人，有《春光堂詩集》、《寒緑吟草》、《尊愛集》、《自然美謳歌》、《戰塵集》，以及《村鐵匠》、《燕去》等譯詩。繪畫與作詩的成就相得益彰，使陳樹人在近代中國藝壇上享有很高聲譽。今廣州東山署前路有陳樹人紀念館，具有很大吸引和感召力。嶺南畫派創立以後，代有其人，卓然成家者有肇慶黎雄才（1910—2001年）、陽江關山月（1912—2000年）等，皆有其名作傳世，如黎雄才《瀟湘夜雨圖》、《珠江帆影》、《森林》、《武漢防汛圖卷》；關山月《灕江百裏圖》、《塞外駝鈴》、《緑色長城》，與傅抱石合作《江山此多嬌》等。
嶺南畫派的崛起，是近現代廣東畫壇一件盛事，也是廣東文化創新一個代表，但也不完全囿於此，2017年7月8日在北京中國美術館舉辦“其命惟新——廣東美術百年大展”，展出廣東百年經典美術作品，鮮明地反映廣東美術“開展風氣之先，領時代之新，走變革之路”的歷史進程和作品的“大集結”，從另一個側面彰顯廣東文化創新風格。
廣東首得海外風氣之先，西洋畫自西風東漸以來即登陸廣東，爲廣東畫家臨摹、仿傚、涌現一批專此營生西洋畫家。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文化更大規模傳入中國，廣東作爲首途之區、文化革新，包括對傳統藝術的衝擊和新藝術出現，也以廣東爲第一站。有研究顯示，新中國畫的革新，即從廣東開如。特别在上世紀上半葉，在抗日救亡運動激盪下，廣東畫壇經歷了巨大變動，並形成傳統美術、西方美術和新興美術三大流派或三大板塊并存的基本格局。
傳統美術即國畫，繼承清代繪畫傳統，因循舊的思想和風格，牢牢地佔領畫館，但决非一成不變，在傳統與變革之間表現它的復雜性，嶺南畫派即爲突破傳統，融合中西的産物，這已見前述。
西方美術以油畫、版畫爲代表，以嶄新姿態立足中國畫壇。1887年，鶴山人李鐵夫留英國、學習油畫，有“中國油畫第一人”之稱，名作有《錦綉山河篇》、《九龍風景》、《静静的小河》、《馬丁將軍》等。另一位油畫先驅新會人馮鋼百（1884—1984年），早年留學美國，專攻美術，以肖像、静物、風景爲主，第一位臨摹油畫《意大利河》被美國紐約博物館收藏，《洗衣女》、《工匠》等入選墨西哥全國美展。李鐵夫1907年在英國參加孫中山創立的同盟會，後來還出資幫助孫中山革命活動，他曾説：“美術爲革命運動之武裝，革命的藝術之推進機，二者不能須叟離。”所以，這些油畫家都不少是革命家，緊跟時代潮流。
在版畫方面，這一時代，涌現了新興木刻運動標杆式人物台山黄新坡（1916—1980年），古元、李樺等，代表作有《賣血後》、《夜飲》、《魯迅先生遺容》等。珠海人古元（1910—1986年），既擅版畫，也擅水粉、水彩等，版畫代表作有《運草》、《减租會》、《練兵》、《人民子弟兵》等，皆表達深切愛國主義情懷，反映現實生活，深受讀者歡迎。李樺（1907—1994年），番禺人，曾留學日本，1934年在廣州組織現代版畫會，從事新興木刻運動，建國後創作許多反映祖國建設，富有時代氣息作品，代表作有《怒吼的中國》、組畫《怒潮》、《飢餓綫上》、《首都的早晨》等。
在雕塑藝術上，廣東最早出現李金髮、鄭可等先行者。李金髮（1900—1976年），梅縣人，留學法國攻美術，不但是一位詩人，開創中國象徵派詩歌，而且爲雕刻教授，創作著名外交家伍廷芳，廣東軍政大員陳濟棠等銅像，1976年12月25日病逝紐約，《紐約時報》介紹他爲“雕刻家、外家官、詩人”生平。鄭可（1906—1978年），新會人，留學法國，學習雕塑和工藝美術，回國後任勷勤大學教授，講授雕塑課程，尤以創作浮雕頭像和陶瓷雕像出名，培養大批雕塑專業學生，獨領藝壇風騷於一時。
據這次廣東美術百年大展組織者之一廣東省文聯主席許欽鬆介紹，1916年民國元老何香凝與孫中山、宋慶齡在日本會面時，提出一系列藝術觀點。許氏認爲，“從此時算起，迄今已經有五百時間，它比新文化運動略早，這是歷史上公認的節點。”（羊城晚報，2017年7月16日A4），這還有許多廣東人開拓性業績。1917年，教育部擬建中國第一所美術學校，34歲中山人鄭錦受命籌措，翌年該校成立，鄭錦被任命爲第一任校長。該校即爲中央美術學院前身。
1925年，林鳳眠回國，出任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校長兼教授。1928年，林鳳眼受蔡元培之邀，赴杭州籌辦國立藝術院（今中國美術學院），並任院長。林鳳眠大膽革新藝術教育，廣納人才，聘用木匠出身的齊白石上講台，聘法國教授克羅多講西畫，開中西融合美術教育的先河，這在當時中國，無疑是曠古未聞的。
這次廣東美術百年大展，特别評選出廣東美術百年史上21位大家，形成一個時代系列，反映廣東美術百年成就，以及他們在全國地位。他們是李鐵夫、何香凝、高劍父、陳樹人、高奇峰、林鳳眠、關良、方人定、司徒喬、趙少昂、李樺、王肇民、胡一川、黎雄才、關山月、廖冰兄、賴少其、黄新波、羅工柳、古元、楊之光。他們各以自己創新美術成就，彪炳中國美術史册。其中不少作品已成爲中國近現代美術經典，如高劍父《東戰場的烈焰》、李樺《怒吼吧，中國》、司徒喬《放下你的鞭子》、關山月《長城内外盡朝暉》、《俏也不争春》、《緑色長城》、《江山如此多嬌》（與傅抱石合作）、黎雄才《護林》、楊之光《雪夜送飯》、《一輩子第一回》、林墉《延安精神永放光芒》、湯小銘《永不休戰》、潘鶴《艱苦歲月》，以及反映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由廣東145位油畫家集體創作的《地慟·重生》暨《5·12表情》巨幅油畫等。
廣東百年美術長盛不衰，在於不斷推陳出新。對於這次廣東美術百年大展，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劉大爲評論曰：“20世紀以來，廣東不僅僅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也是藝術革命的策源地，成爲傳統藝術走向現代的中心。近代美術界面臨‘中國畫的現代化’與‘西洋畫的民族化’兩大問題，與當時另外兩大美術重鎮北京、上海相比、廣東的革命性最爲突出。”“廣東美術家對於變革非常敏感，他們非常善於從時代，從生活中汲取創新元素，還善於吸收外來成果，進行深度轉化，總能創作出與時代呼應的作品”，省文聯主席許欽鬆説，無論是提倡“折衷中外，融匯古今”的嶺南畫派，還是魯迅所倡導的“凡革命藝術，都應該大刀闊斧”的“新木刻運動”，“無論是新中國30年的廣東美術，還是改革開放近40年的百花争妍，廣東美術吸納百家之長，兼集八方精義。在百年曆史進程中莫不體現一個“新”家。（同上報導）這個新，即創新，其發展過程，也是引領時代風尚過程，即廣東文化領潮性所在。廣東百年美術經典作，無不體現時代特點，起到引領時領潮流作用，從高劍父《東戰場上的烈焰》、關山月《緑色長城》、黎雄才《護林》、潘鶴《艱苦歲月》，湯小銘《永不休戰》等，都展示着每個時代前進的步代的脚印，留下廣東美術發展史的一段段心路歷程。省文聯主席許欽鬆總結説“創新始終是廣東美術與生俱來的核心精神”，“過去一百年來，面對西方文化的衝擊，廣東美術家找到了一條中國美術現代轉型的路徑。他們立足中國傳統藝術，不斷吸收、融合西方藝術成果，不斷改革創新，成爲中國美術向現代轉型的“助推器”。（同上報導），由是觀之，廣東美術百年的經典之作，堪爲百年廣東文化創新發展一個典範。
二、珠江三角洲存在的科學論证
珠江作爲母親河，歷史上對其認識甚爲膚淺，直到上世紀30年代，在中外學者調查、勘測基礎上，才有了較爲清楚的瞭解和初步開發利用，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的論证和確立，爲珠江流域尤其是三角洲經濟發展提供了科學依據。直至後來珠三角經濟騰飛和珠三角經濟區以及泛珠三角經濟區的擴展，都離不開對三角洲科學研究重大成果。
20世紀初以來，中外地質、地理、水文、水利工程學界對珠江河口是否存在三角洲問題衆説紛紜，莫衷一是，但持否定説占了上風。例如1915年瑞典水利專家G·W·柯維廉（G．W．Olivecrona）一行考察今珠江三角洲地區後，認爲今廣州至澳門一帶平原原來是海灣，後被西江、北江和東江泥沙堆積成三角洲，稱爲“廣州三角洲”。1929年美國G·D休伯特（G．D．Hubbard）教授訪問嶺南大學，考察了香港和廣州之間的河口灣和三角洲，著文直稱“珠江三角洲”。然而1929—1930年，在中大地質係任教的瑞士籍教授德羅菲斯（Drofice）和哈安姆，考察了廣州附近地質，宣稱没有珠江三角洲，所見的堆積平原很薄，僅1—2米，不足以稱爲三角洲，僅爲一個第三紀准平原而已。1934年3月，後來成爲著名搆造地質學家的中大地質係陳國達也認爲珠江三角洲實非一三角洲，只是冲積平原與山嶽的組合而已。當時國内一些書齋式地理學者，只知編寫地理教科書，很少作野外考察，每每盲從附會，人雲亦云，故珠江河口無三角洲説爲不少人相信，擁有一批支持者。
中山大學地理係教授吴尚時（1904—1947年）對以上諸説不以爲然。他經過細心深入的野外考察和研究，並結合地貌學和水力學原理，否定珠江河口無三角洲結論，證實珠江三角洲爲客觀存在，毋庸置疑。提出“珠江三角洲溺谷生成學説”，即“珠江三角洲至少爲灣頭三角洲之一種”，係由西江、北江和東江三角洲複合而成，可分爲三角洲本部、附近平原及邊緣丘陵三大部分。以三水至廣州一綫爲其北界，再往東南延至石龍，這一範圍屬於三角洲本部，其東西長度與南北相仿，面積約6000平方公里。這是對珠江三角洲實體明確肯定及對珠江三角洲分佈區域和界綫最早劃分。吴氏同時指出，珠江三角洲地區實際上可分東江三角洲與西江、北江三角洲兩部分，其中東江三角洲附近平原，又分爲石龍至惠陽間一段和增江平原另一段；西江、北江三角洲附近之平原，則分爲西江附近平原、北江附近平原（含四會三水間平原、清遠平原、廣花平原）和潭江平原等。對每個平原形狀、大小、沉積物組成、河川水文，乃至土地利用、聚落等人文地理景觀也作概略介紹；又對孤立突起於三角洲内部之山嶺，指出它們本爲海上一系列島嶼，對三角洲發育起很大的促進作用。沉積的結果，使它們與三角洲陸地聯在一起，但其地理景觀又有别於三角洲平原。正是這些山嶺的存在，極大地提高了珠江三角洲的地理科學和開發利用價值。可是當時一些持相反意見的人，恰以這些山嶺作爲珠江三角洲不存在的理由之一。吴氏批評這種片面觀點，“是不啻言麻臉子不是人之見解”。此外，吴氏對這些山嶺分佈與地質搆造走向的關係，也作了科學的闡述。
吴尚時關於珠江三角洲這一整套見解，對其以前30多年來環繞珠江三角洲問題所開展的一系列争論作了初步總結。自此以後，持否定意見者漸漸少了。經過吴尚時高足曾昭璇、何大章以及中大同行們的進一步工作，關於珠江三角洲的學説終於建立和鞏固起米。當然，這也是一個不斷深化的認識過程。1935年吴氏與羅開富考察羚羊峽和羚羊旱峽，已認爲旱峽淤塞與海水有關。同年他在流溪河平原考察也指出海水曾到達附近，潮水頂托河水滯留而在溝谷堆積了細粒交錯層和泥炭層。1937年吴在廣州河南發現七星崗海蝕地形以及附近赤沙滘東面海蝕地形、古沙堤、古澙潮等冲積地形，都是他建立三角洲學説的工作成果積累和前奏。1941年吴氏爲《廣東年鑒》撰述廣東地形篇時，簡明扼要指出珠江三角洲的存在、成因和其他一些特徵，特别首次提出“廣花平原”名稱及其與三角洲平原的差异和關係，這可謂是吴氏珠江三角洲學説之嚆矢。直到1947年他與曾昭璇聯名在《嶺南學報》發表《珠江三角洲》一文，重申了“廣花平原”概念，並對該平原特徵作了進一步論述，也豐富了關於三角洲的科學内涵。這標誌着吴、曾氏珠江三角洲學説的定型和成熟。《珠江三角洲》一文是首次以“珠江三角洲”爲命題的三角洲區域地貌論文，爲開珠江三角洲研究先河之著作，並爲地理、地質、水文水利界等廣泛認可和引用，成爲研究珠江三角洲一切有關問題的基礎，也是吴、曾氏在地貌學上最重要貢獻之一。
自此以後，珠江三角洲研究也大大向前推進，取得不少重要成果，但它們並没有動摇和改變吴、曾氏關於珠江三角洲一系列基本科學論斷，倒更加證明這些論斷的正確性。例如吴、曾氏首創“廣花平原”概念，就爲後人觀察研究同樣地形樹立了典範。人們無淪走到哪裏，只要看到類似沉積地貌現象，就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聯想起“廣花平原”，並與之相比較來確定它們的地貌類型。1985年在我國南方某地舉行的一次全國性地貌學術討論會上，一些代表在江蘇金壇縣五葉鄉（在長蕩湖邊）考察那裏的人工剖面，發現有次生黄土沉積及其出土藍蜆介殻，在四周平坦的黄土質平原中存在明顯的切割破環現象，平原上階地外貌及被切割谷地中的淤積充填現象都與“廣花平原”（還有車陂河階地）所見屬同一類型。由此，一些代表産生了蘇南平原的地形結構自東北往西南方向具有從古崗身到泛濫平原到湖蕩窪地，再到晚更新世堆積階地和平原變化這樣深刻的概念和印象。今天，“廣花平原”已成爲晚更新世堆積階地平原的代名詞，其有如同地層學中“標準地層”一樣的“標準地形”意義。吴、曾氏作爲建立這一科學概念的先驅者，功不可没。
吴尚時和曾昭璇力排衆議，以充分有力的證據，證明珠江三角洲的存在，這不僅需要淵博的知識和深入細緻的調查考察，而且也要有膽識和勇氣。因爲持反對意見者，既有外國地學專家，也有國内同行，甚至把這種相反意見寫進教科書中，廣爲流傳，影響極爲深遠。他們没有躺在現成結論上討生活，而在科學調查中發現現有結論的疑點和錯誤，大膽修正，從而取得這項開創性成果。後來他們總結這段科學歷程，在《珠江三角洲》這篇著名論文中，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些人“少作野外考察，每以盲從附會”，故不明真相，人雲亦云，只要他們肯到野外考察一番，“則不致有坐井觀天之嘆”。他們還警示世人：“未作野外工作而據下斷語之房中地理學者，實貽誤後學”，又“近時若干知名之士，仍紛紛以標奇立异以自顯，危言聳聽!孟子曰‘吾豈好辯哉!不得已也’”。這段淋漓痛快的文字，至今讀之，猶有很深的啓示作用。
海岸地貌是地貌學中一個很活躍的研究領域，特别是海岸昇降問題，向爲中外地貌學家所注目。華南海岸昇降問題也一樣，衆説紛紜，難以論定。其争論焦點之一，是珠江三角洲地殻運動和海平面變化是上昇還是下降，這個問題與珠江河口有無三角洲又是緊密聯在一起的。20世紀20—30年代，許多學者都參加了這場争論，其主張珠江口或華南海岸下沉的有中山大學地質係馮景蘭、張茗會（1928年），樂森璕（1929年），美國G·D·體伯特和中國李慶遠（1935年）等。而持相反意見的出有C·H·亨利（C．H．Heanly，1928年）、安哈姆（1929年）和J·L·希爾斯瑟（J．L．Shell shea，1932年）等。但以德國學者李希霍芬（Fen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年），1912年在華考察後得出的結論影響最大。他提出中匡海岸以杭州灣口舟山群島爲界，其北屬上昇海岸，其南屬下沉海岸。在中國海岸地貌研究、發展初期，歐美地貌學在中國占了統治地位，這一結論被許多人奉爲經典。而上列那些人争來争去，寫了不少論文和報告，都由於缺乏有力證據，只能各執一詞，誰也説服不了誰，可就是没有人對李希霍芬結論提出質疑。歷史選擇了吴尚時，他在實地考察中發現奇迹，推翻外國人的論斷，指出李希霍芬的錯誤在於將復雜的問題簡單化，並得出與之相反的結論。這就是廣州河南七星崗古海岸遺址的發現，它與吴尚時的名字一起，已被載入中國地貌學的史册。
善於静觀密察的吴尚時非常注意這場學術争論，對各種不同觀點作了認真分析比較。1935年，他帶領學生到番禺縣進行野外宴習時，瞭解到市橋台地東南邊緣平原上的村落是宋代以來建立的，這意味着珠江口獅子洋西側平原是宋朝以來逐漸淤積出露的。同年他與羅開富考察羚羊峽和流溪河平原，亦收集了不少海陸變遷資料。直到1937年5月14日在廣州七星崗發現海蝕平台地形，才爲吴氏關於華南海岸上昇的科學論斷找到最有力的證據。這一發現以《十公尺海蝕台地之發現》（La d’couverte d’uue ancienne plate—forme d’abrasionmarine）爲題．以中法兩種文字發表在5月20日《中山大學日報》上，並附有海蝕洞表面示意圖。吴氏明確指出，海蝕地形由海蝕台地、懸岸和岩洞組成，“海蝕與台地相交之處，高出今日之海面約10公尺（根據廣州市1：1萬地圖），是乃當時海面之高度”，（筆者按：當時地形圖基面比現在地形圖基面低幾米，七星崗遺址高程，一説爲25—28米。）首次肯定這是古海岸遺址。同年7月，吴氏在《廣州附近地形之研究》一文中，還首次報導在石榴崗赤沙滘東面小丘麓有4個海蝕洞；在南海鬆崗附近也發現一條長400米、寬100米的海成沙堤，沙堤與山崗之間爲古潟湖。
吴氏這一連串發現，在當時都是空前的。因爲在他之前，國内外很多學者雖然對廣州地區作了許多研究，寫過不少論文和報告，但都没有提到這一現象。這包括國外地質地理學者T·W·科格斯邁爾（T·W·Kurgsmill，1868年）、G·内肯（G．Nacken，1878年），F·赫克（F·Hirk，1873年）、A·K·阿幾斯茨（A·K·Agaisiz，1891年）、R·A·利奥特（R．A．Lieut）、懷阿特（Qluiet，1862年）、S·W·威廉斯（S·W·Williams，1928年）、安哈姆（1929年）、W·克勒脱納（W·Crekner，1932年）、W·卞沙（W·Panzen，1934年）等。七星崗古海岸遺址，事後經著名地質學者陳國達、地理學者曾昭璇等證實，並爲中外地學界一致公認。例如陳國達在1948年發表題爲《廣州附近之上昇浪蝕台地》論文，即用這個古海岸遺址作爲説明地殻最近上昇的證據。1951年陳國達仍在《中國海岸綫問題》一文中繼續使用這個例子來闡明華南海岸綫屬“複式海岸”。此後，關於華南海岸的昇降問題，在地質學、地理學、地貌學、海洋學、水文學等科學領域裏争論很活躍。雖然一時難以論定孰是孰非，但争論是科學進步的一種必然現象，而引發這種争論和推動這些學科進步之首功者，當然是吴尚時教授。
當時人們並不一定都清楚吴氏這一發現的意義，但隨着時間推移和研究深入，證明這在當時是華南地貌研究一個重大的、破天荒的發現，即使在今天也不失去它科學的光輝。特别是在科學落後的舊中國，地學上的新發現一般都以外國學者的觀點爲標準，外國學者論斷過或外國教科書上寫下的結論，國内許多學者把它們奉爲經典，誰也不持异議。吴氏却不予苟同上述結論，以自己的重大發現，突破這種是非界限，時年30歲。
其一，動摇了上述李希霍芬關於中國海岸昇降地段劃分觀點，使争論已久的華南海岸昇降問題有一個比較明確的結論，即趨於上昇這個總的趨勢被越來越多人所接受。當然，由於不同地域的地殻搆造運動性質的差异，海岸昇降運動也是很復雜的，不能一概而論。吴尚時也意識到這一點，所以到1941年撰寫《廣東年鑒》地形章時，即根據在香港和廣州附近所見到的海蝕平台等證據，指出廣東海岸陽江以東最近爲微上昇區，陽江以西最近爲微下降區。這一修正，使他的海岸運動學説更爲詳備周密和符合實際。後來很多學者都很贊同吴氏的見解。另外，七星崗古海岸遺址也被用作説明全新世地殻上昇的見证。因爲這個遺址比現在珠江三角洲平原要高1米左右。也有一些學者用它來説明古代海平面比現在要高。據1993年7月19日《羊城晚報》報導，有人預言，100年以後，上海、香港、東京、曼谷、亞歷山大、裏約熱内盧等十餘座世界上最大的沿海城市將被海水淹没。原因是全球性氣候變暖引起海平面上昇，以及大量抽取地下水等。這决不是危言聳聽，結合古海岸遺址所提供的佐证，這也是有道理的，值得人們警覺。
其二，復原了廣州滄海桑田的歷史。這個古海岸遺址，形成時間距今約五六千年。其時廣州這一帶爲海岸邊緣，南面則一片汪洋。現今海岸綫已經推移至100公里以外的珠海市一帶。它同樣可以説明珠江三角洲存在和形成年代。因爲它處在珠江三角洲北緣，即珠江三角洲形成晚於這個遺址年代。幾千年滄海桑田，建造了富饒美麗的珠江三角洲平原。這個遺址儼然是這段自然歷史的“見證人”，爲研究廣州乃至珠江三角洲歷史地貌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參考。
其三，這種足以證明地表“滄海桑田”巨人變化的遺址，在廣州地區除了七星崗，還有市區内惠福路五仙觀裏的“仙人胟迹”（俗稱仙人脚印），都是研究我國古海岸和古河岸重要地點和良好例子。特别是七星崗古海岸遺址在世界上是少見的，它比著名的意大利古海岸還要深入大陸。因爲它達100多公里，而後者的海蝕迹地離海岸只不過50公里左右。所以，七星崗古海岸遺址具有國際意義。1956年，蘇聯莫斯科大學地質係戈爾什科夫教授兩次到此參觀，初次認爲遺址是河成的，第二次同意是海成的。當時在北京大學工作的蘇聯地貌專家列别捷夫也有類似看法。波蘭地理研究所地貌專家杜曼諾斯基考察後也認爲是海蝕地貌。隨着國際科學文化交流的發展，七星崗古海岸遺址這一自然歷史遺産將成爲全人類的財富。
其四，爲以後地貌學者調查研究華南海岸遺址和海蝕平台建立了一個標準地貌剖面。新中國建立後，七星崗古海岸遺址剖面己被引用到多種地質和地貌學教材，在國内外廣泛流傳。這一地點也被廣州等地區大專院校確定爲地質、地理等課程實習的一個基地。
其五，七星崗古海岸遺址也是廣州一個罕有的科學旅遊景點。這類景點在世界上往往具有很大吸引力。例如意大利那不勒斯海岸的羅馬塞拉比斯古廟建於公元前2世紀，歷經滄桑，其遺址至今仍在水下250厘米，吸引大批遊客，爲意大利帶來可觀的外匯收入。1956年在吴尚時的弟子曾昭璇教授建議下，七星崗古海岸遺址已被列爲廣州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前來參觀的遊人不少。十年動亂期間，遺址受到嚴重破壞。1982年9月，廣州市人民政府重新確定其爲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並由廣東省地理學會和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聯合在該處重建圍墻、紀念亭和紀念碑，搆成一組科學文物景觀。其碑文全文是：
古海岸遺址
七星崗古海岸遺址，距海約一百公里，是我國著名地理學家吴尚時教授於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四日發現的。歷經有關專家研究，確認是古海岸地貌，約形成於距今五六千年。這對於研究海面變化、陸地昇降、滄桑變遷等都很有價值。一九八二年由廣州市人民政府列爲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廣東省地理學會
立石
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
一九八二年九月
“古海遺址”碑，鎸於碑亭外墻，由已故中山大學教授、我國著名金石家商承祚先生篆。碑文則由已故著名書法家秦咢生先生用小爨字體書寫，精美絶倫，很有文物價值。曾昭璇教授説，此“書法介乎隸楷之間，開唐宋以來百家”之一。這都爲古海岸遺址增色不少，因而此舉得到遺址所在地區新滘鎮人民政府和駐軍的大力支持和協助，尤爲廣大地學工作者和熱心發展旅遊事業的各界人士歡迎和感謝。遺
址得以抹去歷史灰塵，重放其科學和旅遊光華。2016年8月，廣州市政府在古海岸遺址設立科普公園，樹立吴尚時銅像及其事迹陳列館，使這一科學遺址得到更好的保護，將爲名城廣州增添一個科學研究和科普教育基地。
三、廣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探索和卓炯“商品萬歲論”
廣東商品經濟歷史悠久，傳統厚重，深入人心，並取得巨大的社會經濟效益，無論古今，都優於全國大部分省區、故清咸豐年間，廣東巡撫郭嵩燾總結説，“廣東之富，在商不在農”。這是一個歷史經驗，改革開放之初，圍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廣東經濟學者與地方一些經濟學者之間發生了嚴重矛盾和分歧，是堅持原有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還是建立和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成爲雙方争論焦點，這個涉及國家經濟體制的原則問題，應由黨和國家層面來决定。但從經濟學、政治經濟學視野觀察，它又是一個學術問題，而從深層文化意義看來，它屬制度文化範疇。廣東經濟學者在這一場持續數年的争論中，不改初心，堅持認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爲廣東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並貫徹執行。後來歷史經驗證明，這是科學、正確、可行，也是必然的一種經濟理論。它在當代改革開放社會實踐中，冲破了傳統觀念對人們的束縛，抛棄了不合時宜的理論和模式，促進了思維的轉變和思想解放，是一個創新性理論成果，充分展現了廣東文化的創新性風格，而它在實際上取得的經濟效果，更是非文字所能衡量的。提出和堅持這一理論的廣東一批經濟學者爲此付出的創造性勞動、爲堅持、維護這一理論所受到的責難，甚至不公平的待遇使人感到迷茫，但他們爲此所表現膽識、勇氣，又顯示廣東文化精英分子那種冒險、領潮、創新文化風格，值得大書特書。
本來商品經濟向來發達的廣東，無論市場經濟還是商品經濟概念，在經濟界，甚至市井百姓間都很流行，習以爲常，只是在計劃經濟占統治地位時代，它們被視爲洪水猛獸，動輒得咎，故似乎已經消失。但商品、市場這些生産組織，流動形式又是客觀實在、不可消滅和取代的。當計劃經濟體制和模式在改革開放後淡出社會視野時，建立和選擇新的經濟體制和模式迫切地擺在最先開革開放的廣東廣大經濟工作者面前。實際上，早在上世紀60年代，廣東省委黨校的卓炯教授已提出商品經濟論，只因它過於超前，未被采納，並受重大打擊，容後述。到80年代，這一現實問題不僅得到廣東經濟學界，而且爲有關領導高度重視，在社會環境相對寬鬆的廣東，主要由省社科院、省經濟學會、省市社會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研究院，聯合省委黨校、中山大學、暨南大學等有關問題，召開了多次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及相關問題研討會，參加者除省内經濟界人士以外，北方學者馬洪、吴敬璉、劉國光、於光遠、胡季等或提供論文、或前來赴會。這些會議召集人和與會者，都是思想活躍、頗有個人見解學者，例如孫孺、卓炯、曾牧野、廖建祥、李中、施漢榮、許隆、李克華、楊昌俊、陳學工、歐宣德、鄭英隆、張振宇、陳鐵、樑釗、宋子和、高偉梧，以及高校張志錚、雷强、石祖培、彭昆仁、黄德鴻、趙元浩、張元元、黄家駒、關其學、李江帆、李永杰等。這些會議論文，後結集出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1988年），孫孺主編《前進中的中國經濟特區》（中國財經出版社，1983年），《廣東改革開放研究》論文集（廣東人民出版社，1988年），這些論文，從不同學科和角度，充分肯定，深化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以及價值規律、商品生産、分配、流通等相關問題。内中介紹了廣東省黨政領導對廣東改革開放支持，廣東經濟學者與北方學者不同意見的争論等，异彩紛呈，高潮迭起，值得展讀再三。《社會主義初級階級市場經濟》後獲廣東省社會科學特等奬。值得特别提到的是譚元享著《雷區1988—中國市場經濟理論的超前探索者》（廣東經濟出版社，2012年），對這場争論作了平實記録和評論，雖會與事實有出入，但不失爲這段歷史的優秀讀物。
在這場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探索中，廣東省委黨校的卓炯是一個核心人物，其貢獻最大，但命途多桀，感人至深。
卓炯（1908—1987年）湖南慈利人，曾用名孟晋。出身於一個貧苦礦工之家，1931年考入中山大學社會學係，專攻政治經濟學，畢業後入廣東學海書院攻讀研究生。1941年到中山大學任教，先後任講師、副教授。建國後，先後在南方大學、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廣州市委、廣東省委黨校、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等工作，并兼職爲華南師範大學、中山大學教授。從20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開始，他從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研究，建立自己學説。在大躍進、三年經濟困難時期，被視爲中國最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權威陳伯達，在這個時候拼命鼓吹要取消商品生産，取消商品交换、産品調撥、非現金結算，進而在中國消滅貨幣——即“取消人民幣”。而康生則指責不贊同他們觀點的人只是“馬克思主義的同路人。”張春橋還不失時機地發表了《破除資産階級法權思想》的大塊文章，鼓吹“供給制”。
卓炯目睹這時期中國經濟遭受的巨大破壞，哀民生之多難。時卓炯爲廣東省委黨校的教授，憑他作爲湖南人的血氣與廣東人的敏鋭，不顧那些“大人物”的巨大壓力，針對“大躍進”、“共産風”取消商品的錯誤思潮，挺身而出，振臂疾呼：“商品萬歲!”
他提出的“商品萬歲論”一直到1990年，這一理論仍被扣上“資産階級自由化在經濟理論領域中的表現”，不過，這是後話了。
提出這一理論的時間正是中國的1959年。
這一年，他隨着廣東省委黨校的工作隊，下到了肇慶地區。他親眼目睹了關閉市場、取消商品，對現階段生産的可怕的破壞。他在同他的同行曾牧野教授談起所見所聞時，痛心疾首，涕泗横流。
他尖鋭地指出：
“社會分工决定了商品生産和存在的普遍性，商品經濟將會長期存在，價值規律是普遍存在並不可逾越的。哪怕到共産主義，也會有商品經濟。分工愈細密，流通就愈大，就會成爲商品”。
1961年，他終於在“縫隙”之中找到了機會，於沿海的《厦門大學學報》上發表了他的長篇論文《再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正式提出了他的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商品經濟”的理論。論文針對幾年的慘重教訓提出：
“現在的事實很明顯，在公有制下，不管全民所有制的産品也好，集體所有制的産品也好，只要有社會主義分工存在，産品就要進入交换過程，就要成爲商品。……這種商品經濟的特點，就是計劃商品經濟。”
1962年，卓炯在提出“商品萬歲論”受到非難後，不但没有屈服，從而更針鋒相對地提出了“價值規律萬歲論”，在許多學術會議上，他極爲固執地堅持自己的觀點。1961年，他在《學術月刊》第12期發表《試論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在文章中批評了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所提出的所謂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提出並論证了公共必要價值規律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此論一出，立而引起來自各方面批判，各種帽子鋪天蓋地向他飛來。但卓炯巋然不動，堅信自己觀點的正確性。1965年，有一個文件摘録了卓炯關於價值規律的論述：“現在看來，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還没有發揮價值規律的積極作用。……爲什麽會出現這種情况呢？就是我們的一些同志總是害怕商品的“鬼”，不敢根據社會主義的要求放手發展商品經濟和運用價值規律的積極作用。其實，資本主義的‘鬼’已經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消滅而消滅。現在的價值規律，不但没有跟着資本主義的‘鬼’，而且還加上了一個社會主義的靈魂，它完全可以爲社會主義服務的。”“價值規律和共産主義也不矛盾。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共産主義因素已經不斷在增長，商品生産和價值規律並没有束縛它。……我們應該大膽地發展商品生産和運用價值規律，因爲它既可以保证勞動的實際效果，又可以在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指導下，調節生産和需求之間的矛盾，有百利而無一害。”他還根據60年代出現的經濟問題，尖鋭地指出：“這幾年來，一個最大的經驗教訓，就是離開市場問題而抽象地談農業大躍進，而不知道離開市場問題，大躍進是不能持久的，也是不能健康發展的。”“前幾年工作中，由於我們没有堅持等價交换，刮了共産風，因而違反了價值規律，挫傷了群衆積極性。……由此可見，我們解决市場問題，中心一環，就是要遵守價值規律。”卓炯這些真知灼見，至今仍不失去其真理的光輝，並在實際生活中取得節節勝利，但在當時背景下，又顯得多麽難能可貴。
直到23年之後的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會作出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决定》中，才明確指出：
“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在這20多年裏，卓炯爲了他這一理論，又遭到了多少批判、鬥争以至九死一生!這些，已非筆墨所能訴諸的了。
1987年6月24日，卓炯去世——他未能等到“理論徹底”的一天。那是他去世後六年，國家才正式宣佈“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確定爲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1993年10月。卓炯作爲一位有膽識的學者、文化人，其超前思想、勇氣是何等撼人，但這是建立在科學思維基礎上的，反映了廣東文化創新、領潮風格。卓炯著作有《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政治經濟學新探》、《再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等。
四、特區文化振動國内外
大潮起珠江，改革開放的航船最先是從珠江口起錨，溯向珠江各河，繼而遠及沿海及内地省區各港口的。這艘新時代航船的始發港即爲珠江口伶仃洋兩岸的經濟特區城市深圳和珠海。這兩座近三十年崛起的新興城市，成了我國改革開放政策成功的象徵，世界矚目的焦點，無人不爲她們的光輝業績和迷人風采傾倒、讚嘆，在壓倒一次又一次的對經濟特區的瓦釜之鳴以後，終於在珠江口的上空響起了黄鐘大吕的歷史最强音：改革開放才是中國的唯一出路。
深圳原爲寶安縣城，一個人口不到萬人的邊境小鎮。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封閉時代，粤港兩地的往來就在這裏以深圳河爲分隔帶，對面是資本主義加殖民主義的香港，背後是社會主義的中國大陸。兩地鷄犬相聞，除了過境的列車和少數跨境耕作的農民，相互很少往來。爲了保持内地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純潔性，獲准進入深圳的旅客，連一盒虎牌商標的“萬金油”也要留在邊境綫外，因爲它打上了資本主義的印記。但香港的繁榮畢竟是很有誘惑力的，所以那時内地的偷渡者，多以深圳海邊的叢林爲掩護，選擇鯊魚涌這當年東江縱隊北撤煙台的登艦口岸，泗渡大鵬灣，亡命香港。不少人葬身魚腹，因爲鯊魚涌即取名於大鵬灣這個鯊魚的淵藪。而深圳作爲邊防重地，封閉宛如罐頭，很少有外地人到來。城區面積不到三平方公里，街道簡陋、狹窄，最高一幢樓也不過五層。城内只有少數機修、食品等手工業，主街解放路商業很冷落，城外甚至常有野猪出没。生活在當地的主要是客家人，他們偶爾也放下手中的鋤頭，注視那從20世紀初就開通的廣九鐵路上遠去的列車。
這就是歷史的深圳！
1979年初春，天氣乍暖還寒，中共廣東省委負責人首先向中央提出，利用臨近港澳的有利條件，在廣東建立一個出口加工區。這是一個參照國外和亞洲“四小龍”成功經驗提出來的建議，在當時簡直是一聲炸雷，弄得朝野沸沸揚颺。但它得到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的堅决支持。鄧小平説：
“辦一個特區，過去陝甘寧就是特區嘛，中央没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同年3月撤銷寶安縣和珠海縣，以原地分别成立深圳市和珠海市，7月在兩地各劃出一塊地域試辦“出口特區”，1980年3月，“出口特區”改名爲“經濟特區”。至此，“特區”一詞成爲我國經濟生活中的新詞彚。
經濟特區的建制、體制確定以後，即開始了熱火朝天的建設高潮。來自全國各地的幹部、工人、知識分子和解放軍官兵，組成浩浩盪盪的勞動大軍，篳路藍縷，以啓山林，進行了艱苦的創業。其中有一支重建1976年大地震後新唐山的兩萬名工程兵部隊被調到深圳，他們以特别能喫苦耐勞著稱，成爲基建工程的中堅力量。1983年他們作爲我國裁軍的對象之一，脱下軍裝，留在深圳，成爲普通工人或市民，至今仍活躍在特區的各條戰綫上。由於有了良好的城市規劃，以及充分利用各地城市建築、施工等方面所積累的經驗，深圳城市建設突飛猛進。大扺到90年代初，一座近百萬人口的現代化城市神話般地出現在深圳河畔，與隔河相望的香港新界城市景觀互相輝映。在荒灘野嶺上建設的這座新城，像在白紙上好寫最美的文字一樣，城市分工明確，道路規整，緑樹成蔭，環境優美，各項基礎設施和服務設施十分完善，既有高樓林立、車水馬龍的商業大街，也不乏幽雅舒適的住宅小區，以及極富南國風情的遊憩場所，如聞名遐邇的香蜜湖度假村、錦綉中華、中國民俗文化村等。生活在深圳的居民不僅比内地住得舒適，而且人均居住面積也大得多，許多設施並不比香港遜色。人們發現深圳城市竟如此美麗，以致很多年輕人都選擇她爲理想的生活環境。深圳成了令人神往的地方，以至近年不少香港人選擇在深圳定居。爲了昭示特區建設者們艱苦創業的精神，深圳市政府特在市政府大樓前樹起孺子牛雕像，吸引遊人駐足，肅然起敬。
珠海經濟特區所在地原是個小漁村，面臨廣東最大的一個萬山漁場。新中國成立之初曾設漁民縣，捕撈魚貨主要供應港澳。珠海與澳門陸地相連，澳門因以賭彩業聞名，昔被視爲腐朽、墮落和罪惡的淵藪，内地避之如洪水猛獸，拱北關閘也幾乎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把珠海與澳門隔離成兩個世界。珠海經濟特區成立後，她的規劃者看中了珠海有美麗的山丘和宜人的海景，自然就立足於此來描繪城市的藍圖，以發展旅遊業來賺取外匯。特别是珠江口外衆多的島嶼，是開展海上旅遊的天堂，所以旅遊業被定位爲城市的主要性質和支柱産業。經近三十年努力，一座花園式海濱新城已具規模。不過，珠海没有蓋深圳那麽多的摩天大厦，以低層建築爲主，布局比較分散，更注重建築風格，住宅面積也很大，使整座城市顯得格外寬敞、安静，在藍天、白雲、海水的映襯下别有風韵。衆多的旅遊度假勝地，如石景山旅遊中心、九洲城、海濱公園、圓明新園等魅力四射，來游者絡繹不絶。爲配合城市的發展，深圳興建了寶安國際機場、廣深高速公路和廣九準高速鐵路，廣州至深圳陸路交通縮短爲一個多小時。珠海也興建了三竈國際機場、九洲港深水碼頭，廣珠高速公路和廣珠鐵路。而横跨珠江口的伶仃洋大橋經過論证、設計階段現正在施工，這座跨度和净空高度在亞洲有數的橋樑，將把深圳、珠海和港澳連成一體，真正實現“天塹變通途”的理想。這些前人從未想過的巨大工程正接二連三地在落成，無處不在顯示經濟特區建設的磅礴氣勢和輝煌成就。
設置經濟特區的目的，不僅在於建設一座新的城市，更主要是特區是個窗口，是技術的、管理的，知識的，也是對外政策的窗口。這是鄧小平關於特區建設的指導思想。在深圳、珠海城市興建過程中，這幾個窗口的建設雖然也有過起落，但始終在推向前進，不斷取得勝利。至1985年底，深圳全市引進的技術設備共三萬多套（台），屬當時國際先進水平的約占13％，屬先進技術的占70％。近年引進的技術項目，先進水平的比例有了更大幅度提高。這些技術項目，通過消化、吸收和創新，不僅促進了特區的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而且一些先進技術、設備和管理經驗也轉移、擴散到内地。如深圳在高層建築方面向香港學習，興建了數以百計的摩天大厦，成爲特區最醒目的形象，吸引内地和世界許多國家的建築師和規劃師前來觀摩學習，把深圳的經驗再帶回去。這樣大規模地、直接地利用國外資金、技術和管理方法來建設社會主義，在我國還是第一次。它在深圳的成功，很快爲珠海和珠江三角洲其他地區傚法，成爲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一條重要途徑。深圳原有的社會生産力非常單薄，未走出傳統的農業社會。特區成立後，發展工業成爲經濟活動的軸心，工業總産值從1980年的094億元上昇到1994年的71697億元，增長了762倍。1994年深圳國内生産總值達5672億元，全省排名第二，僅次於廣州，此後一直保持這個排位。但自1981年以來年遞增速度爲381％，居全省之冠。這個發展勢頭，顯示特區具有無限的生機和活力，故“深圳速度”曾轟動中國，成爲美談，餘波至今仍在盪漾。當然，這也是伴隨着對原來體制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而實現的。在深圳市場經濟代替了計劃經濟，實行價格放開，多渠道流通，財政包干，搞活金融，擴大企業自主權，層層承包，黨政分工，政企分開，公開招聘幹部，浮動工資制等等。這些過去認爲不可思議的改革都首先在深圳做了試驗，並獲得成功，爲内地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内地人從這個窗口看到許多新鮮事物，看到了改革開放帶來的錦綉前程。各國客商、港澳台同胞、海外華僑華人等，也從這個窗口看到中國政治穩定，經濟逐步走向繁榮，人民生活日益改善，加强了對中國的信任和投資内地的信心。特區成立前那種大批人員外流現象不復存在；相反，深圳寬鬆、優美的生活環境吸引許多香港人前來購置産業、度假、旅遊、定居。每逢節假日，但見香港人大批過關，大包小包帶回去的是深圳市場上的商品。人言香港是“購物天堂”，今日深圳已大有與之平分秋色之勢。從深圳目前在中國沿海城市中的地位、功能，以及城市己具備的基礎設施和服務設施的水平來看，深圳正向國際大都市的方向發展。
珠海經濟特區發展的模式與深圳既相似又有其特色，以建設外向型工業、創匯農業爲主，兼營商貿、旅遊等多種行業的綜合性經濟爲目標。珠海的改革基本上仿傚深圳的改革，並在實踐中加以修正，减少走彎路，進展也頗順利。由於珠海人口規模適度，没有廣州、香港等城市那樣擁擠、喧囂，營造了一個寬鬆、平和的城市氛圍，加上良好的自然環境和以人爲本的城市建築風格，處處體現她的風韵和魅力，所以休閒、度假成了珠海“主題城市”特徵。她與澳門刺激、緊張的賭彩旅遊業互補，正在珠江口西側形成一個珠澳大旅遊區。近年珠海還成功地舉辦了國際航天航空展、各式國際賽車、電影節等，顯示她正向國際旅遊城市的目標邁進。
特區是一件新生事物，也像珠江潮水一樣，幾經起落，但最終能取得成功，越辦越好，不僅是改革開放政策的勝利，也是廣東文化在現代中國的一項重要成果。在特區建設過程中，對它不理解，乃至懷疑者大有人在，甚至有人認爲，特區除了那面飄颺的五星紅旗是社會主義的以外，其他的一切都是資本主義的。傳聞有人從深圳回來痛哭流涕，説革命幾十年，浴血奮戰取得的勝利成果就這樣斷送了。特區成了全國上下注目的焦點。在這關鍵時刻，1984年1月至2月，鄧小平到深圳、珠海、厦門三個特區考察，給予了充分肯定，並分别爲三個特區題詞：
“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
“珠海經濟特區好。”
“把經濟特區辦得更快些更好些。”
這對穩定特區、撥正特區航向起了决定性作用。1992年春，鄧小平又以八十八歲高齡南巡，針對社會上掀起的特區是姓“社”還是姓“資”的争論，旗幟鮮明地指出：
“對辦特區，從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擔心是不是搞資本主義。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確回答了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人。特區姓“社”不姓“資”。從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體，外商投資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資部分，我們還可以從税收、勞務等方面得到益處嘛!多搞點“三資”企業，不要怕。只要我們頭腦清醒，就不怕。”
鄧小平這次南方談話震動全國，驅散了籠罩在特區航船上空的陰霾，使之繼續乘風破浪，加速前進。1995年秋天，社會上又流行否定中央的特區政策，鼓吹“特區不特”，甚至取消特區的論調。但這些奇談怪論並未能動摇中央辦經濟特區的决心和政策，也無損於特區的發展。因爲經過近二十年的慘淡經營，深圳、珠海經濟特區已經脱羽、成熟，展翅翱翔，這是中國、甚至全世界看到和公認的事實，達到了當初辦特區的目的。
從文化的意義上説，特區的創辦和建設，形成了我國改革開放潮流中最先進的特區文化。它以現代商品經濟的形式，將由高度文化凝聚而成的人類文明的重要成果薈萃於特區，不但重新培育出更加發達的物質文明，而且在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各個層面上造就了新的文化成果，爲廣東文化注入新的血液，影響廣及全國。如果説廣東文化已昇華爲時代先進文化，那麽特區文化是起了催化作用的。由此，使人想起鄧小平1992年在南方談話中另一段精闢的論斷：
“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産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
近代廣東文化發展的軌迹，也昭示了先進的中國人試圖向西方先進國家學習的思想，但只有在改革開放以後，這種思想才在深圳、珠海等經濟特區首先得以變爲光輝的現實，驗证了鄧小平改革開放思想的無比正確，也爲廣東文化增添了最瑰麗的新篇章。
五、廣東文化新精神
1984年1992年鄧小平兩次南巡，鼓勵廣東人民勇於改革開放，勇於創新，“殺出一條血路”，更通俗、更準確、更形象地詮釋了珠三角和特區文化的重要特質和精髓，即文化新精神，使改革開放沿着正確的方向迅猛發展，在全國起到引領的作用。
很多學者歸納新時期廣東文化新精神如下：
（1）敢爲天下先精神
這是一種勇於拼搏，勇於創新，勇於走前人没有走過的路的大無畏精神。鄧小平説“殺出一條血路”，這表明敢爲天下先，開拓正確之路一定要付出血的代價。要求改革開放，解放生産力，發展經濟，改變落後面貌，是廣東人的迫切願望。這種新理念首先由廣東人創造，並付諸實踐。這也是歷史賦予廣東人的歷史使命。如近代史上，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農民運動、康樑發動變法維新運動、孫中山先生領導的民主革命等都是率先的偉大運動。現代的廣東人以其敢爲天下先的精神，擔當起中國改革開放的先鋒。如創辦了第一個經濟特區，率先開闢了“集資引資建設路橋”的新途徑，率先廢除各種日用品供給“票证”，率先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率先探索各種股份制形式，組建了全國的第一家報業集團，建立了第一個省級精神文明學會，第一個探索建立“行政三分”的政治制度等，從而也使廣東省在2002年率先突破兩個“萬億”大關，即全省國内生産總值11674億元，城鄉居民本外幣儲蓄存款達13368億元。鳳凰網發表《廣東人敢爲天下先不怕變刺猬》一文説，廣東人敢於第一個吃螃蟹。改革開放以後，廣東是最先在農村實行聯産責任制、專業承包聯産計酬責任制的地區之一。廣東還有許許多多的第一：第一個在國營賓館中試行經營管理責任制，第一家商業銀行向外發行股票，開辦中國第一家超級商場，第一家中外合資的旅遊酒店，第一家合資醫院，中國第一盒立體聲録音帶是在廣東生産的，第一檯模擬移動電話是在廣東開通的，在中國實行了五十多年的專業作家體制首先在廣東被打破，“個體户”、“萬元户”這些一度在中國人心中魅力無窮的名詞，也都是從廣東這個新世界的摇籃裏誕生的。曾幾何時，“創新”幾乎成了珠三角的同義語、深圳的同義詞、成了特區的同義詞，成了廣東的同義詞。市場觀念、法制觀念、競争觀念、人才觀念、效益觀念，都在這裏得到全面更新。
（2）求真務實精神
這種求真務實精神，本質上就是實事求是的精神，就是多實幹少張揚、求實效圖實際、辦實事講信用的精神。徐南鐵在《求真務實是新時期廣東人精神的核心》中説：求真務實是新時期廣東人精神的核心。敢爲人先、開放兼容等文化特徵都與求真務實有密切關係，甚至是由求真務實派生而來。廣東人這種求真務實的人文精神令人囑目地張揚於市場經濟社會，張揚於改革開放的新時代。
求真務實精神在廣東大體經歷三個階段：
一是承認事實，敢於探索。先前廣東的經濟落後於全國水平。廣東人看到這種落後並承認落後。因毗鄰港澳，對比之下，港澳自由經濟、商品經濟勝於計劃經濟，於是出現大規模“逃港潮”。當内地實行改革開放，經濟好轉，感到有希望，不但“逃港湖”平息，逃出的人又回來，老老實實地走改革開放之路。
二是扎實開步，不斷求變。30多年來，廣東始終堅持把黨中央各個時期的路綫、方針、政策與廣東的實際結合起來，不斷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每一項重大舉措的出台和實施，都是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綫開闢道路的。廣東把中央的“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具體化爲“對外更加開放，對内更加搞活，對下更加放權”，創造了諸如對外經濟合作中的“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補償貿易）、“兩頭在外”、“借船出海”，價格改革中的“突破中間、帶動兩頭”，激勵機制中的“財政包干”，以及基建籌資中的“以路養路、以電養電”等鮮活經驗。對各地的改革試驗，只要符合“三個有利於”標準的，就大膽地闖，看準了就趕快做，錯了就馬上改。寬鬆的環境提供了改革創新的良好氛圍，也使中央各項試驗性的政策在廣東結出了豐碩成果。
三是步步突進，不斷壯大。求真求變精神無疑是中國人的普遍精神。現代廣東人更加突顯了這種精神，並使它更具有了新時代色彩。
（3）開放、吸納、兼容精神
廣東地區處於一個開放、吸納地理的位置上，繼承中華民族文化的傳統，擁抱着海洋文化和西方文化，東西方文化在這裏碰撞、融合，故最先渴望開放、渴望强國，也學會了吸納和兼容。
我國的改革開放選擇了廣東深圳作爲試驗場所，而廣東的改革開放又成功地推動全國的改革開放進程。
廣東文化歷來就處於與不同文化相互對流、溝通和融合的狀態，不存在嚴重衝突和對抗的局面。生活在這方水土的廣東人，有着開放兼容精神、求大同存小异的品格。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現代廣東人這種精神表現得更爲突出。在“排污不排外”的方針指導下，批判、改造和汲取其他域外文化的精華，結合廣東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形成和發展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内在要求的一系列新的思想觀念，有力地推進了廣東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發展。廣東人形成一種思維方式：只要自己賺錢，不怕别人賺大錢。
廣東人明白自己的科學技術水平與自己的宏大理想之間存在很大反差，明白廣東的發展需要千千萬萬外來工的智慧和汗水，需要廣泛吸納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廣東對新移民的吸納機制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建立龐大的人才交流網絡。廣東在全國最早成立人才市場，開始只是以一種集市的形式出現，漸漸走向常規化、規範化。
二是營造移民的歸屬感。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制定的《廣東省流動人員管理條例》規定：流動人員連續暫住7年以上、有固定住所等條件的，可以申請常住户口。深圳規定：在深圳工作兩年以上的本科畢業生可以將户口遷入深圳。2000年深圳又規定：自4月1日起，凡具本科以上學歷者等三類專業技術人員，遷入深圳時免收城市基礎設施增容費。這些人的配偶遷入深圳時，如果没有達到所要求的學歷或專業技術等級，亦可减半征收增容費。對那些表現突出的外來工“奬勵户口”，也成爲廣東各地的普遍做法。至1999年，共青團廣州市委和廣州市勞動局已經舉辦四届“十佳百優”外來青工評選活動。每届的“十佳”都獲得免城市增容費入户廣州的奬勵。另外，廣東對於户籍制度的改革和藍印户口的推行也表現出很大的熱情。1999年10月1日，廣州正式施行《廣州市藍印户口管理規定》，將申報藍印户口的資格由買房入户擴大到私人投資或外地單位投資入户、駐穗辦事機構人員入户、出國留學人員家屬入户和人才勞動力入户，並調低城市增容費。同時規定，藍印户口可在五年之後申請轉爲正式户口。
三是盡力抹平移民與當地百姓的不同。廣州專爲外來的孩子辦了所不收贊助費的“金雁學校”，以解决流動人口的後顧之憂；廣州市人事局於1998年12月頒佈了《廣州市流動人員申報專業技術資格暫行辦法》，以免除知識分子的流動顧忌。
番禺建了個“金雁生活區”，商業、食堂、醫療、娱樂、緑地一應俱全，以方便外來工的生活；順德的一些企業規定：有一年以上工齡的外來工可以享受探親假，還可以根據不同職位報銷部分路費，“資深”者甚至可以報銷飛機票；廣州一家汽車公司每年都派人到内地慰問外來工的家屬，並由公司出面，請優秀外來工的親屬來廣州做客；一個從四川來深圳的打工妹被公司送去美國培訓；佛山市和中山市的市政協裏，已經有外來工當上了委員。這些舉措，都傳達着挽留的信息，不但爲外來工解决了一些實際問題，更使他們感到自己也是這塊土地的主人。
廣東除了張開雙臂歡迎南來的移民，而且主動出擊，將招攬人才之手伸到了内地，甚至伸向國外。1998年，廣州舉辦了首届中國留學人員科技交流會，引進了14個高新技術項目。1999年，廣州市留學人員來穗工作條例實行新規定：留學人員的高新技術成果可以優先進入市級高新技術孵化基地，並可獲10萬元以上資助。至於技術入股，新條例規定，科技成果作價占註册資本的比例不設任何上限。如今，吸納人才和技術已經成爲廣東文化兼容性的一種表現。在珠江三角洲，這已經成爲一種氛圍和一種社會風氣。
（4）科學理性精神
文化的開放兼容特質，加上毗鄰港澳，使廣東人能長期與其他域外文化進行交流，學習他人的進步文化，逐步完善科學理性精神，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先行一步，不斷積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經驗，更加尊重市場經濟的客觀規律，樹立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科學等一系列新的思想觀念。
廣東作爲全國改革開放的試驗區，每前進一步都離不開黨中央的親切關懷，堅定不移學習實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堅定不移貫徹黨的路綫、方針、政策。1992年春，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發表重要講話，要求廣東“力争用二十年的時間趕上亞洲‘四小龍’”。2000年春，江澤民同志視察廣東，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要求廣東“增創新優勢”，更上一層樓，率先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2003年春，胡錦濤總書記視察廣東，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的思想，要求廣東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率先發展，協調發展，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更好地發揮排頭兵作用。廣東時刻牢記中央的重托，始終堅持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爲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定不移地用黨的創新理論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結合廣東實際創造性地貫徹落實中央的路綫、方針、政策，努力爲全國的改革開放探索道路、積累經驗、作出貢獻。
黨和國家領導入對廣東改革發展的這些指示，實際上已融爲廣東精神文化的一部分，卓有成效地指引廣東踏上新的發展高度。
（5）講究效率觀念
20世紀80年代初期，深圳特區蛇口工業區的袁庚和管委會一班人，爲激勵人們建設蛇口的熱情，在1982初，樹起“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標語牌。這是一百多年前就流行於美國的口號，以前國人不敢用，倒是深圳人敢於首先使用這個口號。這個首先使用權屬於蛇口工業區的負責人袁庚。這句口號，本質上反映了對一種新型價值觀的肯定，是改革創新的時代精神標誌。
鄧小平於1984年視察深圳時及時肯定並高度評價了這一新的文化理念。這是中國改革開放歷史最鼓舞人們去奮鬥的理念之一。它受到國内外的廣泛矚目。這個口號很快就響遍了大江南北，成爲改革開放、自主創新、效率優先的典型性口號。
李宗桂等著的《文化精神燭照下的廣東——廣東文化發展30年》一書這樣寫道：從文化精神和文化價值的角度看，“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這個口號，是對傳統價值觀的顛覆，是對新型價值觀的勇敢倡導和大膽實踐。此後，效率觀念逐漸深入人心，由此而生發開來的競争意識，也逐漸增强。人們現在耳熟能詳的當年的“深圳速度”、“蛇口模式”，就是實踐這個口號及其所引領的價值觀的證明。有人説，這個口號是中國走向市場經濟的重要標誌；也有人説，這個口號體現了普世價值；還有人説，這個口號反映了廣東敢爲人先、務實進取的精神。我們認爲，對於這個口號及其背後藴藏的先進文化價值理念，無論給予多高的評價，都不爲過。從最根本的一點上説，這個口號反映和實踐了以改革創新爲核心的時代精神。
（6）變通文化意識
新時期以來，尤其是鄧小平兩次南巡前後，中央給予廣東的一系列優惠政策和靈活措施，使廣東進一步解放思想，解放生産力。廣東人崇尚變通意識，所謂“馬死落地行”、“别在一棵樹上吊死”、“扛樹要懂得换肩”、“打工仔不打東家打西家”等，與鄧小平“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是同一觀念。新時期，廣東文化的變通意識很强烈，積累的經驗也很豐富、新鮮。
新時期前的廣東，曾一度受極左思潮影響，人們的思想受禁錮而多守舊，多見仿徨、壓抑、等待、觀望。中央給廣東以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和辦特區一個大政策的思路，最大限度地解放了生産力，使廣東人民敢於放開手脚去大干。廣東人的思想解放以後，更積極地貫徹落實中央的“特殊政策、靈活措施”，並具體化爲“對外更加開放，對内更加搞活，對下更加放權”，由此創造了更多新的理念和經驗。如廣東企業産權制度改革就有許多點子：“多個輪子一起轉”、“遇到紅燈繞道走”、“放權讓利”、“靚女先嫁”、“搞得活管得住”等等。對“洗脚上田”的農民開始經營的小工業或私營工業企業，當地政府“三不”（即不歧視、不限制、不取締）政策，鼓勵“第一個吃螃蟹”等觀念和做法都很普遍。傳統嶺南社會流行着“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田可耕不可置，書可讀不可仕”的觀念。新時期，在改革大潮的猛烈衝擊下，廣東人的觀念有所改變。富裕的經濟特區和珠三角其他地區，富則思變，富求更富，富做善事，蔚然成風。一些社區注意引導年輕人努力讀書、艱苦創業，消除只求享受、迷於喫喝玩樂的心態，並出台新措施支持年輕人去辦企業或從事商業活動。貧困的粤北、粤西，重視教育，鼓勵讀書，靠後輩由鄉村進城市，努力縮小和消滅城鄉差别。
先行一步的廣東最早獲得變通意識的覺醒，而改革開放特殊政策又鼓勵並啓動了變通意識。有了變通意識，就能更好地運用政策去發展經濟，推動了改革開放，也爲改革開放提供了豐富多彩的文化資源。
原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説，“變通”就是“一計不成再生一計”，而後一任的省委書記林若也認爲“變通”就是“隨機應變進行變革，把按常規舊制和一般方法辦不成的事辦成”。學者分析説，“變通”不僅與廣東文化的内在邏輯一脈相承，而且也是當時當地出於規避“左”傾政治信條的一種辦法。突破煩瑣的清規戒律，或繞過種種障礙，使中央的政策及早落到實處，發揮更大效益。這是廣東“變通”二字的作用，也是實事求是的靈活體現。“殺出一條血路來”不是蠻幹，而是巧干、善干，獲得高速高效。上世紀70年代末，廣東人抓住了“先行一步”的歷史性機遇，利用港澳這樣好的地緣、人緣、血緣、史緣關係，較早地開闢粤港一條可靠的“黄金通道”，發揮粤港兩地經濟極强的互補，使之成爲經濟合作的黄金拍檔，雙方都有生存與發展的良好時機和環境，獲得“雙贏”。
廣東的變通經驗，還在於用足、用好政策。1979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决定對廣東實行八項“特殊政策、靈活措施”。時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的任仲夷據此精神，將其概括爲“對外更加開放，對内更加放寬，對下更加放權”，提出在試辦特區過程中“要把視野放寬一些，想得更遠一些，步子邁得更大一些”。這種充分利用“左”的改革的策略或技巧就是用足、用好政策；避開“左”傾政治信條的計劃控制、“管”、“卡”、“壓”，最大限度地解放生産力。
20世紀80年代初，“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已經在廣東的改革中出現。所謂“對策”是指領導人在精通政策、明辨政治的前提下，巧妙地以變通手段尋找到的對策，從而有效地節省了改革的交易成本，及時地推進了改革，在經濟建設上創造奇迹。當時廣東省領導人明確提出“用好用足用活政策”的“變通”策略，以增强廣東的“政治承受能力”，指示全省各地領導遇到如下三種，情况時應該變通處理：第一，政策規定有許多條，爲了辦成於國於民都有利的事情，要多方查閲各種規定，這一條不行就用那一條，要積極找根據把好事辦成，而不要到處找根據去卡，使好事多磨；第二，政策規定本身有幅度，允許靈活的，則應向有利於生産發展和搞活經濟的方面去靈活執行，而不應相反；第三，確實利國利民的改革，如果從現有文件中找不到根據，還可以試點，在試點中允許突破現有規定。在1984年11月召開的廣東省委常委擴大會議上，省委還進一步强調要開拓奮進，“陸路不通走水路，水路不通走山路，没有路披荆斬棘走出一條新路來”，呼吁全省幹部必須“想一步，看一步，跑一步”，“不要等着看，要想着干”。總之，只要不正面駁火，“地道戰”、“迂逥戰”、“遊擊戰”都可以上。有人説廣東“只會生孩子，不會取名字”，也就是説廣東人不會張揚。其實廣東人實實在在，崇尚“只干不説”、“先干後説”、“多干少説”的美德。廣東人不取名字，與鄧小平後來説的“不争論”，實質上是一致的，也與廣東韜光養晦的變通策略相吻合。正是在不起名字、不争論的不知不覺中，廣東發生了舉世驚嘆的變化。
此外，利益驅動與變通，緊密相關也是一種新文化精神。
改革開放後，廣東各市縣的經濟領域屢有奇招，歸根結底，也是變通精神的結果。這包括多個方面：
集資辦大事。改革開放以來，珠江三角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些變化突出表現在交通、通信上。廣東人發明瞭“集資”，把橋、路作爲商品，形成“以橋養橋”、“以路養路”、“誰集資準所有誰受益”的辦法，突破了計劃經濟的框框，在短短十多年時間，使整個珠江三角洲形成發達的陸路交通網。
化整爲零。按計劃經濟體制的規定審批工程，拖延阻礙珠三角的發展。各地普遍運用“化整爲零”的策略，把一宗大的工程分解爲多個小項目，或分期分階段發展，這樣就避免了把時間浪費在呈報審批的煩瑣手續上，加快了投産速度。
分離所有權和使用權。20世紀80年代，深圳爲了籌集資金在一片荒蕪的土地上建設現代化城市，采取了收土地使用費的方法，將土地成片劃撥給房地産開發公司，分散建設經營。另一方面，又以土地作價入股與外商合資合作經營或以有償用地辦法讓外商獨資經營。這些做法開創了我國土地有償使用的先例，對特區現代化城市的形成和投資環境的完善發揮了重要作用。1987年7月1日，在借鑒香港經驗的基礎上，深圳市提出了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離的土地改革方案，明確將土地使用權作爲商品，通過公開拍賣、招標、協議等方式進入流通領域，允許轉讓、租賃、買賣土地使用權。
合作聯營。珠江三角洲農村中的個體或私營經濟發展起來後，在擴大再生産中，大都遇到了場地、資金等方面的困難。珠江三角洲人便想方設法用活政策，積極發展個體、私營企業與集體聯營，使合作經濟迅速發展起來。通過合作聯營，不僅集體和個體都充分發揮各自優勢，擺脱各自在發展中的困難，而且有利於引導個體或私營經濟向集體靠攏，以促進生産力的發展。
最後是變通與制度創新相結合，提昇了變通文化品位
其一，文化上的“廣東製造”。廣東的改革探索和變通做法開始時往往受到批評，到頭來又得到肯定乃至全國推廣。這事實上是制度創新文化創新的過程。
爲了防止通貨膨脹，保持社會穩定，廣東的改革者一開始就决心在物價改革上作勇猛衝刺，首先從農副産品價格改革人手。1979年大幅提高了糧食等主要農産品的計劃購銷價格，同時恢復了部分産品的議購銷價格和集市貿易價格。1980年至1981年冬季，部分農副産品價格飛漲，超過了居民的承受能力，有人寫信向中央告狀，震動了中南海，廣東受到嚴厲批評。但廣東的改革者不爲所動，一方面給予受薪工人以特殊補貼，幫助消費者渡過難關，另一方面加大價格改革力度。隨着價格上昇，農副産品産量大幅增多，市場價格隨之穩定趨平，終於闖過了物價改革這一推行市場經濟的“瓶頸”。在1987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三次代表大會上，中央决定在全國範圍内放開物價。
廣東率先在全國發起的物價改革是局部性的變通行爲導致全面的制度文化創新的一個成功例子。此外，如集資建橋修路、允許人才在市場流通、企業承包經營、土地使用權的拍賣等等莫不如此。
廣東人巧妙地在“不起名字”、“不争論”的情况下，在“左”傾政治信條依然故我的情况下，采取改革行動，取得逐步的制度變遷，使經濟體制發生部分變化，通過“試點”、“特區”，繞過了修改基本規則的難題。
“打擦邊球”或“鑽政策的空子”，迫於無奈。這也是“廣東製造”的文化産品，彪炳於中國文化史册。
其二，各得其利。
廣東的改革過程，也是中央與地方、地方（省）與基層（市縣、鎮）的利益再分配的過程。1979年中央給廣東的“特殊政策，靈活措施”中的重要一條，就是“財政體制實行‘劃分收支，定額上交，5年不變’的辦法”，即在完成財政包干基數任務的前提下，廣東可以自主支配自己的財力。廣東隨之實行財政包幹辦法，省對中央，市（地）對省，縣對市（地），區鎮對縣實行層層財政大包干或遞增包干的財政管理體制，讓省、市（地）、縣乃至鎮都建立起既有自我激勵又有自我約束的機制，以實現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要做到更好地“相互兼容”，絶不是給“大魚”吃“小魚”提供方便，而是在承認每個人都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天然合理性的前提下，鼓勵人們通過相互合作取得利益的共同增進。這在實踐中各方都獲得利益，最後達到共同富裕。這爲許多省區所不及，是製造創新又一成效。
廣東在改革中，讓上下各方各就其位，靈機應變，勇敢搏擊，各得其利。這正是鄧小平説的“殺出一條血路來”的目標所在，也是廣東在新時期文化變通意識的一個特點和亮點，有异於尋常的理論和應用意義。
六、雷州文化概念的建立和意義
雷州半島位處中國大陸的最南端，被譽爲“天南重地”。這不僅指雷州半島在中國疆域版圖上具有極爲重要的領土主權、國防、海洋、交通等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價值，而且越來越多的研究顯示，她還有獨特的區域文化個性和社會族群即民係的分野意義。但長期以來，在中國，尤其是嶺南文化版圖上，只劃分廣府、潮汕、客家三種地域文化類型和少數民族文化類型，以及相應的三大民係的文化區域單元即文化區。無論學術界還是社會其他各界，都按這個文化認知體系來建立嶺南文化概念及其空間分佈格局、制定文化發展戰略和規劃、實施各項文化建設工程。但在實際上，雷州半島文化作爲一種歷史存在和她的現狀特徵，實可劃分出一個相對獨立文化類型雷州文化和相應文化載體雷州民係，簡稱爲雷州人，與嶺南廣府、潮汕、客家，以及海南瓊州、廣西八桂文化及相應的民係並立，在嶺南文化版圖上佔有自己的位置，發揮自己的文化作用和影響。然而，由於各種原因，長期以來雷州文化概念並没有得到社會各界的認同和使用；即使在當地對這一概念的界定、命名、推介和普及，也存在一些分歧，未能取得完全統一。雖然近年中共廣東省委、省人民政府有關文化發展戰略、規劃和報告中，已使用“雷州文化”概念，不少專家學者也從各自學科領域和層面對此作了較爲深入的研究和探討，並取得不少成果，使雷州文化被逐漸抹去歷史塵埃，露出其本具豐卓的風姿，進人中國學術界和社會各界的視野，並呈繼續發展勢頭。但就整體而言，雷州文化有待研究的問題還很多，特别是與嶺南其他地域文化相比，無論研究成果和社會認知程度，都相形見絀，不利於發揮雷州文化在當地社會經濟發展中提供文化軟實力支持。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近年廣東學術界有不少人選擇了這個擁有鮮明地域個性、且又長期被湮没無聞、或被邊緣化了的雷州文化爲研究對象，力圖通過這項工作，建立起雷州文化的理論體系，揭示她産生發展的自然和人文背景、歷史過程、各階段的特點和整個縱向的發展規律；繼在横向上，闡述、分析雷州文化各個要素，包括熱帶農業土地利用、方言、海洋農業、海洋商業、飲食、宗教、民間信仰、風俗、人才、流寓人物、文學藝術等的文化歷史演變、文化特質、空間分佈規律；最後，在縱横結合上，總結出雷州文化的風格、優勢和不足，從而提供雷州文化的一系列歷史剖面。在這一寫作框架之内，在以雷州文化爲核心的論述中，同時闡明與此相應的雷州民係概念，因爲雷州文化載體雷州半島居民的大多數，可界定爲一個獨立的雷州民係，或稱雷州人，與嶺南其他三大民係並列而毫不遜色。在這一領域，近年召開過多次學術研究會，出版一批相關著作，例如蔡平主編《雷州文化研究論集》（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13年），吴建華《雷州傳統文化初探》（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牧野：《雷州歷史文化大觀》（花城出版社，2006年），廣東省博物館《天南重地：雷州歷史文化》（嶺南美術出版社，2012年），徐偉民等主編：《雷州半島的雷文化》（中國文史出版社，2011年），廣東炎黄文化研究會等編《嶺嶠春秋——雷州文化論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2003年），陳志堅：《雷州文化》（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2011年）司徒尚紀著《雷州文化概論》（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等。這些論著，從不同學科視野和局面，論证了雷州文化是一種歷史存在，應爲一個獨立地域文化類型，與嶺南廣府、客家、潮汕文化並列而不分伯仲。特别是《雷州文化概論》一書，爲雷州文化提供了理論支撑，解答了對雷州文化認識的一系列模糊問題，是一部關於雷州文化的非常扎實、開創性和標誌性著作。該著出版後，得到北京大學、中山大學、陝西師範大學、雲南大學、廣東省科院等全國30個多單位，42位專家教授的高度評價。2014年5月22日，南方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廣東人民出版社在廣州舉行本書出版座談會，一致肯定該書對雷州文化的重大價值，是一個文化創新，在理論和實踐上具有重大意義。會後出版《嶺南文化版圖新視野——〈雷州文化概論〉評論集》（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薈萃對該著評論文章，可視爲近年廣東文化創新一個標誌性成果。
在嶺南地域文化研究中，長期存在一種傾向即常常根據雷州方言與閩南語相大類，雷州半島居民絶大多數來於福建，極少數來自潮汕這兩大特徵，將雷州文化與潮汕文化一起歸人福佬文化範圍，雷州人也是福佬人一部分。這種觀念和文化地域分區長期占了上風，並産生深遠影響。經過兩者産生地理環境、文化特質和風格的比較，發現雷州文化與潮汕文化的文化差异性大於其共同性，且隨着時代的推移，各朝着自己的方向發展，不宜將雷州文化與潮汕文化一起劃爲福佬文化，而應各自分類；兩種文化載體雷州人和潮汕人也是兩個相對獨立民係，將他們通稱福佬人是不科學的，更不符合實際。
通過以上研究，至少在廣東學術界對此已基本達到共識。這樣，可以按照潮汕文化和雷州文化各自特點和分佈區域，開展相關研究，制定文化發展方向、規劃和建設，在理論和實踐上的意義是無可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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