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人類文明的標誌，而城鎮化水平的高低，反映了區域發展文明的程度。廣東城鎮雖然起源甚早，如果從廣州前身秦代任囂城、漢初越王城算起，已有2000多年曆史。作爲政區建置的縣城和唐宋興起的建置鎮，通稱爲城鎮，也有不少於2000年發展史。近代興起不少城鎮，也未達到普遍化程度。只在改革開放以後，城鎮化才成爲一個時代潮流，席捲廣東大地，並作爲一種新文化現象，它所取得的成果，體現了現代廣東文化的風貌。
一、城鎮化潮流下建築文化新風貌
長期以來，在人們的潜意識中，農村代表着貧困、落後，城市則爲富裕、先進的標誌，此即所謂中國社會的二元結構。鄉下人進城，最要緊的是刻意打扮一番，免遭城里人奚落。這個城鄉分離的壁壘現已隨着工業化浪潮的高漲而被冲破。在珠江三角洲，大量農村人口離開土地，或離土不離鄉，涌入城鎮務工務商。這個以人口地域轉移爲主要標誌的城鄉一體化或稱農村城市化的浪潮，開創了中國城市化的新紀元，也是文化流動的一種方式。珠江三角洲是它最早的發源地之一。它使資金、技術、人才、信息等資源在城鄉之間合理地流動和配置使用，形成良性循環，以謀取最大的經濟、社會和生態效益。這是被世界先進工業國證明了的農村脱貧致富的必由之路。據有關統計，1990年廣東全省城鎮人口約占總人口的37％，這個速度比全國平均速度快1倍左右。近年來廣東更是突飛猛進，把全國平均水平遠遠抛在後面。而珠江三角洲更處在城市化的浪尖上，1980年城市化水平爲28％，1994年上昇爲44％，接近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珠江三角洲近幾年經濟持續增長，2011年城市化水平已超過80％，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珠江三角洲縱横交錯的河網，營造了1000多個渡口，近30年來興建了100多座橋樑，汽車輪渡成爲歷史陳迹，在全國樹起一面“以橋養橋”的旗幟，先後爲其他省區所仿傚。近年三角洲撤縣設市已經完成，形成清一色的城市型政區。建制鎮也大量增加，總共有城鎮近600座，平均每80平方公里即有一座，其密度之高在全國也是屈指可數的。這些城鎮很多和渡口相結合，沿河分佈，在改革大潮中不斷發展壯大，成爲人口和産業集聚中心，即區域發展的生長極，有力地促進了當地經濟的騰飛。據統計，1993年廣東社會總産值在l億元以上的鄉鎮共718個，其中分佈在珠江三角洲的爲405個，占總數的56％。正是這些億元鄉鎮，搆築起三角洲經濟的脊梁。近年，專業鎮异軍突起。2011年，經廣東省認定的專業鎮已發展到326個，總産值達15萬億元，占全省生産總值的283％。這些城鎮有些是縣市駐地，有些是百年古鎮，有些是新興工業衛星鎮，皆以經濟實力强大、基礎設施和服務設施完善而雄踞一方。這些城鎮多以某一專業功能著稱，如南海西樵鎮布匹市場、大瀝鎮摩托車市場，番禺大石鎮傢具市場，增城新塘鎮家電市場，順德陳村鎮花卉市場等，皆聞名遐邇。人市時人頭攢動，車輛頻頻往返，熱鬧喧騰。公私建築豪華氣派，裝修非常講究，不亞於大城市商務中心。許多城鎮興起商業一條街、飲食一條街、服務業一條街，甚至髮廊一條街等。入夜後燈火通明，茶樓酒館和形形色色的娱樂場所，顧客盈門，夜生活往往延至深夜方休。這種建立在珠江三角洲經濟被西方傳媒報導爲“爆炸性持續繁榮”基礎上的城鎮，完全改變了過去政治型城鎮的功能和景觀，是廣東歷史上一個劃時代的突破。現在，隨着珠江三角洲新工業化的不斷發展和深化，這塊熱土上的城鎮化之風越演越烈，正朝着各個城鎮“各顯神通，各具個性，各得其所，各揚所長，各展風采”的方向發展，匯奏着中國城市發展歷史上最雄壯的樂章。
近50年來，廣東城市如城鎮發展一樣，雖然也走過不少彎路，付出過一定代價，如“文化大革命”時期曾嚴重摧殘人類珍貴文化遺産，但這畢竟不是主流。城市建設仍是朝着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這反映在城市景觀和建築風格上，到處都充滿了社會主義時代精神。廣州於新中國建立初期興建於工業區内的住宅群，多爲磚木結構簡易平房，就是爲解决工人居住問題，如建設新村、和平新村、西灣路工人新村等。50年代中後期，吸取蘇聯經驗，興建組團式多層街坊小區，例如廣州重型機械廠工人住宅區、員村住宅區等。同時也興建一些獨院式、雙拼式和公寓式華僑新村和住宅，滿足不同層次僑眷需要。80年代以來，廣州住宅吸取歐美特色，結合廣東地理環境特點，布局争取良好風向，靈活而不呆板，庭園與住宅小區相結合，擴大各種輔助性建築設施，如厠、台、浴建築等。住宅建築景觀朝着群體布局合理、美觀大方、配套齊全、内部多功能、平面布置靈活多變的方向發展，逐漸形成造型簡檏、輪廓簡練、綫條簡潔、色調明快，既富於傳統龢民族特色，又不偏離國際化、標準化的南方建築風格。觸目建築物都比較輕巧、通透、秀薄、明快、典雅，與北方建築的莊重、穩健、檏實、灰闇形成鮮明對照。如廣州天河體育中心、五羊新村等一大批設計别致、造型新穎、風格獨特的公共建築和住宅建築即爲廣州城市景觀增添异彩。廣州友誼劇院、白天鵝賓館、廣州國際金融中心、中信廣場、珠江新城大厦、中國市長大厦、廣州國際采購中心、太古匯大厦、方圓奥克伍德大厦、富力中心、廣州塔（小蠻腰）等標誌性建築等又被認爲是外來文化與廣東傳統文化相結合，也是高技術時代的産物。這樣雄偉壯觀的高樓大厦雨後春笋般聳立在廣東大中城市中，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東莞等城市成爲這些建築薈萃之地。它們象徵着城市財力强大、生氣勃勃，反映不同文化内涵，更是經濟特區一個重要標誌和景觀。許多城市都新辟了公園、雕塑、橋樑、城徽、緑地、水面、文化遺址遺存，以及形形色色的旅遊、休假、娱樂等建築和設施，使城市空間輪廓更富現代感。如近年廣州等城市園林建築异軍突起，功能、格調大异於五六十年代。那時以滿足人們休息、遊覽需要，格調古檏、典雅、寧静，以古色古香爲主題，廣州流花公園、中央公園等即屬其例；70年代公園建設吸取外國公園風格，以明朗、開闊爲主題，越秀公園鯉魚頭青少年活動區即爲這種建築典範；近年興建游樂場成爲潮流，且與旅遊業一起發展，將文娱與科學技術結合在一起，以跳躍運動爲主旋律，充滿了活力和進取精神，如廣州東方樂園、南湖游樂場、深圳香蜜湖等，皆爲改革開放時代的産物。加之新近各種新型建材大量出現和使用，使城市建築錦上添花。許多城市建築外部空間，既有莊嚴雄偉、檏素大方的形象，也有纖薄輕巧、活潑開朗的風格，給人以意氣恢宏、鐘靈俊逸、静穆深遠、心情舒暢之感。例如深圳繁華熱鬧的商業區與珠海濱海住宅小區，即給人以上述意境和印象。甚至連城里人的衣着也受到城市空間環境的浸染，以追求淡雅、清新、飄逸和色彩明快爲時尚，兩者越來越趨於和諧一致。再有城市企業文化、家庭文化、校園文化、音樂茶座文化相繼勃興，名目繁多的文化節日，如歡樂節、藝術節、美食節、舞會、書畫展等不時舉行；公園、樹下、路旁攝影，玩棋，種花養鳥，太極氣功等林林總總。城市文化景觀朝着多元化、多結構方向邁進。
廣東城市這些年所樹立起來的景觀和建築文化，通過各種渠道，輻射全國。廣州、深圳等城市建築物原檐口、大玻璃、平屋頂、遮陽板、横綫條等嶄新裝修和造型，已成爲全國許多城市的仿傚對象，或參觀，或模擬，或移植，一時以廣州、深圳等城市爲底本，規劃、改造自己的城市景觀。當然，廣州、深圳等城市的建築和景觀，也有很多是從香港借鑒過來的。
但是，在改革開放中，廣東一些城市也出現了建築文化中復古主義潮流和建築文化景觀的失控現象。前者是仿古建築四處出現，從賓館到寺廟，從城樓到亭閣，從文化街到仿古貿易市場，五花八門，不倫不類，充斥許多城市，從世俗空間到神聖空間都可見到這種被扭曲了的建築文化現象，與現代建築風貌格格不入；後者如游樂場在一些城市過多過濫，生搬硬套外國形式，缺乏地方個性；又如四處都建立内容雷同、形式一樣的商業一條街。街道兩旁霓虹燈形形色色，招牌林立，競相高下，像廣州火車站附近那樣。多數大中城市人行道與馬路用高層欄杆隔開，店鋪鐵門鐵閘重重，窗外除鐵條以外還加鐵罩（防盗網），有些陽台也如此處理，使人不快。應通過城市規劃和加强管理來消除這些現象，使之納入健康發展的軌道。
二、名城名鎮名村産生與保護成就
城鎮化不僅是一個農村人口、産業向城鎮集中、轉移過程，而且也是城市城鎮和農村的更新改造，不斷完善，不斷進步的過程。其結果産生了一大批國家級、省級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以它們藴含豐富深邃歷史文化信息、科學合理的布局、地方特色建築，自成一格的文化形態、風貌等，彰顯廣東城鎮化帶來的文化變遷和輝煌成就，也爲名城名鎮名村的保護與開發提供雄厚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基礎。
（1）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
2008年4月，國務院公佈《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規定，達到以下四個條件者，可申報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1）保存文物特别豐富；（2）歷史建築集中成片；（3）保留着傳統格局和歷史風貌；（4）歷史上曾經作爲政治、經濟、文化、交通中心或者軍事要地，或者發生過重要歷史事件，或者其傳統産業、歷史上建築的重大工程對本地區的發展産生過重要影響，或者能够集中反映本地區建築的文化特色、民族特色。按照這些條件，廣東省經國務院批準的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有6個，它們是廣州市、佛山市、肇慶市、潮州市、雷州市、梅州市。但實際上，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已陸續確定一批批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2008年公佈條例則進一步將名城、名鎮、名村作爲一個城鎮建築文化系列的保護與開發規範化、標準化而已。
名城廣州，始建於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設南海郡治於此，稱番禺城，即以南海郡尉任囂命名的任囂城，爲廣州首座城廓，故址在今倉邊路一帶。漢初，趙佗立南越國，廣州爲都城，稱南越城或趙佗城，城垣周十裏，環抱番禺城。據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記載，番禺已發展爲全國家10多個經濟大都會之一，擁有規模巨大的造船手工業。三國吴黄武五年（226年）交廣分治，廣州由此得名。唐代，廣州崛起爲世界性貿易大港，是“廣州通海夷道”起點，城内設外國僑民區“蕃坊”，經濟繁榮昌盛，城區也得到幾次改造，“州城三重”，可見規模不小。唐僖宗元符六年（879年）黄巢軍隊攻克廣州，據傳有12萬阿拉伯等外僑被殺，有人據此推測唐代廣州可能有上百萬人口。南漢時，廣州是南漢國都城，稱興王府，一方面擴大城南區，稱“新南城”，另一方面廣築離宫别苑，不少遺址保留至今。宋代廣州城大發展，先後9次修繕，耗資甚巨，修築中（子城）、東、西三城，周長18裏，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有“千門日照珍珠市，萬瓦煙生碧玉城”繁華，首創“羊城八景”。元代成立“廣州録事司”，爲城市型政區建置之始，廣州是全國123個建制城市之一。明代是廣州城第二個大發展時期，廣東省治、廣州府治均在廣州。明初將宋三城合一，兩次擴建老街，周長約21裏，設八門。今天廣州城内主街，多爲明代已有。嘉靖四十三年（1663年）又在城南加築外城，或稱子城，周長6裏多，稱明“新城”。此後，廣州城垣很少擴建。清初，在明新城之南，增修東西兩翼城，直扺珠江也，各長20丈。此後直到清末，廣州城垣只有修繕，未有擴大之舉。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廣州城區急劇向東、南、西方向擴展。1918年廣州市政公所立，爲廣州得名之始，也是全國第一個設市的城市。1920年廣州開始拆除城墻、城樓、城基，改建馬路，形成道路網。馬路兩旁建騎樓，把低層民居區圈成街區。從此以後，廣州逐漸向近現代都市轉化。到1948年，廣州包括城内（老城故址）、東關、東山、西關、城北、河南6片，整個市區面積317平方公里。到1986年市區面積擴展爲54平方公里。近年，廣州市面積繼續擴大到7434平方公里，都是歷史發展的結果。
廣州自古以來，即爲中外文化交流薈萃之地，既是“三朝（南越、南漢、南明）十帝”建都之所，又是近現代革命策源地，海上絲綢之路發祥地，嶺南文化中心地，改革開放前沿地，文物古迹豐富多彩，早在1982年已被定爲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此後，廣州按照歷史文化名城條例，對單體建築、傳統街區和整體風貌進行妥善保護和科學發開發，北京路“千年古道”就是一個縮影，它與廣州天河區所代表新城市街區和文化景觀形成鮮明對照，反映近30多年來城鎮化在廣州的歷程和輝煌成就。
潮州古城在四、五千年前就是古越人原始聚落，東晋咸和六年（331年）爲東莞郡海陽縣治和東晋義熙九年（413年）設立的義安郡治，均在今潮州古城内。歷隋至清潮州古城一直爲郡、州、路、府治所，粤東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但潮州何時建城，在宋以前無明文。宋代潮州經濟迅速發展，潮州城有過多次修建，並形成完整布局。據宋《潮州三陽志稿·城池》載，宋至和元年（1054年）潮州築子城，以金山爲依託，周長60步（疑爲六千步），外繞以城壕，延綿1200丈。城内巷陌縱横，爲棋盤式布局，後又沿韓江也修築石城，與舊城相接。宋代開始開鑿長達115裏三利溪，與韓江相通，其中一部分成爲城濠，還修了跨韓江廣濟橋（湘子橋），疏浚西湖爲風景區，建立韓文公祠、韓山書院、元公書院等、人文蒸蒸蔚起，被譽爲“海濱鄒魯”。元代，設潮州録事司，爲廣東僅有三個録事司之一，（另爲廣州、曲江），是潮州作爲建制城市之始。明代，潮州城建進入另一個鼎盛時期，明初在宋外城以南築明城，周長1763丈，呈狹長狀，並開闢鳳凰洲、鳳凰塔、修廣濟橋等。明地理學者王士性《廣志繹》贊“今之潮非昔矣，閭閻殷富，仕女繁華，裘馬管弦，不减上國。”清代，在城西葫蘆山和西湖修築腰城，古城向西部發展，城内功能分工明確，在縱貫古城南北的今太平路上，修築數十座石牌坊，成爲全國罕見牌坊街景。民國初年，潮州古城被拆除，但市内保留下來文化遺址遺址甚多。據1990年調查，市内仍有文物點627處，市級文物42處，省級文物4處，國家級文物1處（廣濟橋），潮州堪爲一座歷史博物館。1986年12月，國務院批準潮州爲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近年在城鎮化高潮推動下，潮州許多風景名勝得到修復而重放豪光，已成爲粤東旅遊一個名片。以韓愈爲代表一大批貶官逐客到來，傳播中原文化，“贏得江山都姓韓”，極大地加强了潮州在廣東開疆文化中地位，叠加上近30多年城市文化修復和建設，潮州作爲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實至名歸。
西江兩廣咽喉要地肇慶，古稱端州，是一座有2000年曆史古城，當地春秋戰國墓出土大量精美青銅器，表明當時肇慶已是嶺南經濟文化發達地區之一。樑天監時（502—519年）置高要縣，肇慶作爲郡治、從此開始，肇慶一直是州、郡、府治所在。北宋重和元年（1118年）宋徽宗賜御書“肇慶府”，肇慶因此得名。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兩廣總督府從蒼梧遷至此，直到清干隆十一年（1746年）才移至廣州。在此近200年間，肇慶節制廣東及西粤，是廣州以外最大一個政治中心。明末清初，明皇族朱由榔監國於肇慶，後又稱帝，改元永歷，並以肇慶爲行宫，肇慶在嶺南政治地位僅次於廣州。
北宋皇祐中，爲防止儂智高起義軍進攻，肇慶開始築子城，僅容官署。政和三年（1113年）乃築磚城（内爲夯土），周長871丈，開四門。明清時期，肇慶城修築達20次左右。城内街道中軸對稱，相互交錯成棋盤狀。城内外都分佈有官署、倉庫、廟宇、學校等。但圩市、住宅和風景旅遊區主要在城外。民國時期，拆除城樓、雉堞、砲台等城防設施，城門也填爲斜坡，但主體城墻至今仍較完好，現周長2800多米，墻高65—10米，寬85—18米，爲廣東省所僅見。
肇慶作爲歷史文化名城，飲譽中外。城外七星岩，現在保存下來的唐宋遊人碑刻就有300多條，形成千年詩廊。明人評價七星岩可與紹興蘭亭、杭州西湖、寶鷄鳳台、南京燕子磯相媲美。座落肇慶附近鼎湖山中慶雲寺，始建於明末，是嶺南四大名刹之一，現爲全國重點開放的一所寺院；古城内外崇禧塔、麗譙樓、披雲樓、閲江樓、梅庵、高要學宫等，皆爲重要文物古迹。日本留學僧榮睿與鑒真五次東渡日本末成，於唐天寶七年（748年）輾轉流落端州，病逝於龍興寺。今在鼎湖山下建有榮睿紀念碑，爲中日友好交往見证。明萬曆十一年（1583年）意大利耶穌會教士利瑪竇、羅明堅首途肇慶，在肇慶建立中國第一間天主堂——“仙花寺”，編纂第一部葡華文字典——《平常問答字義》、第一部中文天主教義——《天主實録》等，以及繪製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圖——《坤輿萬國全圖》。肇慶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佔有特殊地位。1982年10月經國務院批準爲中國第一批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之一，1991年2月再被廣東省人民政府批準爲全省首批歷史文化名城，1994年4月爲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
佛山地處珠江三角洲中部，歷史悠久。早在四五千年前，這裏已有西樵山石器製作場及多處重要的漁獵聚落。秦漢年間，今市區一帶已是頗具規模的農漁村落。晋隆安三年（389年）罽賓國（今克什米爾）僧人達毗耶舍航海到此傳教，建塔坡寺，故後世《佛山季華鄉志》稱“佛山肇迹於晋”。隋開皇十年（590年）立南海縣，今佛山城區稱季華鄉。唐貞觀二年（628年）在塔坡寺舊址掘得銅佛象三尊，是以易名佛山。
宋代，隨着珠江三角洲大規模開發，許多城鎮相繼出現，佛山也發展爲一座初興的工商業市鎮。
明中葉時，西、北江通廣州水道西南涌淤淺，佛山涌取代西南涌地位，佛山城爲通廣州必經之地。這種特殊地理區位與珠江三角洲日益發展商品經濟相結合，促使佛山崛起爲一座聞名遇邇的工商業城鎮。擁有發達的冶鐵、紡織、陶瓷、制藥等手工業，以産品製作精良質量上乘飲譽天下。佛山城市規模也迅速擴展。干隆《佛山忠義鄉志》説明景泰年間（1450—1456年），佛山“民廬櫛比，屋瓦鱗次，幾萬餘家”，“周遭三十四裏，中分二十四區（鋪），區可一裏有半，其廣不及縣之一隅”。店鋪就有一萬多家，商業70多行，各行會館200多家。今普君街、祖廟街和栅下鋪爲手工業和商業區所在。
入清以後，經濟繼續增長，到干隆時，佛山已發展爲廣東廣（州）佛（山）陳（村）石（龍）四大名鎮之一，與湖北漢口、江西景德、河南朱仙鎮並稱爲中國四大名鎮。又與京師、蘇州、漢口並稱爲天下“四大聚”。其城區向東西兩翼發展擴大爲25鋪。干隆《佛山忠義鄉志》説：“舉鎮數十萬人”，“廛肆居民，楹逾十萬”。百年以後，到道光年間，佛山城區又擴大到27鋪，街道里巷約600條，城内有6個圩市，60個渡口和20座橋樑，處處人來人往，熙熙嚷嚷，汾江南岸發展爲繁華的商業和文化中心。
鴉片戰争以後，由於外國資本主義入侵，佛山稱盛一時的手工業迅速衰落，加上作爲佛山經濟生命綫的佛山涌淤淺，佛山“群流來會”水運地位所帶來繁榮成爲歷史陳迹，淪爲一座消費城市。民國初年有28鋪，城區街道里巷已達1565條。1921年佛山人口342萬人。抗戰期間，佛山城區遭日機狂轟濫炸，焚燒房屋一萬多間，幾及城區六分之一，人口大量逃散，到1949年，佛山城區僅餘7萬多人。
佛山興盛於商品經濟發展，資本主義萌芽生長時代，加上它的地理區位特點，是廣東唯一没有修築城墻的城市，只短暫時間作過南海縣治，行政地位較低，但經濟地位很高，這種情况在全國城市中很罕見。另外，佛山歷史上祠堂廟宇林立，宗教文化很活躍，祖廟即爲一個著名中心。佛山歷史遺留下來古建築、園林勝景、名人遺迹、遺址等甚多。1991年2月，被廣東省人民政府批準爲首批省級歷史文化名城，1994年爲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
佛山是珠三角城鎮化水平最高城市，不但城區達到現代城市各項要求，而且周邊城鎮和鄉村都爲高度發達城鎮化地區，甚至看不出它們之間的差异，顯而易見，城鎮化作爲一種强大驅動力，深刻改變這座名城面貌。
梅州城位於梅縣盆地中央，梅江與程江交會處，是一座有千年曆史的古城。大約四千年前，當地已生活着土著越族人祖先。東晋南朝以後，比較多的漢人南遷於此。南齊時始建程鄉縣，治所今梅州城，後世因之，相傳城内有隋代程鄉縣署舊址。從當地出土一些精美陶瓷和古建築遺址、遺迹看，梅州城附近地區唐朝時已有相當程度開發，所以到南漢干和三年（945年），程鄉昇格爲敬州。州署北依金山，南臨梅江而建，故址爲今梅江區政府所在地。
宋開寶四年（971年）敬州改稱梅州，此爲梅州得名之始。宋代南來客家人口超過當地居民數量，成爲人口主體，地方開發達到一個以土地利用爲中心的新階段。地處粤閩交通要道上的梅州，商旅往來日趨頻繁，這都使城市建設成爲必要和可能。北宋皇祐四年（1052年），梅州開始築土城，周長約450丈。城内相繼建立起書院、廟宇、橋樑等，梅州開始成爲粤東客家文化中心。
明代，梅州雖然由州降爲縣，但當地未受戰火影響，社會經濟相對穩定地發展。洪武十八年（1385年）拆除宋代西城垣，擴基修築石城；弘治元年（1487年）再次重修城垣。在此前後，還興建社學、書院、教場、城樓、風水塔，開鑿百花洲東部溪等，豐富和充實梅州城建築文化風貌，也改善了城鎮環境。
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清廷以“程鄉文風極盛”，昇格爲直隸嘉應州。梅州城作爲州治得到多次修建。重要的有建州前康熙十七年（1678年）擴建城垣，周長987丈，辟東、西、南（2個）、北5門，上建城樓，架設砲台。此外，先後建設試院、書院、狀元橋、接官亭等。據有關統計，光緒十年（1874年）全城有各朝累建祠宇85所。到清末，形成梅城功能分區格局。據《嘉應鄉土地理教科書》説：“城内祠宇達百所，户口稀少，東、西、北三面傍城，多爲民居，中央及南部多祠宇、官廨。商務以州署前大街爲最盛，西面多工作店，東門只有小販而已。
民國初，近代産業在梅州漸漸興起。1932年梅州城區市政建設委員會成立，繼將城垣拆去，擴建爲馬路，並建設其他市政設施，梅州逐步從古老城鎮向近代城市轉變。
梅州古城是客家文化在粤東的中心，1965年郭沫若先生贊其“文物由來第一流”。有鑄於南漢千佛塔、始建於南宋梅州學宫以及近代黄遵憲故居、丘逢甲故居等。1991年2月，梅州城被廣東省人民政府批準爲首批省級歷史文化名城，1994年爲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
城鎮化吸引大量人口向城區集中，許多新建築拔地而起，梅江一河兩岸景觀帶成爲古城新貌最亮麗標誌。
雷州城位於雷州半島中部，爲廣東南路歷史最悠久的古城。
先秦時期，雷州半島爲甌越活動地區。據明嘉靖《廣東通誌》載，公元前355年楚滅越後，“楚子熊揮受命鎮粤，至此開石城，建樓以表其界”，樓名爲楚豁樓。而據嘉慶《大清一統志》載，楚豁樓在“府城東北”，“府治之内”。此説如可靠，則石城應爲雷州半島最早的古城。
漢武帝平南越國，在雷州半島置徐聞縣，並與合浦郡治、縣治一度在今雷城（一説在今徐聞縣）。自此以後，雷州歷爲州、郡、縣治所在地。漢代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爲徐聞、合浦港，徐聞港地望一説在今海康雷州城附近（一説在徐聞縣），此對外貿易港直至唐宋時期仍很繁榮。唐貞觀七年（633年）原東合州易名雷州，此爲雷州得名之始。在唐代曾大規模築城，從現已發現的300多塊印有陽文“雷郡城磚”，“郡城磚鼓角樓第八甲”等字樣的唐代城磚分析，當時的城池頗具規模，並已修築磚城而不是土城，這在嶺南是比較少見的。據康熙重修《雷州府志》載，南漢干亨年間（919—924年）也有修築城池之舉。到宋代，雷州城建設進入一個十分重要時期。北宋至道二年（996年）築子城，南宋紹興十五年（1145年）在子城外擴拓新城，規劃外城。“外城由那盧至西湖暨赤嶺崗，築南、北、西三城，又包東嶺塹、英禄山爲東城，周圍五裏二百八十步”。城外環築女墻，開4門，至紹興二十四年（1154年）“乃畢前功”。雷州城規模漸趨完備。時從瓊崖北返的胡銓曾應郡守趙伯檉之請，寫了一篇《雷州城記》，留下創建新城和修繕舊城紀録。此後宋嘉定五年（1212年）和淳祐十年（1250年）以及元代天曆至順（1328—1332年）年間都對城垣作過修葺，使内城外城互爲犄角，防禦體系完備，風格獨特，越發“地重天南，名馳百粤”。
明洪武七年（1374年）再一次大築雷州城垣，展其舊基，加之高大，新辟東、西、南、北4門，分曰鎮洋、中和、廣運、朝天；建重樓、起角樓，東、西、北3門各置石橋，又環城壑池儲水，即築護城河，城垣長6裏多。此後明正統、成化、嘉靖、隆慶各朝都有過修理。清代又在4門外百步處各建樓防守，古城呈現出雄偉壯麗景象。1938年當地政府以抗日爲由，將雷州城垣拆除殆盡，舊城新城盪然無存，今僅有少量城基而已。
自宋代始，雷州古城街道縱横交錯，官署、學宫、寺廟、客棧、屋舍等已按功能分區布局。明萬曆年間，作爲雷州城中軸綫的南北通街長二裏，稱迎秀街；東、西各一裏，稱東、西街。其時集市貿易由官府劃定地盤，嘉嶺、大新街、一橋、二橋等都是集市場所；城區也劃爲迎恩坊、解元坊等21個坊。明成化二十年（1484年）所有街道都鋪成青石路面。到清中葉，雷州城區面積已達5方里多。
雷州城作爲廣東南路文化中心，隋以前文化落後。唐宋以降不少名宦重臣，如李邕、寇準、秦觀、李光、趙鼎、李綱、蘇東坡等，或貶謫、或假道雷州入瓊，傳播中原文化，辦學興教，逐漸改變當地文化面貌。明清時期，雷州文化接近省内先進地區水平。現在，古城内保存許多歷史文物古迹，如始建於東漢伏波廟、唐建天寧寺、宋代開發西湖、寇公祠、十賢祠、明代真武堂、三元塔、縣聖宫以及大量古代民居，珍貴古木等。加之雷城向爲佛教在廣東主要中心之一，現留存大小寺庵66座，僧尼583人，形成强烈宗教氣氛。當地風俗文化活動也具有濃厚地方特色，使雷州古城贏得很高聲譽。1991年2月，被廣東省人民政府批準爲首批省級歷史文化名城，1994年定爲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
2、省級歷史文化名城
莞城，位處珠江三角洲東北部，東江下游。作爲東莞縣治，始建於唐至德二年（757年），時稱到涌。此後一直爲東莞縣縣治，是一座有1200多年曆史古城。
東莞原有舊城，到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始築新城，含鉢盂、道家二山於城内，以磚砌城墻，周長1299丈，高25丈，辟4門，東曰和陽門，西曰迎恩門，南曰崇德門，北曰鎮海門，每門設一城樓和敵樓。環城挖防城濠，長1350丈，闊3丈，深35丈。天順年間增建譙樓。明末倭患嚴重，乃於萬曆元年（1573年）修月城，長432丈。清雍正以後，對明城屢有加固城墻，疏浚城濠之舉。
東莞古城，因形就勢，采取縱横交錯布局方式，作爲古城主軸的北門正街和西門正街，以及南門正街與東門正街相互垂直；縣署在城東北角，許多坊巷、街市被分隔在中軸綫四周，城内多橋樑、小涌和水塘。城外主要爲商業區和手工業區所在，許多地名反映這種特色，例如葵衣街、皮鞋巷、賣鷄市等。
民國初年，東莞古城被拆毁，城濠被填平，改作環城路。今僅餘西門樓，高16米，通面寬26米，通進深14米。原有一券拱門洞，1958年在兩側各開一小門。
東莞人文薈萃，英才輩出。歷代科舉人物中，有舉人1380名，進士240名，薦辟904名，以明爲盛，僅進士就有88名。近現代誕生了許多知名的文學、藝術和科技專家。古城附近保存的文物古迹也不少，如建於南漢鎮象塔、明萬曆金鰲洲塔、明靈應祠、清咸豐可園等。莞城東南太平鎮，有林則徐銷煙池、虎門砲台、節兵義墳、林則徐紀念碑等。
1991年2月，東莞被廣東省人民政府批準爲首批省級歷史文化名城。
在近30多年來，東莞崛起爲珠江三角經濟巔峰，大量産業、外來工集聚，城市範圍大爲擴張，已發展爲一座現代化城市。古城址被包圍在新城中，更突現它深厚文化積澱和古檏景觀，以及不可替代歷史文化價值。
揭陽，在廣東省東部，榕江中下游，是粤東地區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遺址分佈最多的一個縣、也是廣東最古老的縣之一。秦定嶺南，在今廣東首置南海郡，下轄5縣，其中在今潮汕地區唯一建立的即是揭陽縣。東晋以後，揭陽縣屢有分合易名之變。南宋紹興十年（1140年）復稱揭陽縣，設治於玉滘村，是爲榕城建立之始。以後揭陽縣轄境雖有變遷，但縣治却未改，榕城至今約有850年曆史。
南宋景炎三年（1278年），榕城在宋元交戰中被焚爲廢圩。直到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爲防犯農民起義軍進攻，乃於縣衙門四周築城，稱禁城，也稱内城，護理縣署。城墻用石條交錯砌築，貝灰勾縫，長200丈，外城爲土城，長800丈。明初城塌濠湮。天順四年（1460年），爲防海寇，拓展内城東北100丈，共300丈，砌以石，再拓外城西北700餘丈，共1600丈。弘治元年到十一年（1488—1498年）對古城作大修。干隆《潮州府志》載，這次“役丁夫十數萬，民頗勞怨”。崇禎五年（1632年）又築銃城二座。揭陽環城内外都有深濠，歷史上多次疏浚。1937年，城墻被拆除，擴建馬路，但城基仍存，城址尚未發掘。
揭陽古城座落在榕江平原蜂腰地帶，北倚歧山，南面筆架山，榕江南北河道夾城而過，是爲天然護城河，並引水人城，千回百轉，狀若榕樹，故名榕城。城内河渠縱横，池塘星羅棋佈，上百座石橋卧波横架，民居多建於水濱，富於水鄉特色。故昔人謂榕城爲水上蓮花、浮水葫蘆，以“城中竹樹多依水，市上人家半係船”詩句吟咏古城風貌。現保存下來明清民居約62萬平方米，平面布局多爲“抛獅”、“四點金”或依中軸綫排列的院落式爲基本單元，並廣泛采用石雕、嵌瓷、彩畫等各種裝飾手法，顯得富麗堂皇，代表潮汕地區建築風格。另外，榕城明清時廣設園林，至今仍保留數十處，以曲徑迂逥、小中見大、寓意深遠見稱。
榕城是粤東人文薈萃之地，除保存大量宋明以後學宫、城樓、廟宇、牌坊、橋樑、府第、祠堂、民居等古建築以外，文化活動很活躍，演劇之風長盛不衰。清光緒年間揭陽有“戲縣”之稱。揭陽石雕、木雕等工藝製作蜚聲各地。明清時期，揭陽科舉人物鼎盛，中進士者有43人，舉人數量更多，地方著述也不少，地方誌稱揭陽有“鄒魯之流風、韓趙之遺澤，歷代不替”。1991年2月，揭陽被廣東省人民政府批準爲首批省級歷史文化名城。
海豐縣海城鎮，夾峙於粤東的紅海灣和碣石灣之間，處在廣州通粤東水陸交通綫上，形勢非常重要，城古越千年。
東晋咸和六年（331年）始建海豐縣，海城鎮即爲縣治。唐爲海豐郡治，相傳已經築城，故址在今城東裏許。宋毁，後築土城，所以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載：“海豐舊有土城，元末毁，洪武十七年（1384年）始築今城”。即磚城，周長396丈，城外環以護城河，寬、深各1丈。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因倭患日甚，加築女墻、垛眼，封閉北門，其餘3門各包以鐵葉。城外又築土圍，高7尺，外開溝，寬2丈，深7尺，城外居民先後遷人城内居住。萬曆十二年（1584年）築偃月城，增以女墻。入清以後，對明城作過多次修葺，現存古建築多爲明清時所造。1922年海豐農民運動初期，在彭湃領導下，拆除舊城墻，並砌馬路，將附城原有溪東、東田、溪望、城厦4鎮連成一體，海豐縣城又稱城厦。
海豐爲海防重地。明代海豐境内，尚設有碣石衛，衛城在今陸豐縣碣石鎮，是明代廣東11大衛城之一。在今汕尾城區，還有碣石衛管轄的捷勝所城遺址，彼此聯絡呼應。此外，明清時期海豐共修煙墩12座，海防砲台24座，在鞏固海防中發揮重要作用。
海豐古城文物古迹很豐富。建於明代海豐學宫，現爲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東郊赤山寶塔、城南謝道山寶塔，皆爲廣東現存明清的著名古塔；此外，還有清代潮郡會館、宋代東嶽廟、黎阿畢井、明代方飯亭、龍津橋、南門湖、清代“聖井古迹”、摩崖石刻，以及彭湃故居、海豐總農協會舊址和縣農民協會舊址、海豐縣總工會舊址等近現代革命遺址遺迹。
海豐文化藝術豐富多彩和富有地方特色，白字戲、正字戲、西秦戲爲3個稀有地方劇種，各種民間演唱也很活躍，木雕藝術達很高水平，多次獲奬。
1991年2月，海豐被廣東省人民政府批準爲首批省級歷史文化名城。
高州古城，位於高州縣中部偏南，鑒江南岸。隋置茂名縣治於此，唐貞觀八年（634年）置高州，仍治茂名，即今高州鎮。元明清均爲府、州、縣治，自唐以後即爲鑒江流域政治中心。
唐代高州開始築土城，宋元因之，城周長386丈。現城内尚保存唐代建築遺迹及出土唐宋銅錢、陶瓷器皿等。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在原來舊城外重築新城，以木栅包繞；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加瓮以磚，周長614丈，辟5門，東曰迎陽門、南曰廣濟門、西曰通川門、北曰北門，另一門曰小西門，每門各建城樓。明成化元年（1465年）東、南、北3門被毁，成化四年修復，並砌城，增厚4尺，創建串樓600多處。嘉靖四年（1525年）在城四周加築子城。嘉靖十三年廢子城，建敵樓。以後，明清屢有修葺。光緒十五年（1889年）集資大修城濠，周長540丈，深12丈，寬8尺。抗戰時期，高州舊城新城均已被毁，現僅存遺迹。
古城内主要分佈官署及有關附屬建築物，如高廉道署、高州府署、督捕通判署、高州總鎮署、廣濟庫、永安倉、教授訓導署、督學考院等；城外則爲教場、牌坊、風水塔以及民居環繞。城内外保留許多歷史文物古迹，如建於明代的冼太廟、寶光塔、興文橋、寶蓮庵、潘仙祠，建於清代的吕祖殿、報德祠、文光塔、玉泉寺等。
韶州古城，處於北江支流湞武二水交會處，自古以來爲穿越南嶺，北通湖南、江西，南下廣州的交通要衝，也是粤北主要政治中心。自西漢置曲江縣治於此後，歷東漢始興郡、隋唐宋代韶州、元代韶州路，乃至明清韶州府，都在此設治所。元至元初年，成立韶州録事司，專管城厢居民事務，轄境包括縣城兩厢及城外三厢，成爲與縣平級行政區，此即韶州作爲建制城市之始。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南海郡尉任囂在曲江縣南五裏蓮花山下修築城堡，後人稱之爲“任囂城”或秦城。此説見於清郝玉麟《廣東通誌》“古迹”條。但該通誌又載：“漢曲江縣城在湞水東蓮花山下”。二城關係如何，該通誌未指明。有不少人認爲，漢城很有可能在秦“任囂城”基礎上修築的。此外，據光緒《韶州府志》“古迹”條載：曲江城南十裏官灘下亦有一座古城，爲晋末始興郡守徐道覆所築。此即韶州在歷史早期二處河東古城。
隋唐時期，韶州古城遷到武水以西，稱河西古城。但建城時代，一説在隋，一説在唐，諸史所記亦有矛盾。有人認爲河西古城當在今武水西南部原韶關地區醫院附近，惜已無遺迹可見。
韶州古城第三次遷到湞武二水間之中洲，稱中洲舊城。建城時間多謂在南漢白龍二年（926年）。但據光緒《韶州府志》“建置”條，應在五代後梁干化初年（926年），比南漢要早，南漢只在遷治後築州城。
中洲舊城建立後，曾屢加修築。計宋代2次、明代9次、清代6次。但舊城最初規模如何，今無文獻可证。明洪武二年（1369年）已築有湘江、干、東、南、西5門；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重修5門爲聞韶、鎮越、望京、迎恩、阜民。明天啓四年（1624年）增開青來門。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在湘江門外添築子城。另據光緒《韶州府志》附圖，除有上述6門外，正南方又有文明門，不知辟於何時。古城經多次修築擴大，清代韶州府城周圍9裏30步，高2丈5尺。城基範圍大致北起中山路，南至韶關公園以北，東西兩側爲今東堤路和西堤路，風度路爲舊城中軸綫。
韶州舊城於1928年拆毁，改修馬路。商業在東堤路發展較早，以後再轉到風度路。自1916年粤漢鐵路廣州至韶關段修通以後，河東火車站一帶商業漸盛，而中洲南端的今解放路因與火車站有浮橋相通，亦漸興。1936年粤漢鐵路全綫通車以後，南北貨物和商旅多過境而不留，韶關商業逐漸衰落。抗戰期間，廣東省政府一度内遷韶關，許多産業也隨遷，韶關有過短暫繁華，人口陡增至24萬人以上。但1944年冬到1945年秋，韶關陷於日敵之手，備受破壞，以後也得不到恢復。到建國前夕，韶關已淪爲一座不過5萬人的殘破消費城市了。建國以後，大量工礦業布局韶關，成爲一座工業城市。近年在城鎮化潮流下，商業、服務業和旅遊業日益發達，韶關已成爲粤北首位工商業城市。
南雄州古城，座落北江上游湞江北岸。唐之湞昌縣、宋之保昌縣、五代南漢之雄州、宋之南雄州、元之南雄路、明之南雄府、清之直隸南雄州皆治於此，民國至今均爲南雄縣城。
據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載，南雄州宋以前有古城，宋皇祐四年（1052年）開拓之，時辟有東、西、南3門。明洪武初，增善土郭，因規模小，僅3條主街，故名曰斗城。元代又於東門外增築土城，周長340丈，名曰顧城，並修城濠，還增建東、南、北3門。明成化二年（1466年）甃以磚石。成化五年（1469年）又於城北之小北門至牛軛潭築土城，長300餘丈，面積比原來擴大2倍，城内增至38條街巷，沿河固以木栅。明正德三年（1508年）爲防流寇，甃土城以磚。正德九年（1514年）增築女墻，高6尺，辟2門；其南面臨江，仍圍以木栅，謂之新城。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内外二城俱毁，後數次修葺。斗城、顧城合稱老城，周長727丈，高2．55丈；新城高與老城相同，周長1131．7丈。
1931—1933年，南雄州古城被拆除，現僅存南門城樓，城磚有“明萬曆二十五年”、“咸豐十一年”、“同治五年”等紀年銘文。城拱門高36米，寬395米，爲縣級文物保護單位。此外，古城内有建於北宋三影塔，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有明代學宫、羅漢井、四方井、祖師樓，清代甘露禪寺和廣州會館等文物古迹。
惠州，位於東江下游，東江與西枝江交匯處，一面依山，三面環水，被譽爲“嶺南名郡”、“粤東重鎮”，是一座千年古城。
新石器時代，惠州一帶已有人類活動，從事漁獵與原始農耕。戰國時，今惠州市區及博羅縣北部，出現過一個縛婁（符婁）小國，實爲一個部族。秦始皇進軍嶺南，於此立傅羅縣，即基本上“以其故俗治之”。傅羅後稱博羅，乃古越語“山洞人”之義，似與這一小國有關。南朝陳時歸善縣治於今惠州城附近白鶴峰下，此即爲惠州古城建設之始。隋開皇十年（590年）設循州，州治在今惠州城區。此後，惠州古城歷爲州、郡或縣治所。北宋天禧四年（1020年，一説五年），禎州改稱惠州。
隋唐循州設治於此之後，城市建設逐漸發展。到宋代，惠州古城已初具規模，辟有東、西、南、北4門，周長約2裏，傍豐湖（西湖）而建，後稱宋古城。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在此設惠州衛後，依宋古城東北，兩度擴建城垣，周長1255丈，高18丈，面積比宋古城成倍擴大，開7城門，即除東、西、南、北4門外，另辟小東門、小西門及水門。門上設敵樓，旁列窩鋪28個，奠定了惠州府城基本格局。此後，明清兩代重修城垣達12次之多，皆與城防有關，但基本上沿襲明初規模。明萬曆初年，又在今橋東修築歸善縣城，設4城門，另有關口，便門各二，與惠州府城通以浮橋。從此，形成一地兩城，隔江相望，城基與河堤渾然一體的格局。
1930年惠州古城大部分被拆除，但在今橋東、橋西沿江一帶仍保存明清城墻數處，以上米街臨江處一段較爲完好。其長180米，高75米，墻基高2米，内夯土，外包青、紅石條，除少量青石條爲清代加築以外，其餘均爲明代遺物。
惠州古城，人文薈萃，五代始建城西豐湖（西湖），宋代經營爲風景區，明代形成八景，清代更有十六景、二十二景之勝。如元妙觀、泗洲塔、朝雲墓、六如亭等皆爲遊人仰止。歷史上貶謫惠州的名宦重臣、慕名而至的騷人墨客不絶如縷。他們對惠州經濟文化發展建樹頗多。人所共知的蘇東坡，在惠州過了三年野服生活，留下大量關於惠州山川風物詩作，使惠州名揚四海。惠州又是廣府、客家、潮汕文化結合部，具有特殊地方文化風貌，在民間歌謡、娱樂、技藝、習俗、飲食等都表現了惠州文化豐富的内涵、深厚的根基和廣泛的淵源，在嶺南文化體系中享有盛譽。1991年2月惠州被廣東省人民政府批準爲首批省級歷史文化名城。
羅定古城，在今羅定縣羅城鎮，座落羅定盆地中央，羅定江（南江）南岸。明萬曆五年（1577年），昇原隋唐以後的瀧水縣爲羅定直隸州，州治設在今羅城鎮北部。據此，羅定古城已有四百多年曆史。而在此之前，今羅定境内從秦漢以後即設置過多級行政區域，並建立數座古城。至今可考的有唐代瀧水縣治在今太平鎮，開陽縣治在今船步鎮，建水縣治在今羅城鎮南5公里處。羅定州城本無城垣，明正統十四年（1448年）開始築土城，以避“瑶亂”；景泰四年（1453年）改築爲磚城，周長660丈，高16丈，敵樓35處，外建月城，設東、南、北3城門，其上各設城樓。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改築陽城467丈，增設雉堞690處，守鋪19處，擴大南城268丈，雉堞412處，辟西、南、小南3門，創建西樓和南樓各一。明成化三年（1467年），從州城西北引水至西南作護城河，長380丈，寬2丈，深15丈，東南無護城河。羅定直隸州建立後，作爲廣東省一個特别行政區，其政治地位提高，商貿迅速發展，各地移民薈萃，州城也得到拓展，形成城内衙署林立，街道整然，城外商業貿易繁華景象。學宫、書院、寺廟相繼興起，河道運輸繁忙。清雍正八年（1730年）重修城垣，在大東門外增築石堤83米，作護城防洪堤；光緒年間（1875—1908年）兩次特大洪水又冲毁北城墻，後在河岸加築石堤兩級，使大東門至北門城垣保留至今。現存長635米，城垣下有兩級防洪石堤，城垣底部約有一米高的石墻，中部爲明代青磚砌築，上部爲清代青磚修補。
羅定作爲西江流域歷史名城，雖然古代被視爲蠻荒之地，但唐宋以後，被逐或假道於此的中原名士不少，開風氣之先河。此後文武人才輩出，到民國時期，學校遍佈全縣城鄉，羅定與梅縣並稱爲廣東文化縣。古城内保存有文塔、學宫、書院、祠堂等古代建築。縣境出土不少反映嶺南文化特點的漢晋銅鼓和其他精美青銅器，當地流行融合多語支的羅定方言、多體裁的民歌，以及風格迥异的風俗習慣，使羅定文化在西江地區獨樹一幟。1991年2月，羅定古城被廣東省人民政府批準爲首批省級歷史文化名城。
平海古城，座落惠東縣稔平半島南端的平海鎮，東、西、南三面臨海，背枕高丘，形勢十分險要，易守難攻。在明初普遍設立衛所制度高潮中，在此設守御千户所，隸屬於惠州衛，成爲一個以軍事防守爲主要職能的古城鎮。
爲平息、防範元末以後日益猖獗的海寇活動，據光緒《惠州府志》載，從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開始，“建造平海城池，開五屯而養兵，創一城以撫民，靖海上烽烟，衛邊疆社稷”。至洪武二十七年始竣事，“城圍五百二十丈，高一丈八尺”。外形有如一口燕尾古鐘，故也稱“鐘城”。城垣上設雉堞87l處，辟東、西、南、北4門。門上建有敵樓，城内修建貫通東西南北的十字街，街道呈十字交叉，成爲全城中心，由此可將4門情况一目了然。街道兩側爲排列整齊的方形磚房營區；城四角分建4廟，另配置有守府衙門和大衙門、火藥局、衝口局、軍賬局、沙尾局，以及水井、義學、漁鹽所等。城内外寺廟林立，多爲明清所建，如龍船庵、
普照庵、東庵、西庵、白衣庵、鐵爐庵、譚公廟、關爺廟、張飛廟、龍圖閣、大王宫、天後宫等，其數量之多，密度之大，爲廣東罕見。西門外設置軍士練武場。所城與大星山、小星山隔海相望，故又被稱爲“雙星城”，因與惠州衛和碣石衛東西呼應，成爲粤東海防重地之一。
平海城建後，當地社會漸趨穩定，經濟也有所發展，平海逐成爲以魚鹽貿易爲主的商埠。在城外逐步形成上海街、潮州街、東莞街、海豐街、金帶街、魚街、米街、草街、燈籠街、猪仔街、打鐵街等貿易行市，以及潮州會館、廣行會館、梅州會館等，發展爲商業區。
清雍正七年（1729年）重修城門，仍分東、西、南、北4門，都用磚石砌拱券門，歇山頂，施以灰塑、磚雕、壁畫等工藝裝飾，灰瓦剪屋面，緑琉璃瓦邊，門樓内側兩邊設石步級，造型簡檏、穩重。至今樓門保存完整，各城門厚106—14米，高3—42米，外寬25—36米，内寬32—35米。墊脚用整齊的石塊，青磚砌墻，磚綫整齊劃一，是廣東保存較完好古城。
平海建城歷史雖短，但附近保存有不少從新石器時代和青銅器時代以後各代文物古迹，不同風格明清民居，以獨特水光山色搆成平海十景；又流行以北京音爲基礎，融合廣府、客家、潮汕等方言詞彚搆成的“軍話”；還有表現漁民生活爲主題的音樂舞蹈，以及各種獨特的風土人情，使平海文化聞名遐邇。1991年2月，平海鎮被廣東省人民政府批準爲首批省級歷史文化名城。
佗城鎮，在廣東東北部龍川縣，北枕嶅山，南瀕東江，是廣東最古老的縣城之一，至今已有二千多年曆史。
秦定嶺南，立南海、桂林、象郡三郡，龍川爲南海郡屬下五縣之一。趙佗爲首任龍川縣令，開始築土城，即秦城。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雲：“龍川故城在河源縣東北百七十五裏。秦縣治此，趙佗爲龍川令築此城，漢晋以來皆爲縣治”。除南朝陳時縣治一度北遷以外，歷代龍川縣治皆在佗城。趙佗後來繼任南海郡尉，西漢初建立南越國，他所建龍川縣城便有佗城之稱。城平面方形，夯土搆築，規模甚小，其範圍東至今老城街，西至城頭，南至縣前街，北至北角塘，周長約800米。
宋代，東江地區始大規模開發，經濟有所發展，佗城在秦城基礎上向四周擴展。熙寧年間（1068—1077年）改土城爲磚城，周長約2400米，面積爲秦城3倍。城外設護城河，是爲宋城。
明代爲進一步加强佗城防禦能力，於弘治十八年（1525年）在宋城北新建一小城，曰新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又築上五裏、下五裏、下廓城3個附城，統稱明城。至此，佗城共有6座城門，各門有城樓。但嘉靖所築3個附城於明末已毁。明代還在城外東江邊修築東江石堤，長約400米，起保護佗城作用。
1939年春，爲便於疏散群衆，躲避日軍飛機轟炸，當地政府下令拆毁城垣，闢爲環城公路，護城河也改爲池塘。建國初，龍川縣治遷往老隆鎮，佗城則作爲古城保存下來。
佗城長期爲州、縣治所，東江上游政治、文化中心，人文薈萃，史迹斑斑。秦之趙佗、唐之李商隱、宋之蘇轍等都在佗城爲官或遊歷，傳播中原文化，開一代文風；古城内外自昔就有龍川八景，爲遊人仰止；還有三台書院、正相寺（塔）、南山寺、嶅湖庵、東嶽廟、元妙觀、光華廟、關帝廟、文昌廟，以及其他文物古迹。佗城教育興起很早，人才輩出。唐宋以降，龍川有進士28人，舉人112人，在東江流域文化史上居重要地位。1991年2月，佗城鎮被廣東省人民政府批準爲首批省級歷史文化名城。
3．國家級省級歷史文化名村産生
城鎮化最廣泛涉及對象是廣大農村，除了大批農民進入城鎮從事第二、第三産業以外，一方面是留在當地村民，繼續從事農村整治、管理；另一方面，進入城鎮農民，也反哺家鄉，從他們經濟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支援家鄉建設。這樣，農村的村場、村貌、建築等物質文化景觀，宗族、村社、風俗活動、歷史名人等非物質文化景觀得到整治、梳理、裝點和宣傳，整個村莊面貌和形象發生很大變化，涌現一批歷史文化名村。自2003年開始至2014年，經國務院、省政府相關部門認定，廣東有國家級歷史文化名村1—6批22個，分佈全省13個地級市22個縣市。有代表性的如深圳市鵬城村、佛山三水市大旗頭村、東莞茶山鎮南永村、江門市開平市自力村、中山市南朗鎮翠亨村，江門市恩平市歇馬村、佛山市南海市鬆塘村、江門市蓬江區良溪村、湛江市遂溪縣蘇二村、河源市和平縣林寮古村、梅州市蕉嶺縣石寨村、汕尾市陸豐市石寨村等。這些國家級名村，皆有自己獨特文化特色而贏得高社會聲譽。如三水大旗頭村爲典型廣府村落梳式布局、三間兩廊鍋耳山墻、前塘後村、名人輩出。開平自力村，以碉樓群出名，列入世界文化遺産。中山翠亨村爲孫中山家鄉，中西合璧建築風貌。遂溪蘇二村，爲貶謫雷州、海南蘇轍蘇軾兄弟途經之地，留下不少文化遺迹遺址。恩平歇馬村，以出科舉人物著稱，當地功名紀念建築觸目皆是。而客家地區和平縣林寨古村，則以客家大屋和内部布局、宗法社會結構聞名等。
省級歷史文化名村，在2008—2012年，由廣東省有關部門分3批評選，共確定45個文化名村，涉及14個地級市32個市縣，以佛山、東莞、揭陽三市最集中，部分名村與國家級名村重合，且大部分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城鎮化程度高，説明農村城鎮化是與文化名村建設正相關的。
中國傳統村落更注重歷史景觀和風貌，但也離不開農村城鎮化潮流推動。只有在這種背景下，傳統村落資源才能得到發掘、整理和激活，並以其原真性風貌迎接國家級和省級評選。這項工作自2012年底至2014年12月，廣東評出“中國傳統村落”3批126條村。廣東除珠海市以外，其餘地級市都有入選，其中廣州、佛山、梅州、清遠、湛江、肇慶比較集中。其他地區很個别，説明珠三角和富有文化傳統的梅州客家地區，傳統文化勢力强大，保存文化遺産也豐厚。至省級“廣東省傳統村落”，僅2014年9月評選過1次，全省有186條村入選，數量分佈依次爲梅州（37）、肇慶（16）、清遠（16）、韶關（15）、湛江（15）、廣州（14）、佛山（11）、惠慶（10）、珠海（8）、揭陽（8）、潮州（7）、東莞（7），其他地級市在5條村或以下。這個分佈格局，説明傳統村落以廣東北部、西部和南部山區爲主，城鎮化程度低，反觀廣州、佛山、惠州等、珠三角地區城鎮化水平高地區，省級傳統村落不及前者。但其他地區，也不乏傳統村落姣姣者，近年出版不少歷史名村推介圖書就很有文化品位。如陽江市志辦公室編《陽江古村落簡志》收入古村落28條，包括陽春石望交崗村、春城沉冲村、崗美水寨村和凉塘村，江城區白沙街道坑口村和麻茶村，陽東區東平鎮、大澳漁村、大八鎮大木行村、井崗村、那龍鎮牛根村、合山鎮西朗村和塘寮村、北慣鎮林屋寨、雅韶鎮鷗村和十八座；陽西縣程村鎮龍窩村和禾倉村，塘口鎮古堡群、溪頭鎮根竹頭村、織篢鎮大洲村和岑村、上洋鎮雙魚城和白石村、沙扒鎮韋村、新圩鎮馬東村、海陵島白蒲村和蒔園村。它們各有自己人文歷史和建築特色與魅力，故能遠近聞名。有些村落已成爲旅遊景點，如陽東縣雅韶十八座，即取名於18座古建築，它們組成的巷道四通八達，屋宇整齊劃一，全爲青磚瓦木結構，瓦面圓脊圓臂，鍋耳山墻，飛檐翹角，有游龍戲鳳等灰雕，如彩雲間鳳舞龍飛。村前布局半月形風水塘，長1000多米，既爲消防，也是一道水防綫，東西設圍墻和砲樓，東南方牛鼻山聳立，西南方有馬嶺，遥相守望，山水之間則爲百頃良田，爲鄉民衣食父母。十八子因選址得當，環境優美，人地和諧，經濟發達，人文蒸蒸蔚起，是陽江有名文化之鄉。近年，在城鎮化推動下，當地譚姓居民已陸續外遷，遺留建築群吸引大批遊客觀光欣賞，無不爲其精湛建築藝術和嚴謹布局而驚嘆。
三、城鄉文化的繁榮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城鎮的不斷深化，文化市場悄然興起。在1985年之前，《廣州統計年鑒》對於“文化事業”的統計指標主要有：“電影放映單位數、藝術表演場所、電影放映場數、專業藝術表演團體、公共圖書館、博物館、紀念館。”從1985年起，《廣州統計年鑒》的統計指標更改爲：“電影事業、藝術事業、廣播電視事業、圖書館、群衆文化事業、文物事業、出版事業。”這種統計指標的改變顯示文化事業地位明顯提高。1988年，文化都和國家工商局聯合發佈了《關於加强文化市場管理工作的通知》，“文化市場”的地位正式獲得官方承認。從1994年起，“文化事業”增加了“社會文化市場”這一統計，對卡拉OK、歌舞廳、舞廳等文化項目進行了統計。這説明廣東作爲全國經濟改革的前沿陣地，文化市場的發展更加迅猛，有必要進行規範管理。文化市場開始受到關注，表明瞭隨着經濟的發展，政府已經意識到經濟發展與城鄉文化繁榮兩者有某種内在的聯繫。城市文化建設也有屬於經濟行爲的内容。2002年底召開的中共廣東省九届二次全會上，廣東省委鄭重作出“建設文化大省”的决定。自此以後，廣東城鄉文化建設進入了一個全面規劃的新發展階段，實現了歷史的飛躍。
在廣東省2003年10月頒佈的《關於加快建設文化大省的决定》中，强調要搞好城鄉文化基礎設施建設，並將其納入城市總體規劃，形成以中心城市爲主幹、覆蓋全省的文化服務網絡，發揮中心城市的文化輻射功能，切實加强農村基層文化基礎設施建設。同年廣東省又出台了《廣東省建設文化大省規劃鋼要（2003—2010年）》，提出了“龍頭帶動戰略”，即以廣州、深圳等中心城市爲龍頭，加大對東西兩翼地區和山區文化的扶持力度，帶動全省文化區域協調發展。2007年4月，廣東省印發了《廣東省文化事業發展“十一五”規劃的通知》，一方面强調要把加强農村公共文化建設作爲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任務，突出强調加强農村文化設施建設，建立並完善珠三角地區對粤北山區和東西兩翼等地區、城市對農村的文化援助機制。另一方面要鼓勵廣州、深圳等經濟發達城市實施“文化强市”、“文化立市”戰略所確定的文化基礎設施項目建設；加大對粤北山區和東西兩翼等經濟欠發達地區公益性文化設施建設的扶持力度。這些配套政策的相繼出台，爲廣東城鄉文化的發展指明瞭方向和道路，帶來城鄉文化事業繁榮。
1.城市文化的發展
城市文化可以分爲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觀念文化三個組分。改革開放使廣東城市的物質文化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作爲全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和排頭兵，廣東充當了城市制度文化創新的平台和試驗場。在史無前例的改革開放大潮中，廣東人克服了種種困難，化解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危機，使城市各項建設事業取得了驚人的成就，各個城市的物質和精神得到了弘揚。
（一）城市物質文化的發展
（1）物質文化層面
發展城市的物質文化是政府和市民的首要任務，而人們對物質文化的追求是城市發展的内在動力。
改革開放以來，廣東全國商品文化最爲發達的一個省份。經濟特區的設立，在廣東在全國率先步入了商品經濟的舞台，爲廣東城市商品文化的率先發展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原廣東省委書記林若總結：“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確實具有意想不到的威力，它不僅促進了生産發展，爲市場提供了越來越豐富的商品，提高了群衆的生活水平，而且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解放和觀念更新。在發展商品經濟的條件下，開放意識、時效觀念、競争意識、重視人才、重視科技、注重信息等一系列新觀念，匯集成推動社會發展的新潮流，冲破了許多束縛生産力發展的條條框框，給經濟運行機制注入了新的活力。”隨着國家改革開放政策的進一步拓展，廣東各類城市相繼步入商品經濟的軌道，前述“廣貨”，佔領全國商品市場的半壁江山，並向境外擴張，成爲全國創造外匯的六户。“廣貨”的名字也變成了一個體現廣東商品文化的名片，在全國各地家喻户曉。而商品文化的主體，乃是城市文化。城市是創造商品文化的主要場所。20世紀80年代，“以珠江水、廣東糧”爲旗幟的廣貨大舉北上。隨着“粤家電”開始走向全國，TCL、科龍這些産生於珠三角的品牌逐步成爲中國名牌。隨後，汽車、船舶、石化、IT、裝備工業等重化工、高新産業已開始在廣東製造業發揮龍頭作用。時至今日，“廣貨”不僅在國内市場中繼續保持着優勢地位，而且在廣東政府“走出去”的發展戰略下，不斷擴充國外市場，爲“廣貨”提供更爲廣闊的發展空間。
科技文化是衡量生産力水平的重要標誌，能爲城市物質文化的發展提强力的智力支持。故發展科技文化成了廣東各個城市提高物質文化水平的重要目標。改革開放初期，廣東一些城市主要是通過興辦企業來發展當地經濟，比如深圳特區的早期開發，走的是企業創市、企業立市的道路，各類企業雨後春笋般地發展起來。當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城市的發展就要依靠文化更新。深圳從1999年開始創辦高交會的那一天起，“科技立市”、“技術創新”就成了新時期的追求和使命。在廣東其他城市，特别珠三角一帶的城市，將發展科技文化作爲提昇城市物質文化的力量。在21世紀初，廣東綜合科技實力已由上個世紀90年代的第l0位上昇到第4位，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已經由之前的20％上昇到40%以上。到203年，廣東科技實力四年連居全國第三，僅次於上海、北京。其中，外國直接投資、企業設計能力、産業國際競争力三個指指標廣東均居全國之首，科技進步對廣東經濟的貢獻率每年不斷上昇。有力地提昇了廣東城市文化地位，改善了它們的和形象。
生活文化是物質文化最直觀内容，它是以衣食住行爲基本文化内涵，涉及服飾、飲食、家居等諸多文化内容。服飾是廣東城市物質文化中非常突出的文化。廣東很多城市（特别是珠三角地區）都把服裝的的産銷作爲發展地方經濟的重要支柱，東莞的服裝生産和廣州的服裝銷售，在國内外已形成了著名的品牌。時裝的設計、製造、表演、展覽和銷售搆成廣東服飾文化的完備系統，在全國享有很高聲譽。飲食也是廣東物質文化中的重要一環。從菜係來説，廣府菜、潮州菜和客家菜等，它們與廣東人的飲食習慣相適應，因而在廣東各大城市一直保持着長盛不衰的經營業績。而衆多城市中，廣州享有“美食天堂”之譽。隨着數以千萬計的“外來工”的南來，他們將家鄉的飲食文化帶到廣東各大城市，使廣東城市的飲食文化顯得豐富多彩。家居文化包括室内設計藝術、傢具設計藝術、裝潢藝術以及傢具、燈飾等産品。隨着廣東城鎮居民收入的提高，人們對家居裝飾的追求越來越高，因而家居文化在廣東各城市甚爲盛行。與此相聯繫，在一些城市，如佛山、中山、順德、番禺等，家居用品和家居文化蜚聲全國。
改革開放早期，廣東城市的發展以興辦企業爲動力，各個城市大小的工廠，到處充斥着廢水、廢氣、廢渣。很多城市走的是“先污染後治理”之路，爲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據廣東省環保局發佈的2007年第一季度環境質量季報，廣東省近六城城市受酸雨污染，其中廣州下的酸雨最酸、PH值最低，酸雨出現的頻率也比較高。保護環境，建設生態文明，創造生態友好型城市，是廣東城市發展的普遍要求。21世紀初，廣東學者已經開始系統地探討廣東建設現代化生態城市問題，指出生態城市是社會和諧、經濟高效、生態良性循環的人類居住區新形式，自然、城市與人融爲有機整體，形成互惠共生結構，並提出“組建生態空間”、“保護自然形態”、“推進生態重建”等創建生態城市的九項方略。現在，廣東各級政府和各個城市都將建設生態城市作爲城市發展規劃的重要目標，生態文明已在各個城市中得到廣泛的傳播，并且日益深入人心，成爲婦孺皆知的社會常識。在各級政府和廣大市民的共同努力下，城市環境污染生態惡化的勢頭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並逐漸朝着生態文明型方向發展。
（2）城市制度文化的創新
城市制度文化是以制度爲載體的城市文化，它是城市精神和市民行爲的外在表現。主要體現在城市管理制度、管理模式、社會秩序和社會組織運作等方面。廣東作爲改革開放的試驗地，肩負着制度文化建設和創新的重要使命，而城市制度文化的建設和創新是其中最爲重要的環節。
廣東的特區建設，既是農村城市化的過程，又是新型城市制度文化建設和創新的過程。深圳特區從誕生之日起就敢闖、致試、敢爲天下先，率先冲破傳統計劃體制的束縛，確立“以市場爲導向”的改革目標，在許多領域大膽探索，先行先試，堪爲城市制度文化創新之先驅和典範。例如：率先打破執行多年土地無償行政劃撥制度，實行土地有償使用；率先打破舊的由政府部門制定價格管理體制，允許大部分生産資料和消費品價格由市場調節；率先打破一切公有的所有制結構，大辦“三資企業”等。這些改革的探索，釋放出巨大的生産力，創造出著名的“深圳速度”。
作爲全國第一個經濟特區，深圳不僅在經濟體制改革上闖出了一條新路，而且在政治體制上也作出了不少成功的嘗試。深圳在全國最早建立比較完備的地方法規體系，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從1992年全國人大授予深圳立法權起始到2003年爲止，深圳市就制定了地方法規199部和政府規章163部，全部覆蓋了經濟、城市和精神文明建設等領域。2003年以後，深圳市又陸續出台了不少新的地方法規。深圳市的地方法規，有一半以上是在全國先行試驗，取得重要突破。例如在全國率先制定了國有資産管理條例、政府投資項目管理條例、商人條例、獨資公司條例等等，取得積極的傚法，也爲其他城市傚法。
深圳市又進一步提高行政效率和加强制度建設，推行依法行政、依法治市。到2000年止，深圳市先後進行了五次機構改革，基本實現了政府機構組織、職能、編制、工作程序的法制化，這對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和從源頭上克服腐敗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隨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制度創新”已經成爲全國性話題。江澤民同志在2001年的“七一”講話中，明確地提出了“制度創新”問題。廣東省委宣傳部專門召開了以“制度創新”爲主題的專題座談會，展開了廣泛而深入的研討。2005年11月18日，《南方日報》專門開闢60版特刊，圍遶“創新廣東”進行專題討論。其中鄧紅輝《自主創創新能力决定廣東命運》一文中寫道：“最關鍵的是要有一個好的機制和體制，最大限度地激活每一類主體的活力，並使它們形成協同效應，使整體效用大於部分之和。由此看來，構建‘創新型廣東’，最關鍵的是構建一個結搆合理、功能完備、開放競争、富有活力的區域自主創新體系。”除了經濟特區在這方面的成就以外，廣東還有不少城市也在制度文化建設和創新上傾注了極大的努力，而且也涌現了不少成功的範例和模式，對於全國城市制度文化建設起了一定的借鑒作用，並創不少成果。
（3）城市精神文化的提昇
2007年6月11日在北京召開的“城市文化國際研討會暨第二届城市規劃國際論壇”通過的《城市文化北京宣言》指出：“文化建設是城市發展的重要内涵。市民的道德傾向、價值觀念、思想方式、社會心理、文化修養、科學素質、活動形式、傳統習俗、情感信仰等因素是城市文化建設的綜合反映。可見，精神文化是城市文化的核心與靈魂，城市精神文化的建設是城市文化建設核心。廣東省一直將精神文化建設放在城市文化建設的突出位置，不僅各級政府高度重視城市精神文化建設，廣大市民也積極投入之一活動，上下一心，群策群力，使廣東各地城市精神文化建設獲得了極大的提昇，也使城市風貌焕然一新。
這首先是城市精神和市民精神的塑造。市民是城市的主人，是城市精神文化與文明的創造者和傳播者。城市精神文化與文明的建設有賴於市民素質的提昇，市民素質的全面提高則有賴於市民精神的形成。市民精神，是指由城市的市民社會所决定的，具有時代性、群體性、穩定性和共識性的一種客觀意識。它是城市市民階層的經濟生活條件、地理環境、文化傳統和交往實踐的産物。可見，市民精神與與城市精神密切相關。廣東城市文化建設的過程，也是各個城市“城市精神”和“市民精神”的不斷塑造的過程。改革開放以來，廣東各個城市經過不斷的探索與實踐，經過廣大市民的積極參與，逐漸形成了各自的城市精神和市民精神，這已成爲城市文化一項重要成果。
例如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廣州即明確把提高市民的綜合素質作爲廣州精神文明建設的戰略任務，並把它作爲全面貫徹黨的基本路綫，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百年大計”來抓。圍遶這個個戰略任務，廣州舉行了一系列活動，旨在把“廣州人精神”、“廣州市歌大家唱”、“羊城新風傳萬家”、“講公德、樹新風，當好首届世界女子足球錦標賽東道主”以及“愛心滿花城——辦好第三届全國殘疾人運動會”等。由於政府大力倡導和廣大市民的熱情參與，廣州市民的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和家庭倫理道德等各方面有了顯示進步。“廣州人精神”成爲凝聚社會力量、團結社會各階層的强大動力。2003年，“非典”肆虐廣州。廣州人民特别是廣大醫務工作者在抗非典地過程中“同心同德、臨危不懼、沉着應對、萬衆一心、無私奉獻、實事求是，依靠科學”，戰勝這場流行病，迅速地恢復了公共衛生秩序。全世界人民面前生動地體現了廣州人民在面對突發公共衛生危機時，表現出科學、民主、奉獻和團結的公共理性精神。也是廣州人精神一次大檢閲。事後經過學界和全社會的廣泛討論，廣州最終把“敢爲人先、奮發向上、團結友愛、自强不息”確定爲新時期的“廣州人精神”。
深圳特區也有深圳精神在特區文化建設的過程中逐步提高和形成的。早在1987年深圳，提出用“開拓、創新、獻身”這六個字概括“深圳精神”。到1990年“深圳精神”被進一步概括爲“開拓、創新、團結、奉獻”八個字。2002年深圳開展“深圳精神如何與時俱進”大討論活動，在社會各界引起了强烈反響，初步達成了一些共識：深圳精神必須具有高强的社會主義人文精神、科學理性精神和堅韌不拔的開拓進取精神，最終深圳市委常委會集中全市人民的建議意見，經過慎重研究，决定將新時期的“深圳精神”概括爲“開拓創新、誠信守法、務實高效、團結奉獻”十六個字，成爲深圳城市形象和這座移民城市的精神支柱。
實際上，廣東各個城市都在樹立自己的精神品牌，都在塑造自己的城市精神和市民精神，作爲城市形象，如東莞市爲“海納百川、厚德務實”，概括“東莞人精神”；中山市以“博愛、創新、包容、和諧”作爲“中山人精神”；佛山市把“敢爲人先、崇文務實、遵濟和諧”作爲“佛山人精神”；惠州市以“崇文厚德、包容四海、敬業樂群”爲“惠州人精神”；湛江市確定“博採廣納、自强不息、崇德明理、誠信奉獻”爲“湛江人精神”；汕頭把“潮汕人精神”總結爲“海納百川，自强不息”等。都從某個方面反映出城市文明的獨物風貌。這是城市文化建設前期工作的認真總結，也是爲進一步凝聚人心，積蓄社會力量，解决城市文化建設中深層次矛盾而作的充分準備。是一種很有創新的城市文化建設。
廣東城市精神文化建設，不僅體現在各地政府部門的積極培育之中，更反映在廣大市民的自覺行動之中。通過傳統美德和現代精神的不斷融合，在全省各地涌現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模範人物，他們是搆成廣東城市精神和市良精神的“脊梁”，是創造美好生活、塑造城市形象、構建和諧廣東的楷模。在這些城市模範人物中，有的不僅成爲“感動廣東”的楷模，也是“感動中國”的楷模。這其中有抗非典模範鐘南山院士、深圳優秀志願者叢飛、韶關軍分區舍己救人戰士查大爲等，皆爲廣東城市精神和市民精神的出色代表。
（4）城市文化形象塑造
有學者指出：“城市文化作爲塑造城市形象與品質的核心力，城市形象和品質是區分不同城市風格和特色的内在要素。城市文化是塑造城市形象的核心，城市獨特的社會文化環境，具有鮮明個性特色的文化内涵和良好的發展環境爲城市間的競争提供了競争優勢，這種優勢的建立既體現在城市形象的設計上，更體現在精神領域：
城市居民的本土風情、精神面貌、價值取向等。城市文化從根本上决定了城市形象和品質以及由此形成的城市輻射力、吸引力的大小，可以這麽説，在新世紀的城市競争中，城市文化佔據了絶對的發言權。”所謂城市文化形象，是指人在城市中所感受到的城市氛圍形成的基本印象。城市氛圍是指城市的建設物特色、交通設施、自然的地理環境、治安狀况、人的精神面貌以及城市生活、工作方式等内容。改革開放30年，廣東城市形象建設方面的經驗和成績引起的有關方面高度關注。
南京大學張鴻雁教授在專著裏首先提到廣東城市文化形象建設的特點：“在廣東省，花都市較早地提出了城市形象建設問題，並在全國第一個配套引入地區形象戰略。1995年12月，廣東茂名舉行了‘茂名城市形象工程建設’研討會。1996年2月，廣東英德市正式着手進行形象設計。深圳的城市形象建設應該説是比較成功。不僅提出的時間早，而且措施具體得力。2001年，深圳頒佈了《深圳市政府城市形象工程實施方案》，並要求在2年内完成10項主要任務，如可持續發展戰略强調‘引導和培育深圳城市建築風格，創造現代化濱海城市特色’，力争2年内特區的人均公共緑地面積達到15平方米。營造城市生態工援、城市亮化工程，要搞好深圳的‘第二輪廓綫’及完善‘暢通工程’等。在文化硬件的創造上，走在全國的前列，在城市緑化和城市旅遊資源的開發方面都顯示出城市形象的特點。在大型文化藝術活動方面，創造深圳特有的形象意義。廣州市的城市形象工程正在有序地進行着，通過商業街的改造和景觀建設，已經展現了新廣州的城市形象。
廣東的學者早已對其進行過深入的討論，并且認爲塑造城市形象應當與提昇市民素質緊密結合在一起。原廣東省社科聯主席田豐指出：“市民是城市的主體。市民素質是城市形象的内涵，没有高素質的都市市民。建設和維護良好的城市形象只能是一句空話。因此，我省各地在整治城市交通、社會治安、服務行業及衛生狀况的同時，都注意着力於治‘本’，提高市民的文明素質，扎實推進思想道德建設，把思想教育、規範管理、法規約束有機地統一起來，使他律和自律相結合。如廣州、深圳、珠海、佛山、韶關、東莞、江門、肇慶等地都先後制定和完善了文明公約、市民守則和職業道德規範等規章，讓人們有章可循、有則可守，並利用各種宣傳手段使之家喻户曉，形成氣候，引導和促使市民養成良好的道德習慣和文明行爲。有的城市還注意向市民灌輸和强化與自己城市具體情况相關的特殊意識，例如廣州的‘中心城市意識’，深圳、珠海的‘特區意識’、‘窗口意識’，肇慶、潮州的‘歷史文化名城意識’等等，這對從根本上增强市民的認同感，共同建設並維護城市良好形象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在塑造城市形象風氣之下，廣東很多城市都根據其自身發展的條件與特點來進行定位。東莞市要建成“現代製造業名城”、肇慶要建設成“花園式風景旅遊城”、廣州要建成現代化中心城市、深圳要建成“圖書館之城”、“鋼琴之城’、“設計之都”和“動漫基地”的文化産業基地等等。這些城市對自身的定位亦是塑造城市文化形象的必然環節。在衆多的城市中，珠海塑造城市文化形象的舉措有一定的典型作用。這些技技人員因某一科技領域的創新貢獻而被重奬予小汽車、房屋，曾轟動全國於一時。珠海由此樹立了“尊重知識、尊重科技、尊重人才”的城市形象，成了各種高級人才向往的城市，爲發展高新科技産業做了重要的準備。
廣東城市這些五彩斑斕的文化形象，既反映出地域文化的傳統，又折射在改革開放中所形成的生機勃發的廣東人精神。深圳體現出特區文化的特點，潮州表現在潮汕文化的特色，珠海、中山、廣州、東莞呈現廣府文化的特徵，最終發展爲一種時代先進文化而蜚聲全國。走向多元的地域文化反映出廣東人“敢爲人先、務實進取、開放兼容、敬業奉獻”的精神：抓住改革開放的歷時機遇，發揮自身的優勢，敢爲人先，勇於在文化建設領域開拓創新；務實進取，不卑不亢；對文化持開放包容的心態，大膽地“拿來”爲我所用，揚長避短，實事求是地解决文化建設的問題。在改革開放30多年中，廣東城市文化的發展既傳承着歷史傳統，又具備了時代精神。最終發展爲一種時代先進文化而蜚聲全國。
(5)鄉村文化走向繁榮
在改革開放30年中，鄉村文化建設與城市文化發展相互輝映。
廣東的鄉村文化建設在新起跑綫上，闊步前進。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偉大實踐，廣東鄉村文化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文化景觀也焕然一新。這有多方面表面。
首先是鄉村觀念文化的改變。中國的改革開放從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開始，它在一定程度上使農村的生産力獲得了解放，同時也使農民的思想觀念獲得了更新。在農村與城市、農民與市民不斷互動的過程中，農民與市民之間的身份被逐漸淡化，農村與城市的隔閡在思想上部分被消除，鄉村文化在悄悄地發生着改變。這可歸結於兩個方面：一是傳統嶺南文化中的包容性在發揮着作用。所謂城市人與鄉下人的分野，在廣東這片土地上本來就不是一個嚴重對立的問題。這種文化傳統爲鄉村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天然的有利條件。二是改革開放以來，大批農民走出農村，進入城市，有的在城市務工，有的到城市經商，有的進城購物遊覽。在城市生活機會的增多和與城市居民接觸的日益頻繁，使得農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在市民的影響下發生潜移默化的作用。隨着國家對教育的重視，農民子弟有更多的接受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機會，在知識的浸滛下，他們的觀念自然會産生相應的變化。加上農村的不斷開發，農民在城市化的過程中觀念體系不斷受到洗禮，從而使其觀念逐漸與市民相一致。三是一些農民在與境外華僑的密切交往中受到境外觀念的影響。這些華僑長年在外，但仍然與故鄉的親友保持聯絡。改革開放以後，許多華僑除了帶來各式各樣家電、日用品之外，還帶來了許多城市的信息，乃至境外、國外的見聞。而這些信息和見聞所隱含的觀念衝擊了封閉的農村，給農民耳目一新的感覺。並慢慢影響了農民的言行，並爲農民所接受。
廣東鄉村觀念文化的變遷，也與“城市一體化”“農村城鎮化”政策的實施密切相關。原廣東省建委主任陳之泉，在上世紀90年代“首届廣東工業化、城市化發展進程國際研討會”指出：“所謂城鄉一體化並非鄉村城市化，其概念應該是：以功能多元化的中心城市爲依託，在其周圍形成不同層次、不同規模的城、鎮（鄉）、村及居民點，各自就地在居住、生活、設施、環境、管理等方面實現現代化。………村、鎮發展的方向不能是城市化。其原因是：相對城市兩言，村、鎮（鄉）均是地域範圍較小的居民點，它不可能具備多元化的現代功能。更主要的是，它負有人類生存不可缺少的種植業和養殖業的經營任務。盡管也可以辦二、三産業，但實現地域廣闊的第一産業的現代化是它的根本任務。反過來講，城市也不可能具有村鎮辦第一産業的功能，二者的發展方向不盡相同，但可以在‘城鄉一體化’思想指導下融爲一體。這一見解甚爲精到。珠江三角洲地區是我國城鄉一體化進程最快的地區之一。廣州市市按照“科學規劃、合理布局、完善設施、功能多元、環境净美、城鄉一體、依法管理”的要求，深圳市按照“工業入團、居住人區”的要求，珠海市實施“生産在園區、生活在城鎮”的規劃，東莞市提出“工業進園，城市進圈，民宅進樹（農民新村）”的思路，分别推動各自的城鄉一體化進程。城鄉一體化，不僅表現在組織管理、基礎設施、環境生態建設和經濟活動的一體化方面，也表現在城鄉文化的交融方面。城鄉一體化帶來城市文化與鄉村文化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特别是在觀念上相互感染，形成一種新型的城鄉觀念文化。
改革開放以來，廣東的鄉村觀念文化在保守中前進，在傳承中創新。佔據農民意識中主體地位嶺南文化既有保守的一面，也有包容和支持創新的一面。嶺南文化中的務實、進取和包容的價值觀，對於廣東鄉村文化的繁榮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而改革開放帶來的思想革命和城市文化的衝擊，也必然會在農村得到積極的反應，它使農民的小農意識逐漸消退，商品意識和現代意識會不斷增强。反之，片面理解城鄉一體化概念和政策，無序地使大量農村人口流入城市，造成嚴重“三農”問題，這是與城鄉一體化本義背道而馳的，由此引起負面效應並不少見，應引起有關方面注意。
改革開放將廣東農民從無休止的階級鬥争中解放出來，從對國家和集體的高度依賴中解放出來，逐漸形成了以追求個人的切身利益爲目的，以彰顯個人的政治主體性爲祈求，通過將政治追求與經濟回報相聯繫來參與政治生活，實現政治理想。在嶺南文化務實風格影響下，基於新時代背景，廣東農民的政治意識具有濃厚的務實色彩。他們很關心政府政策的制定、調整和變更會對他們的切身利益産生的影響。黨的改革開放政策確實給廣東農民帶來了巨大的實惠，他們非常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政策，並在自己的各種經營中千方百計將它用足用活，從而獲得更大的利益。他們特别關心現行政策的穩定性，擔心政策變卦使他們的家業毁於一旦。因此，廣東農民對於村幹部選舉表現出很高的熱情。村幹部的任何一項决策都與切身利益息息相關，選能反映他們的意志，代表他們的利益的村幹部，是他們極爲關切的一件大事。
“村民自治”是廣東鄉村政治文化變革的中心。“村民自治”是廣大農民直接直接行使民主權利，依法辦理自己的事情，實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一項民主制度，是我國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的最集中體現。198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頒佈後，深圳率先開始村民自治實踐，依法成立了村委會，落實了“三自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四民主”（民主選舉、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制度。1998年，廣東省决定在全省範圍實行村委會直接選舉，全面推進村民自治進程，摘掉了“富裕的廣東不搞農村民主”的帽子，并且使廣東農村基層民主制度建設獲得了“在高起點上後來者居上”的贊譽。廣東陽江平地村所形成的“村班子擬定方案——村民醖釀——徵求意見——村民代表大會表决”的村民自治機制和他們創造的“板凳會議”的民主形式，是一項富有農村特色的民主機制，得到有關方面好評。
繼“村民自治”的制度後，廣東又開始將基層民主推及到農村黨支部委員和鎮長的選舉，進一步推進農村基本民主翻度的創新。例如深圳市通過實行“兩票制”來推選農村黨支部委員和鎮長，獲得成功，在全國産生了積極的影響，並推廣到全省，取得明顯效果。
其三是新農村文化建設事業的迅猛發展
加强農村文化建設，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内在要求，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内容。
1998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五届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决定》，明確提出了1998年到2010年間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文化目標，即“堅持全面推進農村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新型農民。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倡導健康文明的社會風尚；發展教育事業，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掃除青壯年文盲，普及科學技術知識；發展農村衛生、體育事業，使農民享有初級衛生保健；建設農村文化設施，豐富農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自從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文化目標確立以後，廣東省更加重視農村文化建設，有關領導多次到各地農村檢查、督促推動這項建設工作，不斷提高農村文明程度和農民整體素質，爲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提供强大的精神動力、智力支持和良好的文化條件。2007年4月，廣東省根據黨的十六届五中全會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的精神，結合廣東的省情、地情，作出了《中共廣東省委廣東省人民政府關於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决定》，明確提出了推進廣東農村文化建設的目標。
在中央和廣東省的農村文化政策的指葫卞，廣東各地掀起了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建設的熱潮。包括舉行廣東農村青年科技文化活動，“和諧新農村，科技進我家”青年農民科技文化培訓活動、“和諧新農村，致富齊争先”農村青年生産經營能手評比活動、“和諧新農村，才藝大比拼”農村青年文化才藝競賽活動、“和諧新農村，務工拓新路”農村青年轉移就業技能培訓活動、“和諧新農村，建設展新姿”農村青年科技文化集中展示活動等，不僅把科學文化知識送到農村，而且還能够集思廣益，引導全社會關注農村文化建設的現實問題。這些活動爲探索和完善農村青年科技文化建設機制，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各市縣也都采取各種有效措施和政策推動當地新農村文化建設；如佛山、湛江、徐聞、吴川、廉江都結合當地實際，采取多種形式，開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工作，並取得顯著效果。
廣東的新農村文化建設十分注意開發傳統文化資源，把優秀的歷史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有機地融合在一起。這一方面可以保存鄉村優秀傳統文化，另一方面又能够體現出現代鄉村特色。2007年3月廣東省啓動了“古村落搶救與保護工程”，制定了《廣東省古村落認定標準》，這從法規上落實了保護和弘揚鄉村傳統文化資源。這項被譽爲“廣東省古村落計劃”的工程是廣東進行文化大省建設的重要内容之一，旨在保護古村落的文化生命。古村落文化風貌的保存不僅有利於鄉村傳統文化世代流傳，還有助於發展鄉村文化産業。例如肇慶扶利村有“中國民間古法造紙第一村”的美譽，村民幾百年來都一直沿用蔡倫發明的造紙法造紙，所産的“會紙”聞名中外。端州區白石村是端硯的發祥地，自唐武德年建村，1300多年來村民世世代以制硯爲生。而改革開放以來，當地政府積極利用端硯的文化影響力，組織當地村民大力發展制硯業。不但增加了農民的經濟收入，還在制硯工藝上引進現代科學投術，大大提高了端硯的觀賞性和藝術性。歷史悠久的湛江“雷州石狗”是“國家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試點項目”，也是廣東唯一入選的項目；其“雷州石狗信仰”和“雷州姑娘歌”已經成爲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産；儺舞、蜈蚣舞、人龍舞等一些優秀的傳統文化開始走向省城，備受關注。湛江通過對“石狗文化”的宣揚，不但讓外界對於雷州文化産生了濃厚的興趣，還極大地發展了當地旅遊文化發展，帶來當地經濟振興。
四、鄉鎮文化變遷舉隅
現當代廣東城鄉文化發展，遍及南粤大地，以廣東區域發展四大塊言之，珠三角自改革開放以來，已歷經翻天覆地的變化，基本實現城市化，其鄉鎮文化也同步發展，達到社會主義新農村程度。至其他東西兩翼、粤北山區三大塊，城鎮化水平雖有差异，但基本在一個層面上；並不顯得懸殊。只是新世紀以來，隨着生態文明村建設開展，鄉鎮文化也作爲這種建議的核心，出現蓬勃發展，一片欣欣向榮景象，作爲廣東後進地區的湛江市，在這方面可謂是一面旗幟，折射廣東鄉鎮文化嶄新風貌。
自2002年起，湛江市委、市政府先後制定、頒佈《湛江市開展“四通五改六進村”，創建生態文明村活動的實施辦法》（2002年）《關於在全市農村開展創建生態文明區（片、帶）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實施方案》（2007）和《湛江市創建生態文明區域鎮村五年行動計劃》（2013）等，使湛江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達到高潮。據不完全統計，到2014年，湛江全市已建成生態文明村6905個，占全市自然村總數的553%，其中全國文明村6個，省級文明村42個，市生態文明村1360個，最美村莊132個。當地農民感受到這種看得見，摸得着的實實在地好處和實惠，建設家園、建設文明村的熱情變爲他們的自覺行動，步步向新起點邁進，成就斐然，但各縣市建設模式並不一致，如徐聞縣“千（干）部扶千村，萬干齊回村”模式。吴川市鼓勵和引導外來企業家支持家鄉建設的“回歸工程模式”；廉江市“拆殘建緑、拆舊建新、拆亂建路、建設生態文明示範區模式”；雷州市“依托底藴深厚的歷史文化資源優勢，打造具有本土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模式”；遂溪縣“整合各類資源，實行村企共建、城鄉共建、軍民共建、干群共建和内外共建，推進‘二環三綫四區’工程建設模式”等。這些模式内容豐富，針對性强，措施得力，抓住了關鍵，調動了廣大人民群建設美好家園的熱情和積極性，取得明顯效應。昔日雷州古老農村，處處是茅屋泥墻，爛泥破巷，污水横流，蚊蠅叢生，敗瓦充斥，百姓生活困苦，一派衰微破敗景象。這些舊鄉村，現在新樓鱗次櫛比，村舍井然有序，庭前屋後花香草緑，林中公共用地花團錦族，生氣盎然。水泥路四通八達，傳統陋習被現代文明新鳳取代，落後農耕方式被農業現代化、産業化、科技化代替，各種現代化生活設施電冰箱、彩電、熱水器、空調、新式厨具等進入千家萬户，告别了古老生活方式。一批批致富能手和新一代青年農民正茁壯成長。這樣的鄉鎮在湛江不勝枚舉，可以廉江市安鎮鋪爲代表。安鋪鎮始建於明正統九年（1444年），是廣東四大古鎮之一。清嘉慶年間已發展爲粤西商品集散地，後又有“粤西小香港”之稱，被譽爲“萬鋪之城，美食之鄉”。但建國前安鋪社會不寧，匪盗横行，鼠疫猖獗，是廣東鼠疫最嚴重地區，外地人避之唯恐不遠。建國後衛生狀况有所改善，消滅了鼠疫，但摘掉不了臟、亂、差帽子，只維持小漁港現狀。1984年以來，當地黨政機關結合傳統工商業强實際，在鞏固農業基礎地位之同時，突出工業主導地位，大力招商引資，外引内聯，優化産業布局，做大做强二三産業，促進産業經濟發展和繁榮。於1998年，安鋪鄉鎮企業達3143家，初步形成一批龍頭行業，尤以木業、制衣業聞名。2008年以來，該鎮實施“科學規劃、工業立鎮、商貿活鎮、和諧發展”戰略，通過以商引商，以會招商，網上招商等方式，加大招商引資力度，調整優化産業結構和轉型昇級，着力做大做優一批工業支柱産業和龍頭企業，大力發展批發零售、住宿餐飲、娱樂、房地産、會展、連鎖經營、物流等第三産業。幾年來，引進經濟項目24個，總投資3億多元，形成木制傢具、針織服裝、食品加工等一批支柱産業。到2012年，全鎮共有工商個體企業3000多家，分佈各行業，特别是多家物流、快遞網點進駐，安鋪成爲粤西 地區家電批發中心之一。在安鋪的廉江市一品木業有限公司製品遠銷歐、美、日等全世界40多個國家和地區，2012年産值達10億元人民幣，位列全國家具出口企業的前20位。
對“三農”問題，安鋪也不遺餘力。30年來，大力發展特色農業，推動土地適度規模經營，大力開展農田水利建設，建立國家糧食高産——水稻萬畝示範片，有力促進水稻全年發展，農業經濟大步前進。
在三大産業發展基礎上，安鋪注重利用“三舊”改造機遇，發展商貿業、房地産業、建設2條特色商業步行街，落成以安鋪文化廣場爲核心商業區，建成御福花園商住小區11個，拉動商貿，旅遊業發展，全鎮出現商業人氣、財氣兩旺好勢頭。安鋪十分注重市政基礎設施建設，幾年間城區面積擴大一倍，已達105平方公里，完成新老城區27條237公里街道水泥硬底化改造，建設城區污水處理池和垃圾壓縮站，大面積緑化，城區主要道路緑化率和優化率達100%，成爲宜居宜業城鎮。
安鋪歷史悠久，文化積澱厚重，有多處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産，如玉樞宫、關帝廟、文閣樓、騎樓、安鋪八音、安鋪白戲、鬧元宵、賽龍舟、美食等，已列入各級文化遺産名録。近年鎮上影劇院、廣播電視站、文化站、文化廣場、劇團、八音隊、詩社、書刊報亭、農家書屋、網吧、電子遊戲、音像美術、卡拉OK、文藝晚會、民間曲藝演出活動等接踵而起，這種群衆性文化活動引起各種傳媒注意和報導，顯示安鋪城鎮風貌和文化景觀已今非昔比，正以嶄新姿態和裝束進入社會視野，唯其如此，2001年，安鋪被列爲“廣東省中心鎮”，2002年被列爲“廣東省小城鎮綜合健康發展試點鎮”，2004年被列爲“全國重點鎮”，2011年被列爲“廣東省城鎮化技術集成應用試點”；並先後獲“中國十大最具影響力美食名鎮”、“廣東省鄉鎮企業百强鎮”、“廣東旅遊美食之鄉”、“中國海鮮美食之都美食名鎮”等多個榮譽稱號。這實爲安鋪地方歷史文化和當代安鋪文化支持下結出碩果，已成爲現當代廣東城鄉文化發展一個最有典範意義的一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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