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華僑文化始終是廣東文化一個不可或缺組成的部分，并且在廣東革命和建設中發揮過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説在近代史上廣東華僑文化尤其如此，那麽辛亥革命以後，廣東成爲革命和反革命勢力反復較量的地區，廣東華僑一如既往積極投身民主革命鬥争，在廣東地方經濟、文化建設中傾力相助，留下大批文化遺産，見证了華僑文化在大革命，抗日戰争、解决戰争中所起巨大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廣東華僑對家鄉的熱情和支持未曾少减，依然滿腔熱情地支援廣東地方建設，爲新中國經濟復興和文化建設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這應是改革開放前華僑文化發展的主流。但也不能不看到，由於對華僑問題的特殊性、復雜性認識不足，特别是“極左”路綫的干撓，對廣東華僑也造成一些傷害，使這段時期華僑文化處於停滯狀態。在僑居地，歸化當地政權和歸化當地文化也成爲華僑文化發展一個主流。只在1978年改革開放，黨的華僑政策逐步落實，“極左”路綫干擾被肅清以後，華僑文化才重放光芒。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華僑文化背景發生重大改變，華僑往來和華僑文化發展達到鼎盛時期，它給廣東帶來的區域效應和文化效應可圈可點，有口皆碑，在廣東現代文化史上寫下輝煌一頁。
一、廣東華僑文化的新變化
1．建國時期兩種價值
這種新變化，可歸結的僑鄉和僑居地兩個方面。在國内僑鄉，在建國後相當一段時間，由於帝國主義對我國的經濟封鎖和政治孤立，以及國内“極左”思想和政策的影響，華僑與家鄉的關係淡化和疏遠。到“文化大革命”期間，華僑與家鄉的隔閡進一步增大，很多僑户不敢承認這種海外關係，即使普通百姓，在潜意識中也視華僑關係爲洪水猛獸，避之唯恐不遠。其結果是華僑文化作用被窒息，甚至當成一種异己力量，也無從發揮它的積極性，這可視爲現代華僑文化在僑鄉的低谷時期。
在僑居地，取决於當地政府對華僑政策，結果大不一樣。在東南亞，二戰以後，各國紛紛挣脱殖民統治而宣告獨立，土著民族主義分子奪得了政權，實行排華或强迫華僑同化政策，結果産生灾難性後果。印度尼西亞、越南等絶大多數國家都采取了這類政策，不允許以效忠中國爲宗旨的中華文化在當地移植和傳播。例如印度尼西亞政府采取取締一切華文學校、報紙，甚至華語的極端主義政策，使華僑文化失去生存土壤；經濟上也面臨困境，在這個艱難時刻，中國政府派出客輪，一批一批接收難僑歸國，主要安置在廣東，大約有20多萬人，在專門設置華僑農場裏獲得妥善安置。從文化意義上説，這些華僑農場，實際就是華僑文化板塊，中外文化交融基地。而在歐美地區，從1943年開始，由於旅美僑領司徒美堂的努力和抗争，美國政府廢除了排華法案，對中國移民采取相對寬容政策，批準他們加入當地國籍，獲得與當地人同等法律地位，這對華僑文化保護和發展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也由於此，華僑從落葉歸根向落地生根的觀念轉變，由華僑文化逐步向華人社會轉變，與此同步發生世界華僑再遷移現象、部分原僑居越南、緬甸、老撾等東南亞和非洲地區的粤籍華僑，遷移到歐洲、美洲和大洋洲等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出現華裔再移民族群，其直接的文化後果對當地文化認同成爲主流。中華本根文化意識逐步削弱，與祖國大陸文化日趨疏遠，這種態勢持續到文革結束前夕。
2.改革開放以來新僑情
我國自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重新重視華僑的地位和作用。在經濟迅速崛起的同時，形成兩個方向相反的華僑移民運動，一個是廣東形成一個强大經濟輻射源，以留學生、科技和文藝界知識分子及投資者爲主的大量華人新移民從廣東、台灣地區、香港移民世界各地。據中國社科院發佈《2007人才藍皮書》分析，1978年—2006年底，我國有海外留學人員約有1067萬人，學成後回國的僅占2577%，超過七成約75萬人滯留海外，在海外工作並已獲得永久居留權。其中廣東又是華僑新移民最多省區，這包括經商、留學、旅遊、婚姻、技術交流等方式。在五邑地區，新海外移民人數接近甚至超過當地人口數量，如有“中國第一僑鄉”之稱的台山當地户籍人口9914萬人，而1998年旅外華僑華人人口867萬人，兩者十分接近。其他僑鄉亦有類似情况。在全球化背景下，在海外多元文化觀念被廣泛接受，以華商爲先導的華僑文化出現現代化、國際化，多元化，當地化，智能化發展態勢和走向，全球性華人經濟網絡進一步完善，華僑人才群體影響擴大，華僑文化雅俗并存，傳統的唐人街被賦予旅遊觀光和文化多元性社區的展示功能。而在廣東尤其是僑鄉，大量僑資企業落户，先進生産力廣泛引入，僑胞尋根文化興起，華僑捐贈更爲廣泛。華僑文化與旅遊的結合更加緊密，都市僑鄉廣州的國際化程度進一步加强，江門、汕頭、梅城等發展爲區域僑鄉文化中心，華僑文化的影響擴大到思想意識、價值觀等方面。在兩者互動關係方面，傳統的依靠親緣、地緣、血緣、文緣紐帶作用有所降低，國際華商貿易網絡逐步完善。單純家庭成員之間的交往擴大爲多層次、多渠道、多元化、多形式的内外交往，華僑文化民間傳播與政府層面的文化交流活動相呼應，在經商、留學、旅遊、婚姻、技術交流等相互作用方式上均有所表現，都顯示改革開放以來廣東華僑情出現許多新變化、新景觀、新風貌，也必然引起華僑文化的改觀。
二、“海外廣東”文化詮釋
按照社會學關於華僑人際關係的統計，認爲一個華僑至少與4個人發生直接或間接的社會聯繫，這個比例關係通常稱爲華僑人際關係常數，是個恒量，廣泛應用於僑情估計，它不但有統計學上意義，而縣對正確認識華僑文化强弱和分佈概况，也有應用價值。
通常認爲廣東華僑爲2000萬，占全國3000萬華僑2/3，故作爲一種虚擬華僑影響力，“廣東華僑”應有8000萬，相當於上世紀末廣東本土人口數量。這個虚擬人口數量，被稱爲“海外廣東”。“海外廣東”主要是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概念，應用於華僑文化概念方面，可以包容以下諸方面。
文化聯繫紐帶。文化聯繫或傳承可以是直接或間接的，“海外廣東”是一個龐大華僑群體，它所代表的首先是廣東文化。廣東文化依靠這條文化聯繫紐帶，把廣東分佈在世界各地的華僑，不管他是廣府人、客家人、潮汕人、雷州人和海南人等，統統歸入這個概念之内。在廣東本土或海外，這一概念代表了廣東文化，可以不分族群或地域，與當地文化交流、溝通，達到自己目的。舉隅來説，一個潮汕人，與當地人打交道，不説自己的潮汕人，而是“海外廣東”人，對方可以感到新鮮，原有對潮汕人的偏見可能消失或被遮蔽起來，而拉近了彼此的距離，其親和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海外廣東”有足够底氣，將華僑文化内外兩個源頭統一起來，搆成一個整體。對内，它代表僑鄉文化；對外，它代僑居地文化，都是華僑文化統一體的兩個側面，綜合性地發揮各自功能，達到所追求的目的。例如與“海外廣東”概念相應的是“海内廣東”或“國内廣東”，它反映廣東在全國政治、經濟等版圖中地位和作用，但叠加使用“海外廣東”，更强化了廣東實力、形象和地位，由此産生的各種效應是很難計量的。
“海外廣東”概念目前在我國沿邊省區中，是唯一的。尤其在我國沿海廣東、福建、浙江、山東、上海、江蘇、廣西、海南等省區，僑鄉不少，也有很多人僑居國外，華僑文化同樣較發達，但它們没有使用類似概念，不是説他們不重視自己的華僑文化，而是説華僑文化與他們當地文化相比，仍是次要或者是弱小的。所以，廣東敢於打起這個標籤、擦亮它的品牌，至少説明華僑文化在廣東文化中有舉足輕重地位。過去孫中山題“華僑爲革命之母”，産生巨大社會效應，今日喻廣東華僑爲“海外廣東”，也有可能收到异曲同工後果。
“海外廣東”不僅是人口、區域概念，也是個先進文化概念。因爲它産生於改革開放以後廣東，所代表的不是過去那種没有多少文化的華僑，而是由一批掌握現代科學技術、金融、信息、管理等科學知識的文化精英分子組成的華僑群體。他們與國内外有廣泛聯繫，活躍在科研、生産、管理等等一綫，是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的産兒，具有鮮明的先進文化特徵。據統計，在美國從事科研、教育、工程、醫學、會計理財、律師、醫生等專業人員中，華僑華人達30餘萬人。12萬科學家和工程師中、華僑華人約3萬多人，占1/4以上。在美國著名的80多所大學中，1/3係主任都是有中國血統的人。參加美國阿波羅登月工程的專家、工程師1400人中，華人就占500多人。在美國500位科學院院士中，華人有100位。在加利福尼亞硅谷，集中有2萬多名優秀華人工程師。這裏自1980年以創造的11400家高新技術公司中，華人經營的有2008家，占總數近20%。世界一流的IBM公司所屬11個研究所的800多名高級工程技術人員中，華裔占55%。這個人才群體在海外的空間佔用，實是“海外廣東”一個範例。
三、華僑文化的新貢獻
新時代的華僑文化，完全以嶄新姿態和裝束出現廣東文化版圖上，不但表現得威武雄壯，有聲有色，而且作出的新貢獻，也是彪炳於廣東文化史册的。
興辦農林場，形成新文化社區
20世紀初以來，海南華僑已在島上種植巴西橡膠、咖啡、可可等熱帶經濟作物，積累了一定經驗，爲新中國橡膠業發展，起到先鋒模範作用。20世紀80年代期間，廣東省政府爲了安置難僑，在珠三角、粤西等地先後創辦29個華僑農場，共安置8萬多人，而屬廣東農墾局系統的有75個國營林場，形成至爲可觀的華僑農墾文化景觀。這29個華僑農場，最早辦於1951年，是遲爲1992年，如廣州珠江華僑農場（1951年）、惠州楊村華僑農場（1951年）、清遠英紅華僑茶場（1951年）、萬寧興降華僑農場（1952年）、汕尾陸豐華僑農場（1952年）、廣州花都華僑農場（1955年）、深圳光明華僑農場（1958年）、肇慶大旺華僑農場（1958年）、珠海平沙華僑農場（1955年）、佛山逕口華僑農場（1964年）、梅州蕉嶺華僑農場（1960年）、揭陽大南山華僑農場（1960年）、揭陽普寧華僑農場（1961年）、湛江奮勇華僑農場（1961年）、陽江崗美農華僑農場（1963年）、恩平大槐華僑農場（1959年）、台山海宴華僑農場（1964年）、鶴山合成華僑農場（1959年）、韶關霄雪嶺僑場（1966年）、海南瓊海彬樹山僑場（1961年）、惠州潼湖華僑農場（1966年）、珠海紅旗華僑農場（1969年），以及海南東方、文昌、澄邁華僑農場（1978年）、深圳沙河華僑農場（1992年）等。此外，廣東許多僑鄉利用信息靈通、網絡發達、管理經驗豐富、僑匯多等優勢、開發荒山、灘涂，發展種植業、養殖業、創辦不少“緑色企業”，促進僑鄉山區農業生産實現商品化。1990年，僅梅縣就有5412個僑屬小莊園，種植果樹22萬畝。這些農場在雷瓊者，多種國家急需戰略物資橡膠，大部分種植甘蔗、糧食、茶，以及水果、飼養畜牧等；經濟效益是無可置疑的，例如深圳光明華僑畜牧場，現擁有全國最大牛奶生産和鮮奶出口基地、亞洲最大養鷄場和現代化養猪生産綫。其作爲投資深圳的第一個外資企業，具有僑資背景的泰國正大集團以飼料産業爲基礎，將現代農業的經營模式和理念引進來，率先采用（公司+農户）發展模式，在全國各地成立了近60家飼料生産、禽畜養殖、禽畜育種，以及肉類深加工網點。到20世紀末，廣東農業及農新産品加工業實際利用資金28億美元，農産品出口額156億餘美元，全省共有外資農企1430家，引進優良品種1000多品係，建立農産品出口基地489個，其中僑資和港資占了很大比重。這些熱作農林場，在取得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之同時，也作爲一種新型文化景觀，佔領廣東文化空間，具有重要文化地理意義。特别是橡膠種植是一項新興事業，涉及自然、經濟、技術等一系列難題。而雷州、海南軍民披荆斬棘，艱苦創業，克服重重困難，終見半島膠林如海、茶果飄香，不盡的財富從這些摇錢樹上滚滚而來。故周恩來總理贊橡膠爲“南國珠珍”，董必武副主席題辭爲“時代寵兒”，著名作家楊朔寫詩：“自從瓊嶺森銀橡，寶島聲華更一時。”這無論對海南還是雷州半島橡膠事業都是崇高的禮讚。
在海南、雷州這樣緯度較北地區成功種膠是一種前無古人事業。這項事業的成功，顯示了包括華僑在内廣大科技工作嚴謹的科學態度，而不僅是革命熱情和幹勁。1952年和1958年進行了兩次以發展橡膠熱作事業爲目的華南熱帶亞熱帶生物資源綜合考察，動員中科院、中山大學、華南師院地理、土壤、生物等科研人員參加，寫出多份相關考察報告，使橡膠場選擇在可靠科學基礎上，並根據雷州半島易受台風襲擊和寒潮低温影響，創造了橡膠林必須“依山靠林”的布局原則，最後是營造防護林網，使“依山靠林”進一步完善。此外，還采用“立體農業”布局方式，和在割膠時間新老膠園更替等創造不少成功經驗，終成我國橡膠事業大踏步前進，華僑在其中功不可没。
昔日廣東山區，是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人們聚族而居，生活節奏緩慢，組織涣散，傳統文化籠罩了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到處是一致或均質的文化風貌。橡膠熱作蔗糧茶場是按一定制度和模式建立起來的，其成員除歸國華僑，還有來自各地的幹部、轉業退伍官兵、學校畢業生、知識青年、各地移民等，其文化素質較周邊人群要高；農場有一整較規範的生産和管理制度，具有較强迫近現代文化意識；農場擁有較健全的基礎設施和服務設施，形成較濃的文化氛圍；農場經過科學規劃，功能分區明確，布局也較整齊有序，儼然是一個小市鎮。這些要素綜合，使這些農場實際上就是一個文化板塊。其文化特質和風格不同於附近農村，並起到文化示範和帶動作用。故廣東農墾事業及其分佈格局，是廣東山區現代農業發展的摇籃，與傳統農村是兩個系列。其對後者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例如廣東農墾事業最發達的湛江地區，在民國時期就在徐聞下橋、曲界興辦過小型軍墾農場，當地一些華僑也試種橡膠、咖啡等熱作，頗具成績，惜未能推廣，但爲當地試辦農場，改良種植業，樹立了榜樣。建國後，粤西農墾局成立，開展大規模開荒建場工作，至上世紀末，該局共建國營農場（所）40個，下屬一大批供銷、商貿、建築、醫院、學校等42個單位，總人數達175萬人。其管理機構和體制雖然不斷變化更替，但基本保持政治、行政、生産、後勤等組織，擁有專業政治指導員、隊長、會（計）統（計）員、衛生員和各級幹部，多時一個農場場部人員超過百人。無論工人還是幹部、少不了華僑的參與，故在某種程度上而言，這些農場都可稱爲華僑農場。例如著名湛江奮勇華僑農場，多次接納、安排印尼、緬甸、越南等難僑，以及北婆羅洲、沙撈越、新加坡、印度、柬埔寨、菲律賓、泰國和美國等歸僑，約共3000多人，實際成爲東南亞文化、美國文化和雷州文化交融、碰撞文化板塊，除了農墾事業的貢獻，這個農場也起了多元文化融匯、和平相處和對外輻射作用的樂施善捐是華僑的優良傳統。清末民初以來，華僑捐贈的教育、醫院、圖書、娱樂事業的建築物遍及僑鄉和其他各地，僅原嶺南大學校園（今中山大學校園）就有爪哇堂、十友堂、陸祐堂等教學建築一大批，至今仍在使用，並成爲學校標誌性建築。在五邑僑鄉，幾乎找不到不是華僑捐贈的中小學校舍、教學樓、圖書館、路橋、水利設施等。這已成爲一種文化傳統，世代傳承至今。實際上，廣東僑鄉都如此，非只於某個地區。路橋和水利建設是華僑捐建的主體。台山端芬鎮從上世紀20年代起就建造鋼筋水泥橋，著名的橋樑有端芬橋、大同橋、汀江橋、西廓橋、汝南橋、海口橋等。1925年，旅美歸僑林夢炯集資興建的江門至新會縣城的岡州公路，全程10公里。1934年，旅美、加等地的開平僑胞，集資白銀十六萬多元，自行設計，自行施工，在百合、蜆岡交界的合山，興築了一座中型的鋼鐵橋樑，命名合山鐵橋，該橋至今巍然屹立。梅縣境内的梅江，河上有數不盡的險灘和暗礁，危及船隻及旅客的生命財産。20世紀30年代，在旅日華僑潘植、印尼華僑候火生及其母親的資助下，梅江橋、程江橋、梅東橋、錦江橋、白渡橋相繼興建，梅江航運才有所改觀。增城的裏汾河橋和樑田壩橋，花縣的大板大橋、白水砌橋、安運橋等均爲所在各縣鄉華僑所捐建。1925年，祖籍高要的澳大利亞華僑和港澳同胞集資60萬銀圓在西江羚羊峽入口處興建宋隆閘基，該閘基至今仍發揮着防洪排澇和農田灌溉的效益。1918年，潮州發生地震，危及韓堤，鄭智勇先後共捐獻白銀38萬元，兩修韓堤，潮州韓江南北堤曾建有碑亭予以紀念。
在廣東僑鄉的田間地頭和道路兩旁的亭子，也多是華僑捐資修建。因此有人説，哪裏的華僑爲鄉里辦的公益事業多，亭也多，亭的名字常常意味深長，如“愛鄉亭”、“同心亭”、“雙親壽亭”等。中山市鳳栖嶺下由華僑捐助萬餘元建造經營的東道茶亭，既可供行人憩息，還預留餘款爲施茶費。中山市的中山公園和新興縣的好天堂公園，爲僑鄉人們工作之餘提供了良好的休閒場所。對本族姓公共祠堂的建設是華僑歸鄉後必不可少的資助項目。例如，廣州陳家祠是由清末歸僑陳瑞南、陳照南和廣州慈善家陳香鄰等倡議，集廣東72縣陳姓各埠華僑捐所建。1910—1930年開平赤坎鎮建有祠堂12間，多屬海外歸僑捐助。改革開放以來，華僑華人共爲廣東僑鄉捐建僑聯大厦1131座；自來水工程3120宗；興建改建厠所2328座。
醫療慈善事業是華僑最熱心的公益捐贈。早在19世紀中葉，華僑就開始關注廣東僑鄉的醫療衛生事業。清光緒《興寧縣誌》所載的“育嬰堂、贈醫院、方便所”，即爲其例。南洋和澳大利亞華僑在當時醫療設施相當落後的條件下，興辦了許多醫療機構，如清同治六年（1867年）嘉應州（今梅縣）修建的育嬰堂，清末香山縣（今中山市）興辦的保育善會、新會古井旅美華僑趙權弼等人捐建的達善堂（1890年左右）、1916年鄭智勇在潮州捐建的福音醫院，1931年越南華僑陳澄初集資建成的潮安貧民教養院，新會旅南洋華僑樑仁軒建的同濟醫院、民衆醫院，台山斗山六村旅美陳姓華僑捐建的太和醫院、台山華僑及港澳同胞捐建的縣立醫院等。爲了方便鄉親就醫，美國華僑譚道興於1948年在家鄉開平捐辦了一所協和醫舍，四鄉民衆就醫施藥全部免費。此外，廣州郊區的南村肇福贈醫局、花縣的廣善堂、惠群醫院、中山石岐的中山僑立醫院、潮州的福音醫院，潮安的紅十字醫院、澄海的便生醫院、汕頭的存心善堂等也較爲著名。據統計，改革開放以來，頭20年間華僑捐款贈物總值150億元人民幣，興辦公益事業項目26304宗，其中橋樑3381座，道路15566公里。其中五邑大學又爲接受華僑捐資之冠，僅各類大樓近30棟，如鶴山樓、偉倫圖書館、偉倫建築館、吕志和禮堂、吕志和科技樓、陳祐圖書館、十友樓、陳瑞祺科學館、新會樓、江門樓、譚兆體育中心、台山樓、伍舜德樓、黎耀華樓、台山五友樓、繼續教育學院、開平樓、偉倫樓和錫祥梅英樓、白沙樓、江海樓、司徒贊樓、美洲樓等，建築面積超過163萬平方米，捐資總額超10億港元，捐資人數千人以上，香港鄉親伍舜德一家捐1000多萬港元。五邑大學先後獲海外捐資2億多元，與20多個國家和地區大學建立合作辦學關係。另有統計記載，30多年間華僑華人共爲廣東僑鄉捐建醫院2308間，建築面積239萬多平方米，敬老院1478間，建築面積82萬多平方米。這些凝聚着近現代科技成果醫療慈善事業，無不彰顯着華僑文化在廣東大地的重要貢獻。
廣東早期的民族工業，大部分依賴華僑獨資或合資創辦，開創中國的近代史上多個第一、甚至唯一，最典型的莫不過於1872年越南華僑陳啓源在南海筒村創辦繼昌隆機器繅絲廠。在其影響下，珠三角機器繅絲業接踵而起，數量和工廠規模超過江南。1879年日本華僑衛省軒在佛山創辦國内第一家民族資本巧明火柴廠。此外，潮汕鐵路、新寧鐵路等都是在全國開先河民族工業，這類例子不勝枚舉。
現代以來，華僑投資和先進技術的引進，進一步推動僑鄉進入現代化社會軌道。首先在郵政、通訊方面，僑鄉捷足先登，早於其他地區成立郵政局，開設有綫或無綫電報、電話。在電力照明、電力作爲動力方面，僑鄉也遥遥領先。1912年華僑嚴迪先回中山、獨資建成“迪先電燈所”，爲中山力工業之嚆矢。1915年，華僑姚如軒等在海口興辦瓊郡啓明電燈公司，爲海南使用電力之始。在交通運輸方面，新式公路，鐵路、電船、汽船等也首先在廣東僑鄉面世，漸漸形成現代化交通網絡。1912—1937年是華僑投資全盛時期，投資範圍涉及紡織、橡膠、火柴、榨油、輾米、水泥、自來水、電力、交通、郵政、金融、農業、房地産、商業、服務業等，包括社會生産、生活各個領域。據不完全統計，1862—1949年，中國華僑投資企業達25510家，其中廣東占8337%（21268家），投資金額共386億元，在全國手屈一指。
在醫療衛生方面，隨着西醫人才培養和在華傳教士影響、專業診所在僑鄉興起，僑鄉村民最早接觸西醫和服務，見識了西醫外科手術和静脈注射等先進醫術。1912年，美國歸僑司徒朝在開平赤坎開辦第一家牙科診所，1914年，開平籍馬來西亞歸僑譚鋼炳在赤坎跌打中醫外科診斷增開西醫産科。此後，西醫在赤坎蔚爲風氣，形成“醫生街”，業務範圍包括中西醫内科、外科、牙科、眼科等，鼎盛時城鄉先後有診所113間，藥店26間。台山端芬鎮民國期間有私人診所21間，中西醫生一批，在廣東僑鄉堪爲翅楚。
廣東改革開放是經過歷史反思和沉痛教訓以後作出的重大决策，這與華僑的給力也是分不開的。20世紀80年代中央决定在僑鄉深圳、珠海、汕頭和厦門設立經濟特區，華僑是其中一種積極力量。鄧小平高度評價華僑作用：“海外關係是個好東西”，“廣大華僑華人是中國大發展的獨特機遇。”
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先行一步，率先發展，與其毗鄰港澳、華僑衆多這個得天獨厚的地緣人緣優勢是密不可分的。在改革開放之初，新中國對世界其他國家，尤其是對西方國家，是陌生而神秘的，要從國外引進資金、技術、管理、人才等資源，存在不少困難。在這樣的背景下，來自海外的社會資源，再次成爲廣東社會經濟發展强有力的外部刺激，設立經濟特區重要舉措的初衷也正如此。作爲“領頭羊”的華僑華人，率先携資在廣東創辦企業，而後又通過其穿針引綫和橋樑作用，逐步打開了中國吸引外資的渠道，並取得初步成效。
改革開放後，粤籍華僑和港澳同胞在廣東的投資頗具特點：一是時間早，分佈廣；二是投資企業數量多，投資大；三是投資範圍廣；四是以三來一補、前店後廠的加工貿易爲主；五是采用了先進的技術設備和科學技術。據統計，1950-2000年，廣東僑匯收入累計達66億美元，至2004年，華僑華人、港澳同胞在廣東直接投資累計達947億美元，占全省外商投資總額的63％，華僑華人、港澳同胞投資企業36840家，占全省外商投資企業的635％。投資項目涉及工業、商業、農業、服務業、旅遊業、基礎設施、交通運輸、能源、房地産和高新技術等領域，投資地域遍及廣東省各地城鄉，形成廣東新的産業分佈格局。
海外華商在僑鄉的直接投資不但爲廣東僑鄉發展帶來了急需資本，更以其“敢爲天下先”的氣魄，通過一系列技術與科技創新行爲，輸入了當代世界先進的生産設備、先進技術、現代化企業管理制度和管理理念，對僑鄉社會發展和變遷産生了積極影響。近年來，以海外資源爲媒介，通過學習、模仿與借鑒，僑鄉提高了自我發展能力，走上了自主創新之路。例如，新加坡華人陳德熏引進的全套瓦楞紙自動生産綫和萬寶電冰箱生産綫，成爲廣州市技術先進的骨幹企業之一；得益於新會錦綸廠、恩平廣聯泰棉紡廠，台山智達制衣有限公司等僑資企業引進的紡織技術和設備，五邑僑鄉一躍成爲中國較先進的紡織生産基地；美籍華人許志儉與兩位香港同胞於1978年在廣州創辦中國第一家機械化養鷄場，并親自來廣州傳授技術，爲全國培養了千餘名現代化養鷄業專業技術人才。在工業生産領域，由僑資企業最先實行的西方會計核算、流水綫作業、考勤打卡制、股份制等，在改革開放之初都令人耳目一新。在服務業方面，廣州通過合資、合作方式興建的白天鵝酒店、中國大酒店和花園酒店三家五星級酒店開創了中國酒店業引進外資的先河。它們通過人才培訓、品牌與管理輸出，成爲了中國内地酒店業人才的“黄埔軍校”，其先進的企業内部管理條例、率先推行的勞動合同制被廣泛傚仿。此外，通過僑資企業的技術外溢，廣東僑鄉在輕紡、電子、塑料、家電、食品、機械、建築、陶瓷等行業實現了技術改造，培育出許多具有國際競争力的骨幹企業和馳名商標。華僑文化這種作用力一直長盛不衰，與廣東改革開放歷史相伴而行，涌現許多成功範例。
僑匯是廣東僑鄉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資金來源，也是華僑文化一種形態，藴含着豐富文化内涵。近代時期，廣東僑匯長期占中國僑匯總額的80％—85％，1914—1938年間，廣東僑匯相當於廣東省平均農業收入總額的25％—367％。僑匯方式經歷了由貿易商人帶運、水客遞送、批信局帶遞，再到銀行、郵局等新式機構經營的過程，金店、水客業、僑批業與錢莊、銀行等在傳統與近代的交替興衰中發展。19世紀後，隨着僑匯數量的增多與輪船技術的提高，促進了專爲帶遞海外華僑書信和匯款的民間商業機構批信局的誕生，商業的繁榮又推動了銀行、郵局等新式金融機構相繼出現。因銀行無法顧及廣大墟鎮和鄉村，銀號、錢莊及水客在很長一段時間起着重要的補充作用。據統計，直到20世紀30年代，梅縣水客仍有700人之衆。潮汕地區的僑批業在廣東省最發達，形成了完善的僑批運轉系統。
20世紀初至新中國成立前夕，廣東僑匯和僑資持續增長，以僑眷爲主顧的匯兑莊、金銀飾品、布匹百貨、建築材料、飲食服務業等迅速壯大，汕頭、惠州、梅城、台城、江門、赤坎等一批新的圩鎮出現，僑鄉通過一批衛星圩鎮連成一片，形成了以商業爲主的“消費型”僑鄉社會。而消費需求的多樣化和結構昇級又帶動了僑匯投資的發展，在僑鄉城鎮，華僑投資經營的旅社、戲院、酒樓、照相館、飲食店等服務業生機盎然。比如，建國前廣州的新亞、新華、金門、金龍、白宫等酒店，新華、美華、中山、東樂、金聲、西濠等戲院，大都與華僑有關，投資人大部分是美洲華僑。1919—1937年間，汕頭出現了中央、永平、中原等華僑投資額達幾十萬銀元、設備新穎的大酒樓。20世紀20、30年代，台山建起106個圩市，華僑衆多的端芬鎮，以山底圩爲中心，方圓兩三公里内竟有大同市、汀江圩等10個圩市。1946年，台城鎮金鋪達31間、私人銀號26間、百貨商店162家、茶樓酒店及飲冰室299間、旅店20間、戲院2間，時譽“小廣州”。民國二十二年7月，司徒俊慰獨資創辦了開平最早放電影的場所“東昇影畫院”，使當地人接觸全新視覺感受。
在僑批僑匯影響下，僑鄉流動貨幣稱爲“西紙”，包括美元、加拿大元、英鎊、日元、澳元、港幣等，實爲西方文化之投射。20世紀初，中山籍旅澳華僑郭樂、馬應彪、蔡興等在上海、廣州等地創辦了被譽爲中國現代百貨業先驅的“四大百貨”：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大新公司。這些公司的商業經營理念和管理模式在中國商業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例如，首創彩票、禮券、摸奬等促銷方式，做電台廣告、雇傭女售貨員、設立一元商品專櫃，讓顧客耳目一新，屋頂大型綜合游樂場、冷氣設備和輪帶式自動扶梯的使用頗具現代化氣息。今日國内各地許多行業司空見慣的經營與服務，正是由廣東華僑開風氣之先的。例如，在華僑的示範與帶動下，廣東酒店業服務水平至今爲消費者所贊譽，一些服務規範也成爲行業標準；出租車行業“揚手即停”計程收費、24小時無綫電召服務等項目，早在1979年便爲華僑劉耀柱與廣州市有關單位合作開辦的白雲小汽車出租公司所啓用，一度入選廣州“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建設十件大事”；穗港合資的中國雪櫃實業有限公司在全國率先實行“終身保用、免費維修”承諾，帶動和促進了中國家電業的服務水平，迄今此口號已成爲許多企業共同的市場推廣語言。此外，董事會和職業經理人的出現、合資或股份制經營模式的采用、擯棄傳統的家族經營而雇傭鄉鄰、“貨不二價”與打折優惠銷售兼顧而行，等等，很多都始於吸取了海外商業文化精華的僑商。
僑批作爲華僑文化一筆寶貴歷史遺産，包含着豐富的文化内涵，包括華僑書信起始點、异域風情、入境艱苦、社區生活、工作狀况，以及僑居國移民政策、經濟形勢、政治事件等，系統、真實、多層面地展現千萬海外赤子生活畫卷，且涉及各大洲、不同國家龢民族地區，是一種非官方文獻資源，其中補充官方資料欠缺，甚有裨益。雖然以後由於交通發達，銀行業興起，僑批式微而退出歷史舞台，但其價值並未消失。據悉，僑批最多潮汕現存10萬件，五邑存4萬多件，其他僑鄉也有數量不等保存，作爲僑鄉文化瑰寶，是華僑文化對廣東文化一項特殊貢獻。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着以僑資爲先導的外商投資企業的大量涌入，市場機制和競争機制隨之而來，産生出比“廣東製造”更寶貴的東西，那就是一系列經濟制度的創新效應，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促進了國内市場化經濟體制改革。華人投資企業與鄉鎮民營企業、外資企業等非國有企業一起，在廣東僑鄉特别是經濟特區的發展實踐中，不斷引發僑鄉民衆觀念的改革和創新思維，衝擊着計劃經濟壁壘的束縛。企業組織的創新使僑鄉形成了多種所有制的交融、互動與共存，爲市場經濟帶來了生機與活力，促進了包括價格體制、金融體制、財税體制、投資體制等在内的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廣東已成爲全國市場化程度最高的省份，提供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發展模式，同時，廣東僑鄉的成功經驗與海外資源逐漸向内地傳導，降低了中國改革成本。二是推動了僑鄉經濟的國際化。雖然改革開放初期“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補償貿易）的華商企業運作模式在對外經濟合作中屬於較低層次，但對僑鄉而言，却是第一次真正意義上參與了現代國際勞動地域分工，造就了一批熟悉海外市場的新興企業家。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世界性的同鄉聯誼會、懇親會開展了卓有成效的經濟聯絡與合作，華商國際化經營得到加强，廣東僑鄉亦隨之拓寬了視野，解放了思想，擴大了外向度，逐步融人世界性的華商網絡。本土企業與世界經濟的聯繫更爲密切，進而推動了廣東乃至中國的整個經濟體制、法律制度向國際慣例接軌。
制度文化創新與觀念文化變革不可分割。源於華僑的苦難史、源於對改變近代中國弱勢地位的强烈使命感，在華僑華人的參與和影響下，西方近現代的國家意識龢民主意識，對廣東僑鄉産生了直接的影響。
國家意識在僑鄉深入民心，這可以從近代以來歸僑僑眷積極投身革命的壯舉，以及寫進了“國家”、“民族”内容的碉樓對聯等方面得到印证。例如，開平塘口鎮立園泮立樓四樓神龕的對聯就是“宗功偉大興民族，祖德豐隆護國家”；赤坎耀華坊，（俗稱加拿大村）“春如樓”門聯爲“國光勃發，民氣蘇昭”。將國家、民族、祖宗三者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極大地提昇了僑鄉的家園情懷龢民族意識。
在廣東僑鄉近代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廣東的經濟基礎、經濟結構和經濟運作方式都發生了深刻變化，隨之而來的是對民主、自由、平等、公平、公開、尊重個人利益、張揚個性的普世精神和普世價值的認同和吸收，西方政治制度文化開始進人僑鄉民衆的頭腦和鄉村的自治管理。例如，改革開放之初，以初步的市場經濟爲基礎，新型的股份制管理改變了以往鄉村和家族事物的管理方式；宅基地以抓鬮方式當場分配打破了家族論資排輩的傳統秩序；村落事務管理條例化，協商、公開、公平、公正辦理的民主自治原則貫穿於透明度越來越高的的村務管理；官吏的平民化意識較内地爲多，社會公衆關係較爲平等，婦女地位相對較高。近世五邑僑鄉一些婦女，甚至敢在宗族祠堂裏與男子辯證是非，政治開放度相對較大。追求物質利益的觀念被僑鄉民衆廣泛接受，在五邑僑鄉有一個自創的“民”字，使用很普遍，它改“國”内的“或”爲“民”，反映了以民爲國家一切事務中心的民主思想深入人心。
正如樑啓超所言，“廣東言西學最早，其民習於西人游，故不惡之，亦不畏之”。由於華僑的窗口作用，廣東僑鄉成爲士洋文化結合的實驗場，面對海外主流文明的衝擊，僑鄉民衆選擇了創新性地吸收。
首先是觀念文化具有較高的外向性。廣東歷來是中國與外界交往的前沿地區，對於异質文化的吸收也較爲主動，特别是由於親身感驗過外部世界，歸僑及其眷屬深受西方文化浸染，形成了民性外向、開放、兼容的觀念。作爲一種質檏的思維方式，這種外向性思維在廣東僑鄉有着廣泛的影響，並形成了一種文化氛圍，它與鴉片戰争前後“開眼看世界”的上層優秀知識分子、開明官員的膽識是相通的，盡管没有他們那樣富有理性和深度。
次之，是務實精神的增强。老一輩被稱爲“金山伯”的成功返鄉，增强了僑鄉的商業意識，崇僑重商觀念深入人心。在就業觀念上，從强調單位性質和户口、追求固定工作和即得利益、强調文憑用人、習慣於到機關争位置、傾向進城謀職，向側重實際效益、習慣於社會流動、强調學習鍛煉機會和實際技能、主動下基層干實業、自願回鄉創業轉變。
再次是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西方先進文明的傳入，也使很多僑眷認識到社會文明的重要性，一些有識_之士更是極力主張開通民智，革除陋俗，提倡新風尚。例如，注重衛生是農村僑鄉最顯著的新風氣之一，很多僑鄉都較多地涉及到衛生方面的問題，很多僑鄉都建起了自來水供應系統和緑色公共場地，采用了新式厠所，疏通淤塞積水溝，改進了對排污物的處理，大大改善了當地衛生環境。此外，文明用語也廣爲普及。
最後是社會捐贈意識的提高。回饋社會的人生理念是華僑華人慷慨捐資的重要動力，近百年來，舉凡僑鄉的文化教育、醫療衛生、體育、路橋、僑刊鄉訊以及各種慈善事業，華僑無不關心和資助，以表達海外赤子對桑梓的熱愛。捐資主體來自不同領域和不同階層，表明廣東僑鄉的社會捐贈文化有着深厚的群衆基礎。據統計，1979-2005年，廣東的海外僑胞、港澳同胞捐贈累計達350億元人民幣，占同期全國海外僑胞、港澳同胞捐贈總額的70%。華僑捐資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僑鄉社會公益事業的建設，也帶動了整個社會關心公益事業的思想觀念變化。
近代歷史表明，華僑是廣東人才一個淵藪。樑啓超説“廣東人旅居國外者最多，皆見他邦國勢之强，政治之美，相形見絀，義憤自生。”由此産生一個巨大華僑人才群體，在變革中國社會、推動中國歷史前進方面作出巨大貢獻。改革開放後，每年都有大批專家學者回國，投身於廣東的社會經濟發展事業。其智力作用方式主要有三種：一是通過投資辦企業，引入海外先進技術項目、設備及人才；二是作爲專業人才直接進入廣東科技領域工作；三是通過開展人才培訓、科技交流等，引進和傳播各類科學技術、科技思想與信息。據統計，“十五”期間，全省引進留學回國人員l萬多人，在廣東境内工作的外國和港澳台經濟技術專家有167萬人次，占我國引進的外國和港澳台專家總量394％，居全國首位，其中，華僑華人功不可没。廣東僑鄉各市以榮譽市民稱號的方式對這一高層次華僑華人群體給予了肯定和鼓勵。例如，廣州對作出突出貢獻的許志儉、霍英東等345人授予了榮譽市民稱號；汕頭市對李嘉誠、莊世平、饒宗頤等70人授予榮譽市民稱號；潮州對謝惠如等26人授予榮譽市民稱號；揭陽對林世鏗等人授予榮譽市民稱號，另對黄紀達、林樹基等31人授予“玉質銀匙奬”；惠州對楊釗、鄭家成、葉慶忠等107人授予榮譽市民稱號；梅州對曾憲梓、田家炳等人授予榮譽市民稱號；中山對楊郭恩慈、吴桂顯等33人授予榮譽市民稱號；佛山對馬萬祺等人授予榮譽市民稱號；江門對伍舜德、馬蘭芳等人授予榮譽市民稱號；東莞對陳瑞球、張念平等人授予榮譽市民稱號。
在廣東僑鄉，由於一定的社會大背景和歷史潮流影響，以及都市僑鄉對人才的特殊引力作用，特别是由於容閎、鄭觀應、康有爲、樑啓超、孫中山、馮如等先驅和領袖人物對家鄉追隨者的表率與示範作用，華僑人才群體呈現出一定的地理集聚景觀。
其中廣州是全國最大的都市僑鄉，華僑人才衆多，新編《廣州市志·人物誌》記載人物368人，其中135人身屬僑界。祖籍廣州的華僑華人在實業界、科技界、文化界、政界都有不俗的表現，這也是其都市僑鄉人才集聚的特點之一。在實業界，1966年美國出版的《世界華僑》第一集介紹的美國華商名册中，祖籍花縣的有93人。新加坡華僑富商胡璇澤、被稱爲“吉隆坡華人鐵廠之父”的陳秀連、美國東方銀行總經理、董事長樑嘉潮、美國華美銀行第一位女副總裁樑淑儀、英國華人慈善總會副主席何榮佳、法國首家華人房地産公司巴黎美麗城大街“環球房地産公司”的創立者畢健榮等，也均祖籍廣州。在科技界有加拿大著名地理學家馮家驍、美國耶魯大學建築係知名教授鄔勁旅、美國兒科及内分泌專家洪威靈等。在文化界有被列入《美國藝術家名人録》和《世界名人録》的畫家周千秋、樑粲纓伉儷、美國國家藝術學院和英國皇家藝術學院院士簡文舒、被評爲世界攝影家十杰之一的任霞飛、加拿大温哥華國泰中文電視台董事局主席蘇成坤等。在政界有新西蘭第一位華裔市長吕劉佐、新西蘭太平紳士董廣漢等。目前，在廣州有四條以實業派華僑命名的街道：孝友街、昌興街、盤福路、勝龍新街，雖然在多如牛毛的街道中並不够著名，却是對爲廣州作出貢獻的華僑的最好紀念。
另外，在恩平“中國航空之父”馮如帶動下，在五邑出了近代航空人物304人，其中飛行員269人，其人數之多，貢獻之大，爲全國之冠。如抗戰時著名美國人陳納德組織的“飛虎隊”，有1300人，幾乎全爲五邑華裔。在體育方面，梅州有“足球之鄉”，台山有“排球之鄉”，東莞有“游泳之鄉”稱號，都培養不少體育人才。20世紀30年代，祖籍五華李惠堂名揚全世界，被譽爲“亞洲球王”。1958年全國甲級排球聯賽12支男子排球隊共149名隊員，台山籍占了69名，周恩來總理贊“全國排球半台山”。
綜觀現代廣東華僑人才文化景觀，呈現出若干特點，一是人才數量大。周南京教授主編的《華僑華人百科全書·人物卷》，裏面共列入名人3500餘人，其中，廣東籍1058人，近1/3。載入《梅州市人物篇》的100多人中僑界人物就有30多人，占1/4多；二是名氣與社會影響大；三是行業多元化，革命人才、留學人才、外交人才、實業人才相互交織；四是華僑人才地域集中現象明顯（表1），尤以珠三角、潮汕地區、梅州等傳統僑鄉華僑名人最多（表2）。例如，在國家兩院院士中，出生於江門或祖籍是五邑的就有31人，不少都是華僑留學回國人才或華僑後裔，這在全國的地級市里名列前茅。
表1 全國華僑名人祖籍區域分佈數量對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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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廣東省華僑名人祖籍分佈情况對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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