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瀕海我國最大南海，有衆多曲折港灣和漫長海岸綫，自古以來，廣東人就適應，利用海洋環境與資源，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海洋文化，而被稱爲中國海洋第一省。按黑格爾《歷史哲學》的介紹，海洋文化的本質是以海爲商。這包括了海洋交通、海洋商業、海洋礦業、海洋工業、海洋手工業、海洋漁業、海洋種植業等。海洋文化即在總結這些經濟基礎上産生的，但這些經濟基礎並不等於海洋文化。海洋文化凝聚了這些經濟基礎的科技成果，是在這些基礎上産生的理論總結、規律性昇華，更多的具有理論層面的原理，價值等。古代以海上絲綢之路爲代表，反映了廣東海洋文化的巨大成就，亦即樑啓超在《中國地理大勢論》中指出，廣東“其民族與他地絶异，言語异，風習异，性質异，故其人有獨立思想，進取之志。”這都與廣東近海有關。樑啓超又在《世界史上廣東之位置》中分析廣東與世界文化關係所預言那樣“廣東非徒重於世界，抑且重於國中矣”，這也是廣東海洋文化對人類、對國家的重要貢獻。古代廣東海洋文化已憑藉海上絲綢之路走向世界，特别是地理大發現以來，已形成與世界140多個國家和地區有往來的海上大循環。鴉片戰争使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終止，但廣東與世界的海上往來並未中斷，廣東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並成爲這個體系邊緣地區一部分，廣東近代海洋文化也由此興起，這包括了西學東傳和東學西傳，太平天國農民運動，康樑變法維新，孫中山民主革命理論、華僑文化新風貌。廣州在原來作爲華南經濟中心基礎上發展起來，向近代工商業、貿易和交通中心的方向邁進，演變爲綜合性的多功能經濟中心。隨着閉關鎖國政策瓦解，廣州通過香港進入世界市場，走上與世界經濟交往的道路，向近現代國際貿易發展。爲配合近現代商品經濟的建立和運動，廣州逐漸建立起包括鐵路、公路、内河、海運乃至航空在内的通往國内外的交通運輸網絡，成爲華南交通運輸樞紐。這都從根本上改變戰前小商品生産條件下廣州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加速了它的海洋經濟中心的近現代過程，爲建設現代化海洋經濟文化中心奠定了强大基礎。
一、海洋産業興起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結束了帝國主義對我國領海主權的侵略，南海和南海諸島回到社會主義祖國的懷抱，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加充分發揮自己的作用，進入現代海洋開發的轉變時期。在强大的社會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背景下的廣東海洋文化，又明顯地劃分爲兩大發展階段。在新中國成立後20多年計劃經濟時代，重内地、輕沿海的經濟思想占了上風，沿海没有成經濟建設的重心，很少將人力、財力、投入沿海，沿海經濟基礎薄弱，海洋文化失去深厚的經濟土壤而舉步維難。而新中國成立初帝國主義對我國禁運封鎮，以及我國無時無處在貫徹“以階級鬥争爲綱”，沿海被認爲是這種鬥争最緊張、最尖鋭復雜的前綫，實際上處於“海禁”狀態；加上廣東毗鄰港澳這兩個被視爲“西化”和“資本主義化”最敏感地區，廣東沿海經濟和文化由此受到很大限制；再者，華僑也被視爲一種异己力量，華僑與内地聯繫大爲减少，經濟和文化作用被窒息，這都嚴重損害了南海海洋文化的正常發展，出現歷史發展低谷。盡管如此，建國後頭20多年廣東海洋文化，也决非乏善可陳，仍取得不俗成就。如海港建設，恢復廣州黄埔港、新建湛江港、疏浚汕頭港、汕尾港，以及沿海一些地方性港口，使之發揮吞吐内外功能；開闢廣州、湛江港等通社會主義陣營遠洋航綫，如前蘇聯、波蘭和印度、中東、越南和東南亞其他地區港口；1956年起在廣州舉辦一年兩届春秋出口商品交易會，建立起以廣州海運局爲主體的海上船隊和多條沿海及遠洋航綫。而爲接納難僑，在廣東和海邊建立上百個華僑農場和國營林場，使大批海外赤子得以安家落户，也傳播了海外文化。
只有改革開放以後，在黨和國家正確方針指引下，廣東海洋文化才得以在歷經曲折的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文化支持，並使自己走上不斷發展與壯大之路。它所取得的成就和影響，達到歷史發展的巔峰，是廣東海洋文化史上最輝煌時期，也是現代廣東文化最可圈可點一張名片。
以海爲田是海洋農業文化的主要内涵，從海洋中争得的土地及其有效利用所取得的物質財富，是現代海洋農業最大一項成就。新中國成立之後，灘涂圍墾在廣東得到普遍重視，且常與沿海水利工程相結合，解决防海潮、引淡脱鹽去鹵等問題，使大片荒灘化爲沃壤，遍地荆榛化作稻樑，有效地解决這些地區缺糧和生態環境等問題。據調查統計，以1983年廣東（時含海南）圍墾灘涂面積達1596萬畝，占同期全國已圍墾灘涂面積1680萬畝的95%。在已圍墾灘涂中，已利用的爲1016萬畝，達總數的637%。圍墾依靠海堤，以珠江口兩側爲集中岸段，已築海堤135條，堤綫總長1661公里，捍衛面積2108萬頃，人口13064萬人。這些海堤包括斗門、中山之間白蕉聯圍，中山、珠海之間中珠坦洲聯圍、中山北部民三聯圍、番禺南端萬頃沙圍，跨番禺、順德的番順聯圍等，都是規模巨大的海堤，涉及珠江口各海區。珠江口大片灘灘，有的自清中葉以來即有小規模圍墾，新中國成立後相繼圍墾，建立平沙農場、八一大圍、軍建大圍、紅旗農場，以及上述各大聯圍，皆爲向海洋進軍、向海灘要地的重要成果。特别是改革開放以來，廣東沿海經濟迅速發展，城市建設、交通建設，以及擴大工業加工區、經濟技術開發區等項目大量佔用耕地，使各地區各部門普遍重視灘涂圍墾，以緩和用地矛盾。而隨着外向型經濟發展，沿海地區不斷引進外資開發灘涂，使圍墾速度不斷加快，圍墾灘涂成爲海岸帶資源開發的重要内容。珠江口背靠珠江三角洲，是我國經濟高峰區，各項事業發展很快，用地大增，圍墾後很快取得明顯經濟效益。例如番禺萬頃沙新墾區，圍墾成田率達80%，一般圍墾當年即可利用，産生效益。今萬頃沙已爲工農各業興旺、城鎮連綿、交通暢便、樓盤高聳、宜居宜業都市區，完全改變昔日灘涂風貌、呈現高度發達現代城鎮文化明景觀。
粤東灘海資源比較貧乏，所在有河口灣型、潟湖灣型，溺谷灣型等，類型衆多，開發方式不一樣，海洋文化景觀更爲豐富多彩。如汕頭市外牛田洋，1956年以來多次圍墾，堤圍長達1807公里，頗爲堅固，爲當地海洋文化一景，頗負盛名。1969年秋遭强台風、海嘯襲擊，堤圍潰决，損失慘重。後按原樣加高增厚，可按10—11級風暴潮水位，捍衛大量産業、人口和財富，今已成爲地狹人稠潮汕地區與海争地勝利一個典範。
粤西岸段灘涂性質差异較大，大部分集中在沿海一些港灣，如台山、陽江一些灘涂可供圍墾。上世紀50年代中期建立陽江平崗農場，50年來一直發揮效益，成爲廣東一個重要糧食和甘蔗生産基地，被視爲以海爲田農業文明一面旗幟。
以海爲田另一内涵爲海水養殖、增殖和捕撈，現代廣東在這一領域也獨領風騷，成就卓然。新中國成立初以來很長一段時間，在“以農爲一”，“以糧爲綱”計劃經濟經營方針指引下，廣東興起海水養殖高潮，並由於海洋科技進步，而獲得較高文化品位。1952—1955年，原廣東省（含今海南省和廣西合浦地區）調查統計可開發利用灘涂爲173萬畝。主要養殖牡蠣、貽貝、珍珠貝、泥蚶、文蛤等貝類10多種，紫菜、麒麟菜、江蘺菜等藻類，以及50多種魚類、10多種貝殻類，還有海參、海膽、星蟲、海兔等，但以貝類養殖爲主，也是在這個領域，技術進步最大。據新編《廣東省誌·科學技術志·水産科學技術》介紹，1952年起在部分地區采用“筏式”（可移垂下式）和“栅式”（固定垂下式）養殖牡蠣生長率最高，可充分利用水體，單位面積産量高，被視爲一種技術革新。1956年以後，使用水泥條附着器養蚝，比原來投石養蚝增産6—8倍。20世紀80年代，這一技術普遍推廣，蚝田大面積增加，産品源源供應市場。差不多在此前後，采用人工孵化育苗方法，養殖貽貝、扇貝、鮑魚獲得成功，並采取基地養殖形式，取得良好的經濟效益。特别是20世紀70年代，成功創造出馬氏珍珠母貝從天然採苗到室内人工育苗、插核育珠一套比較完整的人工育珠技術，培養出大型珍珠。1981年收穫一顆珍珠直徑達19毫米×155毫米，重6克，在國際上争得地位。南海水産研究所有關科研人員由於在人工育珠技術上的重大貢獻，1987年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奬。
魚塭是廣東一種傳統海水養殖方式，利用港灣、港汊或灘涂，經過築堤、開溝、建閘，利用潮汐漲落引納魚、蝦進入内蓄養。受自然條件制約，這種方式産量低而不穩定。20世紀60年代，南海水産研究所費鴻年先生等經過科學調查，發現鯔魚、蝦、雜魚等在魚塭内出現的季節性變化規律，提出《魚塭納苗群聚的形態變化》等報告，爲改善魚塭生産、合理納苗提供科學依據。80年代，魚塭養殖轉爲向人工精養方面發展，初步取得成功。水産科技進步，魚塭有望成爲海水養殖一項重要方式。
魚塭養蝦在20世紀60年代主要依靠納苗，産量有限，70年代在湛江、深圳、海豐、海南文昌一帶采用人工孵化育苗養殖技術，有所收效，但産量較低，未能普遍推廣。80年代，市場對蝦需求大增，南海三省區廣泛利用灘涂養蝦，並形成熱潮，僅廣東養蝦面積從1985年3萬畝，驟增至1987年24萬畝。由於全人工蝦類繁殖技術已經過關、成熟，並配合人工飼料使用，蝦類産量節節上昇，市場供應非常充裕，不但進入大小食肆，而且是千家萬户常見食品，根本改變其與人類傳統關係，此乃南海海洋農業文化的一朵奇葩。
20世紀60年代，香港發明海水網箱養魚，使不少名貴海産如赤點石斑、鮭點石斑、真鯛、尖吻鱸等10多種不受天然限制而産量大增。這種養魚方法，70年代傳人兩廣沿海，到1987年廣東網箱養魚已達1萬多箱。至今網箱養魚已遍及南海沿海大小港灣，成爲一項巨大海洋生産方式。由此生産各式海鮮，供應全國内地以及日本、台灣等地市場，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飲食和消費習慣。湛江、陽江、惠東、深圳、珠海、汕頭、汕尾、陵水等港灣網箱養魚，連綿數公里，蔚爲大觀，展示海洋農牧化非常的光明前景。
20世紀90年代以後，廣東海水養殖業發展爲當地一項支柱産業，呈現規模化、集約化、立體化發展格局，形成耕海致富熱潮。從海洋文化層面而言，實爲海洋經濟與海洋文化相結合産生的碩果。
據有關統計，2003年，南海三省區（另爲海南、廣西）魚類、蝦蟹類、貝類、藻類等海水養殖面積達296萬公頃，占全國同類面積1532萬公頃的193％，産量2959萬噸，占全國12533萬噸的236％。而從養殖品種結構看，廣東以魚類、蝦蟹類爲主，廣西以貝類優先，海南則以蝦蟹類比重最大。這個品種結構，顯示南海區海水養殖以高價值海産爲主，兼顧藻類，亦説明它們有較高科技含量，以及消費者有較高消費能力。從海水養殖水域類型來看，南海三省區養殖面積分配依次爲灘涂（占305％）和陸基（占235％），即前兩者占海水土地利用的主體。陸基是指海岸綫上高位地和工廠化養殖，容易人爲調控，使用先進技術，其所占面積自然不大，但勞動生産率高，是海水、灘涂養殖的幾倍甚至十幾倍，社會經濟效益優良。陸基以海南島分佈爲主，這與島四周灘涂面積狹小，不得不人工營造養殖池有關。
現代海水養殖是一項很有科技含量的耕海工程。廣東在這方面獨具特點和優勢，它們折射出的海洋農業文化特點是：
（1）養殖海産品價高質優，總量巨大，居全國領先地位。據統計，2003年，南海三省區魚類養殖産量占全國的443％，對蝦養殖産量占全國的643％，鮑魚養殖産量占全國的443％，對蝦養殖産量占全國的643％，鮑魚養殖産品占全國的305％。這種領先地位，必須得到先進的海洋文化支持，包括養殖技術、政策和管理等，其中廣東又居三省區主體地區。
（2）魚類、蝦類和貝類養殖達全國先進水平。網箱海水養魚技術發明後，這種新式養魚法迅速推廣。90年代後半期以來，一批海水魚類人工繁殖相繼成功，海水養魚業异軍突起，成爲南海三省區海洋漁業一個重要領域。2003年，南海三省區海水魚類養殖産量達23萬噸，占全國海水魚類養殖産量519萬噸的443%，特别是珠江三角洲深圳、東莞、番禺、中山、珠海等臨近珠江口市縣，先後開發海河水交會地帶建立大片鹹淡水魚塘，在我國率先建立河口近岸帶魚類養殖業，養殖鱸魚、黄鰭鯛、金錢魚、眼斑擬石首魚等。這些養殖魚類主要供應港澳市場和廣州、深圳、珠海等大中城市，各大賓館酒家“生猛海鮮”多來自於這些鹹淡水魚塘。這些魚塘也成爲沿海最觸目的農業文化景觀。另外，淺海浮筏式網箱養殖也是南海三省區海水養魚的主要方式，所養皆爲經濟價值較高的魚類，如石斑魚、鯔魚、鱸魚、鯛魚、軍曹魚、鯧鲹等。淺海易受台風和環境污染影響，初時由此引起損失頗大，近年引進國内外先進的抗風能力强深水網箱進行養殖，效果甚佳。每到台風莅境，大片網箱沉人海水深處，避免損失。如湛江海灣特呈島一帶湛藍海水到處是養魚網箱。該島由此脱貧致富，成爲全國網箱養魚一面旗幟。
新中國成立初，南海區海洋捕撈漁船以風帆木質漁船爲主體。全靠風力、人力航行和捕魚，屬傳統漁業文化範疇，發展滯後，産量有限。1953年開始，南海區才出現機動漁船，到1957年達174艘，總共8541千瓦，采用拖網、圍網、刺網、釣具、張網等漁具，後來這些漁網使用化纖材料制成，延長使用壽命和提高捕魚效率，漸漸增加海洋捕撈文化内涵，吸收近現代科技成果。南海區海洋捕撈産量從1958年的403萬噸到1987年的1046萬噸，增長了16倍。此期間，廣東海洋捕撈漁船進行技術更新改造，增大漁船噸位，添置先進助漁導航設施和甲板機械。特别是港澳漁船，早在1958年機動漁船就占很大比例，以後更占絶對優勢，并且到80年代，漁船通常配備雷達、對講機、彩色探魚儀、衛星導航儀、海底聲納、衛星雲圖儀、無綫電話等先進設備，實現駕駛自動化，船上都有制冷和冷藏設備。這種用現代科技成果裝備來自於港澳船，有雙拖、單拖、機蝦艇、圍網船、釣艇、網艇等類型。70年代以前，多活動在珠江口淺海漁場；80年代以後，已驅馳於江浙、台灣乃至西沙、南沙和北部灣海域。考其故，離不開這些先進設備和技術，實際上是現代海洋科技文化驅使港澳漁船遠涉鯨波，取得同時期遠勝内地漁船的收穫量。
80年代末以來，南海三省區海洋漁業進入穩步快速發展時期，2003年，三省區海洋捕撈産量達3566萬噸，比1988年的1166萬噸增長2倍多。90年代初期，南海近岸淺海漁業資源嚴重衰退，南海三省區及時調整海洋捕撈業方向，大力發展遠洋漁業。2004年，僅廣東即有遠洋漁船170艘，産量1243萬噸。捕撈海域擴大到印度洋、西南太平洋、大西洋，到處都有廣東遠洋船隊和遠洋基地，後者如斯裏蘭卡、馬爾代夫金槍魚作業經營基地。
無論灘涂養殖還是海水捕撈，其發展必須依靠科學技術，海洋科學技術是海洋文化一種形態。改革開放以來，廣東在這方面獲得的成就斐然。有關漁政主管部門針對各地深海作業漁船少、設備陳舊、技後落後、競争能力薄弱狀况，進行了大機拖、大機圍和中深海刺釣漁船的技術改造。增大漁船馬力，配備先進的導航助漁儀器，改善漁獲保鮮技術，僅1983—1987年廣東在這方面總共投人85億元，使23472艘（次）漁船受惠。又基於南海三省區傳統海水養殖業粗放經營的特點，近年積極推廣和應用海水育苗技術、人工配合飼料技術、海水養殖技術和養殖裝備（如增氧機和深水網箱），均取得良好經濟效益。廣東1999年從挪威引進外海昇降式抗風浪大型網箱養魚技術，比傳統的浮筏式網箱養魚成活率高l倍多，魚質量接近野生種，經濟效益增加40％左右。2003年，廣東名貴海水魚類養殖産量達196萬噸，占全國同類産量的378％，居首位。另外，蚝養殖從平面石頭養殖到水泥柱立體插養，發展到現在的淺海吊養。蚝肉産量從15噸／公頃上昇到現在15噸／公頃，增長了9倍，有效地保障了蚝的市場供應。
從制度文化層面而言，無論灘涂養殖還是海水捕撈、養殖都必須納入法治軌道。改革開放以來，從中央到地方，相繼制定、頒佈一系列漁業法規，包括1979年國務院《水産資源繁殖保護條例》、1986年和1987年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法實施細則》，以及一些地方性法規等，形成海洋漁業法律體系。這其中有“養殖证制度”、“捕撈許可证制度”、“種苗生産許可证制度”、“質量認证制度”、“養殖投入品的管理制度”等，對規範海洋漁業管理，强化質量監督，保证水産品質量、安全以及加大漁政執法力度，保護海洋漁業資源和海洋環境等都發揮重大作用。廣東堅定地貫徹執行這些法規、條例，從而有效地保障漁業生産。
二、當代廣東海上貿易的崛起
新中國成立後直至1978年改革開放前，中國實行高度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對外貿易雖然是廣東經濟支柱之一，但在這種體制束縛下，出口商品生産减少，後來采取出口生産基地制，主要生産出口農産品，以取得外匯，同時鼓勵有選擇地進口，主要是進口原料，再加工成商品出口港澳和東南亞，以及少數歐美國家，經濟效益非常有限。故有論者指出，1978年以前，“廣東沿海地區已從原來的地區貿易經濟和適當的專業分工體系倒退到單一的自然經濟狀態，”而“文化大革命”期間，“外貿相對萎縮，重新走上閉關鎖國道路。……這種情景可以説是一種歷史的倒退”，也是廣東“以海爲商”商業文化最低迷時期。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廣東充分利用中央賦予的各項優惠政策和靈活措施，發揮毗鄰港澳、華僑衆多、面向東南亞區位優勢，積極發展外貿，開創了前所未有的海上經濟活動，不但進出口貿易總額大幅度增加，而且在利用外貿和先進技術方面取得很大成績，投資環境日臻完善，出現廣東海上貿易崛起的新格局。
改革開放初期，廣東（含海南）外貿在經歷權力的集中和下放過程，並取得種種教訓以後，終於形成從國家直接干預轉向宏觀調控格局，從而使廣東外貿走上騰飛道路。據統計，廣東外貿出口額已從1984年的2115億美元上昇到1987年的556億美元，增長了22l倍。1984年廣東出口總額占全國第一位。這個地位的改變，昭示着廣東海上貿易地位同步增長。
1978—1987年間，廣東、海南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出現過許多地下經濟現象，在外貿上表現爲走私和反走私。前者使用中國金、銀、古董、中藥、珍珠等作爲“通貨”，换取舶來家用電器、小汽車、電腦和各種高檔消費品，充斥了沿海和全國市場。這種地下經濟活動後來受到嚴厲查處。有人統計，在1982年全國“從速從嚴”打擊非法經濟活動中，許多犯案幹部被判處死刑，在全國1萬名死刑罪犯中，廣東占了l／lO多。有記者在總結這一特殊時期走私與反走私鬥争經驗教訓時指出：“廣東沿海地區的歷史告訴我們，由於封建社會本質上是‘重農抑商’的，並往往推行閉關鎖國的政策，因此常有海禁與‘走私’的事端發生，致使廣東沿海的自由貿易經濟往往被作爲‘走私’看待而屢遭官府取締。……事實上，這種名爲‘走私’而本質上屬於自由貿易的經濟活動方式，由於它比較適應社會經濟運動的客觀規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歷史發展的潮流，因而具有歷史的進步和强大生命力。所以，一旦社會變得比較適宜於自由貿易的時候，它就會很快發育成爲一種新的經濟形態，即海洋經濟形態。”其深層文化根源即爲海洋文化在支持着海洋經濟發展。這些議論到20世紀90年代以後，逐步得到驗证。隨着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國家對經濟事務的直接干預繼續减少，市場經濟從“自由放任”逐漸轉入規範化。廣東對外貿易總體戰略作了新的調整，即充分利用港口優勢，以外貿爲導向，大力發展現代化的外向型經濟，把産業結構和産品結構的調整納入對外開放軌道，建立高新科技産業，參與國際競争，帶動全省經濟全面振興。這種轉變，進一步發揮了南海航運和貿易優勢，並很快表現出它的經濟效益。
據海關統計，2006年廣東全省實現進出口貿易總額52721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3%，其中出口30195億美元，增長268％，進口22526億美元，增長187％。這種出超狀况，説明廣東已經掌握南海海上貿易主動權。又據商務部統計，廣東全省新簽外商直接投資項目8452宗，合同金額2457億美元，增長35％，實際投資1451億美元，增長174％。全省新批準境外企業108家，協議投資633億美元；新簽境外工程承包和勞務合作合同金額50億美元，增長389％；完成營業額382億美元，增長374％。這些數字説明，廣東外資外貿質量進一步提昇，不少跨國公司入粤投資，來自發達國家的英國、意大利、西班牙、瑞士等實際投資增長最快，顯示廣東進一步加人和擴大世界金融市場。而廣東外貿出口，不但居全國之冠，而且出口對象進一步拓展到中東、南美和非洲，國際化程度顯著提高。大型企業固然是走出國門、通向世界市場的主體，近年民營企業也不甘人後，成爲加盟這個出口大軍的一支勁旅。如廣東省農墾集團公司即在越南、泰國設立橡膠加工廠，後又延伸至馬來西亞設廠和種植橡膠。廣東在非洲、拉丁美洲、中東等勞務市場簽訂工程承包合同占全省一半，第三世界成爲廣東海洋經濟一個龐大覆蓋地區。特别是中國加入WTO，廣東既是最大一個受惠者，也是最積極一位參與者，外向型經濟正進一步發展和高漲，與國際市場發生千絲萬縷的聯繫。它帶來的不僅是可觀的經濟效益，而且還有管理制度、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更新和替代，這都是海洋經濟時代已經和正在發生的廣東海洋文化巨變。
三、新粤商海洋文化精神
改革開放以來走向世界的廣東商人，已不同於以往廣州幫、潮州幫、客家幫商人集團。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新時代廣東商人已經突破過去活動範圍，不囿於某一地域，而以經濟利益最大化任何地區作爲自己平台，開展各種商業活動。商貿對象也更加復雜多樣，由此産生法律，所遇到風俗等也更加紛繁。面對如此嶄新局面，廣東商人繼承和發揚歷史海洋文化風格，並在新條件下進一步提昇，形成新粤商時代風貌，比雄於沿海其他海商集團。
1.敢爲天下先精神
敢爲天下先精神，其内涵十分豐富，包括敢闖、敢冒險、敢求變、敢創新的文化品格。廣東從原先計劃經濟、僵化教條和和封閉或半封閉經濟生活模式冲向世界市場，敢於與曾被視爲洪水猛獸的資本主義經濟打交道，這是一個艱難的冒險過程。它需要敢試、敢闖、敢冒風險、敢付出代價、敢第一個吃螃蟹，這恰恰是海洋文化的風格，與墨守成規、固步自封的大陸文化風格完全相反，涇渭分明。樑啓超曾指出：“廣東人於地理上受此天然優勝之感化。其慓悍活潑進取冒險之性質，於中國民族中，稍現一特色焉。”樑啓超曾論证廣東人最有殖民勇氣。他説殖民南洋並稱王的八個中國人中，除一個是福建人以外，其餘7個都是廣東人。樑氏説：“六朝、唐間、商船遠出，達於紅海，尚矣。即自明以來，冒萬險，犯萬難，與地氣戰，與土蠻戰，卒以匹夫而作蠻夷大長於南天者，尚不乏人。”這有三佛齊國王樑道明，三佛齊國王張璉、爪哇順塔國王某、暹羅國王鄭昭、戴燕國王吴元盛、昆甸國王羅大、英國海峽殖民地開闢者葉來等。近世西風東漸從廣東起步，廣東人首先接觸和吸收西方工業文明精華，觀念更加開放，膽子更大，效果更明顯。同時對西方侵略者的强暴行爲更敢於抗争。鴉片戰争首戰廣東大勝，英軍北上，兵臨城下才迫使清政府簽訂《廣州條約》和《南京條約》的。彪炳近代中國歷史人物很多，洪秀全、康有爲、樑啓超、孫中山等生於廣東，長於廣東，主要成就於廣東，飽受廣東浸染，具粤人海洋意識，民性“自外於國中”，非正統思想占了上風，才在近代史上做出驚天動地的業績。改革開放前，粤人逃港者約100萬人，當時被稱爲“認親戚”，“非法探親”，是對極左和貧困的抗議。有人認爲“大逃港”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催生針”，不無道理。
這種敢爲天下先，敢於接受新事物的氣概和膽識，往往在内地争論不休，甚至避之唯恐不遠。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廣東人固然敢於打破常規，按照自己價值、審美觀作出判斷，而不屑於與他人争辯。最撼人的是“殺出一條血路”成爲流行一時口號。這句話所反映文化精神，其流行和被廣東人廣泛接受和踐行所經歷艱辛，後在2008年關於廣東前省委書記的系列報導中體現出來：“每一步都不能踩到地雷，時刻都會被口水的海洋（口誅）淹没。於荆棘中殺出血路，自不免遍體鱗傷”。1979年3月3日在廣東省委常委會上，吴南生提議廣東先走一步，在汕頭劃出一塊地方搞試驗，用各種優惠政策吸引外資。他大膽地説：“如果省委同意，我願意到汕頭搞試驗。我義無反顧地説，如果要殺頭，就殺我好了。”這句話後來成了改革開放的經典。廣東一系列試驗，很快引起内地人的注意，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不斷有外省高層來廣東考察或試探。有報導説，他們有的人見後如喪考妣，甚至號嚎大哭，説什麽“辛辛苦苦幾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有一位外地副省長不敢走出賓館去吃廣東“資本主義的飯”，怎麽請也不動，只是不停地流泪。同時國内許多報紙，大量而密集地發表口誅筆伐廣東的文章，大有“黑雲壓城城欲摧”之勢，但廣東不爲所動，堅信自己所爲没有錯，仍以殺出一條血路信念，從荆棘叢中走出一條成功之路，爲全國樹立了一個光輝典範。如果要尋找其深層根源，應是粤人敢闖敢干、勇於和善於冒險的傳統精神所致。
2.求變創新精神
粤人術變創新精神由來已久，近世林則徐“開眼看世界”，林則徐、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康樑發動百日維新；孫中山確立三民主義等堪爲這種精神楷模。康有爲有句名言：“蓋變者，天道也”；“能變則全，不變則亡”，概括了求變的真諦。雖然求變創新在近現代某個時期被窒息，甚至被扼殺，但一旦堅冰被打破，這種精神大河馬上泛起汹涌的波濤。廣東改革開放30多年，粤人不斷追求變革和創新精神處處凸現於國内，具有鮮明時代特徵。
廣東鄰近的香港20世紀60—70年代經濟起飛，崛起爲亞洲四小龍之一，這令廣東人羡慕不已，但臨淵羡魚，不如退而結網。有了市場經濟這個大環境，廣東人以解放思想、更新觀念爲先導，最早探索發展商品經濟，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朝着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邁進，創造了無數個第一，或唯一，如第一個開放糧食市場，第一家中外合資賓館，第一家音樂茶座等，不可勝數。這種求變創新往往轉變爲對新事物無休止、甚至是狂熱的追求，尤以科技創新和價格觀念、生活方式的更新替代至爲典型。從早期收録放機、彩色電視、婚戀、染發、奇裝异服，到時下風靡各地的各種學前、職業教育、出國留學、住宅裝修、美容、時髦汽車等，無不顯示出那部分廣東人，一是緊跟或超越時代潮流，實現自己夢想；二是目光盯住發達西方世界，追求自己認爲先進的目標。這種前瞻式思維模式時時刻刻在推動粤人不斷邁向新的高度，“敢飲頭啖湯”成爲新時期廣東人精神形象的描述。
創新不可能一帆風順，會碰到各種阻力和風險，甚至失敗或付出沉重代價。粤人從歷史經驗和現實生活中，總結出以“變通”來達到創新之目的。用粤語來表達，這叫“精崽”，即遇事應順應環境，融通處理，形成“凡事都可變通”或“做事都有變通的餘地”的信條。例如在北方，魚只能整條賣，哪怕魚快發臭，也不開刀，化整爲零，任憑顧客選擇。但在廣東歷來就有魚肉開刀零賣習慣，一條魚分解成魚肉、魚尾、魚頭、魚骨、魚腩、魚肚等，任君選擇，很快做成生意，雙方滿意。即此一項，粤人變通精神，和盤托出。改革開放之初，廣東推行集資建橋，誰出資誰受益。霍英東先生第一個出資建設廣州洛溪大橋，使番禺和廣州市區聯成一體。此例一開，全省傚法，不數年，廣東公路渡口，悉數架起橋樑，極大地改變廣東交通，出現“路通財通”局面。以前爲江河阻隔而發展滯後地區，得益於此而脱貧致富。又當初因集資修橋或修路而收買路錢，廣東人要外省司機留下“買路錢”，一時怨氣衝天，全國嘩然。但這種變通做法産生巨大經濟效益，外省人不得不服，從破口大駡變成佩服，繼而傚法。很快這種集資建設辦法推廣到全國，今已成爲歷史經驗，爲人交口稱譽。後來總結廣東這種經驗是，“把中央在新時期的政策和規定，結合本地情况加以靈活運用，用足、用够、用好；文件上没有規定不能做的，就是可以做。”恰恰是許多破先例、求變通的辦法，使廣東改革開放許多事情，不斷乘風破浪，取得令外地人矚目、甚至驚詫莫名的成就。
3.博大包容精神
海水有溶解萬物的自然屬性，反映在人文精神上，即爲博大包容。海瑞最早寫了一付對聯：“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此聯後爲林則徐在廣州任上所書，掛於自己總督衙門。傚仿者接踵而至，今已成爲山海與人文關係的千古絶句。
廣東文化歷來處於與不同文化相互對流和溝通之中，不存在於嚴重對撞和排他事件。從文化哲學層面言之，這是指主體對外來價值的態度，兩者是雙向而不是單向，而平等不是强加的關係。改革開放30多年，對廣東發生過多次批評、批判，甚至聲討，但廣東人並不怎麽辯解，而是默默地干好自己的事情。例如改革開放之初關於廣東在搞資本主義的懷疑甚至大張撻達的日子裏，廣東没有組織反擊，而是静心地聽，不斷地思考、分析、判斷，讓自己所做出的成就來説話，應對來自各方面的責難。結果這種責難並没有阻止廣東人前進步伐，改革開放在廣東取得一個又一個成功和勝利。這其中一個精神支柱，是自古以來煉成的廣東文化博大包容性，是海洋文化品格，亦酈道元《水經注·巨馬水》説的，“水德融和，變通在我”。廣東稠密水網和海洋交通作用使不同地域、民族文化在各個地區找到自己的位置，能够和而不同、相互容忍、自由地發展，並相互交流、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圓融互動狀態。
這種博大包容，過去如此，改革開放以來，進一步得到强化，而表現得更加廣泛。如所看到，當代不少廣東人在享受西方科技文明成果的同時，在使用各種高新電子産品，沉醉於感官滿足之時，也迷信鬼神，保持許多落後、蒙昧陋習，但並行不悖地共存、相安無事。據悉，珠三角不少地區世俗社會家庭，每個月至少有15天要燒香拜神，但並不妨礙這些家庭擁有最先進的文化娱樂商品。這些相悖現象，皆緣於廣東文化有海量胸懷，博大氣魄所致，也是廣東文化定型、成熟標誌。
4.冒險無畏精神
海洋風波險惡，變幻莫測，歷被視爲畏途。古代自不用説，即使科技發達現代，超越海洋仍是一件充滿風險事情。海洋文化的冒險性就是指海上活動要有冒險心態，不惜以生命爲代價的價值觀，以及敢於面對大海，挑戰大海的大無畏精神。近代廣東華僑和各個地緣性商幫集團漂洋過海在僑居地開拓、經商、拼搏，即冒着極大的海洋瞬息萬變和人爲艱險。近代珠三角自梳女、三水紅頭巾遠走南洋謀生，其冒險精神性絲毫不讓鬚眉，堪爲廣東海洋文化冒險無畏精神一個典範。
改革開放以來，大批廣東人假道海洋走出國門，闖盪世界各地，從事各種海洋開發事業，也同樣面臨各種險境，需要冒險無畏精神力量的支持。因爲改革開放比之過去最大一個變化是搞商品經濟，走市場化道路，用鄧小平的話來説，就是“殺出一條血路”，“敢闖”、“敢冒”。這些字眼，除了“敢爲天下先”，實質鼓勵冒險犯難，排除一切阻力去争取勝利。改革開放之初，内地人對廣東人印象是，廣東人什麽都敢吃，什麽都敢穿，什麽都敢享受一番，什麽事都敢干。但這僅是表面現象，廣東人從事商業貿易，把生意做到利潤最大化地區，海洋之阻隔，風濤之險惡，僅是自然因素，而更大風險在於政策的變化，异國政治、法律、風俗等不同，以及其他不可預知各種因素變動等。這需要這些冒險者，既要有强健體魄，過人膽識和勇氣，堅韌毅力，嫻熟商業知識和技巧，更要有法治精神、知彼知己道德修養和沉着應變能力等，才能在内外商海競争中立於不敗之地。這30多年來，廣東商界、實業界就涌現不少這樣成功人物，被樹爲廣東這種文化精神的典型。粤籍人士霍英東、李嘉誠、曾憲梓，以及一批批地産大王、製造業大王、文化産業大王等，即爲他們出色代表。
四、新海上絲路文化露峥嶸
1.新海上絲路概念
廣東海上絲路2000多年從不間斷的歷史，雖在鴉片戰争後一度中斷，但歷史的慣性仍在起作用，故以中西貿易和文化交流爲主要内容的中西交往還在繼續，僅其性質發生改變而已。在經過一個半世紀的沉寂以後，20l3年黨的十八届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問題的决定》提出了“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的戰略决策和要求”。在全國掀起的“一帶一路”建設空氣撲面而來，席捲各個省區和部門。廣東很快做出積極反應，制定相應戰略决策和要求，規定各項具體任務，形成了響應中央這個重大决定的熱烈氣氛和付諸實施的態勢。最近，隨着國家實施“一帶一路”戰略的深入擴大，規劃與相關政策出台，廣東也發表與此相銜接的實施方案，配套出台工作重點和近期優先實施的項目清單，使“一帶一路”工作落到實處，形勢十分令人歡欣鼓舞。
21世紀新海上絲路或“一帶一路”，是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實現和平崛起，與世界各國建立和平、友好、平等合作關係一種戰略决策和發展模式，是一種國家行爲，與傳統海上絲路概念和内涵有所不同，但它又繼承和發揚了後者的優良傳統，並注入了新時代内容和精神。它事關全局，而廣東又首當其衝，集中體現了新時代廣東文化的海洋性風格。
實際上，廣東海上絲路已走過漫長的路程，積累了豐富歷史經驗和啓示，形成厚重的文化積澱，擁有非常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産，也是廣東當今再走海上絲路最大一個優勢，這是我國沿海其他省區難以相比的。廣東這個優勢包括海上絲路歷史文化遺産，改革開放30多年奠定了强大經濟基礎、群衆基礎以及嶺南文化獨特的文化風格等，都將有力地推動廣東再出發，去争取海上絲路建設的新成就、新勝利。
2.廣東厚重的海上絲綢之路歷史文化遺産
在有着兩千多年發展歷史、遍及占我國300萬平方公里海洋國土的2／3以上的南海絲路，以及在嶺南長達8200公里的海岸綫上（含陸、島岸綫），都分佈着豐富多樣的絲路歷史文化資源。雖然它們多布滿了歷史灰塵，但經清理之後仍可大致分爲以下幾種歷史文化資源可供開發利用，廣東在之方面爲其他省區難以望其項背。
（1）古海港遺址。歷代揚帆南溟，須依託港口。絲路沿海港口星羅棋佈，漢有合浦（在今廣西北海市東北南流江出海口）、徐聞（在今徐聞縣西南）兩個始發港，三國以後廣州成爲始發港。此後，唐宋有潮州港、屯門港、雷州港、沓磊港、苜寨港、梅緑港、碣州港、樂民港等，廣州扶胥港、恩州（陽江）港、白沙津（海口港）、蓮塘港（海南萬寧）、崖州港等，到明清又新興汕頭港、汕尾港、柘林港、白沙港、樟林港、澳門港、北海港、吴川港、電白港、赤坎港、通明港、步通港、兩家灘港、芷寮港、海安港、暗（安）鋪港、昌化港等。雖然它們代有變遷，如廣州黄埔港就數易其址，但保持下來的古碼頭（如廣州西來初地、黄埔港歷代碼頭）、牌坊（如南海神廟“海不揚波”牌坊）、附屬船廠（如唐代海康（今雷州市）港附近船廠）、碑文（如黄埔港在海珠區黄埔村碑文）等反映了絲路歷史變遷，具有很高文化觀賞價值。
（2）古城港市。海港必須依託它們所在城鎮而實現其吞吐功能。南海絲路沿岸港市，多爲各級歷史文化名城，包括潮州、揭陽、海豐、平海（在惠東）、東莞、廣州、佛山、雷州、海口等，還有一批因絲路而繁榮的古鎮。這些名城古鎮在各個層面上展示了南海絲路發生、興衰歷史，具有綜合海絲文化價值，在絲路衆多資源中佔有重要一席之地。如甲子、碣石、南澳、廣海、東莞、增城、新會、香山（中山）、陽江閘坡、電白博賀、湛江東海島、海南鋪前、清瀾、潭門、陵水、三亞、崖城鎮等。
（3）古建築。保障海上絲路暢通的各種建築設施、商貿建築，以及爲祈求航行安全而修建的廟宇、牌坊等，都屬其列。明清時著名的廣州十三行即爲中外貿易機構，其精緻建築令時人嘆爲觀止，後雖毁於大火，但保留至今的十三行地名仍令中外遊人慕名來游。作爲這條絲路見证的廣州南海神廟、浴日亭、懷聖寺、光塔、琶洲塔、蓮花塔、陸豐碣石鎮福星塔，以及湛江硇洲島、南三島上燈塔和海南海口燈塔、文昌清瀾港上燈塔等都是絲路導航標誌。特别是航海保護神媽祖（天妃、天後）廟，雖然在我國沿海和重要河流要衝都有分佈，但以南海沿岸最多，其中又以貿易、漁業發達地區至爲集中、奉祀最篤、香火最盛。據有關資料記載，現在廣東沿海約有媽祖廟100多座，單南澳島就有15座。珠海萬山鎮白瀝島天後廟、汕尾媽宫廟、大華天後廟等久負盛名。陸豐現存8座媽祖廟保存良好。廣東南路沿海，媽祖廟更興盛，陽江有4座，電白有5座，吴川有8座，雷州有5座，徐聞海安有l座，今湛江東方街原名天後街，硇洲、海口、文昌、三亞這些海上交通要衝均有天後廟，甚至南海諸島也有天後廟、石廟、公廟、土地廟、娘娘廟、孤魂廟等，雖然名稱不一，這些廟宇却均爲祈求航海安全而建。如東沙島有天後廟，西沙永興島、南沙太平島、南威島、南鑰島、西月島等即有上述廟宇。永興島上“孤魂廟”横額書“海不揚波”即同廣州南海神廟横額意涵一樣。航海中樞港澳門媽祖廟更多，澳門人稱“馬交”，閩人稱爲“阿媽閣”，原爲葡萄牙人初上岸碼頭，後葡人按閩音譯爲馬交，與廣州話“媽祖”相諧，爲這個昔時東方巨港航運興盛一時見证。近年也有新建天後廟的，如番禺南沙天後雕像巍峨壯觀，爲遊人旅遊景點。
（4）古砲台。沿海許多古砲台雖爲防守海疆而建，實際也保護了航海安全，具有异乎尋常的旅遊價值，也是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據《中國文物地圖集·廣東分册》粗計，廣東沿海現存古砲台約有50多座，著名的如珠江口虎門砲台、大虎山砲台、大角山砲台、深圳赤灣古砲台、汕頭廣澳砲台、汕尾石獅頭砲台、新會崖門砲台、陽江閘坡砲台、雷州雙溪砲台、徐聞三墩砲台、海南文昌鋪前砲台、清瀾東西砲台、榆林砲台等，都銘刻着我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捍衛國家領土主權的歷史，都宜加以修復保護，闢爲旅遊景點，供遊人瞻仰。
（5）摩崖石刻。南海絲路上的海灣、海島有不少航海者、文人學士題刻，不但保存了這條絲路的歷史，而且具有很高的考古、藝術、文學等價值，也是絲路旅遊資源一項瑰寶。珠海高欄島上寶鏡灣岩畫，刻有船頭船尾上翹的海船，爲先秦南海絲路前身最早開拓者作品。此後這類石刻代有其作，如饒平海山鎮“海不揚波”、潮陽棉城東岩“觀海”、陸豐金厢鎮“揚威止水”等石刻，都表達了這些遠涉鯨波航海先輩們共同的良好願望，讓後來者受到感召和鼓舞，受到藝術熏陶，應予以保護和開發。
（6）其他文物古迹。南海絲路所經海域，出土不少沉船和其他文物，如澄海南洲、和洲古船、吴川沙角旋寮兒村對面海上的唐代沉船（銅船），尤其是台山海域有大量古代沉船，出土宋代以來大批文物。在西沙水下也出土大批歷代銅錢、銅錠、銅鏡、石獅、石柱、石磨等，截至1974年在西沙北礁發現能辨别文字的銅錢共2975公斤，80706枚，既有沉船也有古代居民帶到島上後冲到海里的，這不僅説明西沙爲南海絲路所經，也是這些島礁爲中國領土的物证。在絲路沿岸還有不少墓葬，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物证。徐聞、合浦港附近有大量漢墓，出土舶來品有琥珀珠、瑪瑙珠、水晶珠；遂溪縣城附近南朝墓出土波斯銀幣、銀盒、銀碗；海南三亞的送路、酸梅角和陵水縣的千教坡發現50多處阿拉伯人墓葬群，面向大海擺放，正對南海絲路必經之地。墓碑上刻有阿拉伯文，意爲“凡人必有一死，唯有至尊至大的真主永存”。這些文物古迹，顯示它們作爲絲路文化資源的文化内涵多麽多彩多姿。特别是2007年在陽江海域出水南宋沉船“南海I號”，出水大量瓷器、鐵器、金銀器等，估計有6萬～8萬件，被譽爲“海上敦煌”，時下正大規模發掘。僅已有各類文物，已昭示它所反映的海上絲路的價值。
這些歷史文物隱藏着非常豐富的考古、古人類、民族、民俗、科技、軍事、外交、貿易、航海、天文、海洋等價值，有待人們去破譯解讀。一旦它們真相大白，將還原海上絲路許多未解之謎，帶來不可估量的政治、經濟、科技和文化效益。這對廣東新海上絲路建設非常有用，不可等閒視之。
3.廣東强大的經濟實力
海上絲路最主要的内涵是以海爲商，利用海洋從事商貿活動，用黑格爾的話説，以海爲商是海洋文化的本質特徵。在表層看，海洋文化的外在表現即海洋經濟，只有足够强大的海洋經濟，才能讓海上絲路的航船揚帆世界各個港灣，把生意做到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地區。
廣州海上絲路長盛不衰，享有“天子南庫”聲譽，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是廣州擁有廣闊腹地，聚集强大經濟實力，不斷向外輻射，維持2000多年海上絲路巨港地位。從海上絲路歷史比較中，可以窺見支持廣州港不敗的，第一是它的經濟實力，第二也是它的經濟實力，第三還是它的經濟實力。
漢代海上絲路初辟，《史記·貨殖列傳》説“番禺（即廣州）亦其一都會地，珠璣、犀、玳瑁、果布之凑”。《漢書·地理志》也記，番禺“處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璣、銀、銅、果布之凑，中國（中原）往商賈者多取富焉”。這些文字説明廣州是一座財富集中城市，故能吸引中外商賈到來互市。
魏晋南北朝時期，廣州富庶，見於蕭子顯《南齊書·東南夷列傳》説“四方珍怪，莫此爲先，藏山隱海，瑰寶溢目。商舶遠届，委輸南州，故交（州）廣（州）富實，牣積王府”。同書《王琨傳》説：“世雲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也。”想見貪污受賄已經成風，以致不少人樂意到廣州爲官。只有廣州刺史吴隱之爲官清廉，爲後人稱贊。後在廣州石門立警告貪官的“貪泉”石碑，今存廣州博物館。
唐代，廣州爲世界性大港，是航綫長達14萬公里的“廣州通海夷道”起點，中外商貿雲集，富甲一方。《新唐書·黄巢傳》説，唐僖宗干符六年（819年）黄巢攻佔廣州，要求朝廷任命其爲“安南都護、廣州節度使”才願歸順。結果爲朝廷拒絶，斥曰：“南海市舶利不貲，賊得益富而國用屈。”顯見廣州在海上絲路貿易中獲得巨額收入。
宋朝以海立國，大力發展海上貿易，廣州港占全國海外貿易額的80％～90％。樑啓超在《世界史上廣東之位置》中指出：“自宋以前，以廣東（州）之交通，而一國食其利。”廣州税收，支持了宋朝對遼金大量賠款。
元代比宋代更加開放，大力發展海運，廣州爲“服嶺以南一大都會，臨治海島。近歲以來，貢賦貨殖充斥，瑰异比於中州”。輸入廣州商品410種以上，“珍貨之盛，亦倍於前志所書者。”元世祖從至元十六年（1280年）開始，多次派廣東招討使達魯花赤楊庭璧，出訪東南亞、南亞，以加强外貿工作。當時泉州方面也提出同類要求，但元世祖不答應，顯見廣州外貿地位不亞於泉州。
在明清長期海禁背景下，廣州獨擅外貿之利，史稱廣州“公私饒給，在庫番貨，旬日可得銀兩萬數”，實爲“金山珠海，天子南庫”，“當盛平時，犀象如山，花鳥如海，番夷輻輳，日費數千萬金。飲食之盛，歌舞之多，過於秦淮數倍”。據外國人估計，鴉片戰争前夕，廣州“城市人口絶不會少於一百萬”。人口規模如此巨大的城市，離不開發達工商業和强大社會財富支持。這同樣需海上貿易收入。有學者估計，在1700年到1830年的130年間，僅廣州一港的白銀净輸入量在9000萬英鎊到1億英鎊之間，約合時幣4億元左右。故維持和發展海上絲路，經濟支持不可或缺。鄭和以親身經歷，深切感到“欲國家富强，不可置海洋於不顧。財富取之海，危險亦來自海上。……一旦他國之君奪得南洋，華夏危矣。我國船隊戰無不勝，可用之擴大經商，制服异域，使其不敢覬覦南洋也”。這可是開海貿易的肺腑之言，無論古今都不過時。
廣東海上絲路自改革開放以來重新獲得發展，爲此也獲得經濟强力支持。據統計，1978年，廣東GDP爲18585億元，1989年爲138139億元，增長64倍：2014年上昇到6779224億元，比1978年和1989年分别增長364和48倍。2014年廣東GDP居全國第一，同年全省人均GDP達6368805元，高於全國平均水平。而從全國特大城市GDP排名看，2013年廣州GDP爲135512l億元，深圳爲1295008億元，居全國第三和第四位，僅次於上海和北京。廣東有GDP全國省級第一，廣州、深圳GDP全國城市第三、四位的經濟實力，足可爲21世紀海上絲路奠定堅實經濟基礎，也是廣東重振海上絲路雄風，走向新海上絲路彼岸的一個强大優勢。
4.廣東成爲世界産業轉移的一個中心
産業轉移是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規律，被證明是國家、地區之間經濟發展必由之路。世界近代産業轉移，才有了後起資本主義國家的崛起。這方面成功經驗，對當今“一帶一路”建設也不無啓示作用。
縱觀國際産業轉移，即經歷了四次高潮。第一次爲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已完成産業革命被稱爲“世界工廠”的英國産業向美國、歐洲大陸的法國、德國等轉移，其中美國是最大承受國。這個英國昔日殖民地，由此迅速崛起，遠遠超過英國，成爲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强國、軍事强國。第二次爲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和德國受戰争重創，經濟殘破不堪，急需重建。美國産業包括鋼鐵、紡織等轉入這兩個戰敗國，不但使它們恢復元氣，而且成爲第三個“世界工廠”，也是經濟强國。第三次爲20世紀70年代，日本産業向外轉移，目的地包括亞洲四小龍（中國香港、韓國、新加坡、中國台灣）、東盟四國（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和中國内地，以及經濟發達的美國。這次轉移，爲亞洲四小龍崛起貢獻匪淺。第四次爲20世紀90年代至今，輸出地包括日本、亞洲四小龍、美國，而承接地有東盟四國、中國内地、菲律賓等，其中中國内地爲最大受益者，除了承接亞洲四小龍産業以外，還吸引日本、美國、歐洲大量資本，中國内地製造業由此大發展，奠定了中國成爲世界製造大國的基礎。
這些世界産業轉移的經驗，證明一個國家不可能關起門來發展，必須敞開大門，接受世界上一切先進經驗、技術、資金和人才，並爲我所用，發展和壯大自己，躋身世界先進國家之列。
溯自“西風東漸”以來，中國不斷接受西方政治、經濟、科技、宗教和文化，推動了中國社會的變革和進步。而從嚴格的意義上説，19世紀後期在“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口號下的洋務運動，引進西方工業技術和器物，即“變器”，可以説是産業轉移的一種方式，其對中國近代産業建設和發展，起到一定歷史作用。
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在接受世界産業轉移已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2013年4月8日，發表首份《中國産業昇級研究報告》，其中最主要的一個内容是世界産業轉移。該報告指出，全球經濟格局正處在大調整時期，産業轉移正形成新世界格局，由産業創新引發的産業新布局和分工新體系正在形成。在這個難得的機會下，中國産業昇級到了關鍵點。一方面是勞動密集型産業，以産品出口或代加工爲主的中小型企業向國内西部，或向緬甸、印度、印度尼西亞等新興發展中國家轉移；或中國沿海産業向滯後西部地區轉移，搆成國内産業轉移的主流。另一方面，從世界視野觀察，中國接受世界産業比例並不高。據統計，2013年，中國製造業約占世界20％，可以説是全球製造業第一大國，但未佔有技術制高點，不是工業强國。這就使得我國接受世界産業轉移非常必要，而“一帶一路”建設正好適應這種需要，符合世界産業轉移的時代潮流。
近30多年來，廣東崛起爲我國經濟高峰區，其中成功經驗之一是接受世界産業轉移，藉以發展、壯大自己，取得舉目矚目成就。據統計，1979～2005年，廣東承接國際産業轉移，包括三資企業、三來一補貿易、引進技術、吸收外資，傳統産業改造等，累計吸收外資146218億元。同一時期，在廣東註册登記的外資企業588萬家，其中世界50O强企業中有176個在廣東設立58l家企業。這個産業轉移，使廣東在這20多年時間，GDP每年以兩位數增長，從農業爲主的省區轉變爲外向型經濟體系爲主的産區，令國内外刮目相看。在這個過程中，廣東在引進、吸收、消化先進技術，人才和管理經驗，優化産業結構等方面，已形成完整産業分工鏈條，産業配套能力加强。廣州、深圳、惠州、東莞、中山、佛山、中山、順德、南海、珠海等珠三角，以及廣東其他地區在接收産業轉移方面取得巨大成功。好些産業部門，包括集成電路、鋼鐵、汽車、造船、化工、家電、服裝、電子等，近年异軍突起，爲廣東GDP增長立下汗馬功勞。這些産業部門轉移的成敗得失，同樣可爲“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寶貴决策借鑒。無論古今中外，海上絲路都是一個“引進來”和“走出去”的過程，兩者互動、互助、互利，才有可能把這條絲路經營得更强更長。海上絲路即爲世界産業轉移的一種主要方式。當前，世界産業主要向亞太地區轉移，建立起各種區域合作的共同體或戰略平台。這爲“一帶一路”建設帶來大好機遇，接受或相互合作而構建的這種平台近年應運而生，分佈亞太地區各個角落，爲“一帶一路”建設鋪平道路。一是利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平台，連接海陸絲路，將“一帶一路”基本内涵、目標和實施路徑公佈於世，使中國的惠邊政策落到實處，以謀取周邊國家的積極回應，加强他們對亞太地區的關注和向往，以及參加APEC的願望。這有利於海上絲路的壯大和興盛。二是利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合作平台，將海上絲路議題納入“中國一東盟”合作進程，力圖進一步提昇雙方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實現共同發展。三是利用並整合現有功能性合作機制和項目，將“一帶一路”結合起來，雙方比翼齊飛。例如中亞交通網絡建設，可引起沿綫國家關注，共同建設第二歐亞大陸橋，形成東亞、東南亞通往中亞、西亞、北非和南歐便捷的運輸網絡。四是積極推動“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建設，形成第三歐亞大陸橋，將中國、越南、柬埔寨、馬來西亞、新加坡乃至印度尼西亞連接起來，覆蓋整個東南亞地區。這幾個戰略工作平台使用得當，將帶來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成爲廣東建設海上絲路再出發的强大基地。
5.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的文化精神
廣東2000多年海上絲路史不僅爲廣東、爲中國、爲絲路經過國家和地區的商貿和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貢獻，而且留下海上絲路精神這筆寶貴的精神財富。這對廣東重新出發走這條海上絲路，將發揮不可估量的作用。
（1）協和萬邦，平等合作
《尚書·堯典》曰：“協和萬邦”，這是中華傳統文化一個永久性價值取向，與孔子説“四海之内旨兄弟也”，表達了天下一家的高尚理想與追求。這對當今建設“一帶一路”而言仍不失現實意義。
細檢廣東海上絲路歷史，無一不體現了這種海上絲路精神。最早從徐聞、合浦出發的海上絲路，承載着和平使命，與沿綫國家互通有無，平等交换。《漢書·地理志》説漢“譯長，屬黄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賫黄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禀食爲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這裏看不出有任何暴力行爲，純爲互通有無而來。東晋時期，廣州成爲海上絲路始發港，外商雲集，涉及外貿國家和地區有15個。唐代廣州作爲世界性巨港，“廣州通海夷道”起點，唐代宗大曆五年（770年）到廣州外舶有400O多艘，珠江水面，檣帆如雲，熱鬧非凡。《新唐書·徐申傳》載“廣州有海舶之利，貨貝狎至”“瑰寶山積…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稀世之珍，溢於中國”。唐玄宗天寶七年（748年）唐大和尚鑒真從海南北上，路過廣州，見珠江河面一派繁華、祥和景觀，“江中有婆羅門，波斯，崑崙等舶，不計其數，並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舶深六七丈，獅子極多”。這些外國人即“蕃僚與華人錯居，相婚嫁，多占田，營第舍”。到明末清初，顧炎武總結：“自唐設結好使於廣州，自是商人立户，迄宋不絶。詭服殊音，多流寓濱灣泊之地，築石頭聯城，以長子孫。……宋時（蕃）商户巨富，服飾皆全珠羅綺，器用皆金銀器皿。”真是一派中外一家、難分彼此的景觀。到元代，在與元政府有外交往來的141個國家和地區中，大部分要駐足廣州，未見紛争、摩擦對立事件。明清時期，即使大部分時間嚴行海禁，但廣州例外，仍保持中外和平相處格局，出現明清三十六行和十三行專業性貿易市場，互利互贏，各方滿意。協和萬邦、平等合作精神，貫穿整個歷史時期，符合有關各方共同利益，順應當時歷史潮流，故能使海上貿易長盛不衰。今天中國毫不動摇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堅持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秉持正確義利觀和沿海國家共商、共建、共享原則。這爲廣東這個海上絲路最大省區走向新海上絲路，譜寫新歷史篇章，提供最强有力的精神文化支持。
（2）包容開放，和而不同
《周易·大傳》有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孔子也説“君子和而不同”，都主張思想文化應多元開放、相互包容。廣東多水，江河密佈，江海一體，形成水國環境。酈道元《水經注·巨馬水》曰：“水德融和，變通在我。”水有溶解萬物的自然屬性，也有“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人文屬性。即孔子説的“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黑格爾也有曰：“水勢使人合，山勢使人離。”都説明水具有强大親和力、凝聚力，在文化上即包容性風格。嶺南文化最大一個特質是它的包容性。在長期從不封閉的歷史環境中，造就了多元文化。在廣東做生意的外國人，帶來了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東南亞文化、日本文化、西洋文化等，它們都各佔有自己的位置，互不排斥，互不傷害，按照自己的生存方式存在和發展起來，如馮友蘭《西南聯大紀念碑》説的“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歷史上除了唐代黄巢軍隊屠殺大批廣州阿拉伯人以外，絶少因文化衝突而發生對抗事件。即使鴉片戰争前後由於西方傳教士胡作非爲而出現一些教案，但廣東人民反對的是他們的罪惡，並不排斥西方先進文化，相反，廣東人非常歡迎和善於吸收西方文化長處，藉以滋潤、充實、提高自己，自明末西風東漸以來無不如此。故嶺南文化成分非常多而復雜，但都被整合爲嶺南文化一部分。嶺南文化這個優勢，甲於其他許多省區。這對於重走海上絲路，能爲來自世界各地人種、民族、國家和地區的不同人群和文化，提供一個寬鬆、和平、安全的社會文化環境，利於他們從事與海上絲路相關的活動，收到自己預期效果。近年在廣州小北、登峰路一帶，聚集了數以萬計的外籍人士，他們有非洲黑人、印巴人，各種宗教信仰的人群等，在廣州從事商業活動，也按自己宗教信仰和風俗開展各種文化活動。廣州人以寬廣的襟懷和包容、友好的態度接納他們在廣州的合法居留和活動，令他們滿意。這是廣州一種歷史傳承，從來就有各色人種的民族等在廣州生存、活動和發展，形成包容開放、和而不同的社會歷史態勢和現狀。這爲廣東更大規模、更全方位、更寬更廣領域的海上絲路建設，接納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人群和文化，提供一個大有作爲的廣闊天地。
（3）重利務實，刻苦耐勞
廣東遠離中原，少受“君子謀道不謀食”信條影響，商品的價值、交换的價值深入人心，形成了不務虚而務實、不尚空談而重物利的人生觀、價值觀，成爲長期以海爲商的廣東海洋族群的文化品格。潮汕潮陽縣“濱海以魚鹽爲業，朝出暮歸，可俯仰自給。至於巨商逐海洋之利，往來燕齊吴越富者頗多”，南澳縣“耕田作海，船隻往返，所以通商貿而廣財利。”嘉道年間（1796～1850年），海陽商人“則海幫遍歷，而新加坡，暹羅尤多，列肆而居”。戰後汕頭人“閩越之輕生海外者，冒風險蹈覆溺而不顧”。
總之，廣東沿海“人多以舟楫爲食”，“逐海洋之利”，其人“習海競渡角旺”。大海的波濤造就了當地居民敢於和善於向外開拓的進取精神。至遲從唐代開始，粤人就敢於冒險犯難，前往南洋，後來又闖澳洲、南北美洲建立家園和從事商業活動，以謀取商業利潤最大化。爲此，粤人最爲講求實效，辦實事，少説多干。過去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都很注重器物的實用價值，如衣着簡單，赤足，住低矮瓦屋，甚至茅草屋。近世引入西洋文化，也以實用器物爲主，理性東西少，遠不及上海、京津，以致康有爲欲求維新變法思想武器，不得不跑到上海購買西學圖書。民國初年，引入西方騎樓、前店後居、亦商亦住，遮陽避雨，被稱“風雨廊”，堪爲務實建築範本。廣東人篤信神明，航海充滿風險，故廟宇多，往往諸神共存同一空間，人們既拜媽祖，也信仰其他神明，往往同時參拜。在他們心目中，只要有一個靈，就達到自己的目的。顯見，這種崇拜帶有鮮明的功利性，也是絲路文化務實性的一個最好注脚。
現代，海洋商業已成爲經濟全球化最大一項産業。建設新海上絲路，實際上是以海商領先，把商業貿易做到全球每一個角落。這需要冒風險，吃大苦，耐大勞，更需要講求商業技巧、講法治、講風俗，才能贏利而歸。廣東歷史積累的重利務實精神，在今天仍大有用武之地。
（4）敢爲人先，開拓進取
世界海洋是一個整體，不同於大陸爲山川分割。但海洋充滿了誘惑和風險。人類對海洋往往抱有好奇、新鮮，因而有了不止一次的探險、發現，有了達·伽馬、哥倫布、麥哲倫等這樣的冒險家、航海家，發現了新大陸，完成環球航行等壯舉。這裏所需要的是敢爲人先、開拓進取的精神。海上絲路航行，也需要大航海時代英雄們的超人膽識和勇氣、智慧和力量。
粤人從西漢開闢海上絲路以來，就不乏這種精神力量和文化風格，故在長期商業競争中，不囿於陸地，而馳騁於大海。歷史上許多廣東人背井離鄉，漂洋過海，在外面拼搏創業，開拓一方屬於自己的土地，其中不少人成爲當地工商界、金融界巨子。志稱潮州幫既善於經商，又獨具冒險、開拓精神，這種冒險進取帶來潮州商業繁榮。
實際上，並非僅潮州幫商人如此，整個廣東人大扺一樣。20世紀20～30年代，林語堂説：“在中國正南的廣東，我們又遇到另一種中國人。他們充滿了種族的活力，人人都是男子漢。喫飯、工作都是男子漢的風格。他們有事業心，無憂無慮，揮霍浪費，好鬥，好冒險，圖進取，脾氣急躁，在表面的中國文化之下是吃蛇的土著居民的傳統，這顯然是中國古代南方粤人血統的强烈混合物。”
這種敢爲人先、開拓進取精神，在改革開放背景下發展到極致。改革開放之初，廣東人以“殺開一條血路”的勇氣和魄力，抓住機遇，用足政策，不僅在很短時間内，在珠三角完成資本主義上百年才完成的産業革命，創造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迹，也創造了引領時代潮流的新觀念、新思想，包括農村工業化，引進外資和技術、人才，各種經濟成分一起上，推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農村城鎮化，傳統産業轉型昇級，大力發展新興工業、現代農業、商業和服務業，修路築橋，興辦經濟特區，聯手港澳台和外資發展經濟，以及講究效率、鼓勵變通文化意識等，使廣東經濟起飛，珠三角崛起爲全國經濟高峰區，而爲舉世矚目。2005年，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套《廣東人精神叢書》，“敢爲天下先”被列爲廣東人精神之首。叢書對此解讀包括三方面含義：一是要解放思想，更新觀念，打破舊框框和舊思想的束縛，以思想理論創新爲行動的先導，開思想解放風氣之先，引領時代潮流。二是要敢走别人没走過的路，敢做别人没做過的事，敢承擔責任和風險，善於采取新舉措，勇於創新業績。三是要始終保持與時俱進的精神狀態，不自滿，不鬆懈，不停步，不斷超越自我。2l世紀海上絲路建設是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將面臨更多艱難險阻和各種各樣困難，甚至還會有許多風險，這更需要有敢爲人先、開拓進取精神去克服。有幸的是，廣東已在這方面經歷了各種考驗，積累了正反兩方面經驗和教訓，也就有足够信心面對一切從未遇到的矛盾和問題，到達海上絲路各個目標。
（5）自由平等
大海是没有天然界限的，具有大尺度開放、自由的特點。相對於大陸，人們可以在大海上自由地、無拘無束地從事商業、航行、休閒等活動。在商業買賣中，遵循價值規律、平等、自由地互通有無，公平交易。由疍民組成的海洋社會，在相當程度上表現了這種海洋文化精神，有“海闊蛋家强”之説。不少亡命者，也以大海爲淵藪，逃避各種追捕，故海洋相比大陸應是個自由的世界。在海上絲路歷史上，這種精神貫穿到近代，只是鴉片戰争才使它成爲過去，但並没有消滅，而是以文化積澱的方式，沉積在廣東海洋文化層中，當今正是發掘、發揮它作用的時候，應不失時機地開發利用這種寶貴的海洋文化遺産。
有論者認爲，明清海禁時期南海海盗，實際上是亦盗亦商，具有鮮明的以海爲商的海洋商業文化特點。他們冲破海上貿易限制，要求自由買賣，實際上是新興資本主義萌芽與古老封建主義之争，是商品經濟與自然經濟之争，也是當時資本主義蓬勃發展的一種時代潮流。如明嘉靖年間（1522—1566年），潮州海盗許朝光自稱“澳長”，佔據多個港口，對商船征收税。清嘉慶年間（1796—1820年），廣東海盗各旗幫也在沿海一些港口征收商税。這對明清政府各種貿易征税是一種否定和扺制。從海洋制度文化而言，海盗之行爲，表達他們自由貿易、發展海洋商業文化的訴求，具有積極要求開放開海的海洋商業文化品格，有其進步意義。
海盗要求開放，自由通商，勢必開闢海外市場，把生意做到海外，這也是符合海上絲路内涵的。爲此，華南海盗，即在他們盤踞之地，營建港口，通蕃貿易。據載，今海南島三亞南宋度宗咸淳年間（1265—1274年）就被海盗陳明甫、陳公發據爲海上貿易基地，每年組織閩廣居民數萬人航海往“外番”貿易，成爲後世海盗從事海外自由貿易的先河。明清時期，海盗與海商先後開闢廣東南澳、南洋、辟望村、牛田洋、河門渡、鮑浦、甲子所和海南鋪前港等民間自由貿易港。另外，在東南沿海還開闢柘林、烈港、岑港、大員和澎湖，以及廣西北部灣龍門港等，經營海上貿易。海盗開闢港口與新辟航綫對接，發揮吞吐功能。明嘉靖經天啓到祟禎年間（1631—1644年），海盗至少開闢南北兩條海外航綫。一條從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各港通日本和朝鮮；另一條從江蘇、浙江、福建、廣東通交趾、占城（兩地約今越南）、柬埔寨、暹羅、彭亨、爪哇、舊港、馬六甲等國家地區。海盗在航海和經商中積累豐富的知識和經驗，對航海事業發展也功不可没。特别是海盗要求自由貿易思想，符合海上絲路文化精神，仍有研究和發揚光大的意義。
廣東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充當特殊角色，擁有各種機遇，前景自可樂觀。但又面臨着各種困難和挑戰，特别是我國沿海各省區，以及海上絲路國家和地區之間的競争，都可能産生各種矛盾和問題，必須采取正確的戰略與對策，以利於沿綫涉及各區域、各個國家間互通有無、優勢互補，建立和健全涉及國家和地區的供應鏈、産業鏈和價值鏈，使泛亞和亞歐區域合作邁上一個新台階。
“一帶一路”建設不只是經濟問題，更多地還涉及有關國家和地區的政治、外交、歷史文化、宗教等問題，都應以經濟合作爲基礎和主軸，以人文交流爲支撑，以開放、包容、平等、合作、互利的理念統攝有關事務，以謀求涉及國家和地區的政治互信、經濟互補、優勢轉化、互利互惠、共同發展，以構建2l世紀海上絲路的共同利益、共同命運的共同體，共同創造美好幸福的未來，共同描繪和實現21世紀海上絲路美麗藍圖。
基於這個總體目標和構想，廣東作爲再出發的排頭兵，始航或補給、中轉的海上基地，肩負重大的歷史使命和不可推卸的重任，故必須認真對待。爲此制定一系列科學合理的戰略與决策，方不負再出發的最重要一個角色。
6.制訂科學合理的新海上絲綢之路建設規劃
21世紀海上絲路建設是一項龐大、復雜、跨國、跨地區的系統工程，具有跨度大、時間長、内容廣泛、涉及面廣大、執行和監管不易等特點，除頂層設計以外，從規劃科學理論和案例出發，無論這個系統工程如何紛繁複雜，千頭萬緒，只要抓住其綱，綱舉目張，其建設就有章法可依，有規劃爲據，能有條不紊地逐步推進，達到既定目標。
2014年6月9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在泉州召開的“一帶一路”專題座談會上，有16個省區代表作了發言，積極建言獻策。廣東代表的發言，在某種程度上顯示了新海上絲路建設規劃。其大致框架是：廣東定位是海上絲路排頭兵、橋頭堡、國際區域合作新模式的試驗區。根據這個定位，廣東首先要實現海陸空間全方位開展互聯互通。包括海上以廣州港爲核心，深圳港、湛江港爲重點，主動對接新加坡、雅加達等東盟主要港口，組建海港數據交流平台，實現數碼港信息互聯共享。在陸上，推進南（寧）廣（州）鐵路建設（已竣工通車），加快融合泛亞鐵路網絡，加快功能性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加强數據中心協作共享，優化配置船隊、港口和航綫等海運物流貨源；在空中，以白雲國際機場爲核心，全面深化與新加坡樟宜機場、曼谷廊曼機場等東盟機場對接共建。鼓勵南航開闢廣州至海上絲綢之路途經國家的客貨運新航綫，推進南航與新加坡、泰國航空等戰略合作。二是積極推動經貿、金融合作交流，包括擴大進出口貿易，加快企業“走出去”步伐，建立經貿合作園區，積極參與人民幣跨境結算，推進互設金融機構，推進資本項目領域擴大開放等。三是加强在農業、礦業、能源等領域的開發利用與合作，如建立漁業捕撈、養殖、加工等合作示範區，擴大農漁、糧油産品交易，開發礦産資源，以及石油能源合作，各種礦資源優勢互補等。實際上，這是新絲路建設方案或項目，與建設規劃尚有一定距離。
在各省區紛紛出台“一帶一路”建設戰略潮流中，廣東更不甘後人。2015年3月廣東省草擬“一帶一路”建設實施方案，上報國家“一帶一路”建設領導部門，獲得批復。同年5月，廣東省常委審議通過這個實施方案，並由省府制訂《廣東省參與“一帶一路”建設重點工作方案（2015—2017年）》，一共有40項，項目清單618個，總共投資550億美元，涵蓋基礎設施、能源資源、農、漁、製造業、服務業6個領域，主要對象是東盟10國和南亞4國。2015年第一季度，廣東與沿綫國家貿易額達278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65％，占同期全省外貿總額129％，高出全省外貿進出口增幅的96％。這説明這個工作方案是很有遠見的，已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後有關部門把這個實施方案歸結爲九大領域合作，即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粤港澳大灣區，“空中絲綢之路”，提昇外貿合作水平，加快産業投資步伐，推進海洋領域合作，推進能源合作，拓展金融業務合作，提高旅遊合作水平，密切人文交流合作，健全外事交流機制等，使這個工作方案更爲具體和細化，可以落到實處。
問題在於這種實施方案還不是真正科學意義的規劃，“一帶一路”作爲國家戰略，涉及很多國家和地區，具有全球性意義，遠不是幾個實施方案所能解决得了的，而必須有宏觀視野、寬廣襟懷、長遠目光，大開放、大發展、大手筆、大平台、多學科來構建這一戰略藍圖。
首先，應開展綜合性基礎理論研究，作爲“一帶一路”建設的理論依據。恩格斯説，一個民族要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論思維。“一帶一路”不僅是中國，也是跨國，甚至是一項世界性系統工程，涉及政治、經濟、外交、民族、文化、宗教等衆多方面，需要有全方位的强化理論建設，認真、深入研究涉及國家和地區的地理環境、資源禀賦、歷史進程、地緣政治、經濟歷史和現狀，産業結構和政策、文化特色、語言歸類、宗教類别，生活方式和消費習慣等，缺一不可。只有掌握了這些基本地情、史情、民情和當今經濟狀况、發展趨勢等，才能有的放矢，因時因地做出戰略决策，才能使涉及各方形成合力，卓有成效地推進這項龐大系統工程。但至今仍未見談及海上絲路理論建設的著作，即使專門學術機構也僅做一些表面文章，缺乏有深度、有新意的力作。相反，重復已有成果的文章、讀物却不在少數，有些甚至帶有常識性硬傷，業内人士不敢苟同。例如有的海上絲路科普讀物將民國時期也歸入海上絲路時間範圍，即模糊了海上絲路性質，應予以修正。
次之，一些應用基礎理論問題，也必須講清楚，以作爲關於海上絲路建設操作的指南。例如時下蔚爲時尚的關於海上絲路文化遺産調研、整理、展示和開發利用，特别是各級申遺等，都應按海上絲路有關理論，界定遺産時間、内涵、性質、價值等，做出科學論证和判斷，而不是一哄而起，不分彼此，都列入海絲遺存遺址範圍。這都需要很多基礎應用研究、成果作爲指導，而不是憑粗淺的理解就可以做出正確判斷的。
再次，廣東新海上絲路與海外關係十分緊密，將發生各種關係和聯繫。要知彼知己，才能把絲路延伸到它應到之處，這就需求對絲路沿綫國家和地區作十分透徹的瞭解，建立數據庫是不可或缺的。廣東在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與方興未艾的建設新絲路要求，尚有一定距離，廣東仍需爲此傾注很大的努力。
海上新絲路涉及各地區、各部門，故制訂有關規劃，可從上到下和自下而上，相互溝通、匯總，最後由省府統籌，定出總體規劃和部門規劃，經法定程序，分地區、分部門貫徹執行。當然，新絲路沿綫國家和地區情况千變萬化，故必須據此及時對各個規劃方案做出相應調整和修正，在動態中維持相對穩定和發展。
最後，地圖是新絲路規劃和建設所必需的，不但要編繪各個歷史時期廣東海上絲路歷史地圖，更要編繪廣東海上絲路現狀圖和規劃圖，形成《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地圖集》，這對瞭解廣東海上絲路歷史、現狀特徵和未來發展，非常有用，也是廣東新絲路建設的一張名片、對外交流的一份珍貴禮品。
7.以廣東沿海港口群爲依託，建設海上絲綢之路經濟走廊
以海上絲路歷史積澱、社會經濟和文化效應而言，廣東可稱爲“中國海上絲路第一省”。面對“一帶一路”建設，廣東具有最强大的優勢和承擔着最繁重的任務，這也是廣東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建設海洋大省、海洋大省的一項主要任務。
但是，建設絲路經濟帶和新海上絲路，必須以社會經濟高度發達的沿海地帶爲依託，包括港口群、城市群和密集産業群，整合成一個經濟總量最大的地帶，發揮它對海内外的雙向輻射作用，帶動輻射所及區域的發展，同時産生其他社會經濟和文化效應。而海上絲路經濟帶作爲一個海洋經濟空間概念，在廣東是一種歷史存在，並非“一帶一路”概念出台才有。它從廣東東部的饒平、潮州、澄海、汕頭，經汕尾、廣州、港澳、台山、陽江直下電白、吴川、雷州、徐聞至今海南海口、廣西北海、合浦、欽州、防城等20多個港口，聯結着黄岡河、韓江、榕江、練江、龍江、螺河、東江、北江、西江、潭江、漠陽江、鑒江、南渡江、南流江等流域，以及通過五嶺分水嶺扺達長江流域，形成廣闊陸向腹地。而藉助於海上航行，又把南海周邊乃至印度洋沿岸等國家和地區聯成一體，納入這些港口的海向腹地範圍。歷史上廣東海上絲路經濟帶實爲一條以南海北部沿岸爲主、南北雙向輻射的經濟走廊，呈一軸兩扇面的空間格局。這個經濟帶，自漢初徐聞合浦港開闢以來，歷經三國至南朝逐漸發展，唐宋興盛，元明繁榮，清代萎縮，鴉片戰争後中止等階段興衰，有時間演變規律。只是戰後中西海上商貿的性質已不再是和平、友好往來，而與海上絲路本義背道而馳，故不再稱海上絲路。但這個經濟帶是客觀存在的，這有許多歷史證據爲憑，此略。
當今，建設海上絲路經濟帶，符合世界産業向亞太地區轉移的時代要求。這個經濟帶建設，一是繼承歷史遺産；二是在經濟全球化和空間一體化背景下，適應世界經濟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而提供一個工作平台的需要，同時激活歷史存在的這一經濟帶，繼而産生集聚效應，促進沿海和内陸地區發展，從而在南海北部建立起一條輻射内陸和東南亞地區的强大的經濟走廊，成爲我國從大陸走向海洋、融入經濟全球化的一個前沿基地。它的意義將超我國其他沿海省區。爲達此目的，應從全球性視野、大空間尺度、長焦距廣角來構建廣東海上絲路經濟帶的發展戰略，而不是囿於廣東狹小範圍内，大手筆重彩來規劃它的發展藍圖，才能適應21世紀海上絲路時代要求，使廣東與樑啓超所説的“重於國中”“重於世界”的歷史地位相稱，更與廣東時下迅猛發展的“一帶一路”建設勢頭相呼應。
海上絲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實爲一個整體，兩者互爲表裏，共存、共生、共榮、互動，不可分割。只有在沿海形成港口、城市、産業集聚的高峰地帶，才能爲海上絲路提供强大物質基礎。同樣地，這個經濟帶必須依靠海上絲路才能走向世界，保持其生機和活力。時下在建湛江鋼鐵、石化基地，可視爲這種結合的一個點狀範例。
8.調整廣東區域發展的空間格局
廣東原有珠三角、東西兩翼、北部山區四大塊空間發展格局。這是根據廣東自然、資源環境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文化差异等劃分出來的區域發展空間結構，以此來構建廣東發展藍圖。近年發展成效，説明這種劃分有充分科學依據，反映了廣東區域發展的歷史和現狀，因而是合理、可行的，非常值得肯定。
問題在於，這個區域空間體系和格局，主要是對廣東内部而言，對外部因素作用考慮較少，故有它的局限性。現在“一帶一路”作爲國家戰略已確定下來，並正在實施中。廣東積極參與，並充當排頭兵、橋頭堡角色，這必然觸及廣東原有區域發展戰略和布局問題，或者兩者協調問題。要在參與國家戰略和繼續實施廣東區域發展格局中尋找新着力點，達到相互平衡、互動和雙贏，有必要對廣東原有四大塊作適當調整，建立新空間格局。筆者以爲，可建立以沿海港群海岸綫和内河相交的倒“T”形經濟空間格局。即珠三角經濟地位功能不變，宜從東西兩翼劃出部分沿海地區，加入廣東海上絲路經濟帶，或稱廣東海上絲路經濟走廊，形成新一帶四大塊空間格局。主要發展臨港産業，形成經濟高峰長廊，向内地和海外作雙向輻射。如此一來，廣東將在“一帶一路”建設和格局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再現“重於國中”“重於世界”的新夢。當然，這個區域發展格局調整，涉及許多問題，具體方案可進一步研究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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