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大師譚其驤教授早就指出：“中國文化有地區性，不能不問地區籠統地談論中國文化”。即文化不但有時代差异，也有地域差异，在空間形式上表現爲文化區。廣東在歷史上形成了廣府、潮汕、客家和雷州四種文化類型，也是四個文化板塊或稱文化區。其中前三個文化類型是歷史長期流行的劃分，而雷州文化與潮汕文化一起被歸入福佬文化範疇，稱福佬文化區（另海南也屬其例）。但實際上，雷州文化與潮汕文化的差异性，遠大於它們的共同性，故近年不少學者認爲，雷州文化與潮汕文化屬兩種文化類型，應各自分區。這一理念近已變爲現實，2010年廣東省委和廣東省政府制定《廣東省建設文化大省、强省規劃綱要（2011—2020年》，已將雷州文化單獨列出，與廣府、客家、潮汕並列爲廣東四大文化類型，也是四個文化區。自此，廣東區域文化版圖出現新格局，改變以前按上述三大板塊闡述廣東地域文化狀况。在廣東歷史發展長河中，各個區域文化都積澱了自己文化特質和風格，佔有自己的文化地位，並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風貌，且傳承至今。現代廣東區域文化，則是按照這種新文化版圖來展示自己文化個性的，這也是本章首先要説明的一個問題。但廣東文化發展歷史，没有斷層，各個區域文化風貌，近代及其以前，是按前述三大板塊描述的，現代廣東文化則加入雷州文化作爲一個新區域文化單元，參與廣東文化發展歷程和佔有自己空間位置，共同構建廣東文化新版圖。
一、廣府文化獨領風騷
廣府文化在廣東主要覆蓋中部和西南部，屬粤方言分佈範圍，包括珠江三角洲、西江和粤西地區，是廣東占地面積最大一個文化區。
重商是廣府文化最鮮明文化特質和風格，歷史上形成著名廣州幫商人集團是其主要文化載體。近年有人對140個廣府人、105個潮汕人、143個客家人，作過問卷調查，在“重利輕義”項目中，得出的比例（%）是廣府人爲143，潮汕人爲028，客家人爲043（雷州人缺）顯示廣府人比其他兩個民係更看重功利。廣府重商，鮮明地反映在便於做生意的騎樓建築，主要是20世紀初，由華僑引進源於地中海，後傳播到南洋的騎樓，廣泛搆築於沿海和河谷兩岸的城市，廣州、香港、澳門、佛山、江門、台山、汕頭等城市至爲集中，形成整齊劃一的街景，使這些城市建築景觀焕然一新。至今保存下來的城市騎樓約1000座，已成爲廣東珍貴城市文化遺産的建築景觀。今廣州中山路、北京路、解放路、人民路騎樓連綿不斷，但以西濠口一帶至不爲氣派。此外，中山孫文路、台山台城路、江門常安路、開平長沙太平路、赤坎中華東路、佛山蓮花路、陽江南恩路、湛江赤坎商業街等，都有規模不等的騎樓，成爲這些城市發達商業文化一部分。而與騎樓差不多同時興起的還有碉樓，多見於五邑僑鄉，如開平過去有碉樓數千座，經歷代戰亂，現僅有1883座。台山盛時有碉樓5000多座，江門、恩平、新會、鶴山、中山、東莞、寶安、佛山、珠海、陽江、肇慶、惠州等地也有數量不等的碉樓。
無論騎樓還是碉樓，都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産物，表現了多種建築文化風格，如騎樓就有中式和西式兩種。中式騎樓以中國傳統建築材料、符號和結構爲主，但又采取騎樓廊道形式，爲騎樓初級形態。另有中國宫殿式騎樓，以廣州陶陶居茶樓爲代表，西式騎樓有仿古羅馬式、仿哥特式、仿文藝復興式、仿巴洛克式、仿古典主義式，林林總總，不一而足；雖然嶺南各地皆有，但以廣府地區至爲典型和集中，碉樓形式與騎樓頗多相類之處，有很高文化品位，2007年開平碉樓被聯合國列入世界文化遺産名録。
廣府城鄉近現代建築難以有明顯差异，但城市現代建築却判若兩個天地，反映了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城市快速發展一個最顯著新風貌。一大批雄偉壯觀的高樓大厦雨後春笋聳立在廣府大中城市，廣州、佛山、深圳、東莞、中山、珠海等城市成爲這些建築集中之地。廣州環市路、天河商業區即爲這些高層建築代表，它們象徵城市財力强大、生氣勃勃，反映不同的文化内涵，更是經濟特區的一個重要標誌。廣府許多城市都新辟了公園、雕塑、橋樑、城徽、緑地、水面、文化遺址、遺存，以及形形色色的旅遊、休假、娱樂等建築和設施，使城市空間輪廓更富現代感。如廣州等城市園林建築异軍突起，功能、格調等大异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那時以滿足只們休息、遊覽需要，格調古檏、典雅、寧静、以古色古香爲主題，廣州流花公園、中央公園等即屬其列。近年興建游樂場、主題公園、生態公園爲潮流，且與旅遊業一起發展，將文娱與科學技術結合在一起，以跳躍運動龢寧静安閒爲主旋律，既充滿了活力和進取精神，又體現回歸自然的生活情趣。如原廣州東方樂園，南湖游樂場、深圳歡樂谷，加上城市企業文化、家庭文化、校園文化、音樂茶座文化等相繼勃興，名目繁多的文化節目，如歡樂節、藝術節、美食節、舞會、書畫展等不時舉行，公園、樹下、路旁的攝影、玩棋、種花養鳥、太極氣功等林林總總，城市文化景觀朝着多元化、多結構方向發展。
但是，也不容忽視，在改革開放大潮中，廣府一些城市出現的復古主義潮流和建築景觀失控現象也很突出。如仿古建築在不少城鎮至爲觸目，從世俗空間到神聖空間都有被扭曲了的建築文化現象，甚至地名也充斥了許多華而不實，甚至違法現象，如XX花園，XX廣場，既無花，占地也很淺窄，甚至連外國地名也堂而皇之佔領城市招牌空間，如加拿大花園、劍橋郡、蒙地卡羅山莊等。許多新樓盤，住宅小區、鐵閘重重，防盗網仿如監獄，使人不快。這些沉渣泛起的建築角落，實有清理之必要。
廣府地區爲中西文化交流最活躍地區，大量多來詞首先在這登陸，繼輻射其他省區。近代傳入廣東英語用詞約160多個，如波（ball球）、呔（tire車胎）、的士（taxi出租車）、菲林（flam膠卷）、嘜（mark商標）等。近年隨着開放深入，中外交往增多，特别是香港文化在珠三角傳播，英語藉詞已增加到400多個，有不少是過去所没有的用詞。如騷（show表演）、杯葛（Boycott扺制）、打包（doggy、bag帶剩餘飯菜）、基佬（gay同性戀）、派對（Party聚會）、酷（cool時尚）等。廣州零點公司一項對全國10大城市4030個被調查者得出結果，近60%説話會用英語單詞，而廣州人則達80%，常用語如“ok”、“yes”、“Bye-Bye”、“Sorry”、“No”、“Thank you”等，非常普遍。
粤港澳地緣、血緣、史緣本爲一個整體，形成一個區域文化綜合體。近代三地文化相互擴散，融合，發展了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而不同文化風貌，這在文化各個元素和層面上都有明顯表現。建國以後，三地文化交流，幾乎中斷了近30年，相互影響很微弱。改革開放以來，粤港文化交流空前頻繁，影響至爲顯著，廣府地區首當其衝。物質文化姑且勿論，風俗和價值觀念傳播最爲典型。以風俗而言，假道港澳傳入廣府西方節日，在廣州、深圳等大城市大行其道，先生、老爺、太太、阿太、小姐等廣東舊有稱謂重新由港澳傳入，並很快取代同志、服務員、工友等。中國古代和國外已婚女性名字前面冠以夫姓，這種土洋結合的習慣在港澳流行多年以後又傳入廣東，出現所謂“新復姓”，只是未成的時尚。在飲食文化方面“快餐文化”在港澳風靡一時，近年迅速進軍珠三角、肯德鷄、麥當勞、必勝客、大快活、“港式粤菜”、“香港名厨主理”等招牌至爲觸目，是廣府未有過的文化景觀。香港舞台設計、廣告創意等無不在廣東傳播。香港大衆傳播、娱樂文化也無不爲廣東仿傚。港澳人消費風尚、與時俱進，世界各種名牌、珍品等，時時在香港市場出現，再擴散廣州、深圳等城市，成爲廣府地區一種新風尚。
上世紀80年代以後，港澳文藝大量涌入廣州，包括電影、電視、流行歌曲等，很快佔領廣東各個角落。香港是這些文藝産品最大製作中心，廣州也從當初模仿達到創新，形成自己的地域風格。1979年廣東電視台與香港無綫電視台合作在廣州舉行“歡樂今宵”春節聯歡晚會，獲得轟動效應，也開創廣東廣播業向娱樂性、商業性發展的序幕。香港曾以獨創功夫片打進歐洲電影市場，這也推動了廣東電影業發展，如20世紀80年代産生了《孫中山》、《周恩來》、《洪秀全》、《黄土地》、《情滿珠江》、《雅馬哈魚檔》等一大批優秀電影、電視片，明顯改變廣州在全國電影界形象，給廣府文化增添了异彩。
價值觀是一種文化核心。有人認爲，在特定社會背景下，香港人的價值觀是“個人第一”、“金錢第一”。在改革開放後，香港價值觀憑藉强大的經濟後盾如潮水般涌入廣州，深刻改變廣府人價值觀念。有人在上世紀90年代對廣州大學生婚前性行爲進行問卷調查，回答可以理解的占324%，而四川大學同樣回答的只占21%，顯然較廣州大學生爲低。這反映比内地更富有開放性的價值觀。而從家庭結構來看，在婚戀、生育、家庭規模、男女在家庭地位等方面也反映廣府地區深受港澳價值觀影響。有研究顯示，三地青少年都選擇自由戀受，視情感爲婚姻基礎，在家庭内强調成員自由平等、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在經濟日益發達背景下，男女獨身日見流行，離婚率、再婚率在上昇，小家庭觀念深入人心。廣府是“婚外戀”、“地下情”的集中地區。這個側面説明廣府人許多價值觀念都發生日新月异的變化，而其根源很大程度上來於港澳。但近年廣東尤其珠三角經濟崛起，加上港澳回歸，港澳與廣東文化價值共同性在增加，差异性進一步縮窄，三地文化擴散呈衰减趨勢。但不管怎樣，粤港澳既是一個地域文化綜合體，彼此間文化影響是不可避免，這由此决定廣府文化新風貌，港澳是一個强大動力。
據不完全統計，全世界廣府人約有7000萬人，都是廣府文化載體。改革開放以來，廣府人十分活躍，嶺南廣府人如此，海外廣府人也不例外。基於廣府人都認同廣東南雄珠璣巷爲他們的祖居地，後由此南遷珠三角和海外。故南雄珠璣巷成了千萬廣府人之根，文化認同、地域認同、記得住鄉愁的中心，近年掀起一次又一次尋根問祖高潮，影響廣海及海内外。1995年由廣府人杰出代表霍英東、馬萬祺人等倡導下，成立了“廣東南雄珠璣巷後裔聯誼會”，2012年昇格爲“廣東省廣府人珠璣巷後裔海外聯誼會”。該會宗旨是高舉愛國愛鄉旗幟，弘揚“慎終追遠，開拓奮鬥，包容共濟，敢爲人先”的廣府人精神，維係桑梓，增進情誼，凝聚力量。爲發展經濟，振興中華，造福社會，共圓“中國夢”貢獻力量，本着這個宗旨，該會自2013年以來組織了三届“世廣會”（即世界廣府人懇親大會），每兩年舉行一次，首届在廣州，第二届在珠海，第三届在江門，每次參加海外廣府人，約3000人左右，來自世界各地數十個國家和地區不等。世廣會相關内容除了共叙鄉情，交流心聲，洽談投資項目，簽訂各類經濟合同，參觀廣府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成果以外，屬文化範疇的有舉辦“廣府文化論壇”，評選“十大杰出廣府人”和“十大杰出廣府青年”，參觀廣府傳統藝術品展覽，“廣府風情”攝影大賽、大型廣府文藝晚會、組織廣府人返鄉之旅等活動，另出版相關圖書、紀念册等。0如首届“世廣會”，就出版巨厚《廣府文化大典》、《廣府近現代精英圖册》等。“世廣會”舉辦和成爲定例，對加强海内外廣府人凝聚力，活躍廣府經濟，促進廣府區域發展和文化交流與傳播，起了巨大推動作，已成爲廣府文化一道亮麗風景綫。
二、客家文化覺醒蜕變
客家文化分佈在粤東北和粤北，是廣東占地面積次於廣府文化的一個文化區，包括梅江、東江和北江流域，基本上爲客家方言覆蓋地區。客家文化同時擁有自己獨特的文化特質和風格，但歷史上形成以後，比較穩定，其變化不及廣府那樣迅速和顯著，這與客家地區區位偏遠，社會經濟發展較爲滯後有關。
近代客家地區，基於人口、資源和環境變遷，大批客家人外出謀生，主要是梅州作爲華僑之鄉的興起和華僑文化的參與，造就了客家文化的近代形態，包括吸取更多當時先進西方文化和其他域外文化，興辦各種産業、學校、醫院、教堂等，特别是當地教育有長足發展，培養更多人才，梅州由此被譽爲“文化之鄉”，也標誌梅州客家文化走向高峰，但東江、北東地區客家文化，仍保持較多農業文化形態，發展比較緩慢。
及至進入現代階段，客家地區仍流行粗放梯田農業，依靠有限人力物力開墾小塊土地，從事簡單再生産。小水系所形成的小流域具有灌溉和防衛等方面的優勢，如錢穆先生在上世紀指出的：“灌溉區域又不很廣大，四周有天然屏障，好讓這區域裏的居民，一則易於集中而達相當的密度，一則易於安居樂業而不受外國敵人之侵擾”，也“極適合於古代社會文化之醖釀之形成。”這種小流域文化也决定客家地區土地利用方向是農業，重點對象是梯田農業。近世蕉嶺詩人丘逢甲《鳳凰道中》詩有“瀑布穿危石，梯田播晚秋”之句，展示了一幅山區土地利用類型，有所謂“蓑衣田”、“笠麻田”、“望天田”等名稱，即爲這種梯田景觀的寫照。到現代，這種狀况仍無多大改變。倒反由於濫伐森林，招致自然的報復和懲罰，引起生態危機，危及社會經濟。民國《潮州志·實業志》農業條雲：“韓江上游（含梅江）人民，惟急功近利，是圖所有，林木每未達伐採之期，即行收取。水源失於會蓄，土質病其鬆懈，霪潦一至，泥沙隨洪流而俱來，旱魃爲灾。”同書又説：“大埔、豐順……居民大多依林業爲生。……其餘各縣類多童山濯濯。”由此引起嚴重的水土流失，動摇了當地農業基礎，迫使一批又一批客家人遠走他鄉。在粤北，明清時對森林植被破環超過以往任一個時期。南雄盛産黄煙，施以草皮燒灰爲肥料，質量尤佳，由是草被大面積被破壞。道光《南雄州志》指出：“南北頭河底日淤月高，較嘉慶十三、四年（1808年、1809年）所見又不侔矣。層叠山膚胥在似土似石之間，色焦質脆，瀕流罔阜，復少草，多童，加以煙植，彌繁雨下，沙隨遂使闊深漸成淺狹，誠恐更歷年所城下難復通舟。”同治年間詩人陳澧在《大水嘆》詩中一針見血指出粤北毁林開荒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及其嚴重後果。詩雲：“君不見大庾嶺上開山田，鋤犁狼借蒼崖顛。剥削山皮剩山骨，草根剗盡胡能堅?山頭大雨勢如注，洗刷沙土填奔川。遂令江流日淤淺，洲渚千百相鈎連；又不見海門沙田日加廣，家家築壘洪波上。海潮怒挾泥沙來，入此長圍千萬丈。”這種河道淤淺，以湞江爲甚。干隆三十九年（1774年）任廣東典試的李調元在《嶺南舟行雜誌》詩中有“每逢灘急下深沱，七尺烏蓬快似梭”之句，湞江航行非常暢順。但到鴉片戰争前林則徐南下廣東禁煙，舟次這段水路，在其日記中已變爲“由此（指南雄州城）赴省（廣州），皆下水，惟韶關以上水淺，只可坐小舟，俟過韶關，大舟乃可行”。此後湞江淤高日益嚴重，近年也未曾稍减。據有關方面披露，1951—1983年間，湞江河床一般淤高22米，平均每年淤高69厘米。以往輪船可上達湞江上游烏徑，下扺重鎮韶關，現在只能在雨季通行木船，旱季只可放木排。沿河碼頭全部淤淺廢棄。現在河床幾與河岸等高，主航道僅有涓涓細流，昔日那種煙水迷茫、風帆浪舸景象已成爲歷史陳迹。東江作爲客家人繁衍生息的一條母親河，1913年已開闢從龍川老隆到惠州小火輪航運，後因中上游地區森林植被破壞嚴重，下游河床近30多年普遍淤高2米左右。在龍川以及鄰近梅江流域的五華河河道淤積更嚴重，甚至出現“地上河”，個别小支流甚至被泥沙湮没無聞，在地圖上消失。東江支流增江在幾百年前森林茂密，虎、豹、熊、猿等野獸成群，有“砍不盡的南昆（山）竹，賣不完的高明（河）木”之稱。民國《增城縣誌》載“增江水清而東江水濁，涇渭分明”，即東江幹流兩岸水土流失比增江嚴重得多。但近幾十年來山林破壞日趨嚴重，增江河床普遍淤高2米，下游河床自清雍正初年以來260多年間平均每年淤高2厘米左右，按此推算淤積厚度達52米多。增江上下昔時有10多個被視爲深不可測的蛟龍出没的深潭，至今已淤積成淺潭。這都歸結於人類在河流中上游地區毁林開荒等不合理的活動。1984年以來廣東省科學院丘陵山區綜合科學考察隊經過調查，得到粤北和粤東水土流失面積分别爲4160平方公里和4547平方公里，約占當地土地總面積的116％和113％，兩地又占廣東全省水土流失總面積的844％。這主要發生在客家係地區，是歷史生態環境變遷累積的結果。當然，廣東客家係地區的岩石以花崗岩和砂頁岩爲主，抗侵蝕力弱，在高温多雨氣候條件下，風化作用强烈．形成很厚的風化殻，一般可在20米左右，有的深達100米。這樣的地表在失去植被保護和流水侵蝕下，極易發生崩塌。但與人類活動相比，它畢竟只是環境變遷的一個外部條件。
1924年，孫中山在《三民主義·民生主義》中指到，我國“古代有很多森林，現在人民采伐木料過多，采伐之後又不行補種，所以森林便很少，許多山嶺都是童山。”孫中山革命活動主要在南方，廣東是他的家鄉，他的談話自包括廣東在内。1941年《廣東年鑒》寫道：“廣東原爲貧林省份，天然森林既不注意保護經營，荒廢之山又不注意造林，直接造成木荒薪貴，材用缺乏，間接釀成山崩河淤，水旱頻仍，影響於農田之收成、關係民生巨大。”近年，已有越來越多的人識識到森林在維持生態平衡中的關鍵作用，森林生態意識加强，毁林現象有所减少。許多荒山秃嶺又緑野盈盈，景色招人。1999年廣東全省森林覆蓋率已達568%。已超過維持一個生態系統平衡所達40%水平，植林緑化正日益向良性循環方向轉變，並達歷史最高水平。這對以山區爲主客家地區是一個很大變化，特别近年黨和政府一再强調生態文明建設，並落到實處，成爲對政府官員向責制的一個不可或缺内容。這個背景下，客家生態文化進一步向良性方向發展，是完全可以預期的。
客家人歷史上俗重讀書，這個社會風氣在近現代進一步被强化和提昇。法國天主教神父賴裏查斯在梅縣傳教20餘年，他在1901年所著《法客詞典》中説：“一個不到三萬人的城中（按指梅城），便有十餘間中學和數十間小學，學生的人數幾乎超過城内居民的一半。”上世紀40年代，梅縣有34所中學，普及中學教育爲全國之冠。梅縣客家作爲文化之鄉，經濟雖不及珠三角發達，但群衆文化水平普遍較高。據第三次人口普查資料，這裏大、中、小學文化程度人數約占總人口的70%，僅次於佛山地區，居全省第二。而每千人具有大學文化程度者爲376人，又居全省各地區之首。但客家地區廣大，内部差异也明顯，粤北客家石灰岩地形發育、經濟貧困、文化落後，尤其在陽山、連縣、英德、樂昌等山區，文盲半文盲充斥，其中大部分又爲婦女。據報導，英德縣青坑鄉近16萬人口中只有8個高中生，該鄉一間小學有160名學生，女生只有8人。類似情况當不在少數，這與客家文化傳統相悖，應在革除之列。
客家人具有强烈文化認同、地域認同和族群認同，由此形成客家人堅强内聚力，這在各種風俗活動、方言使用、堂號楹聯中得到充分體現。在近現代社會交往中，這種文化現象非但没有弱化，反而在新條件下得到加强，特别在華僑與僑鄉關係上表現更爲突出。1971年以來至2010年，客家地區已舉辦過23次世界客屬墾親大會和四次世界客商大會，都有數以萬計華僑華人從世界各地歸來，尋根問祖，聯絡鄉情，洽談生意，開展各種公益活動和學術交流，産生非常良好的社會經濟和文化效應，對改變當地社會風氣，擴大對外交流作用匪淺。如首届世界客商大會於2009年10月13日至14日在梅州舉行，來自全球21個國家和地區1500多名嘉賓參加了會議，發表《客商宣言》，舉辦世界客商名優産品展示、經貿項目簽約，世界客商高峰論壇等活動。2011年，2013年，2015年，2017年世界客商大會也在梅州舉行，經濟交流，貿易洽談固然爲主要内容，但客家文化活動也不在少數，如客家文化創意産品博覽交易，客家文化藝術展演等。此外，在河源、惠州、韶關、清遠等城市，也舉行相類似的客家經濟、文化交流活動。
近年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客家地區即深深參與其中，引起海内外關注。201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梅州鬆口鎮建立“中國移民紀念廣場”，唤起内外客家人感情，掀起廣泛人文交流，積極拓展由此復興“印度洋”之路，由此帶動了與印度洋和東南亞等地區的商貿合作，引發更多的海外客家人回鄉探親、投資、創業，極利於當地發展。如梅州雁南飛，本爲一片荒山野嶺，近年引入僑資開發經營，已建設爲一個遠近聞名的綜合性旅遊文化産業基地，廣東一張旅遊名片，同是一個客家文化展示基地。又如東江客家萬緑湖，本爲一個水利工程，經數十年慘淡經營，亦已成爲客家文化一張名片，有“客家古邑，萬緑河源”之稱，同爲東江客家一個文化符號。又因爲萬緑湖對香港供水，成爲聯結兩地經濟和感情交流一根紐帶，同樣成爲文化引領經濟發展一個範例。
城鎮化已成爲當今社會發展一個潮流，也猛烈衝擊着客家城鄉關係。傳統客家建築圍龍屋僅作爲文化遺産保存下來，供建築樣本或旅遊開發使用，而新式樓房建築接二連三在客家城鄉崛起，作爲一種新文化景觀，特别明顯地改變客家傳統建築風貌。特别在政治中心城市，都極力營造一河兩岸風景帶，通過欄截河段，開發濱水樓盤、住宅區、觀光景點等，形成美麗夜景，極大地改變城市形象。例如梅州、河源、韶關等城區沿河兩岸，入夜燈火璀璨，樓房和行人倒影，搆成亮麗畫面，完全改變昔日農業社會客家城鎮景像，折射改革開放給客家地帶帶來無限活力和城鎮風貌日新月异的進步。當然，也不容否認和忽視，在這個繁華的背後，不少農村，由於人口外遷，土地荒蕪，危房充斥，雜草叢生，留守老弱病殘，亟需扶持。這衰微殘破雖非客家地區獨有，但至少在這些地區較爲普遍和嚴重，非常值得有關方面關注和改進。
三、潮汕文化持續高漲
潮汕文化主要分佈在潮汕平原和粤東沿海，包括史稱三陽（揭陽、潮陽、海陽即潮安）、饒平、惠來、澄海、揭西、南澳、海豐、陸豐、陸河，以及惠東、豐順、大埔一部分，是廣東占地面積較少的一個文化區，大部分使用閩南語，當地稱潮州話，是一個文化早就定型成熟文化區。
潮汕人多地少，糧食供應是個頭等大事。清初，兩廣總督孔毓珣奏言：“潮州一府，界連福建，田少人多，即遇豐歲，米價猶貴他郡。”這種緊張人地關係，隨着時間推移有增無已。1934年潮汕人口密度爲400人/平方公里，超過珠三角，成爲廣東人口最稠密地區。爲提高單産，緩解土地壓力，除了向外移民，只有依靠人力，發展集約農業。民國《潮州志·實業志·農業》：“民多務農，農民占人口總數70%”，“除利用牛力及天然水力以外，以人力爲主。”由此形成潮汕種田如綉花的文化景觀，在全國絶無僅有。據有關研究，元代潮汕地區水稻單産折今爲377斤/畝，明嘉靖至清干隆二十年（1755年）爲406斤/畝，至清末爲606斤/畝，一直呈上昇趨勢。直到上世紀40年代，以揭陽縣彩塘鎮爲代表的水稻單産，上則田爲840—1080斤/畝，中則田約爲720斤/畝，下則田爲480—600斤/畝，一般水田爲655斤/畝。1955年潮安縣雙季稻畝産1017斤，成爲全國第一個雙季水稻畝産千斤縣；同年，澄海縣有164萬畝水田平均畝産達10877斤。在長期農業生産過程中，潮汕地區建立了多種立體生態農業模式，土地復種指數達250%。這是高度發達農業文化景觀，乃近現代潮汕文化一個最可圈可點所在。上世紀50—60年，潮汕大批老農外出推廣水稻高産經驗，在全國産生很大反響，實際上也是潮汕文化一次大規模向外傳播，至今仍成爲美談。
潮汕地區歷史上形成文化名城潮州，是傳統潮汕文化中心，而汕頭則是近代興起港口城市。清咸豐十年（1860年），根據《中英天津條約》規定，汕頭取代潮州成爲對外通商口岸，以後迅速發展起來。設海關，外輪不斷涌入。1906年修建我國最早一條民營潮汕鐵路，市政建設接踵而起，以騎樓爲主城市景觀巋然聳立潮汕大地，各項實業也相繼勃興，一座現代化城市由此産生。早在清雍正六年（1728年）著名學者藍鼎元游汕頭，在詩作中預見“千裏江山歸海底，五百年後作都城”。不到200年，作者預言已經實現，汕頭作爲現代潮汕文化中心，與潮州作爲潮汕傳統文化中心並峙，成爲潮汕文化的雙璧。
汕尾和汕頭，本來没有什麽地緣瓜葛，“尾”和“頭”只是在它們當地的區位關係。汕尾之“尾”是指當地海灘有二條東西走向的沙壩。清初，其中一條沙壩尾部形成一個海口圩，被稱爲汕尾。後來汕尾發展爲海港而逐漸聞名於世。1988年設立汕尾市，轄海豐、陸豐和後來陸河縣。自此汕尾作爲地級市中心發展起來，成爲潮汕文化、廣府文化和客家文化交匯中心城市，不過其文化主體仍是潮汕文化。汕尾得惠於地級市行政中心，又爲廣汕高速公路、高鐵經過，已發展爲粤東或稱潮汕地區一個中心城市，一個多元文化并存，但仍屬潮汕文化版圖的中等城市。
海洋文化是潮汕文化本質特徵。潮汕人重商，精明是出了名的。海外華僑社會，有所謂“客家人開埠，廣府人旺埠，潮汕人搶埠”之説，姑且勿論其正確與否，但重商而輕製造業却是潮汕經濟，也是潮汕人一種集體無意識。近年，商品經濟在我國興起，爲潮汕人經商提供寬廣市場，故潮汕人走遍天下。商業文化品格不僅籠罩潮汕大地，也彌漫海内外市場，由此産生經濟、文化效應和景觀是當代潮汕文化一個最大特徵。
以重商創新聞名的潮汕人近年更活躍有力，各種創新創業、文化交流活動接二連三，但多以“潮人”名義出現，反映潮汕人對傳統文化的眷戀、懷念、認同，成爲近年潮汕文化發展一股新潮流。2015年8月在汕頭舉辦首届“全球潮人創新經濟促進會”，簡稱“潮創會”，每年一届，2016、2017年如常舉辦，把“有作爲、有擔當、有鄉情、有夢想的‘膠（自）己人’先互聯成網，構建‘大潮汕人才互聯網’爲潮創會使命，以發揚潮人精神，即開拓進取、勤奮刻苦、團結共榮、報效鄉梓和熱心公益。這即爲潮汕文化最重要風格。這種“潮創會”以創新爲宗旨，每届都有自己話題和特色，如2017年9月9日開幕第三届潮創大會，邀請來自新加坡、新西蘭、美國、法國、印度、馬來西亞、台灣等地衆多新經濟、互聯網領域的創新創業精英參加，進一步提供汕頭互聯網+創新産業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爲互聯網創新業的發展提供更多可能。藉助於“潮創會”的主題分享、高峰論壇、圓桌對話等形式，與汕頭當地的創客分享互聯網時代的新思維、新理念和新力量，從而提昇潮汕文化的時代性、先進性和國際性，爲潮汕文化進一步走向世界提供新推力和平台。這是潮汕文化近年發展一個新趨勢，可期待其效果將不斷表現出來。
四、雷州文化初露頭角
雷州文化無論歷史淵源、文化内涵及其所藴含文化特質和風格，都有自己的個性，屬典型熱帶海洋文化類型，在廣東文化版圖上佔有重要一席之地。長期以來，主要根據潮汕和雷州都使用閩南語，雷州文化（還有海南文化，合稱瓊雷文化）與潮汕文化被一起歸入廣東福佬文化範疇。兩者雖有其共同性，但隨着時代變遷，兩種文化各朝自己方向發展，更彰顯它們的差异性。由於過去對雷州文化推介甚少，實有必要加以補充，故本文所述現代雷州文化，也同時顧及傳統雷州文化。
熱帶紅土文化。關於我國熱帶界綫劃分，見仁見智，難以統一。但其中一説，即以指示植物爲標誌，廣東熱帶作物生長良好、能結果實的熱帶地區在汕頭—陽江—高州—綫以南，橡膠樹、椰子樹、胡椒等熱帶作物，即分佈在此綫以南，以北則長勢差、果小或不結果，雷州半島恰在這一界綫以南，是廣東最大熱帶地區。加之深色玄武岩地層，乾熱氣候，形成雷州紅土。在這種地理環境下孕育、發展起來的鄉土文化，稱爲紅土文化。它包含了物質和精神文化各個層面，但最顯著一點，雷州半島是我國大陸最大熱帶作物基地。雷州與海南一樣，過去是檳榔、椰子、甘蔗等熱帶作物分佈區。晚明又從海外引入番薯，雷州半島是最先種植地區之一，吴川人林懷蘭被認爲是從越南引入番薯者之一，電白至今還有番薯林公廟作爲紀念。在熱帶紅土視野下，不但紅色是當地的主色調，而且人們用黄牛運輸，輾出殷紅車路；過去穿葛、麻布衣或吉貝製作衣裳，戴油笠或大葉笠遮陽，穿木屐，吸煙用“大碌竹”工具，普遍以番薯粥爲主食等，都是適應乾熱氣候所搆成的紅土文化風景綫。至於以紅土爲題材創作的文學藝術作品更是花繁果碩，飲譽於廣東文壇。
豐富海洋文化。無論土著俚人（後裔爲海南黎人）還是入居閩潮人，都視海洋爲他們經濟生命綫，以耕海爲生活一個主要來源，也是雷州海洋文化最基本一個層次。在雷州半島新石器或秦漢文化遺址中，都有不少石和陶制網墜，如雷州英利鎮蘭圓嶺、海母鄉英樓嶺、廉江河唇鎮鴨嶺、吴川梅緑鎮梧山嶺、遂溪江洪鎮鯉魚墩、黄略鎮禮部村、洋青鎮羅馬壇等遺址，除了捕魚工具還有大量蜆螺、魚骨等，顯示土著居民從遠古時代起就與海洋有不解之緣。宋代以來，大片河海灘涂被開墾而成爲新的糧倉。如雷州灣和南渡河出海口一帶，地勢低窪，海潮侵襲，長期處於沉睡狀態。宋代閩潮移民到來，修成南北大堤和灌渠，引淡冲洗，經數代努力，大片斥卤化爲良田。到明代，雷州東西兩洋成爲雷州半島最大糧倉。故萬曆《雷州府志》説雷城附近“宋始築岸防海，以開阡陌”。則此前，魚鹽生産是開發海洋資源的主要形式。此後，其地位也没有降低，志稱雷州地區“山民務家圃以盡地力，海人謀魚鹽以養身家”。如電白一帶海岸“漁箔横列，以海爲田”，當地人“漁佃爲生”，即用竹制“漁箔”圍灘涂，使魚類養殖、儲存、捕撈三者達到完善空間組合，有效利用水體、灘涂和餌料，使漁業生産工場化和規範化，取得精養密放效果。這種方式類似今日網箱養魚，爲一項先進技術，其經濟效益大於海洋捕撈，故時有“白米鮮魚電白街”詩句。
雷州人善於經商有着悠久歷史，漢徐聞、合浦港作爲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已與東南亞諸國直接交易。志稱徐聞“漢置左右候官，在徐聞縣南七裏，積貨物於此，備其所求，與交易有利”，直至唐代仍有“欲拔貧，詣徐聞”之諺。海上商業貿易爲當地經濟支柱。宋元雷州陶瓷業相當興旺，遂溪、廉江、雷州等地均有大窑址，且多分佈在海運方便的河岸、海邊，産量大，非當地所能消費，於是大部分外銷東南亞各地。海上絲綢之路或稱陶瓷之路成爲雷州海洋文化一個强大載體。
宋元以來入居雷州閩潮商人，爲雷州文化注入更多海洋文化成分。宋代雷州城居民富甲一方，不但因爲附近農産豐饒，而且依靠與閩浙、海外貿易。宋代海康港出口貨物有“谷、米、牛、酒、黄魚”。。北宋時詩人秦觀貶雷州，詩中有“粤女市無常，所至輒成區。一日三四遷，處處皆蝦魚”之句。南宋李綱貶海南，暫住雷州，也説當地“山果海鮮多不識，欲須傳與北人夸”。明清時潮商“恃重貲往各鄉買糖……租舶艚船裝所貨糖包，由海道上蘇州、天津……販棉花、色布四邑，下通雷瓊等府，一往一來獲息幾倍”。澄海等地所需糧食，“向借商民領照赴洋及高雷等處買回澄，以賈民食”。明代吴川梅緑港“生齒盈萬”，清代被稱爲“小佛山”，會館匯集，福建商人在那裏專設“漳州街”，成爲“嶺西一大都會”。徐聞海安港，潮州、珠三角各州縣、廣西、澳門、湖北等商人雲集，各式商號薈萃的海安街，長一裏多，爲瓊雷各地商品集散市場。遂溪赤坎港，各地商船猬集，設有閩、浙、湖廣會館，商賈繁華不减梅緑。今湛江市區尚有“福建村”、“福建街”、“潮州街”等地名，過去内設有潮州會館，民主路内有閩浙會館，徐聞縣民生路有廣府會館、潮州會館等，展示閩、湖、廣（州）商人在雷州半島活動盛况。
雷州海洋文化厚重歷史積澱，也見於精神文化層面，其中海神崇拜又居獨特地位。半島海陸相互作用産生的各種自然現象增加了人們對茫茫大海的神秘感，一方面由此産生海神崇拜，另一方面是閩潮人帶來媽祖（天妃、天後）崇拜。海神廟宇遍及各地。據方誌統計，媽祖廟在電白有5座，吴川有8座，位居南海神、冼太夫人、龍母廟之上，在人們心中地位甚高。雷州城南有雷州最大天後廟。今湛江東方街原名“天後街”，以舊有天後廟得名。雷州本盛祀冼夫人，廟宇林立，媽祖傳人，也有請進廟宇並祀，稱“宣封廟”，在今湛江市南郊即有一座。湛江硇洲島爲航海衝要，有明正德元年（1506）修天後廟，代有重構，爲當地名廟。徐聞海安港有明代修媽祖宫。這些地區民居對聯多曰：“源從閩海，澤及莆田”，電白舊俗人死曰“回福建”。有關天後顯靈記載不絶於書，光緒《電白縣誌》説：“聖女水神，江淮河汊多顯靈，不獨吾電也。”又宣統《海康縣誌》雲：“仕宦之過瓊，商賈之海運，必禱於廟。”天後誕日（一般爲農曆三月二十三），各地都有游神、演戲活動，届時萬人空巷。另外還崇拜三神婆，傳爲天妃之姐，農曆三月二十二爲誕，祭祀活動也很熱烈。這正是雷州人敢於開拓、進取的海洋文化品格之表現。
雷州人親海，除了崇拜天後，也祭祀漢代開拓廣東有功之臣伏波將軍。雷州有不少關於馬（援）、路（博德）兩伏波傳説。雷州、徐聞、化州、吴川等地均有伏波廟。徐聞伏波廟建在討網村，時間最早。蘇軾經此，寫了《徐聞伏波廟記》，雲：“海上有伏波祠，凡渡海者，必卜焉。曰某日可渡，必吉，而後敢渡。”城内有伏波祠，傳始建於東漢，現今規模最大，爲人仰止。伏波被尊爲海神，也是雷州海洋文化一種折射。
厚重土著文化。相對封閉環境，滯後社會經濟，使雷州半島成爲我國保留土著文化最多地區之一。俚僚文化積澱厚重，見於多個文化層面，搆成獨特文化景觀，是一筆寶貴文化資源。
俚僚人俗重銅鼓，是財富、權力象徵，也是一種打擊樂器，包含非常豐富文化内容。在廣東省内收藏200多面銅鼓，以雷州半島出土最多，幾乎各縣都有所發現，僅湛江博物館内即收藏有15面。類型頗多，有北流型、靈山型銅鼓，皆屬粤式銅鼓。無論北流型還是靈山型銅鼓，鼓上都鑄有蛙，顯示對蛙的崇拜，也是農業文明發展的象徵，兩者都離不開水，又説明雷州先民主要是水居的。失傳已久的“雷州换鼓”風俗活動，諒也是以銅鼓爲壓軸祭雷活動。又雷州各地多銅鼓地名，如雷州有銅鼓村、銅鼓溪，廉江有銅鼓汛，遂溪有銅鼓塘、銅鼓徑，電白有銅鼓嶺，化州也有銅鼓嶺等。銅鼓豐富文化内涵有待進一步發掘。
狗是古越人漁獵時代崇拜對象。《後漢書·南蠻傳》記述了神犬盤瓠與人婚配的故事，實際上反映了古代少數民族原始崇拜和經濟生活。至今黎、畲、瑶等少數民族仍視狗爲圖騰，狗崇拜盛行於這些少數民族地區。雷州半島昔爲俚人居地，狗崇拜殘餘至今猶存，形成一個特殊的石狗崇拜文化圈。據悉，今湛江地區保存下來各種造型石狗數以千萬計，湛江市、雷州市博物館即收集不少形態各异石狗。據研究，這些石狗最早爲宋代雕刻，更多爲明代以後作品，當然也有現代製作的。母石狗又比公石狗多，是古代俚人生殖崇拜的一種折射，反映增加人口願望。每月初一、十五爲祭石狗定例，平時有難解問題，當地人也會求助於石狗。狗地名在廣東南路一帶很普遍，如電白有狗耳山、狗毛蟲坡，茂名有石狗嶺，化州有狗園嶺，吴川有石狗塘，雷州有田狗寮，徐聞有山狗吼、狗頭鋪、狗肚等。又狗壯語音麻或馬，壯族由俚族演化而來，俚人生活過的地方留有不少壯語地名。廣東恰有許多齊頭式麻、馬地名，主要分佈在雷州半島一帶。如湛江市區有麻斜、麻章、麻弄、麻登，雷州有麻亭、麻演、麻嶺、馬特、馬留、馬鐵，徐聞有馬坑，遂溪有馬屋寮，吴川有馬霄、馬容、馬跳。它們很有可能是狗地名的音譯，也是狗崇拜在地名上留下的印記。
吃狗肉與狗崇拜並不矛盾，世界上有些民族相信被吃者的智慧和力量會轉入吃者之中。狗既爲古越人崇拜對象，吃狗肉也大行其道。雷州“白斬狗”作爲飲食風俗一寶，聞名海内外，也應是俚文化遺存。
雷州半島是我國著名雷擊區。唐李肇《國史補》曰：“雷州春日無日無雷。”先民出於對雷電恐懼，對雷神崇拜有加。雷州、電白、遂溪等地建有雷神廟，最大一座在雷城西英榜山，稱雷祖祠。後又由雷衍生出异人陳文玉，任雷州刺史，殁後有靈，被奉爲雷神受祭。現已失傳的“雷州换鼓”樂俗，實也是一種祭雷方式。散落於雷州大地的隕石，當地人稱爲“雷公石”或“霹靂砧”，認爲有驅邪避灾功效，作爲神器收藏，這實爲對雷神崇拜的一種表現。
種稻是古越族文化特徵之一。雷州半島雖然比較乾旱，但適宜水稻生長的河谷、海灘、台地也有相當面積。在壯語中，水田稱爲“那”。“那”字地名遍及兩廣及西南各省區，在廣東主要分佈在粤西和雷州等地。據《湛江市地名志》統計，“那”字地名在湛江有65個，皆爲大地名，小地名不在其列。如徐聞有那加、雷州有那黎、吴川有那羅、屯白有那花等，基本上集中在南渡河和鑒江流域水稻産區。從那字地名分佈格局，可知俚人經濟、社會及政治組織已很健全，長期活動於一個比較固定地域，進步到一定成熟階段。湛江地區那麽多“那”字地名，見於田地、村落、城鎮、山野等，顯示豐富的古越人文化内涵。
開疆文化流風。雷州半島向稱“天南重地”，與海南島一樣，古代是封建王朝貶謫罪臣或途經之地。這些流落邊疆的政治或文化人，多致力於傳播中原文化，推動當地文化發展。這種由流寓人物在邊陲地區傳播的漢文化，後被稱爲“開疆文化”。漢代以後，雷州半島已爲中原政治勢力所及或南下所經之地，從漢兩伏波到後來統一嶺南戰争，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强了中原文化在雷州傳播。歷史上有過許多文化名人，如唐宋時即有7位宰相貶雷州或途經逗留，宰相官階以下者更多。雷州西湖十賢祠所祀奉的10位大賢，即寇準、李綱、趙鼎、李光、王岩叟、蘇軾、蘇轍、任伯雨、秦觀、胡銓，即爲他們的代表人物。他們在當地興教化，辦水利，發展生産，改善民生，培養人才，貢獻匪淺。如明代大戲劇家湯顯祖，坐貶徐聞典史，爲一個未入流小吏。他見百姓窮困，官吏横行，應從教育入手，以正吏治民風，於是創辦貴生書院，昇座講學，座無虚席。其流風所及，至今仍未泯滅。保留至今的雷州十賢祠、真武堂、蘇公亭、寇公亭、萊公井、徐聞貴生書院等即爲開疆文化在雷州的歷史見证，它們深藴的文化内涵已融合進雷州文化之中。
雷州文化中心城市雷州城。雷州城扼廣東南路與海南島交通樞紐地位，又是我國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之一，海陸交通便捷。附近東洋田萬頃，是著名糧倉。歷代移民和商貿活動，均以其爲中心展開，故雷州城政治地位甚高，且從未動摇，從漢徐聞縣治、合浦郡治，隋合州治，唐雷州（郡）治，宋雷州州治，元雷州路和海北海南道治，乃至明清雷州府治等，都爲其作爲雷州文化中心奠定强大政治基礎，雷州城後被定爲國家歷史文化名城。
雷州土著文化積澱厚重，以雷州城區保存最多，如大量石狗塑像，蜚聲海内外；風味菜肴白斬狗爲當地一絶；雷神陳文玉傳説、雷祖祠（廟）、雷州换鼓樂俗，以及俗重銅鼓等，都集中展示在雷州城。
雷州人親海，無論是圍墾海涂的“以海爲田”的海洋農業文化還是“以海爲商”的海洋商業文化都很發達。宋元接踵而至的閩潮商人，更使雷州海洋文化走向繁榮興旺，城内天後宫、仙城會館、遂（溪）邑賓興祠、徐（聞）邑賓興祠、高州會館等，保留至今。始建於明代的大新街，青石板路，歷爲百貨、文具、首飾匯集街市，體現了清代雷州商貿風情。另爲曲街，爲民國時期騎樓集中商業區，以土特産、風味小喫、民間藝術表演聞名。實際上，據宣統《海康縣續志·海康縣城圖》所繪城墻内2l坊，都應爲雷州城傳統街區，其主要功能和基本活動都離不開商業貿易。雷州城外大量唐宋元窑址和殘存陶瓷器皿，説明雷州陶瓷業興盛一時，並大量外銷東南亞，海上絲綢之路在雷州更恰當地説是海上陶瓷之路。
雷州半島是廣東佛教文化最興旺地區之一（另爲潮汕地區），雷州城是其中的核心，不但信衆如雲，而且禪林叢集，如天寧寺、高山寺、福田寺、天竺庵等名重一時。梵音繚繞，蔚爲大觀，無論古今，皆爲俗子凡夫皈依佛門的首選地之一。
雷州在過去經濟落後、相對封閉社會背景下，很多原生態風俗文化傳承下來，成爲非物質文化遺産，爲名城文化增添异彩。如“鬥歌”（姑娘歌）、儺舞、高蹺龍舞、舞鷹雄、人龍舞、屯兵舞、目連舞、仿飾（飄色）等，都極富地方文化個性，擁有很多觀衆，吸引文化藝術界人士前來采風探勝。
經過長期歷史積澱，雷州文化在近代已定型爲一種區域文化體系，在嶺南文化格局中佔有自己的位置；雷州民係也同步成長，擁有與其他民係同樣的話語權。新中國成立後，雷州文化主要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得到改造、完善和提高，其間雖也經歷了曲折和反復，甚至受到“文化大革命”帶來的破壞，但在付出沉重代價以後，仍走上繼續前進道路。自改革開放以來，雷州文化不斷被豐富、充實許多新内容，在各個文化層面和領域裏呈現勃勃生機和活力，發展到自己歷史的高峰。
新中國成立之初，爲了粉碎帝國主義對我國戰略物資橡膠的封鎖和禁運，在我國熱帶地區掀起種植橡膠樹的高潮。雷州半島和海南島開發爲橡膠熱作基地。從1952年起，經大批駐軍、10萬多名民工拓荒開墾，至1990年在雷州半島擁有橡膠林365萬畝，另有1044萬畝番麻、劍麻、胡椒、咖啡、香茅等熱帶經濟作物。加之1958年，在雷州半島北部，建成總庫容11.44億立方米鶴地水庫，大幹渠總長195公里的雷州青年運河，以及相匹配的干支渠4039條，共長4564公里，灌溉面積達200萬畝，極大地改變了雷州半島乾旱局面，促進了半島農業的發展。僅熱作農業而言，在半島建立了20個橡膠農場，到1990年總共生産干膠11235噸以及大批其他熱作産品，滿足了國防建設、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經濟意義。從文化本意指作物栽培而言，橡膠和其他熱作在雷州半島試種成功並大面積推廣，爲發育於玄武岩台地上大片磚紅壤的開發利用找到了一個正確方向，由此産生的經濟效應是相當可觀的。另外，橡膠宜林地選址、布局、管理、加工等所積累的經驗和教訓，也是一種文化資源，爲雷州文化增添异彩。
海港文化是雷州文化最重要一個内涵。據諸史記載，唐宋時期，半島重要港口有海康縣雷州港，徐聞縣沓磊港，吴川縣苜寮港、梅緑港、硇洲港和遂溪縣樂民港等；明代增辟暗（安）鋪港，清代赤坎港，1921年開闢廣州灣港，抗戰時期形成海康流沙港等。這些港口擁有自己海陸向腹地，通往廣東省内外，以及東南亞各地，從事海上貿易和運輸，海港文化應運而生。例如廣州灣港，中西文化在此交流、融合，發展爲一座近現代海港文化城市。
新中國成立後，以湛江港崛起爲標誌，雷州半島沿海港口在繼承歷史傳統基礎上，邁開了向現代港口前進的步伐，海港文化也焕然一新。到1990年，全半島計有湛江市區湛江港、湛江内港、霞海港、赤坎港、硇洲港，轄區吴川縣梅緑港、黄坡港；徐聞縣海安港，海康縣海康港、流沙港，遂溪縣北潭港，廉江縣安鋪港、營仔港、新華港，以及其他一些小港等20個，皆沿海岸分佈。有些海港連接河流，但雷州半島缺乏大河，航運意義不大，故大海港才是海港文化中心和代表，這又非湛江港莫屬。
海港文化概念，一是指港口設施、運作、管理反映文化内涵；二是港口運輸功能帶來文化交流及其效應，也就是文化産品。
新中國成立後，湛江港經過不斷建設，已發展爲多功能、綜合性現代港口。到1990年，已擁有萬噸級泊位17個；浮筒12個，可係泊萬噸級船舶；錨地19個，可錨泊10萬噸級船舶，以及倉庫、堆場等一大批，可承擔集裝箱、件雜貨、散貨、重大件、危險品、石油、液體化工品等100多種貨物裝卸、儲存、中轉和旅客運輸等業務，年吐吞量達1500萬噸。這些設施龐大復雜，技術含量高，使用、維修、管理都需要專門技術和很高水平，一個湛江港，無异於一座現代化中心城市，集中了多個科技領域的現代化成果，是一座海上文化城。
湛江港陸向腹地包括大西南，即雲貴、川桂，以及粤西、湘西、鄂西等省區，覆蓋面積260萬平方公里，總人口23億人。如此龐大地域和人口群體，也是一種文化載體，藉助於貨物運輸和旅客流動，帶來了滇雲、黔貴、巴蜀、八桂，以及湖湘、荆楚等地域文化的成分或景觀，薈萃於港市，形成五光十色港口風光。如來自這些省區的礦産、鋼鐵、木材、水泥、化肥、煤炭、糧食、原油等，都是一種物質財富，體現了它們所在地區的勞動成果，還有鮮明的地域文化烙印，而不能簡單地視爲普通貨物或商品。從這個意義上説，貨流和人流都是文化交流，他（它）們集中地也是多元文化交會、融合之地，新文化景觀由此而生。湛江港區高大龍門吊、泊位碼頭、巨輪、堆場、貨品，繁忙的裝卸作業，以及爲此所需的基礎設施和服務設施等，即搆成一個港區文化綜合體。
湛江港海向腹地，延伸到東南亞、非洲、歐洲、大洋洲等，横跨東西兩半球和熱帶、温帶和寒帶，涉及不同人種、民族和國家。通過海上運輸，中外文化也在港區集中交流，本土特色與异域風光交相輝映，已成爲湛江海港文化最大一個亮點。
其他沿海港口，或爲運輸港，或爲漁港，或兩者兼具，歷史上都有過興衰，新中國成立後也有枯榮，但共同之處是在港口和船隻等設施，服務和管理上都被裝備以新技術、使用新方法和新模式，包括海洋天氣預報、衛星導航、助漁、保鮮等技術，特别是保障以現代港口所需的海洋法律和法規，使這些港口走上法治軌道。這種制度文化是過去所欠缺或不完全的，也有賴於它們的公佈和實施，雷州半島海港文化景觀才在近年至爲矚目，在廣東全省嶄露頭角。
新中國成立後一段時期，雷州半島多種多樣風俗活動被視爲封建迷信或糟粕而受到扺制或禁止。實際上，無論是自然還是人文環境下形成風俗活動都有其合理性一面，反映了群衆某種訴求和願望，故古人認爲：“爲政之要，辯風正俗最爲上也。”即使當今這種認識也没有過時。近30年來，在寬鬆的社會環境下，地方經濟進一步發展，風俗活動重新抬頭，並逐步引入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軌道。這已成爲當代雷州文化一項重要内容。這包括歲時習俗春節、清明、端午、重陽等，熱鬧非凡。雷神、媽祖崇拜和年例、廟會風靡各地，吴川飄色萬人空巷，東海和沈塘人龍舞多姿多彩，已走出雷州半島，深爲廣大群衆所喜愛。當地特有雷歌、雷劇表演熱潮，終年席捲整個半島。據不完全統計，原海康縣約有600個雷州劇演出點，至90年代前後有50多座大型戲台，每年演出4000場次，觀衆超過1000萬人次。近年更不止此數。僅此一項，可見改革開放以來，雷州風俗文化活動已成爲社會生活一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種類之多，内容之豐富，涉及群體之廣，參與程度之高，社會影響之深，已達雷州歷史文化巔峰。
作爲雷州半島行政中心，從1950年起，湛江市先後爲廣東省南路專區、高雷專區、粤西行政區、湛江地區和湛江市等派出機關或政府駐地，同爲跨區域粤西農墾局、湛江港務管理局等部門行政管理機關所在地，居雷州半島政治中樞地位。在文化教育上，新中國成立後湛江發展爲廣東僅次於廣州的第二個高等教育中心，擁有湛江師範學院、廣東海洋大學、廣東醫學院、湛江教育學院等大專院校；新聞、出版、廣播、醫療、公共衛生、文娱體育、休閒、旅遊等現代化機構和服務水平等位列廣東省前茅。這綜合顯示湛江已發展爲雷州半島最大城市和近現代雷州文化的中心城市，發揮文化輻射和文化引領功能，在嶺南文化地圖上有超越其政區範圍的文化輻射作用，並呈不斷增强其文化勢能的趨勢。但不管怎樣，湛江城市文化到底是歷史短淺，積澱欠充，近現代文化後來居上，可執雷州半島近現代文化牛耳。然而，雷州傳統文化中心仍在雷州城，與湛江城區一起形成雷州文化雙璧。這是雷州文化歷史發展的一種合乎邏輯的結果，也是一個不争的事實。
雷州人務實，不擅張揚，加之雷州文化長期被湮没無聞，被邊緣化，故不爲外界所熟知。近年，雷州文化概念提出，並漸爲社會各界認同以後，雷州人也加强了對雷州文化宣傳、品牌打造、深度研究等工作。除了出版理論奠基性的司徒尚紀《雷州文化概論》，廣東人民出版社還結集出版《嶺南文化版圖新視野——雷州文化概論評論集》以外，湛江市政協等有關單位相繼出版13卷本《雷州歷史文化叢書》，包括雷州方言、楹聯、墨韵、雷神、碑刻、名勝、逸事、藝術、雷歌、民俗、名賢、石狗、史譚等，全方位展示雷州文化大觀；鄧碧泉、蔡平主編《湛江文化史系列叢書》10種，包括雷州文化、民俗、藝人、鄉賢、建築、流寓、宗教、科學、地名文化等，全面、系統介紹雷州文化各要素和特徵，爲一套雅俗共賞讀物。湛江市政協文史學習委員會正組織編寫《湛江通史》，也是一項涉及雷州文化的浩大文化工程，問世後將雷州文化增添异彩。而近年成立的廣州雷州文化研究會，對推介、宣傳雷州文化不遺餘力，組織過多次雷州文化講座，出版《雷鳴》雜誌，資助出版雷州地方歌謡《東海嫁》及其評論集《衆説〈東海嫁〉》；中國國家地理雜誌出版湛江專輯中文繁體版，重點向港澳台和海外華僑華人推介雷州歷史文化、自然和人文風光，反應甚好。這些新氣象，如小荷才露尖尖角，顯示雷州文化已一改常態，正以嶄新姿態和裝束，出現在中國區域文化版圖上，佔據應有位置，而爲世所矚目，大有“天下不敢小惠州”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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