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0月19日電（記者 林艷 段曉魯）今年是兩岸新聞雙向交流三十年，香港亞太研究中心秘書長李風日前接受中評社記者專訪，分享了其從事兩岸新聞交流工作以及台灣問題研究35年來的心路歷程。李風表示，這大半輩子一直離不開台灣問題，希望能夠為祖國統一和中華民族復興做一些力所能及事情，發揮一點個人的作用，這是他的初心。對於當前的兩岸關係，他認為應該加大推動兩岸民間交流。兩岸人民應用心交流，將心比心，多易位思考。同時，他也指出兩岸交流要為兩岸融合服務，爭取兩岸民眾的“心靈契合”，為兩岸人民謀福祉。 

　　李風在訪問中談到，人活一輩子，總要有一個追求。他的追求是什麼呢？他也常常在想，作為一個在香港的中國人，我能做些什麼？李風說，作為一個普普通通的知識分子，他想盡一點心力，為中華民族復興、為國家統一大業做點事情。雖然這些事情既發不了財，也升不了官，甚至要辛苦付出很多。這種堅守很不容易，但在香港其實有這樣的一批人，包括郭偉峰社長、周建閩副社長等率領著中評社整個團隊，在兩岸關係上默默付出，很值得學習。他認為，正因為兩岸四地以及海外華僑華人中，一代又一代具崇高理想、理念的堅守者，堅定地為國家統一使命而奮鬥，人生因而有意義、有價值。 

　　李風表示，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他認為，如今，兩岸關係主導權與主動權都在大陸手裡，台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產生，必將隨著民族復興而解決。台灣的民進黨當局千方百計謀“台獨”，一定不會有任何出路，逃脫不了徹底失敗的命運。兩岸人民都非常尊崇的先行者孫中山，1900年起，曾先後兩次到台灣，1912年元旦，孫中山發表中外文告：“中國如不能收復台灣，即無法立於大地之上”。完全可以相信，在兩岸同胞共同努力下，孫中山先生念玆在玆的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歷史任務一定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也一定會實現。 

　　李風是資深台海問題專家，現兼任中評智庫基金會高級研究員，曾獲聘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客座教授，清華大學台灣硏究院特邀研究員，美、日外交戰略智庫訪問學者。資深媒體人，橫跨大陸、香港、台灣從事新聞工作，九十年代曾在香港報章獨家專訪並專版向港台海外介紹習近平。著有《兩岸隨筆》等書。 

　　以下是此次專訪的問答具體內容： 

　　我是福建人，是客家人

　　中評社記者：1991年8月，大陸記者范麗青和郭偉峰赴台採訪“閩獅漁事件”，成為1949年以後首次赴台採訪的大陸記者，從此開啟了兩岸新聞雙向交流。能否談談您對兩岸新聞雙向交流三十年的總體評價？ 

　　李風：1991年，兩位年輕有為的大陸官方新聞媒體人赴台灣採訪，在當時掀起了非常大的轟動，是一次載入史册的官方新聞交流。這是大陸記者首次到台灣採訪，他們後來還去採訪了國民黨十四全等，跨出這一步太不容易了，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義。從此以後，兩岸新聞交流開啟了一個很好的良性循環，不停地有台灣新聞工作者來大陸，大陸的新聞工作者也陸續到台灣去採訪，甚至在後來形成了互相駐點。台灣記者走遍了祖國大陸的山山水水，大陸記者也走遍了台灣的村村落落。這一點對兩岸之間的互相了解，以及對兩岸人民之間的感情交流都是非常好的。當然，也因為有了新聞尖兵在前面打前站，才有了後面兩岸在政治上或是經濟上、社會上的各種交流互動。 
　　
　　中評社記者：您是什麼時候開始接觸台灣問題的？福建是對台工作的第一線，您在福建從事新聞工作期間參與了哪些對台交流工作？ 

　　李風：改革開放初期，我在《福建日報》對外處做了幾年記者。後來又在福建日報新創辦的《港台信息報》任編輯部主任，這份報紙也就是現在的《海峽導報》前身。1986年，我開始接觸台灣問題，參與了一些兩岸交流事務。因為福建和台灣隔海相望，兩邊老百姓的感情是互通的，而且彼此之間的親友往來也特別多。尤其是自從1988年台灣放寬老兵探親之後，很多台灣老兵以及其他台灣同胞回到祖國各地的家鄉探親訪友。當時我就在福建接待了很多從台灣來的老兵，也接待了很多台灣新聞界朋友，比如當時工商時報記者吳新興一行來閩採訪，我就和福建日報同事一起接待了他們。吳新興後曾任“台僑委會委員長”。可以說，在80年代後期，我就走在了對台交流的第一線。 

　　令我記憶猶新的是，當時福建省省委特別重視對台事務，省委領導將對台工作擺在各項工作的首要位置，省委書記來閩上任前，中央領導都會找新任省委書記談台灣問題，這是多年慣例。因此，兩岸堅冰開始融化之初，《福建日報》專門辟出一個版面，叫做“閩台骨肉情”專版。我和我的同事，就在編這個專版。兩岸交流一開始就提出閩台骨肉情，可見福建省委領導很有遠見，而且對台灣同胞寄予了很深的感情，提出了要幫助台灣同胞解疑釋惑，以及為來閩的台灣同胞提供幫助。我當時參與了幫助台灣同胞尋找親人的一些工作。 

　　說起福建與台灣交流，還有這麼件事。座落福州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福建前線廣播電台，隨著1979對金門停止炮擊，若干年後改為海峽之聲廣播電台。80年代初，鄧穎超是中共中央對台領導小組負責人，前線台對台軍方廣播員第一句話稱呼是“國軍官兵弟兄們”，鄧大姐到閩視察，她在送審稿上親自改為“親愛的國軍官兵弟兄們”，加上了這“親愛的”三個字，反映了大陸對台軍及台灣同胞的親情，在台引起強烈反響。後來有回鄉的老軍人說，我們偷聽廣播，那“親愛的”三個字，把我們心都叫軟了，叫化了。而且語氣語調又溫柔，輕聲輕語的，還是年輕女播音員用閩南語喊話，你說要命不要命。可見，老一輩革命家多麼重視台灣問題，也多麼會做台灣同胞的工作。 

　　中評社記者：說起閩台骨肉情，讓我們想到在福建其實有很多家庭都有台灣的親人。我們知道，您外公的叔父劉春海還是一位辛亥革命老人，能否談談您的家族與台灣的淵源？這對您從事對台交流工作是否有什麼樣的影響？ 

　　李風：兩岸之間特別是福建地區有好多家庭與台灣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很多人在台灣都有親戚，不少是幾百年前閩南地區一代到台灣去拓荒的，也有鄭成功帶去收復台灣的大軍後裔，還有國共內戰時期過去的那批人。 

　　我是福建人，是客家人。我的家族和台灣也有淵源。我外公的叔父劉春海是一位辛亥革命老人，日本中央大學經濟系畢業，留學期間認識了孫中山，隨後在1905年加入同盟會，是東京同盟會14支部成員，他一輩子追隨孫中山。孫中山在南京下葬的時候，他在交通部工作，是津浦鐵路奉安委員會成員，總管護送靈柩從北京到南京中山陵安葬這一要務。解放後，他由北京市長彭真親自邀請，擔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員。外公家族在台灣有很多的家人和故舊，在台灣也有很多親戚，有的還是上市公司主席。記得有一年去台灣，台北的事辦完後，去台中探親戚，我的一位表姨夫熱情招待。他是福建長泰人，軍校畢業，1947年，國民政府派一批懂閩南話官員去接收台灣，那時他被派到台中，一直在警界任要職，退休前為台中警察局負責人，我去台中住他家，為了我休息好，三層樓自建房子讓我一個人住，他們二老住警局老房子。一天我晚上應酬太遲，第二天起床晚了，他老人家早早買了各種台中小吃早點，坐在一樓客廳在那等，搞得我實在不好意思。因為我們是一家人，他說大陸來的親人一定要照顧好。對台灣我也始終有著很深的感情，對台灣的城鄉、土地也有一種很深的親切感。 

　　我在中央社工作的經歷蠻珍貴的

　　中評社記者：您曾在中央社擔任過駐香港的資深記者，對於一個有著大陸背景的新聞工作者能夠進入到台灣媒體工作，這是一段非常傳奇的經歷。能否和我們談談這背後的故事？是什麼樣的因緣際會進入到中央社工作？ 

　　李風：1990年，我來香港定居。雖然換了一個新的地方，但仍然離不開新聞圈子和涉足台灣問題。到香港後，到了好幾家香港媒體工作，都聘我做中國部主任。1992年，我在《香港經濟日報》做中國部主任，每天寫中國觀察的專欄，並且負責中國版的新聞。那時候，兩岸互動和往來已經很熱絡，兩岸政治人物的互動也更多了，尤其是鄧小平南巡之後，整個國家有了新的面貌，我寫了很多的新聞報導，台灣的《中國時報》、《聯合報》等大小報紙也都常轉載我的文章。中央社看到後就想挖角我，特別是當時中央社香港分社社長呂康玉，他原本是中央社的總編輯，是一位抗日將領遺孤，小時候的身份證母親那一欄寫著宋美齡。他有著強烈中華民族情懷，並且堅決反對“台獨”，他比較早就看出台灣可能走“台獨”之路，所以來到香港做分社社長。由於兩岸事務越來越多，中央社也需要在香港有一個專家型記者來寫特稿。他力主把我挖過去，聘我任駐香港的資深特派記者。當時的中央社社長唐盼盼以及副總編兼大陸部主任、國統會研究委員張榮恭都同意，覺得我很適合。 

　　說實在，剛開始我有點顧慮，因為中央社畢竟是台灣的新聞機構。一方面，我總覺得，我的大陸教育背景在台灣機構好像有點格格不入。而且，對台灣來講，中央社在當時也是國民黨黨營通訊社。不過，好在他們很包容我、接納我，而且也信任我。尤其是張榮恭對我非常關心，至今我還很感謝他。可見，當時的國民黨包括政府還是很重視新聞人才，這主要是因為他們重視兩岸關係，不僅是高層互動，他們也想打破和拓寬新聞交流互動，從而能夠更準確掌握大陸信息，推動兩岸交流交往，並準確研判香港在97年前面臨回歸的社會變動。 

　　而我進中央社任記者的政治立足點有兩點，一是維護中華民族整體根本利益，有利中華民族利益的就寫就說，不利的就不寫不說；二是促進國家統一，促進兩岸人民的了解和互信。以做好新聞專業角度來看這份工作，真實報導大陸，真實報導香港，客觀分析兩岸關係，用自己的專業為台灣民眾服務，讓他們更了解大陸。當年我常在大陸訪問到的很多獨家消息和重要消息都獲台北總社重視，並且受到很多媒體的轉載。作為一名記者，能夠寫一些兩岸關係新聞，記錄兩岸關係演變進程的消息，我也覺得很有意義。事實上，1994年前後那段時間，台灣對大陸的一些政策還是比較正面的，而且台當局當時還是有共同遏制“台獨”的中華民族立場。後來，1996年看到李登輝“台獨”面目越來越明顯，而且分社社長呂康玉也準備離開了，我說“你離開，我就辭職”。97年香港回歸前，呂社長果真離開香港赴美與家人團聚，我也二話不說辭職了，台北總社還想挽留我，覺得我離開有點可惜。 

　　對我個人而言，這段經歷也蠻珍貴的。在這個過程中，不僅認識了好多台灣黨政軍各方面的人士，也為幫助台灣客觀了解大陸情況、研判香港局勢作了一點努力，這也是一個新聞工作者做好新聞工作的特質和良心。雖然，我到台灣媒體工作算比較早，之後其實陸續也有人到台灣媒體服務，台灣媒體人士也有到香港媒體謀職，比如鳳凰電視台就有不少台灣出來的媒體工作者。

　　蔣緯國對我說希望大陸軍力強大，有實力制止“台獨”

　　中評社記者：在您接觸到的台灣黨政軍人士中，是否有令您至今記憶深刻的經歷？聽說您和蔣緯國的那段重要錄音還被台灣友人留下保存了，能否談談當時蔣緯國和您說了什麼？ 

　　李風：1995年底，我去台灣中央社述職及訪問，當年恰逢江澤民總書記發表了著名的對台講話，俗稱“江八點”。我和香港一批重要人士訪台期間，陸委會、“行政院”等邀請我們前往座談。我記得，當時國民黨大陸政策指導小組副組長徐立德（組長為“行政院長”連戰）一坐下來就說，江澤民總書記提出的兩岸關係八點主張，簡稱“江八點”非常好，然後問我們的看法。我發言說，這個非常重要，尤其是“江八點”提出的“結束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都是可操作、可行的，台灣應該要好好準備、仔細研究。後來，“總統府”副秘書長、國統會執行秘書戴瑞明也來聽我們的意見。我談了對“江八點”的認識，提到希望兩岸能夠坐下來好好談，除了交流以外，還應能夠進行政治上的互動。他也高度肯定認為這是對岸拋出的一個橄欖枝，兩岸之間未來有很多的可能性。戴瑞明還送我“總統府”及國統會的禮品，一件是銅制筆筒，寓意“必統”，一件是銅紙鎮，一面鑄“振興中華”四字，另一面鑄總理遺囑。可惜的是，李登輝內心根本有自己的想法，1996年訪美時發表了“民之所欲，長在我心”演講，公開其主張“台獨“的立場，兩岸間錯過了這一次改善關係的很好機會，令人無限唏噓。 

　　此外，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另一次赴台訪問期間，我的朋友還特別帶我去拜訪了時任中華戰略協會會長蔣緯國上將。蔣緯國具有強烈的民族情懷並且主張統一，我們交談了兩個多小時，他聽我談了兩岸問題的看法、對大陸形勢的分析以及國際形勢演變之後，主要談了三個重點：一是強烈期待中國盡早統一，期待大陸在統一方面多做點主張，簡稱“江八點”，裡面主張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很好，提出結束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也很好，都是很具體的步驟。二是明確指出國民黨主席李登輝要搞“台獨”，想通過台灣民主化，拉大與大陸的政治距離，進而達到“台獨”目的，大陸一定要警惕。三是表達了強烈反“台獨”意觀點，希望大陸軍力強大，有實力制止“台獨”。他說，解決台灣問題，重點要防止美國介入、美國插手，要在國際戰略層面解決台灣問題，同時，大陸對“台獨”要做好軍事準備，要有殺手鐧，準備愈充分，就愈好辦。軍事可影響政治，政治可影響經濟，經濟可影響社會，連環影響，有了軍事壓力，“台獨”就不會成功，不放棄針對“台獨”的手段，才能最終保障和平統一。 

　　快到中午，我們要辭別，他在我給他的一張紙上寫下：海峽兩岸之問題，實質上是一個“中國問題”，是解決中國人在世界上永久的自尊！故必須從全球戰略求解決。否則若衹顧在內部（兩岸間，以及各自內部）爭吵，是無法自解困擾的！還送我一本他的著作《弘中道》，書的扉頁簽下“緯國”二字，叫我站在他辦公桌前，和我一起合影。 

　　訪談結束後，這兩個多小時的錄音帶很珍貴，我想帶回香港，回港慢慢整理寫文章，台灣友人說，將軍今天談的內容都很敏感，還是不帶好，留在他那保存更妥當。因此，這個錄音我現在手上沒有，若有，這真是一份重要的歷史資料。

　　中評社記者：我們知道，九七香港回歸前，您還採訪過數位國民黨元老。是否有令您特別難忘的採訪片段？ 

　　李風：九七香港回歸前，我採訪過數位國民黨元老。他們都公開大膽談和平統一，高度關注香港“一國兩制”，認為“一國兩制”是鄧小平的偉大創舉，並相信香港回歸後一定會成功實踐。 

　　其中，有一段很特別的採訪經歷是訪問國民黨元老陳立夫。1993年秋，陳立夫首次來港，直接與中共方面接觸，並在港舉辦小型個人書法展。我和香港媒體多人前往採訪，他提出“中華文化統一中國”主張。他向香港記者說，他認同香港回歸後實施“一國兩制”方針，這是中國人通過和平方式，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他為此很高興，認為這是和平統一的第一步，並相信一定會成功。 

　　當晚，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宴請他，他向周南說，前兩次國共合作，我都是同姓周（周恩來）談的，今天又是和姓周的談，周南大笑。 

　　當天採訪他時，他問我名字，我遞給他名片，當即用我名中一字，寫了一條幅贈我。他對我說，這是漢高祖劉邦詩中一句，還輕輕背出：“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腦筋反應極快，根本不像九十四歲老者。 

　　之後，我到台灣訪問，公開場合又曾與陳公會面。老人2001年去世，享年101歲，百歲做壽時，還曾特意托朋友送我三件禮物：一本書《我怎麼會活到100歲》，一個書法瓷盤，一件白色圓領文化衫，背上印有8個楷書，“養心在靜，養身在動”。 

　　這都是很珍貴、很美好的回憶。對於一個新聞人來說，能夠記錄一段歷史軌跡，很有意義。

　　我曾經預言習近平可稱是中共跨世紀的接班人 

　　中評社記者：您不僅訪問了很多台灣的政要，也訪問了很多大陸的重要官員。其中，90年代您在香港訪問時任福州市委書記習近平的報導還引發了熱烈反響。能否談談此次採訪經歷？您對習總書記有什麼樣的印象？ 

　　李風：第一次見到習近平是1985年，他剛從河北省正定縣委書記調升到廈門，任主管對外開放的副市長。那年秋，副省長王一士帶隊到廈門調研廈門及閩南三角洲經濟發展規劃，參加的有省對外經貿系統負責人等，我是省報負責對外開放報導記者，隨團採訪。習近平是這次活動主要策劃者，在廈門調研了兩天，後來又去了漳州，一起相處。我發現他不僅對國家和民族無限忠誠，對工作也充滿著熱愛。他到廈門後不久很快就進入角色展開工作，他有很強的改革意識，很多的想法思路都很新穎、開放，這讓我對他充滿敬意！ 

　　1992年底，我在香港擔任《經濟日報》中國部主任。中共福州市委書記習近平率福州市訪問團來港招商，當時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秘書長聯繫我，安排專訪習近平，晚上7點半我在中環希爾頓酒店採訪了他。訪問足足進行了兩個小時，他不僅談他對福州改革開放的思路和計劃，也談他對香港與福州經濟合作的大計。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談及規劃方面的問題，他完全是信手拈來，腦子裡有一整套的想法，說到一些數據，連小數點都不會錯，這也顯示出他的敬業。衹有胸中有人民，才能夠有這樣的能力。記得在談完改革開放相關問題後，我說，能不能談談您的一些個人情況，如您的父親習仲勛、太太彭麗媛近況。他笑著回答，“這些事就不談了，我就是我，不要把我和父親連在一起。但可以告訴大家，我父親身體還可以。我一直是靠自己去闖事業的，一個一個台階往上走，一個台階也沒落空過。”習近平很念舊情，採訪結束後還遞給我一張名片，上面寫有他的電話和秘書電話，叫我回福州後可找他。

　　 當天晚上，我回到報社立即整理錄音，大標題為：《內地省市領導談改革開放——習近平：福州按市場規律引外資改造企業》。我還找來了著名畫家靳尚誼畫彭麗媛的那幅油畫作品翻拍照片，配上“元老之子、妻為名歌唱家”附文，整版圖文並茂，內容豐富。因為習近平從政後重視做事，專訪他實屬不易，這也是他首次在香港接受專訪。過了些天，報紙正式刊出，這篇專訪報導在香港引發很大反響，因為很多港人都熟悉曾任廣東省委書記的習仲勛，對他有感情，外交界、財經界以及政府的很多人也都希望了解習近平，希望了解中共年青幹部的執政思路。後來，發表專訪的報紙很受歡迎，在中環銷售點的報紙都被賣光了。有意思的是，文中導語中預言，習近平可稱是中共跨世紀的接班人，當年的研判，近20年後真的成了事實。 

　　我認爲對台研究要敢於說真話， 不能跟風

　　中評社記者：您後來從新聞跑道切換到了研究跑道，擔任了香港亞太研究中心的秘書長。從記者轉型做學者，您如何看待不同角色的轉換？ 

　　李風：2000年之後，我重點轉入做研究，同時給香港媒體寫些文章。新聞人做研究有其特點，那就是能夠抓住最新的東西來研究，而且比較擅長發現新問題、提出新問題和提出解決新問題辦法。我做研究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夠為維護台海穩定、探討兩岸統一之路以及在如何維護國家利益方面做點事，所以我研究的重點也是圍繞台海、南海和東海的安全穩定。我時常參與大陸的涉台研討會，也去台灣訪問。同時，我們也自己辦一些研討會，邀請很多台灣學者、大陸學者、美國國務院、國防部官員、日本防衛省、外務省官員，韓國的重要學者等前來參加。有些是公開的，也有些是閉門的。其實，我覺得在香港民間做一個小智庫也蠻好，可以為大家提供一個腦力激蕩的平台，彼此互相交換意見，增加了解和互信。所以，這麼多年下來，我也覺得很有意義。香港資訊自由，人員來往方便，溝通起來氣氛也較輕鬆，我希望香港今後還有這樣的功能，継續為國家統一和民族復興發揮特殊的作用。 

　　當然，作為一個曾經的資深新聞人，我深知傳播的重要性。因此，當學者後，至今為止我也仍堅持接受媒體記者採訪，分享我的一些分析與觀點。因此，有時大陸和台灣及海外等媒體在遇到重大事件時也會找我採訪。其中，有幾件難忘的亊。 

　　第一個事情，是前些年中央社記者曾在採訪時問我，習近平主席執政後是否會提出一個系統的理論？我當時就分析習近平主席會有一個完整的治國方略，而且會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概念。後來，中央社香港分社發稿，發表了這個觀點。因此，不僅台灣刋載，美、歐、日韓一些媒體後來也都轉載了這個報導。對外傳播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讓國際間了解中共治國理政大方略，我覺得很有意義。

　　第二個事情，是2015年習馬會，當時中評社也在一直在推動此事。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我也談及了很多關於應該如何推動的建議意見。因此，最終看到習馬會成行，兩岸領導人在新加坡握手，我也感到很高興。中央電視台在習馬會當天來辦公室訪問我，我分析了此次習馬會的意義，並且談到了最重要的是台灣要加入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國民黨要把握好這個機會。他們來訪時，桌上有宣紙筆墨，問能否請我寫一幅字，於是我提筆寫下了“兩岸一家親”五個字，中央電視台在晚間新聞聯播中作了報導，還播了這幅字。到了週末，我專門把這幅字裱起來，掛在了香港的辦公室。我覺得兩岸之間真的要一家親，兩岸同胞都是兄弟姐妹，彼此之間應該互相欣賞、互相幫助。假如上下都能有良性互動，兩岸之間就會有光明的未來。 

　　第三個事情，是關於台灣選舉的事。2016年當選新一任台灣地區領導人的蔡英文在520發表就職演說後，大約11點多有學者接受台媒體訪問，說她的講話應算過關了，藍營智庫重要負責人特意電話問我，還把台灣媒體報導傳給我看，問真是這樣嗎？會上當喔。當時，我回答大陸不可能會認可，因為蔡英文的講話中隱含了台獨政策。中央社香港分社也就此訪問我，我談了我個人認為北京不會接受蔡英文講話的觀點，中午他們也發了稿。到了下午，國台辦出來的表態明確指出這是“一份沒有完成的答卷”，這說明我當時研判還是準確的，這並不是我有多高明，純粹是憑借多年長時期對台灣政治的接觸，對民進黨善玩政治權謀及騙術的了解，以及對國際局勢的把握，再加上自己的新聞觸覺所做出的研判。我覺得對台研究政治判斷力非常重要，要長期跟蹤問題做調研，要敢於說真話。不能跟風，不能衹注重揣摩上意，衹說好聽的，作出不符實際的判斷，那是會誤亊、耽誤大局。　 

　　中評社記者：我們看到，無論您是從事新聞工作，還是從事研究工作，始終沒有離開台灣問題。是什麼樣的力量讓您始終如一地去堅守著這份事業？ 

　　李風：我這大半輩子一直離不開台灣事務。2000年之前，我一直在大陸、香港和台灣做新聞工作。2000年之後，我開始自己涉足台灣問題研究，也是為了兩岸交流，為了祖國統一和中華民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也希望能夠發揮一點個人的作用。這也是我的初心。 

　　台灣問題很複雜，不是讀幾本書或唸一個博士就可以研究得透的，更不是那些整天喊打喊殺的普通民粹所能解決的，而是要有戰略思考和全局眼光，用中國人的智慧才能解決。它需要對兩岸關係歷史、台灣歷史、國共歷史、共和國70多年歷史有所了解，同時還要有對無數仁人志士為台灣問題和祖國統一奉獻、甚至付出生命代價歷程的認知，才能把這份使命放在肩上。對於我個人而言，由於我是福建人，本身對台灣比較容易熟悉，對祖先80%台灣人是福建人的歷史、社會及文化有認知，懂他們的語言，了解他們的心理，了解他們的生活習慣，知道他們的喜怒哀樂，再加上此前做新聞一直接觸台灣問題及兩岸關係，所累積下來的人脈資源以及相關的知識儲備也能夠發揮一定的作用，所以做起研究來也比較容易一些。 

　　人活一輩子，總要有一個追求。我的追求是什麼呢？我也常常在想，作為一個在香港的中國人，我能做些什麼？作為一個普普通通的知識分子，我想盡一點心力，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國家統一大業做點事情。雖然這些事情既發不了財，也升不了官，甚至要辛苦付出很多。這種堅守很不容易，但在香港其實有這樣的一批人，包括郭偉峰社長、周建閩副社長等率領著中評社整個團隊，在兩岸關係上默默付出，很值得學習。我認為，正因為兩岸四地以及海外華僑華人中，一代又一代具崇高理想、理念的堅守者，堅定地為國家統一使命而奮鬥，人生因而有意義、有價值。 

　　我對今後兩岸交流的兩點期待

　　中評社記者：在參與推動兩岸交流的35年裡，您既是一個記錄者，也是一個親歷者。能否分享一下您參與推動兩岸交流合作的感受和體會？ 

　　李風：我認為，今後的兩岸民間交流還應大大推動。對此，我有兩點期待： 

　　第一，習主席強調兩岸人民交流，達致心靈契合，這點很重要。用心交流，將心比心，以心換心。多易位思考。尊重個人權益，面向普通百姓。給台灣民眾國民待遇，像對待自己人一樣，不把台胞當成外人。讓台胞在大陸經商、旅遊、就學、就業，提供實實在在的方便，全國一盤棋，政策落實到位最重要。平常心對待反而更好，很多台胞並不喜歡有些地方的刻意的優惠，覺得那或許不會長久，還是被另眼相待。衹要走遍全中國，一樣享有普通中國人的待遇，走遍世界，能同享中國公民的尊嚴就很好。 

　　第二，兩岸交流要為兩岸融合服務，為兩岸人民謀福祉。從小事做起，更加重視細節，處理好細節，同時，彼此了解和尊重文化差異及習俗差異，誠心交流，誠意交流，鼓勵基層民眾創造更多交流方式。比如加強人對人，青年對青年，學校對學校，鄉村對鄉村，城市對城市，廟宇對廟宇，祠堂對祠堂，族譜對族譜，全社會多層次全方位的交流，愈來愈多的多元化交流，久久為功，讓台胞在大陸真正感受到兩岸是一家人，兩岸民間的氣氛必定會改善，也會為兩岸和平統一打下良好社會基礎。

　　中評社記者：我們看到，當前兩岸關係十分嚴峻複雜，兩岸官方互動包括港台官方往來停滯，兩岸民意的敵對性也在增強。對於如何克服這樣的困難，您有何建議？ 

　　李風：的確，不管是港台關係還是兩岸關係，現在都面臨很大的問題，兩岸之間的來往也停頓了。不過不要緊，目前兩岸疫情控制都不錯，期待疫情之後的兩岸交流可以加強，包括海陸空各方的關口都應盡快打通。有很多台胞告訴我，他們很想回大陸，甚至有一些人哪怕隔離21天也要來，但現在兩岸雙方都還有很多限制，很不方便。我相信，眼前的中斷衹是短暫的，期待疫情後要盡快恢復溝通的橋梁。同時，也要警惕民進黨想與大陸中斷交流、交往，衹期待同日本、美國、東南亞連通的想法。當然，兩岸民間的交流，不是民進黨想攔就能攔得住的，而且阻攔對其政黨發展並不利。我覺得等到兩岸民間交流恢復了，各方面會有一個新的交流模式出來，尤其是國民黨新主席也上任了，他們也會想辦法恢復兩岸交流，另外，綠營中也有很多普通民眾也願意到大陸來交流。 

　　至於港台關係方面，我相信也會慢慢地展開更加務實的合作。在香港實施國安法以及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之後，香港社會新的政治生態已經形成，未來會和台灣展開更多正面且有意義的交流。其實很多台灣人都很喜歡香港，他們很多都有香港身份證，還有很多香港人也有台灣身份證，港台人民之間的感情還是非常深的，兩地幾十年來的生活狀態也是改變不了的。當然，香港和台灣的關係仍然是要在兩岸關係框架之下來進行，聽從中央政府的指導，這點是不能含糊的。我認為，前兩年香港一些政治勢力被台獨利用了，很多年青人在台獨的教唆下形成了“港獨”，鬧了一場黑暴，給香港社會造成巨大破壞，最後受到法律懲處。目前這個缺口已經堵住，沒有了空間，因此未來這種狀態也不可能再發生，社會重回正軌，重現安寧與祥和。我也真心地希望兩岸包括港台能夠恢復正常的交流，讓兩岸三地的老百姓都能過上好日子，這才是最重要的。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如今，兩岸關係主導權與主動權都在大陸手裡，台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產生，必將隨著民族復興而解決。台灣的民進黨當局千方百計謀“台獨”，一定不會有任何出路，逃脫不了徹底失敗的命運。兩岸人民都非常尊崇的先行者孫中山，1900年起，曾先後兩次到台灣，1912年元旦，孫中山發表中外文告：“中國如不能收復台灣，即無法立於大地之上”。完全可以相信，在兩岸同胞共同努力下，孫中山先生念玆在玆的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歷史任務一定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也一定會實現。我們一起努力，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原載2021年10月19日中國評論新聞網,記者：林艷、段曉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