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台工作無小事，來不得半點馬虎，不僅要做好對台工作，更要做好台灣問題研究。隨著兩岸關係的發展，如何解決兩岸交流交往中衍生的各種問題？如何爭取廣大台灣同胞民意、民心？如何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如何解決兩岸重大政治分歧和實現祖國統一？等等，一系列問題擺到黨和國家工作的重要議事日程，也成為對台研究工作的新的重要課題。
　　
　　台灣問題極為錯綜複雜，進入“研究台灣”這個領域，首先必須加強對中央對台大政方針、政策的學習領會。其次必須加深對兩岸關係和島內情況的深度掌握。第三還要“換位”思考，站在台灣人民的角度，從歷史和現實視角，分析研判台灣問題。做對台研究，沒有“捷徑”可走，唯認真向書本學，虛心向同事學，一切從頭學起，從最簡單的資料積累，不斷充實、提高自我辯析、研判能力。我逐步認知，對台工作“政治性、政策性、敏感性”頗強。所謂“政治性”強是指，對台工作涉及“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和“民族振興”；所謂“政策性”強是指，對台政策涉及國家“大政方針”與“總體方略”，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所謂“敏感性”強是指，對台研究有其“原則性”“策略性”，不是寫花樣文章，空喊宣傳口號。
　　
　　上海特別重視對台研究工作，在大陸31個省市台辦中，最早設置“研究室”，多數省市台辦“調研與宣傳”合二為一，即設置“宣調處”。我從1995年開始主持上海市台辦研究室工作，同時兼任上海市台灣研究會副秘書長、上海台灣研究所副所長、浦東台灣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面對台灣學界進入上海交流的學者漸漸增多，上海需要適應台海形勢的變化，更需要有一支適應對台研究的學者隊伍。此時，市台辦加強與各涉台研究機構聯系，加強上海對台研究隊伍建設，組織協調對台灣問題研究，成為我的重要工作。在市台辦領導的指導下，我們開始走“草船借箭”的路子，發揮上海“體制外”有專業背景的學術力量，培養一支“講原則、肯鑽研、有專業、靠得住”的學者隊伍，共同投入對台研究工作。
　
　　由於兩岸長期隔絕，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全國各地對台研究機構、研究人員相對較少。上海也同樣，只有少數幾家涉台研究單位，如早期的上海市台灣研究會，全市也僅有個別部門的工作與台灣研究有關。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之後，隨著兩岸關係的快速發展，上海東亞研究所、上海浦東台灣經濟研究中心、上海台灣研究所相繼成立。上海社科院台灣研究中心、複旦大學台灣研究中心、交通大學台灣研究中心、華東師範大學兩岸交流與區域發展研究所、上海公共關係研究院等也紛紛成立。其間，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現改為“研究院”），一批長期研究美國、日本、歐洲、亞太、中東等學有專長的資深研究人員，很早就投入對台研究。當年開研討會，不少學者是擠公交車或騎著自行車前來參加。
　　
　　上海對台研究嚴格按照中央和市委要求，堅持原則，實事求是，客觀理性。市台辦借助上海獨特的優勢，發揮上海學者的智慧，學習如何善於同台灣政界、學界、商界等重要人士打交道，學習如何善於傾聽島內真實情況和他們的意見、建議，學習客觀、理性分析島內政情、社情、民意，從“務虛”到“務實”，為中央制訂對台政策及“惠台”措施，建言獻策。我在上海市台辦工作12年，除後兩年因“輪崗”需要調到宣傳處（新聞處）任處長外，十年都在研究室工作。赴香港工作十年半，主要也是從事對台研究。30多年與涉台文字打交道，給我提供了極佳的“練筆”機會。在涉台研究領域堅持“爬格子”，撰寫過上百萬字的文稿，對提高我的文字能力幫助很多。
　　
　　相對於大陸其它省市，上海對台研究有自己的地方獨特優勢。一是，上海與台灣關係歷史悠久，源遠流長。上海建設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四個中心”的定位及對“長三角”的輻射功能，台灣各界特別關注。客觀上講，這是上海具備對台研究的先決條件。二是，上海高校有一批學有專業背景的學者專家，關注并熱愛對台研究，他們了解台灣政情、民情，了解台灣問題的國際背景，這是上海開展對台研究的基本條件。三是，海協會會長汪道涵特別重視上海對台研究，他長住上海，對上海的對台研究給予了極大的關心和直接指導，給上海對台研究創造了條件，可謂“近水樓台先得月”。所以，在大陸對台研究“圈子裡”，上海與北京、廈門同是對台研究與學術交流的“重鎮”，上海對台研究在台灣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我完全沒有想到，我們這一代人多數沒有機會步入正規高等院校學習，僅僅是一個剛剛讀完六年級的小學生，一個剛剛進入中學即遇上“文革”，之後上山下鄉走入社會的所謂“知青”，也能够從事對台研究工作，某種程度上講是“逼上梁山”。但我從來不認為自己是“資深”對台研究人員，也不敢恭維別人稱我為對台研究“專家、學者”。我領悟到，除了孜孜不倦、勤奮用心與刻苦鑽研以外，關鍵是做研究工作跟做人一樣，一定要實事求是，“不唯上、不唯書”，無私、無我、無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