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從事對台工作12年之後的2002年，調往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台灣事務部工作，那年49歲。
   
　　永遠記得那年9月2日下午，我從浦東機場坐上飛往廣州的飛機，百感交集，思緒萬千。第二次離開上海不是“北上”，而是“南下”，兩個方向，兩種目的，兩種使命。我心裡面很清楚，馬上要到一個新的地方、新的崗位任職，工作環境需要重新適應，工作內容需要重新定位。同時我感到，歲月不等人，換了新的崗位，換個新的“跑道”，又有了一次學習新的知識，開闊新的眼界，尋覓新的空間的機遇。但如何盡快適應“境外”工作？是必須要認真面對的。我暗下決心，要用充沛的精力和百倍的努力，去完成新的使命。
 
　　飛機抵達羊城廣州，9月5日乘坐火車，經深圳羅湖口岸入境香港。燈紅酒綠的香港，我并不完全陌生。1997年7月1日回歸之前和1999年，我曾兩次因赴台灣學術交流途徑香港，那時候兩岸沒有直航，必須到香港轉機作短暫停留，必須到台灣駐港機構“中華旅行社”換取入台證件，才能登上飛往台灣的客機。2001年我到日本早稻田大學出席學術會議，也到香港轉機，返程時又經香港轉乘高速游輪，到澳門大學參加會議。不過那幾次都是短暫的停留，而這次是長駐香港工作、生活。
　　
　　首先，到香港工作我要求自己“細察”香港社會。方圓1000多平方公裡的東方之珠香港，總面積跟上海的崇明島差不多。香港人口700多萬，不是“慢生活”節奏的社會，人人為生存賺錢而勤奮忙碌。燈紅酒綠的香港，回歸後實行“一國兩制”，一切依照原來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生活方式沒有改變，也無需改變。港人享受著言論和集會自由，每遇到重要議題的訴求，主要幹道的游行隊伍，搖旗呐喊。當然，集會、游行是需要經過申請、核准、合法的，并有港警協助，維持交通和社會秩序。
　　
　　香港高樓林立，道路狹窄，但交通并不擁擠，人車分道，井然有序。馬路上最多的是“紅色”的士車和雙層大巴，家庭私家小車，一般節假日才會上路。香港雙層有軌（叮當）電車，是一道美麗的風景畫，2元港幣從頭可以坐到尾，長者有優惠。我居住過港島商業繁華地段“銅羅灣”“時代廣場”“SOGO百貨”附近（跑馬地、霎西街），也居住過北角，那裡有廣東人、福建人，老上海人不少。
　　
　　回歸後香港仍舊是一片榮景，“馬照跑、舞照跳、歌照唱”。香港有兩個賽馬場，每年九月到次年七月，港島“跑馬地”賽場和新界“沙田”賽馬場，分別在周三晚上和周末白天舉行“賽馬”，場場人頭攢動。門票1人10元港幣，任何人可以現場或電話購買彩票，合法“賭馬”，如中大獎，派彩金額刺激，不過多數人是當“交稅”了。香港的銀行比“米店”多，很少看到銀行裡有顧客排長隊。貨幣“兌換”小店鋪到處可見，世界各國貨幣可以在港自由兌換，不問你匯款目的，只要有香港永久身份證或居港證件，什麼樣的貨幣無論金額多少，都可以兌換、匯出。
　　
　　其次，在香港工作要細致、深入了解“港台關係”。香港與台灣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過去兩岸隔絕38年之久時，而港台兩地一天都沒有“斷流”。無論香港回歸前還是回歸後，港台人員往來和商務活動十分熱絡。2020年港台人員互訪各100多萬人次。港台航綫相當頻忙，每天幾乎半小時就有一個航班飛往台灣。香港機場，到處可見手持綠色通行證的台胞。2016-2020年港台兩地貿易增長8.3%。2020年台灣經香港轉口貿易金額達532億美元，香港是台灣重要的貿易夥伴。
　　
　　目前台灣人居港大約5萬人（多數取得永久居民身份），在香港就讀台生逾千人，港生在台就讀約7千人。2008年香港在台灣成立“貿發局台北辦事處”，2011年香港在台灣成立“旅發局台北辦事處”“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2010年香港成立“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台灣成立“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簡稱“港台小兩會”）。2011年，具台灣官方背景、逾45年的駐港機構“中華旅行社”，改名為“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觀察港台關係可以發現，台灣當局與台灣民衆對香港有著不同的認知與情感。台灣政客反對、抹黑、詆毀香港“一國兩制”，刻意用意識形態操弄“今日香港，明日台灣”，這是台灣政黨與政客出於政治目的，為反對而反對。其實，台灣政治人物“低調”赴港旅游、觀光乃至經商的不少。而台灣民衆并不排斥香港，卻是喜歡香港，每年有上百萬台灣同胞到香港探親、訪友，一邊購物，一邊觀光。香港是世界購物“天堂”，外來商品免稅，品質優良。台灣人羨慕香港，彈丸之地的香港，人均GDP要比台灣高很多，不少台灣人尋求到香港高校謀職任教，因為薪水比台灣高。 
　　
　　第三，在香港工作要學習如何“融入”香港社會。香港是海外華人區域“反獨促統”的“前哨站”。“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前身香港地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兩岸和平發展聯合總會”“港台青年交流促進會”和香港客家社團“梅港青年交流促進會”“香港梅州聯會”等均是香港愛國愛港的“反獨促統”重要社團，廣泛聯系著香港廣東、福建、浙江、江蘇、上海等數以百萬計的會員。社團中，原港區全國政協常委楊孫西、全國政協委員陳金烈、全國人大常委曾憲梓、全國人大代表林廣兆，現任港區全國政協常委餘國春，政協委員盧文端、林光如、曾智明、黃英豪、李大壯、姚志勝、龍子明，客家大佬羅煥昌、何冬青、餘鵬春等，都是香港企業精英、知名人士，為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為促進港台各項交流，為維護香港的繁榮與穩定，努力奉獻。我在港工作期間，曾於2006年和2012年兩次隨香港組團赴台灣參訪交流。2005年和2006年，分別隨團赴匈牙利維也納、澳門，出席“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
　　
　　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兩岸和平發展聯合總會”在香港成立。此會支持國家統一，“反獨”立場鮮明，是我在香港接觸、聯系最多的一個民間團體。創辦人陳守仁、陳金烈、吳天賜三位德高望重的會長，都是香港著名企業家，慈善家，傑出的社會活動家，社團領袖。陳守仁先生是香港聯泰（跨國）集團董事長，擔任孫中山文教福利基金會主席、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顧問、香港華僑華人總會名譽會長等社團要職50多個。陳金烈先生是香港汎年國際集團主席，曾任國務院港澳辦香港事務顧問、香港特別行政區首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委員等職。先後七度獲邀赴京參加“國慶觀禮”，榮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榮譽勛章。吳天賜先生是國泰達鳴金屬制品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擔任香港吳氏宗親總會、香港廈門聯誼總會、香港福建商會等數十個社團職銜。曾先後獲得世界傑出華人榮譽稱號、聯合國第七屆全球論壇“和諧貢獻”獎。如今，我非常敬重的這三位長者、智者，都已八、九十歲高齡，仍在為國家統一、民族複興，不辭辛勞，無私奉獻。他們最大的願望是，“希望有生之年看到祖國統一”。
　　
　　為便於聯系香港社團，做好服務，積累社團工作經驗，我兼任兩岸和平發展聯合總會榮譽顧問、香港北京海外聯誼會名譽顧問。回上海後還兼任台灣中華教育文化經貿促進總會香港分會榮譽顧問、香港兩岸客家研究中心榮譽顧問，與香港涉台社團保持經常聯系。在我印象中，譚源深先生（我稱他“阿譚”），是一位香港典型的中產階級代表。我們認識時，他擔任香港地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副會長，曾任國際獅子會中國港澳區（303）港島獅子會會長、九龍聯會副會長等社團職務。2005年，我們一起赴奧地利維也納出席“紀念世界反法西斯勝利60周年暨全球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譚先生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到深圳投資設廠，也是大陸改革開放的直接“參與者”“貢獻者”。他聰明，有智慧，有眼光，善理財，有經濟頭腦。他為人誠懇，與我算是深交，無所不言，為社團工作奉獻個人時間，出錢、出力，為港台關係、國家統一助力，這樣的港人還有許多。 
　　
　　林菁菁女士，廣東梅州客家人。父親參加過“抗美援朝”，母親生於緬甸，外祖父母早年響應祖國召喚，放棄緬國富裕家境舉家回鄉。上世紀九十年代林女士定居香港，創辦中醇有限公司任董事長；創辦海峽能源有限公司任總經理。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一名出色的民間團體組織者，擔任香港中華總商會選任會董、香港嘉應商會副會長、永遠名譽會長、永遠榮譽會長、梅州市政協常委等多個社團職務，具有豐富的社團工作經驗，組織協調能力極強。她創辦香港兩岸客家研究中心，為港台青年交流、兩岸經貿文化交流，為國家統一大業，出錢出力，默默無聞，無私奉獻。她的工作節奏飛快，可用“瘋狂”兩字形容，身邊兩部手機，不停地響鈴；一年複一年，不停地穿梭於港、台及兩岸三地。
　　
　　居港台灣從業人員，涉及香港經濟、貿易、金融、文化、教育、旅游等多個領域，其中一批社會精英和“有頭、有臉”的先賢，分別在香港“台灣同胞同鄉會”“國際華商協進會”等社團中擔任領導。香港涉台社團、親台社團、台胞社團，也為“繁榮、穩定”香港，作出了積極貢獻。為便於處理涉台事務，我有機會經常參加台胞社團活動，廣交深交居港台胞。雖然有些人是“知面不知心”，但憑直覺與經驗，基本能判斷其“來路”。十多年裡，現回想起來，留下印象深刻的人士也蠻多。
　　
　　蔡省三先生（1918年-2022年）是一位我非常敬重的長者。蔡原是“國民黨青年救國團”贛東青年服務隊少將總隊長，作為戰犯在遼寧撫順監獄關押長達25年，1975年被特赦後定居香港。蔡堅定“反獨”，斥李登輝是分裂主義者。2005年蔡作為抗戰將領應邀赴京，獲“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紀念章”。一次在香港九龍“鯉魚門”與蔡餐叙，我問他這麼多年怎麼過來的？因當時人多，說話聲量大，他就在我們互換的名片上竪著寫下了“為人”“適然而超然”七個字。題“長根先生留念”，落款“蔡省三，九十二歲書，二零零九、十一、廿八”。後來我請香港“第一刀”篆刻家吳仁先生篆刻兩枚閑章“適然”和“超然”，一直用在我的書法作品上。
　　
　　在港工作時，台灣中華收藏家協會會長、書畫家張建富先生訪港，將其創作的“五言詩”書法贈送於我。詩中嵌入我“仇長根”名字：即“恩仇舊已滅，中國今更新。盛事從長計，同根開泰春”。我理解的大意是，希望放下兩岸“舊仇”，因為兩岸同根同脈。要共謀中華民族複興，共推中國邁向統一。張的作品曾獲得美國藝術奧運傑出成就獎、日本書畫藝術傑出創作獎、韓國漢城書藝金獎等。
 
　　第四，在香港工作有利於“靠前研究”台灣問題。“靠前研究”是指，香港資訊極為發達，依托豐富的涉台資源，與台灣客人交往，研究分析台灣問題，可謂“得天獨厚”。事實上，香港回歸前，就是連接兩岸之間的特殊“橋梁”，是兩岸之間的“灰色”地帶。回歸後，同樣具備特殊的地位和使命，不論是兩岸開放前還是開放後，也都承擔了許多內地不可能完成的特殊任務。如金融方面，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有利條件，使之成為大陸、香港、台灣三地資金流動的“中轉站”。兩岸實現首接“三通”後，廣東“珠三角”台商資金運營、企業融資等，大多數仍是透過香港金融體系。台灣金融機構在香港開設的銀行分行和證券、保險公司等，多達數十家。
　　
　　第五，依照“錢七條”處理香港涉台事務。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五大職能”之一是：“處理有關涉台事務”。“錢七條”是國務院前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錢其琛在1995年發表有關《香港涉台問題基本原則與政策》涉及的七條內容，故簡稱“錢七條”。香港地處對台工作前沿，環境特殊，情況複雜，政治敏感度和政策性比內地更強，工作紀律要求很高。每一個從內地赴港工作的幹部，既要從頭了解回歸前香港與台灣關係的來龍去脈；也要從頭認識回歸後實行“一國兩制”的港台關係現狀。香港對台工作思路、工作方法，一切需要從新思考，去適應香港不同於內地的對台工作環境和工作內涵。
 
　　香港中聯辦台務部“處理有關涉台事務”，最成功、最精彩的一次是：2005年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應邀訪問大陸與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錦濤在北京會面，連戰“破冰之旅”經香港轉機并作短暫停留，盡顯了香港在兩岸關係中扮演的特殊角色。因為，那時兩岸尚未直航。為做好連戰轉機接待工作，特區政府全力配合，時任中聯辦台務部部長邢魁山和香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磷親到機場迎接。中央台辦何建華副局長也專程從北京趕到香港接機。之後，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新黨主席鬱幕明，國民黨主席吳伯雄等赴大陸訪問，也都是經港轉機。
　　
　　回歸後的香港，台灣政界與香港方面聯系從未間斷過。1999、2001年時任台北市長馬英九兩度訪問香港；2010年全國政協副主席、前香港特區政府行政長官董建華抵台進行私人訪問。2005年12月，連戰攜夫人連方瑀及其家人專程飛抵香港，接受香港中文大學授予的榮譽博士學位，并作《兩岸三地的新天地——中華民族的遠景》的主題演講。這是連戰1967年闊別香港38年後，重臨香港訪問。那年中大也將榮譽博士學位授予汪道涵會長，由於汪年事已高，他委托女兒到港代為接受，并將一幅名家畫作轉贈連戰。此後，吳伯雄、吳敦義、江丙坤、許信良等，很多台灣重量級政要先後多次訪問香港，積極推動港台關係發展。 
　　
　　第六，見證和直接參與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的思考。一是，建國初期中共對港“長期打算，暫不收回，充分利用，但不能成為反華基地”方針的決策，是極具英明和前瞻性的。一方面，香港作為內地改革開放的重要“窗口”，為國家經濟建設發揮了重大貢獻。港人投資大陸，約占全國吸引外資總金額40%以上。另一方面，建國初期中央作出的決策與方針，到1987年兩岸開放之後，為香港成海峽兩岸之間的重要“橋梁”，為推進兩岸關係發展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以鄧小平先生為領導核心的黨中央，為解台灣問題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首先用於解決港、澳回歸問題。實踐證明，“和平統一”不費“一槍一彈”。“一國兩制”史無前例，是偉大科學創舉。港澳“一國兩制”初顯成功。 
　　　
　　二是，回歸後的香港需要“行穩致遠”發展經濟。如果拿回歸前與回歸後相比較，香港經濟總體表現取得進步有目共睹。2020年香港GDP達到3437億美元，人均4.67萬（1997人均2.7萬）；香港財政儲備8915億港元（1997年為3700億港元）；香港外匯儲備4916億美元（1997年為928億美元）；證券市場總值前8月約46萬億港元，日均成交3000億元，也是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中心，存款總餘額8000億元。多年來，香港經濟向好，財政有盈餘，特區政府會向市民“派糖 ”，凡居港永久居民，少則每人五、六千，多則上萬元。有時還會免繳一年的水、電費，包括內地居港中資企業等人員。香港回歸25年，風險與挑戰不斷。但是，香港再創輝煌，需要保持穩定，“少折騰、不折騰”，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努力“融入”到國家戰略發展中。
　　
　　三是，香港實踐“一國兩制”面臨嚴峻挑戰不容忽視。我到香港的第二年（2003年），香港“23條”立法遭到反對而“流產”。之後“國情教育”也難以推展而不了了之。2014年曝發了震驚海外的“占中事件”；201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香港特首普選方案”也遭立法會否決；2019年《逃犯條例》修改又引發“黑色暴亂”。仔細觀察和思考香港“亂局”深層次原因：
　　
　　（1）人口構成複雜：750多萬人口中外國人超50萬，其中英、美、日、加、澳五國居多。拿外籍護照的港人約300多萬。（2）經濟結構單一：制造業外移“空心化”，失業率高企，貧富懸殊嚴重。全港約270萬個家庭中有40多萬戶超100萬貧窮人口，占總人口近15%。特區政府援助高齡和綜援的港人達140萬。（3）居屋條件困難：約三成港人住公屋，一家四口住30平約9.3萬戶、21萬居民住劏房，公屋輪候長達5.8年。（4）反政府勢力囂張：泛民派及反對派支持“反共亂港”分子，藉“司法獨立”挑戰“行政主導”。（5）“港獨”“台獨”勾連：民進黨當局和“台獨”分子，煽風點火，暗助“港獨”。美、英等西方敵對勢力，插手香港，說三道四。
 
　　客觀而言，大多數港人“愛國愛港”，擁護“一國兩制”方針，但確有不懷好意的反對派勾結外部敵對勢力，對抗中央政府的權威及香港的管治權。回歸後的香港，并非想象中的那麼純潔，那麼容易管治。香港如何實施“一國兩制”方針？沒有現成的“答案”，共產黨人也不是“神仙”，需要“摸著石頭過河”，需要不斷總結經驗與反思不足。
　　
　　我在香港，近距離的接觸香港政治、社會、社團，耳聞目睹，親身經歷。觸動最大的是：香港貫徹落實“一國兩制”，首先，要看清英國殖民統治香港百餘年留下根深蒂固、難以抹去的“痕跡”，甚至難以拔除的“釘子”。其次，要看到香港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有別於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特殊性及複雜性。需要找到一條與香港相適應、相匹配的工作新路子。第三，“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管治香港，實際工作方法、方式，需要往“下沉”，接“地氣”，改變港人稱之為“塘水滾塘魚”的現象。
　　
　　無庸置疑，“一國兩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這一點已被實踐充分證明。2020年，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全票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一國兩制”在港的實踐進入新裡程。香港實施《國家安全法》，其“震撼力、威懾力、打擊力”極為罕見，讓“反中”亂港組織“教協、民陣”等驚慌失措，紛紛宣布解散。但對那些打著“人權、民主、自由”旗號，非法集會、策劃暴力、“逢中必反”、勾結外敵、縱火打砸等亂港分子，追其刑責不會因他們解散被抹去。如今港人“國安”觀念正在積極轉變，對政府和社會各界認真、大力、深入推動和宣傳國家安全教育，感到振奮和欣慰。我認為，未來的香港仍將會在“風雨”中克難前行，香港的“治理”，仍需保持頭腦高度清醒與冷靜，未雨綢繆，做好防範於未然之事。
　　
　　香港，是我一生魂牽夢縈的地方。2013年3月，我離港返滬，那天坐上香港直達上海的列車，又回想起當年坐著上海去北大荒的綠皮列車，無限感慨的是，此行返滬畫上了在異地奔波的“句點”，算是即將完成人生工作、奮鬥的“旅程”，重回簡單、平淡的生活“原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