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問題是中國和平崛起的重大障礙之一，何時解決台灣問題？用什麼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將直接影響中國和平崛起的歷史進程。

　　一、台灣問題是構成中國和平崛起的重大障礙

　　中國和平崛起，包含著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由於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戰的延續，迄今錯綜複雜，難以解決。因而，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始終受到台灣問題的嚴峻挑戰，中國和平崛起也始終受到台灣問題的牽制和嚴重威脅。

　　（一）台灣政局持續動蕩，如導致社會嚴重失控，將對中國和平崛起產生極為重要的不利影響
  
　　蔣介石、蔣經國為代表的國民黨相繼在台灣執政38年，台灣政治、經濟、社會相對穩定。1975年、1988年，蔣家父子先後過世，“強人政治、一黨威權”的時代結束。李登輝、陳水扁主政17年，尤其是2000年“政黨輪替”民進黨執政以來，朝野政爭惡鬥越演越烈，“有我沒你，你死我活”的權力鬥爭更趨複雜、尖銳，台灣政局動蕩比國民黨執政時期有過之而無不及。究其主要原因：
  
　　一是，民進黨掌握主要行政資源，但無法完全掌控台灣政局。民進黨執政5年，特別是陳水扁“總統”連任，基本掌握了除“立法院”以外的“總統府“、“行政院”以及“國安、國防、大陸、外交”等系統大權，輿論界、金融界和公營大企業等更多的重要機構均由“淺綠”變為“深綠”。但總體上看，民進黨執政經驗和政治運作并不成熟，執政成績和台灣民意并不看好，執政的基礎和政權地位并不完全牢固。而陳水扁本人非政治強人，缺乏政治誠信，翻臉像“翻書”，善變善騙。2004年“總統”大選發生“3.19”槍擊案後，引發台灣50萬人包圍“總統府”及持續7天7夜靜坐、絕食、抗議選舉非法，迄今仍留下台灣社會動蕩的“隱憂”。
  
　　二是，藍綠政治實力難分絕對性強弱，呈現持續對抗的局面。李登輝一手裂解國民黨，目前形成了國民黨、親民黨、新黨為主的泛藍和民進黨、台聯黨為主的泛綠“兩大陣營”。島內幾次重大選舉結果顯露，除兩大陣營各自擁有所謂的“鐵票”選民外，時而有些變化，但支持泛綠的民衆有所增長，基本呈現“綠略大於藍”的格局。然而，在台灣擁有政、經龐大資源和重要決策大權的“立法院”仍是“朝小野大”的格局，也是陳水扁執政當局唯一無法掌控的權力核心。而且，在25個縣市地方政權中，藍、綠各據“半壁江山”；在319個鄉鎮市基層權力中，泛藍仍控制七成以上。因此，未來藍、綠政治實力“此消彼長”變數仍多，藍、綠陣營將持續對抗不息。
  
　　三是，政黨政治演變及政治勢力重組給台灣政局“雪上加霜”。台灣政黨政治嚴重錯亂，所謂的“民主”被嚴重扭曲，朝野政客唯權力利益至上，選票第一。民進黨內部派系權力鬥爭“暗潮汹湧”，尤其2008年台第十二任“總統”選舉，黨內接班“卡位”將是嚴峻挑戰。泛藍陣營同樣面臨內部權力鬥爭的困境。國、親合破局、合作阻力頗大；國民黨主席選舉因“王（金平）馬（英九）之爭”留下“形合實裂”的隱憂，百年老黨國民黨能否“浴火重生、東山再起”，實現2008年“總統”大選重新執政的目標，仍有諸多複雜變數。加上未來“立委”減半，并采“單一選區兩票制”，小黨生存空間大幅受壓，政治板塊向藍、綠移動，“南北對峙、族群對立”的局面將持續激化。

　　（二）島內“台獨”勢力鋌而走險衝撞一個中國原則底綫，將直接威脅中國和平崛起
 
　　陳水扁當局頑固堅持“台獨”立場已走上不歸之路。民進黨雖然在2004年底“立委”選舉中受挫，肆無忌憚地衝撞一個中國原則底綫的節奏有所放緩，但迄今仍未放棄、也不可能放棄“台獨”立場和接受一個中國原則解決台灣問題。
  
　　一是，陳水扁當局仍將繼續以“台獨”路綫維系政權。台灣政治是選舉政治，政權依靠選票，選票左右政權，沒有選票，即沒有執政權。歷屆選舉證明，民進黨總把“兩岸牌”作為議題大肆炒作，刻意劃分“愛台、賣台”界綫，挑起族群矛盾，仇視大陸，目的為轉移經濟不振、“三通”不通的壓力，以騙取選票，維系政權。2008年前台灣仍有縣市長、北高市長、第七屆“立委”及“總統”等四項大選，不排除陳水扁當局仍將扛起“台獨”神主牌這個重要的“票倉”來騙票。因此，“台獨”路綫已與陳水扁及民進黨執政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民進黨自判放棄“台獨”路綫，即意味著丟掉選票，丟失政權，“台獨”已成為民進黨操弄政治、騙取選票、對抗大陸的主要政治工具。
  
　　二是，陳水扁當局仍將操弄“公投”推進“法理台獨”。2005年6月7日，台灣“任務型國代”已完成第一階段“憲改”達到“公投入憲”的重要目標，這意味著陳水扁當局未來可用“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變更國號”、“領土範圍”；意味著民進黨關於“台灣地位和前途要由2300萬台灣人民決定”的“台獨”主張“法律化”，為島內“台獨”勢力通過“公投”方式“拒統謀獨”、“法理台獨”提供了“憲法”保證。“公投入憲”後思無窮，台“行政院”正推動“公投法”修正案，大幅降低“公投”門檻，并將“領土變更”納人“公投”議題。陳水扁多次重申，2008年“要給台灣一部合時合身合用的新憲法”。所以，如時機和條件成熟，不排除陳水扁當局將操弄“公投”實現“法理台獨”。
  
　　三是，不排除少數極端“台獨”勢力鋌而走險的可能。現階段兩岸關係緊張暫時有所緩和，但兩岸關係緊張的根源并未消除。陳水扁任期僅剩餘2年多時間，從他個人講已沒有連任的包袱，而以陳個人的政治秉性和慣用的政治手段，不能完全排除其制造新的“兩岸危機”以化解黨內矛盾及連續執政危機的可能；不能完全排除其繼續挾行政資源用“公投”瘋狂地作出沒有底綫的政治“豪賭”；不能完全排除陳水扁當局的“台獨”言論和行動將更具挑戰性、欺騙性和現實危險性。同時，以李登輝在幕後操作的台聯黨為主的少數極端“台獨”勢力，仍為“去中國化”、“制憲建國”不斷興風作浪，不能完全排除陳水扁在極端“台獨”勢力的高壓下，忘乎所以、鋌而走險地衝撞一個中國底綫而導致兩岸衝突。
  
　　（三）兩岸政治僵局長期得不到突破，將對中國和平崛起產生負面影響
  　
　　無論是民進黨或國民黨執政，台灣當局均拒絕接受“一國兩制”方針解決台灣問題，兩岸政治僵局長期難破。在這種“政治僵持”局面下。如有誤判，兩岸難免“擦槍走火”。
  　
　　一是，藍、綠對兩岸政治定位無本質差別。國民黨堅持“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強調“一個中國，各自表述”；親民黨承認“憲法（中華民國憲法）一中”、“兩岸一中”，即“兩岸各表一中”，與國民黨本質上無太大差別；民進黨頑固堅持“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的分裂立場，拒絕接受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強調兩岸“一邊一國”，借“中華民國”之名，縱容“台灣正名”運動，加快“漸進式台獨”步伐，推 動台灣“法理台獨”，嚴重挑戰一個中國原則，使原本兩岸僵持的政治關係“雪上加霜”。
  　
　　二是，朝野政黨“拒統”政治立場基本一致。台灣政黨政治多元化的政治格局基本形成，110個政黨不同程度地影響著台灣的政治、經濟，包括兩岸關係，“一黨獨大”或“一黨主控”時代已經過去。現今朝野政黨均反對用“一國兩制”方針解決台灣問題，均堅持“拒統”的基本立場。民進黨“急獨”政治勢力雖不占優勢，但“台獨基本教義派”及李登輝幕後主導的台聯黨對民進黨大陸政策的牽制，具有相當大的作用。泛藍陣營也不足以主導化解兩岸政治僵局的能力，況且也在利用“兩岸關係牌”爭取島內選民，試圖奪回執政權。
  
　　三是，台灣民意“維持現狀”被當局利用搞“和平分裂”。五年來陳水扁執政的基礎從未建立在經濟、民生上，施政交白卷，靠吃“老本”，然而選舉得票率卻未見下滑。2000年台“總統”大選陳得票率為39.6%；2004年“總統”大選陳得票率為50.11%；今年“任務型國代”選舉泛綠得票率為49.57%，首超泛藍四個百分點。台灣民衆對“台獨”分裂活動的現實“危害性、危險性、欺騙性”沒有足够的認識，對台當局一再打著“民主”、“改革”旗號背後的政治企圖認識不清。而台灣民衆的“主體意識”、“公投意識”明顯提升，支持兩岸實現和平統一的被不斷“消音”，要求“維持現狀”的民意被陳水扁當局利用搞“和平分裂”。
  
　　綜上所述，島內政局持續動蕩，兩岸僵局持續難解，“台獨”勢力持續上升，台灣問題的“不確定因素”在增長，我反對“台獨”分裂勢力及其活動的鬥爭仍然是嚴峻、複雜的。因此，台灣問題一天不解決，它就始終構成中國和平崛起的重大障礙。

　　二、美國“以台制華”遏制中國和平崛起
  
　　中國崛起，無可避免會觸動國際局勢。美國不希望中國統一、強大，其對華長期總戰略是“以台制華”，迄今無本質變化。布什政府上台後，在此戰略之下最突出是不時向台灣當局發出錯誤的信號，并操弄台海之間的“適度危機”，助長“台獨”囂張氣焰，破壞統一進程，遏制與防堵中國和平崛起。美國始終認為，中國和平崛起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一）將一個中國政策與“台灣關係法”列同等地位
  
　　美國一方面奉行一個中國政策，聲稱堅持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履行對中國的政治承諸；另一方面堅稱依“台灣關係法”，履行對台灣安全的承諾（布什上台曾宣稱：“竭盡所能，協台自衛”，今年6月再次重申“協防台灣”)。美國采取“平衡”的對華、對台策略，其中一個中國政策變得越來越“空洞化”，竟然有美國會議員不負責任地提出要重估、改變“一中”政策。而“台灣關係法”卻變得越來越實際，不僅美台軍事結盟的功效越來越大，而且極力強化美台政治、經濟、軍事安全的“全方位”關係（今年8月美國首次派出現役軍官任台北辦事處軍事聯絡組長，台灣也派“國安局”中將任駐華盛頓特派員），并依“台灣關係法”不斷變相操弄台海“適度危機”,“以台制華”的戰略意圖越來越明顯。
  
　　（二）首次公開提出美國定義的“台灣現狀”
  
　　美國對華政策一直保持“大陸不武、台灣不獨”的“雙軌”平衡政策。2003年12月溫家寶總理訪問美國，正值台灣舉行“總統”大選，陳水扁操弄“公投綁大選”議題，挑戰一個中國原則，制造兩岸關係緊張。此時，布什首次提出“反對任何一方采取導致片面改變台海現狀的行動”。這一重要表態，不僅沒有制止陳水扁利用“公投”惡化兩岸關係，還給予陳水扁錯誤的信號。按美國認定的“台海現狀”，即兩岸維持長期“不統、不獨、不戰”的局面。在此政策主導和影響下，意味著美國不僅要保護台灣安全，而且會加大插手台灣問題的空間。可以判斷，美國要定義“台海現狀”的戰略考慮，完全是企圖掌控台海兩岸的主導權，保持美對華（台）政策調整的彈性。同時，根據形勢需要對兩岸施加影響，幹涉中國內政。
  
　　（三）繼續售台先進武器變相“軍控”台灣
  
　　1982年中美簽署“八一七”公報後，20多年來美國并沒有嚴格執行。相反，一方面力阻歐盟取消對華武器禁運，另一方面持續加大對台軍售，提高售台武器質量。甚至提升美台軍事關係，擴大軍事交流，旨在實施保持台海地區“適度危機”的策略，以期“軍控”台灣這塊“反共拒統”基地并防止崛起的中國挑戰其在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美國防部毎年出台“中國軍力報告”，今年7月同樣在報告中別有用心地制造“中國威脅論”，既向台灣推銷軍火，又變相“軍控”台灣。陳水扁當局則借機攻擊大陸威脅台灣安全。同時，美國大量軍售給台灣，使得台灣當局錯誤地認為，有軍事抵抗能力，只要不衝過大陸“底綫”，可以不時采取打“台獨”擦邊球的策略破壞兩岸關係，而這樣做正符合美國“以台制華”的需要。
  　
　　（四）美日戰略調整對中國和平崛起的影響
日本過去在台灣問題上唯美國“馬首是瞻”，緊隨美國政策步調，并將台灣納人“周邊”安保範圍。今年，日本打破在台灣問題上的模糊立場，與美國一起明確“台海是美日共同戰略目標”。美、日調整戰略目標最核心的問題是基於兩國的國家利益。究其原因：
  
　　一是，美日“安保”染指台灣蓄謀已久。中國綜合實力和世界影響力逐步增長，美、日對中國和平崛起的戰略疑慮，是其調整對華政策的重要起因。二是，美日與台經濟利益休戚相關。台灣是美、日重要貿易夥伴，台灣海峽是美、日海上重要運輸綫，更是“兵家必爭”的軍事戰略要地。三是，台當局“拒統”離不開美日“保護”。陳水扁主政後，把投靠美、日作為拼“獨”保護傘，終極目標是建立美、日、台軍事同盟，“挾洋抗中、挾美拒統”。
  
　　台灣當局擬議中的首部《國安報告》，明列“中國崛起”與台灣外在安全的最大變數，誣稱“中國《反分裂國家法》是海洋擴張戰略的一環，意圖將統一後的台灣做為海洋擴張戰略的前進基地”。台灣當局的所謂“國安報告”與美國國防部每年的“中國軍力報告”，沆瀣一氣、如出一轍、同唱一個調，台當局甘當美、日“棋子”，希望台灣安全“國際化”。由此可見，不管美、日能否達到幹擾、破壞、遏制中國和平崛起的目的，但美、日利用台灣反制中國和平崛起，而“台獨”分裂勢力又迎合美、日遏阻中國和平崛起，這已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

　　三、對台灣問題與中國和平崛起的幾點思考
  
　　中國和平崛起與中國和平統一，需要一個漫長而漸進的發展過程。事實證明，在中國和平崛起的歷史長河中必將出現種種機遇和挑戰，其中台灣問題是最嚴峻的挑戰。
  
　　（一）全面辨證地看待目前複雜嚴峻的台海形勢
中央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堅決打擊、遏制“台獨”分裂勢力，總攬全局，策略因應錯綜複雜的台海局勢，台灣仍然控制在一個中國大框架內。我們要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全面、准確、客觀地分析和把握當前複雜、嚴峻的台海形勢，以及我遏制“台獨”的總體戰略優勢，冷靜、前瞻性地評估極端“台獨”分裂勢力可能給兩岸帶來的現實危害性，澄清思想上的模糊、片面認識，克服盲目、急躁情緒，不斷增強憂患意識，認清形勢，統一思想，堅定信心。
  
　　一是，一個中國大格局始終未改變。盡管台灣加速“去中國化”步伐，但除了靠幾個受“金援外交”資助的小國支持外，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不予承認。美、日、俄等大國和英、法、德等歐盟主要國家及東南亞諸國，都堅持奉行一個中國政策（當然一些國家內心并不樂見中國統一）。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在世界政治、經濟舞台所發揮的作用舉足輕重，中國的大國外交、周邊外交、發展中國家外交“三層次”外交策略是成功的，在打擊、遏制“台獨”方面取得了國際上的支持。即使美國等對台灣有戰略企圖的國家，它們也擔心切香腸式的“台獨”切到自己手指，不願被台當局拖下水與中國直接對抗。布什第二任內面臨的全球反恐、北韓核武、伊拉克反美武裝以及中美經濟磨擦等問題，都需要中美兩國良性互動。
  
　　二是，台灣主流民意“求和求利求發展”不可逆轉。島內多次民調顯示，80％以上的台灣民衆希望維持兩岸“和平、互利、雙贏”的現狀。今年5月20日，台“陸委會”最新民調顯示，85.9％主張維持現狀，其含義是維持和追求“兩岸和平”現狀；維持和追求“兩岸經貿合作”現狀；維持和追求“兩岸未來發展雙贏”現狀。台灣主流民意更顯示，不希望因“台獨”引發兩岸“兵戎相見，同胞相殘，血流成河”。目前大多數有理性的台灣民衆已經逐步看到，“切香腸”式的“台獨”自以為得意，實際在切自己的手指，不自量力。丘宏達先生稱，“台獨和反攻大陸一樣天真”。陳水扁當局搞“去中國化”“公投制憲”“法理台獨”，不得人心，後果不堪設想。
  
　　三是，對陳水扁當局不應抱任何幻想。陳水扁剛上台執政迫於羽翼未豐的現實，還不敢明目張膽地推行“急獨”路綫，陳連任後島內“台獨”勢力坐大、猖獗，肆無忌憚地利用執政權力不斷擴大兩岸敵對性，用煽動民意、敵視大陸拼“獨”；用“去中國化”加速拼“獨”；用“金錢外交”極力拼“獨”，將兩岸緊張關係極大化，并藉機向美軍購、交保護費，向美靠攏，給兩岸關係和亞太地區和平穩定帶來嚴重威脅，未來兩岸關係不確定的危險因素仍然存在。為此，我務必要保持清醒的認識和高度戒備，做好與島內“台獨”分裂勢力長期鬥爭的准備，特別是做好應對“台獨”勢力鋌而走險與我“攤牌”的各種准備。
  
　　四是，連宋“登陸”後國民黨大陸政策仍須觀察。今年連戰、宋楚瑜，鬱慕明成功訪問大陸，開辟了兩岸政黨高層領導人直接對話與溝通的新渠道，為開創兩岸政黨交往交流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礎。但陳水扁當局仍頑固堅持“台獨”立場，拒絕接受“一中”原則、“九二共識”，甚至拒絕大陸一系列善意。而目前國親兩黨并不執政，無公權力，盡管連、宋回台都強調要落實、推動兩岸政黨交流及經貿、三通、旅游、貨運直航等，但難度相當大。即便新當選的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宣稱將延續連戰訪問大陸確定的國民黨大陸政策，但馬屬外省籍第二代，大陸情結比連、宋少，本土意識比連、宋多，在具體操作過程中，不可能完全照抄國民黨長期來形成的大陸政策，也不應完全排除未來國民黨大陸政策發生變化的可能性。因此，對連、宋、鬱訪問大陸的重要成果和重大意義及未來國民黨大陸政策走向，要從更長遠的眼光來觀察，我反對“台獨”分裂勢力及其活動的鬥爭仍然嚴峻、複雜，兩岸針鋒相對的政治鬥爭還在後頭，爭取祖國完全統一，任重道遠。
  
　　（二）正確處理台灣問題與中國和平崛起的密切關係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堅持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建設一支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確保國防安全，是黨執政的一項重大戰略任務”。這是中央建構“富國強兵”的戰略，中國和平崛離不開這個大戰略。

　　一是，國家主權與經濟建設的安全仍居首位。中國五千多年歷史，曾經有過巨大輝煌，也遭受到西方列強掠奪，中國人經過百年奮鬥開始站起來了。將國家主權與經濟建設的安全放第一位，適應國際環境和兩岸複雜、嚴峻形勢的需要，必須正確處理好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與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與我國正在進行的現代化建設“三者”之間的關係。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必須有強大的國防力量作後盾；國防力量的增強和國家綜合實力的提升，必須依靠經濟建設的持續、穩定，健康發展；而經濟建設和發展，又離不開和平與穩定的國際環境和兩岸關係。最終解決台灣問題，不論是和平解決或武力解決，都需要靠綜合實力作堅強後盾。

　　二是，盡最大誠意和最大努力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從目前綜合各方面因素分析，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有利於現代化建設大局、有利於兩岸同胞情感融合、有利於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有利於地區和國際局勢穩定。“力爭和，准備武”，并不矛盾。只有遏制“台獨”，才能避免“動武”；只有祖國強大，才能遏制“台獨”。今年3月14日十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通過的《反分裂國家法》指出，“台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或者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國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它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三是，中國和平崛起是解決台灣問題的重要基礎。中國和平崛起，才有能力遏制“台獨”，最終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中國和平崛起，才有實力以非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中國和平崛起，更需要和平穩定的兩岸關係和穩定的國際環境。毋庸置疑，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耗時長，難度大，難有明確的時間表；需要付出的成本也高，難以充分預估；用非和平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看似時間短些，但同樣難度極大，需付出的代價沉重，無法估量。和平與非和平解決台灣問題，都須付出巨大代價，都將對中國和平崛起產生重大影響。

　　（三）充分發揮香港“一國兩制”示範作用

　　鄧小平“一國兩制”偉大構想最早為解決台灣問題所設計，但卻在1997和1999年香港和澳門得以實踐。港澳回歸實施“一國兩制”初顯成功，但未來要達到對台垂範的目標，道路仍是相當漫長而曲折的。

　　一是，深人探討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保持香港、澳門繁榮穩定是黨在新形勢下治國理政面臨的嶄新課題”。香港實施“一國兩制”最終能否成功，對解決台灣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示範作用。香港走過回歸八年的曲折歷程，尤其是2003年發生“七月事態”以來的政治鬥爭證明，“一國兩制”構想如何實踐，沒有現成答案。成功實施“一國兩制”，需要付出高昂的“學費”，甚至付出沉重的代價。回歸後的香港形勢複雜嚴峻，鬥爭依然尖銳。台當局經常借題發揮、惡毒攻擊“一國兩制”；西方敵對勢力對港滲透嚴重；而所謂的“民主派”企圖與“台獨”分裂勢力相勾結，台當局也企圖利用“反中亂港”分子，制造事端，破壞港台關係發展。因此，香港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特區政府按《香港基本法》依法行政，中央政府駐港機構按“錢七條”處理涉台事務，確保香港繁榮、穩定，這對解決台灣問題至關重要。

　　二是，充分利用香港的資源和獨特優勢，擴大港台民間各項交往交流，推動港台關係健康發展。港台政治、經濟、社會、人脈關係，千絲萬縷，香港在兩岸交往中具有鮮明、獨特、不可替代的中介和橋梁作用。據港特區政府統計處2004年統計：（1）港台貿易總額為260.6億美元，台灣順差134.4億美元，台是香港第四大貿易夥伴（僅次於內地、美國、日本），第三大貨物供應地（次於內地和日本）和第五大出口市場（次於美國、內地、英國、德國）；（2）港台相互投資案150件，投資總額3.3億美元。截年去年6月台灣公司在港設立地區總部29家，設立地區辦事處128家，台資銀行在港有13家分行，台資企業有31家在港掛牌上市；（3）港台人員往來達260餘萬人次，其中台灣居民赴港207萬人次，香港居民赴台53萬人次，香港是台民衆第二大旅行目的地（僅次於內地），台灣是香港民衆四大旅行目的地（次於內地、澳門、日本）。進一步擴大、推動港台民間交流，尤其是港台民間社團交流，必將對解決台灣問題產生積極而重要的影響。

　　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5月25日鄧小平先生會見捷克斯洛伐克黨中央總書記雅克什時指出，“能否真正順利地實現大陸和台灣的統一，一要看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結果，二要看我們經濟能不能真正發展。中國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是要靠自己的發展”。鄧小平先生高膽遠矚，其富有深刻內涵的重要講話告訴我們，無論是解決台灣問題還是實現中國崛起，都要以中國的經濟實力作後盾。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1987年4月6日鄧小平先生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談到，“台灣不實現同大陸的統一，台灣作為中國領土的地位是沒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會被別人拿去。現在國際上有好多人都想在台灣問題上做文章”。鄧小平先生精辟、精准的政治預測，讓我們後人感觸頗深，敬佩無限。

　　中國在相當長時期內仍然是發展中國家，需要進行長期艱苦奮鬥。對外“和平”、對內“和諧”，是中國主政者施政的基調。中國的發展是和平的發展，中國的崛起將是和平的崛起，對任何國家都無威脅。所謂“中國威脅論”，是錯誤解讀或別有用心的渲染，中國永不稱霸是對世界負責任的堅定承諾。

　　總之，中國和平崛起是基於國家利益的戰略選擇，這不僅符合包括2300萬台灣人民在內的全中國人的最根本利益，也符合全世界絕大多數人民最根本利益。但台灣問題仍是中國和平崛起的“心腹之患”，實現國家完全統一和中國和平崛起，任務相當艱巨。

  （本文發表於上海東亞研究所《東亞叢書》之八，200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