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香港回歸十年來，“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清晰地向世人表明，把“一國”高度的原則性與“兩制”實事求是的靈活性有機地結合，不僅是解決港澳問題的歷史性創舉，也對解決台灣問題有著重要啓示。本文作者從維護國家的主權與領土完整、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簽訂“兩岸和平協議”、加強兩岸交流交往、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等方面，總結了香港回歸對解決台灣問題的幾點啓示。

  新中國成立之初，由於長期內戰剛結束，百廢待舉，百業待興。同時，正面臨著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反華勢力的封鎖和包圍，在此歷史大背景下，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香港做出了極具戰略眼光的“暫不收回，維持現狀”的決定。1959年，毛澤東針對黨內少數人的急躁情緒指出：從世界戰略的全局出發，香港還是暫時不收回來好，我們不急，目前對我還有用處。無疑，當時中國最大而緊迫的任務是，盡快恢複國民經濟，建立和擴大對外關係，鞏固新中國政權。

　　1960年中央提出了對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外交戰略服務，這個重大戰略決策被後來中國改革開放利用香港走向國際的實踐所證明是完全正確的，可以說中國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快速發展和取得成功，香港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據商務部統計，截至2006年10月，內地吸收香港直接投資項目達26.61萬個，合同港資金額5831.27億美元，實際使用金額達2749.81億美元，占中國吸引外資比重分別為45.42%、40.71％和40.98%。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國共產黨遵循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綫，做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重大戰略轉移。以鄧小平為首的黨的第二代領導核心高瞻遠矚，提出了用“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解決歷史遺留的台、港、澳問題。1984年6月22日、23日，鄧小平在分別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和香港知名人士鐘士元等人時指出，“1997年恢複行使對香港的主權後，香港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法律基本不變，生活方式不變，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國際貿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變，香港可以繼續同其他國家和地區保持和發展經濟關係”。“實現國家統一是民族的願望，一百年不統一，一千年也要統一的。怎麼解決這個問題，我看只有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我們采取‘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辦法解決香港問題，不是一時的感情衝動，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從實際出發的，是充分照顧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的”。

　　回頭看香港回歸十年所走過的路，雖然道路坎坷，常有波折，充滿挑戰與考驗，但實踐證明，“一國兩制”理論是一個完整的、系統的科學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傑出貢獻和發展，對維護世界和平和地區穩定也作出了重要貢獻。用“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解決香港問題符合中國實際，既堅定地維護了國家的主權與統一，又保持了香港的長期繁榮與穩定。“一國兩制”實踐清晰地向世人表明，把“一國”高度的原則性與“兩制”實事求是的靈活性有機地結合，是解決港、澳問題的歷史性創舉。筆者認為，對解決台灣問題的重要啓示主要有五點：

　　一、堅定不移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堅決反對和遏制“台獨”分裂勢力及其活動，以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中國政府為恢複對香港行使主權，同英國政府進行了長期的艱苦談判，核心問題是歷史遺留下的中英“三個殖民條約”是否有效和“主權”及“主權換治權”等重大原則問題。中國政府始終強調并堅持，用槍炮政策強加給中國人民的不平等條約，理所當然無效。維護國家的主權是重大原則問題，中英談判“主權”問題沒有回旋的餘地。  

　　解決台灣問題，堅持體現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一個中國原則是重要的基礎和前提。台灣問題由來已久，歷史和現狀錯綜複雜。國民黨退踞台灣地區後執政五十多年，兩岸在一個中國原則問題上有過默契，包括大陸海協會與台灣海基會達成重要的香港“九二共識”。民進黨執政七年多來，一個中國原則受到嚴峻挑戰，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受到威脅。未來島內無論哪一個政黨執政，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始終是發展兩岸關係和實現和平統一的重要基礎。全國人大九屆五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和黨的十六大報告首次寫入了被稱為一中原則的“新三句”:“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這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所堅持的重大原則和立場，進一步體現了維護一個中國原則的堅定性、務實性和包容性。一個中國原則，不論是過去、現在或將來，都是我解決台灣問題的“底綫”。這一重大原則問題沒有協商的餘地和談判的空間。對民進黨當局否認一個中國原則，大搞“漸進式台獨”，企圖通過“公投制憲”實現“台灣法理獨立”，我理應堅決反對，決不允許“台獨”分裂圖謀得逞。

　　當然，台灣問題的成因、歷史背景、發展現狀，與香港、澳門不盡相同，有其更加複雜和特殊的一面。港、澳問題是英國、葡萄牙對中國進行殖民主義侵略遺留的歷史問題，台灣問題則完全屬於中國內政即內戰遺留的問題。“一國兩制”的港、澳模式不能簡單與“一國兩制”的台灣模式劃等號，要排除內外各種幹擾，依靠中國人的睿智和創意，探討“一國兩制”解決台灣問題的新模式，最終實現祖國完全統一。

　　二、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主題，盡最大誠意和最大努力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以維護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
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兩大主題。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構想解決中國的統一問題，順應了世界發展的潮流，是對和平共處原則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中英、中葡通過國與國和平談判，最終按照“一國兩制”方針解決了港、澳問題，維護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事實證明，用和平的方式解決港、澳問題，的確是上上策。

　　解決台灣問題，同樣應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早期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對台方針經歷了“武力解放台灣”到“和平解放台灣”兩個階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黨和國家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確立了和平統一大政方針。此後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1981年9月30日葉劍英對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1983年6月26日鄧小平會見美籍華人學者，都對和平統一方針做出進一步闡述，最終形成用“一國兩制”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1995年1月3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發表題為《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的重要講話，精辟地闡述了鄧小平關於“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的精髓，并就現階段發展兩岸關係、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提出了八項主張。2002年11月胡錦濤在黨的十六屆一中全會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主持對台工作以來，強調要繼續貫徹中央對台方針、政策，并提出了新形勢下對台工作的新思路、新主張、新論述。突出的是，2005年4月29日胡總書記會見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國共兩黨主要領導人首次歷史性會談，共同發表了“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2006年4月16日胡總書記與連戰第二次會見，強調“和平發展理應成為兩岸關係發展的主題, 成為兩岸同胞共為之奮鬥的目標”。這對推動 兩岸關係進一步緩和, 逐步構建兩岸關係和平穩定 發展的框架產生了積極影響。 

　　盡最大誠意和最大努力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有利於兩岸同胞情感融合, 有利於兩岸人民共享社會和諧穩定、經濟繁榮發展, 有利於現代 化建設大局, 有利於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 有利於維護亞太地區和國際局勢穩定。對台不能輕易訴諸武力, 也不能承諾放棄武力。鄧小平曾警告說: “絕不能輕易使用武力, 因為我們精力要花在經濟建設上, 統一問題晚一些解決無傷大局” 。當然, 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 是針對外國勢力幹涉中國和台灣分裂勢力搞“台灣獨立”圖謀的。不放棄使用武力, 正是為了最終不使用武力。


　　三、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適時恢複兩岸平等協商，簽訂“兩岸和平協議”，以利於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

　　中英兩國為解決香港問題，談判歷經艱難和波折，充滿鬥爭和合作，既有堅持、又有妥協，最終簽訂了《中英聯合聲明》、制定了香港《基本法》，為確保香港平穩過渡及主權順利交接提供了堅實的法律保證；為中國對外和平發展樹立了良好的國際形象，促進了中英兩國關係的正常化發展。 

　　解決台灣問題，在實現統一之前有必要簽訂一個“兩岸和平協議”。上世紀九十年代，兩岸官方授權的大陸海協會與台灣海基會接觸、商談的大門已打開。1992年“兩會”在香港會談後達成重要的“九 二共識”；1993 年著名的“汪辜會談”在新加坡舉行；1998 年“汪辜”在上海第二次握手後辜振甫專程赴北京，受到江澤民主席接見。2005 年 4 月胡錦濤總書記與連戰主席在共同發布的“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中指出，“促進盡速恢複兩岸談判，共謀兩 岸人民福祉”，“促進終止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可以預判，中國國民黨的立場與我確立的“在 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暫時擱置某些政治爭議，盡早恢複兩岸對話和談判”，以及“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的方針是基本相吻合的。利用國共兩黨已經建立的平台，適時簽署“兩岸和平協議”，可為未來兩岸政治談判打下關鍵性的基礎。

　　統一前，如能簽署“兩岸和平協議”，必然是順應台灣“求和平、求安定、求發展”的主流民意。目前，兩岸雖然民間交流十分頻繁，但兩岸敵對狀態并未正式結束，台灣當局別有用心常加以利用，誤導民衆“仇視”大陸，這對我爭取台灣民意帶來不少負面影響。簽署“兩岸和平協議”，必將有利於維護兩岸同胞權益，有助於推進兩岸全面交流與合作，有益於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符合“一國兩制”下構建中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需要及符合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歷史潮流。 

　　四、堅持“以人為本” , 推動交流, 加強合作, 爭取台灣民心, 為最終解決台灣問題創造有利的條件
香港回歸後，中央從香港實際情況出發，實事求是，以人為本， 將“民心回歸”作為重要工作來抓，出台了一系列惠港經濟政策，以推動內地與香港的經濟合作為重點，以擴大文化交流為紐帶，增進香港民衆對祖國大陸的了解。香港一切工作不惜以最大的代價，努力爭取廣大香港市民民心的回歸。 

　　解決台灣問題，同樣需要進一步強化“寄希望於台灣人民”方針及爭取台灣民心工作。台灣遭遇荷蘭、日本等外國殖民統治數十年，與祖國大陸分離甚久，台灣人民要求實現當家作主的願望和要求維護切身的利益，本是合乎情理的事。 1987年11月在我“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影響下，台灣當局同意開放老兵赴大陸探親，兩岸交往大門從此打開，兩岸人員往來和經貿合作、文化交流，如排山倒海之勢不可逆轉。迄今兩岸人員往來突破 4250 多萬人次；兩岸貿易總額突破 6000 億美元；台商在大陸投資總額近千億美元。即使島內“台獨”分裂勢力時常制造事端企圖惡化兩岸關係，大多數台灣民衆仍期待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但由於兩岸長期隔絕和台灣當局誤導太多，台灣民衆對大陸了解不够，誤解太深，并導致互信不足。在維持兩岸現狀的大格局下，兩岸加強交流、增進互信、增加共識、共同發展、共謀統一，顯得尤為重要。島內多次民調顯示，80%以上的台灣民衆希望維持兩岸“和平、互 利、雙贏”的現狀，“求和平、求安定、求發展”的台灣主流民意不可逆轉。未來爭取台灣民意工作最有效的途徑和手段是，進一步擴大兩岸人員往來；進一步加大兩岸經濟依存度；進一步擴大兩岸民間文化交流，促進台灣同胞對一個中國的認同。

　　兩岸各項交流是心靈的溝通、是親情的融合、是依存度的積累，最終兩岸之間將會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局面。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我們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台灣同胞具有的光榮的愛國主義傳統，是發展兩岸關係的重要力量。我們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生活方式和當家作主的願望”。同時強調，“除了極少數頑固堅持‘台獨’立場的人以外，歡迎台灣各黨派、各界人士同我們交換有關兩岸關係與和平統一的意見”。2006年11月12日胡錦濤總書記在孫中山誕辰140周年紀念大會上強調，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我們要“以誠相待、坦誠相商，精誠團結，熱誠合作，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促進祖國和平統一”。

　　五、維護香港長期繁榮與穩定，推動港台關係健康向前發展，為解決台灣問題發揮垂範作用

　　香港回歸九年多實踐，已經向世人表明中國用“一國兩制”模式成功地解決了歷史遺留問題。更重要的是，香港回歸後繼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發展，700 萬市民對“一國兩制”的認同更趨於清晰，讓世界各國堅信香港未來的發展會更加輝煌，對解決台灣問題的垂範作用也將逐步顯現。

　　解決台灣問題，推動港台交流、密切港台關係、發揮香港的垂範作用尤為重要。台灣與香港政治、 經濟、社會、人脈關係，千絲萬縷，在兩岸交往中香港具有鮮明、獨特、不可替代的中介和橋梁作用。據台灣“財政部”統計，1996 年至 2006 年 11月底，港台貿易總額為 3391.5 億美元，台是香港第四大貿易夥伴；港台相互投資項目1300 多個，投資總額逾 36.7 億美元。據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近十年來港台人員往來達 2800 多萬人次，香港是台灣民衆第二大旅行目的地(僅次於內地)，台灣是香港民衆第四大旅行目的地(次於內地、澳門、日本)。未來應進一步擴大港台民間各項交流，推動港台關係健康發展；進一步利用香港的資源和優勢，發揮橋梁和中介作用；進一步做好愛國愛港社團工作，壯大香港愛國統一戰綫；進一步加大宣傳香港成功實施“一國兩制”的力度，引導台灣人民正確認識我對港方針政策。

　　“一國兩制”對解決台灣問題能否發揮垂範作用，關鍵是“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能否最終取得成功，并獲港人的認同、支持。目前絕大多數香港同胞熱愛祖國，擁護統一，不贊成“台獨”。2000 年5 月10 日，香港立法會以 43 票贊成、零票反對、1 票棄權的大比數通過了 “反對台灣獨立”的決議案，“台獨”在香港沒有市場。2006 年6月香港大學民調顯示，52%認為“一國兩制”適用於台灣，近80%反對“台獨”。近幾年，台灣當局對香港成功實踐“一 國兩制”看不順眼，經常搬弄是非、顛倒黑白，惡毒攻擊“一國兩制”，插手香港事務， 企圖破壞港台關係健康發展，這正說明“一國兩制”在香港成功。 

　　總之,“一國兩制”是人類歷史的偉大創舉，是中國實現現代化強國的重要戰略國策。香港成功實施“一國兩制”對解決台灣問題的重要啓示告訴我們:(1)對台工作要始終堅定不移地服從和服務於國家經濟建設大局和新世紀國家戰略機遇期。要看到中國和平發展與中國和平統一，需要一個漫長而漸進的發展過程。(2)要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黨的“和 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和現階段發展兩岸關係、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以及胡錦濤總書記關於發展兩岸關係的重要意見。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這個主題，以人為本，爭取民心，推動兩岸人員往來、經貿合作和各項交流。(3)要正確處理好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與堅持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與構建中國和諧社會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及維護世界和平三者之間的關係。(4)要全面、准確、客觀地分析和把握當前複雜、嚴峻的台海形勢和台灣問題複雜的外國因素，既要看到 我遏制“台獨”所具有的總體戰略優勢，又要前瞻性地預估到極端“台獨”分裂勢力的盲動可能給兩岸帶來的現實危害性，做好應對“台獨”勢力藉“公投制憲”，鋌而走險推動“台灣法理獨立”與我“攤牌”的各種准備。(5)要繼續深入探討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的“保持香港、澳門繁榮穩定”這一“嶄新課題”，發展香港經濟和民生，推動香港和諧社會建設，確保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發展，讓香港成功實施“一國兩制”的成果，對解決台灣問題發揮重要的垂範作用。
   
（本文發表於《上海市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