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回顧和紀念中共建黨百年歷史，可以看到中共五代領導集體為實現國家統一大業，嘔心瀝血，殫精竭慮，一代接一代不斷努力推進。如今，中共確立并始終堅持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對台方針，正是中共領導集體作出的極具科學創意的重大戰略決策。在這個過程中，中共做出的一系列對台決策與政策，充滿了高超的政治智慧與遠見卓識，體現了堅定的“必統”意志、決心和信心，蘊含著對廣大台灣同胞的無限深情與關愛。

　　一、中共五代領導集體對台決策與方針一脈相承

　　中共五代領導集體對台決策與方針，堅持堅定的原則立場和准確的把脈民意，保持淡定的戰略自信和清醒的底綫思維，發揮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靈活的包容策略，胸懷高度的民族情懷和博大的政治胸襟。

　　1.毛澤東時代對台決策與解決台灣問題所處的大背景。1949年中共取得全國政權，唯國民黨退守台灣。此時雖然內戰剛結束，國家一窮二白，百廢待興，但中共果斷決策按照1947年中共中央關於《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發出“解放全中國”的指令，准備一舉解放台灣。然朝鮮戰爭爆發，中國志願軍“抗美援朝，保家衛國”，解放台灣暫時擱下。但此後中共一直沒有放棄“武統”“和統”台灣“兩個選項”，希望盡最大努力實現“和平統一”。1955年4月周恩來總理根據中共中央授權，在出席亞非會議（萬隆會議）上指出：“中國人民解放台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向全世界公開提出“和平解放台灣”的方針，也是中共解決台灣問題重要戰略決策的一次根本性轉折。同年5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擴大會議重申了這個方針。1956年毛澤東委托赴香港的章士釗先生轉達中共中央致蔣介石的信，提出“和平統一”的具體辦法。1963年中共將對台政策歸納為“一綱四目”，即台灣必須統一於中國。台灣統一後，除外交上必須統一於中央外，台灣之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委於蔣介石；台灣所有軍政及經濟建設一切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政府撥付；台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待條件成熟並尊重蔣之意見協商決定後進行；雙方互不派特務，不做破壞對方團結之舉。由此可見，上述中共對台決策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而且此間“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對印自衛反擊戰、珍寶島自衛反擊戰”，“四戰”打出了中國軍威、國威，捍衛了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聯合國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席位，尼克鬆訪華後中美關系也開始正常化。這也說明在兩岸隔絕長達38年之久的年代裡，中共對台戰略決策已經在傾心勾畫著“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科學構想的雛形。

　　2.鄧小平時代對台決策與解決台灣問題所處的大背景。1976年“十年文革”動亂結束，1978年12月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全面“撥亂反正”，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此時，雖然國際、國內面臨諸多嚴峻挑戰，中蘇關系惡化，蘇軍陳兵百萬於我東北，中央決策對越自衛反擊戰，工作千頭萬緒，但統一的步伐從未停下。為解決台灣問題，197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1981年葉劍英委員長提出“葉九條”、1983年鄧小平提出“鄧六條”。《告台灣同胞書》和“葉、鄧”重要講話，分別以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和中共領導人身份，闡述了緩和改善和發展兩岸關系的一系列政策主張，是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作出的重大決策。重點是：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對台方針。解決兩岸統一，“將尊重台灣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的意見，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不使台灣人民受損失”。建議通過商談盡快結束“兩岸軍事對峙狀態”，實現“通商、通郵、通航和兩岸人民的正常往來”，舉行兩黨“平等會談”，實行國共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與地方談判。提出“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也寄希望於台灣當局”，“和平統一不是大陸把台灣吃掉，當然也不能是台灣把大陸吃掉”。命令人民解放軍“停止對金門等島嶼炮擊”。至此，伴隨著兩岸交往大門的打開，一國兩制對台大政方針基本確立，核心即一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與統一後“兩制并存，高度自治”（不贊成台灣“完全自治”），并在香港、澳門先行實施。

　　3.江澤民時代對台決策與解決台灣問題所處的大背景。1992至2002年期間，中共召開了十四大、十五大，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對中國繼續“改革開放”，對加快經濟發展作出了戰略部署。同時強調，堅定不移地按照“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積極促進祖國統一。致使兩岸交流交往蓬勃發展，“海協會”和“海基會”在香港會談達成“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但此時台海局勢也曾出現“重大危機”，一融即發，李登輝竄訪美國，拋出“兩國論”，台灣“政黨輪替”等。為化解台海危機，穩定台海大局，1995年江澤民總書記提出“八項主張”，重點指出：“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實現和平統一的基礎和前提”；“中國的主權和領土決不允許分割，任何制造台灣獨立的言論和行動都應堅決反對”；“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生活方式和當家作主的願望，保護台灣一切正當權益”；“歡迎台灣當局領導人以適當身份來訪，也願意接受台灣方面邀請前往台灣”。毫無疑問，“八項主張”精辟地闡釋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思想的精髓，是中共從兩岸關系實際情況出發，對一國兩制構想的繼承和發展（比港澳更寬鬆），成為中共指導對台工作的綱領性文獻。

　　4.胡錦濤時代對台決策與解決台灣問題所處的大背景。2002至2012年十年期間，兩岸實現“包機直航”和全面“三通”，進入“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階段，“兩會”簽署一系列經貿等協議。盡管陳水扁拋出“一邊一國論”，推動“參聯公投”，但2005年實現了歷史性的“胡連會”，提出“推進兩岸和平發展主軸”這一重大概念。2008年國民黨重返執政，兩岸官方接觸、互動，開始機制化、制度化。期間，中共召開十六大、十七大，以胡錦濤為核心的中共第四代領導集體強調，“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決不動搖，爭取和平統一的努力決不放棄，貫徹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決不改變，反對‘台獨’分裂活動決不妥協”。2008年12月31日紀念《告台灣同胞書》30周年胡錦濤又提出“六條意見”：恪守“一中”，增進政治互信。推進經濟合作，促進共同發展。弘揚中華文化，加強精神紐帶。加強人員往來，擴大各界交流。維護國家主權，協商涉外事務，結束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當時台灣當局領導人辦公室發言人王鬱琦曾評價，“胡錦濤的講話體現了30年來大陸對台政策的變遷與策進兩岸關系發展的思路”。顯而易見，“六點意見”是中共從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戰略高度，對30年來對台工作實踐、成果和經驗，進行了全面、精辟和深入的總結，並形成“與時俱進”的對台政策。

　　5.習近平主政對台決策與解決台灣問題所處的大背景。2012年中共召開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此時，中國經濟建設取得快速、穩健發展，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穩定，各項工作“與時俱進”。但同時面對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和繁重艱巨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和反腐等任務。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第五代領導集體，把握全局，精准研判，縝密決策。2015年“習馬會”，兩岸關系實現70年來重大突破，經貿文化等各領域交流合作日益頻繁。然民進黨再度執政，拒絕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制造兩岸對立，“倚美謀獨”。特朗普狂打“台灣牌”，大陸“武統”聲量上升，台海局勢更顯複雜嚴峻，兩岸關系在曲折中艱難前行。但無論形勢如何變幻莫測，2017年中共十九大仍強調：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明確界定了兩岸關系的根本性質，是確保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關鍵。承認“九二共識”的歷史事實，認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兩岸雙方就能開展對話，協商解決兩岸同胞關心的問題，台灣任何政黨和團體同大陸交往也不會存在障礙。強調“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2019年1月2日習總書記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會上提出：“攜手推動民族複興，實現和平統一目標；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維護和平統一前景；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夯實和平統一基礎；實現同胞心靈契合，增進和平統一認同。”2014年以來習總書記還先後提出“兩岸一家親”、“融合發展”、“心靈契合”、“聚同化異”、“命運共同體”、“平等協商”等六大論述。由此可以清晰看到，中央對台決策與方針，既正視歷史，面對現實，又放眼未來；既立足於兩岸同胞的切身利益，立足於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又體現了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透視出中共對台決策“著眼全局，深謀遠慮，以和為貴，唯和與合”的儒家道德與實踐原則，彰顯了中共新一代領導人在解決台灣問題上的極大寬容與博大胸襟。

　　二、中央對台決策面臨七十年來最特殊、最複雜的兩岸關系

　　當前兩岸在政治上“對立”，軍事上“敵對”，對外事務“針鋒相對”，但經濟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間交流與合作“方興未艾”。而且實現國家統一大業，受到島內和外部勢力的嚴重幹擾與破壞。
1.美國無疑是幹擾中國實現統一的最大外部障礙。

　　一是，美國全球戰略中“以台制華”戰略是其中之一。1979年中美建交，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握手言和，深層次原因是，中國作為全球人口最多、實力最強的“發展中大國”，美國不能視而不見。同時，因美蘇兩強“爭霸”，美國采取“聯華制蘇”策略。但“台灣牌”沒有、也不會輕易放棄，中美建交才三個多月，時任卡特總統簽署了《與台灣關系法》，之後裡根總統簽署了《對台六項保證》。今天的中國快速發展壯大，美國更需要“台灣牌”，甚至想“拉幫結派”，圍堵、牽制、遏制中國。

　　二是，美國“以台制華”戰略與“印太戰略”捆綁升級。2017《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把台灣納入印太戰略範圍，今年4月21日參議院“外委會”通過“2021年戰略競爭法”，承認台灣是“美國印太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美、日、印、澳、韓聯盟，美向印度、日本等軍售戰機、導彈，美日強化合作將《美日安保條約》覆蓋釣魚島等，目標針對三海一島（台海、南海、東海及朝鮮半島）。其實，從奧巴馬、特朗普到拜登，都不忘將台灣納入圍堵中國陣綫。

　　三是，美國希望兩岸“和而不統，分而自治，永久分裂”。美國認為，處於第一島鏈重要戰略位置的台灣，如果與大陸統一，不符合美國的全球戰略。中美博弈中台灣是“廉價”工具，因為持續對台軍售符合美國軍火集團利益；助台“拓展國際空間”和頻念大陸“武統”有助渲染“中國威脅論”；提升美台官方往來層級的所謂《台灣交往法》《台灣保證法》《台北法案》《對台交往准則》等給“甜頭”，目的讓台灣當局死心塌地配合美國遏制中國。

　　四是，美國虛偽地利用台灣“棋子”並未給台灣帶來實質性好處。特朗普曾把“麥克筆尖”比作台灣，美AIT前主席莫健公開稱：美對台灣做每件事都需要透過代價與利益的“棱鏡”來檢視。美國知道自己雖強大，但尚未強大到與中國較量能絕對勝算。美國聯軍總司令麥克阿瑟曾坦言“和中國人打仗愚蠢到極點”。拜登新政府視“中國是美最具戰略競爭力的競爭對手”，無奈承認美中有需要合作的地方，多次重申堅持一個中國政策，繼續展開高層戰略互動。中國也不會允許美國亂來。

　　2.島內複雜的政黨政治成阻礙兩岸統一的重要內因。

　　一是，民進黨頑固堅持“台獨”黨綱，骨子裡不會放棄既有立場。民進黨從“穿草鞋”變“穿皮鞋”，前後執政已四屆近14年，“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在握。對內制造“綠色恐怖”，威脅島內統派，追殺國民黨。對大陸借“中華民國”之殼“去中國化”，大內宣“洗腦”“逢中必反”，明裡、暗裡推動“漸進台獨”。對外越來越明目張膽地擁抱、勾連、配合美國，“倚美謀獨”。

　　二是，國民黨政綱追求“統一之新中國”，白紙黑字雖然還在但已變質。今天的國民黨表面上抱著“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或“中華民國”的“九二共識”，骨子裡百年老黨的路綫已模糊、背離“一中”，反對“一國兩制”，圖謀“守台拒統”。行動上“拿香跟拜”“與綠比獨”，巴結美國，“親美遠中”。

　　三是，台灣政黨政治發展已將“中華民國”的“主權、治權、政權”捆綁。奪取台灣政權成為國、民兩黨的最高政治目標；不擇手段打擊對手是國、民兩黨鬥爭的政治焦點；國家統一，民族複興，根本不在國、民兩黨的議程範圍。今天的國民黨四分五裂，派系爭權，常演“宮廷”大戲，無力抗衡民進黨。當然，台灣民意善變，政黨輪替“常態化”，不能排除國民黨東山再起的可能。

　　四是，民進黨並沒有足够的能力顛覆“一中框架”。近期台灣民意基金會民調：民進黨政黨支持度僅三成，國民黨、民衆黨分別為18%、13%，兩黨相加與民進黨旗鼓相當。民進黨執政須面對多方壓力：“外向型”經濟受國際經濟影響，民衆盼改善民生、“口袋”鼓起；黨內派系爭權，藍綠政客惡鬥，民衆不願淪為“拼政治”的工具與祭品；兩岸關系緊綳，民意希望“和談”不希望“台獨”引火燒身。所以民進黨嘴上喜歡“吹哨壯膽”，行動上的“台獨”大動作也不敢輕舉妄動。大陸“遏獨”工具很多。

　　3.台灣民衆對中共認知受誤導被利用影響兩岸統一。

　　一是，一國兩制在台灣社會與政治的基礎極為薄弱。兩岸隔絕長達38年之久，1987年開放至今，2300多萬台灣民衆仍有三分之二未到過大陸，對大陸盲點、誤判、偏見諸多。歷史原因及客觀上造成“中華民國”在台灣民衆心裡根深蒂固，多數民意希望“維持現狀，不統不獨”，對統一無“動力感、緊迫感”，對“台獨”危害性與危險性認識不足，有些人“麻痹”甚至“麻木、冷漠”。一些玩弄政治的政客，雖為中國人，卻毫無中國之心，這是兩岸“和統”最基本的難點。

　　二是，民進黨當局別有用心的政治操控。輿論上“污名化”一國兩制是中共統戰陰謀，是“矮化”“吞并”“消滅”台灣。利用“悲情意識、本土意識”，制造“外省人與本省人”“本土政權與外來政權”矛盾，操作“愛台、賣台”，冠以台灣“被大陸打壓”，推動“台灣要自主獨立”，“抹紅、抹黑”國民黨，用以騙取選票獲得執政權。

　　三是，民進黨當局刻意扭曲一國兩制。香港回歸20多年一國兩制實踐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新變化，民進黨針對“23條立法”“占中事件”“國情教育”“普選方案”“修例風波”等，歪曲、放大，炒作“恐中仇中”，藉機唱衰“一國兩制”，說“今日香港就是明日台灣”，誣稱“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台獨”與“港獨”勾連，配合美英等敵對勢力介入，暗中支援“反中亂港”分子挑戰中央和香港特區“管治權”。 

　　四是，一國兩制將在“風雨”中曲折前行。實踐證明，一國兩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香港與內地的CEPA、自由行、人民幣兌換、陸生赴港就讀，台灣跟進“複制”。台灣民衆對回歸後的香港并不反感，每年約150萬人次到香港，女士喜歡到港買包包，港台貿易和轉口貿易總額愈千億美元。《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雖然深層次結構性矛盾未解決，但總體上政治與社會趨於穩定，主流民意支持警方嚴正執法，希望香港明天更好，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大陸貫徹一國兩制“國策”，不會動搖。

　　三、國家統一是中共的政治責任和歷史使命，也是實現“中國夢”和振興中華的崇高目標

　　為實現國家統一，正確的對台決策必然是建立在對形勢正確判斷的基礎之上；任何錯誤的對台決策必然會導致難以彌補的結局。

　　1.中共保持對台戰略定力，對國家統一充滿信心。

　　一是，“當今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這是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作出的判斷，在邁向新時代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征程中，面對統一路上遇到的各種艱難險阻與嚴峻挑戰，需要堅持戰略定力，保持戰略耐力，提升戰略實力，堅定維護一個中國大格局。即便台灣政黨輪替後兩岸關系嚴峻，目前暫無放棄盡最大努力爭取“和統”的機會，這個重要戰略決策高瞻遠矚。

　　二是，任何力量都無法阻擋兩岸走向統一。中國大陸綜合實力今非昔比，習總書記發出時代最強音：“兩岸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這不是口號，中國大陸完全有實力、有能力，最終解決統一問題。從維護國家主權、安全與利益需要，從維護全中國人民包括台灣同胞根本利益需要，從振興中華民族偉大事業需要，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中國都必須統一。這是歷史趨勢，是民心所向。

　　三是，大陸已牢牢掌握解決台灣問題的“決定權”。何時、用何種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不是美國說了算，也不是台灣說“想獨、要獨”就“能獨”。台灣問題屬中國內政，絕不允許外國勢力幹涉；“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這一基本事實任何力量都無法改變；兩岸交流合作得天獨厚，這種雙向利益需求任何力量都壓制不住”。
四是，中共對台決策的“底氣”越來越足。2020年10月23日習總書記在抗美援朝70周年大會講話中指出，“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中國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在任何困難和風險面前，腿肚子不會抖，腰杆子不會彎，中華民族是嚇不倒、壓不垮的！”無庸置疑，這種“底氣”來自於中國的實力，讓美國不敢輕視，讓“台獨”不敢輕舉妄動。

　　2.盡最大努力爭取“和統”，但不排除任何選項。

　　一是，中共對台決策始終抱著“親望親好”的理念。“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中國人要幫中國人”。骨肉同胞，血濃於水，兵戎相見，於事無補。台灣屬海島“淺碟型”經濟結構，90%以上的中小型企業和農漁民需要向外發展“賺錢”。大陸持續改革開放和廣闊的市場，百萬台商已經獲利良多，未來商機更多。

　　二是，中共對台決策始終貫穿尊重理解台灣主流民意。“我們要積極創造條件，擴大兩岸社會各界各階層民衆的接觸面，面對面溝通，心與心交流，不斷增進理解，拉近心理距離”。要和平不要衝突、要交流不要隔絕、要協商合作不要零和對抗，成為兩岸同胞的共同心聲。

　　三是，中共對台決策始終敞開胸襟面對島內複雜政局。大陸多次重申，“我們對台灣同胞一視同仁，無論是誰，不管以前有過什麼主張，只要現在願意參與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我們都歡迎”。對台灣政治選舉不予幹涉，希望台灣“不分黨派，不分階層，不分宗教，不分地域，都參與到民族複興的進程中來”。
四是，中共對台決策始終堅持遏制、打擊“台獨”絕不手軟。“台獨”勢力猖狂、囂張及其任何形式分裂活動仍然是對台海和平的現實威脅，必須繼續反對、遏制、打擊，不可能有任何妥協。大陸宣告海峽沒有“中綫”，軍演直言針對“台獨”，人民日報《告台灣情治部門書》，國安部重擊台灣間諜，嚴厲警告“勿謂言之不預也”。《國防法》修訂草案增加“制止分裂”“發展利益”八個字，可理解為如受任何威脅，勢必“動武”。

　　3.兩岸“融合發展”是有利於“和統”的最佳選擇。

　　一是，“融合發展”已經給台灣經濟帶來巨大“福音”。中共決策出台一系列惠台政策措施惠及台灣工商界，僅兩岸貿易歷年累計台灣順差就高達萬億美元。兩岸經濟依存度不斷加深，台灣當局如違反經濟規律，人為設置政治障礙制造所謂“脫鈎”，利益受害的必然是台灣經濟。

　　二是，“融合發展”可以促進兩岸交往溝通及“心靈契合”。通過兩岸文化、教育等各領域交流，“以心相交、尊重差異、增進理解，不斷增強民族認同、文化認同、國家認同”。“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夯實和平統一基礎”。

　　三是，“融合發展”可以把“大陸和台灣是不可分割的命運共同體緊緊連在一起”。“兩岸一家親”“同根同源、同文同宗，心之相系、情之相融，本是血脈相連的一家人”。

　　四是，“融合發展”可以把大陸改革開放的成果與台灣分享。大陸“願意首先與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機遇”，兩岸可“做大共同利益蛋糕”，造福於兩岸人民。

　　五是，“融合發展”可以共同維護台海和平遏制“台獨”可能帶來的災難。“台海動蕩緊張，兩岸衝突對抗，民衆深受其害；走和平發展之路，謀互利雙贏之道，利在兩岸當下，功在民族千秋”。

　　4.兩岸“平等協商”是實現和平統一的最好結局。

　　這裡有五個面向需要厘清：一是，兩岸統一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吃掉對方那就不是“和統”。“和平統一，是平等協商、共議統一”。中共幾代領導多次重申、強調。

　　二是，兩岸分歧應該努力創造條件“聚同化異”。2015年5月4日習總書記會見朱立倫指出，兩岸“不僅要求同存異，更應努力聚同化異”。“求同存異”和“求同尊異”的目標應該是“求同化異”。
三是，兩岸制度不同不是統一的障礙，更不是分裂的藉口。中共提出一國兩制的本意，就是為了照顧台灣現實情況，維護台灣同胞利益福祉。

　　四是，“兩岸的事是兩岸同胞的家裡事，當然也應該由家裡人商量著辦”。中國人的事，中國人決定，不需要、也不允許外國勢力插手。

　　五是，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問題“總不能一代一代傳下去”。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台灣任何政黨、團體同我們的交往，都不存在障礙。

　　結   語

　　總而言之，（1）中共對台戰略決策與方針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任何決策與政策，都必須考慮大局、全局，審時度勢，科學決策，精准施策，堅韌不拔。（2）統一前中共對台決策與方針將繼續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這根“定海神針”，並作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堅決反對、遏制“台獨”，堅定反擊外部勢力幹擾與破環。（3）中共對台決策與方針將繼續以高度的民族情懷，從兩岸同胞，骨肉天親，同氣連枝，兩岸是一家人，“兩岸命運共同體”出發，推進兩岸關系和平發展。（4）中共對台決策與方針將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兩制”台灣方案會充分照顧到台灣同胞利益和感情，“平等協商，共議統一”。（5）中共對台決策與方針將繼續深化兩岸多方位利益的“融合發展”，共創兩岸互利雙贏，增進兩岸同胞福祉。最終解決台灣問題，是由兩岸人民決定。

        （原載香港《中國評論》月刊2021年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