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2021年7月11日電　（記者　沈而忱　段曉魯）由香港兩岸客家研究中心主辦的“1921－2021：百年記憶·紅色客家”暨“講客堂”第九講7日在香港舉行。華東師範大學兩岸交流與區域發展研究所所長仇長根以《中共對台決策的六大戰略思考》為題作在綫發言。仇長根指出，回顧歷史，不難看出中共對台決策主要有六大戰略思考：第一，對台決策從全局出發，服務於戰略機遇期和民族複興；第二，盡最大努力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但不排除任何選項；第三，從實際出發，與時俱進，不斷深化一國兩制對台方針；第四，反獨促統，遏制“台獨”，作好不惜一切代價准備；第五，秉持“親望親好”理念，充分尊重并理解台主流民意；第六，對於外部勢力幹涉台灣問題，針鋒相對，從不妥協。

　　仇長根提到，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百年來中共為“國家統一，民族複興”，嘔心瀝血，砥礪前行，百折不撓，一代接著一代地不懈努力。如今，確立并堅持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是中共作出的極具科學創意的重大戰略決策，充滿了高超的政治智慧與遠見卓識，體現了堅定的“必統”意志與決心和信心，蘊含著對台灣骨肉同胞的無限深情與關愛。回望歷史，不難看出中共對台決策主要有六大戰略思考：

　　一是，對台決策從全局出發，服務於戰略機遇期和民族複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2年來，中共五代領導集體對台決策與方針一脈相承。毛澤東時代對台戰略決策的一次根本性轉折：即1955年4月“萬隆會議”周恩來總理根據中共中央授權，第一次向全世界公開提出“和平解放台灣”的方針。1963年中共將對台政策歸納為“一綱四目”，由此傾心勾畫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科學構想的雛形。鄧小平時代，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起，撥亂反正，集中精力實施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對台方針正式確立。這一偉大創舉“改變了歷史上但凡收複失地就要大動幹戈的所謂定勢”。中共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大，以江澤民和胡錦濤為核心的第三、第四代領導集體，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八字方針”，努力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中共十八大、十九大以來，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中共領導集體，確定了新時代對台方略，核心是：繼續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并提出“新時代”三大歷史任務，即“推進現代化建設、完成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與共同發展”，對台工作堅定不移地服從和服務於這一國家戰略及目標的實現。

　　二是，盡最大努力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但不排除任何選項。1955年5月毛澤東曾說：我們跟台灣要“和為貴，愛國一家　”。十年後的1965年7月毛澤東賦詩《臨江仙》：“明月依然在，何時彩雲歸”，表達了希望蔣介石回大陸安度晚年。1979年1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1981年9月30日葉劍英委員長提出“葉九條”；1983年6月26日鄧小平會見美籍華人楊力宇教授提出“鄧六條”。這三個動作分別以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和中共領導人身份，呼籲商談結束“兩岸軍事對峙狀態”，簽訂兩岸和平協議。提出了“一國兩制”偉大構想，和平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實現國家統一。2019年1月2日習總書記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會上提出：“攜手推動民族複興，實現和平統一目標”等五條意見，這是建國以來中共第五代領導集體堅持對台“八字方針”和指導對台工作的綱領性文件，也是中共堅持堅定的原則立場和准確的把脈民意；保持著淡定的戰略自信和清醒的底綫思維；發揮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靈活的包容策略；胸懷高度的民族情懷和博大的政治胸襟。

　　三是，從實際出發，與時俱進，不斷深化一國兩制對台方針。從毛澤東時代提出的“一綱四目”，到鄧小平時代確立“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從起初的推進實現兩岸“通商、通郵、通航”和兩岸人民正常往來、大力發展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推進兩岸共同繼承和發揚中華文化優秀的傳統，到如今積極推進兩岸社會融合發展，“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以習總書記為核心的中共第五代領導集體，把握全局，精准分析，慎密決策。自1992年兩岸授權民間機構大陸“海協會”與台灣“海基會”在香港展開面對面協商、商談，達成“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後，1993年舉行的新加坡“汪辜會談”，堪稱兩岸“破冰之旅”。2005年實現了歷史性的“胡連會”，兩岸官方接觸、互動逐步開始“機制化、制度化”。十年後2015年“習馬會”在新加坡舉行，標志著兩岸關係實現了70年來重大突破。由此，可以清晰看到，中共對台決策與方針，既正視歷史，面對現實，又放眼未來；既立足於兩岸同胞的切身利益，立足於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又體現了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透視出中共對台決策“著眼全局，深謀遠慮，以和為貴，唯和與合”的儒家道德與實踐原則，彰顯了中共新一代領導人在解決台灣問題上的極大寬容與博大胸襟。

　　四是，反獨促統，遏制“台獨”，作好不惜一切代價准備。台海局勢曾幾次出現“重大危機”，歷經高危度風險與嚴峻挑戰，“反獨促統”鬥爭始終尖銳。1995年李登輝竄訪美國，不久拋出“兩國論”。2000年台灣“政黨輪替”民進黨首次執政，陳水扁拋出“一邊一國論”，推動“入聯公投”。2016年民進黨再次執政，拒絕“一中原則的九二共識”，勾連美國，挾洋自重，“倚美謀獨”。如今台海局勢更顯複雜、嚴峻，兩岸關係在曲折中艱難前行，“台獨”勢力猖狂、囂張及外部敵對勢力的幹涉，仍然是對台海和平的現實威脅。中共十九大強調：“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大陸宣告海峽沒有“中綫”，直言軍演針對“台獨”，警告不要“玩火”過頭“逼陸太甚”。人民日報《告台灣情治部門書》，嚴厲重擊台灣間諜，警示“勿謂言之不預也”。《國防法》修訂草案增加“制止分裂”“發展利益”八個字。台灣當局應當明白，大陸反對、遏制、打擊“台獨”分裂勢力，不可能有任何妥協。72年來，中共對台決策“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堅決遏制、打擊“台獨”，絕不手軟，迫使民進黨不敢輕舉妄動。

　　五是，秉持“親望親好”理念，充分尊重并理解台主流民意。兩岸骨肉同胞，血濃於水，“要和平不要衝突、要交流不要隔絕、要協商合作不要對抗”，成為兩岸同胞的共同心聲。但台灣民衆不希望“台獨”引火燒身，這一點往往被“綠媒”控制而衝淡。中共決策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的本意，就是希望避免重蹈“內戰”悲劇，就是為了照顧台灣現實情況，維護台灣同胞的利益與福祉。2014年以來，習總書記提出“兩岸一家親”“融合發展”“心靈契合”“聚同化異”“命運共同體”“民主協商”等六大論述。并多次強調“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多次重申“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生活方式和當家作主的願望，保護台灣一切正當權益”。中共對台決策始終貫穿著“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就兩岸經貿關係而言，大陸改革開放為百萬台商提供了廣闊的市場；兩岸簽署的23項協議等一系列惠台政策措施惠及台灣工商界，僅兩岸貿易近幾年台灣順差都在數百億美元之上。兩岸“融合發展”，給台灣經濟帶來巨大“福音”，促進了民間交往與溝通，把“大陸和台灣是不可分割的命運共同體緊緊地連在一起”。台灣當局人為設置政治障礙，制造所謂“脫鈎”，別有用心的政治算計，受害的必然是台灣自己。

　　六是，對於外部勢力幹涉台灣問題，針鋒相對，從不妥協。1979年中美建交握手言和，但三個多月後卡特總統簽署了《與台灣關係法》，之後裡根總統簽署了《對台六項保證》。迄今，美國沒有、也不會輕易放棄“台灣牌”，主要是因為美國誤判今天的中國快速發展，其反華勢力“焦慮，擔憂，仇中”，變本加厲利用“台灣牌”。拜登新政府視“中國是美最具戰略競爭力的競爭對手”，甚至以重建“聯盟體系”“拉幫結夥”，圍堵、牽制、遏制中國。美國新遏制策略是將“以台制華”戰略與“印太戰略”捆綁。2017《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把台灣納入印太戰略範圍，今年4月21日參議院“外委會”通過“2021年戰略競爭法”，承認台灣是“美國印太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持續對台軍售，為的是美國軍火集團利益；頻念大陸要“武統”，目的為渲染“中國威脅論”；提升美台官方往來的所謂《台灣交往法》等給台灣“甜頭”，為的是讓台當局台死心塌地配合美國遏制中國。實際上，台灣當局應當認清，中美博弈，美國把台灣當作遏中的“廉價”工具，特朗普就曾把台灣比作“麥克筆尖”。美國骨子裡不希望兩岸統一，“和而不統，永久分裂”，符合美國全球戰略利益。但美國也知道，中美兩個大國，有彼此合作的空間和需要，美無奈多次重申一個中國政策。

　　“國家統一是中共的政治責任和歷史使命，也是實現“中國夢”和振興中華的崇高目標。”仇長根說，72年來中共為捍衛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曾作出“抗美援朝、抗美援越、西沙海戰、對印自衛反擊戰、珍寶島自衛反擊戰、對越自衛反擊戰”等六戰決策，打出了中國“軍威、國威”。而對解決台灣問題，大陸一直堅持戰略定力和戰略耐力，希望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避免國家再次陷入內戰。

　　仇長根表示，“當今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這是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作出的正確判斷，面對統一路上遇到的各種艱難險阻與嚴峻挑戰，大陸已做好萬全准備，堅信任何力量都無法阻擋兩岸走向統一。這是歷史趨勢，也是民心所向。如今，中共對台決策的“底氣”越來越足，讓美國不敢輕視，讓“台獨”不敢妄動。因為，兩岸實力差距拉大，中美實力差距拉近。民進黨無法顛覆“一中”，“倚美謀獨”恐是做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