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指出：“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①其中，“生命至上”伟大抗疫精神，继承和发展了五千年中华文明深厚底蕴中的仁爱传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保证亿万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提升到事关人民根本利益的人权观高度，成为检验国家治理基本能力的重要标准。

　　第一节　生命至上承续了中华仁爱传统

　　习近平指出：“生命至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深厚的仁爱传统和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②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党领导全国人民继承和弘扬了中华仁爱传统，形成了“生命至上”的抗疫精神，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举国上下，万众一心，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

　　一、中华“仁爱”传统的长期形成

　　“仁爱”是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价值理念，先秦之前已有了“仁”的概念与“仁爱”的思想。“仁爱”的内涵很丰富，它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得到不断的拓展，并为后人传承和弘扬。 

　　（一）儒家以“仁爱”为核心理念

　　“仁爱”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基石，因而儒家的“仁爱”思想十分丰富，是中华“仁爱”传统的宝库。

　　在《论语》一书中，关于“仁”的表述有 109 处，“仁”字出现了 110 次。可见孔子价值观的重要内核就是“仁”。孔子第一次明确地将“仁爱”列为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并将“仁”界定为“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①孔子又提出了“泛爱众而亲仁”的思想，将“爱”视为内在德性精神的“仁”付诸实践的关键。

　　儒家思想高度重视“仁爱”，以爱亲人为起点，从每个人对父母、亲人的情感开始，孝敬父母、尊重兄长，然后推己及人，再把它扩充出去，由爱亲人到爱其他人，由爱百姓到爱世界，爱大自然的山水动物、一草一木。正如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②“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③。

　　经过历代不断的发展，儒家思想所指的广义的“仁”，主要是包括仁、义、礼、智、信在内的“五常”，而狭义的“仁”则是五常之一。“仁爱”也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四维八德的基本精神。

　　（二）道法墨佛蕴含“仁爱”思想

　　如果说“仁爱”是儒家的核心理念，那么，在与儒家并列的中国传统文化诸家各派中，也都有一定的“仁爱”价值倾向，只不过儒家侧重于阐述“仁”，而其他诸家各派更多地强调“爱”。

　　例如，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引用的“爱人利物之谓仁”，就是道家《庄子》的名句，意思是说，仁就是爱护人民，力求有利于人民。法家重视法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但并不否定仁爱，反对的是空谈道德，排斥的是法令之外的仁义。而墨家则明确地提出“兼爱”说，与儒家的“泛爱”虽有不同却相呼应。东汉由西域传入，隋唐后实现中国化的佛教，则更是提倡慈悲的菩萨心，“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与儒家的“仁爱”相通。可以说中华传统文化的诸家各派对“仁爱”有广泛的认同，尤其是“仁民爱物”具有最大公约数的认可。

　　（三）中华之“仁爱”精神的传统

　　“仁爱”概念在孔孟之后继续得到发展。宋明清学术如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都讲“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程颢《识仁篇》：“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①张载讲：“民吾同胞，物吾与也。”②这是一种宇宙家族的思想，包容性很强，由爱亲人推到爱陌生人，由爱百姓推到爱万物，爱草木鸟兽、瓦石山水。表明天、地、人、物、我之间的情感相通、痛痒相关，表达了一种普遍的同情心、爱心与正义感。 

　　在我国各民族不断融合的历史进程中，“仁爱”思想得到发扬光大，逐渐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一方面，“仁爱”思想成为历朝历代执政者官德的中心内容，在其治国安邦的思想中，强调为官之道首先要讲“仁爱”，要关心百姓疾苦，仁民爱物。另一方面，“仁爱”思想深入民心，体现了老百姓的基本诉求，也成为民间教化的重要内容。各种蒙学、家训及口耳相传的人文教化，不断地以春风化雨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把这种“仁爱”精神普及到千家万户，传承于世世代代。

　　二、爱护生命是“仁爱”传统要义

　　“仁爱”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有具体的对象，有相应的行为规范。这些都是围绕人包括人的生命而展开，甚至于由“人”扩展到“物”，由爱护人的生命扩展到爱护一切生命。

　　（一）“仁爱”的根本核心在于“人”

　　我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仁”的解说，紧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展开。“仁爱”之学，就是中国的“人学”；“仁爱”精神，就是中国的人道主义。

　　《孟子·尽心下》说：“仁也者，人也。”“仁爱”的规定性要求人们要有恻隐之心，情感相通，感同身受。“仁爱”的意思是宽仁慈爱，是一种爱护、同情的感情。具体地说，“仁爱”包括了尽己之“忠”与推己之“恕”，这两者是一体之两面，是互动的。一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另一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二）“仁爱”是爱万物及其生命

　　推而广之，儒家由“亲亲”之爱，到“泛爱众”，再到爱护一切的事物，包括他们的生命，这就是“仁民爱物”。尤其是善待一切生命，儒家强调“生生不息”，道家主张敬畏生命，佛教律令戒杀放生，无论是有无智慧的生命，都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仁爱”也就是反对一切暴殄天物的无端戕害生命的行为，即便要食用、耗费一些动植物，也应当像朱熹在注《孟子·尽心上》上告诫人们的：“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程颐还在《语录》中说：“动物有知，植物无知，其性自异。但赋形于天地，其理则一。” 张载《西铭》也说：“吾之体不止吾形骸，塞天地间如人、如物、如山川、如草木、如禽兽昆虫，皆吾体也。”像对待自己的身体一样对待万物的生命，就是“仁爱 ”的要求。程颢《识仁篇》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以及张载《西铭》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至理名言。

　　（三）“仁者爱人”首要尊重人命  

　　中国传统哲学的宇宙模式把天、地、人“三才”看成是宇宙组成的三大要素，作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人”，是“万物之灵”，“最为天下贵”。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是珍贵的、无价的，人命关天，对人的生命应当敬重，绝不可草菅人命。又因人是有理性、有道德的，理性使得人的智慧超越其他动物，成为地球上最高智慧的生命；道德使得人的品性高尚，形成越来越文明的人类社会。因而只有人类，才能对“仁爱”有理性的自觉。一个人若缺乏理性和道德，杀人害命，那就走向“仁爱”的反面，谓之灭绝人性，禽兽不如。故自古以来视犯“命案”为大罪，惩罚亦最为严厉，甚至应当以命偿命，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一个人不仅不能伤害他人，就是自己也应善待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孝经》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反之，若救人生命，则是最大善举，视救命者为再造父母，视医者为“仁心仁术”，佛教更是宣扬“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人若老了 、病了、残了，就归于“老弱病残”，成为救助对象。即便是人死了，也是视死者为大，不能对死者有任何亵渎不敬。这些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明传统，人类其他优秀民族的文明传统，亦概莫能外。

　　三、“生命至上”抗疫精神的形成

　　“仁爱”是道德的崇高追求，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和永恒的价值。在医学界弘扬“仁爱”传统，有利于改善医患关系，有利于提高医德水平。在突发疫情之时，“仁爱”传统更是发挥了文化基础和道德底线的作用，熔铸成“生命至上”的抗疫精神。

　　（一）疫情下“仁爱”传统的价值

　　医学就是救治生命的科学，医生就是救治生命的职业。而疫情是疫病对人类的生命造成爆发性威胁的特殊关键的状态。中华“仁爱”传统的三大主要特征，为医学、医生对生命的救治，特别是在疫情下的生命救治，发挥着价值导向和文化基因的作用。

　　首先，以仁德为前提。这是“仁爱”传统的第一大主要特征。仁德指致利除害、爱人无私的崇高道德。“仁爱”传统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国家和人民的福祉不惜前仆后继、赴汤蹈火，在疫情中表现为临危受命、逆行而上、勇于担当的英雄义举。

　　其次，以诚德为基础。这是“仁爱”传统的第二大主要特征。荀子曰：“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 诚德即诚实敬业，诚信待人的品德。在人们的职业活动尤其是医疗卫生领域，“诚德”是最重要的职业道德，在疫情中表现为科学救治、严谨规范、真诚服务的大医精诚。

　　再次，以行善为核心。这是“仁爱”传统的第三大主要特征。以行动将大爱、仁德、诚德付诸行动就是行善。中国传统中将医术誉为“仁术”，将救命当作最大的善举和恩德，在疫情中表现为见义勇为、冒险医护、以命救命的奉献精神。

　　（二）“仁爱”的传统与医德医风

　　“仁爱”传统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能够引导全社会形成文明、和谐的良好风气，包括传扬医德医风的浩然正气。正如获得国家最高的荣誉“共和国勋章”的钟南山院士所表白的“我只是一名普通医生”，这句朴实的话，道出了医生的医德医风，道出了抗疫医护卫士仁心大爱。

　　一方面，“仁爱”传统有利于提高医德水平。医乃仁术，这句话揭示了医学与仁学先天固有的内在联系。在我国传统的中医文化里，古人早就有了“医乃仁术”之说，行善落在实处，就是仁心仁术。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中更是强调大医精诚、医者仁德为先，所以医者必须具有向善精神，仁德是必不可少的品质，这是一位合格的医者应有的道德修养。古代药店的店名有“同仁堂”“爱心堂”“广济堂”，医馆的对联有“悬壶济世奉献爱心妙手扫开千里雾，救死扶伤广施仁术银针点破满天云”。“仁爱”传统的弘扬，有利于提高医院和医护人员的医德医风、促使医疗质量和技术上精益求精。①

　　另一方面，“仁爱”传统有利于改善医患关系。当前医患关系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医疗纠纷不断上升、经济关系制约了医患关系、医患之间信誉的缺失等方面。社会上不断出现的暴力伤害医务工作者的事件，严重扰乱了医疗秩序，冲击了社会稳定，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不满和紧张。要改善医患关系，必须大力弘扬“仁爱”传统，还医学以人学的本质，建立医生和患者的和谐关系。医生是关怀者，患者是被关怀者。这种关怀他人的思想，依赖于“仁爱”传统的指引。

　　（三）“仁爱”的传统与生命至上

　　新冠肺炎疫情使中国经历了一场大考，使得控制疫情、疗救生命成为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华“仁爱”传统促使了“生命至上”抗疫精神的形成，成为战胜疫病、经受考验的法宝。

　　在“生命至上”抗疫精神形成的过程中，“仁爱”传统的继承和弘扬通过作为当代中华儿女的主体及主体间的共识得以完成，全国上下的一致性认识，在新时代突如其来的抗疫斗争中，将“仁爱”传统具体化发展出“生命至上”的伟大抗疫精神。

　　首先，党的宗旨决定生命至上。“仁爱”传统的主要对象本来就是民众，“仁爱”是传统民本观的核心理念。中国共产党人传承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精华，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党的宗旨，以群众路线为“三大法宝”之一。在新时代，又创造性地发展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在党组织、政府同人民群众的价值关系中，以谁为价值主体，决定着价值观的性质。党的宗旨规定的“人民主体”的价值正位，与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体及其价值诉求达臻统一。这就决定了面对疫情，党和政府必然采取“生命至上”的决策，因为在中国，“生命至上”的实质是“人民至上”。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需求和最普遍的愿望，也是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体诉求。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成为整个战“疫”过程中追求的最高目标，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坚定支持。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习近平坚定而又明确提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②，要求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党中央多次召开政治局会议，以“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应检尽检、应隔尽隔”作为防控和救治的指导原则，精准施策，科学应对，采取的所有防控措施都首先考虑尽最大努力防止更多群众被感染，尽最大可能挽救更多患者生命，不遗余力地进行救治，不惜代价做好防控。党和政府“生命至上”的大政方针是英明正确的，经过全国上下和广大人民群众全力奋战、英勇奋战、团结奋战，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书写了人类与重大传染性疾病作斗争的伟大篇章。

　　其次，逆行勇士投入生死决战。虽然讲“生命至上”，但有这样一群人，面对肆虐的病毒，面对实行封城隔离的病毒爆发禁地，别人唯恐避之不及，而那些抗疫的逆行战士，却将自身的生命安危置之脑后，毅然决然地打起行装，甚至不与亲人告别，或不告诉亲人奔赴何方，来到疫区，与病毒展开了殊死的搏斗。他们清楚地知晓，他们的自然生命将时刻遭受疫病的侵袭，但他们的精神生命得到升华，没有他们的慷慨赴险，就会有更多的疫区人民群众遭受生命的威胁。在党的领导下，响应党和政府号令，数百支医疗队、4万多医护人员驰援荆楚大地，与当地医护人员一道，从病魔的手中解救受难的生命。获得“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的武汉金银潭医院原院长张定宇，自己患渐冻症，妻子确诊感染病毒，却依然坚守在抗击疫情最前沿。先是收治了首批当时不明原因的肺炎患者，随后组织了全国第一例新冠肺炎遗体解剖工作，在身患重疾的情况下冲锋在前，身先士卒，团结带领全院干部职工夜以继日战斗在抗击疫病最前沿，始终坚守在急难险重岗位上，以实际行动书写了对党和人民的忠诚。疫情面前，正是医务人员白衣执甲，解放军指战员闻令而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社区工作者昼夜值守，车间工人加班加点，志愿者无私奉献，亿万人民自觉防护，才能取得疫情防控的重大战略成果。无论是一线的党员干部、医护人员、公安干警，还是实验室的科研人员，或是满大街小区的街道社区工作者、义工、外卖小哥，都是心有“仁爱”的义士，而他们的中坚力量，则是时刻不忘党的宗旨的共产党员。据统计，“46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冲锋陷阵，400多万名社区工作者在全国65万个城乡社区日夜值守”①，3900多万党员干部和普通党员战斗在抗疫一线，成为抗疫的先锋队，近400名党员干部献出生命。“他们中间，有把生的希望留给他人而自己错过救治的医院院长，有永远无法向妻子兑现婚礼承诺的丈夫，也有牺牲在救治岗位留下幼小孩子的妈妈”，“各条战线的抗疫勇士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困难面前豁得出、关键时刻冲得上，以生命赴使命，用大爱护众生。”①他们以圣洁的生命和崇高的灵魂，诠释了“生命至上”抗疫精神的内涵，那就是“人民高于一切，生命重于泰山”。

　　再次，全国人民形成卫生共识。习近平指出：“战胜这次疫情，给我们力量和信心的是中国人民”②，人民是中国抗疫斗争的最大底气和力量源泉，也是抗疫成功的根本保证。在短时间内，全国所有地区都开启了“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一些地方封城、封路、封小区、封村庄，一些地方企业暂缓复工、学校暂缓开学，生产和生活似乎按上了暂停键，部分行业甚至陷入一时的休克状态……全民被动员起来参与到疫情阻击战中，筑起了抗疫的铜墙铁壁。亿万普通民众之所以能够接受因封城隔离造成习以为常的生活秩序被搅扰打乱，能够适应戴口罩生存，忍耐本该走亲访友、热闹喧嚣的春节变成街道清空，商圈静寂，表明亿万人民群众有着深厚中华传统文化的素质，他们敬重生命，不仅珍惜自己的生命，也不因自己的行为影响全社会的整体抗疫，折射出“仁爱”“生生”的中华生命智慧，表达出面对疫情形成的“生命至上”的全民共识，也体现出中华民族战胜疫病的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

　　第二节　生命至上展示了国家治理能力

　　作为自然界带给人类严峻挑战的疫病，怎样应对，是检验国家治理能力的试金石。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重大战略性成果，说明了中国的执政党及其政府的人民性，展示了中国随着和平崛起而带来的国力的强大，尤其是国家治理能力在国际社会堪称典范。虽然各国国情会有不同，但面对疫情的灾难，“生命至上”是中国交出的合格答案，是某些国家照抄都不能实现的作业。

　　一、体现了执政党及其政府的人民性

　　从古老的“仁爱”传统、民本思想，到唯物史观的人民主体论，再到生命至上的抗疫精神，彰显了一以贯之的人民立场，体现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性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党的群众路线是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在革命战争年代是这样，在和平建设时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同样如此。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一）作出正确的部署

　　打胜仗首先要有正确的战略策略。在习近平亲自领导、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中国迅速展开史无前例的抗疫行动。党中央统揽全局、果断决策，因时因势制定重大战略策略。党中央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第一时间实施集中统一领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召开21次会议研究决策，领导组织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大会战，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

　　2020年2月3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中，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以后又在不同的重要场合强调“坚持以民为本、生命至上”①。习近平提出的“生命至上”的指导思想，迅速落实为抗疫方略，为亿万人民所掌握，铸炼出“生命至上”的伟大抗疫精神。

　　   （二）制定科学的决策

　　要贯彻落实正确的战略策略，必须有科学有效的举措。科学施策，对疫情防治作用重大。党中央明确提出“四早”（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防控要求和“四集中”（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救治要求，把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作为突出任务来抓，并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防控举措，健全有效救治的常态化防控机制。诸如要求普通民众戴口罩勤洗手，居家隔离少外出；科研单位及时研发核酸检测试剂盒，加快有效药物筛选与疫苗研发；医疗防疫部门坚持中西医结合，实事求是、公开透明地公布疫情信息，充分发挥科技对疫情防控的支撑作用，实行免费检测和治疗。同时，主动关心关爱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危，提供科学专业的疫情防控帮助，积极协调外方全力救治在当地确诊感染的中国公民，努力协助在海外有困难的中国公民有序回国；对华侨、留学生、中资机构人员等开设远程医疗服务平台，驻外使领馆通过各种渠道宣传防疫知识；等等。

　　（三）坚定人民的立场

　　从整个抗疫的斗争来看，党中央周密部署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全国上下采取最严格、最全面、最彻底的防控举措，群策群力、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充分发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制度优势和组织优势。  

　　重大突发事件能迅速真实地检验出一个执政党的执政立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就是对执政理念的一次大考。在抗疫斗争中，我们党始终坚持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闪烁着人性光辉；关心爱护医护人员，统筹用好医护力量和医疗资源；尽力满足特殊困难群众需求；确保武汉居民的生活保障；关注人们的心理健康，在注重身体健康的同时，加强心理疏导和心理干预，构建起疫情防控中的“精神免疫”系统。疫情如大考，考出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以及坚持生命至上、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

　　二、展示了国家抗疫实力和治理能力 

　　政治和制度的优势，使中国的抗疫可以实行举国体制，展示出超强的抗疫实力和国家治理能力。坚持生命至上的防控工作，在推动严密防控、医疗救治、物资保障、督查问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解决了疫情防控中的紧要问题。

　　（一）杰出的动员协调能力 

　　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派出中央指导组，同湖北人民和武汉人民并肩战斗，加强疫情防控第一线工作的指导。同时，建立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人民解放军、中央和国家部委、各省区市鼎力相助，派出340多支医疗队、42000多名医务人员火线驰援，19个省区市对口帮扶除武汉以外的16个市州，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疫情防控阻击战，也是后勤保障战。为解决医院收治困难与医疗物资短缺的矛盾，党和政府想方设法，做到从人力、物力到交通运输的全方位保障。武汉会战期间，全国迅速行动。迅速调集的4万多名建设者利用数千台机械设备，在短短十多天内，建成世人瞩目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成16座方舱医院。7000多名工人，800多台挖掘机、推土机同时作业，在短短的十天时间里面，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先后拔地而起，投入使用，展现出来的“中国速度”，令世界惊叹。在这奇迹背后，是数千工人放弃团圆年夜饭，只身奔赴工地夜以继日接续奋斗的血汗结晶。很快实现了由“病人等床”到“床等病人”的良性转变。国家紧急调配全自动测温仪、负压救护车、呼吸机、心电监护仪等重点医疗物资支援湖北，极大缓解了重灾区医疗资源不足的压力。

　　回顾这段艰苦历程，习近平指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迅速形成统一指挥、全面部署、立体防控的战略布局，有效遏制了疫情大面积蔓延，有力改变了病毒传播的危险进程，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①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访华专家组组长布鲁斯·艾尔沃德接受媒体专访时直言，从疫情防控实际效果上考虑，应当学习中国的经验，但这需要速度、资金、想象力和政治勇气。

　　（二）充足的物资保障能力

　　新冠疫情爆发于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崛起的国力为抗疫的胜利提供了物资的保障，是生命至上施策的先决条件。 

　　国家大力加强医疗物资生产供应与医疗支持服务，以满足全国人民的防护需求。国家发改委、工信部、交通部等多个部委将重点医用防护物资生产供给置于首位，积极协调相关企业迅速复工复产，千方百计扩大产能与增加产量。国资委组织推动有关央企及民企加速转产扩产，通力合作推进医疗物资供应，包括口罩、防护服、消毒液、测温仪、呼吸机的生产和血浆支援等，有效扩大了疫情防控物资供应，及时满足了人民群众的防治需要。卫生部门打破常规，迅速启动应急防控医疗物资审批程序，在确保质量安全前提下快速批准上市、促产保供。全国协调共振，多方努力。医用物资供应很快实现了从“紧缺”到“紧平衡”及“动态平衡”，直到“动态足额供应”的跨越式提升，使重点区域及全国抗疫斗争均获得了良好保障。

　　抗疫物资价值的实现还须畅通供应链条和物流渠道，建立联保联供协作机制。对此，交通运输部门及时建立“绿色通道”，积极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使医用、生活物资源源不断运往抗疫一线和重点地区。

　　为保障武汉居家隔离的千万人每天大量的生活必需品，有关部门统筹协调，建立央地协同、政企联动和应急保供企业调运机制，实现联保联供大协作，加大粮油、肉类、蔬菜等的供应力度，组织紧急物资运输队伍，有力保障了居民生活物资的生产、库存、供应及价格稳定，使重疫区的煤、电、油、气、热等能源供应充足，为社区搞好生活物资配送提供了坚实基础。

　　（三）迅速的疫后复元能力

　　中国是制造业大国，疫情虽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滞碍，但即使在疫情最为严重的时期，抗疫物资的生产并没有停止，疫情稍缓地区的生产更是快马加鞭，特别是适时地提出抗疫与恢复和发展经济两不误，复工复产有条不紊，元气迅速恢复，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的显著指标。

　　中国注重科研攻关和临床救治、防控实践相协同，第一时间研发出核酸检测试剂盒，加快有效药物筛选和疫苗研发，充分发挥科技对疫情防控的支撑作用。迅速建立的全国疫情信息发布机制，使得全国各地的人员流动和疫情监控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之上，做到心中有数、管理有方、行动有序。

　　同时，时刻挂念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危，千方百计保障我国公民健康安全和工作生活，向留学生等群体发放“健康包”，协助确有困难的中国公民有序回国。

　　全国及时将总体防控策略调整为“外防输入、内防反弹”，防控与生产两手抓，推动防控工作由应急性超常规防控向常态化防控转变，健全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精准管控、有效救治的常态化防控机制，使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安全 的卫生环境。各级党委和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各方面闻令而动，全国农村、社区、企业、医疗卫生机构、科研机构、学校、军营各就各位，中国恢复了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良好局面。

　　三、中国生命至上抗疫成就不容诋毁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迅速形成统一指挥、全面部署、立体防控的战略布局，有效遏制了疫情大面积蔓延，有力改变了病毒传播的危险进程，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①也使得中国成为全球战胜疫情、恢复经济的少数国家中的佼佼者，得到了世界人民的称赞。

　　（一）坚持生命至上的大国担当

　　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仅用 3个月左右时间就取得疫情防控重大战略成果，充分展示了中国效率、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在国际合作抗疫中，中国强调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强调尊重生命，倡导命运与共，向国际社会提供了大量抗疫物资、药品和疫苗，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关键时刻毫不迟疑把人民生命健康放在首位的大国担当。

　　（二）建立国际生命安全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命运与共，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和衷共济、爱好和平的道义担当。大道不孤，大爱无疆。我们秉承‘天下一家’的理念，不仅对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①“构筑全球抗疫防火墙。我们首先要做好各自疫情防控，加强交流合作，并向其他国家施以援手。”②抗疫实践再次证明，坚持命运与共、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广泛感召力，是应对人类共同挑战、建设更加繁荣美好世界的人间正道。这不仅表征出以人为本价值尺度和人民立场价值主体的双重联结，也向世人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践行“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实施“生命至上”抗疫方略的无比正确。

　　（三）戳穿西方敌对势力的毁谤

　　在抗疫大战中，要切实做到“生命至上”，必须展开有效的国际合作。这对我国取得抗疫大战的彻底胜利十分必要，也十分迫切。然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敌对势力却对中国的抗疫包括“生命至上”的中国抗疫之策百般进行污蔑毁谤。他们在中国爆发疫情前期，先是采取种族主义的立场声称新冠病毒是中国人或亚裔才会患病；接着又采取帝国主义的立场污蔑中国是病毒的发源地，无端指责抗疫不力，企图趁人之危地向中国勒索天价赔偿；最后在自身的疫情难以控制，引起本国民众不满时，则采取无赖手段甩锅、嫁祸中国，转移国内矛盾，将中国的“生命至上”歪曲成是中国举国体制的制度偏方，西方无法照抄搬用，对中国抗疫的成就充满“羡慕忌妒恨”。鉴于此，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始终大声疾呼坚持多边主义、携手合作、共同抗疫，反复强调团结合作是人间正道，那种嫁祸他人、颠倒是非之恶劣行径，不仅会对本国人民造成伤害，也会给世界人民带来灾难。中国抗疫成功铁的事实证明，西方反华势力的各种毁谤、勒索是徒劳的，根本阻挡不了中国崛起和强大的步伐。中国对外发出了“以民为本、生命至上”的时代强音，愿意以中华民族大爱无疆的博大情怀，为全球抗疫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经验。

　　第三节　生命至上体现了人类基本权利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诋毁中国“生命至上”抗疫方略最常用的手法，是打着人权的旗号对中国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实际上，真正损害人民群众人权的，是他们自己。在今天，中国用抗疫成果铁的事实，戳穿了西方反华势力的人权假面具，在国际社会树立起中国政府以“生命至上”守护人类基本权利的形象。

　　一、生命至上是维护人类基本权利 

　　人权是现代人类文明新理念，它包含十分丰富的内容，诸如生命、财产、人身自由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各方面的平等权利。“生命至上”所维护的，就是其中涉及生命安全和健康的最基本的权力。

　　（一）生命脆弱仅有一次

　　人只能活一次，生命死去不复来，这是自然的定数，不依人们主观的愿望而转移。人的生命又是脆弱的，容易遭受人为战争、事故等灾祸的戕害，人自身也易出现生理、心理疾病，外界（社会和自然界）的病毒细菌也会传染致病。新冠肺炎，就是过去人们所未知的一种新型病毒性传染病。它的致死率虽不算太高，但传染性强，医疗难度大、费用高，愈后副作用明显且易反复，更主要是疫情初期没有特效药，更没有疫苗，病毒还在不断地变异。可见这是一种对人类生命安全和健康带来重大威胁的疫病，必须全人类共同努力抗疫。

　　（二）生命不存权将焉附

　　人民的生命权、健康权，是实实在在的最为根本的人权，是一切人权实现的基础、前提和条件。然而，那些口口声声指责中国人权问题的西方敌对国家，却抗疫不力，每况愈下，根本遮掩不住自己国家疫情的凄风惨雨：至2021年3月，美国死亡达56万人，英国死亡超过12万，印度死亡超过16万。美国人口不足世界总人口的5%，其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却超过全球总数的25%，死亡病例数占全球总数的近20%。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都得不到保障的西方世界，还遑谈什么人权？

　　（三）见死不救等于谋杀

　　作为当今世界最发达的美国，本来具有一流的医疗水平、超强科技和经济能力，疫情防控形同虚设，除了用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对待中国，对待本国的民众则采取社会达尔文主义，实行自然感染淘汰的“全民免疫”。这种反科学的不负责任的做法，将救死扶伤、人道主义抛在一边，是对基本人权的肆意践踏，是对人类的犯罪。正如美国流行病学家、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原负责人威廉·福格的观点，认为“这是一场屠杀”①。

　　二、生命至上是抗疫人权正确选择

　　一些西方媒体和政客大肆攻击，说中国的落实生命至上抗疫方略所采取的封城断旅、隔离防聚、电子测温、扫码识别、甚至戴口罩是限制了个人自由，侵犯隐私权。实际上，这些是防疫的必要措施，它有效地为人在疫情下的生命健康提供保障，从而无论是抗疫还是保证人权，都属于正确的选择。

　　（一）两害相权则取其轻

　　谁都知自由的可贵、交往的重要，经济发展的必须，如果岁月静好，这些都是应当受到保障的人权。但当疫情来临，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遭到病毒威胁，封城、隔离、戴口罩，这些都是防疫的必须，生命安全和健康骤然上升为压倒一切的首位人权，而其他的都只能兼顾、暂停甚至放弃。这是为了人民群众根本的、长远的利益，亦即古人智慧中的“两害相权取其轻”。经过全国人民付出的艰辛代价，中国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仍陷疫难之际取得了抗疫的决定性胜利，亿万民众重新享受着疫后的岁月静好，更能体会生命至上决策的无比正确，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二）中国抗疫彰显人权

　　中国的“生命至上”抗疫方略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生命安全和健康的基本人权，尽可能兼顾保障和发展其他方面的人权，在疫情下的人权状况堪称典范。正如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疫情无情人有情。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生命只有一次，失去不会再来。在保护人民生命安全面前，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我们也能够做到不惜一切代价，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果断关闭离汉离鄂通道，实施史无前例的严格管控。作出这一决策，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需要果敢的历史担当。为了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我们什么都可以豁得出来！从出生仅30多个小时的婴儿到100多岁的老人，从在华外国留学生到来华外国人员，每一个生命都得到全力护佑，人的生命、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得到悉心呵护。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最好诠释！这是中华文明人命关天的道德观念的最好体现！这也是中国人民敬仰生命的人文精神的最好印证！”①

　　（三）美国涉疫人权太差 

　　美国不仅最根本的生命权得不到保障，其他涉疫人权状况也是一地鸡毛。以他们最洋洋得意的选举权来说，美国正逢大选年，他们的党争居然能够抢夺不同党派州的抗疫药品和物资，居然能够利用疫情邮寄选票的漏洞造假舞弊。再以少数族裔的平等权来说，不仅疫情期间爆发了“黑命贵”，而且根据我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2020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少数族裔遭受系统性种族歧视，处境艰难。有色人种在美国18岁以下未成年人中的比例约为三分之一，却占被监禁未成年人总数的三分之二。非洲裔新冠肺炎感染率是白人的3倍，死亡率是白人的2倍，被警察杀死的概率是白人的3倍。四分之一亚裔年轻人成为种族欺凌的目标”。老年人成为政府抗疫不力的“牺牲品”，残障人士和无家可归者处境维艰，老人院、收容所和监狱人员密集，变成疫情的“定时炸弹”，感染和死亡率最高。贫富差距加速扩大，底层民众生活苦不堪言。疫情失控导致大规模失业潮，数千万人失去医疗保险，六分之一美国人、四分之一美国儿童面临饥饿威胁。弱势群体成为政府消极应对疫情的最大牺牲品。用疫情期间时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的一句话可以反映美国政府对人权的态度，当记者问及为什么有钱人可以提前接受防疫检测时，他回答道“这就是人生”。
　　
　　三、美国没有资格充当人权教师爷

　　大量事实证明，美英西方国家没有资格做“人权教师爷”和“人权裁判官”。这里仅从美国和西方世界在疫情中的人权状况来具体地加以说明。

　　（一）美国政府应为自身侵犯人权负责

　　从根本上说，美国政府并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代表的是垄断财团的利益。美国号称具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医疗资源和医疗护理能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却一片混乱，成为世界上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其根本的原因是美国政府的自私和无能。特朗普政府出于选举政治的私利，不顾本国疫情已恶化成为全球第一，依然急于重启经济。其个人品行也是毫不顾及他人的我行我素的利己主义者，当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强烈建议公众佩戴口罩，特朗普等领导人却长达几个月坚决拒绝佩戴口罩，更为荒诞的是竟提出让民众注射消毒剂治疗新冠肺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教授戴维·哈耶斯—鲍提斯塔指出，美国其实不应死那么多人，是政府选择了不作为导致悲剧的发生。①哥伦比亚大学疾病研究人员通过模型分析显示，如果美国政府2020年3月13日发布的疫情防控措施能够提前两星期，那么约83%的死亡是可以避免的。②如果要追责，特朗普政府对其本国的疫情尤其是死亡50多万人的侵犯人权恶行应负首要甚至是全责。

　　（二）美国政府是世界人权的负面因素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府面对自身如此糟糕的严重人权问题，不仅缺乏应有的反思，还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说三道四，充分暴露了其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及虚伪性。例如，美国为推卸自身抗疫不力的责任，不仅对中国的抗疫进行污蔑、毁谤和讹诈，而且还对世界卫生组织与中国的抗疫合作进行无端指责，不断逼迫世卫组织单独调查中国，却拒绝调查疑点最为严重的美国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SAMRIID）以及2019年美国爆发的电子烟白肺病引起的大量死亡真相。在全球抗疫的关键时期，美国政府2020年4月14日宣布暂停向世卫组织缴纳会费，遭到国际社会一致谴责。2020年7月，美国政府又不顾国际社会反对，悍然宣布退出世卫组织，2020年11月4日正式退出全球气候治理的《巴黎协定》。美国政府霸道地推行“美国优先”，不仅公然抢掠他国的防疫物资，而且与中国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截然相反，宣布美国的疫苗也要优先为美国人接种，甚至于在疫苗使用上搞小圈子，企图围堵其他国家不让使用中国疫苗。在疫情期间的2020年6月11日，美国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实施经济制裁和入境限制，以霸凌行径威胁国际机构，被联合国新闻网站2020年6月25日刊文批评为是对国际法和国际道义的“直接攻击”。美国政府在疫情期间依然对伊朗、古巴、委内瑞拉、叙利亚等国实施单边制裁，导致被制裁国家难以及时获得抗击疫情需要的医疗物资。联合国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警告这将加剧这些地区本已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威胁到民众的生命权、健康权和发展权。《2020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列举的美国侵犯人权的事例一件件、一桩桩，反映了国际社会对美国霸权的强烈控诉，也戳穿了美国的人权面具乃是骗人的伪装。

　　（三）生命权仍是后疫情时代首要人权

　　后疫情时代，“生命至上”的中国抗疫精神不会过时，还应当成为全人类普遍奉行的基本价值和原则。一方面，新冠疫情具有延续时间长、病毒容易产生变异的特征，后疫情时代的常态将可能会带疫生存。加上别的疫病也必然会对人类社会造成新的伤害，使人类不断面临新的严峻挑战。这就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总结抗疫经验，吸取和纠正错误及教训。另一方面，除疫病之外，人类还会遭受战争、事故、自然灾害等各种各样的威胁，因而只要是对人类的生命和健康的威胁存在，“生命至上”的中国抗疫精神就必须得到弘扬。中国是“生命至上”抗疫精神的创造者，已经并将继续作出典范。美国等西方霸权国家，也应当放下伪君子式的傲慢，停止海盗或狱室老大式的霸凌，怀谦卑之心、悯国人疾苦，尊世人权益，放弃虚伪、霸道、大棒和双重标准，与国际社会相向而行，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生命至上是人类文明的必然选择，为的是保障人类根本性的福祉。如果不把生命放在至上的位置，不仅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得不到保障，其他人权也无从谈起，这是从与新冠疫情殊死搏斗中得出的结论。

　　从上可知，本章开宗明义地主述的生命至上的抗疫精神，首先以中国五千年来长期形成的中华仁爱优秀传统为根基、为底蕴，来审视其博大精深的历史人文内涵和在伟大抗疫斗争中凸显的自觉行为。这无疑是认识、理解和践行中国生命至上抗疫精神的钥匙。与此同时，生长于斯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当今中国的执政党及其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与使命，更无疑展现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伟大斗争的坚强实力和高度治理能力。因此，中国抗疫精神中的生命至上精神，充分表明了人类最基本的人权与权益在中国的真正体现，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无法诋毁的铁的事实。

　　主要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2]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EB/OL].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1/2020/0908/c64094-31854170.html

　　[3]习近平.团结合作战胜疫情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N].人民日报，2020-5-19.

　　[4]习近平.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J].求是，2020（5）.

　　[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0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N].人民日报,2021-3-25(10).

　　[7]温朝霞.人民至上：抗疫成功的基石[N].南方日报，2020-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