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根據中國抗疫精神的具體研究對象，主要從優秀傳統、堅强引領、愛國動力和國際合作四個方面，綜合性地分析和歸納其時代、歷史、環境、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特徵要素，充分説明中國抗疫精神是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争中産生的具有最新特質的偉大精神。本章先就中國抗疫精神的文化特徵涉及的古代中國優秀文化的基因傳承、近代中國優秀文化的切實弘揚和現代中國優秀文化的實踐創新三大方面試作如下闡析。

　　第一節　古代中國優秀文化的基因傳承

　　習近平指出：“偉大抗疫精神，同中華民族長期形成的特質禀賦和文化基因一脈相承”“充分展現了中華文明的深厚底藴”①。本書從古代優良的中華傳統文化中，概括提煉出以“人爲本的仁慈文化”“剛健自强的有爲文化”和“天下一家的博愛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中華傳統文化的主要精華。回望歷史上的這些古老的中華民族文化傳統，雖數千年顛沛而魂魄不散，經萬種磨難而歷久彌堅，在中國抗疫精神中熠熠生輝，發揮出文化基因的强大生命力，並鑄煉出其獨有的特質，爲世人所認識和稱道。

　　一、以人爲本的仁慈文化

　　什麽是古代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呢？歷代學者對這一論題的研究成果較多，其中張岱年先生的觀點較有代表性。他在《談談中國傳統文化》中説：“簡言之，中國文化有兩個基本精神，具有高度的理論價值，一是‘以人爲本’，一是‘以和爲貴’。”古代優良的中華民族文化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和精髓，是中華民族在數千年共同生活中和實踐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精神特質，是爲大多數民族成員所認同和接受的思想品格、價值取向、理想信念、道德規範的總和以及心理特徵、思維方式、思想情感的集中反映。這裏着重論述中國古代以人爲本的仁慈文化。

　　（一）重視人和人命的傳統

　　以人爲本，人的生命大於天，是古代中華傳統精神的文化底色。孔子的核心理念是“仁”，在歷史上首次提出“天下歸仁”（《論語·陽貨》）的口號。孟子亦曰：“仁者愛人”（《離婁下》）。孔孟的“人”是類的概念，即愛人類。但在儒家政治思想中，以人爲本具體化爲以民爲本。《尚書》説：“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孟子提出“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樑惠王下》）。

　　人本、民本落實到生命上，也就是仁慈地對待一切生命，而人的生命至高無上。《論語·鄉黨》記載：馬棚失火了，孔子從朝廷回來説“‘傷人乎？’不問馬。”孔子見有人拿刻的木偶人來殉葬，他認爲太殘忍了，“爲俑者不仁”（《禮記·檀弓》）。《論語·鄉黨》記載：“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述而》還記載：“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這些都表明瞭孔子對人的發自内心的尊重和關切的感情。孟子從更大的境界，提出要“救民於水火之中”（《孟子·滕文公下》）。隋唐以後中國化的佛教更提倡慈悲爲懷，形成“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的生命觀。在這些思想影響下，中國人看待生命是“人命關天”，醫者救命是“仁心仁術”；反之，戳害人命天理不容，見死不救猪狗不如。

　　（二）中西人道主義的分析

　　中華民族以人爲本的文化與西方人道主義有相似之處。但西方人道主義雖然脱胎於反神權的啓蒙思潮，其基礎仍然是宗教的人道主義。基督教從“上帝愛大家”來推演出人類應當相互關愛，對人的生命的尊重也是出於神性的差遣。西方的人道主義與自由主義相結合，盡管在社會理念中包涵着“人是目的”“把人當人看”，但一般只從社會的正義原則去要求個體的自主與自律，而視神的世界才有真正的自由。即便在科學昌明後的當今時代，西方世界仍是將可知的對象交給科學，而對不可知、不可控的對象，他們更習慣於將其交給神。尤其悲催的是，西方人道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相結合，一切人與事，就算是人的生命，若有損於資本財團的利益，有礙於選舉政治的票勢，統統都可以舍棄。

　　（三）抗疫結果的文化追因

　　新冠肺炎是當代人類遭遇的病毒侵害人體以肺部爲主的全身臟器病變，且潜伏期較長、變异較多、死亡率略高的流行性疫病，重症者痛不欲生，治療難度大、費用高。怎樣抗疫，不同的國家有着因民族文化基因不同的差别，導致了不同的抗疫結果。中國的抗疫“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①，正是秉承了中華傳統的以人爲本、以民爲本的文化，形成了全國動員、衆志成城的抗疫阻擊戰、殲滅戰，“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勢頭，用兩個月左右的時間將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個位數以内，用3個月左右的時間取得了武漢保衛戰、湖北保衛戰的决定性成果，疫情防控阻擊戰取得重大戰略成果”②。一句話，即在半年内取得了决定性的勝利。習近平指出：“生命至上，集中體現了中國人民深厚的仁愛傳統和中國共産黨人以人民爲中心的價值追求。‘愛人利物之謂仁’。疫情無情人有情。”“這是中國共産黨執政爲民理念的最好詮釋！這是中華文明人命關天的道德觀念的最好體現！這也是中國人民敬仰生命的人文精神的最好印证！”③而以美國爲首的許多西方國家，則有的搞什麽“群體性免疫”，實爲放任自流、自然淘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有的馬虎了事、做表面文章，不願因抗疫减少經濟利益，影響政治選舉。因此，一些西方國家疫情愈演愈烈，死亡人數節節攀昇，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定都遭到嚴重打擊。中國的治癒者中，“從出生僅30個小時的嬰兒至100多歲的老人，不計代價搶救每一位患者的生命”。湖北武漢雷神山醫院治癒的新冠肺炎最大年齡患者爲98歲，“湖北省成功治癒3000餘位80歲以上、7位百歲以上新冠肺炎患者，多位重症老年患者是從死亡綫上搶救回來的”④。而西方一些國家一度中斷年齡65歲以上者的治療，摘掉其呼吸機給年輕患者使用。中國公民檢測和治療新冠肺炎費用一律由國家負擔，其中重症治療費用每人達數十萬元之多。而西方許多國家則需自費，一些没有購買足額商業醫療保險的新冠患者，即便是治癒了，面對天價賬單大概會有生不如死之感。這些巨大的反差，使人們不能理解，那些整天高喊人權的國家，在病毒危及人的生命的關鍵時刻，怎麽會如此不重視人的生命權；那些以往常吹科學何等牛逼、福利何等爆棚的發達國家，在疫情需要科學大顯身手、福利提供保障的關鍵時刻，怎麽會如此的不堪一擊。只要我們從文化基因的各自特點去分析，或許能够找到某些答案。

　　二、 剛健自强的有爲文化

　　習近平指出：“中華民族歷史上經歷過很多磨難，但從來没有被壓垮過，而是愈挫愈勇，不斷在磨難中成長、從磨難中奮進。”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個民族之所以偉大，根本就在於在任何困難和風險面前都從來不放棄、不退縮、不止步，百折不撓爲自己的前途命運而奮鬥。”②從文化基因上究其根由，還在於中華民族文化傳統中具有獨特的剛健自强的有爲精神。

　　（一）自强不息的文化基因

　　中國遠古流傳下來的神話傳説和寓言，不乏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精衛填海、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的剛健有爲、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從哲學命題來看，在與西方文明的源頭希臘羅馬同期的所謂“軸心時代”，《易傳》中就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語，剛健有爲、自强不息，從此成爲中華民族的精神主幹。不僅儒法兼用的荀子主張“制天命而用之”（《天論》），即便是奉行“自然無爲”的道家，“無爲”的落脚點却在於“無不爲”。文化基因决定了中華民族在數千年發展的歷程中，面對任何艱難險阻，都是迎難而上、不屈不撓、敢於鬥争、敢於勝利，有明知不可爲而爲之的執着，有發揮聰明才智的靈巧，有忍辱負重尋找時機的韜晦，具有無所畏懼的拼搏意志、勇往直前的必勝信心和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智慧和能力。當然，任何古老民族似乎都存在這樣一種高昂不屈的文化，而在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裏，這種特質相對更爲濃烈和突出。

　　（二）防治瘟疫的中醫中藥

　　在人類歷史的艱難跋涉中，傳染病是危害極大的兇險。人類約萬年前離開洞穴、開始群居性的定居生活，伴隨着原始農業耕作的産生，對動物的馴化利用，特别是集中居住並形成村莊和城市，傳染病就一直糾纏人類，一些惡性傳染病可以引發人口的大量病亡，可説是人類文明進步的結果和代價。世界傳染病史資料顯示，天花從公元前1157年在古埃及出現，到1977年報告最後一個病例，肆虐人類社會3000餘年，導致數億人死亡。14世紀中葉席捲歐亞大陸、延續400多年的鼠疫“黑死病”，造成歐洲1/3人口死亡，全世界傷亡近億人。肺結核也存在了數千年，至今每年全球約800萬人感染、200萬人死亡。1918～1920年起源於美國的所謂“西班牙流感”，造成全球1/3的10億人口被感染，超過5千萬人死亡。傷寒、小兒麻痹症也都自古有之。霍亂延續了200多年，共有七次大流行。其中1899年開始的第六次大流行最爲嚴重，歷時逾20年，僅印度就死亡數百萬人。1961年開始的第七次大流行，波及140多個國家和地區，傷亡慘重。艾滋病15世紀起源於歐洲，從1981年至今死亡2500萬人，現在全球仍然有3000多萬携帶者。梅毒15世紀起源於歐洲，經歷很多代人才遏制住。

　　在與傳染病作鬥争的歷史上，中國人剛健自强的有爲文化發揮巨大的積極作用，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中國古代將傳染病稱爲“瘟疫”，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人們就認識到了每年春季定期淘井有利於井水“去兹毒”，並注意疏通溝渠、水道。秦代開始及兩漢時期，就立法對於疫病實行病患者居住隔離斷絶接觸，還設定了垃圾傾倒、污水排放的有關法律。東漢張仲景的《傷寒論》是關於瘟疫的醫學專著。東晋的葛洪著《肘後備急方》《金匱藥方》等，就包含了天花、瘧疾、紅斑狼瘡、羌蟲病、瘴癘、瘧疾、脚氣病等治療。明朝吴又可的《温疫論》，在中國傳染病醫學史上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據《中國疫病史鑒》記載，西漢以來的兩千多年裏，中國先後發生過321次疫病流行，由於中醫的有效預防和診療，在有限的地域和時間内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中國歷史上從來没有出現過西班牙大流感、歐洲黑死病、全球鼠疫那樣一次瘟疫就造成數千萬人死亡的悲劇。即便在現代，中醫中藥仍在發揮重要作用，如中國科學家屠呦呦教授發現特效治瘧藥青蒿素而獲諾貝爾醫學奬，從而戰勝了已經存在4000多年的瘧疾，就是從葛洪的《肘後備急方》中獲得靈感。在非典和新冠肺炎的抗疫戰中，中醫中藥也發揮了獨特的作用。這些都是中華民族剛健自强的有爲精神在抗疫中的體現。

　　（三）西方特色的群體免疫

　　西方世界在對付傳染病方面，近代醫學形成之前的漫長的歷史時期，幾乎缺乏類似中國古代官府的抗疫作爲，更没有類似中醫中藥的作用，有的只是把生命交給上帝甚至交給巫師。雖然形成於西方的近代醫學對防治傳染病作出了重大貢獻，現代醫學已成爲抗疫科學的主流，但相對與中華文化顯得消極認命的傳統在西方世界根深蒂固，這就是當今西方面對新冠疫情采取“群體免疫法”的文化傳統。尤其是面對毫無疫苗和特效藥的新型傳染病，以及即便有疫苗、有特效藥，也會有大量的防治無效者，這就導致了相當多的人群對科學手段不信任。如西方出現不戴口罩、熱衷聚會，德國慕尼黑甚至在疫情暴發期有人聚衆搞什麽“新冠party”狂歡，其法如同古代主動與出水痘者接觸而迅速被傳染，結果能够自動生成水痘抗體一樣。但是，“群體免疫法”對於傳染性强、死亡率高又變异不定的新冠疫情，所冒的風險太大，應當是不適用的。截至2021年2月初，美國因新冠病毒死亡人數已達45萬，事實難道還不説明問題嗎？當然，一個國家選擇什麽抗疫方法，有各自的國情，應了“自作孽，不可活”的古訓。我國積極主動地全民抗疫，從文化傳統的角度分析，可説是中華民族剛健自强的有爲精神的文化基因使然。

　　三、天下一家的博愛文化

　　在抗疫戰中，“我們秉承‘天下一家’的理念”“舉國同心，集中體現了中國人民萬衆一心、同甘共苦的團結偉力”①，舉國上下共解國難，各省馳援天下一家的博愛文化，也是中國抗疫精神一大特色。

　　（一）仁愛互助的文化好傳統

　　天下一家的博愛精神這一特色的文化基因，也是在先秦時期就已成熟。《易傳》中與“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相配的，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儒家主張“天下一家”，《論語·顔淵》稱“四海之内皆兄弟”。孟子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樑惠王上》）的博愛精神。董仲舒説：“仁者，愛人之名也。”（《春秋繁露·仁義法》）朱熹在《四書集注》解釋孔子的“仁者愛人”曰：“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明代甘泉學派傳人蔡汝楠明確提出“博愛謂仁，止道其用”（《端居寤言》）。明清之際著名學者傅山在《霜紅龕》中也闡發了“愛無差等”的博愛觀，是對先秦墨家“愛無差等”説的回歸。也就是説，在中華文化密碼裏，仁是人的本質，而博愛是仁的功能和運用。只要有了仁，存博愛之心，就理所當然地關愛他人。

　　（二）中國抗疫中的團結互助

　　面對疫情，有這樣的文化基因，就必然會形成“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抗疫態勢，4萬餘名醫護人員緊急馳援武漢，19個省份對口支援湖北省16個市州及縣級市，火神山、雷神山醫院以超級速度從無到有拔地而起，重點醫療物資統一管理調撥源源不斷送往一綫。這些生動的事例，都有着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發揮的重要作用。這在本書中有專章進行論述。

　　（三）全球抗疫中的國際救援

　　在世界多國發生疫情時，一國抗疫的戰場擴展到“天下”，中華傳統的天下一家的博愛精神，成爲中國實行國際人道主義和大國責任的文化基礎，伴隨着“中國造”抗疫物質惠及全球。關於中國在全球抗疫中的擔當和奉獻，在本書中也列有專章。

　　第二節　近代中國優秀文化的切實弘揚

　　到了近代，中華民族開始了救亡和啓蒙，在苦難中再一次重鑄了民族精神，保家衛國的愛國文化、不忘憂患的自警文化和上下一心的團結文化得到彰揚。這些文化雖屬於古代中國文化就有的傳統，但在近代得到極大地張揚，而在當今的抗疫戰役中，又得到進一步的發揚光大，成爲中國人民精神世界的强勁脈動，提供了戰勝疫魔以及附和病毒亂舞的種種群魔的利器。

　　一、保家衛國的愛國文化

　　中華文明之所以延綿不絶，一個重要原因是中華兒女具有比任何其他民族都强烈的家國情懷，這在抗疫中同樣得到充分體現。

　　（一）中華兒女的家國情懷

　　《禮記·大學》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亘古不易的人生信條。對故土的眷戀、對鄉情的皈依，家和族興的責任，保家衛國的情懷，維係着中國人精神的“根”。一旦有外敵侵擾、内奸破壞，中國人都會甘願抛頭顱、灑熱血，捨生忘死地去御外平内，護佑家國的安寧。因而中國歷來愛國志士陳出不窮、前僕後繼。在外侵内腐、灾難頻仍的近代，落後捱打的屈辱和亡國滅種的危機使得愛國主義成爲民族精神的主旋律，涌現出林則徐、左宗棠、馮子材等一系列愛國主義民族豪杰，爲人們所敬仰、愛戴和傳頌。

　　（二）抗疫就是在保衛家園

　　“滄海横流，方顯英雄本色。”愛國主義、革命英雄主義的精神在抗疫戰役中得到弘揚。正如習近平表彰的：“中國人歷來抱有家國情懷，崇尚天下爲公、克己奉公，信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强調和衷共濟、風雨同舟，倡導守望相助、尊老愛幼，講求自由和自律統一、權利和責任統一。在這次抗疫鬥争中，14億中國人民顯示出高度的責任意識、自律觀念、奉獻精神、友愛情懷，鑄就起團結一心、衆志成城的强大精神防綫。”①當病毒“魔鬼”襲來，一個個白衣天使、科技人員、解放軍將士、黨員幹部逆行而上，他們以“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林則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的豪情壯志，冒着致命病毒傳染的危險，同時間賽跑，與病魔較量，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衝鋒陷陣、義無反顧，以青春和生命抗擊病毒，保衛家園，譜寫了一曲曲抗疫戰歌，聲震寰宇。

　　（三）西方趁機對中國打壓

　　尤爲特殊的是，這次的抗疫，是在十分復雜險惡的國際環境下的全球性没有硝烟的戰争，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反華勢力先是發起貿易戰，對中國經濟圍追堵截，企圖困死中國這頭已經蘇醒的雄獅。一當中國首先報告新冠疫情，西方世界就把它看成是亞洲窮人才得的病，與發達國家無關。而時任美國總統的特朗普和國務卿彭佩奥則明目張膽地稱此爲“中國病毒”“武漢病毒”，並首先關閉了領事館和中國航綫。雖然世衛組織及其他國際、國家的官方機構反復敦促人們反對種族歧視、有關成見和假設，並將新冠病毒病定名爲“COVID-19”，但由於美國等敵對國家因其自身的種種原因，極盡污衊之能事，大耍甩鍋之伎倆，企圖將病毒之源的髒水潑到中國身上，一些國家的政府機構龢民間組織甚至狼狽爲姦，開出天價要求中國賠償。面對國際烏雲壓頂之勢，中國人無不激起近代歷史上歐洲的“黄禍論”和美國的《排華法案》等飽受外辱的記憶，愛國熱情空前高漲，抗病毒、反霸凌雙綫作戰，最終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

　　二、不忘憂患的自警文化

　　面對西方的趁機打壓，中華民族歷經内憂外患的經驗教訓所積澱的憂患意識，又一次强烈高漲，警鐘在耳旁敲響。

　　（一）民族國家層面的憂患

　　早在《易經》中就有“君子終日干干，夕惕若”之語，《易傳·繫辭下》則明言“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論語·衛靈公》的“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和《孟子·告子下》的“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是經典名言。中華民族的憂患意識，長期屬於社會先進分子的智者之論，在近代達到了民族國家意識的高度，成爲官方與普通老百姓的全民共識。在反對西方帝國主義殖民侵略的鬥争中，既有林則徐虎門銷煙、鄧世昌血戰黄海、左宗棠收復新疆、馮子材鎮南關大捷以及自强求富的“洋務運動”等官方作爲，也有義和團、太平天國、廣州三元裏抗英等群衆性的反帝運動，更有知識分子如魏源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康有爲主張維新變法，嚴復提出“救亡”圖强，樑啓超提倡“新民”啓蒙等思想理論。這些由憂患意識而引發的鬥争和反思，貫穿於整個近代史。以“五四”爲標誌，找到了“民主”和“科學”的民族振興之路，中華民族的歷史才得以步入現代。

　　（二）對疫情及反彈的憂患

　　現代中國無疑仍一直在憂患中發展壯大，每一次重大的歷史事件，都導致人們以憂患意識對時局和前程進行探求，從而找出破解之方。新冠肺炎的疫情，同樣是增强中華民族憂患意識的一次重大曆史事件，不忘憂患的自警精神，是中國抗疫精神的一個特色。當疫情暴發初始，人們難免焦慮、擔憂甚至驚慌和恐懼，霎那間口罩、酒精消毒液等在藥店和商場被一購而空，糧食和日用品也被民衆囤購，這是憂患疫情的最初表現。就算居住在國外的華人華僑，當地發現疫情，這種防範意識也屬比較强烈。隨着疫情的蔓延，形勢愈加嚴峻，一方面要引導民衆正確認識疫情，不恐慌、不憂慮，堅定抗疫必勝的信心，另一方面又要動員民衆面對疫情不輕視，不消極、不懈怠，認真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理性辯證的看待疫情，科學謹慎地處理疫情。有了這種强烈的憂患意識，才能够主動防範，全力救難，從源頭遏制傳染風險，盡力减少病毒帶來的危害。盡管中國的抗疫取得了初步的勝利，但仍須時刻警惕疫情反彈，密切關注病毒變异，以憂患意識迎接戰疫的最後勝利，而不忘乎所以。

　　（三）警惕西方的誣陷勒索

　　尤其是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反華勢力對中國的抗疫進行大肆的造謡污衊，天價索賠一度形成烏雲壓頂之勢，内憂外患更激發了中國人民的憂患意識，振盪出疫情防控的奮鬥精神。新冠疫情防控像一部生動的教科書和歷史啓示録，提供了新時代增强民族憂患意識的一次契機。它使得我們得以看清暴露出來的我國在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等方面存在的短板弱項，也警示我們國際反華勢力時刻都在尋找機會落井下石予以加害。事實再一次證明，憂患意識必須繼續强化而不能放鬆和放棄。居安思危、築牢防綫、有備無患、做好自己，中華民族才能更加堅强和成熟，戰勝新的各種重大風險挑戰，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三、上下一心的團結文化

　　與憂患意識一樣，協同一致，“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易·繫辭上》）的團結精神，也是自古以來就植根於中華民族精神内核的價值觀。在抗疫精神中，上下一心的團結精神和顧全大局的自律意識，顯得特别突出。

　　（一）近代團結意識的唤醒

　　由於中國雖然文明悠久，但民族國家意識的自覺却遲於英法等老牌殖民主義國家，是近代西方列强侵略的鐵蹄踏碎了這個古老帝國的天朝舊夢，國民才逐步唤醒了對近代民族國家認識的自覺。曾記得，當八國聯軍攻佔北京，許多民衆只作看客，似乎這些鬼佬無非是在與大清皇帝打仗，與我何干？還有人爲了挣得一些苦力錢，甘願爲入侵者帶路和運送彈藥補給，甚至將入侵者帶入一條可以繞過守城官兵直通城内的下水道直接進城，促使北京城墻頃刻被破、圓明園等被毁、大批中國人被殺的慘禍。“中國人一盤散沙”是當時西方人頭腦中的中國形象，更將中國人污衊成“東亞病夫”。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在反抗侵略反抗壓迫的殊死鬥争中，唤醒了民族國家的自覺，增强了中華民族凝聚力。“人心齊，泰山移。”這是中國人民在幾千年曆史長河包括近代以來的激流險灘中積澱形成的偉大團結文化，是中國人民征服自然灾害、扺禦侵略、保家衛國的偉大鬥争中凝聚而成的偉大民族精神。

　　（二）中國抗疫的舉國之力

　　“一方有難、八方支援”，集中力量辦大事，是抗疫取勝的獨特優勢。在以習近平爲核心的黨中央統一指揮、統一部署、統一調度下，舉全國之力，緊急馳援湖北武漢。在武漢封城之後，全國幾乎處處封城，人們自覺隔離，上演出歷史上最爲壯觀的“封城記”。這裏有黨和政府與普通百姓的上下齊心，有各省市、部門、單位的守望相助，有每個人的萬衆一心、同舟共濟，民族凝聚力盛况空前。中國抗疫勝利的凱歌，就是一首“團結就是力量，團結才能前進”的合唱。英國教授馬丁在對中國進行了二十幾年的研究後得出結論：中國人最可怕的，是在關鍵時刻顯示出的團結精神。德國中國問題專家弗蘭克·西倫認爲，中國能快速從新冠病毒陰影中恢復與“中國人高度自律”有關。

　　（三）引發人際關係的反思

　　有意思的是，以往怨言叢生、矛盾尖鋭的某些人際關係，也在抗疫中得到反思。如人們更加清醒地認識到，在關鍵的時刻，崇拜歌星影星毫無意義，靠的是鐘南山、李文娟等科學家，靠的是軍人、干警鑄成的銅墻鐵壁；雖然醫患矛盾衝突成爲社會痼疾，但冲在抗疫一綫與毒魔做殊死鬥争、不顧感染的危險挽救患者性命的醫護人員，成爲抗疫中最值得尊敬的人；以往人們痛恨貪腐的官吏、利己的姦商、霸道的物管，等等，許多在抗疫中的官員、企業家和服務人員，以應有的言行改變了在民衆眼裏的形象。這些在抗疫特殊時期出現的帶有中國特色的人際關係現象，説明瞭“民齊者强”“萬夫一心，天下無敵”的道理。

　　第三節　現代中國優秀文化的實踐創新 

　　我黨歷史上的紅船精神、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抗戰精神、延安精神、上甘嶺精神、大慶精神、雷鋒精神、女排精神、“兩彈一星”精神、抗洪抗震精神、抗擊“非典”精神以及改革開放精神等，既是紅色文化基因，又是響徹時代的精神音符。“抗疫精神”作爲中國最新精神文明形態，正是對這些中國現代優秀文化的切實傳承。“抗疫精神”對時代精神的傳承，凸顯了實事求是的務實文化、遵循規律的科學文化和尊重自然的生態文化，具有新時代的時代感，包含了對時代之問的探索和解答的實踐創新特徵，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現時代所表現出的特有的精神面貌。

　　一、實事求是的務實文化

　　“實事求是”的務實文化，是中華民族的優良文化傳統，也是黨的思想路綫。抗擊新冠肺炎的戰役取得决定性的勝利，“尊重科學，集中體現了中國人民求真務實、開拓創新的實踐品格”①，再次證明瞭黨的思想路綫是黨的生命綫，是抗疫勝利的法寶，也是中國抗疫精神的一大特色。而國外的亂象，反襯出中國對待疫情的務實求真的特色。

　　（一）疫情報告要務實求真

　　按照法規要求，發現疫情要按法依規及時報告，這是現代社會盡人皆知的起碼常識。難在疫情出現苗頭但尚未弄明情况與可以確切判斷已發疫情之間，的確存在着一個中間地帶。如何準確地拿捏分寸，做到既不躭誤疫情，又不謊報夸大，需要有實事求是的態度、嚴守法規的標準和敢於擔責的勇氣。一旦確定了疫情爆發，“中國第一時間報告疫情，迅速采取行動，開展病因學和流行病學調查，阻斷疫情蔓延。及時主動向世界衛生組織以及美國等國家通報疫情信息，向世界公布新型冠狀病毒基因組序列”②。中國的做法，得到世衛組織、醫療專家和專業媒體的肯定。反觀美國等多國對疫情真相隱瞞不報，尤其美國感染數據全球第一，却解釋爲測試量大，要减少測試壓低感染人數，存在着嚴重的數據不真、疫情不明、弄虚作假、欺瞞民衆的情况。

　　（二）疫情防治要務實求真

　　一方面，新冠病毒的危害、傳播途徑、疫情現狀等，應及時準確地告知民衆。另一方面，如何抗疫，怎樣組織實施等，應當科學謀劃、迅速組織、有效實施。中國不僅實施了全球歷史上規模最大、時間最長和組織最爲嚴密的全國性封城隔離之法，防疫和治療雙管齊下，抗疫與民生兩不躭誤，逆行抗疫與居家隔離都是爲了抗疫作出貢獻。而且還邀請了世衛組織和多國專家一道制定防治之策，每日公示疫情數據和重大事件，廣泛宣傳科學抗疫方法，公示破壞封城隔離的刁蠻之人，彰顯出嚴肅法治的現代治理精神。國外却僅從最初發病的人群中統計出亞裔、中國人比例高，就得出新冠肺炎只感染亞裔和中國人的結論，把自己國家的白人得病説成僅是流感，直到大量白人也病倒了，尤其是在軍營中、軍艦上以至白宫和五角大樓裏都出現新冠疫情，才不得不在事實面前承認新冠病毒對全人類的人種都具有傳染性。而所謂可以不戴口罩以及“群體性免疫”的方法，也被事實證明大錯特錯，不得不改弦易轍，除極少數國家外普遍實行封城隔離。

　　（三）復工復産要務實求真

　　除了抗疫龢民生所需物資必須要邊抗疫邊生産外，當中國的疫情得到基本控制，條件達到一定標準就不失時機地果斷投入復工復産。除湖北疫情嚴重地區外，珠三角、長三角經濟發達地區，春節後不久陸續開工，2020年2月中旬規模以上企業大多已經復工復産，達産、超産和創新捷報頻傳。盡管如此，疫情的影響也使得上半年GDP同比下降1.6%。反觀美國等國家，先是不能實事求是地按照疫情的防控要求停産隔離，到了疫情一發不可收拾被迫停産隔離，後又不等疫情消停，美國和歐洲普遍在5月迫不及待地復工復産。其中美國總統特朗普2020年4月16日宣佈“重啓美國經濟”指南，5月初取消居家令，結果疫情反彈，不僅没能重啓經濟，美國上半年GDP同比下降9.62%，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却迅速上昇爲全球第一。這正是利字當頭，不能務實求真的必然後果。

　　二、遵循規律的科學文化

　　中國抗疫取勝的重要秘訣，在於科學的權威深入人心，疫情防控决策、患者醫療救治都離不開科學。表現爲在抗疫中尊重規律、科學防控、把握疫情、精準施策。這次疫情防控不僅高科技得到廣泛應用，而且也極大地提高了全國人民的科學素質，特别是對科學家的尊重、對高新科技應用的自覺性和迫切性，都得到空前的提昇，彰顯了科學的價值和力量。中國抗疫的特點之一，是符合新時代要求的一次全新的科學啓蒙。

　　（一）抗疫的醫學科研攻關

　　在疫情面前，科研攻關的關鍵在於與時間賽跑、與病魔抗争。其中最重要的是檢測試劑和疫苗的研發。中國的科研人員爲抗疫科研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在短時間内甄别出新冠病原體，完成基因檢測，臨床檢測的手段不斷使其更爲準確、快速、簡便和低價。英國記者親歷了武漢核酸檢測後，2020年4月14日在路透社網站發文《在武漢接受新冠病毒檢測：快速、便宜、操作簡單》，當時的檢測過程不到3秒，1天半内就有結果，並可通過手機進行查詢，費用僅需37美元（約合人民幣260元）。從5月14日0時至6月1日24時，武漢全民除6歲兒童以外的近990萬人已接受集中免費核酸檢測，發現確診患者爲零，無症狀感染者檢出率僅爲0.303/萬，全市無症狀感染者在人群中占比極低，未發現無症狀感染者傳染他人的情况，宣告了武漢已爲緑碼。據有關資料報導，中國抗疫在可診、可治、可防三個方面都取得了明顯成效和進展。已有多個檢測産品獲批並應用於臨床，整體檢測水平顯著提高；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發佈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七版）》，並正在推動干細胞、單克隆抗體等先進技術用於治療研究；新冠病毒疫苗正按五條技術路綫加快研製，其中中國工程院院士、軍事科學院軍事醫學研究院研究員陳薇領衔團隊研發的新冠疫苗7月中旬已完成Ⅱ期進入Ⅲ期臨床試驗，8月初在北京建成的全球首個新冠滅活疫苗生産車間也通過國家生物安全檢查，還取得了腺病毒載體疫苗（Ad5-nCoV疫苗）國家專利，表明我國疫苗的研發和生産已走在世界前列。人工智能、大數據和5G技術等都在疫情防控中得到廣泛應用。反觀美國等高科技國家，本來應當在防治新冠方面條件優於他國，但結果却並非如此。以檢測爲例，美國的檢測試劑號稱準確性高、快速甚至立等出結果，實際上結果要等一周才能得到，許多患者知道結果時已經到處傳染，無法切斷病毒傳染鏈。美國疾控中心從3月2日起停止公布新冠病毒檢測人數和死亡病例數據。前期抱怨檢測試劑盒缺乏，檢測能力不足，後期又抱怨檢測人數過多，以至感染人數飆昇，企圖掩耳盗鈴式地要减少檢測來壓低感染數據，這些匪夷所思的做法實在與其高科技强國名聲相去甚遠。在中國的鐘南山是英雄，被稱爲美國鐘南山似的專家福奇却受到死亡威脅，這大概最能反映中美兩國對待科學的現實和差距。

　　（二）抗疫的人工智能應用

　　人工智能機器人的應用，在中國抗疫科技中是個亮點。據中國評測機器人國評中心①報導，自疫情發生以來，“無接觸”成爲大衆在疫情中的基本訴求，用機器人代替人進行作業减少交叉感染的需求尤爲强烈。中國機器人企業凝心聚力，在短時間内投放各類機器人，參與了抗疫全流程中多項工作任務，與前綫醫務人員一起並肩作戰。不完全統計，近30家機器人企業奮戰在抗疫第一綫，如普渡科技、新鬆、擎朗智能、廣州賽特、獵户星空、雲迹科技、京東物流、坎德拉、哈工大機器人集團、鈦米機器人、靈至科技、大疆、創澤智能等企業。在疫情防控、疾病診療方面現有應用的機器人産品，分爲消毒、導診、室内配送、巡控、遠程診斷、測温、陪護、清潔、物流、生産製造等十大類别，機器人成爲奮戰在抗疫前綫的“鋼鐵戰士”。

　　（三）5G及其他高科技應用

　　5G在抗疫中牛刀小試，初露鋒芒。突出表現在5G+遠程醫療遠程辦公遠程教育、5G+新媒體雲傳播、5G智能化工廠和自動駕駛提昇抗疫物資生産運輸效率、5G多樣化終端創新公共場所疫情監測和巡邏手段等方面。火神山、雷神山醫院建設的全程網絡直播風靡全球，讓人們親眼見证中國力量。熱成像體温測量、大數據分析等先進技術讓抗疫工作如虎添翼，符合國家分區分級風險等級標準、風險人群識别標準的全國通用的“健康碼”應用於疫情防控、跟踪篩查、復工復産，爲政府、企業及個人防疫工作提供精準、權威、安全的解决方案。微信、微博和抖音等各種手機APP成爲民衆孤獨無聊的隔離生活中進行社交和娱樂的新平臺。新近全球組網投入應用的北鬥導航衛星，也爲抗疫提供時空體系精準服務。這些高新科技，成爲抗疫有力的科技支撑和保障。

　　三、尊重自然的生態文化

　　中國的抗疫所帶來的對生態文明的高度重視和理性自覺，再次説明中華民族勇於應戰生態危機，善於在危難中總結教訓，轉危爲機而百折不撓。隨着中國的現代化一定程度上以耗竭資源、破壞環境爲代價，生態危機已然顯現，生態文明建設提到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並提的“五位一體”的高度。這次戰勝新冠疫情的戰役，又使得中國人民進行了一次生態文明的洗禮，因而成爲現代中國優秀文化在抗疫中的切實傳承一個重要特徵。

　　（一）重視和保護自然生態

　　中國最先發現新冠病毒疫情時，曾一度推測蝙蝠是致病的罪魁禍首。2020年2月15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召開新聞發佈會通報，新冠病毒溯源和傳播路徑研究由中國疾控中心、中科院、中國醫學科學院聯合開展，中疾控病毒所檢測了585份取自華南海鮮市場及武漢多傢生鮮市場的樣本，有33份新冠病毒陽性，其中31份來自華南海鮮市場經營野生動物的西區，提示此次疫情可能與野生動物交易有關。新冠病毒基因組比對顯示，蝙蝠最有可能是新冠病毒天然宿主，蝙蝠携帶的冠狀病毒與新冠病毒基因組親緣關係最近，同源性爲96%。同時報告也有科研團隊在追踪穿山甲。隨着研究的進展，人們發現華南海鮮市場充其量只是二次傳播點，四大洲12個國家的93個新冠病毒樣本的基因組數據，發現其中包含58種單倍型，與華南海鮮市場有關聯的患者樣本單倍型都是H1或其衍生類型，而H3、H13和H38等更“古老”的單倍型來自華南海鮮市場之外，印证了華南海鮮市場的新冠病毒是從其他地方傳入的觀點，蝙蝠與人類之間還應當有中間宿主。盡管如此，武漢在第一時間關閉了華南海鮮市場，2020年1月26日，市場監管總局、農業農村部、國家林草局發佈了全國疫情解除前禁止野生動物交易活動的公告。2月2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决通過了關於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衆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自公佈之日起施行。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動物制度的推行，是對中國某些地區傳統陋習的徹底革除，戰疫推動了這一革新，使之成爲全民共識和明文法令。

　　（二）警惕人爲的生態攻擊

　　除新冠疫情外，疫情前後世界接二連三地報導了一大串自然灾害事件，有的可能是人有意無意所爲，都有可能給人類帶來生態灾難。如亞馬遜叢林大火和澳大利亞山火，就有可能驅使野生動物病毒宿主被迫逃離森林，將病毒帶給人類。全球變暖極地冰川融化，曾冰封着的數萬乃至數十萬年前的古老微生物和未知病毒，也可能給人類帶來危害。特别是新冠病毒發生變异的噩耗，更是令人膽戰心驚。而且，值得特别强調的是，我們還要嚴防某些國家利用生態灾難的掩護，對他國進行生化武器的攻擊。他們企圖繼承二戰日軍“731”部隊的細菌戰、毒氣戰的罪惡行徑，搞現代生物戰、人體基因戰，等等。所有這些天灾人禍所表現的人與自然的對立，都值得人們反思、檢討，而對人爲的生態攻擊，必須堅决反對和嚴加懲治。人類的科技進步可能永遠趕不上細菌病毒的突變和新病毒的出現，更難以遏止居心不良者的生態破壞和攻擊，生態文明的警鐘必須常鳴不息。

　　（三）學會生態地對待身體

　　值得重視的是，中醫在此次抗疫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據湖北、北京、四川、江西等全國許多省市的抗疫醫療報告，在西醫没有特效藥的情况下，中醫的參與率和有效率達80%以上，武漢雷神山醫院“重症病區，以中醫治療爲主，中醫治療率100%，中藥治療率100%，目前多數病人核酸檢測轉陰，明顯好轉”①。中醫藥通過臨床篩選出的有效方劑“三藥”（金花清感顆粒、連花清瘟顆粒和膠囊、血必净注射液）“三方”（清肺排毒湯、化濕敗毒方、宣肺敗毒方），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佈會對臨床使用的“三藥三方”作了相關介紹。《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從第三版開始，中醫診療方案就納入其中。中醫不僅是傳統優秀文化，更重要的是它應當歸屬於現代乃至未來的生態醫學。西醫對新冠病毒的治療，對身體的殺傷力大，會産生極大的後遺症。而且新冠病毒的變异性，使得西醫西藥包括疫苗都將滯後於病毒的變化。而中醫中藥則是以人體系統的生態觀對待身體與病毒的關係，“治未病”的預防重於“治已病”的療救，從扶本强基、扶正祛邪和整體調理入手，通過人體自身的免疫系統發揮作用爲主，藥物控制和殺滅病毒爲輔，達到療效好、後遺症少的目的。抗擊非典的戰役中，中醫中藥已經證明其重要作用，抗擊新冠肺炎的戰役，又一次證明中醫中藥的威力。它再次給人們以啓示，人類不僅要生態地對待自然，也要生態地對待人體。在中醫中藥範疇内的養生學、内丹醫學、太極拳、静坐等，都能提高人體自身免疫力，是生態地對待自身人體的傳統手段甚至是秘技。總之，人的精神的社會化與人的身體的自然化，應當並重同行，這正是對100多年前青年毛澤東强調的“文明精神，野蠻體魄”①理念的現代詮釋和承揚。

　　中國抗疫精神的文化特徵，是其他國家特别是西方國家所没有的歷史和現實的文化特色，正如習近平指出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②。有了這一文化特徵，才能詮釋中國抗疫精神的中國特色、中國氣派、中國風格，它標示出的是厚重的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注解和當代優秀文化的展示，從中可以尋覓中國抗疫精神的“根”和“魂”。

　　主要參考文獻：

　　[1]習近平.在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上的講話（2020年9月8日）[N].人民日報，2020-9-9（2）.

　　[2]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白皮書）[N].人民日報，2020-6-8.

　　[3]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N].人民日報，2017-1-26.

　　[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下）[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