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在中國近代政治史、思想史、學術史、文化史上，曾起過至深至廣歷史作用的一位巨人，被今人譽爲“中華英杰”或“有革命業績的學問家”。他身爲浙江餘杭人，但他的大半生是在上海度過的。他離開書齋步入社會革命的第一站就是上海，時年僅三十。以後在上海辦報、講學、著述、革命、坐牢、成婚、生息，凡三十餘春秋，幾乎參與了他這個時代的所有重大的歷史變革，顛沛了大半輩子，直至六十七歲移居蘇州。上海成了他真正的第二故鄉。三十多春秋的浦江水，哺育了太炎，使他對上海留下了無限眷情，同時也爲上海史留下了斑爛的一頁。但是，關於太炎寓滬經歷，未見有文詳考，尤其他滬寓變遷，更未見有所載述。不知其滬上經歷，焉知其一生?！今就太炎寓滬經歷，尤其他滬寓變遷，撰文以記，力求爲讀者展現一段真實的歷史和展現一個真實的太炎。

　　一、辛亥革命前之寓滬經歷

　　太炎第一次來到上海，是1897年1月。這是“甲午戰争”失敗後的第二年。太炎當時在杭州詁經精舍隨國學大師俞曲園先生治經學已七年之久，已是一個頗有名望的青年漢學家，但國家的沉淪，民族的危亡，使他再也無法安坐書齋與古書爲伍，而决心投入救亡行列。他報名加入了康有爲的“强學會”。“强學會”被禁封後，樑啓超將“强學會”餘款創辦《時務報》。太炎很欣賞《時務報》，而該報總經理汪康年又係太炎同鄉，且有戚誼，因此當汪康年“遣葉浩吾至杭州來請入社”①，太炎欣然隨葉前往上海，入《時務報》，任編輯，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時年三十歲。

　　《時務報》初設於四馬路（今福州路福建路口），太炎工作與居住均於《時務報》内。樑啓超也曾住宿過報館内，據他自稱“獨居一小樓上揮汗執筆，日不遑食，夜不遑息”②宣傳變法，反對守舊，一紙風行，《時務報》成全國維新派聚集地。太炎也用他的筆投入了支持改良主義的運動，在《時務報》發表了《論亞洲宜自爲唇齒》和《論學會有益於黄人亟宜保護》等文章，主張“以革政挽革命”。由於他文辭犀利，論説有力，使維新派感到振奮，譚嗣同在給汪康年和樑啓超信中説：“貴館添章枚叔先生（即太炎），讀其文，真巨子也，大致卓公(樑啓超)如賈誼，章似司馬相如”，黄遵憲給汪良年信也説：“館中新聘章枚叔、麥孺博，均高材生，大張吾軍，使人增氣”。但是，由於太炎與康、樑在學術上“輒如冰炭”，康有爲因變法需要，將孔子偶像化，把孔學宗教化，來“托古改制”，並自封“南海聖人”，太炎對以新的迷信取代舊的迷信，以及對康的今文經學的“詭誕”不能苟同，而遭康、樑信徒“扯臂大哄”，只好結束《時務報》工作。4月16日，憤返杭州，前後在滬時間僅三個月。

　　六個月後，即10月26日，《譯書公會報》在上海創刊，這是太炎與惲積勛，惲毓瞬等人共同創辦，由太炎與楊模爲主筆，向維新派廣泛介紹西學。太炎特撰《譯書公會報序》。太炎也於此時第二次來到上海主筆《譯書公會報》工作。太炎友人孫寶瑄在他《忘山廬日記》1897年11月4日説道；“哺、訪章枚叔於譯書公會”。直到1898年初，即農曆1898年春節，太炎才離開上海返浙鄉過年，確切時間是1月22日之後，因爲1月12日(正月初一)太炎還去譚獻家“入室長談”①。到2月18日“枚叔至自杭”②，從杭州回到上海。2月24日孫寶瑄又“至譯書公會晤枚叔”。

　　未幾，太炎應兩湖總督張之洞邀請，入鄂主筆《正學報》。張之洞當時標榜擁護新政，任用新人，他得知太炎爲一代經學大師俞曲園高足，又著有《春秋左傳讀》，與他崇《左氏》和《公羊》見解相同，故邀太炎赴鄂相助新政。於是太炎於3月28日匆匆離滬赴鄂。但是，太炎一經與張之洞及其幕僚接觸，馬上發現他們不過貌似開明，以博得同情維新之美譽，而骨子内依舊，决非真正變法維新者，在政治上學術上無一共同之處，故旋於5月2日又回到上海。

　　第三次來到上海的太炎，政治上稍稍成熟起來了，他漸漸認識到搞變法是不能依靠張之洞、李鴻章之流。6月初，太炎返回杭州故里，6月7日孫寶瑄還去他杭州寓所訪談。7月10日，太炎自杭來滬③，與孫寶瑄長談。這期間太炎在上海與維新派廣泛交往，討論種種社會問題、變法問題和學術問題，並繼續撰文與譯著，當時他仍宿於《時務報》，孫寶瑄日記中記載了他兩次去太炎宿地《時務報》館看望太炎，不過《時務報》館已從四馬路福建路口“移屋泥城橋”。

　　8月17日，《時務報》由汪康年改爲《昌言報》，“仍聘章主持筆政”。9月，“百日維新”遭慈禧太后扼殺，光緒皇帝遭禁，維新派人譚嗣同等被囚，康、樑等出逃，西太后垂簾聽政，戊戌變法失敗，清政府各處封禁報館，捕拿主筆者。太炎没有被突來的變化嚇倒，反而促使他拿起筆來向以慈禧爲首的整個反動保守勢力宣戰。他在《昌言報》上發表了《祭維新六賢文》、《書漢以來革政之獄》等文，高度評價了維新六烈士爲民族覺醒而死，死得其所，並從歷史到現實對戊戌變法失敗原因作了總結，表達了對革新者的巨大敬意，號召人們不要氣餒。這是第一篇對戊戌變法失敗的總結文章。因爲太炎曾加入康樑“强學會”，又主筆許多主張改革的報刊，變法失敗仍不緘言，故遭清政府通緝，終於携家“避地台灣”，11月底離開上海，12月4日扺達台北。

　　1899年7月，太炎自台赴日，9月下旬離日返國。扺滬後旋潜返杭州，10月12日又離杭州‘暫歸餘杭”故里，直至初冬，又再次來到上海，不久與夏曾佑共赴天津，不多日又回上海，在唐才常辦的《東亞時報》任主筆，還在“誠正學堂當漢文教習’。他的下榻之地，仍在《昌言報》，有時也在友人胡惟志家寄寓。第四次來到上海的太炎，除了撰文講學之外，主要是清理自己思想，删改自己舊作，將歷年論文匯編成集，出版了他第一部論文集，取名《訄書》，表達了他急切向世人呐喊的意思。這是本具有豐富的社會内容，强烈的現實性，鮮明的資産階級民主色彩的文集，當然也有許多思想不成熟之處，但已引起思想文化界的震動，被當時思想界的巨人嚴復稱爲“《訄書》不獨非一輩時賢所及，即求之古人，晋宋以下可得多耶?”

　　1899年底至1900年初，太炎在上海與唐在常有較多接觸，除出任《東亞時報》主筆外，還參加過經元善、唐在常等反對慈禧“已亥立儲”。7月26日，唐才常在上海成立“中國國會”，組織“自立軍”，準備迎光緒皇帝南下建立南方政府，太炎亦參加了成立大會。但是他對唐才常一方面不承認滿清政府有統治中國的權利，一方面又要用武力逼迫慈禧歸政於光緒，依靠光緒實行維新，感到是“首鼠兩端，自失名義”，“實屬大相矛盾，决無成事之理”，要求唐才常放棄“勤王”，可是没有被接受。太炎憤保皇派執迷不悟，於是公然剪下清統治下順民的標誌——髮辮，表示决心反清排滿，用實際行動與保皇派决裂，這在當時是極其驚世駭俗的。同年8月21日，唐才常起義失敗，次日被殺害於漢口，維新志士又一次獻出生命，使太炎更感悲憤，也更堅定了救中國必須革命的信念，於是他撰寫了《客帝匡繆》和《分鎮匡繆》，批判了自己過去對清政府和漢族地方督撫寄於幻想的錯誤，從此他的思想躍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因唐才常起義失敗，太炎又一次遭株連，他便潜返“鄉里度步”。扺家一月，1901年正月十五，太炎好友吴保初遣人趕到餘杭倉前鎮，告訴太炎追捕者將至，於是太炎急忙躲到龍泉寺廟内，十多日後悄然復入上海，3月3日扺達滬上。重返上海的太炎，幾無栖身之地，因爲《訄書》的問世，剪發示决行動，都震動了社會，嚇壞了一些原先傾向維新的舊友，他“先時常在仲巽（胡惟志）家中寄寓，今得彼書，乃知以《訄書》故，頗有謡諑，囑弟不可寓彼宅中”①，而《昌言報》這樣公開的場合更不宜居住，於是他寫信給吴保初和汪康年，請求“暫宿數旬”。吴保初欣然接納了太炎，並對太炎‘衣食起居，備極優遇’，終於使太炎在上海没有落得無寓之虞。在吴保初寓，太炎針對樑啓超將變法失敗歸於中國的積弱及國民的奴性、愚昧、爲我、好僞、怯懦、無動等劣性，並繼續鼓吹只要讓光緒皇帝取代慈禧太后，中國就可以獲救了，提出了强烈批評。他撰寫了《正仇滿論》，指出即使光緒想變法，但他的滿族統治集團絶不會放棄私利而接受新法，“今日之滿人，則固制漢不足，亡漢有餘，載其呰窳，無一事不足以喪吾大陸”，因此只有排滿革命，這才是“順天而革命者，非讎視之謂也。”《正仇滿論》可以説是中國近世第一篇批駁保皇改良的歷史之獻，也是第一篇指名批判清王朝和光緒皇帝的文章，有着極其重要的歷史意義。

　　1901年3月至8月，太炎幾乎没有離開過上海，他與維新派人士廣泛往來，經常聚會於張園，他們勸太炎“君以一儒生，欲覆滿洲三百年帝業，何不量力至此”，但太炎認準一個理不惜代價爲之奮鬥，言論依舊，又遭致清府通緝，上海又住不下去了，於是由吴保初推薦太炎去蘇州東吴大學執教。8月20日，太炎離上海赴蘇州。

　　1901年年底，東吴大學放寒假，太炎返倉前老家度假。農曆春節期間，友人張伯純和吴保初分别派人傳訊要太炎趕快出逃，因太炎在東吴大學的革命言行，招致江蘇巡撫恩壽追捕，於是太炎只得亡命日本。1902年2月21日，太炎扺滬，“在囚庵家宿一夜，次日赴日本舟東渡”①。

　　太炎這次亡命日本僅三個月，時間雖短，但與激進的中國留日學生秦力山等朝夕相處，又與孫中山定交於對陽樓，又組織了“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並接觸了西方許多新學説，使他推翻清政府决心更加堅定。太炎因爲得悉夫人王氏病重，便於該年7月27日潜返“鄉里”，以安慰與他共爲甘苦的妻子，並和長兄“共同研究病情處方”，在故鄉，他一面照料妻子，一面爲廣智書局“藻飾譯文”維持生計，同時再一次删改修訂《訄書》，“耗時半年多，使修訂後的《訄書》成了一部集中反映他思想上新飛躍的專著，成了近代中國在深入批判中國舊思想舊制度基礎上系統闡明民族民主革命理論的第一部綜合性著作”，但他的妻子還是積勞成疾而過早去世了。

　　1903年3月，太炎應蔡元培、蔣智由邀請，第六次來上海，在蔡元培創辦的愛國學社任教。太炎將愛國學社與張園，作爲宣傳革命主張的陣地，積極宣傳革命，受到大批愛國志士愛戴，並與激進的張繼、章士釗、鄒容結爲義兄，同時幫助出版了鄒容的《革命軍》這一部充滿仇清排滿鼓動造反的小册子，並爲之作序。太炎又針對康有爲等保皇言論，在《蘇報》上發表《駁康有爲論革命書》，指出要救中國必須進行流血革命，而不能把希望寄託在“未辨菽麥”孱弱的“載湉小醜”這樣的皇帝身上。太炎的《序革命軍》和《駁康有爲論革命書》發表，社會爲之大震，輿論爲之大哄，出現“人人争購”和競相傳閲局面，極大啓迪了民衆，使許多人從觀望、守舊、保皇轉向了革命。於是招來了當局再一次通緝，引發了震驚中外的上海近代史上轟動一時的“蘇報案”。

　　第六次來到上海的太炎，居住在愛國學社内，地址在當時南京路泥城橋福源裏，他與蔣維喬“合居後樓上小坡屋，僅堪容膝，其下即爲厨房，一日三餐時，煙焰迷目，故常携筆硯稿件，至會客室中寫之”①。緝捕太炎消息傳來，人們勸他“舍走無他法”，而太炎感到革命高潮即將到來，要摧枯拉朽，必要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氣慨，於是决心“坐待捕”，他説：“吾已被清廷查拿七次，今第八次矣，志在流血，焉用逃焉”②，終於在6月30日被清政府勾結“工部局”將他捕獲，第二天鄒容也毅然投案，與太炎共同赴難。

　　7月1日，太炎與鄒容被送往福州路會審公廨，在那裏被關押了十個多月，後被判“凌遲處死’。因逢慈禧七十大壽，改判“永遠監禁”，但遭輿論壓力，又依政治犯判處太炎監禁三年，鄒容監禁二年，這是沿用西方政治犯的最高刑年。1904年5月21日，被移送提籃橋“西牢”。這一場以太炎與鄒容兩個百姓跟堂堂清政府對簿於租界小小公堂的訴訟，使清政府出盡醜態；一邊是民不畏死大義凛然，一邊是朝廷躲躲閃閃詞窮理屈，使人們一看就感到清政府氣數將盡了。就如孫中山所説；“蘇報一案，章太炎、鄒容以個人和清朝政府對論”、“於是民氣爲之大”，海外華僑也“觀念大新，齊唱革命”。

　　無論在拘留所或西牢，太炎没有停止過鬥争，盡管他受盡虐待，遭獄卒拳打脚踢二次，受梏三次（梏是一種酷刑），被折磨得幾次昏厥，但他鬥争意志毫不屈减，正如毛澤東所説：“在舊中國講造反是要殺頭的”，太炎却敢造反。也正如馬克思所説：“不管資産階級社會怎樣缺乏英雄氣概，它的誕生却是需要英雄行爲，自我犧牲”，太炎就具有這種自我犧牲的英雄行爲。1906年6月29日，太炎刑滿被釋，但鄒容却犧牲在牢内。當日，大炎隨孫中山派來的特使龔練百，仇式匡、鄧家彦等離滬赴日，開始了他第三次亡命海外的生涯，直至辛亥革命成功才重返上海。

　　二、辛亥革命後之寓滬經歷

　　五年流亡日本之後，終於迎來了武昌起義的成功，在革命黨人推動之下，國内新軍、立憲派、地方自治派紛紛響應，使腐朽的清政府迅速垮台。1911年 11月3日上海光復，11月7日上海軍政府宣告成立，太炎獲此喜訊，便於11月11日趕返祖國，11月 15日回到闊别五年零四個月的上海。

　　流亡日本的五載，太炎曾主筆革命派同盟會機關報《民報》主編，爲民主革命提供了輿論與哲學，撰寫了許多有影響的戰斗文章；並重建光復會，出任光復會會長，推動了國内反滿鬥争，創辦了“章氏國學講習會”，聚衆講學，致力思想輿論革命，過着“三年衣被不浣，日以麥餅充飢”的極其艱苦的生活，終於迎來了革命勝利——推翻了滿清皇朝，開創了民主共和政體。重返上海的太炎——一個當年的階下囚，如今成了凱旋英雄，受到上海民衆熱烈歡迎，被稱之“新中國之盧梭”。當他登上上海之日，《民立報》發表《歡迎鼓吹革命之文豪》社論，稱“祖國得有今日，文豪之功也”。次日，《光華日報》發表時評，稱“今日革命軍赫赫之功，亦當推源於文字”，給了太炎巨大的榮譽與讚揚。

　　太炎扺達上海之日，即被光復會主持李燮和接往他的吴淞軍政府下榻。上海光復，李燮和與光復會成員出力甚巨，但陳其美趁李燮和戰後疲睡之際，聯合地方紳士等，搶先成立滬軍都督府，自任都督。於是李燮和憤而成立軍政分府於吴淞，也稱都督。上海一光復，革命派人首先陷於矛盾之中，太炎一踏上故土，即遇上了這樣矛盾，要他作出選擇。太炎了爲顧全大局，防止内哄而遭致革命的殀折和帝國主義藉口干涉，於是勸李燮和“去督號，稱總司令，奉程德全爲江蘇全省都督”①，並率部北伐，終於調和了一場箭在弦上的内部衝突。

　　太炎回到上海最初的一個月中，參加了許多活動，發表了大量通電、宣言、論説、信函、時評、演講等，但概括起來，大概可分三方面内容：（一）策劃光復南京和籌兵北伐；（二）籌組“中華民國聯合會”，成立了武昌起義後第一個全國性政治團體，並任會長，同時兼任該會機關報《大共和日報》社長；（三）推動中央政府的建立。

　　11月下旬，李燮和率部北伐，太炎也離開吴淞，應邀去哈同花園居住。馬叙倫在他回憶録中也曾説；“太炎由日本回到上海，……都住在愛儷園——哈同花園”②，這回憶是不錯的。因爲哈同花園的大管家烏目山僧（即黄宗仰上人）是太炎舊識，早在“蘇報案”時即稔熟，而且在佛學上頗多共識。後黄宗仰也加入過革命黨，而猶太富豪哈同，從不名一文而發迹成爲上海首富，盡管毁譽不一，但上海光復之役他“外應賓旅”。李燮和攻下江南製造局，哈同“立貸銀幣三萬版，餉始得給”，博得了太炎好感，加上黄宗仰鼓動，哈同對革命黨人頻顯殷勤，故迎太炎入住園内（後孫中山等也入住該園），太炎也不拒之。

　　1911年12月25日，孫中山從海外返滬，1912年1月11日，孫中山於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在民國初建的紛亂政治生活中，太炎於上海就建國體制、政權形式、立法原則、經濟政策、政黨政治、黨内糾紛、對外貸款、定都何處等等重大問題，發表了許多見解，他力圖使他創建的中華民國聯合會與孫中山領導的民黨，“同在一國體之下，各自團結，拿政綱政見互相切磋，相互砥礪，使人民有從違擇舍的自由和信從”①，企圖超越政見黨見，站在國家的最高利益與民衆的最大福祉基礎之上，來規劃一個新國家、一個新政權的建設。太炎的確也心無私慾，但他畢竟太理想化了。他舊日的同志，在革命勝利之後需要在最大程度上擴大陣容和奪取權力，因此太炎的言論是那麽令他們感到“刺耳”和不悦。由於政見時而相左，引起了舊日戰友們極大憤慨，他們認爲太炎是站到舊日敵人——立憲派和舊官僚一邊去了，感到不可容忍，而時時加以攻擊。但太炎却是一個最最不畏謾駡的人，他執着己見，我行我素，他不知再美好的理想，脱離了社會實際，缺乏依靠力量，是無從實現的，它只能被人視爲攪局。因此，當孫中山回到上海召開的第一次同盟會本部負責人會議時，太炎作爲同盟會領袖之一，却被摒斥在會議之外。孫中山在組織臨時政府時，欲請太炎入閣出任教育部長，也因黨内同志極力反對而作罷，只得改聘太炎爲總統府樞密顧問，太炎也未赴任；不久，舊日隔閡竟成内哄，光復會的第二號人物兼軍事領袖陶成章及許雪秋等人，分别被滬軍都督陳其美及廣東都督陳炯明殺害，使太炎失去左右，成了光棍司令，而且生命隨時可憂。這一切使太炎感到傷心和失望，使他對南京臨時政府的希望隨之破滅，反促使他與立憲黨人和舊官僚等靠得更近。1912年2月25日，袁世凱取代孫中山就任大總統，於是，太炎把希望轉注於袁世凱身上。

　　太炎自辛亥革命返國後，到1912年4月23日之前，基本上在上海，只去南京督戰一次；1912年1月30日去杭州參加浙江教育會選舉(任會長)一次； 2月7日應孫中山邀請去南京一次；4月初去常州和南通蘇州各一次，都是短時外出，餘均在滬，直到4月23日離滬去北京晤袁世凱。袁世凱爲了攏絡他，聘他爲大總統高等顧問。7月他由京赴鄂謁黎元洪“二十餘日”，9月初返京，10月初赴東北考察，返京後提出了開發東三省許多建議，袁世凱對太炎直言無忌深感頭痛，但仍要利用他，便任命他爲東三省籌邊使，把他從京城内支走，放到僻遠的東北，讓他去當一個有名無實的邊官。1913年1月3日太炎走馬上任。正當他埋頭實業之際，他的老戰友宋教仁被袁世凱派人暗殺。宋教仁作爲國民黨代理理事長，正忙於組閣，却被貌似革命的袁世凱殺害，這使太炎猛醒，認識到革命尚未成功，袁世凱只是假借共和招牌，中國要真正完成“政治革命”還只有依靠革命黨人，革命黨人必須重新聯合。於是太炎掛冠南下，於4月17日回到分别近年的上海。

　　血的教訓使革命黨人幡然大悟重又聚集，孫中山、黄興等人對太炎的南歸極表歡迎。4月23日專門爲太炎舉辦了全體成員歡迎會，稱太炎爲“革命先覺，民國偉人”，陳其美代表國民黨致詞説；“太炎先生鼓吹革命，本吾國先覺，學問道德皆高尚純潔。四萬萬人仰爲泰山北鬥，此次由北南來，適值‘宋案’發生，先生爲民國主張公理人道代表，必有名言偉論”①，戴季陶等也一改對太炎的揶揄挖苦。太炎不禁深爲感動，也誠懇檢討自己。他總結道：中國最大的頑症是“專制腐敗”，而辛亥革命對舊中國破壞極少，没有觸及其根本，而“民國建立，輒曰維持現狀”，他號召革命黨人以“猛進”手段繼續革命。他説：“革命乃大破壞，改良不良政治乃小破壞，各國政治之演進，萬不能不經破壞就能改良的”。又誠懇提出：“若因追念前人之故，而能團結其真氣，則民國轉禍之機在此”，并發起成立“起義同志共絡會”與“弭禍會”，重新集結力量，促使革命黨人再一次聯合共同倒袁。

　　南返的太炎依然借宿於哈同花園。他自1903年妻子王氏去世，迄今獨身一人，還要照顧兩個孩子(大女兒章㸚，小女兒章㠭；)，生活非常落魄。孫中山見狀便力撮太炎成家，這時孫中山秘書張伯純女兒張默君介紹了她務本女校同班同學湯國棃適尚未成家，且相貌學問志向均高於常人，又崇拜太炎學問與爲人，故這樁婚事一撮即合，雙方很快定了這婚事。

　　完婚之前，5月初太炎專赴武昌，企圖運動黎元洪共同反袁。黎元洪見宋教仁被殺，“懼及己，益懔懔”，反讓太炎“入都視之”而後定。這時袁世凱見太炎有反袁傾向，故頒佈授予太炎二等勛命令，要太炎入京受勛，企圖再次拉攏。於是太炎乾脆入京面見袁世凱，一爲孫中山等辯誣；二指袁世凱幫兇樑士詒、陳宦、段之貴、趙秉鈞爲“四兇”，要求懲辦；三問袁世凱有否稱帝之心。問得袁世凱半天答不上話來。

　　6月4日太炎回到上海。孫中山黄興等革命黨人於6月8日爲太炎舉辦茶話會，居正代表國民黨致詞，稱：“太炎先生爲革命先覺，開國偉人，昔日奔走國事，今日調停大局，皆煞費苦心，此次由京、鄂到滬，必有宏謀碩畫，挽救民國”。太炎發言説：辛亥以來，他擔心“革命黨從前急進主義”，會把贊成共和的立憲黨人和舊官僚嚇跑，故匆匆致力促進聯合與統一，結果是亂了革命黨人自己的陣脚，使舊勢力得以養息而卷土重來，這使他感到後悔與痛心，爲此作了深刻自我批評。並號召“聯合各省起義同志爲一氣”，把政權從舊軍閥、舊官僚，立憲黨人手中奪回來。

　　6月15日，太炎與湯國黎婚禮在哈同花園隆重舉行，由蔡元培任主婚人，孫中山、黄興、陳英士等革命黨人和其他賓客二千多人往賀，這不僅是太炎遲到的蜜月，也是革命黨人新的“蜜月”，太炎自此終於建立起自己的家。婚禮結束後，他們於一品香宴群友，宴畢入洞房，新居建在“北四川路長豐裏二弄弄底，即神州女學前址”①。即北四川路長豐裏二街269號②，這是一個倉促的臨時的選擇。選中於此恐怕是湯國棃夫人原係該校教務長，原宿於此。新房陳設“甚爲簡陋，僅有白木方桌一張，長條木凳四只，新房内其他家俱和陳設，都是從外面租來的”。

　　6月20日，太炎携妻回餘杭省親並度蜜月。7月 20日李烈鈞率先在江西興師討袁，“二次革命”正式爆發，太炎於7月16日與7月26日，發表《二次革命宣言書》與《章太炎第二次宣言》，堅决支持革命黨人發起的“二次革命”。但終因力量懸殊過大，準備欠足，“二次革命”旋告失敗。袁世凱趁機大肆殺害革命黨人，孫中山等又紛紛流亡海外。太炎却堅不肯走，他認爲民國巳建，再要流亡乃奇耻大辱，表示“要與諸志士同處患難，爲中夏留一綫光明”，但國内“袁氏綱羅周布，無所逃死”，不如“冒死入京”，“流血先争五步看”，去與袁世凱作最後抗争。8月1日，他扺達北京，從此開始了長達三年之久的幽囚生涯，這時離他新婚尚不滿二月。

　　太炎離滬不久，他的夫人於1913年秋，爲他覓得一個真正屬於他們家的住地，即盂納拉路1109號永年裏，今延安中路825弄。太炎夫人於該年秋天從神州女校遷入永年裏，而太炎直到1916年7月2日才入住這個家。袁世凱去世，太炎才重獲自由，得以回到這個家。三年囚禁寫下了他一生中又一段光榮史，與“蘇報案”入獄同樣光輝。因此重返上海的太炎，再一次被視爲英雄凱旋。上海各界人士、上海道尹周晋鑣、浙江都督吕公望等，都爲太炎舉辦了歡迎會。

　　1916年7月5日，太炎偕夫人歸故里掃墓探親，五日後返滬。這時流亡海外的孫中山等也紛紛返滬。老同志老戰友重逢，太炎連日與孫中山一起參加了上海各種活動：有7月13日的歡送國會議員北上；7月15日的粤省駐滬國會議員茶話會：7月23日的中國國會議員歡送會；7月28日的中日兩國人士招待會；8月13日的“二次革命以來死義烈士追悼會”，太炎在追悼會上發表祭文與演説，指出：袁世凱雖死，但“帝孽猶在”，“軍人干政之勢未能廓清”，前程“未能樂觀”。的確，袁世凱去世後的中國政局，仍掌握於袁世凱黨羽直系軍閥馮國璋和皖係軍閥段祺瑞手中，革命派仍處無權地位。

　　凱旋生返的太炎終於住到他在上海第一個家——孟納拉路永年裏——與他闊别三載的新婚妻子團聚，但永年裏的住宿未免太簡陋局狹，而太炎的知名度與社會活動需要有一個較爲寬暢住宅。於是他們不久就遷居長浜路也是廬，即今連雲路7—9號，距離永年裏只有百米不到之處。也是廬的對面是“新城隍廟”，左鄰石筱山傷科診所，内有幾個小天井分隔成幾個二層樓結構的住宅分住多户人家，其中有一户即是盛伯鈞醫生。太炎住處不沿街，係一底一樓住房，並佔有一個小天井。馬叙倫在他《石屋餘瀋》一書《章太炎》篇中，記述了他1920年去上海見太炎，“訪之於也是廬”，即太炎當年之住處。太炎在那裏生活了近五年，他的大兒子章導即降生於此，但太炎真正在也是廬生活時間僅不過三年。

　　太炎南歸後又住了一個多月，即“南赴肇慶，謁雲階（岑春煊）”，企圖説服這位兩廣護國軍總司令繼續對抗北廷，後又赴南洋群島争取華僑繼續支持革命，至12月4日被孫中山急電召回，開始醖釀新的革命運動。1917年7月，他與孫中山又發起“護法革命”，共赴廣州建立護法軍政府，孫中山就任大元帥，太炎就任秘書長，開始了第一次護法。由於整個護法革命没有與廣大民衆相結合，也没有建立起自己的革命武裝，只是利用軍閥來反對軍閥，最後釀成了一杯苦酒，連孫中山本人也幾乎爲他的“護法盟友”謀害與驅逐，太炎受命奔走南方諸軍閥之間，動員他們對抗北廷，“跋涉所至，一萬四千餘裏，中間山水獰惡者，幾三千裏”，這在交通落後的舊中國，實是辛苦之旅，最後也無功而返，於1918年10月11日回到上海。疲憊不堪的太炎深深認識到“南北軍閥爲一丘之貉”，“扺家五十日間，未嘗浪發一語”，陷於深深的失敗的悲哀之中。

　　護法失敗後，北洋政府爲徹底分化瓦解革命力量，提出“南北議和”，也得到南方不少人響應，太炎聞訊，立即於1914年1月在上海發起成立“護法後援會”，4月廣東成立分會，堅决予以扺制。5月“五四”運動爆發，太炎即以“護法後援會”名義予以支持。但經歷二十多年拼搏奮鬥，一系列的挫折打擊後，他終於累倒了。1920年1月至3月患黄疸，6月又“熱病大作，幾死”，9月始康復，病愈回家鄉餘杭十餘日省親。

　　太炎患病間，湖南湘軍總司令譚延闿攻克長沙並宣佈“湘省自治”，太炎聞之大喜，認爲各省自治不失爲擺脱北洋政府一個辦法，於是起勁倡導“省治——聯省自治”，從此他爲這政治主張奔波了四五年。1920年10月，他應譚延闿邀請去長沙，爲“自治”打氣，並參加了中外學者大演講，11月中旬返滬。以後他發表了這類文章、電文、宣言、信函多達百餘篇，他的住地也是廬也成爲政客雲集之地。儼然爲“聯省自治”司令部。但這種政治主張畢竟没有奏出時代主旋律，没有從根本上提出推翻武人官僚宰割政治的辦法，也没有爲大衆接受。而爲大衆關注的中國共産黨的誕生和新民主主義運動，太炎却没有引起注意，開始變得遲鈍。

　　1922年4月至6月，太炎應江蘇省教育會邀請，在上海聚衆公開講授國學十次。這是他繼日本、北京後第三次聚衆講學。由於内容不如從前那樣有時代氣息，聽衆從四百多人逐漸降到最後七八十人。這年仲夏，太炎又一次遷居，這是辛亥革命後建立起家庭之後的第三次喬遷，搬到較爲清静的南洋橋唐家灣菜場附近的的敏體尼蔭路方浜西路口的裕福裏二號，即今西藏中路西門路83弄。這是一條中西式里弄，共有四十餘幢三層樓，每幢樓房享有一個小天井，較之也是廬却是獨門獨户，比之新城隍廟環境要清静多了。該年8月，黎元洪大總統爲表彰太炎爲共和經年奔走，特授予勛一位，受勛儀式即是在裕福裏二號舉行的。後曹錕爲選總統派説客運動太炎被太炎從二樓打下去，也是在裕福裏二號。太炎第二個兒子章奇也是降生於此(1924年)。

　　孫中山經歷了第二次護法失敗，於1923年開始第三次護法，太炎爲孫中山起草著名《孫中山唐繼堯寒電》，聯絡西南各省再次合作。孫中山也“歡迎俄國人對中國人的幫助，歡迎中國共産黨同他合作”，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而太炎雖支持護法與北伐，但對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和國共合作，則不能理解。他從狹益的民族主義出發，竟提出“反對借俄人勢力來壓迫中華民族的共産黨”。於是，一群反對國民黨改組和反對國共合作的國民黨右派，一齊聚集裕福裏二號太炎寓所，共醖抗衡大計。他們公推太炎領衔發表了《護黨救國公函》，又推太炎領頭成立“辛亥同志俱樂部”，來對抗新潮流。一天也没有參加過國民黨的太炎，竟被他們挾了去“護黨”，成爲國民黨之敵。

　　1924年11月，北洋政府召開“善後會議’，太炎拒絶參加。孫中山途經上海北上參加“善後會議’，在滬與太炎握别，竟一别成千秋，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於北京，太炎在上海主持了追悼活動，被公推爲追悼會籌備處主任，並撰《祭孫公文》，親與祭典。

　　從1920年至1927年北伐軍攻佔上海，太炎基本上是在上海度過的，而且是活躍於上海的知名人物。他只離開過上海僅十來次，每次時間也很短。這期間，他在上海擔任的主要工作有：《華國月刊》發行人、博文女校校董、上海大學校董及特别講座、群治大學校董及中文系主任、上海國民大學校長、上海法科大學校長等等。在這社會動盪、戰火連年、政治多變的時代，太炎保持了幾個不變：即愛國之心不變，反帝反帝孽反軍閥之心不變。這期間是他一生中在上海生活最久參與上海史活動最多時期，有政治、文化、宗教、醫學、教育、學術衆領域，由於本文篇幅限制，不能一一展開，有興趣者可參閲拙著《滬上春秋——章太炎與上海》①。

　　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4月18日蔣介石宣佈南京政府成立，開始大肆鎮壓政敵。5月4日，上海新貴們借紀念“五四”，召開二十萬人大會，通過“肅清上海各學校之共産黨分子”、“殺徐謙、鄧演達”、“驅逐鮑羅廷”、“通緝學閥章太炎、張君勵、黄炎培、沈信卿……”乃至劉海粟六十六人决議。6月16日，國民黨市黨部正式向國民黨中央呈請對太炎的“通緝”，並立即查封了他的私産。從此太炎就從活躍數十年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盡管太炎與孫中山共創辛亥革命，締造中華民國，共建護法軍政府。但他没有贊同由中華革命黨改組的中國國民黨政策，尤其反對孫中山晚年政策，並一貫憎惡暗殺陶成章起家的蔣介石，看不起“蘇報案”有投敵之嫌的吴稚暉，終於成爲國民黨和這些新貴的政敵，被毫不客氣地通緝與抄家，這是繼清政府七次追捕後，袁世凱洪憲政府再次追捕，蔣介石國民黨的又一次追捕。

　　自1927年至1931年，太炎的行踪幾乎從報刊雜誌中消失殆盡。被南京政府通緝的太炎，命運究竟如何?這四五年裏他究竟在干什麽?在章太炎研究中，至今是一片空白。因爲太炎被迫躲匿起來了。該年仲夏，他首先搬出僻静的南洋橋裕福裏，遷居到較熱鬧的市中心的同孚路同福裏8號，即今石門一路的南京西路與威海衛路之間的151弄或102弄内的同福裏8號①，這是一個石庫門式的里弄，太炎居住的8號是右側里弄的最後第二家。而太炎本人則住到虹口吉住幸次郎醫生開的吉住醫院，在那裏太炎一邊治療鼻疾，一邊躲避通緝，並接受了割除鼻息肉手術，從鼻腔割除了一茶杯之多的息肉。太炎與吉住醫生也許是多年的朋友，至少宫崎滔天1921年3月來上海二次訪問太炎時，在上海接觸人中間就有吉住幸次郎，並在吉住醫院看過病會過餐。太炎老友居正在1922年2月於《民國日報》專門爲吉住醫生作過宣揚。由於是可靠朋友，太炎患難中避於此處，住在該院樓上一個僻静屋内，屋裏除了一張床一只桌子外，餘均堆滿了太炎所需要讀的書。太炎就這樣，一個人默默地與世隔絶地當起了一位“寧静的學者”，唯一有趣的是，吉住醫院所在地有恒路34號，不知什麽時候改成餘杭路，似乎有意告訴人們餘杭先生——即太炎先生曾住於此，仿佛故意爲紀念太炎而命名。

　　在太炎一些老友如張繼、於右任、居正、丁惟汾等國民黨上層人士疏通下，蔣介石只好放鬆對太炎的通緝，便“以該逆行將就木，不欲誅術，冀其閉門思過”。於是太炎離吉住醫院回到同福裏寓，關進書齋，過着半囚生活。1928年6月，南京政府宣佈“統一告成”，改“五色旗”爲“青天白日旗”。同月，黎元洪去世，在太炎看來這是中華民國的最後象徵的死亡。他决心不承認蔣介石的中華民國，不當青天白日的順民，自稱“中華民國遺民”。11月22日，剛獲鬆懈的太炎，參加老友蔣智由兒子蔣尊簋舉行的新聞記者招待會，“匿迹”經年的太炎，一經露面，便不顧一切攻擊時政。他説；今民不堪命，蔣介石是最大魁首，以黨治國是攫奪國民政權，“袁世凱個人要做皇帝，他們是一個黨要當皇帝，這是叛國，叛國者國民應起而討伐之”。第二天，國民黨上海市三區黨部再次呈請通緝太炎，《民國日報》也發表《緝辦章炳麟》社論，11月 25日，國民黨特别市黨務指導委員會五十八次常會通過“通緝反動分子章炳麟案”。

　　再次遭通緝的太炎，只得再次隱匿。這次通緝嚴於上次，他不得不完全隱藏，被迫躲到他夫人妹妹湯國夙家，湯氏在今成都北路21弄12號有一不常居住的住處，這是一個僻静狹小而不起眼的西式里弄，一共十多幢二層樓的住宅。太炎就匿居第七幢，他只身宿於二樓，過着與世完全隔絶的日子。

　　1930年夏，太炎寓所由同福裏八號改搬到同福裏十號，即遷居隔壁，這是弄底最後一幢住宅，面積是八號的一倍半。當年年底，太炎悄悄回寓居住，因爲當局要對付許多新的敵人，對太炎的追究有了鬆馳。但回家後的太炎仍要在家“閉門思過”。太炎從 1897年走出書齋投身社會革命洪流，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奮鬥了三十多春秋，但蔣介石又把他趕回書齋，迫使他重新埋首學術，這使太炎在學術研究中又進入了一個豐碩收穫階段。關於太炎在上海的學術研究生涯，限於篇幅只能一概不提，這是他一生另一半重要的側面。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對我東北發起突然砲擊，繼而向東三省全面進攻，空前的民族危機使太炎從逆境中翕起，他如一匹垂老的雄獅，本能地嗅到威脅迫近，他尤一個退伍的老兵，聽到軍號的召唤，他義無反顧地再次投入了救亡行列。從“九·一八”事變到“一·二八”淞滬戰役，從“一二·九”學生運動到“西安事變”前夜，他在晚年奔走呼號抗日，完全與抗日軍民渾爲一體，保持了革命晚節，迸發了生命最後光澤，爲世所重。太炎的晚年與抗日戰争的關係，可參閲拙作《章太炎先生晚年與抗日戰争》①。

　　太炎自北京返滬後，常去蘇州講學，並覓新居，1934年秋遷居蘇州，以講學爲武器培養愛國種子，結束了長達近四十年寓居滬上的經歷。1936年6月14日病逝於蘇州。三十餘春秋浦江水哺育了他，他爲上海留下了光榮的一頁，上海是他第二故鄉。他寓滬的經歷，尤同他的一生，充滿不幸，充滿遺憾，也充滿追求，這大概是追求者必須付出的代價。 

　　* 本文發表於《檔案與史學》，1996年8月第4期，第51—5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