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有父親，哪怕是一個很不稱職的父親，畢竟也是父親，我血液中有着他的元素，有着跟他難以割舍的感情，從這一點講，人難逃出身的宿命，毛澤東時代執行的“成份論”也許是有它的道理。我一生跟誰都很少提及父親，仿佛我是從石頭中蹦出來的，天生没有父親。我父親毫無疑問是我們章太炎家族的一個悲劇，也是我一生中的一個傷痛。

　　我父親是1990年去世的，我與兄弟姐妹將他的遺物整理成二十八個包裹，由我作了分類登記，然後將他火化了，安葬了，鎖上了他卧室的門，我帶着這二十八包遺物登記簿，回到了自己上海的家。三十多年了，我再也没有回過蘇州的家，當然也再也没有踏進過他的卧室。對他來説，我不僅僅將他遺體安葬了，也將他在我心裏深深地埋葬了！我不想因爲他再煩惱。現在我漸漸老了，過去發生的一切都歸於了平静，而我父親這個名字，關於他的往事却常常突然會跳到我的眼前……，如今我經常會夢見他，和他一起做這做那，大概想在夢中彌補過去。我知道我無法完全忘記他，他畢竟是生我之父。

　　我父親是祖父的長子，生我父親的一年祖父已經五十四歲了，祖母也三十多歲了，而且是第一次生育，可謂老來得子，尤其金貴。何况祖父已顛沛了大半生，經歷了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護法運動，他作爲這場資産階級革命的領袖，作爲革命的宣傳家與代言人，聲望正隆，他又作爲一名公認的國學大師，桃李滿天下，家中總是賓客盈門，車水馬龍。父親正是誕生於此，是在萬人愛寵之中成長起來的，從小享受着常人没有的寵倖。祖父雖然没有精力管教孩子，但心裏着實喜歡他，給我父親取名章導，字夷吾，小名阿導，希望他像王陽明一樣將來大有作爲。祖父爲他請了幾個家庭教師，其中有一個叫馮衷博的，祖父給他寫信，專囑：①每日應該《論語》或《孟子》，務請解讀並行，不須講《中庸》、《大學》；②閲讀《唐詩三百首》，或《説文部首》，《唐詩》應講讀並行，《説文部首》須行楷書旁註；③餘暇酌講國文算術，或中文算術；④每日須習字一貼。而祖母則將父親寶貝得没有了個辦法，含在嘴裏怕熱，吐出來怕冷。家裏大小傭人跟班，都是“大少爺”長、“小少爺”短，圍着他轉。

　　父親從小就不知道什麽叫苦，出門前呼後擁，吃穿精不厭精，親戚朋友流傳着一句俗語，叫“福如阿導”，即説人若有福，就像福如章導。當初我們家庭不算大富大貴，畢竟是文人，但家中當差與保姆也有數十人。民國時期的文人，如祖父弟子朱逷先教授，可購置房幾十間，藏書二三十萬册；又如弟子魯迅，生活都不是貧困的，生活水平遠在一般人之上。而今人故意將祖父寫成貧困的，時常“繳不出房租”，别人送他一點“臭腐乳”就可以换他好幾張字……。這完全是以今人的眼光來醜化昨日的知識分子，把他們統統描寫成“窮、迂、醜”，其實民國時期大知識分子並不窮困。祖父晚年在蘇州置房二處，一處在侍其巷，一個大花園加大屋一幢，取名“雙木草堂”；另一處在錦帆路，二幢大洋房加一個大花園；又辦了“章氏國學講習會”，造教學樓及宿舍樓一幢，招生七十多人，完全是私人辦學免費教學。父親就是在這樣環境下成長的。

　　父親從小養尊處優，但我們家庭畢竟是最有文化與教養家庭，是一個極講規矩的人家，祖父請了國學根底極好的孫世揚（鷹若）先生當他的啓蒙老師，給了他極正規的傳統教育。祖父本人雖然没有多少時間教子，但祖父還親給父親教授了《新三字經》。《三字經》是傳統的歷史教材，但祖父認爲它的内容太陳舊了，尤其經歷了辛亥革命，有了新歷史觀，應該重訂《三字經》，於是他親撰了《新三字經》，并親授父親，還讓父親當一回“責任編輯”，在出版《新三字經》時寫了“章太炎改編，章導校訂”。這是他們父子唯一的一次“學術合作”。在“一二八”以後，日寇侵華脚步加快，國有淪喪之虞，祖父憂文化滅頂，急於保存國學種子，用他最擅長和規範的小篆書寫了四册《千字文》，并親授父親，讓子孫識字知史。五十年後，父親將這四册《千字文》送上海書畫出版社印刷出版了。

　　祖父1936年去世，父親並没有繼承他的國學，而是在上海大夏大學讀了土木工程學。畢業後，盡管在我們親友中不乏“高官”，有一位還是“浙江省長”，他們以“建設廳長”僞職誘父親投日，但父親恪守祖父遺訓，堅决不肯充任任何僞職。抗戰勝利後，他隨祖父一位弟子——國民黨工兵部長工作，在南京國防部任中校技正，從事築路修橋土木工程。1949年後，他先在鐵路局工作，後從事經商，結果資金被“朋友”騙走，進口的物資也被海關没收，還被判刑十五年，從此被勞改，加上他的出身、經歷、社會關係，一直在服刑，使他一直被專政到“文革”結束後，雖一度假釋在家，就地接受改造，算起來先後被專政近三十年。

　　我自知事起，就知道我有一個被“專政”的父親，有一個與我母親離异與再婚的父親，他是一個不在我身邊的人，一個遥遠而陌生的父親。他帶給我的是沉重的家庭出身的包袱，而處處受到歧視；他帶給我的是一個“支離破碎”的家庭包袱，而備受心靈煎熬。

　　父親是一個“公子”，他長得氣度軒昂，高大挺拔，他從來不缺錢花，家裏有他變賣不盡的東西。他大度慷慨，即使他假釋在外，在街道接受就地改造，他干的是最臟的活，拉的是最沉重的大板車，但他的同事與街坊每天都能抽到他派發的煙，而且還都是牡丹牌。他白天拼命改造，晚上回到家中，總不缺好飯好菜，不缺來蹭飯的狐朋狗友。他即便在逆境中，穿得再隨便，但還是鶴立鷄群，顯得與衆不同，没有一點落拓，没有一點猥瑣。他花心，感情不專，爲此母親與他分手，他風流，但並不下流。他年輕時割闌尾炎不净，後又患膽囊病，從此依賴“度冷丁”，到了老年，近乎成癮，將家裏財産耗盡，説他是一個敗家子並不爲過。

　　有人説，人就是神與鬼的化身，無我時是神，有我時會成鬼。父親有魔鬼附身的一面，但有時也有神似的一面。他很正直、忠厚，從不説謊，做事訂真，他從小苦練“二王”字體，至老寫得一手好字，一字不苟。解除專政後，他在一個單位從事土木建築，從設計到施工，從不馬虎，這是有口皆碑的。不管勞教中還是工作中他做事從不馬虎，一點一劃，似乎忘了他是一個“有問題的人”。他極孝母親，每回家，必先到母親面前請安，早晨離家必向母親辭行，一切總先想到母親。母親去世了，他戴黑紗，整整三年，從未卸下過一天，可謂世無二人了。當時家中花園中裁着多株蠟梅，花店老闆想來剪枝，出價五千元，這數在八十年代不菲，但他却拒絶了，他説梅花是母親心愛之物，賣了母親魂歸無着了。他不支持我從事祖父的研究，生怕我搶了祖父餘蔭，而杭州要建立祖父紀念館，他却將有關祖父的八千多件文物都捐贈了。祖父留有一批珍貴藏書，大多都有祖父眉批，有個大學圖書館多次來動員他捐贈，他經不住人家爛纏，統統捐給了人家。祖父留下不少墨迹，人家只要對他多講幾句好話，他都會慷慨相贈。他太需要被尊重了。晚年，他被解放了，在蘇州“民革”當秘書長，又當了蘇州市政協專職副秘書長。當時各單位大辦公司，風行下海經商，他拿出了數萬元支持政協辦公司，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但他去世後，我們打開他辦公室抽屉，竟一分錢也没有了，不知他的錢給誰用了，他也不講，這事也就不了了之。他臨終，統戰部讓他立個遺囑，並陪在他身邊請他口述“遺囑”，希望他把家中最後收藏也統統捐出，但他反復説這是父親留給他的，只字不再説要捐給蘇州。他在蘇州太坎坷了。他僅反復囑我們子女“要熱愛這個祖國”！説了他一生中最政治的一句話。

　　我們父子之間很少互動，甚至没有説過一句推心置腹的話，盡管他多數時間處於失去自由的歲月，但我們父子之間仍保持着一種“父道尊嚴”。但我父親一輩子没有打過我一下，也没有駡過我一句，盡管有不滿，有距離，但君子不出惡聲。我們子女偶爾回家與他相見，他總會忙進忙出，去買許多好吃的東西招待我們，在我們身邊莫名地走來走去……，興奮之態溢於言表。

　　父親完全是他這時代的産物，既是舊社會的犧牲品，又是新社會的犧牲品，在他身上留下了舊社會、舊傳統、舊文化、舊道德的種種烙印，又帶有新社會鬥争、改造、運動、株連、專政的斑斑傷痕，他半是人半是鬼的活了一世。這讓我想起另一個與他同時代很類似的人，這就是邵美洵。他倆都是大家子弟，同樣的貌美，同樣的豪爽，同樣的荒唐，同樣的認真，同樣的坎坷，同樣的不幸，同樣的不是一個壞人，他帶有太多舊社會的痕迹，又與新社會格格不入！這樣的人生，這樣的悲劇，也許同樣不屬於他們個人。

　　改寫於2022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