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到我的家，必須講生我的家與扶持我成長的另外一個家。

　　“文革”後，我調到了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主要編《章太炎全集》，但我更多時間又都是在搞兩岸關係。在社科院我幾乎是掛名關係，始終拿着與退休一樣的工資，但我工作的“促進會”、“台研會”、“台研所”、“東亞所”與我又没有上下級組織關係，我始終像個“個體户”。而真正關心、重視、指導我的却是統戰部，它成了我另一個家。

　　我天生是“統戰對象”——家庭的背景，章太炎研究、兩岸關係的工作，天然與海内外有許多高層交流交往，又天然地正宗與愛國，不求名利。所以從改革開放始，我與統戰部就有密切關係。我最早認識的是中央統戰部萬紹芬部長、胡德平秘書長、三局耿文卿局長、陳安東、曹虹冰副局長等。他們認爲我是“可以起大作用的人”，讓我隨時與他們保持聯繫。他們非常關心我的生活與工作，知道我住房“不寬裕”，就發文讓上海解决，所以我特殊分到了一套大住房。至於“保持聯繫”我却没有做到，我從來没有爲私事再去聯繫過他們，親密關係慢慢變得疏遠。

　　但我與上海統戰部關係則非常密切，我最早認識的是張承宗部長，他很有資歷能力，是個眼中不容有沙的人，曾很欣賞我，市委組織部三次到社科院上調我（我却没同意），大概與他有關。但就在這關鍵時刻，他收到對我的“人民來信”，讓他非常非常失望。經過漫長調查，當我再次擔任市政協委員時，他已退休，我失去了一個好好與他談心的機會。像我這樣的知識分子是很不屑爲自己解釋的，自視清高的劣性很深。

　　以後與我接觸最多的人應該是黄躍金部長，他對我們東亞所的重視與關心到了制度化程度，我們東亞所有困難都可以找他解决，尤其是我們的“金主”——“理事會”成員也會得到他的全面關照。後來他去中央統戰部當副部長，就把我們每期的《動態》與《專報》直接報給劉延東部長，劉部長會將很多報告直送總書記，形成了一個很好的機制，東亞所的作用發揮到了極致。這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持與鼓舞。我個人更是得到尊重與照顧，我的市政協委員與常委、市政府參事，都是統戰部直接安排的。

　　統戰部兩位大姐——茅志瓊與金閩珠副部長更是待我如親人，讓我感受到如家般的親切關照，讓我擔任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讓我參加了許多活動，長瞭見識，豐富人生。特别是“人民來信”對我造成很大的傷害，但又没有任何領導與我交换意見，也没有給我任何處理，我也無法主動申訴。直到政協换届，我没有再被提名，我才主動申訴。於是，茅志瓊副部長親自帶隊下去瞭解真相，廣泛聽取意見，終於完全否定所謂“人民來信”内容，讓我再次感到被“解放”。她這樣負責地爲人平反申訴是出了名的，何止爲我一人。她對我説：“我們爲你增補一個委員吧”，我感動極了。我説：“我經得起，等换届再説吧。”從此我更認同統戰部就是我的家。

　　以後幾任統戰部領導是楊曉渡、施小琳、沙海林、鄭鋼淼，他們更重視我和我領導的東亞所了，制度化提供我們資金，和我們定期召開各種會議，參加我們各項活動，閲讀我們的《動態》與《專報》，報往中央領導，有時他們親自送給中央主要領導……，没有他們的支持與幫助，我們東亞所也就失去存在的意義與價值。統戰部是我們最有力的靠山，形成了一種非常獨特的關係。

　　美國、日本、新加坡等政要争相訪問東亞所，台灣統獨各方争相訪問東亞所……。我聽讀過“維基解密”的學者告訴我，“維基解密”説，美國最重視的中國幾個學者中就有我。美國中國問題專家葛來儀在跟我見面時拿出厚厚一叠東西，她説，這是美國國務院翻譯的我的文章，説我的文章很前瞻，三五年後都會變成新政策，所以美國非常重視與我們交流，直到如今。日本駐華大使垂秀夫，他每逢重大問題總會拜訪十四個部門，結果，他發現只有兩個部門有正確分析，其中一個就是我們……。爲什麽我這麽受海内外重視，底氣從何而來？這完全與統戰部的支持與關懷是分不開的，統戰部是我最大的靠山，即使遇到風波，有的部門會急於與我切割，但唯有統戰部不離不棄，没有一句責備的話。

　　我永遠不會忘記楊曉渡部長，多次多次地與我深談，解决我們的經費與我的醫療待遇；我也不會忘記施小琳部長，她雖只擔任了幾個月，但家訪我一次，訪問我們研究所一次，關心備至；沙海林部長稱我們是“第三只眼睛”，並一起參加我們的各種研究與活動，真可謂有求必應。鄭鋼淼部長來自中央統戰部，熟悉我們這領域，他第一次與我見面時第一句話就是説：“你的觀點我都贊成！”讓我們的心一下子就貼近了，每逢春節，他都會單獨請我吃頓飯……。王珏副部長更是關懷備至，多次召開會議討論怎麽落實采納我們成果問題等等，她總是對我説：“有什麽要求就跟我們説啊！”我知道這絶不是敷衍的話，是完全靠得住的。這次疫情中或平日的春節裏，得到慰問的總是娘家統戰部啊，而没有其他部門。

　　飲水思源，我擔任中央統戰部台灣問題諮詢專家（全國僅六人），全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理事，上海統戰理論研究會副會長，市政協委員、常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市政府參事……，以及我從事的各項工作，何不是統戰部的培養和支持，這就是我的組織，就是我的家。作爲八旬老人，出版《我的家與我》，我必須記下我這段經歷。

　　寫於2022年5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