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遲遲不消，夏天遲遲不跑，悶熱的氣團籠罩着大地，幾乎也没有朋友上門，仍然屬於宅在家中，百無聊賴，給自己騰出了不少空閒，可以去整理整理自己的舊物。名片、胸卡、工作筆記一大堆，還有七、八本通訊録。我呆呆看着一本又一本的通訊録——過去歲月隨身的伙伴，密密麻麻記録了人名、電話、地址……，也記録了每一時期生活、工作、人際交往……，幾乎翻閲得“爛”了。啊，怎麽會有那麽多的認識人，怎麽會有那麽多的交往！這些通訊録幾乎都是我“文革”後進入社科院後始有的，生活一下子變得多姿多彩了。人的一生就是從一本又一本的通訊録中走了過來，記録了人生的喜怒哀樂，記録了生活陰陽睛缺，記録了親友的凋零，記録了生活的一個又一個片斷，記録自己蒼老的過程！

　　今人已不需要這小小的通訊録了，這一切由手機與電腦替代了，但我們這批老派人，曾用了三、五十年的通訊録，這也是一個人的人脈關係本，人際交際本，也是人生“聯絡圖”。我們過去出訪，就有不準帶通訊録的嚴格規定，因爲裏面確實會藏了不少機密。我呆呆地翻閲着這一本本的通訊録，大體是從1980年我進入社科院工作始，後擔任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促進會與台灣研究會秘書長，後又從市政協委員、常委到市政府參事，最後從台灣研究所到東亞研究所……。一段段經歷瀝瀝在目，讓人難以忘懷。

　　第一個祝福

　　在我第一本通訊録中還夾了一張紙條，這是我離開從事了十七年中小學教師時，學校支部書記唐國倫主任寫給我的一首詩！

　　送念馳

　　一九七○年，動亂中相遇
　　“鬥争”中相識，君多才多藝！
　　“請來”即離别，只恨留不住，
　　得知去深造，高興把君送！

　　唐國倫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於静安區少年宫

　　唐國倫先生當初是静安區少年宫主任與支部書記，原是静安區區委幹部，“文革”時的1970年下放到茂名北路小學當領導，恰好遇到“一打三反”運動，這場“運動”比“文革”初期運動更激烈更觸及“靈魂”。我當時雖已離開小學調到了六十一中學（民立中學）教書，但因“出身不好”和“白專”被唤回來批判。所以他説我們是“動亂中相遇”。他正直嚴厲，疾惡如仇，自然也很“左傾”，在没有認識我之前，他在學校中聽説我是既“白”又“專”還有“野心”，於是成了“典型”的批判對象，他毫不手軟的“鬥争”了我，讓我“躺平了”。後來在我們多年相處中，他完全改變了對我的看法，稱我“多才多藝”！並一起搞了很多有益的教改活動，相互欣賞，相互尊重了。他是一個幹才，工作一流的，認真又踏實，充滿幹勁，於是被調到區少年宫當主任與支書。少年宫當年不僅是學生課餘活動場所，更兼思想教育、課外活動的指導作用，等同重點中學。他去了以後便“借調”我去協助工作，負責思想教育刊物《小葵花》……。這時“文革”剛剛結束，束縛在我身上的“繩索”被解除了，又迎“撥亂反正”春天，我欲欲思飛。當時正值國務院古籍領導小組决定出版《章太炎全集》，我决定飛往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專業從事《全集》編纂與研究。這個决定得到了唐國倫先生支持，他一點没有爲難我，成了我的伯樂，所以他説“請來即離别”。1979年底我離開了少年宫，他“高興把君送”，是第一個給予我祝福的人！

　　祝福一個下級昇遷，絶不是件易事，尤其在我們的國土上，人才的流通，人才的昇遷，不是很正常的，有很多無形的手會牢牢地拖住你，要“脱穎而出”，“步步高昇”，只是勵志的話，真正要從社會底層挣脱出來，是千難萬難的，甚至會被你“親族”、“閨密”拖回到原地。伯樂何其稀少，“跳槽”何等大逆不道，會跳得滿身傷痕！在這個世上，永遠不缺的是妒忌，盡管所有的宗教中都將妒忌作爲戒律，但戒而不絶。最近熱播的電視劇《理想之城》的主人翁，被連續提拔，但遭來的妒忌，差點把她淹死。我深深有感於此，我們這個世上也許太缺乏祝福、包容、鼓勵與伯樂了。我進了社科院後，也不乏處處遭到白眼，有人感到一個没學歷的人擠進了他們行列是大不舒服的，於是開始“嚼舌頭”。有一次在飯廳裏，有幾個人又在我身後指指點點“嚼舌頭”，忽然有個人站起來大喝了一聲：“你們不要這樣隨便講人好嗎！”這個呼聲，讓人大震。説這個話的人是當時社聯秘書長喬林！

　　唐國倫先生後來去聾啞學校當校長了，從事特殊教育去了。喬林也去了“太平洋保險集團”擔任領導了。但我一直忘不了他們，因爲他們，讓我在以後歲月一天都不敢懈怠！

　　辛亥後裔門

　　進了社科院後我的通訊録中多了一大群人名，他們與我一樣，都屬於“辛亥革命”重要人物後裔。有蔡元培女兒蔡睟盎、兒子蔡懷新，一個是中科院研究員，一個是復旦大學教授，如同他父輩低調、懇切、和藹，每晚也都喜歡喝一點紹興酒。有秋瑾外孫女王焱華，一個不富裕的普通人，不知爲什麽，先輩的陽光與餘蔭一點也没有照到她們身上，她的丈夫也是個窮畫家，後來他們終於去了美國，但也没有聽説他們在“遍地美金”的美國淘到美金。陶成章孫子陶亞成，一個工人，長得與陶成章一模一樣壯碩，但滿腹牢騷，因爲統戰陽光一點也没有照到他們身上，甚至開有關紀念會也不請他們到會，因爲我們要謀求“第三次國共合作”，實行統一，生怕刺激蔣介石，陶成章是被蔣介石暗殺的冤家，但陶亞成不明此理，一肚皮怨氣。葛劍雄先生説得透徹：“歷史不是學術，是政治，是爲當今政府利益服務的工具”。很多人，包括陶亞成不明此理。還有王小安，王金髮孫子，拼命爲王金髮申冤平反，以爲後人可以多得餘蔭，其實平反了先人，後人也未必會得更多照顧，還要看政治需要。當然也有檏實無華的後代，如徐錫麟孫女徐乃英。

　　通訊録中辛亥後代還有一些很風光人物。如李烈鈞後代李贛駒兄弟三人，位登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上海民革主任、黄浦同學會會長等等，完全繼承了乃父遺風，政治老練，老謀深算，手腕高明，上下通吃……。還有程潜兒子程元，都有乃父遺風，相貌堂堂，長袖善舞。同樣軍人出身的李根源，做過陸軍總長與代總理，他兒子李希泌，則是個標準文人，埋頭學術，没有弄出過多大動静。辛亥革命的宣傳家葉楚傖，他的兒子葉元，也是出奇的老實，是著名劇作家，也在上海政協擔任過專職副秘書長，老成謀國，穩扎穩打……。他們與我交往很多，也常聚餐，他們想成立一個“辛亥後裔聯誼會”，我嚇得躲起來了，這就是政治了，這個水太深，會犯忌的。

　　辛亥後裔的確“吃享”過一個時期，這都是統戰需要，也是國家的需要。但我們始終與孫中山後裔還是區分對待的，他們（“正統的”或“非正統”的，嫡裔與非嫡裔係的也是被分别接待的），他們是主要統戰對象。我認識的一個孫中山“孫子”王泓志，好像屬於“非正統”的，所以也不是很風光。最好笑的是，竟有好幾個人冒充“章太炎兒子”的，盡管我多次提出异議，但他們依然當上了全國政協“專員”，以“辛亥革命研究會”會長自居，還代表國家出訪……。雖我竭力抗議，也無人理會。日本總領事與台灣一些朋友還對我説：“不要這麽認真嘛！當時歷史人物在外面生個孩子，也很正常麽！孫中山也不這樣麽？”

　　我只好啞口無言了。

　　社科院群儒

　　社科院人才濟濟，專家學者雲集，多時達一千多人，像我這樣没有學歷的，不到十個。你到了這裏面，就知道什麽叫“知識私有”、“學位至上”、“職稱第一”、“擠成果”……。每年要考核、交成果、評優劣……，看看自由自在，輕輕鬆鬆，其實壓力是很大的，所以“成果”都是擠出來的。至於最重要的基礎研究，只好完全靠自己的自覺了。對我來説最重要的是要讀畢我祖父太炎先生每年每月每天的經歷，讀當時的一切讀物（報刊、雜誌、書籍、事件），讀他與同時代人的交往（書信、日記），讀他學術領域涉及的學術，讀他政治活動中的政治，收集他的每一篇文章、書信、演講……。這工作没有十年廿年苦功是不可能完成的，其壓力有多大是難以想象的。所以稱爲“大山”工程。曾有一位院領導説過，“在我們這隊伍中，有三分之一人會被淘汰，他們不努力，只關心買菜煮飯，吃大鍋飯，注定不會有成就；有三分之一人雖然也努力了，但是没有悟性，没有能力，注定不會有大成就；只有三分之一的會成功，會有成就，他們是默默鑽研的人，又有思想與悟性。”我從事的《章太炎全集》，最早也默默無聞，日子顯得難過，最後《章太炎全集》終於出版，還評上國家社科圖書大奬，我本人也獲得全國古籍出版的一等奬！只是這個奬是在我從事這工作四十年後，即我退休後才獲得的！

　　我的通訊録中，留下了許多的人名、電話，都是社科院同事，也有領導，如黄逸峰、羅竹風、陸志仁、沈從行、陳修良……等，還有許多優秀學者名字，當然也有許多“買菜燒飯公”，他們最多在晚報上登幾篇小文章。也有許多風雲人物，只風雲一時。面對社科院群儒，誰是鳳凰誰是鷄，是一目了然的。作爲社會科學研究，章太炎的研究是繞不過去的，無論政治、史學、哲學、文學……，我雖然没學歷，也没有高深學問，但搞了一輩子這方面研究，誰的水平高，誰的水平低，從某種意義上説，只要看他對章太炎的論述，幾斤幾兩即一清而楚了。這方面我還是懂的。

　　這本通訊録驗证這位領導箴言。這麽多的同事，如同芸蕓衆生，有的消失得無影無踪了；有的成爲“會議專家”，從這個會跑到那個會，飄在水面上；有的成爲某個領域公認的專家，成爲一方權威；有的則想盡辦法出國了。我當時當過外事接待員，接待過許多外賓，從來没有利用這機會爲自己找個出國途徑。有一次我忙不過來，請一同事幫忙接待了一個美國學者，想不到他僅靠一次接觸就辦成了出國手續，本事真是一流。但這麽多出國的人，成功者也寥寥無幾，大多數人也放棄學術了，多麽可惜。

　　我從進社科院到如今已四十多年頭了，迄今没有退休，也没有停止工作。如今社科院已不是窮廟，被列爲“現代智庫”，没有博士學位已入門無道，依然有嚴格考核制度，每季度、每年度，都要“出成果”，結果只能逼人出一般成果，讓人没法沉下去，鑽進去，出不了大成果，實在可惜。在“智庫”的號召下，激發人人當“帝師”，實在有點荒腔走板了。學以至用，爲中國民族振興出謀劃策，本是知識分子責任，但爲了得到一個“批示”，爲了獲得一個“閲”字而奮鬥，本末倒置了！

　　章門弟子們

　　在我通訊録中有許多人是章門弟子，是太炎先生的弟子與學生，編《章太炎全集》離不開他們的參與和支持，我必須時時與他們聯繫。但他們這一輩人幾乎都凋零了，看着他們一個個消失，我心中無限哀傷。但他們的弟子與學生，巍巍形成了“章門學派”，保持了某種傳承，繼承了中國傳承的好傳統，這與政治上結幫成派完全是兩碼事。

　　最初《章太炎全集》的編訂工作參與者共三十個人，章門弟子占二十三人，我是作爲家屬代表參與。具體分工給我的是編訂章太炎《演講集》與《醫論集》，當然也要參與收集所有資料。全集先後化了四十年才完成。湯志鈞、薑義華、朱維錚、馬勇諸先生作了很大貢獻。上海人民出版社做了大量工作。章門弟子中首推王仲犖先生居功最厥，（見拙作《王仲犖與章太炎》載《後死之責》一書），此不贅述。其它弟子如沈延國、蔣禮鴻、殷孟倫、殷焕先、陳行素、朱季海、薑亮夫（包括弟子崔富章）、湯炳正、葉芳炎、錢復、張芷、祁龍威、程敦復、饒欽農、黄耀先，以及陸宗達、王寧等都參加了全集工作，做出了不同貢獻。

　　但我通訊録中的章門弟子主要是跟我接觸比較多的幾位，如王仲犖、沈延國、王乘六、葉芳炎、李希泌、金德建、鄭棃邨、徐沄秋，還有潘景鄭、湯炳正、姚奠中、薑亮夫、朱季海等，但後幾位接觸相對較少。

　　這些弟子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有以下幾位。

　　沈延國，晚年弟子，祖父老友沈瓞民之子，家學淵源與我們家住得最近，走得也最勤，與我們家關係最親，他忠厚老實有學問，協助整理了許多祖父遺稿，功勞僅次於王仲犖。

　　王乘六，家也在蘇州，人在上海師大教書，到我家來走動很勤，完全是個“老夫子”。一年春節，他一大清早來拜年，昨天正好下了一夜大雪，路上積了厚厚濕雪，恰好祖母親自去開門，乘六先生一看到我祖母，當即下跪磕頭，完全不顧地上狀况，讓我看得呆住了。這就是師門的規矩與禮數。

　　弟子中有一個奇才怪人叫朱季海，聽説我祖父生前非常非常欣賞他，於是他持才居傲，獨進獨出，但同門都很尊重他，他一輩子没有參加過正式工作，但王仲犖先生每月將自己一部分工資寄給他，從無間斷，可見師門誼深。有人勸他去工作，有的院校也高價聘他，他竟提出不參加會議等等無理要求，弄得啼笑皆非，也都不了了之。我祖母在世時，他時常會來請安，但是一言不發，呆呆坐在一旁，直到吃了飯，一聲不響走了。祖母有時聽到關於他“不争氣”的傳説，會狠狠駡他，他唯唯喏喏紅着臉低頭不吭，從不敢回嘴。事後祖母總會説：“書呆子、書呆子，書讀得太多了！”但他到别人家裏，見到好書就“借走”，經常不還，人家問他要書，他會説：“這書你也配讀？”我不喜歡他，從没跟他説過話，他對我的工作也從不發表意見，每次見面，總喏喏相避，我不知道這是什麽意思。真是師門一怪。

　　師門中有一個章氏國學講習會學生叫葉芳炎，日寇佔領蘇州後，他竟參加了新四軍，陳毅很欣賞他，留下多首唱和的詩。上海解放，他隨大軍進城，擔任了上海市檢察院還不是法院院長，反正地位很顯要，幫助我祖父遷葬杭州，幫我父母辦離婚等，他同情而站在我母親一邊，竭力幫維權，出了很大力。但不知後來在銷燬一批舊檔案問題上犯了“錯誤”，而降級使用。這是一個“謎”，他從不解釋。可是他一直關心章太炎全集出版，爲此我常去看看他，彼此話雖不多，但很親密，視我爲小輩。“文革”照例打倒，離婚，獨居，我依然常去看他，他也會來看看我，簡簡單單吃口小酒。“文革”後期，他被“解放”，安排到社科院當圖書館館長，於是我成了圖書館常客，趁機借讀了許多書，當時我算是最早的讀者，讓我很爽。“文革”結束後，他擔任了社科院“法學所”黨委書記，這是個重要研究所，正局級單位，算社科院領導之一，這樣資深的老幹部，社科院接收了一大批。我後來到社科院工作，他是出過力的。不久他去世了，他女兒通知了我，這個女兒一直是在照顧他的，我們一起幫他治喪，大概只有三五個人參加，出殯的時候，我們還是找不到他像樣一點的衣襪，這讓我心中難過至今。追悼會開得還是很像樣的，他的前妻等紛紛都回來認他了。

　　通訊録中還有一個我祖父晚年很器重的弟子，他出身蘇州豪門，當時他與他的連襟都與我祖父走得很近，以至祖父訂《弟子録》時將他們赫然入列，而不少早年弟子竟不見列入，引起了錢玄同、魯迅等人不快。這位弟子也許太愛老師的只字片羽，也許他家太有錢，便偷偷從我家專職保管我祖父遺稿的傭人手裏，偷買了大量稿件，包括我祖父早年最重要讀書札記，即《膏蘭室札記》一本。當國家决定正式出版《章太炎全集》，祖母囑我去他家借此稿本，俾於收録全集。當他聽到我來意時，哽咽着説：“先師待我恩重如山，我决不會私藏此書！”説着説着，兩行濁泪流了下來……。我便回復祖母，説他决不可能做這種事，祖母則批評我“涉世太淺，不識人也”。章太炎全集也只好缺了此册。但1986年前後，他寫信給杭州章太炎紀念館，説願以六萬元轉讓此册。還複印七頁以证真實無誤。但不久他突然去世了，他的家人立即以七萬元交拍賣行拍掉了。至此我始知他密藏《膏蘭室札記》確有其事，我實在太天真了。今年我在章太炎紀念館始見他們設法從上海圖書館複印的被他盗買的手稿，竟有一大堆。這些手稿是這位弟子“捐”給上圖的。但《膏蘭室札記》則始終密不見人。我作爲《章太炎全集》工作人員，也是師門一員，他們連襟倆竟從來没讓我看過這些手稿一眼，却還向我借有關手迹去複印。這些手稿從法律上講，是應該歸還我們家屬的，這是一種盗竊。他們平時見我總是笑眯眯的，但内心竟没有一點真誠，讓我自愧幼稚！這個世界什麽人都有，“一娘生十胎，十胎九種人”，包括章門弟子也是！

　　難忘的領導們

　　進了社科院後，要收集資料，籌備活動，參加會議，拜訪前輩……，少不了到北京出差。北京是政治中心，没有北京的首肯，什麽事都做不成的。所以我結識了許多領導是從北京開始。通訊録便是我出差活動的聯絡圖，没有通訊録，真是兩眼一墨黑。

　　我最早認識的一位領導是高戈同志，好像是陸宗達師伯與王寧師姐介紹的。當時高戈同志是北京朝陽區或是海淀區的區委書記，是老資格的京官，上上下下他都熟悉。他熱情、精明、能幹，他雖戴眼鏡，但眼光炯炯發亮。他聽説我在從事的工作，非常鼓勵，還寫過幾封信對我加以勉勵，還介紹了一些領導給我相識。國務委員劉延東當時還是在他領導下擔任區委的一個幹部。

　　我認識李一氓是前輩他秘書沈錫麟安排的，沈是中華書局負責人之一，這時李一氓已不擔任中聯部部長了，只擔任中顧委與中紀委領導，兼任國務院古籍領導小組組長，還負責《大藏經》出版等工作。記得有一次我去他家看他，正好新版的《大藏經》送來，他撫摸着書脊，愛不釋手，如同撫摸自己的嬰兒一樣。他的案頭上放了好幾個煙鬥，一個個排列好，這是他一天的“糧食”。他低啞濃重的四川話，我聽不太懂。他跟我説章太炎怎麽了不起，古籍整理怎麽重要，還説到葉芳炎，因爲他是新四軍秘書長，新四軍許多秘密大概只有他最清楚。1986年祖父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杭州召開，他寫來了賀信，會後我編了文集，取名“先驅的踪迹”，是他爲書題寫書箋。他是一個資歷很深很深的有學問的革命家，但一點没有架子，太平易近人了，也許他完全悟出了爲人之道。他們這些老同志天然關心國家大事，他們判斷世界暫時不可發生大的戰争，所以鄧小平聽取了他們意見，决心把國家重心放到和平建設與改革開放上，才有了我們的今天。這是一批太了不起領導人了。

　　我爲了籌備祖父逝世五十週年紀念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多次去中央統戰部，首先要得到認可，再請章門弟子聯合提案，最後由中宣部發文準核……。由此我先認識了統戰部秘書長胡德平，他是胡耀邦兒子，十分年輕，也十分熱情，顯得不是很有城府與官氣。我們見過幾次，好像還聊過點歷史，他是學歷史的，與他聊歷史，比聊工作他更來勁。前些年我去北京參加全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大會，被聘爲理事，會後我步出會場，在走廊上正面遇到了他，大概已三十年不見了，他居然駐足與我打招呼。説：“你，你，你姓章吧？”我高興回答他：“對，我是章念馳！”然後我們熱烈握手，互候道别，熱情依舊。

　　我在中央統戰部認識一位資深的國安與對台的核心人物，他就是耿文卿，他對外名義是統戰部三局局長，實際上他是國家安全與對台工作核心領導之一，也公開的業績是策劃了李宗仁回國，也算統戰工作一大成就，他是一本歷史活字典，深藏了無數秘密。但最近有篇文章介紹了對他的采訪，他竟然公開了部分秘密，讓我大爲喫驚。但不管怎麽説，他是行家，他一直鼓勵我利用家族海内外關係多做促統工作，但從没有給過我具體任務，只是像個大家長很愛護我，説有事情可以直接找他。後來他退休了，他與我最後一次談話，很深情對我説：“今後要與統戰部走近些，逢年過節不忘送點小禮，請大家吃個飯，要知道領導部門的人也是人啊！”這個話説得再對没有了，完全把我當自己人看待，情深誼切，真正是個好人，這才是真正完人。但我完全没有聽他話，完全没有這樣做，因爲臉皮太薄，邁不開這步，也不想當官。

　　由此我又認識了嚴濟慈、温濟澤、楚莊、繆群、曹虹冰、杜冰、許嘉璐……，後期又認識了更多更多的領導，但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有我們家鄉浙江的幾位領導。

　　1980年後，祖父的陵墓修復，我們捐贈家藏的文物數千，祖父紀念館落成，祖父全集出版，祖父紀念學術研討會召開……，我反復到杭州與有關領導磋商，認識了一大批領導，主要有省委副書記兼省政協主席王家揚，省外辦主任王黎夫，省文化廳長毛昭晰，杭州市委書記楊招棣，杭州園林局副局長陳文錦，省文物局長葉遐修，省統戰部戴盟部長……。但在我心裏，最尊敬和最感激的是葉遐修局長。

　　葉遐修局長是個老資格的文化領導人，很低調，很檏實，很有文化，做事很實很實，很有章法，可稱爲我的導師。一樁事，一個活動，他領導得有章有法，自己却很低調很低調。他對三四十年的文化戰綫的鬥争，瞭如指掌，他特别崇拜魯迅，由此特别尊敬我祖父，站得特别高。他致力反文化戰綫中的“污染”，經常送我文章與雜誌，是一個特别特别有思想的領導。很多人不知道他才是暗中推動弘揚章太炎思想與學術的推手，没有他很多事不可能完成，這一點我是一清二楚的，所以我至今常常深深懷念他。

　　上海我認識的領導則很多，接觸最多最深應該是汪道涵會長，關於他我已寫了多篇紀念文章，此不贅述了，但是記得有一次我們在一起處理完一件工作後，他突然若有所思地對我説幾句話：“念馳，你今後可以寫回憶録啊！”我木然無語。我想平日在領導身邊工作最强調的是要保密，不能隨便暴露所做的工作，這是起碼的底綫與人格，我心想，怎麽可以寫回憶録呢？這真是跟我開玩笑。今天我悟出了道理，當初我們做了什麽事，也許仍要守口如瓶，但我們的經歷與感悟，是應該記録，將我們這一代人的精神垂範於後。

　　另一位我追隨頗深的領導是李儲文，但關於他我也寫過紀念文章。這裏我應該寫一寫方行先生，這是不應忘却的人。

　　我認識方行先生是在“文革”之後，我知道他是老革命，解放後擔任過上海市檢察院檢察長，掌握過生殺大權的人，又擔任過市文化局領導，他確很有文化，是個學者型領導，在近代史方面有著作有造詣，但今天的網絡與微信上已查不到他任何踪影。“文革”後，百廢待新，他擔任了上海文物管理委員重任，搶救文物，古籍出版，恢復博物館，組織學術交流……，做了大量工作，處處活躍着他身影。這是一段極重要的歷史時期，今天很多很多人已不了解這段歷史了，太可惜了。方行先生經驗豐富，學識淵源，辦事有條有理，助人實實在在，我遇難事總會找他開導，有時我會去他康平路的家坐坐，有時他會來我家坐坐，吃個便飯互不嫌棄。每次見面我總有收穫，他視野寬闊，經驗老到。他跟張承宗一樣重要老練，張承宗也是我崇敬的領導。但我與張承宗部長就没有這麽親密的關係了。當時我收集魯迅在日本聽我祖父講課筆記，都碰了釘子，而且筆記一半收藏在上海，一半收藏在北京，他知道了，不聲不響給複印了一份，而且複印得很清晰。於是我們合作用珂羅版自費印刷了《説文解字札記》二百本，成爲珍貴的紀念品，這種事只有方行先生會熱心地去做，我實在不能忘記他。我知道他受過許多苦，但我從來没有聽他埋怨，更没有聽他在後面説三道四議論别人，真君子呀！

　　明天就是“白露”節氣了，千百年來，人們幾乎都是晚上在室外避暑，白露到了，寒氣也要到了，上蒼告訴衆生不可再無遮無蓋地在露天度夜了。世界在變暖，懲罰人們對大自然的不敬，讓人長長久久處於悶濕熱暑之中，生活工作都效率不彰。今天我從北方感覺到一絲絲凉氣，啊酷暑終於可結束了，我可以自由自在舒舒服服出去走走了，我的通訊録的回憶也可以擱筆了。至於我的親朋好友，種種經歷與故事，也許是下一篇文章。

　　自有通訊録，迄今四十多年了，拙文用較多篇幅回憶了八、九十年代的人與事，這是一個極值得懷念的歲月。人們經歷了“文革”這一系列的政治，終於走出了“以階級鬥争爲綱”，走向撥亂反正，走向改革開放，走向思想解放，走向經濟建設爲中心。人們意氣風發，群策群力，敢於講話，心情舒暢，都爲“四化”出力量，爲今天中國成爲世界第二强打下了基礎。這是一個多麽值得紀念的時代。這也是一個新老交替的時代，有一大批久經折磨的老同志發憤追回時間，新的一代得到了提拔，大家都明白，誰搞折騰，誰就下台；誰走老路，誰被唾棄；誰打假球，誰就下場！多麽好的經驗，多麽好的故事，我們應該講好這些故事！

　　寫於2021年9月6日 
　　
　　* 發表於2021年《中國怡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