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描述“一國兩制”下香港與内地的關係？打一個形象的比喻，兩地關係就像是嫁接（grafting）中接穗與砧木的關係。中國作爲以内地爲主幹的一棵大樹，取其中的一個枝干爲砧木，香港作爲接穗嫁接在上面，澳門同樣是一個接穗，嫁接在另一個枝干上。這一嫁接理論可以形象地描述回歸前後香港與内地的關係，解釋近年兩地交往中出現的一些摩擦和問題，並尋找解决之道。
　　
　　一、嫁接——香港與内地的關係
　　
　　嫁接是植物的人工營養繁殖方法之一。即把一種植物的枝或芽，嫁接到另一種植物的莖或根上，使接在一起的兩個部分長成一個完整的植株。接上去的枝或芽稱爲接穗，被接的植物體叫作砧木。
　　
　　香港本來是中國這顆大樹上的一根枝條，自秦朝劃歸南海郡番禹縣以來，歷經漢、晋、隋、唐、五代、宋、明，一直處於歷代王朝所設置的地方行政機構的管轄之下。直到1842年，英國殖民者迫使清王朝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香港島及其附近小島被割讓給英國。此後，英國又通過1860年的《北京條約》和1898年的《中英拓展香港界址專條》等，侵佔了九龍、新界等地，其中新界以99年的租期租予英方。至此，香港在主權上與祖國分離。
　　
　　由於香港獨特的地理位置，英國人攫取香港主要是想打造一個獲取更多商業利益的通道。因此，英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内並没有像對待其他殖民地一樣致力於改造香港的政治體制、社會結構，而是采取了一種“懷柔殖民”的政策，在不觸及政治主權的情况下，允許香港在經濟、社會等領域自由發展。
　　
　　雖然香港的發展環境較爲寬鬆，但作爲英國的一塊殖民地，它不可避免地沾染上西方的色彩。20世紀風起雲涌的國際形勢變化，第二次世界大戰、國共兩黨内戰、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對峙、新中國的成立以及伴隨其成長的一系列國内運動，都不可避免地給身處其中或周邊的香港帶來一波又一波地衝擊。20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經濟騰飛，“香港意識”、“本土意識”等開始萌生。在英國的實際管控之下，中國又宣稱不放棄主權，在這樣“借來的時空”中，香港迅速成長，從這裏汲取點營養，從那裏汲取點營養，再加上自身的勤奮努力，逐漸長成一枝不同於中國也不同於英國，不中不西，或曰亦中亦西的枝條。
　　
　　1997年7月1日，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香港以“一國兩制”的管理方式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這意味着香港這根枝條被重新嫁接到以内地爲主幹的中國大樹上。由於與母體分離了150多年，香港已經有了自己的發展模式、發展軌迹，開不同於内地的花，有自己獨特的香味，因此，在嫁接之初，雙方難免出現一些不適應甚至排斥的情况。對香港而言，要存活下去，保持自己的特色，首先要接受並適應砧木，至於會否影響到砧木，那是後話。
　　
　　二、與兩地關係有關的幾對概念
　　
　　在談及香港與内地關係時，應辨别一些相關的概念與用法。
　　
　　1.嫁接與融合
　　
　　按《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嫁接是把要繁殖的植物的枝或芽接到另一種植物體上，使它們結合在一起，成爲一個獨立生長的植株。融合是指幾種不同的事物合成一體。在涉及香港與内地關係時，由於兩地采取不同的政經制度，難以在所有層面達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爲一體”的狀態，所以，用嫁接一詞更爲形象、準確。
　　
　　在園藝工作中，嫁接可以擴大根係的吸收範圍和能力，增强植株的抗病能力，還有利提高産量。以嫁接來喻香港回歸，可以看出中央的良苦用心——希望在“一國兩制”方針下，香港這枝洋紫荆長得更爲茁壯，花開得更爲繁茂。實際上，雖然香港傳媒也在使用融合一詞，但指的多是單純的經濟層面的融合。一些喜歡深究字眼的香港人，並不喜歡融合一詞，甚至視融合爲衝擊“一國兩制”。
　　
　　對中國而言，“一國兩制”是個新生事物，需要在實踐中不斷發展，只有香港嫁接成活，澳門嫁接成活，將來台灣也嫁接成活，且都長勢良好，“一國兩制”才算真正的成功。
　　
　　2.兩地關係、中央與香港的關係
　　
　　兩地關係指的是地方與地方之間的關係，可以指内地與香港之間的關係，也可以指内地省市之間的關係。香港作爲中國的一個特别行政區，與其他省、直轄市、自治區一樣是一個地方政權。地方與地方之間的關係可以是官方（地方政府）的，也可以是民間的，包含着政治、經濟、社會等多個層面。
　　
　　中央與香港的關係是中央與地方政府的關係。基本法第二章專門列明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區的關係，更多指向中央和特區政府的權力劃分。在實際使用中，如中央政府某個部門與香港特别行政區簽署協議，通常會用“内地與香港”的字眼。
　　
　　3.兩地關係與兩制關係
　　
　　兩地關係如前所述，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層面展開，當中有不同制度的差异，也有不同社會理念、文化習俗等的碰撞。實際使用中，它更側重經濟、社會層面的關係。
　　
　　兩制關係指的是兩種制度、體制之間的關係。在中國，體現爲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内地與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之間的關係；在世界政治中，香港的情况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制度共存共處、競争又合作關係的真實寫照。基本法多處訂明香港按照“一國兩制”方針，實施不同於中國大陸的制度。如第十一條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香港特别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會、經濟制度，有關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關政策，均以本法的規定爲依據。第五條規定：香港特别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這都表明在中國存在着兩種制度、兩種體制，而它們的并存時間，至少是五十年。
　　
　　然而，法律是相對穩定的，生活却是不斷變化的。基本法第五條規定了香港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這種“不變”不是絶對的不變，一方面，“不要籠統地説怕變。如果有什麽要變，一定是變得更好，更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和發展，而不會損害香港人的利益”“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鄧小平1984年10月3日會見港澳同胞觀禮團時的談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3頁。。另一方面，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很少有地方能保持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與秩序不變。香港作爲一個國際化的大都市，受到方方面面的影響，尤其難以避免臨近的中國大陸的影響。這是正常現象，不應被過度解讀。
　　
　　4.中港關係、京港關係、陸港關係
　　
　　中港關係從字面理解是中國與香港的關係，嚴格意義上講是不準確的，因爲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與香港不是兩個對等的概念。不過，由於香港特殊的歷史經歷，“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内是一個异於“香港（本土）”的概念。“香港人”的形成本身也是不斷區分“中國人”（特指中國大陸地區居民）的一個過程。“中港關係”的用法反映了一種長期累積的習慣，相信隨着時間的流逝，港人對祖國的認同感增强，這一思維會慢慢轉變。
　　
　　京港關係從字面講是北京與香港的關係，如果北京是指北京市，即北京市與香港特别行政區的關係，那用法没有問題。但若用來指代兩地關係，則犯了與“中港關係”的指稱同樣的錯誤。香港是中國的一個城市，一個特别行政區，與“中國”不是一個對等概念，我們可以用北京與華盛頓的關係來代指中美兩國的關係，也可以用北京和倫敦來代指中英兩國，但用京港關係指代中國和香港的關係是不正確的。
　　
　　陸港關係指大陸與香港的關係，嚴格講也不够準確。這裏“陸”，指中國大陸，在規範意義上，是相對於台灣地區的一個概念，目前，也多用於涉及兩岸關係的表述。但在實際使用中，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香港還處在英國的統治之下，所以，香港人也同樣以“大陸”作爲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統治區域的代稱。在鄧小平對“一國兩制”的論述中，同樣使用“大陸”、“香港”、“台灣”這樣的字眼。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後，準確的用法應是“内地”，如《内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
　　
　　三、影響香港與内地關係的因素
　　
　　影響嫁接成活的主要因素是接穗和砧木的親和力、嫁接技術和嫁接後的管理。依據前述“嫁接理論”，香港與内地之間的適應情况也可以從這幾個方面來進行分析。
　　
　　（一）親和力
　　
　　所謂親和力，指的是進行嫁接的接穗和砧木在内部組織結構、生理和遺傳上彼此相同或相近，從而能够更好地結合在一起的能力。親和力高，嫁接的成活率高；親和力低，嫁接的成活率也就較低。
　　
　　香港與内地山水相連，同宗同祖，具有較强的親緣關係。兩地同爲華人社會，無論是從歷史淵源、發展歷程，還是從人們的社會活動等方面來看，香港與内地都有較强的聯繫。在英國統治的150多年中，香港與内地的聯繫從來没有中斷過。英國的“懷柔管治”策略，一方面增加了統治的認受性，另一方面，使香港依然保持了華人社會的特性。
　　
　　但是，香港畢竟被英國統治了一個半世紀之久，留下很多英國的痕迹，如它通過一套高明的統治策略，表面上接受中國的傳統和既有文化，但並不認爲這是種先進的、值得倡導的文化，而是將被統治者的人生方向引向“黄皮白心”的“小英國人”，讓人覺得後者才是值得提倡、欣賞的，是華人的最佳奮斗方向。
　　
　　此外，長期與内地的隔絶令香港逐漸發展出自己特殊的軌迹。無論是生活習慣、還是人生信念都與長期生活在内地的人有所不同，即便是與廣東、廣西同樣的語言——粤語，也形成“粤涇浜”的特色。百多年來的文化衝突與調和的結果，形成了香港一種既中且西，又可説是不中不西、以至忽中忽西的文化和生活模式。“英國統治下的香港殖民地教育經驗”，葉建源，《本土論述2009——香港的市民抗争與殖民地秩序》，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09年，第72頁。所以，回歸前不少香港人雖然自認爲是中國人，但與内地生長的中國人相比，無論是成長經歷、還是生活方式都有很大的不同。雙方的瞭解、接納都需要一定的時間。
　　
　　  （二）嫁接過程
　　
　　植物實施嫁接的過程很重要，它對嫁接技術、嫁接環境（陽光、温度、濕度等）都有一定的要求，某一方面的照顧不周，都可能影響嫁接的效果。此外，嫁接還需要一些工具，如刀片、竹簽、嫁接夾等，恰如香港回歸需要《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直通車”或臨時立法會等一系列的法律、政治安排。
　　
　　香港回歸首先是一個較長期的談判過程，既有大原則、大框架的確定，也有很多細節的安排。從20世紀70年代末期香港回歸問題提上日程，到1982年9月鄧小平與戴卓爾夫人的會面，從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到1985年啓動基本法草擬工作、1990年正式頒佈，從中英兩國外長的七封信就香港立法會的直選議席問題達成一致，到末任總督彭定康政改方案推出後中方的“另起爐竈”，從1996年1月香港特别行政區籌備委員會的成立到1997年6月30日夜至7月1日凌晨中英兩國政府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政權交接儀式，前後歷時15年之久，整個過程雖然遇到了不少波折，但總體而言是順利的、平穩的。香港作爲“一國兩制”構想的第一個實踐者，作爲嫁接到中國之樹上的第一枝接穗，嫁接技術是比較成熟的。此後的1999年12月20日，澳門也順利回歸祖國，兩個特别行政區的實踐表明，“一國兩制”方針是行之有效的，適合香港和澳門的特殊情况。
　　
　　在香港回歸過程中遇到的波折，不僅影響着中英談判雙方的策略和行動，而且對身處其中的香港産生較爲深遠的影響。如中英談判的相關動向受到中國大陸、香港和英國媒體的廣泛報導，由於與切身利益有關，香港市民也倍加關注，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説回歸的談判激發了部分港人參政、議政的熱情，香港的“政治冷感”在回歸前已經開始發生變化，而談判期間發生的“六四事件”等，也深刻影響了香港社會的政治生態、民情輿論等的演變。此外，中英談判的波折爲香港回歸後社會上出現的一些争拗，尤其是圍遶政制發展的争拗埋下伏筆。
　　
　　  （三）後期管理  
　　
　　嫁接的後期管理是讓接穗和砧木真正結合在一起，長成一個完整的植株。於香港而言，是加强與内地的交流合作，增加對國家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把自己的未來發展與祖國的發展很好地結合起來。
　　
　　後期管理是一個復雜、動態、長期的過程，有時並不以人們的良好願望爲轉移。一方面，它是一種開放的管理，受到方方面面的影響，且不説天灾（如經濟、金融危機），單是與香港有關的行爲體（國際層面、國内層面）之間的互動就非常復雜。另一方面，由於在設計“一國兩制”的過程中，各界主要關注如何真正落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如何確保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保持不變等問題，對實施不同制度的兩地間具體領域的制度對接、民衆交往等社會層面的問題考慮不多，認爲回歸後，兩地民衆同文同種，血脈相連，隨着交往和互動的頻密，情感上也必然更爲親近。因此，回歸十幾年來，在兩地關係上，一直缺乏統一的規劃與安排，往往“見步行步”，“就事論事”，重政策效果甚於戰略考量，相關研究也没有系統展開，造成一些被動情况。如有些事情出現了才進行研究，預警性與前瞻性不足；有些政策可能未經深思熟慮、反復論证就匆忙出台，帶來立竿見影效果的同時，也埋下無窮後患等。
　　
　　在回歸談判過程中，鄧小平曾論述過兩地之間的關係，但主要是從香港自己發展自己的，内地不會干擾香港，也不會給香港添麻煩等角度來談，如“中國的根基在大陸，不在台灣，不在香港。四化建設，香港出了點力，以後甚至出力更小也有可能，但我們不希望小。中國的建設……主要靠自力更生，靠大陸的基礎，……所以香港也好，台灣也好，不要擔心統一以後大陸會向你們伸手，不會的。”《鄧小平思想年譜( 1975-199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258頁。這也是回歸之初“井水不犯河水”論的來源。然而，香港並不是在真空中發展，它受到各種各樣的外部影響。“井水”和“河水”也總有打交道的一天。
　　
　　2003年是香港後期管理上的轉折年，這一年沙士(SARS)、二十三條立法、七一大遊行等重大政經事件接連發生，爲兩地民衆帶來交流便利和後來又造成諸多矛盾的“自由行”也在這一年推出。“自由行”無疑帶動了香港經濟的增長，對刺激本地消費、改善就業等起到立竿見影的作用，然而，隨着來往人次的大幅增加，一些隱藏的問題也逐漸浮上水面，這些問題與香港自身的政經困擾糾纏在一起，形成一波又一波的兩地“摩擦潮”。從D&G涉嫌歧視本地人到“蝗蟲”與“狗”的對駡，從“雙非”（孕婦、兒童）造成的醫療、教育等資源的緊張到抗議“水貨客”搶購奶粉、日用品等，兩地之間的摩擦與矛盾愈演愈烈。這些事件有突發的、有緩慢發酵的，有一次性的，也有長期存在的，可以説，在兩地關係的親近與疏離上，成也“自由行”，敗也“自由行”。
　　
　　兩地間出現的這些問題表明，香港雖然已被嫁接到内地這一砧木上，但接穗和砧木還没有很好地“長”到一起。雙方要在保持各自特性的基礎上長成一體，還需要較長一段時間。
　　
　　三、正確看待兩地關係
　　
　　香港與内地作爲“一國兩制”中“兩制”的兩個重要行爲體，其相互關係是觀察“一國兩制”實踐的一個重要指標，對“一國兩制”的豐富與發展起到重要作用。近年香港與内地關係中出現的摩擦和矛盾，是“一國兩制”實踐中的新課題。“兩制”間不適應的狀况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解决需要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和兩地民間層面的齊心協力。建議總體上遵循“互敬互諒、加强溝通、爲我中華、共同進步”的原則。具體而言，可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首先，在心理層面上正視兩地交往中已經出現和可能還會出現的問題，以發展的心態來着手解决。隨着兩地交往的深化，不排除有更多問題浮出水面，也不排除有些問題會隨着時間流逝自行消失。雙方應擺正心態，認識到兩地交往是在“三個不”，即不對等、不平衡、不認同的基礎上展開的。
　　
　　不對等指内地和香港是兩個在面積、容量等諸多方面不對稱的雙方。如2012年，訪港總旅客上昇至4862萬人次，3491萬人次來自内地（占71.8%），其中2314萬人次屬於自由行旅客。“回歸、沙士、自由行與兩地融合嬗變”，鄭宏泰，尹寶珊，《信報財經新聞》，2013年4月8日。幾千萬的人次放到内地，是一個很小的量，但放到本有700多萬人口的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主要集中在九龍、港島地區）就會擁擠不堪。不對等的情况使得小的一方容易産生“不安全感”、“被壓迫感”，若化解這種不良感覺，除了大的一方要“嚴以律己”外，還需要加强溝通交流。不平衡是指兩地間的發展不平衡。雖然從經濟發展的速度和經濟總量上來説，内地的一些城市已經超越香港。但内地在社會發展方面，尤其是一些民生資源如醫療、教育、食品等，無論是産品的質量，還是服務的質量，都無法與香港相比。這也是爲什麽很多内地人願意花高價到香港享受更優質民生資源的原因。不認同主要是雙方互相看不慣的一些地方。如内地人覺得香港人“享受很多中央給予或内地帶來的優惠却不感恩”，“回歸了還對英國有感情”等；香港人則覺得内地人“素質不高”、“搶佔本屬於港人的各種資源”等。
　　
　　其次，中央和特區政府出台涉及兩地關係的政策時，要多做溝通，充分論证。政策推出後，要時時跟進，不斷總結和修正，力争讓政策發揮最大的正面效應。這實際上也是不斷豐富“一國兩制”實踐的過程。
　　
　　最後，從兩地民衆層面來講，需要互相學習、互相尊重和體諒，有同屬中國人的大局觀念，遇有争端避免情緒性的言辭。對香港市民而言，開放、平等、包容的心態尤爲重要，對國際友人如此，對内地人亦如此。建議多與内地人交流，尤其是深入内地接觸更多的内地人，有助改變從香港某些媒體上得到的對内地人的刻板印象。對内地民衆而言，需要深入瞭解“一國兩制”的内涵，唯如此，才能更深刻領悟香港獨特的價值，樂見香港的繁榮與穩定。
　　
　　《紫荆論壇》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