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自上世紀80年代提出，90年代分别在香港和澳門付諸實踐，經過20年的風風雨雨，事實證明，不僅是解决歷史遺留問題的最佳方案，而且是港澳回歸後保持長期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時移世易，十八大以來，面對國内外復雜深刻的形勢變化，中國共産黨在堅持“一國兩制”方針不動摇的同時，結合港澳形勢發展，積極探討如何把港澳治理得更好。以習近平爲核心的新一代領導人，高屋建瓴，積極引導，主動塑造，形成一系列治理港澳的新觀念、新論述、新思想，豐富了“一國兩制”的理論、戰略和政策。這些有關港澳工作的重要論述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有機組成部分，可謂之習近平港澳治理方略本文成稿於2018年，初時以習近平港澳治理思想展開論述。。
　　
　　一、中央治理港澳的政策演進與習近平港澳治理方略的形成
　　
　　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先生提出“一國兩制”偉大構想，並决定首先應用於香港問題的解决。他領導確立了中央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爲香港回歸祖國、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大業做出了奠基性的貢獻。可以説，從1982年到1997年是“一國兩制”的準備期。
　　
　　1997年7月1日、1999年12月20日，香港和澳門先後回歸祖國，“一國兩制”從理論進入實踐層面。以江澤民爲核心的中國共産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妥善應對港澳回歸前後出現的各種復雜矛盾和挑戰，確保了港澳順利回歸和平穩過渡，爲落實這一方針做了大量開創性工作。從1997年到2003年是“一國兩制”的起步階段，中央與特區政府都小心翼翼，嚴守“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的紅綫。2003年香港的“七一遊行”是一道分水嶺，它讓中央震驚的同時也開始反思港澳在國家的定位是什麽，“一國”與“兩制”的關係該怎樣處理等。澳門因形勢不像香港那麽復雜，在中央與特區關係的探討及有關實踐中還肩負起“先行先試”的責任。這一階段可以説是“一國兩制”的“1.0時代”。
　　
　　以胡錦濤爲核心的第四代中央領導集體繼續探索港澳治理之道。針對香港當時的態勢，政策上，力争“在不干預前提下有所作爲”，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作爲新形勢下治國理政的重大課題中國共産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2007年10月15日。，確認“中央政府對香港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和重大舉措，根本出發點和落脚點就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胡錦濤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15週年大會暨香港特别行政區第四届政府就職典禮的講話，2012年7月1日。。論述上，强調“一國兩制”是完整概念，“一國”是“兩制”的前提與基礎，没有“一國”就没有“兩制”；“一國”和“兩制”不能相互割裂，更不能相互對立。胡錦濤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10週年大會暨香港特别行政區第三届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2007年7月1日。實踐中，通過内地與港澳簽署《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來提振香港經濟，幫助香港對抗2008年金融危機，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等基建項目相繼上馬，國家“十二五”規劃中港澳部分單獨成章等，都體現了中央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异、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别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維護國家整體利益和保障香港社會各界利益、支持香港積極開展對外交往和反對外部勢力干頂香港事務等有機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胡錦濤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15週年大會暨香港特别行政區第四届政府就職典禮的講話，2012年7月1日。的要求。從2004到2012年，是“一國兩制”的磨合期，也是“一國兩制”的“2.0時代”。在這一時期，中央和特區政府互相進行着角色調整與適應。“一國”與“兩制”基本上維持了動態平衡。然而，兩制之間的張力逐漸加大。香港的“一國兩制”實踐暗流涌動，深層次矛盾逐漸凸顯：澳門經過博彩業開放後的快速發展，進入調整期，社會矛盾逐漸顯現。
　　
　　2012年11月8日，中國共産黨召開第十八次代表大會，習近平當選爲中共中央總書記。由其主持起草的十八大報告指出，“必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异、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别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内地堅强後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競争力有機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從2013年至今，“一國兩制”進入深入發展期，迎來“3.0時代”。這一時期與中國共産黨十八大以來的發展形成呼應，一方面是國内外形勢的深刻變革，中國面臨如何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時代新課題，另一方面，作爲中國特别行政區的香港和澳門多年積累的深層次矛盾浮上水面，社會問題顯化，在中央的領導下開始解决、糾偏。“一國兩制”實踐面臨挑戰，也孕育發展機遇。習近平港澳治理方略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逐步形成，這是習多年關注港澳、親身領導港澳事務的實踐結晶，既回應了時代的發展變化，又推動了“一國兩制”持續、深入發展。
　　
　　敏鋭把握與回應時代的發展變化。十八大以來，中國面臨國内外復雜形勢，對港澳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國際上，由於金融危機和全球化、信息化的深入發展，引發大國關係的深刻調整，和平與發展仍是世界人民的渴望，但局部衝突與動盪頻發、全球性問題加劇，世界面臨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突出。中國成長爲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順利完成“十二五”規劃，開啓“十三五”規劃，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發起創辦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全力朝着“兩個一百年”的目標前進。中國共産黨人順應時代變化，在國家發展大局中把握港澳發展的方向，把港澳治理納入國家治理體系，賦予港澳特區在新時代新的使命。十九大報告把“堅持‘一國兩制’和推進祖國統一”作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把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提昇至“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的高度，充分體現了以習近平爲核心的黨中央對港澳工作的高度重視。作爲國家的一部分，香港、澳門不僅要積極搞好自身建設，而且在中國未來的發展中，要“同祖國人民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共享祖國繁榮的偉大榮光”。《决勝全面建成小社會，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習近平在中國共産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7年10月18日。
　　
　　這意味着，港澳在未來三十年的發展中，與内地一樣投身中華民族復興的洪流，雖則制度不同、思想文化存在差异，但需齊心協力，殊途同歸。
　　
　　傳承創新，推動“一國兩制”實踐。傳承與創新，令“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十八大結束後，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副主席習近平主動指出，“大家都很關心中央領導集體實現新老交替後，中央對香港、澳門的方針政策會不會發生變化。今天，我想借此機會重申：中央貫初落實‘一國兩制’、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的方針不會變；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别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履行職責的決心不會變；支持香港、澳門兩個特别行政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民主、促進和諧的政策也不會變。中共十八大提出的關於港澳工作的大政方針，同中央長期以來對港澳工作的方針政策是一脈相承的。關鍵是要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切實尊重和維護基本法權威。”習近平會見來京述職的香港行政長官樑振英時的講話，2012年12月20日。習近平在會見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時，也提出了“三個一如既往”，即中央會一如既往貫徹執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和澳門基本法，一如既往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别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一如既往支持澳門特别行政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民主、促進和諧。無論是“三個不變”還是“三個一如既往”，體現的都是中央政府對港澳實施“一國兩制”的承諾，對港澳繁榮發展的一貫期望。此後，習近平在多個場合强調堅持“一國兩制”，顯示中央的决心與信心。“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兩點，一是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摇；二是全面準確，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始終沿着正確方向前進。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95週年大會上的講話，2016年7月1日。2017年12月29日，習近平在出席全國政協委員新年茶話會時，再次强調“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摇，實踐不變形、不走樣。
　　
　　爲了“一國兩制”實踐更爲規範，更符合港澳不斷變化的形勢，中央還創新了一些實踐形式，如在規範行政長官的述職方面，從2015年開始，不再是以前的沙發圍坐式，而改爲長條桌式的會議模式，突出工作性質，“述職活動在場地布置上做出了調整，這些調整更好地體現了憲法和基本法關於中央和特别行政區關係的有關規定，以及行政長官作爲特别行政區首長和特區政府首長向中央負責的要求，更加規範、更加莊重。”國務院港澳辦有關負責人接受中新社記者采訪，2015年12月23日。2017年10月，中國共産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支持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依法施政”，與以前“支持行政長官和政府依法施政”的表述相比，突出了特區政府整體的功能與作用。十九大結束後，香港特區政府和澳門特區政府邀請中央宣講團進行宣講活動，特區政府問責官員和高級公務員悉數出席，這在港澳回歸後實屬首次。習近平對此給予充分肯定，“中共十九大召開後，行政長官帶領特别行政區政府管治團隊及時學習領會大會精神，這些做法很好”，並指出，十九大把“堅持‘一國兩制’和推進祖國統一”確定爲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意義重大，體現了港澳工作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地位，體現了中央對港澳工作的高度重視，也表明中央在香港、澳門實行“一國兩制”方針是長期的、堅定不移的。習近平會見來京述職的林鄭月娥和崔世安時的講話，2017年12月15日。
　　
　　長期關注港澳、親身參與和領導港澳事務的實踐結晶。習近平2007年開始擔任港澳協調小組組長，此後一直在港澳工作的最前綫，親身參與制定港澳政策，領導和指導港澳工作。十多年來，港澳政治、經濟、社會形勢不斷變化，尤其是2012年以來，兩地經歷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等重大選舉，市民對施政者的要求越來越高。香港與其他發達經濟體相比，GDP實際增長速度雖然較高，但市民獲得感不强，社會深層次矛盾不斷累積，2014年爆發歷時79天的“佔領中環”行動，是香港回歸以來首次出現的發起者動員力度大、持續時間長、參與人數多的街頭行動。澳門在博彩業的帶動下，人均GDP位居全球前列，但經濟嚴重依賴博彩業的弊端漸現，經濟適度多元任重道遠，市民對交通、住房等問題抱怨甚多，特區政府的治理能力亟待提昇。
　　
　　面對這些問題，習近平總是盡可能地進行提點，隻言片語間既尊重港澳的高度自治權，又體現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引領“一國兩制”在正確軌道上行進。2014年香港“占中”期間，習近平專門指出，“法治是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重要基石”，“中國共産黨十八届四中全會提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强調依法保障‘一國兩制’實踐，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依法保護港澳同胞利益。這是我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邁出的重要一步，對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促進香港長治久安具有重要意義。”習近平會見來京出席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二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香港持别行政區行政長官樑振英時的講話，2014年11月9日。“占中”的最終和平清場，得益於習近平沉着、冷静，充滿政治智慧的處理。2013年，習近平在會見崔世安時指出，“當前澳門的内外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這對行政長官和新一届特區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你牢記中央政府重托和廣大澳門居民信任，依法職盡責，增强前瞻意識和憂患意識，提高特區治理水平，扎實謀劃和推進澳門可持續發展，爲‘一國兩制’在澳門的成功實踐打下更爲堅實的基礎。”習近平會見來京列席第十二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閉幕式的崔世安時的講話，2013年3月18日。此外，習近平還多次强調行政長官要帶領整個團隊謀發展、促和諧、改善民生。
　　
　　二、習近平港澳治理方略的主要特點及内容
　　
　　（一）主要特點
　　
　　 “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有機組成部分，習近平港澳治理方略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有機組成部分。新時代的港澳治理，有着主次分明、剛柔並濟、立足長遠、共同發展的特點。港澳兩個特區要與内地走優勢互補之路，走共同發展之路。
　　
　　主次分明。“一國兩制”從政治上來講，先有一國，才有“兩制”。“‘一國’是根，根深才能葉茂；‘一國’是本，本固才能枝榮”。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週年大會暨香港特别行政區第五届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致辭，2017年7月1日。
　　
　　“‘一國兩制’除了資本主義，還有社會主義，就是中國的主體……實行社會主義……主體是很大的主體……這是個前提，没有這個前提不行。在這個前提下，可以容許在自己身邊，在小地區和小範圍内實行資本主義。我們相信，在小範圍内容許資本主義的存在，更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中國是信守諾言的”，鄧小平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時的談話，1984年12月19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頁。
　　
　　。從法律上來講，憲法和兩個特區的基本法共同搆成“一國兩制”的憲制基礎。2013年以前，中央並未特别强調憲法在香港的法律地位，如十八大報告的表述仍爲“中央政府將嚴格依照基本法辦事”，然而，隨着2013年香港政改争議的白熱化，中央感覺有必要“正本清源”，才開始有意識的在港澳樹立憲法的權威，明示中央對特區擁有全面管治權。2014年6月，國務院新聞辦發佈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指出，“憲法和香港基本法規定的特别行政區制度是國家對某些區域采取的特殊管理制度。在這一制度下，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别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此後，“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維護中央對香港特别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别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等提法成爲“標配”。無論是中央措辭的變化，還是一些具體實踐如述職座次的調整、中央宣講團赴港澳宣講十九大等，都傳遞出上下隸屬的關係，即港澳是中央政府轄下的一個特别行政區，特區政府享有中央政府賦予的高度自治。 
　　
　　 剛柔並濟。治理港澳須嚴格依法辦事，法律有其剛性原則，但治理要懷柔、有親民之心。習近平主政以來，一方面强調要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另一方面則心係港澳特區的長遠發展、民生福祉。習近平强調，港澳要樹立國家意識，要與内地“共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我們絶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習近平在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2016年11月11日。 。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憲法和基本法權威，通過港澳地區對内地進行滲透、破壞的行爲，都是對底綫的碰觸，應受到法律的制裁。近年香港“獨立”“自决”勢力的冒起，“旺角暴亂”、立法會宣誓侮辱國家等激進行爲的發生，都是法律不允許的，特區政府已依據現有法律一一進行了追究。如果説法律的剛性約束是錢幣的一面，那錢幣的另一面則是柔和親民，將心比心，給予港澳充分的尊重，關心港澳的長遠發展、市民福祉和社會和諧，並以港澳社會能接受的方式傳遞這份尊重與關心。習近平一直鼓勵香港特區政府“始終聚焦發展這個第一要務”，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週年大會暨香港特别行政區第五届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致辭，2017年7月1日。謀發展、保穩定、促和諧；澳門特區政府“堅持以人爲本的政治理念，察民情、知民需、解民憂、紓民困”，習近平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15週年大會暨澳門特别行政區第四届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致辭，2014年12月20日。推動澳門走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在促進社會和諧方面，習近平指出，“一國兩制”包含了中華文化中的“和合”理念，體現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國智慧，在實踐過程中，也要“求大同、存大异”。“從中央來講，只要愛國愛港，誠心誠意擁護‘一國兩制’方針和香港特别行政區基本法，不論持什麽政見或主張，我們都願意與之溝通。”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週年大會暨香港特别行政區第五届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致辭，2017年7月1日。
　　
　　立足長遠。習近平一直强調實施“一國兩制”的長期性，這個“長期”雖没有給出具體的時間，但至少是三十年。有意思的是，三十年之後，也恰是鄧小平當年“五十年不變”的時間節點。鄧小平曾解釋爲什麽“五十年不變”，“中國要真正發達起來，接近而不是説超過發達國家，那還需要三十到五十年的時間。如果説在本世紀内我們需要實行開放政策，那末在下個世紀的前五十年内中國要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也不能離開這個改策……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是符合中國的切身利益的。所以我們講‘五十年’，不是隨隨便便、感情衝動而講的，是考慮到中國的現實和發展的需要。”“中國是信守諾言的”，鄧小平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時的談話，1984年12月19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頁。中國共産黨十九大報告繪就未來三十年的藍圖，也就是到本世紀中葉把中國建設成爲富强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强國，這個戰略目標與當年鄧小平講的“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是一致的。本世紀中葉，既是我們第二個百年目標實現的時間點，也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時間點，在這個過程中，堅持“一國兩制”是題中應有之意，因爲“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中國共産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2017年10月18日。。因此，習近平的港澳治理政策是管長遠、管根本的，與中國未來的發展緊密結合。 
　　
　　共同發展。如果説在香港回歸初期，兩地關係延續的是改革開放以來，内地靠香港引領的狀態，那2003年面對“非典”疫情、香港經濟的不景氣，中央與香港簽署CEPA，開始向香港“輸血”及後來送各種形式的“大禮包”，兩地關係看上去是“香港靠内地”。而現在，在全球經濟格局深度調整、國際競争日趨激烈的大背景下，港澳與内地要達至和衷共濟，並船出海，共同發展的狀態。十九大報告指出，要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粤港澳大灣區建設、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爲重點，全面推進内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作。在國家發展戰略的統籌安排中，“兩制”之間不是互相消耗、互相對立的，内地與港澳之間的關係也不是“零和”、“各管各”的，而是互相借鑒，優勢互補，携手共赴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恰如歌曲《獅子山下》所唱，“既是同舟，且共濟，抛棄區分，求共對，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
　　
　　（二）主要内容
　　
　　習近平港澳治理方略伴隨着港澳“一國兩制”的實踐仍在不斷豐富、發展中，但大體而言，涉及以下幾個方面：
　　
　　“一國兩制”方針將長期堅持，不會變、不動摇。習近平在2012年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時，就明確表示了“三個不會變”，“三個一如既往”。2012年12月20日，習近平會見來京述職的樑振英時表示，中央貫制落實“一國兩制”，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的方針不會變；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别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履行職責的决心不會變；支持香港、澳門兩個特别行政區發展經濟、改普民生、推進民主、促進和諧的政策也不會變。同日，會見崔世安時表示，中央會一如既往貫徹執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和澳門基本法；一如既往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别行政區政府施政；一如既往支持澳門特别行政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民主、促進和諧。此後，該論述簡化爲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兩點，一是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摇；二是全面準確，確保其在港澳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之所以有這樣的底氣，是因爲“一國兩制”二十年來的實踐是成功的，它不僅是解决歷史遺留的香港、澳門問題的最佳方案，也是港澳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行得通、辦得到，得人心。這不僅是中國人自己的評判，國際社會也承認“一國兩制”的成功。英國、美國、歐盟等定期發佈涉港報告，在這些報告中，雖然有時會指“一國兩制”實踐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也不得不承認，“一國兩制”整體而言是成功的。“一國兩制”作爲國家的一項基本國策，“是實現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必然要求，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符合國家龢民族根本利益，符合香港、澳門整體和長遠利益，符合外來投資者利益”，“繼續推進‘一國兩制’事業，是中央政府、特别行政區政府和包括港澳同胞在内的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使命，無論遇到什麽樣的困難和挑戰，我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和决心都絶不會動摇，我們推進‘一國兩制’實踐的信心和决心都絶不會動摇！”習近平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15週年大會暨澳門特别行政區第四届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致辭，2014年12月20日。
　　
　　“一國兩制”在實踐中難免遇到困難，要堅定信心、創新發展。“一國兩制”是一個偉大的構想，作爲一種政治表述、一個法律概念尚且簡單，但若轉化爲具體的治理規則、管治方案則充滿了挑戰。從理論到實踐，本身就是一個不容易的過程。“‘一國兩制’是一項全新的事業，實踐中出現新情况新問題是正常的”。習近平會見來京述職的香港特别行政區行政長官樑振英時的講話，2016年12月23日。“一國兩制”實踐中的困難可能來自多方面：有些屬於因“一國兩制”本身存在的張力、基本法制定時難以照顧周全，需要通過人大常委會釋法或决定逐步完善，有些屬於實踐過程中出現偏差，令其變形、走樣；有些是特區本身發展帶來的，有些是周邊或世界形勢變化造成的；有些是經濟方面的，有些是政治社會方面的，還有的問題成因復雜，互相交織、互相影響；……無論是哪一種類型的困難，都需要中央和特區政府本着務實的態度、創新的精神認真研究、解决。
　　
　　正是意識到這些明面的及潜在的困難，習近平在多個場合爲特區政府加油鼓勁，並有針對性地予以指點。2014年習近平在視察澳門時，提出“不斷提高特别行政區依法治理能力和水平”“統籌謀劃，積極推動澳門走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道路”等四點希望；習近平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15週年大會暨澳門特别行政區第四届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致辭，2014年12月20日。2014年香港“占中”和平清場後，習近平指出，“香港政制發展應該從本地實際出發，依法有序進行；應該有利於居民安居樂業，有利於社會繁榮穩定，有利於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希望香港各界從國家根本利益和香港整體利益出發，廣泛凝聚共識。維護社會安定，推動經濟發展，珍視法治環境，確保香港在‘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規定的軌道上穩步前進。”習近平會見來京述職的香特别行政區行政長官樑振英時的講話，2014年12月26日。2017年習近平在視察香港時，對港人講了“三個自信”，即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國家。“前人用超凡的勇氣探索和突破，後人要以堅定的信念實踐和發展。前進道路並不平坦，但我們實行‘一國兩制’的初心不會改變，决心不會動摇。”習近平在香港特别行政區政府歡迎晚宴上的致辭，2017年6月30日。總之，港澳治理是一個長期的、動態的過程，需要高瞻遠矚的頂層設計，也需要根據實際情况的細微調整。我們要在實踐中不斷總結規律，開拓創新，“既要把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内地建設好，也要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建設好。”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週年大會暨香港特别行政區第五届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致辭，2017年7月1日。
　　
　　“一國兩制”實踐要堅守法律底綫。法即規矩，無規矩不成方圓。依法治港治澳，就是要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來辦事，大至處理中央與特區政府間關係，小至港澳内部的管治，均要合法合規。基本法第八章規定了本法的解釋和修改，如果實踐中遇到需要釋法或修法的情况，也要依照相關規定來做。無視法律規定，突破法律底綫的做法是不允許的，尤其是香港作爲法治社會，長期以來法治觀念深入人心，維護法治就是維護香港“一國兩制”實踐。 
　　
　　1997年香港的回歸、1999年澳門的回歸帶來憲制秩序的巨大改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香港、澳門特别行政區基本法共同搆成香港、澳門特别行政區的憲制基礎。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特别行政區制度設立的法律淵源。基本法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法律化，爲“一國兩制”在香港、澳門特别行政區的實踐提供了法律保障。按照基本法的規定，“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横平法、條例、附屬立法和習慣法，除與本法相扺觸或經特别行政區立法機關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香港特别行政區基本法第八條。
　　
　　“澳門原有的法律、法令、行政法規和其他規範性文件，除同本法相扺觸或經澳門特别行政區立法機關或其他有關機關依照法定程序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澳門特别行政區基本法第八條。在落實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憲制秩序時，要把中央依法行使權力和特别行政區履行主體責任有機結合起來；要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要加强香港社會特别是公職人員和青少年的憲法和基本法宣傳教育。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週年大會暨香港特别行政區第五届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致辭，2017年7月1日。
　　
　　這些都是“一國兩制”實踐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和維護香港、澳門法治的應有之義。
　　
　　“一國兩制”實踐要築好“人心工程”。以民爲本是中國共産黨執政的根基。實踐“一國兩制”，同樣需要以人爲本，以民爲本，習近平在論述“一國兩制”的過程中，多次流露情係人民與民族、情係港澳同胞的深情。在香港第五届特區政府就職典禮上，習近平談到了中國近代以來飽受的民族屈辱和人民的悲痛，談到了改革開放帶給中華民族的嶄新局面以及香港回歸20年來依託祖國、面向世界、益以新創，不斷塑造現代化的風貌，撫今追昔，更需要繼續建設好國家，建設好香港。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週年大會暨香港特别行政區第五届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致辭，2017年7月1日。
　　
　　在會見香港和澳門行政長官時，强調特區政府要集中精力謀發展、促和諧，解决好民生問題。讓香港居民安居樂業，滿足港人對美好生活的期待；讓澳門居民“分享發展成果，改善生活質量，提高幸福指數”。習近平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15週年大會暨澳門特别行政區第四届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致辭，2014年12月20日。不僅兩個特區政府要對居民福祉盡力上心。内地在出台有關港澳的政策措施時，也要做到“心中有民”。“不僅要有利於促進港澳經濟發展，而且要有利於促進港澳民生改善，不僅要有利於港澳工商界投資興業，而且要有利於增進普通港澳市民的福祉，特别是有利於年輕人拓展發展空間，中央政府有關部門要繼續出台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學習、就業、創業、生活的政策措施。”張曉明在川港高層會晤暨“川港合作會議”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2018年5月11日，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
　　
　　争取民心的工作還與青少年的教育培養密切相關。迄今香港已回歸21年，澳門回歸近19年，也即回歸當年出生的嬰孩已然成年，有的還具備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青年一代對國家的觀感與認識，對港澳政治、社會的看法直接影響到“一國兩制”的實踐，“要把我國歷史文化和國情教育擺在青少年教育的突出位置，讓青少年更多領略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更多感悟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發奮圖强的光輝歷程，更多認識新中國走過的不平凡道路和取得的巨大成就，更多理解‘一國兩制’與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内在聯繫，從而牢牢把握澳門同祖國緊密相連的命運前程，加深民族自豪感與愛國愛澳情懷，增强投身‘一國兩制’事業的責任感與使命感。”習近平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15週年大會暨澳門特别行政區第四届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致辭，2014年12月20日。讓愛國愛港愛澳的傳統代代相傳，保证“一國兩制”事業後繼有人。正如十九大報告所指出的：堅持愛國者爲主體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發展壯大愛國愛港愛澳力量，增强香港、澳門同胞的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讓香港、澳門同胞同祖國人民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共享祖國繁榮富强的偉大榮光。
　　
　　三、在實踐中堅持和發展習近平港澳治理方略，不斷把“一國兩制”事業推向前進
　　
　　新時代“一國兩制”實踐伴隨着中國未來三十年的發展。在這一過程中，習近平港澳治理方略將隨着實踐的豐富不斷發展，指導“一國兩制”事業不斷前進。中國共産黨十九大報告分兩個階段來安排未來三十年的時間：第一個階段，從二O二O年到二O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鬥十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個階段，從二O三五年到本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鬥十五年，把我國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强國。值得留意的是，本世紀中葉的時間點，與港澳“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時間點基本重合，意味着港澳未來三十年“一國兩制”實踐將與“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實現、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强國及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相互交織，互有影響。
　　
　　（一） 深入理解並堅持“一國兩制”，爲“後一國兩制”時代做好準備。“一國兩制”的實踐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受到國内外復雜因素的影響，難言一帆風順。我們應充分認識到實踐的艱巨性，做好迎接和處理各種各樣的矛盾、困難、問題的準備。尤其是今後三十年的實踐與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强國的時間重叠，内外壓力空前，需謹防有些問題在港澳與内地發生共振。
　　
　　面對今後的“一國兩制”實踐，我們需要：一是正視“兩制”本身存在的張力。由於歷史經歷、思想理念、文化傳統等的差异，兩種制度之間在接觸過程中難免産生碰撞。兩地間的摩擦與矛盾以前有過，今後還會有。我們應理智面對問題與矛盾，既不妄自菲薄，認爲中國人或中國共産黨管不好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澳門，也不妄自尊大，認爲應把港澳變成跟内地一樣的城市，而是在“一國兩制”實踐中，尊重港澳地區的高度自治，保持“兩制”各自的特色，互相借鑒、互相學習，本着互諒互讓的態度協商、創新解決實踐中的難題。“我們研究和處理涉港澳的事務，不同於研究和處理内地某個省份的内部事務或内地不同省份之間的事務，既要强調‘一國’，也要尊重‘兩制’，還要考慮到三地分屬三個關税區、使用三種貨幣等差异，要將維護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别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這點把握好了，我們與港澳各界人士的最大公約數就有了。”張曉明在川高層會晤暨“川港合作會議”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2018年5月11日，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二是不斷完善與基本法相關的制度和機制。基本法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法律化，在“一國兩制”實踐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通過一定的解釋甚至是修改來進行完善，雖然爲了保证其穩定性，解釋的頻率不宜過高，但解釋是必要的。以香港爲例，實施21年來，人大常委會共有過五次釋法。1999年6月，對“居港權”的釋法：2004年4月，對行政長官選舉程序的釋法：2005年4月，對行政長官任期的釋法；2011年8月，就涉剛果民主共和國一案的釋法；2016年11月，對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進行解釋。
　　
　　爲更好地推進“一國兩制”，未來還需進一步完善一些制度和機制，包括中央政府有關權力如外交與國防權力、維護國家安全的權力等等在港澳地區“落地”的配套機制。在這一過程中，宣遵循盡量充分利用香港現有制度和機制的原則。在一些具體議題上，可創新思維，以靈活方式處理，如基本法23條立法，可通過修改現行法律、激活有關條款、重立新法等多種形式操作，達到23條所規定的内容條條有法可依的目的。三是着手研究“後一國兩制”的相關課題。隨着2047年的臨近，我宜盡早根據國家發展戰略進行謀劃，並結合台灣問題爲“一國兩制”發展制定終極路綫圖，以增强港澳台居民對國家的信心，避免反對勢力進行政治炒作。
　　
　　（二）重視“一國兩制”實踐對國家現代化治理體系建設的意義。香港、澳門從回歸之日起，重新被納入國家治理體系，“一國兩制”的實踐，是國家治理的一部分。2013年，中國共産黨第十八届三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總體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國共産黨第十九大報告延續這一提法。
　　
　　現代化的治理體系有助釋放更多經濟活力、降低治理成本、提昇行政效能、增强政府公信力。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過程中，需要不斷更新治理理念，創新治理體制、治理方法等。香港在其中可貢獻良多。一則香港本身就有可資借鑒之處。特區政府通過法定公營機構、社會組織，以社會化、市場化、專業化、多元化的運作手段爲市民提供各類社會文化服務，切實做到政府的歸政府，社會的歸社會，其法治、自由、高效、廉潔堪稱社會治理的典範。二則國家在此過程中，會更加重視政府的功能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讓内地的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活力充分發揮，必然有利於擴大與港澳的合作，在不斷地交流合作中提昇國家治理能力建設。三則國家推進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有助澳門特區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提昇。習近平一直鼓勵澳門特區政府“增强前瞻意識和憂患意識，提高特區治理水平”習近平會見來京接受任命的澳門特别行政區第四任行政長官崔世安時的講話，2014年9月22日。，“要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進行治理……努力打造勤政、廉潔、高效、公正的法治政府，做到依法决策、依法施政”。習近平在慶祝澳門回15週年大會暨澳門特别行政區第四届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致辭，2014年12月20日。雖然地方治理與國家治理不盡相同，但在治理理念、治理方式上有异曲同工之妙，港澳與内地在治理方面的交流對國家踐行依法治國、深化機構和行政體制改革、健全鄉村治理體系等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三）把握港澳資本主義發展特性，在資本逐利和改善民生之間保持平衡。發展經濟與改善民生是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的重要支撑。港澳回歸後的實踐表明，經濟民生問題解决得好，一些問題就不成爲“問題”，而經濟民生問題解决得不好，民怨就容易被政治議題裹挾，衝擊特區政府的管治。港澳高度市場化帶來較强的靈活性及創新能力，但也造成貧富分化等社會問題，因此在“市場之手”之外，特區政府也要積極發揮作用。一是充分利用“一帶一路”和大灣區建設，鞏固既有優勢，實現經濟轉型昇級。灣區内九個城市各有特點，港澳應找準自身定位，與其他城市適度分工；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港澳可繼續發揮國内境外的作用，協助中國企業“走出去”，並可利用自身國際聯繫爲外國企業在“一帶一路”中尋找商機。二是從市民最關心的土地、房屋等議題入手，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如針對港澳土地匱乏問題，特區政府可適當通過填海來解决，並持續推出各種類型的保障性住房，改善市民居住條件；利用澳門博彩業檢討機會，通過調整税收比例等鼓勵澳門非博彩産業發展，研究設立“特區政府基金”等，管好特區政府的“錢袋子”。
　　
　　（四）“一國兩制”下的港澳保持長期繁榮穩定是中國軟實力的體現。上世紀80年代，中國以“一國兩制”的方式解决了歷史遺留的香港、澳門問題，並表示將始終如一地踐行。中國信守了自己的諾言，回歸後，“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和澳門保持了繁榮穩定。未來，中國仍將致力於實踐好“一國兩制”，並通過港澳這兩張特殊的名片展示中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提昇中國的軟實力。
　　
　　《中國評論》2018年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