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方針形成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是中國共産黨長期思考解决國家統一問題的結果，最早爲解决台灣問題，最先在香港進行實踐。“一國兩制”既是國内外形勢互動的産物，又反過來爲促進國内發展和世界和平貢獻中國方案。十九大以來，隨着國内外形勢的變化和港澳台形勢的發展，中國的“一國兩制”實踐表現得更爲自信，展現出新的氣象。2019年初，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紀念會上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引發各界關注。新時代“一國兩制”發展有望形成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港澳台三種方案的新格局。
　　
　　一、“一國兩制”與國家統一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是中國共産黨提出的解决國家統一問題的方案。無論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還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都體現了中國領導人對國内和國際形勢的雙重思考。從“把主要精力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到“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從“另起爐竈”“打掃乾净屋子再請客”到“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中國在謀求發展與和平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是中國共産黨解决國家統一問題的智慧結晶。“一國兩制”方針體現了中國共産黨實事求是的精神。該方針用於解决台灣的和平統一和香港、澳門回歸問題，醖釀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期，形成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實踐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不過，中國共産黨對台灣、香港、澳門問題的思考却可以追溯到建國之前。1946年12月，毛澤東在與西方記者交談中談及共産黨對香港的態度，“我們現在不提出立即歸還的要求，中國那麽大，許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於要這塊小地方幹嗎？將來可按協商辦法解决”。1949年初春，毛澤東與米高揚會談時表示，“中國還有一半的領土尚未解放，大陸上的事情比較好辦，但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復雜，需要采取另一種較爲靈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過渡的方式，這就要花較多的時間了。在這種情况下，急於解决香港、澳門的問題，也就没有多大意義了。相反，恐怕利用這兩地的原來地位，特别是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係、進出口貿易更爲有利些。總之，要看形勢的發展再作最後决定。”“台灣是中國的領土，這是無可争辯的。現在估計國民黨的殘餘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裏去，以後同我們隔海相望，不相往來。那裏還有一個美國問題，台灣實際上就在美帝國主義的保護下。這樣，台灣問題比西藏問題更復雜，解决它更需要時間。”
　　
　　中國共産黨第一代領導人對香港采取了“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按此部署，中國人民解放軍在1949年10月扺達香港北部邊界後，並未繼續南下。解放軍勒馬深圳河畔爲新中國與外部世界的交往留下了一條重要通道，對打開與英國的關係、冲破美國等國的政治、經濟封鎖具有重要意義。香港在八字方針下暫時安穩、台灣問題却一直縈繞在毛澤東等人的心頭。建國初期，中國共産黨一直準備武力解放台灣，後因朝鮮戰争的爆發、美國與台灣關係的發展等形勢變化，開始考慮與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解决台灣問題的可能。1956年，毛澤東曾託人給蔣介石帶信談台灣問題的解决，1963年周恩來將對台灣的政策歸納爲“一綱四目”。“一綱”指台灣必須統一於中國，“四目”的内容即1956年春天毛澤東委托章士釗轉去給蔣中正信中提到的和平統一台灣的具體辦法：台灣統一於中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台灣之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委於蔣中正；台灣所有軍政經濟建設一切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政府撥付；台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待條件成熟並尊重蔣中正的意見，協商决定後進行；雙方互約不派遣特務，不做破壞團結之舉。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會前後，中國領導人開始密集思考台灣、香港和澳門問題的解决。1977年8月，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國務卿萬斯時表示，中國“力求通過和平方式解决台灣問題”，“會考慮台灣的實際情况，采取恰當的政策解决台灣問題，實現國家的統一”。1978年10月，鄧小平在會見日本文藝家江藤淳時指出：“如果實現祖國統一，我們在台灣的政策將根據台灣的現實來處理。”中國共産黨的十一届三中全會公報首次以“台灣回到祖國懷抱，實現統一大業”代替了“解放台灣”的提法。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鄭重宣告和平統一祖國的大政方針，提出在解决統一問題時，尊重台灣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的意見，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不使台灣人民蒙受損失。1979年12月，鄧小平在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提出了統一後的“三個不變”：“台灣的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台灣與外國的民間關係不變，包括外國在台灣的投資、民間交往照舊。”“台灣作爲一個地方政府，可以擁有自己的自衛力量、軍事力量。”這些論述搆成“一國兩制”構想的基本框架。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首次全面闡述中國政府關於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被稱爲“葉九條”。“葉九條”要點爲：（1）建議舉行中國共産黨和中國國民黨兩黨對等談判，實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2）建議雙方共同爲通郵、通商、通航、探親、旅遊以及開展學術、文化、體育交流提供方便，達成有關協議。（3）國家實現統一後，台灣可作爲特别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中央政府不干預台灣地方事務。（4）台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5）台灣當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擔任全國性政治機構的領導職務，參與國家管理。（6）台灣地方財政遇有困難時，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補助。（7）台灣各族人民?、各界人士願來祖國大陸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視，來去自由。（8）歡迎台灣工商界人士回祖國大陸投資，保证其合法權益龢利潤。（9）熱誠歡迎台灣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衆團體提供建議、共商國事。
　　
　　中央對香港、澳門的政策雖然與對台灣的政策有所不同，但在許多基本問題上是相通的，在醖釀對台政策的過程中，對港澳的政策也逐漸清晰。1982年底，全國人大五届五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其第三十一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别行政區。在特别行政區内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况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1982年1月，鄧小平在接見來華訪問的美國華人協會主席李耀滋時説：“在實現國家統一的前提下，國家的主體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九條方針’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兩種制度是可以允許的”。這是鄧小平第一次正式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概念。1983年6月，鄧小平在會見美國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時，進一步闡述實現大陸和台灣和平統一的設想，“中國大陸和台灣和平統一的設想”，1983年6月26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頁。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提出六點設想：祖國統一後，台灣特别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須到北京。台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只是不能搆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台，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台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台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台灣留出名額。“問題的核心是祖國統一”“‘完全自治’就是‘兩個中國’，而不是一個中國。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國兩制”構想的内容更加清晰、完備。1984年5月，第六届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采用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提法，使“一國兩制”成爲具有法律效力的國策。
　　
　　“一國兩制”方針的形成是國内外形勢發展的結果。隨着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國内外形勢的變化，中國共産黨更傾向於以和平方式來解决台灣、香港和澳門問題。國内方面，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會作出“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重要部署，中國從此進入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新時期。在這一年，很多議題緊鑼密鼓展開，核心是如何更好地發展經濟。香港在中國對外交往中的獨特作用再次顯現。1978年12月，中國對外貿易部部長李强到香港。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位正式到訪香港的部級官員，在記者招待會上，李强表示中國“需要幾百億美元的外匯來支持實現現代化計劃，香港在這方面會發揮作用的。”1978年10月，鄧小平訪日時提到中日雙方在簽訂邦交正常化條約時，先不談釣魚島的問題，這一代的智慧不够，可以留待下一代再來解决；1979年又談到雙方可以共同開發釣魚島附近的資源。這些擱置争議、共同開發的想法不僅爲中國在解决與其他國家間的争議性問題時提供了一種新路向，也爲中國解决内部争議問題提供了新思路。“和平共處的原則不僅在處理國際關係問題上，而且在一個國家處理自己内政問題上，也是一個好辦法。”“和平共處原則具有强大生命力”，1984年10月30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7頁。“一國兩制”對中國而言，不僅是通過與英國、葡萄牙的和平談判，解决“國際争端”，還是通過與台灣地區的談判，和平解决“國内争端”。
　　
　　中國要集中精力發展經濟，除了需要藉助外來資金、技術和人員，還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1984年11月，鄧小平會見挪威首相科勒·維洛克時説，爲了完成現代化戰略發展目標，國内條件是全國上下十億人口一心一意搞建設，不受任何干擾；國際條件是要求有一個和平環境。我們是根據要有和平的國際環境這樣的原則解决香港問題，也根據這一原則力圖用香港方式解决台灣問題。在營造和平國際環境、進一步改善與美、英等西方大國的關係方面，台灣是一個繞不開的議題。1972年尼克鬆訪華時中美關係就有了實質性改善，然而，直到1978年12月，兩國才發表建交公報，宣佈於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立外交關係，這期間主要障礙之一就是台灣問題；中國與英國建交同樣經歷了漫長的過程，從1950年基於香港問題的存在，英國率先承認中國開始，直到1972年中英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22年間的主要障礙之一同樣是台灣問題。中國政府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來解决台灣統一問題，不僅有助於國内的和平發展，而且有助西方國家正確評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理念與實踐，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爲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僅與台灣保持經濟、社會等民間聯繫。
　　
　　“一國兩制”最早爲解决台灣問題提出，最先用於香港問題的解决。“一國兩制”在構想過程中，香港問題也提上中英之間的議事議程。一則是香港新界的租期爲99年，1997年到期，英國因爲涉及土地批給的問題需要與中方協商。二則體現中央政府的慎重，解决好香港問題，確實有爲台灣、澳門做示範的作用。實踐中，無論是中國與葡萄牙關於澳門問題的談判還是澳門基本法的制定，都參考了香港。
　　
　　英國在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開始關注香港新界租期到期問題。第25任港督麥理浩1971年赴任之前，向英國外交與聯邦事務部提交了一份名爲“香港候任總督指引（Guidelines for Governor Designate of Hong Kong）”的文件，分爲長遠規劃、内部政策、香港與中國關係三個部分，指出英國必須在香港有意識地制定加强信心的政策，以争取充分時間，讓有利於談判的條件在中國出現。“關鍵時刻不會在1970年代中期之前出現，因此規劃程序要即時開始”，雖然麥理浩也表示“這場遊戲明顯有85%是不受英國控制的” 李彭廣，《管治香港——英國解密檔案的啓示》，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61、62頁。，但值得一試。1979年3月，麥理浩訪京，期間鄧小平主動談及香港問題，表示“我們歷來認爲，香港主權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問題本身不能討論。但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即使到了1997年解决這個問題時，我們也會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即使香港回歸祖國，它仍然享有特殊地位。中國尚未决定何時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也許1997年前收回。但不管中國如何决定，香港都會保持現狀，投資者的利益都將受到保護。”對於麥理浩提出的關於土地租期的問題，鄧小平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請投資的人放心”。1981年4月，鄧小平在北京會見來訪的英國外交大臣卡林頓，再次談及香港新界的土地租期問題，鄧小平再次表示讓投資者“放心”。
　　
　　1981年9月，“葉九條”發表，中央對港澳的政策也逐漸清晰。1982年9月，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正式訪華，開始與中國政府就香港問題展開談判。1982年9月到1983年6月，中英雙方主要就原則和程序問題進行會談，1983年7月至1984年9月，雙方就具體實質性問題進行了22輪會談。1984年12月19日，中英正式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1986年6月，中國和葡萄牙兩國政府開始就澳門問題舉行談判，談判比較順利，1987年4月13日，中葡兩國政府正式簽署《關於澳門向題的聯合聲明》。1990年4月，七届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别行政區基本法》，把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各項方針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1993年3月，八届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别行政區基本法》。1997年7月1日、1999年12月20日，香港、澳門回歸，兩部基本法分别生效，“一國兩制”實踐開啓。
　　
　　二、“一國兩制”實踐與港澳新定位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針對港澳工作發表一系列重要論述，展現中央治理香港和澳門的新思考。十九大報告宣告中國進入新時代，並把“堅持‘一國兩制’和推動祖國統一”作爲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内容，顯示中央對港澳工作的高度重視。新時代港澳發展最鮮明的特點是“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這不僅爲港澳今後的發展指明方向，也是港澳與内地優勢互補、合作共贏的必然選擇。新時代的港澳工作與以往相比，體現新理念、呈現新發展。
　　
　　港澳從引領内地發展到與内地共同發展。香港、澳門的發展與内地息息相關。1978年中國内地開啓改革開放進程，港澳資金、技術大量進入内地尤其是珠三角地區，有力促進了内地經濟的發展。回顧過往，港澳在中國四十多年改革開放進程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回歸以來的二十多年，更是依託内地、面向世界，發揮聯繫中國内地與世界市場的橋樑和紐帶作用。2018年11月，習近平在會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訪問團時談到，在國家改革開放進程中，港澳所處的地位是獨特的，港澳所發揮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並總結港澳在改革開放四十年中發揮的六大作用，即投資興業的龍頭作用、市場經濟的示範作用、體制改革的助推作用、雙向開放的橋樑作用、先行先試的試點作用、城市管理的借鑒作用。其中龍頭作用、示範作用、試點作用和借鑒作用，突出强調了港澳在國家改革和内地發展中的引領性作用，如港澳同胞在内地創造了許多“第一”：第一家合資企業、第一條合資高速公路、第一家外資銀行分行、第一家五星級合資飯店、第一份土地拍賣中英文標書等。港澳同胞爲内地發展帶來的不僅是資金、技術、人才，還有先進的思想觀念、管理理念、與國際接軌的通途大道，爲内地有效使用外來資金、控制金融風險、開拓國際市場、提昇城市建設和管理水平等發揮了重要作用。
　　
　　作爲直轄於中央政府的特别行政區，香港和澳門從回歸之日起，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從“十一五”規劃統籌香港與内地臨近地區的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到“十二五”規劃港澳單列成章，再到“十三五”規劃持續支持港澳的長期繁榮穩定發展，港澳地區與國家發展大局的聯繫越來越密切。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要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粤港澳大灣區建設、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爲重點，全面推進内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作”。在國家“一帶一路”、粤港澳大灣區等戰略布局下，港澳迎來新的發展機遇。以粤港澳大灣區爲例，區内十一個城市可以“一二三四”來概括，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税區，四個中心城市。作爲中心城市的香港、澳門、廣州和深圳，各有特點，各有優勢，在粤港澳大灣區發展中處於引領地位。其中香港除繼續鞏固和提昇作爲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的地位外，還將大力發展創新科技産業，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争議解决服務中心等，促進灣區内人員、貨物、 資金、信息等各種要素的流動；澳門將繼續發揮“一中心一 平台”（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作用，建設以“中華文化爲主流、多元文化共存 ”的交流合作基地；深圳將發揮發揮國家經濟特區、全國經濟中心城市和國家創新型城市的引領作用，建設創新、創意之都；廣州作爲廣東省的省會，國家一綫城市之一，將繼續增强其國際商貿中心、綜合交通樞紐的作用。在大灣區規劃綱要出台後，灣區將以四個城市爲核心，引領其他城市提昇優勢，合作共贏，共同發展。
　　
　　在新時代國家發展大戰略中，對港澳而言，是積極融入、尋求突破，利用自身獨特優勢參與國家治理實踐、助力國家對外開放、促進國際人文交流，講好中國故事；對内地而言，是擴大、深化與港澳地區的交流，在粤港澳大灣區内先行先試各項創新機制，練好内功，在波詭雲譎的國際形勢下更好地與外部世界打交道，不斷發展、提昇城市素質。“一國兩制”的“兩制”之間不是互相消耗，也不是“各管各”，而是互相借鑒，優勢互補，携手共赴國家新一輪深化改革、全面開放的征程。
　　
　　從遵循“一國兩制”方針的初心到在實踐中創新發展。中央對港澳工作的方針政策既一脈相承、一以貫之，又在實踐中與時俱進，不斷發展。十八大結束後，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副主席習近平主動指出，“大家都很關心中央領導集體實現新老交替後，中央對香港、澳門的方針政策會不會發生變化。今天，我想借此機會重申：中央貫徹落實‘一國兩制’、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的方針不會變；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别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履行職責的决心不會變；支持香港、澳門兩個特别行政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民主、促進和諧的政策也不會變。中共十八大提出的關於港澳工作的大政方針，同中央長期以來對港澳工作的方針政策是一脈相承的。”習近平會見前來述職的香港特别行政區行政長官樑振英時的講話，2012年12月20日。習近平在會見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時，也提出了“三個一如既往”，即中央會一如既往貫徹執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和澳門基本法，一如既往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别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一如既往支持澳門特别行政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民主，促進和諧。無論是“三個不變”還是“三個一如既往”，體現的都是中央政府對港澳實施“一國兩制”的承諾，對港澳繁榮發展的一貫期望，此後，習近平在多個場合强調堅持“一國兩制”不動摇。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兩點：一是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摇；二是全面準確，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始終沿着正確方向前進。習近平會見來京述職的香港特别行政區行政長官樑振英時的講話，2015年12月23日。2017年，習近平在視察香港時講了“三個自信”，即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國家。“前人用超凡的勇氣探索和突破，後人要以堅定的信念實踐和發展。前進道路並不平坦，但我們實行‘一國兩制’的初心不會改變，决心不會動摇。”習近平在香港特别行政區政府歡迎晚宴上的致辭，2017年6月30日。2017年12月29日，習近平在出席全國政協委員新年茶話會時，再次强調“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摇，實踐不變形、不走樣。
　　
　　“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但隨着實踐的豐富和復雜，又需要與時俱進，以創新思維來面對遇到的新情况、新問題。連接香港與内地的廣深港高鐵在位於香港的西九龍車站實行“一地兩檢”，即在西九龍車站同時完成香港和内地的出境與入境檢查、檢疫手續，兩地出入境管理人員獨立運作，互不隸屬，按各自查驗標準，對出入境人員進行檢查。雖然有深圳灣口岸的前例，但因西九龍地處香港，“一地兩檢”一經提出就引起一些港人的法律質疑。爲更好地實現建高鐵的初衷，便利居民通關訴求，香港特區政府創新性地采取了“三步走”的措施：第一步，2017年11月18日，香港特區政府與廣東省政府簽署《内地與香港特别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第二步，合作安排交由國務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第三步雙方通過各自法律程序落實《合作安排》。2018年6月14日，香港立法會經過近40個小時審議，三讀通過《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正式完成三步走程序，2018年9月，高鐵香港段通車。除“一地兩檢”外，粤港澳大灣區建設也成爲豐富“一國兩制”的新實踐。2017年7月1日，在國家主席習近平見证下，香港特别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澳門特别行政區行政長官崔世安、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何立峰、廣東省省長馬興瑞共同簽署了《深化粤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致力將三地十一個城市建設爲更具活力的經濟區、宜居宜業宜游的優質生活圈和内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的示範區，打造成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大灣區是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税區、三種貨幣的條件下建設的，國際上没有先例。要大膽闖、大膽試，開出一條新路來。”習近平會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週年訪問團時的講話，2018年11月12日。這種創新，不僅是隨着硬件設施的聯通，如高鐵和港珠澳大橋的通車帶來的管理上的創新，更是在三地居民生活、工作、創業等方面軟性對接中的創新。
　　
　　從管治權的回歸到加快人心的回歸。古人雲：“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然而，管治者得民心的過程並非一蹴而就。香港回歸21年來，經歷了亞洲金融危機、非典疫情、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也經歷了2003年的“七一遊行”、2014年的“佔領中環”，管治權雖然把握在中央和特區政府手中，但立法會直選議席長期存在建制派與反對派得票總數呈“四六比”的“魔咒”，港人對“中國人認同”的民調數據起起伏伏，經濟上日益緊密的聯繫並没有立刻帶來認同上的親近，香港作爲一個城市的回歸定格在1997年7月1日，人心的回歸却需要一個較長期的過程。
　　
　　近年來，中央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促進香港民心回歸的進程。2017年10月，中國共産黨十九大報告指出，“全面推進内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門居民在内地發展的政策措施”，“逐步爲台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的待遇”。爲落實這些要求，有關部門在這兩年相繼推出新舉措，逐步落實港澳台同胞的“國民待遇”“同等待遇”，拉近民心距離，促進民心相向而行。2018年2月，國台辦、發改委等部門發佈《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共推出31項措施，促進在投資和經濟合作領域加快給予台資企業與大陸企業同等待遇；2018年7月，國務院印發《關於取消一批行政許可事項的决定》，正式取消港澳台人員在内地就業許可，8月，人社部頒佈《關於廢止<台灣香港澳門居民在内地就業管理規定>的决定》；2018年9月，實施《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領發放辦法》，就港澳台居民在内地（大陸）參加社會保險、勞動就業、上學、就醫等方面，規定了在内地（大陸）享受3項權利、6項基本公共服務和9項便利的政策措施。從港澳居民往來大陸的回鄉介紹書到回鄉证，再到通行证，再到居住证，從台灣居民往來大陸的台胞证（通行证）到居住证，港澳台居民在内地（大陸）逐漸享受到更多與内地居民同等的待遇。
　　
　　三、“一國兩制”未來與台灣方案
　　
　　“一國兩制”是中國共産黨尋求和平與發展的産物，不僅用來解决内部問題，也爲世界和平貢獻中國智慧。“一國兩制”實踐二十餘年，事實證明，它不僅是解决歷史遺留的港澳問題的最佳方案，也是港澳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未來還將用於台灣統一後的治理模式。
　　
　　“五十年不變”的變與不變。變是世界唯一的不變。然而，在香港、澳門實行的“一國兩制”却有一個關鍵詞“五十年不變”。兩部基本法的第五條均規定，香港（澳門）特别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寫進法律中的“五十年不變”，對當年的香港和澳門人是一顆“定心丸”。
　　
　　“一國兩制”確立初期，爲免除部分港澳及國際人士的擔心，鄧小平在好幾個場合講過“不變”。“對香港的政策，我們承諾了一九九七年以後五十年不變，這個承諾是鄭重的。爲什麽説五十年不變？這是有根據的，不只是爲了安定香港的人心，而是考慮到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同中國的發展戰略有着密切的關聯。中國的發展戰略需要的時間，除了這個世紀的十二年以外，下個世紀還要五十年，那末五十年怎麽能變呢？……爲了實現我們的發展戰略目標，要更加開放。既然這樣，怎麽會改變對香港的政策呢？實際上，五十年只是一個形象的講法，五十年後也不會變。前五十年是不能變，五十年之後是不需要變。所以，這不是信口開河。”“要吸收國際的經驗”，1988年6月3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7頁。除了莊重承諾“不變”，鄧小平還辯證論述“變”與“不變”的關係，“我們在協議中説五十年不變，就是五十年不變。我們這一代不會變，下一代也不會變。到了五十年以後，大陸發展起來了，那時還會小裏小氣地處理這些問題嗎？所以不要擔心變，變不了。再説變也並不都是壞事，有的變是好事，問題是變什麽。中國收回香港不就是一種變嗎？所以不要籠統地説怕變。如果有什麽要變，一定是變得更好，更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和發展，而不會損害香港人的利益。這種變是值得大家歡迎的。如果有人説什麽都不變，你們不要相信。我們總不能講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無缺的吧？即使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之間相互比較起來也各有優缺點。把香港引導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變嗎？向這樣的方面發展變化，香港人是會歡迎的，香港人自己會要求變，這是確定無疑的。我們也在變。最大的不變是社會主義制度不變……拒絶變化就不能進步。這是個思想方法問題。”“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1984年10月3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3頁。1984年12月，鄧小平在會見撒切爾夫人時進一步强調，“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是符合中國的切身利益的。所以我們講‘五十年’不是隨隨便便、感情衝動而講的，是考慮到中國的現實和發展的需要。同樣地，本世紀末和下世紀前五十年也需要一個穩定的台灣。……如果懂得了這點，知道我們的基本觀點，知道我們是從什麽出發提出這個口號、制定這個政策，就會相信我們不會變”。“中國是信守諾言的”，1984年12月19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頁。
　　
　　在鄧小平當年的設想中，“五十年不變”不僅僅是針對港澳，還針對台灣，“香港的地位不變，對香港的政策不變，對澳門的政策也不變，對台灣的政策按照‘一國兩制’方針解决統一問題後五十年也不變。”“會見香港特别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的講話”，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5頁。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之後會不會變？針對此，鄧小平也曾經指出，“五十年以後更没有變的必要”，“不變也就是穩定。如果到下一個五十年，這個政策見效，達到預期目標，就更没有理由變了。所以我説，按照‘一國兩制’的方針解决統一問題後，對香港、澳門、台灣的政策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之後還會不變。當然，那時候我不在了，但是相信我們的接班人會懂得這個道理的。”“會見香港特别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的講話”，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7頁。“要真正能做到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以後也不變，就要大陸這個社會主義制度不變。……這個‘不變’的問題，是人們議論紛紛的問題，而且我相信，到本世紀末、到下世紀還要議論。我們要用事實證明這個‘不變’。”“會見香港特别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的講話”，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8頁。
　　
　　“一國兩制”與台灣的未來。兩岸分治70年來，中國共産黨領導人一直心係國家統一，不斷探索統一台灣的模式。“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形成後，多年來一以貫之。然而，台灣方面一直不接受“一國兩制”，蔣經國曾提“一國良制”，現在的國民黨同樣認爲兩岸存在制度競争，誰的制度好誰就勝出。在回應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紀念會上的講話時，國民黨再次表示不接受“一國兩制”，“‘一國兩制’甚難獲得台灣多數民意的支持，兩岸同屬中華民族，語文相通、文化同脈，目前處於分治狀態，已各自發展出不同的社會制度與生活方式，且各具中華文化特色，彼此互相尊重。我們期待兩岸能從事制度競争，以最佳福國利民制度，增進兩岸人民福祉”。“中國國民黨兩岸政策基本立場”，2019年1月9日。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4%B8%AD%E5%9C%8B%E5%9C%8B%E6%B0%91%E9%BB%A8-kmt/%E4%B8%AD%E5%9C%8B%E5%9C%8B%E6%B0%91%E9%BB%A8%E5%85%A9%E5%B2%B8%E6%94%BF%E7%AD%96%E5%9F%BA%E6%9C%AC%E7%AB%8B%E5%A0%B4/10157000618747973/上網時間：2019年1月18日。至於民進黨當局，連“九二共識”都不承認，遑論“一國兩制”。幾十年來，兩岸學者紛紛建言獻策，提出了林林總總不下百種的統一模式，有的是實質上的“一國一制”，有是則是實質上的“兩國兩制”，唯中國共産黨“一國兩制”的對台方針從未改變。
　　
　　2014年9月，習近平會見台灣和平統一團體聯合參訪團時表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我們解决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這也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這是習近平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首次在接見台灣訪客時提到“一國兩制”，也是首次較完整地闡述其“兩岸統一觀”，“我們將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統一的前景，因爲以和平的方式實現統一最符合包括台灣同胞在内的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况，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是能充分照顧到台灣同胞利益的安排”。習近平會見台灣和平統一團體聯合參訪團時的講話，2014年9月26日。2019年1月2日，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紀念會上再次强調，“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既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况，又有利於統一後台灣的長治久安。“一國兩制”的提出的初心就是爲了照顧台灣的現實情况，維護台灣同胞的利益福祉。雖然兩岸經歷了很多波折，但終究是一家人，應本着平等協商的精神，共議和平統一。習近平在講話中還指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我們願意同台灣各黨派、團體和人士就兩岸政治問題和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有關問題開展對話溝通，廣泛交换意見，尋求社會共識，推進政治談判”，並鄭重倡議“兩岸各政黨、各界别推舉代表性人士，就兩岸關係龢民族未來開展廣泛深入的民主協商，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雖然通篇講話再次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用了“探索”“倡議”等詞，但字裏行間的自信與定力勝過以往。兩岸分治70年來，力量對比逐漸反轉，“一國兩制”就像台灣的宿命一般，因台灣而生，最終又落到了台灣頭上。共産黨人以歷史龢民族的擔當發出了倡議，但兩岸政治談判之路能否從荆棘中開闢出來，從没有路的地方踐踏出來，還需要兩岸有識之士主動爲之。政治是實力、智慧、民心的較量。中國共産黨十九大報告把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實現祖國完全統一，視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這意味着中國共産黨必然要在本世紀中葉以前解决統一的問題。台灣的前途掌握在2300萬台灣人民手中，也掌握在13億大陸人民手中。
　　
　　“兩制”的港澳方案與台灣方案。香港、澳門、台灣三個地區，無論是從面積、人口、資源，還是從歷史傳統、價值理念、對外聯繫等方面都存在不同。“一國兩制”作爲港澳台回歸後實施的基本方針，在具體實踐中必然存在不同。
　　
　　僅就香港和澳門而言，香港的回歸談判比澳門復雜曲折得多。在制定香港基本法過程中，鄧小平專門指示“不宜太細”“‘一國兩制’能不能够真正成功，要體現在香港特别行政區基本法理念。這個基本法還要爲澳門、台灣作出一個範例”。“會見香港特别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的講話”，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5頁。實踐中，香港基本法確實與澳門基本法有所不同，如在普選問題上，香港基本法有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最終達至普選的規定，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第二款規定“行政長官的産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别行政區的實際情况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晋選産生的目標”，第六十八條第二款規定“立法會的産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别行政區的實際情况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産生的目標”。澳門基本法的相應條款均没有“普選”的規定，只在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中説明，“二零零九年以及以後行政長官的産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準”，“二零零九年及以後澳門特别行政區立法會的産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在宣誓效忠方面，香港基本法只有效忠香港特區的規定，其第一百零四條爲“香港特别行政區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别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别行政區”。澳門基本法第一百零一條規定“澳門特别行政區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委員、立法會議員、法官和檢察官，必須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别行政區基本法，盡忠職守，廉潔奉公，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别行政區，並依法宣誓”。緊跟着第一百零二條規定“澳門特别行政區行政長官、主要官員、立法會主席、終審法院院長、檢察長在就職時，除按本法第一百零一條的規定宣誓外，還必須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1982年9月，鄧小平與撒切爾夫人談香港問題時指出，“如果在十五年的過渡時期内香港發生嚴重的波動……中國政府將被迫不得不對收回的事件和方式另作考慮”。“我們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頁。可見，中國在與英國就香港問題進行談判之前並没有放棄用武力來解决問題的可能。對照中國共産黨“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對台方針，“和平統一”是實施“一國兩制”的前提，但中國共産黨從來没有承諾“放棄使用武力”，而“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絶非針對台灣同胞”。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紀念會上的講話，2019年1月2日。
　　
　　 “一國兩制”在香港、澳門的實踐已分别有21年和19年，在探索“兩制”台灣方案時確實可有所借鑒。然而，台灣的情况畢竟與香港、澳門差别很大，在具體制度設計上會有很多獨特之處。無論台灣方案具體爲何，對中國共産黨中央政府而言，至少有兩個方面的問題需要認真解决。一是法律問題。法律問題解决得好，才能减少後期實踐中的政治問題和治理問題。法律的對接屬於“硬對接”，無論是台灣現有法律的適應化，還是兩岸共同制定一部台灣基本法，都需要厘清兩岸在政治、經濟、社會發展模式、國防與外交等方面的制度與關係，兩岸政治談判的相關内容也需以法律的形式加以體現。二是台灣人心回歸的問題，這屬於“軟對接”。有香港的前車之鑒，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對台工作方面提出了“兩岸一家親”、兩岸同胞“心靈契合”等一系列論述，“兩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種，中華文化是兩岸同胞心靈的根脈和歸屬”“親人之間，没有解不開的心結”，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紀念會上的講話，2019年1月2日。旨在促進兩岸民心的親近、情感的交融。筆者曾撰文以嫁接來喻香港、澳門的回歸。雖香港與内地同根同源，但管治權的長期分離，令兩地在很多方面迥然不同。“嫁接之所以成活，需要接穗與砧木之間血脈相通，砧木的營養能持續不斷地輸送給接穗，接穗也必須從砧木中汲取營養，加上自身的光合作用，才能健康成長。這個過程不是誰對誰的恩惠，也不是誰給予誰多的問題，因爲從接穗被接上砧木的那一刻起，它們就是一個利益共同體”，從利益共同體到“雙方真正結合爲血脈相連、人心相通的命運共同體尚需時日。”李環，“從香港回歸實踐歷程透視兩地相處之道”，《中國評論》2015年11月號，第52、54頁。台灣的統一問題亦然。
　　
　　《中國評論》2019年3月號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