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社會達至善治的政治理想需要通過治理者的管治來實現。治理者有優有劣，以中國傳統政治的標準來衡量，最高境界應該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種兼濟天下的情懷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從政者。即便是在現代政治中，管治者多通過選舉産生，固定的選舉程式同樣能被候選人和選民演繹得有情有義、有聲有色。香港作爲以華人爲主體的現代社會，在選舉中也不例外。當我們講以愛國者爲主體的港人治港，“愛國”既是政治標準，也是情感寄託。如果從三個維度來看“愛國者治港”，這一原則反映的恰好是中國人面對選舉政治的情感温度。
　　
　　從時間維度上看“愛國者”的内涵。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先生在設計“一國兩制”時，就考慮到了香港回歸後的治理問題，提出了港人治港的界限和標準，即特區政府的主要成分是愛國者，而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穩定；不要求他們都贊成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這是一個相當寬泛的標準，這樣的標準離不開當時領導人所處的歷史階段與現實情况。而即便按照這樣寬泛的標準，尊重自己的民族，不損害香港的繁榮穩定，在21世紀的今天仍然適用。
　　
　　從空間維度上看如何治理香港？上世紀80年代，無論是對“港人治港”還是“愛國者治港”都還是一種想象，畢竟香港1997年7月1日才正式回歸祖國。從回歸之日起，治港變得具體而微，每一次的社會政治經濟事件，尤其是較大的充滿争議性的事件，都是對管治者治港能力的考驗。結果有的高分，有的尚可，有的則遭遇挫折。良好的治理，或曰有效的管治是特區政府的目標，也是中央政府的期望。從特區到中央，從高級官員到普羅大衆，都希望“一國兩制”成功。
　　
　　回看香港在有效管治的道路上二十多年的探索，遇到了如何處理特區與中央的關係、如何處理行政與立法的關係、如何平衡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如何解决經濟的長遠發展與社會的深層次矛盾等林林總總的問題。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回歸二十多年來，整個國家的發展日新月异，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國際地位大幅提昇。中國崛起帶來的國際地緣政治變化、大國關係變化在香港也開始悄然顯現。如何在一個“國内外環境都在發生復雜、深刻變化”的情况下治理好香港，是中國領導人面臨的一大課題。强調在香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重申“愛國者治港”，就成爲中央政府優先選擇的治港理念與原則。
　　
　　長期以來，香港以優秀的經濟金融功能聞名於世，以致人們都忽略了她其實一直是一個有政治屬性的城市。港英時期是爲了維護英帝國的利益，回歸後是爲了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利益。國際金融中心無邊界，但特别行政區有國界，有主權歸屬、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
　　
　　從領導人特質上看誰在强調“愛國者治港”？每一代領導人都有其歷史責任。上世紀70、80年代，鄧小平要做的是解决香港的和平回歸問題，那一代中國共産黨人創造性地提出並設計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完成了他們的歷史責任；現在，習近平這一代中國共産黨人已經擘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藍圖，分兩個階段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强國，在港澳台問題上，需要不斷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促進祖國和平統一，這是這一代領導人的歷史責任，尚在進行中。無論是香港回歸前還是回歸後，當國家領導人談及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時，心裏想的一定是把管治權牢牢掌握在自己人的手裏，也就是讓以愛國者爲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而不是相反。
　　
　　時空變化，無論是“以愛國者爲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還是“愛國者治港”，家國情懷，一脈相承。
　　
　　202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