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病了”。今年夏天以來，因修訂《逃犯條例》，激進示威者不斷發起暴力衝擊行爲，不僅針對執法的警察，而且有針對性地針對一些機構、商店甚至是個人，讓所有關心香港的人士擔心。特區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然而無論是行政長官的道歉，還是特區政府的正式撤回修例草案，無論是《禁蒙面法》的“阻嚇”，還是施政報告的“派糖”，都没有消解示威者的“怨氣”。事態延宕至今，示威者“失焦”，有些人變得爲反對而反對，爲發泄而發泄，出現更激烈的“孤狼式”破壞；普通市民“失望”，有的埋怨特區政府没有更好地回應示威者訴求，有的埋怨特區政府没有更好地采取止暴制亂措施，特區政府動輒得咎，或掉入“塔西托陷阱”。
　　
　　香港究竟怎麽了？特區政府的管治究竟怎麽了？
　　
　　説到管治或曰治理，香港曾長期處於英國的管治之下。在回歸前長達一個半世紀中，新自由主義的理念加上時代的因緣際會，造就了香港“亞洲四小龍”之一的經濟奇迹。騰飛的經濟改善了民生，也掩蓋了許多問題。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意味着重新納入中國的治理體系。在“一國兩制”制度下，香港享有比港英時代更多的權利，中央政府負責香港涉及國家層面的事務，特區政府負責特區内部事宜，即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香港回歸22年來，中央政府一直恪守承諾，在憲法和基本法的框架内，給予了特區政府充分的自治空間。從此次“修例風波”也可看出，中央政府充分尊重特區政府的高度自治，支持特區政府放手應對不斷發展的事態。按照基本法的規定，特區政府可以在必要時向中央政府請求協助，然而，事情發展至今，特區政府一直立足於自身來解决問題，中央政府的態度也一直是“理解、信任和支持”，給足特區政府磨練、成長的空間。畢竟，在港英時期是“英人治港”，港人從未嘗過當家作主、决定自己命運的滋味，即便是在港英統治後期，出現華人高級官員，政策的决定權依然掌握在英國政府及其派駐的總督團隊手中，華人公務員一直扮演的是政策執行者的角色。
　　
　　隨着香港的回歸，許多關乎香港未來發展的重大决策權掌握在了港人手中。從行政長官到問責官員再到16萬多的公務員，他們是落實“港人治港”的具體責任人。這次的“修例風波”，在某種程度上算是對特區政府管治香港能力與水平的一次檢驗。
　　
　　這一届特區政府的治理能力與水平如何？見仁見智。當然，治理好香港，不僅僅是特區政府的責任，也是中央政府的責任。就像“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不僅與特區政府相關，也與中央政府相關，二者是權力不同、分工不同的雙主體，目標都是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在通往這一目標的路上，風雨挫折在所難免，最重要的是同心同德。
　　
　　怎樣治理好香港？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對特區政府而言，首要的是提昇管治團隊的治理能力與水平。制度既定，“一國兩制”會長期堅持，那麽在這樣的制度下，如何從政策執行者轉變爲政策制定者，如何處理好與中央政府的關係，如何落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如何從香港長遠利益出發改善民生發展經濟，作爲一個國際行爲體如何界定自身的國際責任，這統統是特區政府要考慮的問題。
　　
　　具體到當前的事態，特首林鄭月娥及其管治團隊應各盡其責，齊心協力，因爲維護香港法治、恢復社會秩序，止暴制亂，不僅僅是警方的責任，還是整個特區政府的責任。“修例風波”發展到今天，有太多情緒性東西滲入其中，是是非非已難涇渭分明，唯一明確的是所有的香港人都在一條船上，何去何從，合力决定。
　　
　　對中央政府而言，“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有機組成部分，當然要堅持。不僅要堅持，中央政府還有責任在實踐中不斷完善這一制度，有責任與特區政府一起培養更多愛國家、愛香港的管治人才，有責任與特區政府一起爲香港的未來擘畫藍圖，讓社會制度、發展模式、發展階段等都與内地不同的香港發展得更好。
　　
　　對在香港有重大利益的國際力量而言，香港是中國開放的一個陽台，是觀察中國發展的一個獨特窗口。如果要瞭解未來的中國，就不該關掉這一扇窗户，因爲香港治理得好，對香港好，對中國好，對世界也好，締造的是“多贏”局面。
　　
　　201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