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美建交35週年，是中美雙方總結過去，强化溝通，合作共贏的一個契機。然而，近期的中美關係却不太平，尤其是在亞太地區。美國繼續强化其在亞洲的存在，中國則嚴正要求“真正摒棄冷戰思維”，“反對任何搞‘亞洲版北約’的企圖”。香港，作爲中美交鋒最前綫上的一顆棋子，近來也頻頻被美利用大作文章。
　　
　　美國一直宣稱“長期支持香港的民主”，當前最爲關注的莫過於特區政府正在進行的有關2016年立法會和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辦法的政改諮詢。
　　
　　實際上，早在2013年5月，媒體曝出美六方會談大使夏千福（Clifford A. Hart）將接替楊蘇棣擔任美駐港澳總領事時，就引發各界對美國“大材小用”這樣一位精通中文、有海軍任職背景、熟諳亞洲事務的人物的諸多解讀，且普遍認爲美將憑藉夏千福的才幹助美進一步加强在亞洲的存在，並利用普選過渡期的香港在中美關係中巧做文章。
　　
　　夏千福在當年7月底扺港履新後，果然活躍异常，一方面走上街頭、深入香港市民的生活，另一方面，頻頻與香港各界人士見面傾談，屢次就香港民主、政改等問題發言。其做法受到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的“警告”：政制發展是香港内部事務，外國政府和官員不應干涉，中方堅决反對任何外部勢力無視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决定，插手和干預香港事務。也許是汲取了經驗教訓，也許是需要顧及的公務太多，夏千福目前已“低調”許多，不再冲在一綫高談闊論香港的政治與民主，只是品鑒香港美食，體驗中國文化，用廣東話拍片宣傳“2014年我的美國夢比賽”等，做一些更容易拉近美國與香港人感情的工作。
　　
　　自去年底香港政改諮詢正式啓動以來，特區政府的三人專責小組會晤各界人士，聽取各方意見，中央政府也不斷申明在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决定基礎上的普選原則與立場。有鑒於此，美國迅速調整其“定位”與“職責”，由主動講、主動做轉爲只做不説，或做了再説，專注幕後指揮與搭台，而把前台唱戲的機會留給反對派。從目前的情况看，美國主要有以下四方面動作：
　　
　　一是高層會晤，由美國高層官員或國會議員會見反對派人士。一方面增加香港問題曝光度，另一方面讓更多有分量、有級别的美國人“瞭解”香港民主發展情况，變相就香港政改問題向中國政府施壓。2014年2月22日，美國衆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愛德華·羅伊斯（Ed Royce）率團訪港，閉門會見了民主派大佬李柱銘和“香港2020”發起人、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該次會面由美國駐港總領館一手安排，明眼人一看就知李、陳二人會談些什麽觀點。3月29日至4月13日，陳方安生與李柱銘訪問美國與加拿大，自稱是受邀於美國的亞洲協會和加拿大的亞太基金會，行程包括紐約、華盛頓、渥太華、多倫多、温哥華等。在美國，陳李二人出席了亞洲協會主辦的“香港民主的未來”研討會，以及由美國國會與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舉辦的“香港民主及新聞自由的前景”圓桌會議，該委員會主席、參議員布朗( Sherrod Brown) 表示委員會已經將香港發展情况列爲優先關注事項，並會持續監察及匯報；他們還與多名國會議員進行了座談，其中包括以對華態度强硬而“聞名”的衆議院少數黨領袖佩洛西，佩洛西稱，國會密切關注香港的發展情况，尤其是新聞自由等核心價值；重頭戲在4月5日，陳李在白宫與美國國家安全會議官員見面時，副總統拜登“順道”會晤。副總統辦公室在隨後的聲明中稱，美國長期支持香港民主發展，以及在“一國兩制”架構下的高度自治。法新社形容拜登此舉是罕見的高調支持。此外，陳李二人還與美國副國務卿伯恩斯（William Burns）見面，國務院副發言人哈夫（Marie Harf）稱，雙方討論了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普選的發展，國務院官員定期與香港各界人士在香港及華盛頓會面。
　　
　　高層會見的效果自然是引發媒體關注，但美國的“苦惱”也可見一斑，因爲除了“過氣”的李柱銘與陳方安生，美國似乎再也找不出更有“影響力”的反對派了。在現實政治中，李柱銘和陳方安生的時代顯然已經過去，那接下來誰能代表泛民主派，美國又能找到誰呢？
　　
　　二是媒體助陣，宣稱“捍衛新聞自由”。美國善於利用媒體的力量，《亞洲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美國之音（VOA）等時不時發表關於香港政治、社會的評論，把一些反對派的觀點“發揚光大”。2014年4月5日，《紐約時報》發表題爲“保障香港自治”的社評，指香港回歸近17年來，新聞自由和中央對香港事務的干預越來越令人關注；認爲雖然中央允許2017年首次進行普選，但有迹象表明會通過“親北京”的提名委員會限制特首候選人；關注新聞界的“自我審查”及新聞工作者的安全，認爲香港的新聞自由及其他權利對於保持香港的文化活力及成功的自由市場經濟至關重要。
　　
　　毫無疑問，香港現時的輿論生態是有利於泛民主派的，而一旦落實普選，每一場選舉都將是一場媒體大戰，選舉的結果自然會與宣傳的效力緊密相關。美國當然深諳此道，所以它緊緊抓住支持“民主”和捍衛“新聞自由”這兩點，一有機會就大肆宣講。對於新聞自由，很多港人亦引以爲傲，美國的宣傳往往“事半功倍”，何樂而不爲？
　　
　　三是尋找幫手，拉英入伙。在美國看來，英國對維護香港的新聞自由和防止北京的干預負有首要的責任，因爲它是《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方之一。在上述《紐約時報》的社評中，美國首先把英國擺上台面，然後再講美國也保证維護香港的自治。在香港回歸中國近17年的歷程中，美國與英國在涉及香港的問題上一直存在一定程度的“協調”，這從他們在香港一些重大事件上的表態、發言可以看出。此外，美英兩國駐港總領館也存在“情報共享”，由美國牽頭，定期或不定期與其他國家駐港總領館進行溝通。縱觀2013年以來美英兩國圍遶香港政制發展問題的發言，從夏千福到施維爾（Hugo Swire），從彭定康到拜登，他們雖然各有各的考慮，但似也存在某種默契，那就是以“捍衛民主”的名義讓自己在香港更有影響力。
　　
　　四是可能通過鼓噪重新修定條例搭建“干涉”平台。美國國務院在2007年之前，除1994年之外每年依據《美國—香港政策法》向國會提交有關香港情况的報告，主要涉及“一國兩制”實施情况，香港重大政經社事件，美港關係等内容。《美國—香港政策法》出台於1992年，它要求國務院分别於1993年、1995年、1997年、1998年、1999年、2000年的3月31日之前向國會提交與美國利益相關的香港情况的報告書。2002年1月10日，國會再次通過《美國—香港政策法》（修正案），把提交報告的時間延長至2006年，即2001年至2006年每年的3月31日之前提交報告，而2001年的報告可於8月7日提交。因此，依據美國法律，國務院提交報告的“責任”止於2006年。但2007年的6月30日，國務院的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局仍公佈了一份香港報告，作爲對香港回歸十週年的一個總結，評價比較正面。
　　
　　多年來，美國會内部一直有要求修訂《美國—香港政策法》的聲音，無外乎繼續通過發佈報告對香港事務乃至内地事務“依法”監察。此次，李柱銘訪美，主動提及希望美國重啓《美國—香港政策法》，美國政府究竟作何考慮，還有待觀察。但有一點是包括李柱銘在内的香港泛民主派，以及美國政府都應該清楚的，即香港的政改問題完全是中國的内政，由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府以及港人來决定，任何外力企圖干預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
　　
　　201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