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媒體曝出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大肆爲反對派政黨及個人“政治捐款”的事件，黎背後的美國影子忽隱忽現。在美國，確實有些人對香港事務“很感興趣”，實際上，從上世紀80年代香港回歸提上日程開始，美國對香港事務的“關注”就從來没有停止過。這不僅是經濟利益使然，更重要的還有政治考量。
　　
　　上世紀80年代，中英兩國通過談判解决香港前途問題。爲了確保美國在港利益，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醖釀，美國於1992年推出《美國—香港政策法》，確立美國對香港的政策和具體關切點，包括支持香港民主化進程，保障人權，以及“密切關注”影響香港繁榮、穩定的各種因素等，並認爲“美國應在1997年7月1日之前、當日及之後扮演積極的角色，以維護香港的信心和繁榮，以及香港作爲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該法案的第301條規定了報告制度，也就是要求國務卿向衆議院發言人和參議院外事委員會主席提交美國在港利益的情况，内容涵蓋美國與香港關係的重大發展動態，影響美在港利益的各種情况，包括香港民主化的發展情况等。美國從1993年到2006年間的報告均是依據該條款（及2001年對該條款的修正案）發佈。現在美國雖然已不再發佈香港政策報告（301條款規定的報告制度已於2006年到期），但《美國—香港政策法》依然有效。
　　
　　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是美國對港政策的具體執行者。雖然名爲“總領事館”，但它與美國駐華使館級别相同，彼此没有隸屬關係，都直接向美國務院負責。美國總領館除處理簽证等領事事務外，還廣泛收集香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情報。2011年，維基解密披露美國駐港總領事館自2005年至2010年的近千份機密電報，坐實美國對香港各方面信息的收集與研判，以及美國與反對派頭面人物的密切互動。2010年，楊蘇棣（Stephen Young）出任駐港總領事，這位大使級官員在2005年擔任吉爾吉斯斯坦大使期間，該國發生“顔色革命”。楊蘇棣就任後，不斷就香港政制發展問題發表評論，公然干涉中國内部事務的言行多次受到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的“批評”。2013年，楊蘇棣離任，繼任者夏千福的任命（Clifford Hart）被媒體解讀爲“大材小用”、“别有深意”。與他們的前任郭明瀚（James Cunningham）、唐若文（Joseph Donovan Jr.）等相比，楊蘇棣和夏千福都有在台灣履職或處理台灣事務的經歷，夏千福還曾從台獨勢力“去中國化”過程中提煉出“寧静革命”的概念。他們都精通中文，熟悉亞洲事務，最讓人關注的是夏千福曾擔任五角大樓海軍作戰部部長的外交政策顧問。而現任副總領事俞天睦（Tom Cooney）也曾在夏威夷的美軍太平洋司令部做過兩年的外交政策顧問。在美國决意重返亞洲，並把“亞太再平衡”政策視爲美國的一項長期方略之時，有軍方工作背景的美國駐港總領事（們）所起的作用當然不會局限於香港。北京多番强調的香港的政改事關“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也絶非空穴來風。
　　
　　美國涉港非政府組織（NGO）的作用不容低估。一些組織自稱是私人的、非營利性的，但實際上或多或少都有政府的影子，它們接受政府的資助，不遺餘力地協助美國在其他國家和地區推進民主，其中對香港的民主、人權“興趣濃厚”的包括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國際事務民主協會（NDI）等。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成立於20世紀80年代裏根政府時期，旨在通過非政府的渠道在全球推廣民主。其資金一度全部由美國國會撥給，1994年之後，也接受私人捐贈。NED每年都會給香港的一些機構撥款，用於促進公民社會的發展、保護人權、擴大勞工權益等，這些款項有的直接撥給組織，如人權監察、思匯政策研究所等，有的則通過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國際事務民主協會等進行再分配。國際事務民主協會專門設有香港項目，包括發佈“香港民主化前景”系列報告，政黨項目，民意調查，青年參與公共事務，婦女的政治參與等。它與香港的政黨、社團、大學等合作，持續推進這些項目，並提供款項進行專項研究，可以説，對香港近年社會氣氛的“政治化”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與在其他國家和地區推進民主的方式大同小异，美國在香港也主要是鼓動公民社會，爲所謂的“民主派人士”進行全方位的支持等，尤其是對後者，不僅在精神層面上予以支持，還大力提供資金，並有相關人員從旁協助。
　　
　　美國的精神支持主要體現在：一是發佈報告，呼應泛民主派的主張。通過較系統地就香港當前的形勢或某一問題進行論述，既貌似客觀地記録香港的重大事件，又不露聲色地强調香港的民主、自由、法治等對香港繁榮、穩定的重要性，如美國1993年至2007年的年度官方報告多次强調美國在香港是有實質、重大利益的，美國與香港有很多相同的價值觀龢利益取向，爲保证美國在港利益，美國應支持香港成爲“建立在法治和尊重公民自由之上的民主社會的楷模”。如果説美國國務院的報告是對香港的“泛讀”，那國際民主事務協會的香港項目就是對香港某些特定領域的“精研”，顯示了非政府組織可以更有針對性地來“推進民主”。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的“香港民主化前景”系列報告，從1997年開始，迄今共發佈15期，内容從行政長官選舉到立法會選舉再到區議會選舉，乃至主要官員問責制等全部涉及，並逐一進行了較深入的分析。二是每逢香港有重大争議性事件，美國官方必然出來發聲，變相支持泛民主派的觀點。2003年圍遶23條立法，時任駐港總領事祁俊文（James Keith）多次表示“關切”，2004年美國公佈香港政策法年度報告，國務院代理發言人亞當·埃雷利（Adam Ereli）特地發表書面聲明，對23條立法和人大常委會即將進行的釋法“表示嚴重關注”，並稱“美國堅决支持香港人民要求在香港實行民主、選舉改革和普選的願望”。圍遶政制發展問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和駐港總領事更是屢次“越界”，聲稱支持所謂“真普選”，港人應有“最終發言權”等。三是不定期邀請反對派頭面人物訪美，增加反對派國際曝光率。李柱銘、陳方安生等反對派大佬數次訪美，都受到較高規格的接見，如2003年，美國副國務卿阿米蒂奇見李柱銘，2005年時任國務卿賴斯又接見李柱銘，2014年4月5日，副總統拜登還在白宫“偶遇”李柱銘和陳方安生。而美國高官在訪港時，也會接見反對派“知名人士”，爲他們“加油打氣”。 2011年，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希拉裏來港訪問，專門抽時間與公民黨的餘若薇會面，並表達“敬佩”之情，贈言其“在民主的道路上繼續戰鬥下去”。
　　
　　資金支持。2004年，香港《英文虎報》(The Standard)曾曝出美國民主基金會通過國際事務民主協會多年來一直資助香港的政黨及其他團體，或開設工作坊培訓演講技巧，傳授與傳媒打交道的經驗，或進行民調，或開展研究和舉辦論壇等。媒體曝光後，NED曾一度收斂，减少乃至在一些年份停止對NDI的撥款，但實際上，這項工作並没有間斷。如2009年，NED除撥款給香港人權監察和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外，還撥給NDI逾27萬美元，以通過資助公共論壇或網上政治參與的方式，促進普通港人與政治人物之間有關政改的對話；2012年，NED又撥給NDI 46萬美元用於促進普通港人尤其是大學生更有效地參與政改討論。不過，在NED通過NDI用於香港的款項縮减的同時，香港反對派政黨和團體的資金却並不見“縮水”，從2010年的“五區公投”到2013年鐘庭耀的“全民公投”計劃，反對派似乎從來“不差錢”。2011年，網上分享軟件FOXY曝出黎智英自2005年以來多次資助公民黨、民主黨、社民連，以及陳方安生、陳日君等。近期，媒體又曝光黎智英豪捐4000多萬港幣予香港反對派政黨及人士，不禁讓人聯想，是否美國除了通過NED和NDI等非政府組織外，還有其他的渠道來完成它的“使命”？
　　
　　人手支援。爲擴大影響力，反對派頭面人物通常會聘用與美國政商界有一定關係的助手。此次黎智英政治獻金事件中，其助手馬克·西蒙的角色耐人尋味。他不僅協助黎智英給本地政黨捐款，而且幫助老闆跟美國政界維係“友好關係”。據悉，馬克·西蒙是共和黨香港支部主席，父親曾在中情局工作。他畢業於華盛頓的喬治敦大學，曾在美國海軍服役，負責情報分析工作，退役後，於上世紀90年代初移居香港，在航運公司Sea-Land Service工作。後在《華爾街日報》爲社論主筆舉辦的一次晚宴上，經曾擔任美國前總統小布什首席撰稿人的比爾·麥昆（Bill McGurn）介紹認識了黎智英。2000年，馬克·西蒙到壹傳媒任職。自2003年開始，西蒙就不斷以壹傳媒和《蘋果日報》高層身份捐款給美國政壇。西蒙還負責幫黎智英聯繫美國高層人員，如今年5月底，黎智英就與美國前國防部長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在遊艇密會，而沃爾福威茨曾介紹黎智英去緬甸投資房地産“圈錢”。李柱銘的前助理艾倫·伯克（Ellen Bork）同樣非常活躍，她曾是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事委員會主席赫爾姆斯（Jesse Helms）的得力助手，後任職於“新美國世紀計劃”（The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和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現爲外交政策倡議（Foreign Policy Initiative)民主與人權事務負責人。而介紹艾倫前來的李柱銘前外籍助理Minky Worden（胡丹）現爲人權觀察全球倡議主席，主編《未完成的革命》（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Voices from the Global Fight for Women's Rights）和《中國大躍進》（China's Great Leap）等書。
　　
　　美國利用各種方式向香港滲透，對香港的情况越來越關注，在香港的人員配置也越來越精幹，力圖“引導”、“影響”香港的政制發展。長遠看，受制於中美亞洲博弈的大局，香港的“地位”可能會越來越突出。一方面，美國需要香港這顆“棋子”，視之爲促進中國民主化的“突破口”，或利用香港製造事端牽制中國，這兩種可能性并存。從另一方面來説，香港的一些泛民主派人士也“需要”美國，他們希望美國介入香港事務，尤其是在政制發展問題上，“挾洋自重”或“挾美”以牽制中央政府。美國這麽多年之所以能在香港持續不斷地積累，并發揮一定的影響力，就是因爲有“合適”的土壤供其經營。而美國也極力發揮其軟實力的作用，夏千福在“斯諾登事件”後盡力改善美國在香港人心目中的形象，如爲拉近與港人距離，除不斷“落區”體驗香港傳統文化，還舉辦“我的美國夢”比賽等。
　　
　　當前，香港的政改博弈進入深水區。最快8月底，人大常委會將就2016年立法會和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作出指引，也就是完成政改五部曲中的第二部，此後，香港還將在人大常委會指引的框架内討論具體的政改方案，這將是整個政改進程的關鍵部分。在此過程中，各政黨的動向固然值得關注，但外部勢力的影響也不容忽視，尤其是號稱一直支持香港實現普選的美國。2017年若實現行政長官的普選，無論提名委員會階段怎麽運作，最終都將産生兩個（以上）候選人交由香港全體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進行選舉，而無論最終推出來的候選人是誰，只要有兩個以上人選，都將是一場“零和”的競争。各參與方必將開足馬力進行拉票活動，由此帶來的香港社會生態的深刻變化，才是香港政制發展進程中最具實質性的“改變”。

　　201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