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與香港有傳統歷史關係，但這並不意味着，英國會代表香港的利益。實際上，從香港前途問題提上英國人議事議程的那一刻，英國就知道，將來面對的對手是中國，而不是香港。香港問題牽扯出的不僅是一個國家和一個地區的關係，而且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乃至國際力量的博弈。
　　
　　一、英國的“道義責任”從哪兒來？
　　
　　2014年9月3日，前港督彭定康在《金融時報》網站刊文，提醒英國對香港的情况負有“道義責任”。此前，人大常委會剛剛就香港政改（2016年立法會選舉和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作出决定，彭定康此舉被視爲指手畫脚，干涉中國内政，因爲香港的政制發展問題完全是中國政府的内部事務。實際上，不僅彭前總督講“道義責任”，英國政府每年的香港半年報告也確實都在講英國對香港負有的持續的“道德和政治義務”。只不過不少人士或者没有細心讀過英國每年兩份的香港半年報告，或者已對英國這樣的表述“習以爲常”。由此也可見，英國政府對香港的“用心之深”又頗爲“低調”。
　　
　　“道義責任”没有約束力，只是一種姿態。如果不牽扯行動，那除了在外交層面發出警告外，似也奈何對方不得。而英國這種對香港的所謂“道義責任”的提出，可以追溯到多年之前。
　　
　　30年前的12月19日，在經過兩年共22輪談判後，中英兩國政府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一致認爲通過協商妥善解决歷史上遺留下來的香港問題，有助於維持香港的繁榮與穩定，並有助於兩國關係在新的基礎上進一步鞏固和發展。爲了使聯合聲明得以有效執行，並保证1997年政權的順利交接，聯合聲明生效之時成立了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並在聯合聲明附件二中做了具體的規定。
　　
　　作爲中英兩國就過渡期的香港問題進行聯絡、磋商和交换情况的機構，聯合聯絡小組1985年成立，1988年7月1日進駐香港，2000年1月1日結束其歷史使命。也就是説，香港雖然於1997年7月1日回歸中國，但回歸後，中英之間仍有一段“交接期”，而這一“交接期”實際上終結於2000年1月1日。2000年1月1日之後，中英兩國之間若再有涉及香港的問題，那就需要通過正式的國與國之間的外交通道來進行。
　　
　　關於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英國在第六期香港半年報告（1999年7月至12月）中專門提及，並表示，“聯合聯絡小組的結束並不意味着英國在港利益的終結。英國政府將通過香港的英國總領事館和北京的大使館，繼續密切關注香港本身及影響其發展的各種因素，並繼續向國會提交有關聯合聲明實施情况的報告。”在該期報告的結論中，英國政府首次提出，雖然聯合聯絡小組的工作結束了，但英國政府作爲聯合聲明的共同簽署方，“對香港人仍然負有道德和政治上的義務”。這也是彭定康在前文中講的“正如歷届英國政府都認可的，英國在確保中國尊重其承諾方面負有持續的道德和政治義務”。
　　
　　2000年7月，英國時任外交及聯邦事務大臣郭偉邦（Robert Finlayson "Robin" Cook）在第七期香港半年報告的前言中表示，“作爲聯合聲明的簽署方，我們有權就重要事態發表意見。”進一步“坐實”英國在聯合聯絡小組結束使命後還意圖“關注”香港事務的企圖。此後，英國政府、媒體和一些人士多次公開提及英國在聯合聲明中的承諾和義務，對香港負有的“道義責任”等。不過，如果港人真的相信英國人口中的“道義責任”是可以幫助其争取普選，且維持香港的繁榮穩定，那就太天真了。
　　
　　二、回歸後英國對香港事務的關注
　　
　　英國在香港150多年的統治，給香港社會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這種烙印有無形的，也有有心的。香港自1997年回歸中國17年來，總體發展狀况不錯，但也遇到了一些困難，社會圍遶一些議題如23條立法、政制發展、兩地關係等出現争議。而每當香港社會就一些議題出現不同意見的時候，就會引來美國、英國等的關注。但相比美國而言，英國這個香港的前宗主國顯然更沉得住氣。英國在香港的經營從來不謀一時一事，而是有戰略、有權衡，細水長流，進退有據，以求利益最大化。
　　
　　英國駐港總領事相對“低調”。説相對“低調”，是相對美國駐港總領事的“高調”而言。這一方面可以説是因爲英美兩國的實力不同而造成的，另一方面也顯示了英國與美國不同的國家性格，就像我們印象中英國的老紳士形象是比山姆大叔顯得深沉、低調。然而，老紳士的深沉心機也會讓人印象深刻，後文還將講到。英國迄今共有六任駐港總領事，除第四任駐港總領事柏聖文 （Stephen Bradley）任職期間（2003年12月－2008年3月）發言較多外，其他的駐港總領事均比較低調，尤其是近年來，基本不就香港的争議性議題發聲，公開露面也多是關注經貿、環保、教育等議題。現任總領事吴若蘭（Caroline Elizabeth Wilson）曾在英國駐華使館工作，參與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在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後餘下的工作，其前任奚安竹（Andrew Seaton）曾多次在香港任職，是位地道的“香港通”。他們都能講流利的普通話，熟悉中國及其周邊地區的事務。且英國駐港總領館相當於大使級别，與北京的英國駐華大使館互不隸屬，都直接向英國外交與聯邦事務部負責。
　　
　　英國多年來堅持發表香港半年報告，且不斷拓展利益。上世紀80年代，保守黨政府通過與中國政府的和平談判，解决了香港回歸中國事宜。事後，保守黨政府爲了對國内有個交代，允諾每隔半年向議會提交《中英聯合聲明》執行情况的報告。1997年5月，英國工黨在大選中勝出，終結了保守黨連續18年的執政。當年7月，英國政府公佈第一份香港半年報告，報告按照聯合聲明附件一的結構安排，分政權機構、法律制度、司法系統、公務員、財政、經濟貨幣制度、航運、教育、對外關係、基本權利與自由等十四項内容，逐項進行了介紹，並闡明英國的立場。自此，英國開始每年公佈兩份香港半年報告，最新一份，即第35份，爲2014年7月公佈。在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結束的1999年底和2000年初的兩份報告中，英國政府表示不會因聯絡小組的結束而停止提交香港報告，並爲自己找到繼續關注香港事務，且就重要事態表達意見的“理由”，即作爲聯合聲明簽署方，“有權”對另一國内部事務“表達意見”。
　　
　　從2000年7月公佈的第七份報告開始（也就是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結束其工作的那一年），整個報告的架構進行了調整，增加了導言部分，主要内容除根據報告期間發生的事件略有調整外，基本包括政制發展（憲制安排）、一國兩制、基本權利和自由、雙邊關係、經貿文化教育聯繫等。也就是説，英國的香港半年報告以非常“規範”的方式開始了對香港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發展情况的積累，且迄今已持續17年，總共發佈35份。這是一個有關香港的龐大資料庫，且每年寫出來的東西可能不及英國實際掌握信息的十分之一。
　　
　　英國除謀求延續在港利益外，也不斷拓展在華利益空間。鄰近香港的澳門在2002年開放博彩業後，美資大舉進入，加上原有的華資博彩，帶動整個經濟快速發展。與澳門缺乏傳統聯繫的英國自然也想“分一杯羹”，在英國駐港總領館的積極努力下，2006年澳門英國商會（BBAM）成立，2008年1月商會的辦事處正式啓用。2013年11月，澳門歐洲商會成立，由包括澳門英國商會、澳門法國商會、澳門德國商會等在内的六個國家的澳門商會組成。這些商會的成立方便了英國公司進駐澳門，英國人低調謀利益的作風可窺一斑。
　　
　　高度關注香港政制發展問題。英國並非一直“低調”，在有關香港的政制發展問題上，其發言人層級高，言論密集，且針對性强。一般來講，英國在涉及香港事務上的表態，都選用比駐港總領事職位更高一級的外交國務大臣，駐港總領事則選擇跟進或補充。如2002和2003年，香港特區政府嘗試就基本法23條立法期間，時任外交國務大臣韋明浩（Bill Rammell）先後於2002年11月18日，2003年3月27日，6月30日，7月16日，9月17日五次發表（書面）聲明，關注相關立法情况。2004年4月7日針對人大常委會釋法及4月26日的决定，韋明浩也第一時間發表聲明，認爲人大常委會主動釋法“似乎侵蝕了”香港的高度自治，對人大常委會的决定表示“失望”，稱其“限制了香港的政制發展，是違反基本法的”。2004年5月10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温家寶在倫敦與英國首相託尼·布萊爾會談時，在發表的聯合聲明中，還專門提及香港問題。
　　
　　在香港的行政長官、立法會選舉結束後，英國也會通過賀電或聲明的方式“提醒”香港尚未實現民主制度。如2007年4月2日，英國時任首相布萊爾電賀曾蔭權，希望香港根據基本法的規定盡快實現普選。2012年3月27日和4月4日，英國外交大臣夏偉林（William Hag）和首相戴維·卡梅倫分别致電候任行政長官樑振英，祝賀當選的同時，不忘“期待民主發展朝着2017年和2020年普選行政長官與立法會的目標繼續邁進”。在2007年人大常委會作出香港2017年可以普選行政長官，之後的2020年可以普選立法會的决定之前，英國不斷通過各種途徑表達支持香港盡快實現“雙普選”的願望，有時會與美國“配合”發言，有時則借歐盟的表態“施加壓力”，“火力”集中在具體的時間表上。
　　
　　2007年12月29日，人大常委會决定出台後，英國外交大臣文禮彬（David Wright Miliband）立即發表聲明，希望“各方即刻展開意義深遠的對話”，“以早日實現人大（常委會）决定中的既定目標”。2008年2月25日，文禮彬在訪問香港時，繼續强調2017年和2020年實現普選的重要。2008年3月13日，時任駐港總領事柏聖文（Stephen Bradley）認爲，中央政府已經給出了時間表，“如果届時香港没能按此進度實現民主，我們無疑會感到非常失望”。2010年5月28日，外交國務大臣白偉明（Jeremy Browne）就香港政改發表聲明，表示“英國政府將與國際社會一道，對香港的政制發展保持密切關注。2017年和2020年的選舉安排符合國際普選標準是非常重要的。”2013年9月14日，外交國務大臣施維爾（Hugo Swire）同時在香港《南華早報》和《明報》刊發題爲“選舉、民主和香港的未來”的文章，“以個人身份”公開評論香港民主、政改諮詢及普選問題。進入今年以來，隨着香港政改討論的白熱化，英國與香港一些泛民主派人士的互動也變得更爲密切，如陳方安生、李柱銘訪問倫敦，前港督彭定康“按耐不住”再次發言，英國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也决定對政府執行《聯合聲明》的情况展開調查等。9月4日，英國外交與聯邦事務部就香港政改表態，在歡迎中國政府確認行政長官由普選産生的目標之餘，也表示没有完美的選舉模式，“重要的是讓港人有真正的選擇和對結果有影響力”。認爲“人大常委會的限定條款會讓希望有更開放的提名程序的人失望”。
　　
　　三、希望英國多做有利於香港繁榮穩定的好事
　　
　　香港回歸後，英國對香港的政策已搆成其對華政策的一部分。外交是内政的延續，其對華關係（包括對港關係）也難免受到國内政治的左右。如果説務實派希望與中國搞好關係，與中國做生意，賺取經濟利益；那麽價值派則企圖利用香港敲打中國，告訴中國，我們是支持民主的，恰如施維爾所言：支持加强民主體制，是英國外交政策的核心。最近英國國會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就《中英聯合聲明》實施狀况展開諮詢，内容涉及對香港普選的取態，與香港經貿文化聯繫等。此舉應該是多重考慮的結果：一是對陳方安生、李柱銘訪英並出席外事委員會聽证會的一種回應，二是對英國國内有些人士對香港事務關注的回應，三則是爲選票計，眼看明年大選在即，根據現行法律，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持有者可以直接申請英國居住許可，而在英國住滿半年便有資格做選民。目前，大約有300多萬港人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他們絶大部分生活在香港，而申請居住許可的大都是赴英國讀書的香港學生。在激烈的選票競争中，每一張選票都彌足珍貴，但如果爲了選票而拿香港問題“作秀”，最終犧牲的可能是中英兩國剛剛修復的外交關係。
　　
　　30年前，中英兩國政府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爲國與國之間解决歷史遺留問題提供了典範。30年後的今天，香港作爲中國的一個特别行政區，按照“一國兩制”的方針實踐着中國多元治理的理念。作爲聯合聲明的簽署方之一，英國真正應盡的責任是在中英關係大局下考慮其對香港的政策，多做有利香港繁榮穩定的好事，少因香港問題給中英關係增添無謂的麻煩。
　　
　　201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