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年來，香港“80後”頻繁參與遊行示威活動，部分年輕人言行激進，令人不安。從反高鐵撥款到2010年元旦遊行衝擊中聯辦，從禮賓府開放日“踩場”到“火爆”城市論壇，以及發動未經申請和批準的“盡快落實雙普選”遊行等等，這些“80後”充分利用一切機會展示自身存在，其激進表達方式“成功”吸引了特區政府官員、立法會議員、學者和衆多市民關注。 
　　
　　一、組織及表達方式與老一代社運人士迥异
　　
　　有人説，“80後”是網絡養大的，“90後”是網絡教大的。的確，香港的“80後”成長在互聯網飛速發展的時代，切身感受到全球化和信息化帶給生活方方面面的改變。網絡是他們接觸世界最重要的一個窗口，也造就了他們崇尚自我表達，漠視權威的個性。他們充分利用網絡、手機等虚擬平台，把虚擬抗議與現實示威很好地“結合”了起來，加之年輕人活躍、大膽、無所顧忌，他們表達不滿的方式就顯得“有聲有色”，頗爲引人注目。 
　　
　　“80後”的“抗争”活動首先是通過網絡表達不滿，具有議題鎖定迅速，信息散佈快捷，更新及時，“網言”無忌等特點，然後進入現實社會具體參與。如寫網絡日誌，辦民間電台，利用網絡討論區和Facebook聯合同聲同氣者，隨時進行動員；搶佔大氣電波宣講自己的觀點，“語不驚人死不休”； 厭倦了支聯會的“六四”遊行，就舉辦“80後六四文化祭”；參與遊行時“個性十足”，或發動行爲藝術般的“五區苦行”，或進行“載歌載舞”式的“快樂抗争”。總之，這群“80後”青年以不同於香港老一代社運人士和反對派慣用手法的新穎方式，把每一次示威現場變成了嘉年華似的大派對。 
　　
　　縱觀“80後”參與的遊行示威活動，雖議題分散，但緊貼社會熱點。從反高鐵、保衛菜園村到羅湖橋冲關聲援劉曉波，從2010年元旦遊行到“3．14”兩週年衝擊中聯辦，再到現時的“撑公投補選”，無一不是與香港社會的政經關注熱點緊密相連。無論是香港的還是内地的事件，只要是“80後”看不順眼的，都可以拿來批駁、反對一番。 
　　
　　此外，“80後”抗争活動的矛頭明確指向特區政府、建制陣營和中央，對不參與公投補選的民主黨也不屑一顧。他們在“反高鐵”中多次遊行并包圍立法會，指責特區政府“浪費公帑”、“利益輸送”，“要用最激進的方式迫使特區政府讓步”；元旦遊行衝擊中聯辦，因爲那是“真正的主事者”；更有激進分子主張香港獨立、西藏獨立、中國建立美國式的聯邦制國家。 
　　
　　二、弱勢與迷茫的雙重擠壓最易催生激進言行
　　
　　“80後”的激進言行讓整個香港社會喫驚，大家紛紛站出來探尋、分析緣由。各種分析主要集中於經濟方面的原因，認爲香港近年貧富差距拉大，年輕人在就業、置房等方面壓力增大，“無出路”，所以上街遊行，發泄不滿。但從社會心理學角度分析會發現，有兩種類型的人比較容易激進，一是年輕人，叛逆，反抗社會與權威；二是社會邊緣或弱勢群體，無助、迷茫，不滿社會。很不幸的是，香港的“80後”兼具這兩種情况。 
　　
　　就經濟地位而言，香港的“80後”，大都成長在富足的環境中，對社會的期望值也比較高，然而現實是，經歷了兩次金融危機的香港，在“80後”青年走上或即將走上社會時，香港社會却無法提供較好的就業機會。統計顯示，香港年輕人的收入近10年來不昇反降，20到24歲收入的中位數從1997年的8200港元下降至2008年的7500港元，下跌8.5%。據勞工及福利局2009年統計數字顯示，在過去5年中，香港15至24歲人士的失業率，平均較整體失業率高出1.1倍。一方面是失業和收入减少，另一方面是樓市價位高企。2009年，香港賣出“天價豪宅”，普通二手樓價格也持續大幅上漲，年輕人在就業、買房、組建家庭等方面壓力增大，以往只要認真讀書就可以找到體面工作並按部就班買樓過上中産生活的模式被打破，年輕人難免積累社會怨氣，而香港社會在這方面下情上達的溝通渠道又不够暢通，社會怨氣積累到一定程度，也難怪年輕人“一呼百應”，找一個理由就上街，也許通過狂歡般的方式抗争恰恰是一種變相的發泄。 
　　
　　聯合國去年公佈的一項調查顯示，在全球27個先進經濟地區中，香港的貧富懸殊積分最高，基尼係數高達43.4%。目前香港約有貧困人口100萬左右，最富有一成人的收入是最貧窮一成人收入的17.8倍。政府應對貧困仍顯措施不足，使得年輕人對“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等字眼敏感，年輕人雖然現在處於弱勢，但有未來，會成長，而在他們眼中的普通市民更值得同情，更需要“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所以在建高鐵、菜園村補償問題上，才會有年輕人覺得“花了市民的錢，但小市民基本得不到好處，圖利了大財團、大地産商”，産生“伸張正義”之感。 
　　
　　香港“80後”的成長經歷了港英時期和回歸後。他們與内地“80後”不同，雖然内地“80後”同樣承受着就業難、高房價等壓力，但他們普遍伴隨着改革開放成長，親身感受到經濟發展的奇迹，只要中國經濟還在持續增長，政府兼顧公平的力度不斷增大，内地的“80後”還不致“激進抗争”。香港“80後”也與他們的父輩不同，他們對香港懷有更爲强烈的“本土”感情，把香港視爲自己的家園。然而，回歸以來，香港經濟上先後遭遇兩次金融危機，發展步伐受到影響，迄今很多人還在爲香港未來的發展方向、經濟轉型等問題苦惱，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内地城市迅速崛起，深圳、上海等發出的光芒逐漸令香港這顆“東方之珠”顯得不那麽耀眼，加之回歸以來，香港政治争拗不斷，反對派不斷以各種理由杯葛特區政府，社民連更是把立法會議事廳舞台化，讓人覺得没有什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香港未來的路怎麽走？自己未來的發展之路又在哪裏？要爲什麽而奮鬥？凡此種種，都對“80後”年輕的身心造成相當大衝擊。 
　　
　　三、激進行爲造成的現實與可能後果
　　
　　世界上任何社會活動都不是無償的，其代價有的立刻顯現，有的則慢慢浮現。那麽，“80後”的激進抗争活動，可以看得到的和還没有浮現的後果又是什麽呢？ 
　　
　　近期，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一項調研顯示，25.9%受訪者同意或非常同意“在今時今日的香港，只有用激烈的手法，纔可以使政府回應你的訴求”，此比率較2008年大幅增加4.5個百分點，相當於香港150萬成年人“認同”激進抗争手段。很多人據此驚呼，香港社會“不和諧”了。香港社會真的不和諧了嗎？還是少數的激進聲音掩蓋了“沉默的大多數”？這樣的調查結果的出現，也許與“80後”近半年來的激進言行不無關係。他們的表演舞台無處不在，大膽、出位的抗争行動吸引市民關注的同時，也無形中炒熱、放大了社會不和諧的聲音，或者説是炒熱了社會的激進氛圍。最近，“大專2012”派出學生參加反對派的“五區補選”，“80後”預備走上政治舞台，他們的加入是令香港政壇多了一支年輕、理性的力量，還是讓“民主陣營”與建制陣營的對壘更爲復雜，尚待時間的檢驗。 
　　
　　社會不和諧也許是媒體的過度擔憂，但特區政府的管治權威不斷受到激進“80後”的挑戰却是個不争的事實。“80後”接二連三的抗争行動矛頭直指特區政府，令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不斷遭受挫折，也同時顯示香港經濟、社會等問題帶來的社會怨氣不斷增大，特區政府若解决不力，只會帶來更大的不滿。4月份香港最新民調顯示，市民對特區政府、特首曾蔭權、三位司長、高官問責制等滿意度評分都録得下跌。 
　　
　　面對“80後”的激進行爲，人們更爲擔心的是，是否會影響到香港年輕一代的社會責任意識。作爲香港社會的新鮮血液，“80後”頻繁的抗争活動是否已經淡化了其社會責任？他們中有些人認爲“香港好是應該的，不好是中央和特區政府造成的”，只找外因，不找内因，“要求多、付出少”只求一時痛快，不管長遠發展，“只要反對效果，無視反對理由”，這樣的年輕人是否缺少了上一代脚踏實地“爲香港（家園）打拼”的精神？如是，除了給香港社會帶來更多的内耗，對香港的未來，十年後、二十年後當這些“80後”的子女已經成長起來的未來，又有何裨益呢？
　　
　　《紫荆》2010年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