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伊始，反“港獨”成爲香港的一個熱點話題。先是1月14日，行政長官樑振英在立法會發佈《二零一五年施政報告》時點名批評港大學生會的官方刊物《學苑》發表“香港民族，命運自决”的專題文章，並編印名爲《香港民族論》的書公然主張香港“尋找一條自立自决的出路”，樑稱“對《學苑》和其他學生，包括‘占中’的學生領袖的錯誤主張，我們不能不警惕”。2月4日，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新春酒會上明確表示，不能容許以高度自治爲藉口排斥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散佈“港獨”言論；2月13日，張曉明在會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時，再次批評“港獨”，有與會者引述稱，“港獨”的氣焰越來越囂張，雖然不會得逞，但會影響年輕人的思想，再發展下去對香港社會及市民不利。
　　
　　香港所謂的獨立在大多數港人看來，不合理、不合情亦不合法。然而，早在2004年，網絡上就出現鼓吹香港獨立的聲音，只是關注者寥寥。從2004年至2010年左右，隨着香港自身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情况的發展，及外圍環境的不斷變化，香港内部有關政制發展的争拗趨於激烈，網絡社交媒體時常出現激進言論，“本土、自决”等主張助推所謂獨立聲音。2014年下半年，圍遶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等議題出現長達兩個多月的“佔領中環”行動，類似“香港建國”“HK STATE”等的“港獨”言論在網上討論區出現，或以標語形式被四處涂畫、張貼。
　　
　　“港獨”聲音的出現，有其内在發展脈絡，得到一些反對派大佬有意識的“引導”，而反對派得以“借鑒”的經驗來源，就是鄰近的台灣。近年，香港的反對派與“台獨”勢力互動密切，他們看似無心實則有意識地引導輿論關注香港與内地的摩擦與矛盾，不斷與内地進行區隔，强調“在地”“本土抗争”等，在香港助推“港獨”意識，吸引了一些思想偏激人士或涉世不深的年輕人。“台獨”勢力介入香港事務，“港獨”勢力由“鍵盤戰士”變爲實際行動的參與者。兩“獨”漸近，既是香港反對派勢力與“台獨”勢力互有所需，一拍即合的結果，也是一些反對派大佬“審時度勢”，借“台獨”强化“港獨”意識的刻意所爲。
　　
　　 一、港台密切互動中的雜音
　　
　　對中國而言，香港與台灣是兩個特殊的地區。且不論“一國兩制”本來是針對台灣問題提出的，却最先用於香港的回歸，單是兩地之間的傳統歷史聯繫就千絲萬縷。回歸後，兩地關係得以進一步發展。2010年4月，香港成立“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同年5月，與之對口的“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成立，兩會每年舉行聯席會議，就港台間各領域各層面議題進行交流、協商，加上原有的“台北—香港雙城論壇”，兩地從“官方”到“民間”的交流合作逐漸正規化、機制化。2011年7月，台灣駐香港的“中華旅行社”更名爲“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同年12月，香港駐台機構“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開始運作。目前，香港與台灣互爲對方的第四大貿易伙伴，各種交流活動頻密，僅就政治領域而言，官員們不定期互訪，各種研討會經常邀請兩地學者參與，逢台灣選舉，香港的政黨，無論是親建制的，還是反對派的，都會組團前往觀摩。“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以其獨特的地位本有望爲兩岸關係的進一步的發展，整個中國的進步、富强作出獨有的貢獻，然而，近年在港台兩地的交流中，出現一些雜音，其中香港一些反對派人士與“台獨”人士的“眉來眼去”引人警覺。
　　
　　2014年3月，台灣發生“太陽花學運”，9月底，香港反對派醖釀了一年多的“佔領中環”行動啓動，這兩個以年輕人爲主的運動受到多方關注。2013年10月，在“占中”準備期間，朱耀明、李卓人、鄭宇碩等專程赴台與施明德進行交流，“請教”組織大型抗争運動的經驗，與此同時，“台獨理論大師”林濁水到香港進行講座，宣揚其“台獨”理論。香港的反對派大佬黎智英等人更是多次會見“台獨”人士，爲部署“占中”不遺餘力。無論是“太陽花學運”期間，還是“占中”期間，兩地的組織者、參與者之間均有交流，或在地參與或網絡聲援。
　　
　　港台兩地間的社會運動出現互相呼應的勢頭，而在此實際互動之前，“理論”上的溝通早就有之。2011年10月，華人民主書院在香港成立，“期望在兩岸三地乃至全球華人社會，普及民主理念、深化民主理論、壯大民主動能”，由王丹擔任董事會主席，鄭宇碩任榮譽校長。書院通過分享網絡課程吸引年輕一族，綫下則通過舉辦講座，鼓動“民主參與”。爲實施“占中”，華人民主書院舉辦多期“非暴力抗争訓練營”，邀請台灣的簡钖階、林啓驊等授課，講授社會行動的理念及概念、戰略規劃、非暴力行動策略等，旨在培養參與者進行大型行動時所需的意識和技巧。簡钖階是民進黨創黨黨員，曾鼓吹以暴力手段和街頭抗争實現“台獨” ，擔任過“紅衫軍”“反貪倒扁”的副總指揮。林啓驊則是謝長廷的文旦之一，曾擔任社民聯前主席陶君行的助理，並任華人民主書院義務總幹事。
　　
　　 二、“本土”與“獨立”之間的一步之遥？
　　
　　就台灣的情况來看，從“台灣意識”到“台灣主體意識”再到“台獨意識”，它們之間存在一定的關聯，而“台灣主體意識”在緑營中的認知無疑更具“台獨”色彩。“台灣主體意識”從根本上説是一種“本土”意識，它把“本土—非本土”、“本省—外省”、“愛台—賣台”等簡單對立的思維應用於復雜的社會事務，强調“台灣價值”、“台灣優先”。放在香港來看，現在香港的“本土”活動與“港獨”之間的關係值得深入思考。雖説“本土”的導向不一定是“港獨”（有關本土的探討有非常積極的一面），但主張“港獨”的人却大都具有濃厚的、激進的本土情結。
　　
　　2004年11月，網絡上出現一個名爲“我是香港人連綫”的群組，立場激進，鼓吹香港應仿傚世界各地的反殖民化運動，舉行“全民公决”以决定香港的未來，認爲“全民投票、獨立建國”是香港最終的理想，不過，這個群組僅限於網絡宣傳，並没有什麽實際的行動，影響也不大。及至2011年，强調香港“本土”的聲音在“雙非”、兩地融合等議題刺激下突然高漲，網絡上出現“香港本土力量（Hong Kong Nativism Power）”、“香港自治運動（Hong Kong Autonomy Movement HKAM）”Facebook等，前者2月下旬成立，主張“爲香港人發聲，捍衛本土文化，保障香港權益，扺禦文化清洗”，後者成立於7月1日，在“七一遊行”中揮舞自製的旗號——龍獅旗，但他們都聲稱立足“本土”，不追求香港獨立。2011年12月，香港嶺南大學助理教授陳雲推出《香港城邦論》一書，以一種“香港遺民”的論述主張“城邦自治”，主張“香港本位，香港優先，香港第一”，“一國兩制，香港自治”，再一次將香港“自治”，“本土”等字眼變爲熱點話題，吸引了一部分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人的關注與追隨。
　　
　　有關“本土”的議題不僅在網絡傳播，而且進入立法會，公民黨議員毛孟静和新民主同盟的範國威就以“本土派”自居，以“捍衛本土”的名義强調與内地保持距離。“本土”不等於“港獨”，但“港獨”與“本土”的關係復雜而微妙，不少主張“本土”的人也主張“港獨”，而喊出“港獨”口號的人肯定是强調“本土”。2012年7月，Facebook出現“我哋係香港人，唔係中國人”群組，宣稱“熱愛香港！香港人有能力自立，要真正的所謂自决！”其發言人陳梓進後離開該群組，另成立Facebook“港人自决，藍色起義（Hong Kong Blue Righteous Revolt）”；繼任的發言人招顯聰後來也於2013年退出“我哋係香港人，唔係中國人”群組，成立“香港人優先”、“香港人主場”Facebook，公然宣揚“港獨”理念，在遊行中常常揮舞着龍獅旗或港英旗，還曾於2013年12月擅闖中環軍營受到法律制裁。
　　
　　對於一些熟諳台灣政治的香港反對派大佬來説，台灣主體意識構建的過程就是他們期望香港未來要走的路。只不過，台灣的構建過程已然基本完成，而香港仍在强調“本土”，區分“香港人—内地人”的路上，所幸現在的矛盾主要集中於自由行帶來的負面效應，絶大多數港人仍然認同“一國兩制”，仍然對國家、民族懷有檏素的感情。加强包括港人在内的所有中國人對“一國兩制”的理解與認同，不僅對香港意義重大，對台灣同樣意義深遠。
　　
　　三、“港獨”没有發展空間
　　
　　香港與台灣有相似之處，但差异亦很大。香港一些反對派企圖借用“台獨”發家史，把香港引往“獨立”的方向，無疑是在借“港獨”抽水。然而，未來幾年，港台兩地都將迎來一系列重大選舉，“獨”的毒性會持續發作，對其可能激發的政治能量不能小視。
　　
　　近年來，一些港人對現狀不滿，傾向走上街頭發泄情緒，在“占中”發生期間及清場後，有些人仍然通過街頭涂鴉或貼小標語的方式表達對政府的不滿，其中不乏號稱香港“建國”的“港獨”標語。然而，香港的主流民意仍是較爲保守、追求經濟利益的。這意味着香港目前出現的一些政治性争議，有的本質上是社會民生議題。無論是特區政府，還是中央政府，在面對、處理時都應有清醒、全面的認識。
　　
　　香港的年輕一代，毋庸諱言，其中的一些確實受到“港獨”論調的影響，需要加大力度争取他們的信任、支持，逐漸扭轉他們的一些錯誤認識和主張。如果説批駁“港獨”是一種“破”，那“立”的工作顯然更爲重要、急迫。唯有更好地“立”起國家、民族的歷史責任與現實感情，“立”起“一國兩制”與中國發展模式、中華民族復興之間的内在情感、理論聯繫，才能真正凝聚港台普通民衆的心，“一國兩制”才能爲祖國的强大、統一提供更大動力。
　　
　　201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