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香港特區政府建議修訂《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希望以“個案形式”一次過解决香港與台灣、内地、澳門之間的逃犯移送問題。事緣去年一名香港青年在台灣殺害女友後潜逃返港，由於香港與台灣之間没有簽署移交逃犯的協議，嫌疑人難以受到法律制裁。特區政府之目的不單是這一柱案件，更着眼修補法律漏洞。然而，這樣一件專業性很强的工作因涉及到香港與内地的關係，又碰巧遇到中美貿易磋商的復雜狀况，逐漸溢出法律領域，變成了反對派與外部勢力聯合起來，與特區政府進行角力的政治事件。
　　
　　從公開的時間軸來看，特區政府最初提出修訂逃犯條例時，台灣方面也表示“樂見其成”。
　　
　　負責偵察此案的台北士林地檢署還歡迎香港盡快通過修法，使嫌犯可被繩之於法。然而，香港反對派出於對任何涉及内地事務的“敏感”，質疑此次修訂把内地納入，是“明修梭道，暗度陳倉”。反對派的觀點被台灣的“時代力量”等“台獨”勢力認可並跟進，台灣陸委會開始出現“如果修例以一個中國爲前提是矮化台灣”的言論。修例一事開始出現政治化傾向。
　　
　　另一邊，美國也很快介入此事。2月底，駐港總領事唐偉康在接受訪問時談及修例，認爲會影響美國與香港之間的雙邊協定。3月上旬，唐偉康稱修例“魔鬼在細節”，美商會亦表達“憂慮”，與此同時，香港反對派議員訪問台灣，與陸委會官員及立法委員見面，内外反修例的聲浪逐漸高漲，聲勢逐漸變大。
　　
　　此後，香港反對派先後發起兩次遊行，其中4月25日的第二次遊行因戴耀廷等人被判刑入獄的效應，稱有13萬人參加（警方數據爲2.28萬人）；陳方安生、李柱銘等先後“組團”赴美引外力施壓，分獲美副總統彭斯和國務卿蓬佩奥會見；4月3日《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在立法會首讀、二讀，但因反對派議員變相“拉布”“暴力阻撓開會”等，法案委員會歷時5周都無法選出主席，等同失效。在此過程中，台灣借機“抽水”，宣稱香港修例“别有政治圖謀”。美國持續加大介入力度，政府高官、國會議員、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等相繼發言或發表聲明，認爲修例影響香港法治。英國、歐盟、加拿大等政府官員或議員也均對修例表達“關切”。外國勢力的介入令修例由單純特區政府内部事宜變成“外交事件”。
　　
　　面對這一情况，中聯辦、港澳辦、外交部先後就香港修例表達“堅决支持”，主管香港事務的政治局常委韓正也主動談及“兩個修例”，稱相關工作“符合基本法規定，有利於彰顯香港社會的法治和公平正義”。中央政府的明確支持令修例工作“重回正途”。目前，特區政府已决定6月12日將草案繞過法案委員會，直上立法會大會恢復二讀辯論，以現有建制派議員占多數議席的情况，草案的具體内容或有微調，但順利通過已不成問題。
　　
　　可以預計，反對派會繼續以發動遊行示威等手段在街頭和立法會内進行造勢、阻撓。畢竟，反修例是反對派抓到的一個“大”議題，一則可以借此炒熱社會政治氣氛，一掃“占中”、DQ以來的萎靡之氣，在香港進入選舉週期之際，提前造勢，二則可利用該議題打擊特區政府威信，民主黨已經喊出“林鄭下台”的口號，如果特區政府威信受損，反對派自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指鹿爲馬”“爲所欲爲”，三則可妖魔化内地司法體制，進而損害中央政府的形象。這些目的，全達到固然好，能達到一個也是一種“勝利”。因此，對反對派而言，草案過不過已不是主要問題，能持續把此事“鬧大”才是“正事”。
　　
　　對美國而言，在中美關係緊張的大背景下，反對修例同樣是一個可操弄的“大”議題，一方面可以在中國最自由開放的城市借“取消獨立關税區”“影響營商環境”等向北京施加壓力，爲中美貿易磋商增加籌碼，另一方面，給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製造“麻煩”就是幫反對派製造“機會”。
　　
　　此次修例被泛政治化只是香港進入多事之秋的開始，隨着下半年區議會選舉、明年立法會選舉、2021年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選舉、2022年行政長官選舉等選舉週期的開啓，香港任何争議性議題都可能變成“政治性”議題，特區政府需打起十二分精神應對。
　　
　　201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