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22日，香港警方宣佈修訂《警察通例》中傳媒代表的定義，由以往的“持有報館、通訊社、電視台及電台所發出的身份證明文件，持有香港記者協會會員证或香港攝影記者協會會員证的記者、攝影師及電視台工作人員”，改爲“已登記政府新聞處新聞發佈系統（GNMIS）的傳媒機構，或國際認可及知名的非本地新聞通訊社、報章、電台和電視廣播機構”的工作人員。這意味着警方因應近年香港形勢的發展，着手從法律層面來進一步規範與市民及傳媒的關係，自身嚴格、透明執法的同時，也期待後者更好地瞭解警方的執法理據與過程。説得再直白些，就是在一些重大社會事件如大型遊行示威活動中，保護合資格的專業新聞從業人員的采訪報導，杜絶打着各種旗號搗亂、甚至無中生有歪曲報導的假記者。
　　
　　可以想見，香港警方這一因應形勢的調整，必然會觸碰些所謂“新聞機構及人員”的奶酪。他們宣稱此舉是“變相由新聞處發牌”，封殺“網媒和學生記者”，“破壞新聞自由”，全然不顧這樣的理由根本經不起推敲。
　　
　　試想，如果是有志從事新聞報導的本地機構，自然要在 GNMIS登記，既享有采訪便利，也接受業界監督，且登記程序並不復雜。目前GNMS有205家傳媒登記，其中近50家爲網媒，包括港人講地、癲狗日報、立場新聞等網媒，顔色有藍有黄。在這樣的情况下，那些没有登記的傳媒又是出於何種理由？其所聘記者又是否受過專業的訓練？如果對自己的專業素質三緘其口，只是攻擊别人破壞新聞自由，那無异掩耳盗鈴。
　　
　　再試想，如果没有近年大型示威活動尤其是去年“修例風波”中打着記者旗號、實則干擾警方執法的各種行徑，或者乾脆道聽途説、妖言惑衆的“新聞報導”的出現，警方又怎會想到區分合資格采訪者與一般公衆？
　　
　　規範記者采訪，並非否定自媒體的價值，而是令社會真相更全面、客觀得以呈現。在人人可以報導的時代，並不是人人可以成爲記者。尤其是在香港這個傳媒高度發達、資訊高度自由的城市，新聞記者手握“第四權力”，更應具備高水準的素質與專業操守。捍衛新聞從業人員的客觀、理性與專業，本身就是對新聞自由的捍衛。
　　
　　當前的香港，社會争議性議題仍不斷出現，疫情剛剛緩和之際，又有激進分子在網上號召遊行。有遊行，就有新聞點，就少不了新聞記者的身影，保障遊行和平地進行，不僅是警察的責任，是所有遊行示威者的責任，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新聞記者的責任。畢竟，除了極少數激進分子，没有人願意看到和平的遊行變成暴力的衝突。而新聞報導的價值在於促進社會各持份者之間的瞭解、令當權者的政策更切合民間實際，而非加劇社會的分化與對立。
　　
　　新聞自由是港人珍視的核心價值。爲了捍衛這一價值，理應對互聯網時代野蠻生長的“新聞記者”進行一定的規範。有相應資格的，按照自己的專業操守客觀、公正報導；無相應資格、但有興趣的個人，可自行在公衆地方采訪報導，只要遵守法律，也没有人會無端限制。
　　
　　良好的傳媒生態，既幫助公衆瞭解事情真相，又幫助政府把握社會脈動，在香港，這不僅是普通市民的心願，也應是新聞從業者的專業訴求。
　　
　　202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