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的典範意義不僅在於它是第一個實踐者，而且在於中國如何管理一個英國的前殖民地、一個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體、一個與中國内地城市有着較大差异的地方。兩制和平相處，相得益彰，就是“一國兩制”的成功；相反，若兩者在相處過程中都難以找準自己的位置，互相妨礙，甚至兩敗俱傷或一方受到重創，那不僅違背“一國兩制”設計的初衷，而且將是“一國兩制”實踐的重大挫敗。
　　
　　因此，“一國兩制”的實踐，實際上是在一個國家之内，兩種不同制度的相處問題，具體而言，是中國（内地）與香港的相處問題。本文集中論述兩地關係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及解决之道。
　　
　　一、歷史記憶：中國人？香港人？
　　
　　談論今日中國内地與香港之間的關係，離不開兩地錯綜復雜的歷史牽連。今日兩地間出現的諸多摩擦，乃至衝突，有不少是歷史的種子結出的苦澀之花。從19世紀40年代英國攫取香港到1997年把香港交還給中國，香港在行政管理上脱離中國長達150多年，這種“脱離”帶來的影響不僅是政治經濟上的，更是社會文化、日常感情上的。香港在長達一個半世紀的殖民統治下，與中國内地的關係從熟悉到隔膜，從“家鄉”到“他鄉”，基本經歷了“家在内地——家在香港（香港本土意識的萌生與發展）——中國成爲疏離的‘他者’——主權回歸，人心難歸”的過程。基於這樣的歷史記憶，香港對20世紀80年代的中英談判，《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基本法的頒佈，1997年7月1日香港正式回歸中國等與香港未來息息相關的重大事件的看法也與内地存在差异。這種差异爲回歸後兩地關係的發展投下陰影，但由於種種原因，無論是回歸前，還是回歸後數年，雙方都没有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就兩制對接、兩地關係等問題進行深入研究。
　　
　　1840年6月，第一次鴉片戰争爆發，1841年1月，英軍强行佔領香港島，1842年8月，清政府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江寧條約》），將香港島割讓給英國。此後，英國又通過1860年的《北京條約》（《續增條約》）、1898年的《拓展香港界址專條》獲取了九龍半島和新界的大片土地。至此，香港與中國在法律和行政管理上分離，但由於英國人主要是利用香港打開對華貿易，所以並没有在香港投入太多，且邊境開放，人員自由往來，到香港的人多是出於“搵食”考慮，根基仍在内地。因此，從1841年到清王朝的覆滅，乃至中華民國時代，香港與内地在社會文化上並没有明顯的分野。殖民者爲了維護自身的統治及對華經濟利益，希望在香港塑造一種華洋共處、互相合作的局面，實際效果也確實如此，如20世紀20年代省港大罷工期間，一些華人精英主動協助英國殖民政府恢復社會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國利用中國國内矛盾，繼續霸佔香港；1946年，英國前首相丘吉爾在美國發表《和平砥柱》演説，冷戰的鐵幕落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的政治意涵陡然突出，它成爲世界上主要力量的競逐之地、遠東最大的情報中心。英、美、日、蘇，中國的共産黨和國民黨，都利用這個城市收集情報，謀取政治經濟利益，如美國希望英國保持這塊殖民地，視香港爲圍堵亞洲共産主義力量的橋頭堡，英國希望利用香港與新生的共産黨政權“做生意”，中國則對香港采取“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利用香港分化英、美。1949年，港英政府頒佈《1949年移民管制條例》，開始實行邊境管制，限制中國内地人進入香港，並爲香港居民發放身份证。這次立法的目的當然是爲了對抗剛剛成立的紅色中國，但客觀上也爲生活在香港的華人建立起一種獨立於中國内地人的身份。
　　
　　此後，中國内地的戰争與灾荒，以及新中國成立後的歷次政治運動，都令不少内地人避走香港。這些人大都對共産黨政權懷有深刻的不滿，加之冷戰爆發後，香港成爲前沿所在，社會上普遍出現“恐共、拒共”情緒。不少來港的内地難民只求在香港生活下去，他們可以忍受殖民地的外來統治，對政治也表現冷感。然而，從社會心理學上講，20世紀四、五十年代來港的人還是會認爲自己是内地人（廣東人、上海人、福建人等），他們的根在中國内地，香港只是“暫居地”，不是“家”。
　　
　　20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的本土意識萌發。伴隨着二戰後嬰兒潮一代的成長，他們在身份認同問題上出現新的認知——雖然仍接受着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但中國内地已成爲陌生的“他者”，他們開始對“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投入更多的關注。港人這種意識的萌生與發展，既與港英政府有意無意的引導、强調有關（如爲回應“六七暴動”改進施政手法，麥理浩時期雄心勃勃的“香港發展計劃”），也與香港社會自身的發展有關（隨着經濟快速增長，港人對本地勞工、福利等問題的關注）。總之，六、七十年代是香港社會急速變化的時期，經濟快速發展，富裕人群增加，生活環境改善，政府改進施政手法，主動介入香港民間社會，社會運動不斷出現，港人的本土意識與文化開始形成，“中國”的形象最終在忽遠忽近中成爲“他者”。
　　
　　這一時期香港發生一系列重大政治、經濟、社會事件，包括因反對天星小輪加價引發的九龍騷動（1966年），“反英抗暴”（1967年），民政署成立（1968年），六七十年代之交的争取中文成爲法定語文運動，保釣運動（1971年），1972年的清潔香港運動、“十年房屋計劃”，1973年的“香港節”活動，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香港證券交易所聯會成立，1975年香港觀察社成立，“居者有其屋”計劃（1976年），金禧事件、艇户事件（1977年），1978年全港實施九年免費教育，1979年政府發表《進入八十年代的社會福利白皮書》，等等。其流行文化（以粤語爲主的本土文化）也隨着電視傳媒業的發展開始興起，並在八十年代蓬勃發展。可以説，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已經在政治上、文化上開始確立一種有别於中國内地的身份意識，雖然大部分香港人仍然認爲自己是“中國人”，但這種“中國人”的内涵已與内地的中國人不同，類似“高等華人”。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20世紀80年代初，中英就香港問題的談判提上議程，並於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中國的前途已定。中英談判是兩個主權國家之間的事，中方反對“三脚凳”，也就是香港不可能作爲獨立的一方參與談判。圍遶談判的一波三折，以及在13年過渡期中中英雙方的政治角力，香港社會出現不同的聲音。這些聲音有的見諸於報端，有的深埋於民間，搆成一種普通民衆對回歸的情緒性、感受性認知，爲回歸後香港與中國内地關係的發展埋下争議的伏筆。
　　
　　1997年的香港，因天時地利人和之因素，已由一個落後的小漁村發展爲一個經濟高度發達、開放的資本主義城市，傲然躋身於“亞洲四小龍”的行列。在經濟飛速發展的過程中，社會結構、身份認同、本土文化等都開始發生變化。香港經歷了在“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中的迷茫，在對中國内地進行“他者”區隔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自己“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如果説中國人是一種國族意義上的認同，那香港人則是伴隨着在香港出生的一代人的成長形成的一種地方/本土認同。在150多年的殖民統治中，尤其是殖民統治後期，英國人着力塑造的是一種“香港人”的身份，而不是英國人或者中國人。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1997年下半年的“市民的身份認同感”民調，認爲自己是純粹香港人的占35. 9%，廣義香港人的占59. 5%，廣義中國人的占37. 8%。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http://a2012.hku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ethnic/eidentity/hkCitizen/halfyr/eid_half_chart.html，http://a2012.hku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ethnic/eidentity/hkbroad/halfyr/eid_half_chart.html，http://a2012.hku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ethnic/eidentity/chibroad/halfyr/eid_half_chart.html。瀏覽於2015年8月30日。對於1997年香港的回歸，中國内地的主流叙事（包括官方與民間）是“百年耻辱一朝雪”。很多中國人尤其是生活在内地的中國人大都認爲，這是中國强大起來的一種象徵，是民族感情的一次凝聚。在整個回歸過渡期，尤其是1997年7月1日那一天，媒體鋪天蓋地的報導充滿了民族自豪感，很多内地人想當然地以爲香港人也會同樣抱有“普天同慶”的心情，然而事實却並非如此。對於回歸，香港不同階層不同世代的人持有不同看法。面對1997這個年份，港人心態復雜，不一而具，從“九七大限”、“有錢有辦法，没錢基本法”等流行語，以及九十年代的移民潮和諸多被視爲有政治寓意的文學作品、影視作品中，可以窺見這個城市“無助、無奈”的微妙情緒。
　　
　　根據1982年公佈的三項民調，均顯示維持現狀的比例高企。香港革新會民調顯示，超過80%的受訪者希望英國能繼續管治香港，只有4%的受訪者希望將香港主權交給中國；“82年香港革新會民調：只有4%港人希望回歸中國”，林鴻達，《輔仁媒體》，2014年1月10日。http://www.vjmedia.com.hk/articles/2014/01/10/59941，瀏覽於2015年8月30日。浸會書院訪問了共雇傭超過10萬人的545間機構，結果有85%機構希望維持現狀，繼續由英國統治三十至五十年，但主權則可回歸中國；參見《香港回歸歷程：鐘士元回憶録》，鐘士元，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36頁。香港觀察社委托香港市場研究社，面對面訪問了1000名15歲至60歲的香港居民，87%受訪者接受由英國繼續管治。參見《香港回歸歷程：鐘士元回憶録》，鐘士元，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36頁。不過，在過渡期的後期，支持回歸的比例大爲增加，主要是商界人士和“民主回歸”論的支持者。
　　
　　因此，有關香港的回歸，除了中國大陸的主流叙事以外，還有香港叙事的一條輔綫，且在這條輔綫之中，也有多股不同的細流，它牽扯着歡慶與欣喜，也承載着無奈與仿徨，但區區650多萬人的喜怒哀樂，如果不仔細傾聽，在13億人的歡騰聲中必然細不可聞。
　　
　　二、現實碰撞：一國兩制，嫁接新生
　　
　　“一國兩制”的構想從20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醖釀，首先針對的是解决臺灣問題、實現國家統一。1979年3月，麥理浩訪京時，鄧小平主動提到香港問題，稱“香港主權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問題本身不能討論。但……我們也會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百年屈辱史的終結：香港問題始末》，李後，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61頁。。1981年9月，針對大陸與臺灣和平統一的“葉九條”“葉九條”指的是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葉劍英發表的關於大陸和臺灣實現和平統一的九條方針政策。發表，後演化爲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1982年9月，鄧小平在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時，闡明瞭中國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同年12月，第五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和62條爲特别行政區的設立、“一國兩制”方針的落實提供了憲法依據。憲法第31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别行政區。在特别行政區内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况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第62條第13款規定，由全國人大“决定特别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此後，中英兩國政府圍遶香港問題的解决展開談判，歷時兩年，於1984年12月正式簽署《中英聯合聲明》。1990年4月，《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别行政區基本法》頒佈，1997年7月l日起實施。
　　
　　從中央對港政策的形成、以及香港回歸的過程可以看出，“一國兩制”是在一國之内接納一個與己不同的地方，這個地方（香港）是“外來的”，不是從一國之内派生出來的。香港與深圳、前海、横琴等區域不同，後者本來就是中央治下的地方，只是因應時代的變化，成爲經濟金融領域“先行先試”的特區。而香港，是與内地存在較大差异的一個地方“嫁接( grafting)”按照《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嫁接是把要繁殖的植物的枝或芽接到另一種植物體上，使它們結合在一起，成爲一個獨立生長的植株。到了中國。因此，香港回歸，從政治學角度看意味着主權與治權的統一，從社會學角度看意味着兩種政治理念、社會價值、生活方式等的碰撞、融合，從具體的園藝工作角度看，嫁接可以擴大根係的吸收範圍和能力，增强植株的抗病能力，有利於提高産量，把香港嫁接到以内地爲主幹的中國大樹上，不僅有利於香港的成長，也有利於中國的發展，這恰恰是中國决定收回香港時所期待的，也反映中央的良苦用心——希望在“一國兩制”方針下，香港這枝紫荆長得更爲茁壯，花也更爲繁茂。
　　
　　香港在與中國主權分離的150多年時間裏，有了自己獨特的發展模式與軌迹，與中國内地的城市差别較大。1997年“嫁接”回歸，能否存活下去難免受到質疑，美國《財富》雜誌曾在1995年預言“香港之死”(The Dead of Hong Kong)。如果依據嫁接之説，可以從親和力、嫁接技術與過程、嫁接後的管理三方面來考察香港的“成活率”。從目前情况看，後期管理工作任重道遠。
　　
　　所謂親和力，指接穗與砧木在内部組織結構、生理和遺傳上彼此相同或相近，從而能够更好地結合在一起的能力。親和力高，嫁接的成活率高；親和力低，嫁接的成活率低。香港與内地山水相連，同宗同祖，具有較强的親緣關係。兩地同爲華人社會，無論是從歷史淵源、發展歷程，還是從人們的社會活動等方面來看，都有較强的聯繫。然而，香港畢竟被英國統治了一個半世紀之久，留下很多英國的痕迹，如它通過一套高明的統治策略，表面上接受中國的傳統和既有文化，但並不認爲這是種先進的、值得倡導的文化，而是將被統治者的人生方向引向“黄皮白心”的“小英國人”，讓人覺得後者才是值得提倡、欣賞的，是華人精英的最佳奮斗方向。此外，長期與内地的隔絶令港人無論是生活習慣、還是人生信念都與内地人有所不同，即便是與廣東、廣西同樣的語言——粤語，也形成港式粤語中英文混雜的特色。百多年來的文化衝突與調和的結果，形成了香港一種既中且西，又可説是不中不西、以至忽中忽西的文化和生活模式。“英國統治下的香港殖民地教育經驗”，葉建源，《本土論述2009——香港的市民抗争與殖民地秩序》，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09年，第72頁。所以，回歸前後，兩地的差异不容忽視，雖然有部分香港人自認爲是中國人，但他們口中的“中國人”的内涵與内地成長起來的中國人存在差异。如果不能正視這種差异，可能會對港人的一些思維方式、行事風格不理解。如以前我們把一些惠港政策稱爲中央給香港“送大禮”，這種本來是雙贏的事情，却因爲宣傳上的一些失誤，令香港部分人認爲中央或内地存在“恩主”心態，産生逆反心理。
　　
　　嫁接之所以成活，需要接穗與砧木之間血脈相通，砧木的營養能持續不斷地輸送給接穗，接穗也必須從砧木中汲取營養，加上自身的光合作用，才能健康成長。這個過程不是誰對誰的恩惠，也不是誰給予誰多的問題，因爲從接穗被接上砧木的那一刻起，它們就是一個利益共同體，中央和香港都希望“一國兩制”成功，繁榮穩定是中央的期望，也是香港的願望。
　　
　　在植物實施嫁接過程中，技術最爲關鍵。中國通過《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直通車”或臨時立法會等一系列的法律、政治安排，確保了整個回歸歷程的平穩、順暢。不過，過渡期内發生的一些情况，也對回歸後香港的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港人參政、議政的熱情因回歸談判被激發了出來，在回歸前已不復“政治冷感”；談判期間發生“六四事件”，對香港社會的政治生態、民情輿論影響深遠；等等。
　　
　　嫁接後的管理是讓接穗與砧木真正結合在一起，長成一個完整的植株。從目前香港的情况來看，作爲接穗的香港與作爲砧木的中國内地之間出現了各種不適應的狀况後期管理仍有不小改進空間。以回歸後兩地關係大致經歷的三個階段來論之。
　　
　　第一階段是1997年至2003年（井水不犯河水）。在2003年“七一大遊行”之前，中央與香港基本上處於“相安無事”狀態。雙方本着“井水”不犯“河水”的原則（尤其是中央一方）在處理涉及兩地關係的問題時都比較克制。這樣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回歸過渡期的慣性延續。在回歸談判過程中，鄧小平曾論述過兩地之間的關係，但主要是從香港自己發展自己的，内地不會干擾香港，也不會給香港添麻煩等角度來談，如“中國的根基在大陸，不在臺灣，不在香港。四化建設，香港出了點力，以後甚至出力更小也有可能，但我們不希望小。中國的建設……主要靠自力更生，靠大陸的基礎，……所以香港也好，臺灣也好，不要擔心統一以後大陸會向你們伸手，不會的。”《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258頁。然而，香港並不是在真空中發展，它受到各種各樣的外部影響。“井水”與“河水”總有打交道的一天。
　　
　　第二階段是2004年至2010年（兩地摩擦初現）。2003年的大遊行以及作爲香港憲制責任的基本法23條立法的挫敗令中央喫驚。中央對港政策轉爲强調“有所作爲”。2003年CEPA（《内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推出，這是兩地關係中里程碑式的事件，爲拉動香港經濟增長、改善就業、增進兩地民衆間的交流起到立竿見影的作用。2008年，四川汶川發生大地震、北京成功舉辦奥運會、奶製品爆發三聚氰胺事件等均引發港人空前關注，無論是迅速向汶川人民捐款，還是就三聚氰胺事件促有關部門盡快解决，都顯示了港人對國家、對内地事務的關心。2008年上半年的民調顯示，港人的中國人認同達到有史以來的最高峰，認爲是純粹香港人的占18.1%，廣義香港人的占47. 3%，廣義中國人的占51. 9%。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https://www.hku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ethnic/eidentity/hkCitizen/halfyr/eid_half_chart.html，https://www.hku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ethnic/eidentity/hkbroad/halfyr/eid_half_chart.html，https://www.hku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ethnic/eidentity/chibroad/halfyr/eid_half_chart.html，瀏覽於2015年8月30日。然而，内地的一些負面事件經港媒炒作後，持續發酵，也損害中國内地在港人尤其是年輕一代港人心目中的形象。
　　
　　與此同時，香港内部也發生變化。圍遶市區重建，不少港人開始關注“集體記憶”、“本土議題”等。在這些新的價值轉向中，“80後”冒起，一系列由年輕人主導、參與的“新社會運動”引發社會討論。這些運動起自2006、2007年間的保衛天星、皇后碼頭，2009年、2010年之交的反高鐵撥款活動則把香港的“80後”“第一次連結起來”，被稱爲“時代衝突的一面鏡子”。“80後”爲反對高鐵撥款，先後組織多場抗議活動，在2010年1月16日財委會最終通過撥款後，約有數百人兵分多路“佔領”中環多條要道，一度使中環路面交通癱痪。現在回看，這就像2014年“佔領中環”行動的一次小型演練。
　　
　　2010年初，反對派發起“五區總辭，變相公投”活動，雖然慘淡收場，但圍遶政制發展問題的争拗並没有停止。2010年6月，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民調顯示，認爲中央政府有落實一國兩制的受訪市民跌至35%左右，創10年新低。市民不滿意的除了政制發展問題的争議，最主要的是民生施政。
　　
　　第三個階段從2011年至今（兩地矛盾突出）。“自由行”帶來的負面效應逐漸顯現，香港内部出現“本土”思潮乃至“港獨”聲音，兩地矛盾逐漸突出。
　　
　　港人對特區政府的施政不滿意，具體的矛頭指向則是内地人：樓價高企是由於内地人來香港買樓、炒樓，公立醫院産科床位緊張是由於内地産婦來港産子（“雙非”孕婦），“奶粉荒”是由於内地人大量采購奶粉，學位緊張是由於跨境兒童來港搶佔教育資源，内地“水貨客”影響當地人生活……上述情况確實存在一定關聯，但並不是絶對的因果關係，比如樓價高企與特區政府停建居屋有關，“奶粉荒”是奶粉供應鏈存在問題，學位緊張與特區政府的“殺校”有關，等等。但香港一些别有用心的媒體集中攻擊這些問題，一則打擊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威信，二則惡化兩地關係，增加香港的離心傾向。此後，香港與内地的關係斗轉直下。
　　
　　2011年3月，網絡上出現“香港本土力量”群組，反對向内地新移民派發福利；4月，一首名爲“蝗蟲天下”網絡歌曲更爲激烈地將内地人形容爲“餐廳酒店商鋪内亂叫喧嘩”“愛侵佔地盤”“蝗蟲大肚”來港産子“搶獲身份证”，歌曲在YouTube、Facebook等廣泛流傳；12月，鼓吹香港自治的《香港城邦論》出版；12月26日，時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向總理温家寶述職時，當面提出内地孕婦來港分娩所衍生的問題；2012年初，先後發生D&G拍照事件2012年1月，有港人發現D&G門口讓内地遊客拍照而不讓本地人拍照，這讓港人感到在自己的地盤上“受歧視”，於是，有人號召大家都去D&G門口拍照。，内地人港鐵進食事件，有内地人和香港人互駡“狗”與“蝗蟲”事件；7月底，有香港網民成立“我哋係香港人，唔係中國人”Facebook群組；8月31日，香港行政長官樑振英宣佈，暫停開放原本在翌日實施的非深圳户籍居民“一簽多行”措施；9月中旬，數十名香港網民發起多次“光復上水”行動，有示威者高舉港英時期的“龍獅旗”，甚至舉起“中國人滚回中國”的標語。立法會議員公民黨的毛孟静和新民主同盟的範國威也打出“本土”的旗號，主張兩地區隔，反對普通話、簡體字等。2012年，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民調出現耐人尋味的結果，上半年，港人自認爲是香港人的比率高達45.5%，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https://www.hku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ethnic/eidentity/hkCitizen/halfyr/eid_half_chart.html，瀏覽於2015年9月20日。下半年，雖然自稱是“香港人”的比率大幅下跌爲27.3%，但對“香港人”身份的認同感昇至1997年主權移交以來的新高，由6月的8. 11分昇至8. 43分。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港大民研發放最新香港市民身份認同調查結果”，2012年12月27日，http://a2012.hkupop.hku.hk/chinese/release/release987.html。瀏覽於2015年8月30日。
　　
　　2013年3月，香港開始實施“限奶令”；6月，支聯會被迫低調處理“六四”燭光晚會口號“愛國愛民，香港精神”中的“愛國”一詞；2014年，一些激進年輕人在内地人經常光顧的購物區進行“驅蝗、滅蝗”遊行；“占中”清場後，香港出現“鳩嗚（普通話購物的諧音）潮”，參與人員以“快閃”的方式在佔領區内逗留；2015年初，“鳩嗚”演化爲“光復行動”（“光復屯門”、“捍衛沙田”、“光復元朗”等）；現在，“鳩嗚”活動還時有發生，需要警方介入，“鬧爆”内地人的同時，禍及當地人。
　　
　　兩地矛盾的持續發展，不僅影響了兩地民衆間的感情，而且令香港本土思潮進一步抬頭。圍遶如何看待中國（内地）的問題，本土派衍生出多個派别，政治意味日益突出，如以陳雲的本土城邦論爲基調的城邦派，承認“一國兩制”但主張兩地區隔的自治派，主張“香港建國”的港獨派等等。激進的“港獨”雖然是極個别的聲音，但它是一種對“禁忌”的突破，影響惡劣，2014年2月，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曾以“香港民族，命運自决”爲題發表系列文章，對“香港民族”進行理論探討。
　　
　　兩地關係發展至今，不是斷點式的，而是連續的。它既與港人的歷史記憶相關，也與香港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狀况相關，更與回歸以來兩地的互動影響相關。“一國兩制”實踐18年，兩地關係中出現的摩擦和矛盾有些可以通過中央或特區政府的政策調整解决，有些則需要從根本的思想理念上進行改變。
　　
　　三、相處之道：從利益共同體到命運共同體
　　
　　以嫁接來喻香港與中國（内地）的關係是種形象的説法，雙方真正結合爲血脈相連、人心相通的命運共同體尚需時日。
　　
　　首先要破除成見，增進瞭解。成見是頭腦中固定的看法，其形成固然與價值觀、世界觀有關，但資訊不全面也是原因之一。如内地人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對香港的印象是“東方之珠”、TVB電視劇和“四大天王”的流行歌曲，却不知貧苦人群的籠屋與隔板間、達明一派和一衆藝人的“民主歌聲獻中華”；1997年香港回歸，内地人以爲香港人也會歡騰雀躍，高唱《我的中國心》，却不知在回歸前後出現的不少影視作品中都包含復雜的政治意涵如導演陳果的“回歸三部曲”，1997年的《香港製造》，1998年的《去年烟花特别多》，1999年的《細路祥》等。；内地人看到香港人一副東方人的面孔，想當然的以爲他們和内地人擁有一樣的思維模式、文化價值、處事方式等，却不知港人自20世紀六、七十年代起，早己在不斷“去中國化”的過程中形成了自身“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内地人認爲去香港旅行購物是提振香港經濟，是給香港人送錢，却没有設身處地想到零售業的利潤大都進了商家的腰包，普通市民還得承受超時工作、奢侈品店擠走日用雜貨鋪的壓力。同理，香港人對内地人的成見也根深蒂固，貧窮落後時是北姑、表叔和阿燦，經濟發展了是來香港生孩子、買奶粉、上學校，搶佔港人的教育、醫療資源的“蝗蟲”。在互聯網資訊如此發達的今天，如果内地人或香港人都有選擇地接受來自對方的資訊，而不是“兼聽（看）則明”，那兩地民衆恐難以做到真正的瞭解。
　　
　　其次，强化命運共同體之感。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對香港實施“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利用”成爲此後兩地關係發展的主綫。1978年，中國内地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主要的招商引資來源地就是香港，尤其是在珠三角地區，“三來一補”、“前店後廠”的模式促進了内地經濟的發展，也使香港經濟走上快車道，成長爲“亞洲四小龍”之一。及至1997年香港回歸，這一“利益共同體”的定位並没有發生根本的變化，在中國（内地）眼中，香港的經濟價值仍遠遠大於其政治文化價值。過分重視經濟利益，實際上把雙方關係异質化爲“利益交换”關係，會産生“我待你好，你得知恩圖報”或“我待你好，你就得聽我的”之類的想法。在回歸後很長一段時間裏，中國（内地）面對的仍然是一個“想象中的香港”（香港應該的模樣），而不是一個“實際中的香港”（香港本來的模樣）。這一方面導致了一些政策的偏差，另一方面在開放“自由行”之後，兩地民衆也開始在實際的接觸中以“摩擦乃至衝突”的方式修正彼此的印象。
　　
　　香港與中國（内地）命運共同體的建立，首先是想象中的、叙事上的，對香港而言，人心回歸首先是叙事上的回歸，只有逐漸建立與中國内地一樣的叙事體系，雙方處在同一話語平臺上，才能開始有共同的記憶。其次是遠景規劃上的，不僅經濟上逐步納入整個中國的長遠發展規劃，如“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規劃等，而且更爲重要的是政治文化上的親近、接納，逐漸完成港人的中國國民身份認同。再次是親身參與的過程，想象中的命運共同體只有通過成員的親身實踐，才能産生“唇齒相依”之感。如當前香港年輕人中出現的分離傾向、“港獨”思潮等在一定程度上與年輕人的發展問題相關，解决之不能單靠讓香港年輕人在内地某個城市找到一份工作，而是應當讓真正有心的人産生投身到國家建設中來的自豪感。香港的年輕人畢業後不應只成爲律師、醫師、會計師等專業技術人員，還應該有成爲宇航員、職業軍人、内地警察、乃至内地公務員等的機會。從這個角度講，港人除享有香港居民的權利和義務外，也要逐漸享有身爲中國公民的權利和義務。只有給予港人真正的“國民待遇”，才能凝聚其成爲中華民族復興力量的一部分。香港回歸後，所謂的“去殖化”與其説是消除英國的影響，毋寧説是重建中國的意識形象。
　　
　　最後，“一國兩制”之下，處理兩地關係的關鍵在於正確理解和處理兩制關係。兩制關係實質上是兩地關係。導致兩地關係齟齬不斷的主要原因是兩種制度背後的政治文化理念差异和兩個社會迥异的歷史心理記憶。中國以一種“以我爲主”的態度推行“一國兩制”方針，在中國内地實行社會主義的前提下，“容許在自己身邊，在小地區和小範圍内實行資本主義……小範圍内容許資本主義存在，更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中國是信守諾言的”，1984年12月29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3頁。回歸後，香港這一制與内地一制的關係仍是小範圍與主體的關係，小範圍的資本主義“五十年不變”，在五十年之内兩種制度怎樣互相借鑒、相得益彰？五十年（2047年）之後，中國“還會小裏小氣地處理這些問題嗎？”“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1984年10月3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3頁。現在誰也無法給出答案。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如何令香港成功嫁接於中國之樹，如何令香港與内地凝聚成血脈相連、人心相通的命運共同體，是關乎香港命運與中國未來的一大課題。
　　
　　《中國評論》2015年1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