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歷來是外部力量匯集的地方,同歸後亦不例外。美、英、歐盟等通過多種方式“密切關注”香港政治、經濟、人權自由等狀况。這種持續的“關注”在香港政局平緩時是一種“例行公事”,如美英均以自己的方式發佈香港政策報告,而一旦香港出現重大政治動向或較大争議性事件,就會昇格爲利用香港向中國施壓。近年,香港政治形勢急劇變化。本土、自决乃至港獨之聲不斷出現,引起中央政府關注的同時,美、英等國也積極與這些人士接觸,多方評估事態。因應香港目前形勢及美英等國内政外交變化,未來美英等外部力量對香港事務的關注點也出現微妙變化。
香港政治形勢出現新變化。“占中”後,多個新政團出現,包括本土民主前綫、青年新政、香港衆志、香港民族黨等,他們在“本土優先”的基礎上,有的認爲香港基於“歷史、文化、語言等因素,已成爲一個民族、一個想象的共同體”,即香港民族,有的主張發動“公投自决”,稱“香港2047後的命運由香港人民决定”,更有甚者,直接喊出“香港獨立”的口號。這些新成立政黨不同於以前的傳統泛民政黨,他們也自謂“没有泛民那種愛國情結”,“香港政治要强調主體意識、獨一無二的身份認同”。這些政黨雖然人數不多,但影響力却不斷增加,並擁有一定數量的穩定支持者。在2015年11月區議會選舉、2016年2月立法會補選和9月的立法會選舉中,這些新興政黨積極參選,並取得“出人意料”的成績,尤其是9月立法會選舉,主張本土自决的人士共獲得40餘萬票,6人當選,一舉改變立法會力量格局。以往建制—泛民兩大陣營對壘的情况變爲建制-泛民-本土“三分天下”,顯示香港政治生態出現重大轉向。從目前情况看,新當選的本土、自决派議員與泛民的“共鳴”遠較建制派多。此次圍繞樑頌恒、游蕙禎宣誓事件,泛民議員變相支持,建制派議員則主動采取離場手段迫使流會,令兩人的宣誓無法完成。立法會内的對立與争鬥是社會政治變化的縮影,各方力量的博弈更趨復雜、激烈。
香港内部發生較大變化的同時,美英等國内政也出現變化。在美國,總統大選如火如荼,特朗普的异軍突起反映社會的深層不滿,如果特朗普當選,美國政治將出現重大改變。而如果希拉裏當選,其内政外交將大致沿着奥巴馬時期的政策前進,具有一定的可預測性。在英國,6月份的公投令民衆“戲劇性”地選擇了“脱歐”,卡梅倫辭職,特雷莎·梅成爲新内閣首相。10月2日,特雷莎·梅在保守黨黨代會上明確表示,英國不會晚於明年3月底啓動脱歐程序。脱歐後,英國將成爲一個完全具有獨立主權的國家,“不管有些人是否願意,英國已經在公投中選擇離開歐盟,這就意味着我們要(真正)離開歐盟。我們將成爲一個完全具有獨立主權的國家,不再屬於任何一個超越我們議會、我們的司法之上的政治聯盟。這也意味着我們將對很多事情都擁有白己的决定權。”與卡梅倫時期英國重視與新興經濟體尤其是中國的關係相比,特雷莎·梅政府並没有在對華關係上表現出特别的熱情,欣克利角核電站的一度暫停以及財政部商務大臣奥尼爾(Jim O′Neill)9月的辭職,均顯示英國在外交上出現某種意義上的“收縮”。至於德國,默克爾仍未從難民危機中走出來,面對右翼民粹的選擇黨的凌厲上昇勢頭,明年的總統大選鹿死誰手尚難預測。
外交是内政的延續,在美英等國内政變化的同時,派駐香港的總領事也出現調整。8月27日,美國駐港總領事唐偉康(Kurt Tong)赴港履新。唐偉康在獲委任前是美國國務院經濟及商業事務局的首席副助理國務卿,是國務院處理經濟事務最高級職業外交官。他熟悉經濟事務,熟悉亞洲,在其外交生涯中,曾被派往中國、日本、韓國等多個國家。9月下旬,英國新一任駐港總領事賀恩德(Andrew Heyn)扺港,他出身工貿部門,曾主管外交部轄下的經貿部門,2009年至2013年任駐緬甸大使,見证了“這個國家的開放以及昂山素季的重獲自由”。
因應上述内外形勢的變化,未來一段時間,美英等國對香港事務的關注點也會出現微調。一是將更爲重視與香港經貿關係的發展。無論是英國外交大臣致力於開放商業、維護和平與安全以及做國際規則有力支持者的“全球英國”計劃,還是美國駐港總領事所持的香港雖然不是TPP成員,但也會從中受益的觀點,都顯示英、美重視與香港的經濟聯繫。
二是將更爲强調司法獨立。隨着香港司法復核案件的增多,美國對香港司法領域事務的關注也在增加。上半年發生的“李波事件”令美英着力强調香港司法獨立的重要性,視之爲“一國兩制”之最核心因素,認爲任何香港以外的任何機構,未經香港同意,都没有在香港境内執法的權力。10月12日,英國公佈最新一期香港半年報告中,外交大臣約翰遜再次强調“在所有案例中,都普遍運用正當程序,尊重(内地與香港)兩套司法系統的不同”;“‘李波事件’嚴重違反《中英聯合聲明》”,促請中國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嚴守‘一國兩制’,避免再發生任何同類事件”。9月22日,美國總領事唐偉康在美國商會發表題爲《建基於成功之上的美港關係》的演講,可視爲當前美國政府對港政策的官方表述。在演講中,唐偉康論述了美港關係在方方面面的發展,認爲香港的成功亦得益於美國的支持,並强調了香港的“獨特之處”,這種獨特性在文化上體現爲中西結合,在政治上體現爲擁有“一國兩制”的保護。唐偉康稱,“‘一國兩制’不僅是獨一無二和特殊的現實,而且是中國的中央政府和港人——就這點而言,也包括美國——致力於維係的一個構想”,“需要小心翼翼地維護”;“美國在《1992年美國-香港政策法》中明確表明支持香港高度自治,而現在,‘一國兩制’面臨許多威脅……”。10月6日,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在年度報告中,同樣指責中國在“李波事件”中“嚴重侵犯‘一國兩制’”。其主席史密斯(Chris Smith)和盧比奥(Marco Rubio)在寫給奥巴馬總統的信中,建議政府依據《1992年美國-香港政策法》的第301條款繼續每年發佈香港報告,“如果香港的自治和自由被進一步侵蝕,是否還值得依據《1992年美國-香港政策法》給予香港(不同於中國内地的)差别待遇,這需要府會聯合决定。”
三是高度關注“本土派”的冒起,且在立法會選舉中取得議席。實際上,早在這些本土派政黨成立後參與區議會及立法會補選之時,美英領事館人員就積極與他們接觸,關注其訴求以及中央政府對此的取態。“本土民主前綫”的樑天琦、“香港民族黨”的陳浩天以及傳統泛民的接班人如民主黨林卓廷等都是美、英、歐等的觀察與訪談對象,有鑒以往的做法,不排除他們會在與“本土派”的接觸過中指點一二,然而,就目前態勢而言,英美兩國政府均不會爲激進本土勢力乃至“港獨”“背書”。唐偉康在美國商會的講話中明言“毫無疑問,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英國的香港半年報告也認爲“盡管面臨一些挑戰,英國仍相信‘一國兩制’在過去近20年中爲香港提供了一個成功的框架,未來亦如是”;英前任駐港總領事吴若蘭離港前也明確表示,對英國而言,‘港獨’或‘歸英’都是不切實際的。
隨着近年香港形勢的變化,香港問題也逐漸成爲中美、中英雙邊關係中的一個議題,盡管其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從美英兩國政府層面來看,由於要處理的對華關係議題實在是太多,且香港畢竟已經回歸,是中國的内政,所以希望香港問題在雙邊關係中“可控”;然而,從議會角度來講,無論是基於國内黨派(政治)鬥争的需要,還是源於對華不友好勢力的“興風作浪”,都將繼續利用“香港問題”來施加壓力。
201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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