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全國兩會前夕，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港澳研究所李環博士接受中評社記者采訪，深入分析香港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過程中的困境及積極變化等問題。李環表示，尋找經濟發展的新的增長點、土地房屋、過度政治化等問題是香港當前發展的主要困境。在國家發展過程中，香港具有相對優勢，目前香港整個社會也朝向理性、務實的方向前進，
　　
　　李環表示，“一帶一路”與粤港澳大灣區的協同發展中，香港政府需要做更多“穿針引綫”的工作，而香港可以通過“一帶一路”搭上國家發展的快車，亦可以擔當推動大灣區國際化的推手。至於在這個過程中“兩制”會出現的碰撞與摩擦，李環認爲，這對“一國兩制”實踐來説是一種豐富和推進，并且在多元的狀態下，國家治理會更有韌性、適應力也會更强。
　　
　　以下是訪談全文：
　　
　　一、國家發展大局中，香港不會被邊緣化
　　
　　中評社：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要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全面推進内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門居民在内地發展的政策措施。”我們看到，當前内地正在飛速地發展，很多人擔心如果香港不積極融入到國家發展大局中，很可能會被邊緣化。對此，您怎麽看？您認爲香港社會當前發展的主要困境有哪些？
　　
　　李環：從歷史上看，香港的發展與内地緊密相連，香港經濟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騰飛，1978年内地作出“對内改革，對外開放”的决策，爲香港經濟的迅猛發展帶來機遇，而内地經濟的快速發展也與香港資金、技術的支持密不可分，可以説，二者互有裨益，相得益彰。現在看來，中國内地的發展比較快，香港自然會有一些焦慮，會擔心是否被抛下。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中國會繼續走在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道路上。現在以“一帶一路”建設爲重點，要形成新的開放格局。作爲中國的一個特别行政區，香港有其用武之地。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香港不會被邊緣化，但是香港的絶對優勢在下降，不過，相對優勢還在，香港仍然是中國最開放、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整個社會的軟力量還是比内地很多城市强，在中國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過程中，香港可以發揮作用。香港需好好利用内地因素，强健自身，登高望遠，只有多瞭解國家的發展方略，才能在其中找到自身的定位，貢獻自己的力量。
　　
　　香港社會當前發展的主要困境是，在上一次大發展後積累起的問題長期得不到紓解，逐漸變成社會的深層次矛盾。經濟上，無論是傳統的四大産業，還是六大優勢産業都面臨内地的競争。香港有着世界金融、航運、貿易三大中心的地位，但現在貿易和航運中心的優勢在不斷削弱，内地的學習能力很强，追得很快，像港口的集裝箱吞吐量早已經超越了香港。目前金融是香港保持着較强競争力的領域，與金融相關的各類專業服務業比較强。但香港一直存在經濟轉型、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的問題。
　　
　　社會民生上，主要是土地房屋問題。這一問題的核心是尋找可以開發利用的土地。從當年的“八萬五”承諾落空，到曾蔭權時代一度停建居屋，當然也不再尋找可資開發利用的土地，這是造成現在樓價高企，市民上樓難的一個重要原因。有資料顯示，2001年香港樓價對比收入比率是4.6倍，2016年攀昇到16.1倍，到2017年已達19.4倍，也就是説市民不吃不喝平均19.4年才能買到房。
　　
　　此外，香港社會貧富差距過大，基尼係數高達0.539。這些經濟民生問題與選舉相互關聯，在選舉時變成政治議題，加上圍遶政制發展的争議不斷，香港社會變得過於政治化，不利於共識形成，影響了特區政府的管治。比如之前立法會多年的“惡性拉布”導致不少民生撥款被拖延。香港自身經濟社會問題的突出還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兩地關係，導致兩地摩擦與矛盾，甚至衍生出“港獨”等政治問題，當然這也與特區政府的有些政策處理得不够好有關係。
　　
　　總之，尋找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土地房屋問題、過度政治化問題搆成了香港當前發展的主要困境，而且這些問題間具有聯動性，如果能解决，會對香港的發展大有幫助。
　　
　　二、香港社會正朝着較爲理性、務實的方向前進
　　
　　中評社：林鄭就任香港特首後七個多月來，香港的政治和社會氛圍有出現哪些積極的變化?
　　
　　李環：林鄭是去年3月26日當選，7月1日上任。上任半年多以來，林鄭通過言語和行動在彌合社會撕裂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社會氛圍出現較爲積極的變化，之前的撕裂情况得到緩解。
　　
　　這半年多來香港政治和社會的變化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尊重憲政秩序，樹立法律權威。
　　
　　法院對“占中”違法行爲進行了判罰，依據法律DQ了不符合基本法的立法會參選人，强調遵守香港各項法律的同時，也要尊重國家的憲政體制。十九大宣講團首次入港，讓特區政府的高層對國家長遠發展戰略的認識加深，這也是尊重國家憲政秩序的一種體現。可以看出，香港還是一個法治社會，有自我糾偏、自我修復的能力，法律的權威是不可動摇的。
　　
　　二是特區政府的威望得到提昇。
　　
　　林鄭及其執政團隊評分上昇，市民認可，行政立法關係得到改善，與上一届政府時期形成鮮明對比。最明顯的例子是“一地兩檢”雖遇到些波折，但順利走到第三步。
　　
　　三是泛民陣營的主要黨派較爲務實。
　　
　　雖然在一些學校中出現了激進聲音，但是主要黨派並不認同，他們的注意力在立法會議席上，這是目前反對派獲取政治權力的主要途徑，也是體現各派别實力的地方。DQ事件樹立了正確導向，只有接受“一國”是“兩制”的前提與基礎，真心擁護憲法和基本法，纔可以參與特區事務的管理，“港獨”與“自决”都不被允許。
　　
　　總體而言，香港政治舞臺上的攻守關係出現了變化。以前大都是反對派挑起議題，建制陣營被動應對，現在建制派主動出擊，塑造有利的政治環境。比如，前不久的立法會議事規則的修改。香港整個社會朝着較爲理性、務實的方向前進，對香港發展有好處，也有益“一國兩制”實踐。
　　
　　三、“一帶一路”在香港：政府積極、業界熱情、普通人冷淡
　　
　　中評社：“一帶一路”是香港和内地在良性互動的前提下一次共同提昇的時代機遇，“一帶一路”語境下的香港角色不是單行道，需要香港社會的普遍認可和推動。那麽，目前香港各界如何評價“一帶一路”建設呢？您覺得香港在融入“一帶一路”的過程中，如何給香港社會尤其是香港民衆帶來更多看得見摸得着的實惠呢？
　　
　　李環：總體來説，香港社會對於“一帶一路”的態度可謂是政府積極，業界熱情，普通人冷淡。
　　
　　政府積極表現在“一帶一路”倡議自2013年提出後，上一届特區政府就很重視，成立“一帶一路”督導委員會、開設“一帶一路”辦公室，準備設立“一帶一路”奬學金等，樑振英在施政報告中也多次提及“一帶一路”。林鄭月娥去年7月1日上任後，8月初就訪問北京，與商務部、發改委、央行、证監會等部委和機構負責人會面，談的内容均涉及香港參與“一帶一路”建設。2017年9月11日，林鄭月娥在香港舉辦的第二届“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上表示特區政府將給予“一帶一路”項目財政支持。2017年12月14日，特區政府簽署《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香港特别行政區政府關於支持香港全面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安排》。2018年2月3日，特區政府還和“一帶一路”總商會聯合舉辦“國家所需、香港所長——共拓‘一帶一路’策略機遇”論壇。總體來講，政府的推動是很積極和熱心的。
　　
　　香港業界也很熱情。相關智庫、基金會及商會紛紛成立。貿發局推出“一帶一路”主題資訊網站，提供市場介紹、貸款條件及風險規避等信息，増進業界對“一帶一路”市場的瞭解。2016年5月，香港召開首届“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在主題演講中用近半篇幅談到香港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優勢。2017年12月20日，貿發局成立“一帶一路”委員會，設立五個專責工作小組，包括國際、中國内地及東盟地區市場、專業服務、中小企業及青年、宣傳及傳訊等，推動業界對“一帶一路”的認識及發揮香港優勢。
　　
　　不過，香港的普通民衆對“一帶一路”還是比較冷淡。這主要是因爲普通港人覺得“一帶一路”很宏大，與自己的眼前利益離得較遠，也看不到對現實生活有很快地改善。
　　
　　四、香港借由“一帶一路”搭上國家發展快車
　　
　　李環：要使“一帶一路”給香港帶來更多“看得見，摸得着”的實惠，還需要增加對中小企業和年輕人的吸引力。香港目前約有33萬家中小企業，占香港企業總數的98%，聘用人員約占香港總就業人數的46%，他們的積極參與可以讓“一帶一路”更接地氣。對那些尋求就業機會和上昇空間的年輕人來説，國家的大戰略布局要是能爲其帶來就業機會、增值空間和加薪幅度，那當然會積極關注。現在雖然有一些機構會提供少量和“一帶一路”相關的實習崗位，但遠不能滿足需求。我覺得有些實習崗位的人才可與内地學校聯合培養，如專業服務人才的語言拓展與文化適應等，香港可把“一帶一路”建設與本地青年培養、人才培育結合起來。
　　
　　總的來講，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特區政府需要做更多“穿針引綫”的工作。這對香港是一個機會，可以搭上國家發展的快車，融入國家發展的大局，香港政府也可以借此機會儲備更多的人才。
　　
　　五、香港是推動大灣區國際化的“推手”
　　
　　中評社：在“一帶一路”與粤港澳大灣區的協同發展中，香港作爲其中重要的一環，您認爲香港如何真正做到“國家所需，香港所長”？
　　
　　李環：首先要瞭解在“一帶一路”與粤港澳大灣區的協同發展中國家所需是什麽、香港所長是什麽。在這個發展過程中，國家所需的就是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和大灣區的發展促進經濟的新一輪增長，使國家在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道路上走得又穩又遠，同時也希望通過大灣區建設爲中國的國際化積累經驗。而“香港所長”的優勢體現在國際化方面，香港是中國最自由、開放的城市，也是灣區内最開放、國際化和市場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在推動整個灣區的發展上有着獨特和不可替代的地位。香港作爲一個自由港，生産要素的流動也最自由，它可以推動整個灣區更開放、更國際化、更市場化。也就是既利用大灣區的特殊條件發展香港的國際特色，也擔當推動大灣區内各行業國際化的推手。兩地可以形成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局面。
　　
　　此外，要動態的看“國家所需，香港所長”。香港在“一帶一路”和大灣區發展中，要不斷發掘自身優勢，培育可持續發展的後備人才、後備力量。内地在不斷進步，香港如果“吃老本”就會落後。
　　
　　六、激進分離主義没有出路有助於香港理性思考未來發展 
　　
　　中評社：我們注意到，最近這幾年香港的本土分離主義勢力非常活躍，也有很多的香港青年參與其中，您如何看待香港社會出現的這股現象？
　　
　　李環：激進分離主義是我長期關注的一個議題。
　　
　　簡單講，這種現象的出現一是與年輕人的生理、心理特性有關，年輕人精力旺盛、比較活躍，做事容易衝動，又容易不計後果。二是與香港社會之前積累的矛盾，比如就業難、置業難有關。2014年的“占中”有很多年輕人走上街頭，有的可能有政治目的，有的可能只是單純發泄對政府和社會的不滿。“占中”之後，一些年輕人成立新的組織、社團，並參與區議會、立法會選舉，對香港政治生態産生影響。三是社會的政治氛圍。“占中”因政改争議而起，一些年輕人可能覺得主流建制與泛民的意見都不能代表自己，特區政府也不能爲自己做主，於是尋求激進論述“吸睛”，再經過媒體的渲染變成全城話題。當然，還有一些外力的借機推波助瀾。我覺得這種不滿的情緒釋放一下也好，大家可以在這個過程中看清楚，激進分離的主張没有出路，而且會對香港社會造成傷害。這反而對香港社會理性探討未來發展有好處。
　　
　　七、“兩制”的碰撞摩擦讓國家治理更有韌性
　　
　　中評社：當前，香港社會出現了對“一國兩制”的抹黑和扭曲，包括夸大和製造“兩制”的矛盾。您認爲當前港人對“一國兩制”認識偏差的深層次原因是什麽？香港社會應該如何來正確認識“一國兩制”？
　　
　　李環：“一國兩制”是一個創舉，兩種制度之間確實存在一定張力。兩種不同制度、不同法律文化、不同社會發展理念的社會，深度接觸之下必然會發生摩擦乃至碰撞，有時火花四濺，但這對於國家治理並不全是壞事，尤其是我們在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過程中，差异和多元的狀態會讓制度更具包容性，讓中國的適應力更强，治理更富韌性。
　　
　　正確認識“一國兩制”，最根本的就是要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的要求來辦事。在這個過程中，要處理好“一國”與“兩制”的關係，憲法與基本法的關係，中央的“全面管治權”與香港高度自治之間的關係，在此基礎上，由於文化視角、思維方式不同産生的摩擦，都可以和平商榷，而且這對於“一國兩制”實踐來説，也是一種豐富和推進。
　　
　　八、香港的“認同危機”只是時間問題
　　
　　中評社：張德江委員長在紀念基本法實施20週年座談會上提到，要在香港社會普遍樹立起國家意識，從長遠來看，香港社會的認同危機能否徹底解决？
　　
　　李環：在這個問題上，我是樂觀派。
　　
　　人的認同主要受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的影響，從這三個方面來講，香港社會現在有“港獨”，包括“自决”的聲音，可能與那些年輕人的成長經歷有關。他們雖然成長在香港回歸之後，但是他們的父輩大都是經歷過“六四”的一代，父輩的信念可能會對他們産生影響。另外在他們成長的過程中，香港的政治氛圍高漲，政治争拗不斷。回歸後開始有規律性的選舉，每四年選一次立法會，每五年選一次特首，還經歷了五次人大釋法，三次政改，基本上每一次都充滿争議，這樣的社會氛圍對年輕人的政治認知影響很大。再有就是學校教育，實際上回歸之後一直在抓增進國家認同這個問題，但認同的培養需要一個過程，開始出現效果也需要時間。香港和臺灣的情况不一樣，它已經回歸了，在中國的有效行政管轄之下，“去中國化”的一套起不了多少作用，所以香港的認同危機肯定會解决，只是時間長短問題。
　　
　　2018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