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港澳研究所李環博士日前接受了中評社專訪，對“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中遇到的問題、香港如何真正納入國家治理體系、中央治港思路變化、“愛國者治港”可能面臨的挑戰等議題進行了剖析。
　　
　　李環表示，“一國兩制”在港實踐逾廿年，有兩個根本性問題始終解决得不好。經濟方面，港府踐行“大市場小政府”的理念，未能妥善處理土地房屋、貧富差距等深層次矛盾；政治方面，中央與泛民之間未能建立互信，在香港的民主發展問題上有極大分歧，泛民裹挾民意向中央施壓，且手段愈發激進。
　　
　　李環指出，當今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現在又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這兩大背景交織之下，香港作爲國家治理體系中的重要一部分，需要做到以下三點。第一，維護國家安全，而不是成爲國家安全的缺口；第二，確保“愛國者治港”，承擔起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義務；第三，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發揮香港長處，服務國家所需。
　　
　　談及“愛國者治港”，李環認爲，爲選拔和培養有才幹的愛國者設立機制化的程序，是日後推進落實“愛國者治港”需要解决的問題。而泛民要在新形勢下獲得發展空間，須調整路綫，回歸創黨“初心”，重返“一國兩制”正軌，尊重國家的根本制度，尊重特區政府的憲制秩序，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並在此基礎上，履行在立法會的職責，監督特區政府施政，服務香港市民，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
　　
　　以下是訪談全文：
　　
　　一、“一國兩制”需要中央和特區共同維護
　　
　　中評社：“一國兩制”進入歷史中期，您認爲過去二十多年香港在“一國兩制”的實踐中，暴露出了什麽的問題？
　　
　　李環：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别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按五十年來算，明年是香港回歸25週年，香港的“一國兩制”實踐過半，也就是你所説的進入歷史中期吧。就過去的24年來看，香港的“一國兩制”實踐雖然經歷風雨，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香港社會整體保持了繁榮穩定，各方面不斷取得進步。
　　
　　不過，不可否認的是，“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也遇到了一些問題。社會長期積累的一些深層次矛盾，如住房問題、貧富差距、青年問題等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久而久之，形成民怨，特别是青年問題最爲典型，他們面臨着就業難、“上樓”難、（向）上流（動）難等問題。近年香港出現的社會抗争活動，也多以年輕人爲主。從2012年的“反國民教育科”到2014年的非法“佔領中環”，再到2019年的“修例風波”，都能看到不少年輕人的身影。年輕人充滿熱情、理想，當社會對他們關心不够的時候，他們會用比較直接的方式表達不滿，有些人還容易被煽動，做出激進或違法行爲。在每一次較大型的抗争行動後，社會都有反思，在“修例風波”之後，香港也有反思，主要聚焦教育、傳媒、司法等領域，但如果我們繼續深究，就會發現香港長期以來，有兩個問題一直解决得不好，成爲“一國兩制”實踐的掣肘。
　　
　　第一個是經濟方面的問題。香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經濟的騰飛得益於自由貿易，所以長期以來，香港社會十分强調自由市場的力量，反對政府任何形式的干預，也就是我們常説的 “大市場小政府”。然而，過度信奉這種新自由主義的理念，也導致香港不重視政府的宏觀調控，缺乏長遠謀劃，在解决土地房屋、貧富差距等社會問題時比較困難。加之回歸以來，特區政府實際上比較弱勢，行政主導難以實現。這些都使得香港經濟雖然一直在增長，即使遭遇了1997年和2008年的金融危機，在中央的强勁支持下，也能較快恢復，但是普通民衆分享的經濟增長紅利相對有限，市民産生相對被剥奪感，心生怨氣。 
　　
　　第二個是政治方面的問題。香港回歸24年來，中央政府和泛民主派之間的信任一直没能建立，或者説信任基礎一直比較脆弱。這集中體現在香港的民主發展問題上，從中央政府的角度看，希望按照香港社會的實際情况和循序漸進的原則來發展民主，這些年實際上已經制定了普選的時間表和路綫圖。但泛民從他們的角度看，認爲中央政府在故意拖延，應盡快實現普選。因此，香港有關普選的争議一直没有停止，每隔四五年就會出現一次。而且泛民在立法會選舉的地區直選中長期佔有約六成的選票，也讓反對派議員號稱代表民意不斷向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施加壓力。近年來，立法會内充斥着各種形式的抗議活動、惡意“拉布”等行爲越來越多，有反對派議員爲反對而反對，很多民生議題無法進行討論，遑論解决。第六届立法會表現得更爲明顯，從選舉到宣誓，再到議事大廳裏的肢體衝撞等，都予人香港民主在走向劣質化之感。
　　
　　香港的“一國兩制”實踐至今，取得的成功不容否認，但上述兩個根本性問題一直没能有效解决，成爲“一國兩制”實踐中難以繞開的問題與挫折。
　　
　　中評社：中央政府和泛民及其背後的民意，他們之間的互信應該怎樣建立？良性互動應該如何開啓？
　　
　　李環：實際上，中央政府和泛民之間一直是有溝通的，中央政府溝通的大門也一直是敞開的。以前泛民議員會赴内地參觀、考察；2010年政改的時候，民主黨更是走進中聯辦，進行直接溝通。中央政府一直對泛民采取比較包容的態度，認爲既然他們被選民選入立法會，就是建制體制的一部分。後來，立法會一些泛民議員出現“爲反對而反對”的情况，中央和泛民之間的信任基礎愈發脆弱，現在看來，短期内要恢復信任相當困難。
　　
　　信任的基礎是尊重。中央尊重泛民的存在，希望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致力於香港的繁榮穩定，泛民也要尊重中央政府，尊重國家的憲制體制和特區的憲制秩序，在此基礎上，實現香港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現在是泛民需要真正反思、放下心結的時候了，要在“一國兩制”的平台上來扮演自己的角色，真正爲香港的未來，爲市民的福祉與中央政府一起努力，要肩負起自己的責任，而不只是一味的批評與指責。
　　
　　政治是妥協的藝術，是在理想與原則的引導下，尋求最可能和最可及的良好結果，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如我剛才所言，中央政府溝通的大門一直是敞開的，相信絶大多數的泛民主派人士都是愛國愛港的，希望彼此的互動能從單個人變成整個黨，從台面下走到台面上，從零散的、有事才溝通變成經常性的、機制性的互動。香港社會也要對這種溝通抱樂觀其成的態度，畢竟，社會的發展需要所有持份者理性、客觀表達意見，這是真正對香港市民負責任的態度，也是對香港未來和“一國兩制”未來負責任的態度。
　　
　　中評社：作爲直轄於中央政府的特别行政區，香港和澳門從回歸之日起，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但從香港的各種亂象來看，好像香港並没有真正地、完全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您認爲，下一步應該如何真正將香港納入國家治理體系當中？
　　
　　李環：爲更好地實踐“一國兩制”，確保其不變形、不走樣，中央政府近年也在不斷完善與憲法和基本法實施有關的制度、機制，完善“一國兩制”的制度體系。從香港國安立法到選舉制度改革，其實都是在完善制度，在撥亂反正，讓受到破壞的法律秩序和社會生活回到正軌，讓“一國兩制”實踐回到正軌，最終實現政治上的有序發展、經濟上的持續增長、民生上的不斷改善。對中央來説，港澳從回歸之日起，就重新被納入國家的治理體系中，建設好香港、澳門就是對“一國兩制”最好的堅持和完善。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2017年視察香港時指出的，我們“既要把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内地建設好，也要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建設好”。
　　
　　但是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不是單方面的。中央需要努力，香港也需要努力，尤其是當前香港身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時期這兩大背景之下，内外形勢復雜多變，國家治理面臨更多挑戰，香港治理也需要做好以下三方面：
　　
　　第一，維護國家安全。香港需要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尊重國家的根本制度，遵循香港的憲制秩序，不能成爲國家安全的缺口。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兩制”之間的良好互動，確保香港的繁榮穩定。
　　
　　第二，確保“愛國者治港”。近年來，外部形勢復雜多變，香港的作用比較獨特，地位亦比較敏感。一方面，香港是中國的香港，承擔着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責任；另一方面，香港也是世界的金融、經貿平台，是主要大國角力的場所。只有確保“愛國者治港”的原則得到落實，才能保证“一國兩制”繼續實行。
　　
　　第三，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香港是中國對外聯通的重要窗口，是内地企業“走出去”的橋樑。雖然香港近年受到社會事件和中美博弈的衝擊，但它獨特的優勢並没有改變，依然是國際金融中心。香港需要繼續發揮它的長處，不斷成長的同時，服務國家所需。
　　
　　中評社：當香港完全被納入國家治理體系的時候，是不是意味着香港完成了“二次回歸”？
　　
　　李環：香港有150多年被殖民的歷史，回歸後，一些人仍然有“恐共”“懼共”“疑共”心理。中央政府是知道的，也一直用包容的態度來對待這種情况。在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過程中，尊重香港的現實情况，强調以愛國者爲主體。現在講愛國者治港，也不是要搞“清一色”，只要不做危害國家安全的事，都可以參與到香港的管治團隊中。
　　
　　爲什麽有人覺得香港需要“二次回歸”？其實是回歸後香港在管治中遇到了一些問題，這也是我們要反思的，即在管治上有哪些需要改進的地方。在國家崛起的過程中，我們要有大國的胸懷，所謂“國之大者”，不單是指經濟上的，還有政治上的、精神上的。“一國兩制”是中國人爲世界解决此類問題提供的中國智慧，是中國爲世界提供的精神性公共産品。所以，我們一方面要堅持“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摇，另一方面也要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
　　
　　下一步，爲了更好地治理香港，在我們對“一國兩制”政治上的撥亂反正暫告一段落後，就要把目光聚焦到經濟發展龢民生改善上，爲香港市民生活素質的提高及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做更多的努力。
　　
　　二、内外形勢變化促使中央治港思路轉變
　　
　　中評社：中央已經兩次運用“人大决定”＋“立法/修法”的方式來處理香港問題，是不是意味着中央治港的思路和手段有了新的變化？
　　
　　李環：中央的考慮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國際形勢，我國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階段，國際形勢比以往更爲復雜。最明顯的就是中美關係的變化。中美經歷了較長的一段相對友好時期，即使有分歧也是可控的。但是自2018年以來，隨着中美貿易摩擦的加劇，特朗普政府對中國施加的壓力越來越大。拜登政府上台後，延續了前任的對華策略，但表現得更有耐心、更有章法，更重視盟友的作用。因此從整個國際形勢出發，中央對維護國家安全非常重視，香港由於其特殊和敏感的地位，更不能成爲危害國家安全的缺口。
　　
　　二是香港自身的情况，我們都知道香港回歸逾23年，基本法第二十三條一直未能完成立法，2019年又發生了“修例風波”。面對内外形勢，中央在2020年不得已從國家層面堵塞漏洞，進行國安立法，以避免後續産生更多的風險。完善選舉制度也是一樣。香港的政改進程充滿争拗，社會每隔四五年就圍遶此問題有一次大的争議，甚至有主張“港獨”的人被選進立法會，上演宣誓鬧劇。在這種情况下，選舉制度很有必要進行完善，防止極端勢力及“港獨”分子進入管治團隊。
　　
　　中評社：您曾經提到，涉港國安立法是中央對香港近年一系列政治、社會事件的法律回應。其實今年的選舉制度改革，中央也是用了修改基本法附件的法律手段對香港的社會現實做了回應。您認爲類似的“法律回應”會不會越來越多？
　　
　　李環：這要根據實際情况而定。十九届四中全會提到，要堅持和不斷完善“一國兩制”的制度體系。在“一國兩制”實踐中，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作爲國家最高立法機關，就涉及外交、國防、國家安全等不屬於特區政府高度自治範圍内的問題，從國家層面來制定或修改法律和制度，例如制定香港國安法等，合法合理。另外，香港自身也需要圍遶内部和外部的現實情况，對本地的法律做一些調試和完善，例如明確公務員宣誓制度等。
　　
　　我認爲今後這類“法律回應”肯定還會有，因爲這是根據現實情况不斷完善、不斷發展“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過程。 
　　
　　中評社：在“愛國者治港”原則的落實與推進中，可能會面臨哪些方面的挑戰和問題？
　　
　　李環：從香港回歸之初到現在，中央一直在强調“愛國者治港”。但是和上世紀八十年代相比，現在的内外形勢更加復雜，因此中央對愛國者的要求也相應提高了。就目前來看，怎樣算是真正的愛國者？怎樣選拔出有才幹的愛國者來治理香港？這需要一個完善的程序來界定和遴選。另外，對於後續愛國者人才的培養，也需要一個比較成熟的機制。
　　
　　治理香港的愛國者，需要有三方面的素質：第一是管治能力；第二是國家意識，能够把香港利益和國家利益較好結合；第三是國際視野。如果能把前面提到的（愛國者的）遴選、認定、培養三個問題解决好，那在今後落實“愛國者治港”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也能更容易解决。
　　
　　三、“一國兩制”下泛民的生存空間
　　
　　中評社：中央近年頻頻出手，進行了涉港國安立法、重申了“愛國者治港”的原則、完善了香港選舉制度，泛民主派應該如何因應形勢的變化來調整路綫？
　　
　　李環：香港泛民主派的發展，如果從政黨的角度看，大致經歷了四波，第一波是回歸前成立的，如民主黨、民協等；第二波是2005年政改之後出現了公民黨、社民連等；第三波是2010年政改前後成立的新民主同盟、人民力量等；第四波就是2014年非法“占中”之後，香港出現一些打着本土旗號的激進政黨，他們後來有的實體化了，有的以網絡群組形式運作。
　　
　　從泛民主派政黨的簡單發展脈絡可以看出，激進和抗争是伴隨着香港政治争拗而産生的，這些激進力量不斷擠壓原本屬於温和泛民的空間，導致傳統泛民被這股力量裹挾着，必須做出選擇：要麽跟着激進勢力走抗争路綫，要麽接受議席越來越少的現實。2016年立法會選舉後，激進本土、温和泛民和建制派可以説是一度“三分天下”，這促使大部分的傳統泛民爲搶奪票源，走上激進道路。另外，温和泛民内部也經歷了代際更替，年輕一代跟過去相比也更爲激進。
　　
　　在選舉制度完善之後，泛民面臨着路綫調整的問題，而這種調整恰恰是回到他們的“初心”，回到“一國兩制”的軌道上，在“一國”之下尋找香港本地政黨的存在空間。香港回歸初期，泛民就是這樣一種狀態，承認“一國”、尊重“一國”，在這個前提下對本地事務實行高度自治，以及尋求香港民主的進一步發展。
　　
　　從早年間的温和，到越來越激進，再到現在被迫重回理性，實際上泛民走了一圈彎路。個中原因除了剛才提到的被激進力量裹挾、搶奪票源之外，還有一個信任的問題。泛民與中央之間的信任基礎脆弱，一有風吹草動，例如或大或小的社會事件出現，這種信任馬上就會出現裂痕，甚至破裂。另外，目前的國際形勢確實非常復雜，中國承受的外圍壓力比過去大很多，外部勢力通過介入香港傳統政黨或是新興激進政黨圖謀分裂中國、危害中國的國家安全，對此，中央政府有强烈的擔心和警惕。
　　
　　因此，現在的泛民要調整路綫，繼續在香港參政議政，需要尊重“一國”，尊重國家的根本制度，尊重特區政府的憲制秩序，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在這個基礎上，履行在立法會的職責，監督特區政府施政，在合法範圍内采取各種方式表達意見、提出建議，最終的目的是服務香港的市民、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
　　
　　中評社：有學者認爲，泛民的路已經走歪了，并且憑藉歪路吸引到大批支持者，走回正路則會失去支持，所以泛民的路綫調整面臨着很大的挑戰。
　　
　　李環：這些年因爲社會氛圍，以及一些右翼媒體的推波助瀾，一些選民確實表現出了非理性的一面。但整體而言，香港的選民還是比較理性的，他們會看政黨的所作所爲，對政治人物有自己的觀察。最明顯的例子是2010年的“五區公投”，由於建制派集體拒絶參與，公民黨和社民連的候選人雖然重新進入了立法會，但投票率只有17%，非常低，而且泛民在來年的區議會選舉中得票大跌，説明選民不認可浪費公帑、爲反對而反對的“作秀”行爲。所以如果泛民能够回歸當年的“初心”，在“一國兩制”之下繼續服務香港市民，致力於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選民依然會支持他們。况且民意是可以引導的，是會變化的，選民一時激進不等於永遠激進。
　　
　　四、發展港式民主須堅持“一國兩制”
　　
　　中評社：您提到國際形勢非常復雜，因應内外形勢的變化，國家提倡以“内循環”爲主體的新發展格局。作爲中美博弈的前沿以及中國“外循環”的樞紐，您認爲香港目前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如國際金融中心等，是否會有所變化？
　　
　　李環：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美國對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一些官員進行了制裁，也取消了給予香港的不同於中國内地的特殊待遇，所以香港肯定會受到影響，這是不可否認的，我們也不必逥避。但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我們講“百年金融”，説的就是這個過程的漫長。
　　
　　美國商會在5月做了一個調查，發現有42%的會員有意向撤離香港，其中近一半計劃在3-5年内離開，主要考慮因素是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同時，58%的會員打算繼續留在香港，絶大部分理由是香港的生活質素和營商環境較好，還有48%的會員認爲香港接近中國市場。這也給了我們啓示，想要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可以從生活質素、營商環境，包括法治、税率、社會秩序等入手，留住及吸引更多的國際企業。此外，中國要練好“内功”，讓香港保持“有錢大家賺”的品牌形象。如果能做好這些，相信香港的地位在短期内不會動摇。
　　
　　中評社：香港如何才能發展出一套，與西方選舉制度和内地選舉制度都不同的“港式”優質民主制度？有香港特色的民主制度應該具備哪些要素和特點？
　　
　　李環：在“一國兩制”之下，只要香港的民主發展能够符合實際情况，那一定是有自身特點的。民主制度包含了一整套系統，選舉只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絶不是全部。
　　
　　“一國兩制”的初心是實現國家統一，在香港未來民主發展的過程中，决不能抛棄這顆“初心”。如果出現分裂國家的危險，那就是違背了“一國兩制”的初心，香港近年制定國安法、强調愛國者治港、進行選舉制度改革等都是圍遶捍衛初心展開的。因此，堅持“一國兩制”是發展香港特色民主制度的首要要素。
　　
　　第二，“港式”民主要符合香港的實際情况。首先，要均衡參與，兼顧各方利益。香港是個多元的社會，有很多持份者，需要照顧各方利益。其次，要堅持行政主導，這在基本法中已經有所體現，在現實運作中，行政主導也要切實體現出來。再次，要有原則的包容。一些重要職務要由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來擔任。按照基本法的規定，目前有二十多個這樣的職位，包括行政長官、立法會主席，終審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各司司長、副司長，各局局長，廉政專員，審計署署長、警務處處長、入境事務處處長、海關關長等。而一般的公務人員，甚至是立法會的部分議席，都是開放予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外籍人士的。
　　
　　第三，要循序漸進地發展民主。香港基本法正文明確提到了循序漸進的原則。循序漸進是爲了保持香港社會的穩定，制度設計者不希望因發展民主而出現劇烈社會動盪，因爲動盪既不符合香港的利益，也不符合整個國家的利益，還會對國際投資者造成傷害。
　　
　　2021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