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中國的獨特所在。從19世紀後半期的被迫割讓（租借）到20世紀末期的和平回歸，從“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迹到“紐倫港”的國際金融中心美譽，從港英政府一百多年的漫長統治到“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年輕特别行政區，這座城市承載了近代中國的屈辱與奮進，像一面鏡子，照出國人在波詭雲譎的世界風雲中探索自己發展道路的艱辛與堅定。
　　
　　“一國兩制”是中國的一個偉大創舉，體現實事求是、有容乃大的中國智慧。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先生基於對當時香港和内地的發展狀况，以及國際形勢的思考提出了“一國兩制”方針，它着眼於台灣的和平統一，先在香港、澳門開始實踐。一個國家之内，有以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爲主體的内地和以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澳門特别行政區。“一國兩制”從醖釀到實踐的數十年時間，其藴含的人類發展理念、治理模式的思考超越了意識形態，是基於事實與客觀條件的解决一國或一個地區面臨的重大和平與發展問題的嘗試。這是中國的一次試驗（test），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中的一次實踐，也是人類追求更美好發展的一次區域性社會試驗。兩種制度、兩種發展模式，在“五十年不變”的探索過程中能否實現各具特色、同向而行的融合式發展？“一國兩制”能否爲中國的治國理政提供更爲多元但殊途同歸的治理之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包含的“一國兩制”特色能否爲人類追求多元共存、因地制宜的發展模式提供新的思路？這些重大理論問題都可以通過“一國兩制”實踐得出答案。
　　
　　2022年是香港回歸二十五週年，“一國兩制”實踐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然而，既是社會治理實踐，過程難免有起伏波折。回顧過去，總結香港“一國兩制”實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不僅對香港今後的發展大有裨益，而且對“一國兩制”理論的發展、相關制度體系的完善、台灣統一後的治理方式等都有重要意義。
　　
　　從政治學角度看，1997年香港的回歸意味着國家主權與治權的統一。香港重新被納入國家治理體系，被割讓（租界）的歷史不代表中國主權的喪失。1971年10月，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次年3月，我常駐聯合國代表致函聯合國非殖民化特别委員會主席，“香港和澳門是屬於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帝國主義强加於中國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結果。香港和澳門是被英國和葡萄牙當局佔領的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門問題完全是屬於中國主權範圍内的問題，根本不屬於通常所謂殖民地範疇，因此不應列入反殖宣言中適用的殖民地地區的名單之内。對香港和澳門問題，中國政府一貫主張在條件成熟的時候用適當方式加以解决。”黄華，《親歷與見聞——黄華回憶録》，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年版，第193頁。非殖民化特别委員會同意了中國的意見，並在第27届聯合國大會通過的第2908號决議中確認。中國政府不承認香港、澳門的殖民地性質，從根本上防止了香港、澳門按照殖民地的處理辦法可能“獨立”的風險，也爲日後解决香港、澳門回歸問題提供了政治和法理基礎。
　　
　　從社會學角度看，香港回歸後實行不同於内地的資本主義制度，保留原有的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意味着對香港原有發展模式的一種承認和保護，而這種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發展模式是否要與時俱進進行改善？雖然鄧小平有過變與不變的論述，“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1984年10月3日，鄧小平同志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的談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2頁。但當時及之後很長一段時間，“不變”才是人們考慮的重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在經歷了六、七十年代的經濟騰飛，躋身“亞洲四小龍”之列後，又迎來内地改革開放的發展機遇，經濟持續發展，民生不斷改善，流行文化興旺……港英時期别有用心的麥理浩治港大綱1971年，麥理浩赴香港就任港督之前，向英政府提交一份名爲“香港候任總督指引”的治港文件，分爲三部分：長遠規劃、内部政策、香港與中國。長遠規劃屬絶密級，旨在淡化和避免香港前途問題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之前出現，並作出全面規劃和部署，以增加英國未來與中國談判香港問題的籌碼。如計劃在最短時間内讓香港各方面的發展和生活水平盡量抛離中國内地，突出香港社會和制度優勢等；内部政策部分列出了爲達至長遠規劃所定目標而采取的改善香港社會和經濟的具體政策措施；香港與中國部分闡釋如何處理與中國關係，如釋放1967年被判入囚人士來緩和香港與北京關係等。可參見李彭廣《管治香港：英國解密檔案的啓示》，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客觀上確實令香港在許多方面的發展遠超内地。在香港回歸前後，内地以一個後進者向先進者學習的謙虚心態，生發再造幾個香港的豪情，人們對來自兩種不同政治理念、社會價值、生活方式的碰撞，以及隨着内地的快速發展兩地之間會産生的摩擦、矛盾缺乏預見。
　　
　　香港的回歸，對内地人而言，是近代以來民族耻辱的洗刷，是國家强大起來的體現；對部分香港市民而言，是恐共、拒共心理被小心掩藏，是擔心“被内地化”以致矯枉過正。兩地矛盾埋下伏筆，直到2008、2009年開始顯現。
　　
　　爲更形象地説明香港與國家的關係，筆者在文中把香港回歸後實施“一國兩制”喻作嫁接新生，即把香港嫁接到以内地爲主幹的中國大樹上。嫁接的初衷當然是希望既有利於香港的成長，又有利於整體中國的發展，反映的是中國政府的良苦用心——希望在“一國兩制”方針下，香港這枝洋紫荆長得更爲茁壯，花開得更爲繁茂。然而，由於兩地在政治文化、價值理念、法治思維等方面的差异以及處於經濟發展不同階段的狀况，令嫁接後産生了一些不適應。這種不適應更多的來自香港，相對而言，内地根深葉茂，植株粗壯，受到的影響較小。
　　
　　香港近些年發生多次重大政治社會事件，從“佔領中環”到“旺角暴亂”再到“修例風波”，法治受到衝擊，社會出現撕裂，“一國兩制”實踐遇到挫折。所幸，“一國兩制”實踐的主體並非只有香港、澳門兩個特區，而是整個中國。中央政府對“一國兩制”負有明確的法律和主體責任。讓“一國兩制”運行得更好，不僅是香港、澳門兩個特區的職責，還是中央的職責。
　　
　　2004年，中國共産黨十六届四中全會指出：“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是黨在新形勢下治國理政面臨的嶄新課題”。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會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視爲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在提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過程中，完善香港治理是重要一環。
　　
　　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治理策略大致經歷了回歸之初的“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式的“無爲而治”、2003年“七一大遊行”之後的“有所作爲”、2014年開始的强調全面管治權的“積極作爲”幾個階段。當前中央治港思路體現在習近平治港治澳重要論述中，也體現在近年中央對香港重大政治社會事件的處理中，以及出台粤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香港國安法、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等一系列具體舉措中。在香港政治秩序基本穩定後，後續會致力於解决經濟、民生、社會方面的深層次矛盾，主要是積存多年的土地房屋、貧富差距過大，尤其是年輕一代的就業、置業、向上流動等問題。社會的公平、正義不僅是資本主義制度下香港社會新秩序的方向，也是作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顯著優勢之一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發展的應有之義。因應形勢不斷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促進香港、澳門的長期繁榮穩定本身也是國家治理能力提昇的體現。
　　
　　2022年，中國共産黨將召開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從2012年的十八大到2022年的二十大，是中國快速發展的十年，也是香港形勢快速變化的十年。兩種社會治理理念、兩種社會治理體系的摩擦、碰撞，有時充滿内耗的無奈、撕裂的痛楚。香港融入國家的進程不僅是收回了土地的管理權，還有土地上生活的人對國家的認同感、歸屬感，前者一蹴而就，後者却經歷曲折，受到香港自身、中國内地發展和國際形勢的影響。這種融入之痛是香港認識自己的過程，也是不斷調試自我、適應一個快速發展的中國和快速變化的世界的過程。
　　
　　香港是中國的香港，也是世界的香港。作爲經濟金融領域成功的範例，香港盡享全球化帶來的紅利，成功塑造開放、包容、多元、自由的形象。在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過往時代造就的佼佼者同樣處在風口浪尖。百年風雲，從香港這座城市的演變看到整個中國的發展和世界潮流的浩湯。到本世紀中葉，中國第二個百年目標實現的時間剛好與香港、澳門回歸五十年的時間點交匯，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説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未來是怎樣的？香港在中國這艘大船駛向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的航程中會起到怎樣的作用？世界大變局，中國新時代，香港下一個二十五年，取决於自身的定位與努力，離不開中國内地的發展，也依然受國際力量博弈的影響。
　　
　　在本書中，筆者主要選取從2012年至今在公開刊物發表的文章，算是對自己過去十多年從事港澳研究的思考作一小結。書中文章集中於香港，也會涉及澳門、台灣，但專寫澳門、台灣的文章並未收録。所選文章體例、長短不同，内容也各有側重，原汁原味記録當年“當時”的思考。現在回頭看，既是當年事件的點滴記録，也反映個人在港澳問題上的思考脈絡。港澳研究是一門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政策性的學問，是一個邊發展理論邊用於指導實踐，邊在實踐中迅速得到反饋的研究課題。囿於個人能力和視野，相關思考肯定仍有提昇、深化的空間。
　　
　　本書按内容編排爲四大部分，即理論發展、香港實踐、外部力量和中評專訪。第一部分爲理論發展。收録了自2012年黨的十八大以來筆者圍遶“一國兩制”理論與發展的一些思考，一直到最近的習近平關於港澳治理的重要論述和新時代“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發展。第二部分聚焦香港實踐。圍遶中央的政策、特區政府的管治、香港社會風起雲涌的變化等進行論述，草蛇灰綫，窺斑見豹。香港對内地、對國家、對中國共産黨的客觀認識需要時間，而情感連接在經過波折後也需要時間恢復，兩地民衆需要更多的集體記憶，香港與國家要站在一起、長在一起，才能實現由過往更爲强調的利益共同體到命運共同體的轉變，最終實現人心的回歸。第三部分關注外部力量。香港是國際化城市，高度開放，外部力量的存在本屬自然，但需警惕有外部勢力借香港行干預之事。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鬥争中，香港成爲中美等大國博弈的短兵相接之地，然而眼光放長遠，鬥争的目的是爲了相處下去，香港可以成爲中美博弈的緩衝地帶，而非中美關係破局之地。第四部分收録了中評社對筆者的部分采訪。不同的記者，同樣深入的思考，對香港的關注，家國情深。筆者認真對待每一次訪問，也從對問題的思考、與記者的互動中獲益。
　　
　　最後，感謝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感謝爲本書撰寫推薦語的學界前輩——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王振民先生、新範式基金會總裁邵善波先生、中評智庫基金會董事長郭偉峰先生。他們不僅是香港問題專家，還是各自領域的佼佼者，見賢思齊，與他們的交往令我受益匪淺。
　　
　　2021年9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