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8月18日電（作者汪毅夫）汪春源在爲許南英《窺園留草》撰序時説：“時台學使灌陽唐公文治方新，禮延耐公施先生掌教台澎講院，於制義試帖外，倡爲詩古文詞之學。院中月課，春源與君輒冠曹偶”。這話的大意是：當年，台灣道唐景崧兼理學政，延請施士潔進士擔任台澎海東書院山長，除了制義和試帖詩，提倡學習古文和詩詞。院中月課，汪春源和許南英往往名列前茅。在台灣海東書院，制義試帖與古文詩詞相隨而行，汪春源把這説得像極了愛情。 

　　制義試帖與古文詩詞本無結合的緣份、彼此就不能“確定眼神”嗎？當然不是。以制義與古文，或者説以時文（制義也稱時文，又稱八股文等）與古文爲例而言之。韓菼（韓慕廬）是清康熙十二年癸醜科（1673）狀元，是清廷欽定，也是學界公認的時文的典範作家。他乃“以時文、古文合爲一手，望溪所不逮也”。望溪姓方名苞，也是學術牛人。據説，他是清康熙四十五年丙戌科（1706）貢士（因母病未應殿試而返）。方苞是清代古文大家，桐城古文的代表人物。他“以古文爲時文，以時文爲古文”，用兩副筆墨寫文章，却也是將時文和古文結合起來。在清代台灣，制義試帖和古文詩詞“各體精工”者不乏其人，譬如彰化名士洪棄生。他嘗語人曰：所謂“各體精工”不過是“常語”耳，“實則僕平日虚聲尚不止所雲”，又曰：“僕之駢儷、詩、古文及制義，頗可自信”。

　　制義試帖有固定的格式，在寫作上比古文詩詞多了限制、少了自由。科舉以制義試帖取士，的確難爲了士子。廢除制義（八股）之議，清代初年已經多次上達至於皇帝，還真讓皇帝動了主意。“康熙年間，曾經停止八股，考試策論，未久旋復舊制”（汪按，康熙三年甲辰科、康熙六年丁未科停用八股，康熙九年庚戌科起仍用八股考試）；“雍正時，有議變取士法廢制義者。上問桐城張文和公廷玉，對曰：若廢制義，恐無人讀《四子書》講求義理矣。遂罷其議”；“干隆辛亥，兵部侍郎舒赫德請廢制義，事下部議”。久而久之，制義與古文的關係被當做對立的冤家關係了，“稱之爲時文者，與古文對待言也”。施士潔晚年回憶説：“我年十八九，沾沾制義不釋手。屢列前茅屢掣肘，無聊且向棘闈走”。他也不喜歡制義，“沾沾制義”僅僅爲了入闈考試。及至當了台澎海東書院山長，他采取的“於制義試帖外，倡爲詩古文詞之學”的辦學方法，是對學生負責的明智之舉。他爲《海東書院課藝》撰序時説：“舉業二字既認得真，以爲拜獻之先資可也，以爲經傳之羽翼亦可也。至如闈中墨式，作者、閲者針芥相投，雖曰天命，亦由人事。要惟斂才就範，不失對揚之體而已。今人動以墨卷爲腐臭不堪之物，相與菲薄而姗笑之，此誠末流之失，而豈國家取士之意本然耶？”《海東書院課藝》所收汪春源制藝多篇，其中有名列“超等頭名”和“超等二名”者（許南英的制義試帖，容我另文介紹）。短短幾年間，施士潔的門生邱逢甲、汪春源同榜中舉，邱逢甲、許南英、汪春源先後中進士，他們以制義試帖題名於科場，却以古文詩詞留名於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