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8月24日電（作者汪毅夫）退休後學會在微信上同師友聯繫，多了一條接受教益的渠道。近日，盧咸池教授慷慨發來一條資料：當年《申報》公佈的《光緒六年庚辰科會試題名全録》，並指出我早年的一個錯誤。據《光緒六年庚辰科會試題名全録》，台灣進士張覲光的會試名次是127名。我在寫作《台灣近代文學叢稿》（1990，海峽文藝出版社）時，從《嘉義縣誌》（1983，台北成文出版社）找到張覲光“赴殿試（汪按，應爲會試）中第十七名進士（汪按，應爲貢士）”的記録，又從《雲林縣誌稿》（1983，台北成文出版社）得到一條佐证：張覲光“會試中式第十七名”，故稱張覲光爲“會魁”（會試第1名稱會元，前18名合稱會魁）。《嘉義縣誌》《雲林縣誌稿》所記“十七名”顯係從“一百二十七名”誤抄而來，張覲光顯然不是會魁。 

　　盧咸池教授還指出我近年的一條錯誤。我從徐珂《清稗類鈔》之《各省鄉試之中額》引述“順天一百六十八名，内貝字號一百十五名”，却將貝字理解爲“貢”的部首，將貝字號誤解爲“用於録取貢生爲舉人”。實際上，“順天鄉試分編字號名目，以辨省分，曰貝，直隸生員也”，貝是員的部首，貝字號乃用於録取“直隸生員”爲舉人。我對盧咸池教授的批評心存感恩，也爲自己的錯誤深感愧疚。 

　　多年前，我在《〈台灣詩史〉辨誤舉隅》（收汪毅夫：《台灣社會與文化》，1994，海峽文藝出版社）一文裏説：“作爲大陸學者，我對廖雪蘭博士辛勤的工作心存同情，並願在指摘《台灣詩史》某些錯誤之時，糾正自己也曾不免的過失”。於今觀之，當年對《台灣詩史》的批評不盡正確，“糾正自己的過失”也不完全。當年自我糾錯，糾正了關於劉家謀生年、官職的誤記，但忽略了關於其享年的誤算（享年40誤爲享年50）。我批評《台灣詩史》，是因爲書中“若干明顯的錯誤，從該書油印本到鉛印本、從1983年迄於1989年，作者本人乃至其指導教授、答辯導師竟然未加糾正”，“書中出現失誤也在所難免，應該受到批評的是，有更正錯誤的機會時不加更正”。 

　　學術乃天下之公器。學術上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對於學者的成長、學術的進步大有助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