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1月9日電（作者汪毅夫）近年來，已有多種論著涉及“中華民族”的概念史研究。我也曾留意查找有關“中華民族”的邊角材料或者説稀見史料，並報告過如下3個事例：

　　1.1924年，蔣渭水在“治警事件”的法庭辯論時使用了“中華民族”一語，驕傲地宣稱：“台灣人明白地是中華民族”。 

　　2.1945年10月18日，《台灣新報》載《高山兄弟歡天喜地》，其文曰：“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台灣區團部視察員王萬得，17日自山界歸來，訪問本社。關於日本降伏後的山界情形，言明如左。我三星期以來，巡訪新竹州下竹東、大湖及蘭陽方面的山界。各地的高山兄弟，聽到日本降伏之喜訊，也同我們兄弟一樣，手舞足跳。他們極喜歡，切實要變中華民族，這樣希望也要本省人後援始可達其目的。又關於‘高砂族’的名稱也希望抹消，叫做山的兄弟可也。山的兄弟有日中遣代表要歡迎陳長官之計劃雲”。王萬得“巡訪”台灣“山界”的時間是1945年9月26日至10月17日，其時“陳長官”即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尚未到台主持受降儀式，台灣少數民族以“切實要變中華民族”而“高興得手舞足跳”，這是很可注意的。 

　　3.1975年8月15日，台灣黨外運動的重要刊物《美麗島》的發詞談及“中華民族”。其文略謂：“我們認爲，在歷史轉折點的今天，推動新生代政治運動，讓民主永遠成爲我們的政治制度，是在台灣1800萬人民，對中華民族所能做的最大貢獻”。後來，從台灣黨外運動醖釀、催生而來的民進黨，其代表人物陳水扁2000年、2004年兩次“就職演説”，蔡英文2016年、2020年兩次“就職演説”，都避而諱言“中華民族”。 

　　如果我們將思考的尺度放開，我們會發現，在特定的語境裏，“中華之棄民”以及“棄民”、“孤臣”、“逐臣”和“孤兒”等有明顯怨恨情緒的概念，同“中華民族”是有意義關聯的。

　　1895年農曆三月二十三日（4.17）簽訂，農曆四月十四日（5.8）批準、换約的《馬關條約》，除了割地、賠款，還有棄民的條款，該條款規定：（自批準、换約之日起）“限兩年之内，日本準中國讓與地方人民願遷居讓與地方之外者，任便變賣所有産業，退去界外。但限滿之後尚未遷徏者，酌宜視爲日本臣民”。也就是説，1897年5月8日，是“台民去留”的限期，逾期仍留居台灣者即被動地失去中國國籍、被動地淪爲日本的“二等公民”。當時各地發起的抗議請願運動是以“痛失山河”爲普遍號召的，在京會試之台灣舉人的公車上書，針對的却是“棄民”。他們在請願書裏説：或謂徙民内地，然田園廬舍，誰能挈之而奔？祖先墳塋，豈忍棄之而去。呼吁朝廷萬勿割地棄民。日軍入侵，台灣淪陷。吴德功《讓台記》乃有“中華之棄民”的説法，洪棄生《台灣戰紀》開篇就講“棄民”，丘逢甲《離台作》有“孤臣無力可回天”句，施士潔離台時則高呼“逐臣不死懸雙眼”，日據時期的台灣小説裏也有“孤兒”的形象。與自詡“日本臣民”完全不同，自稱“中華之棄民”（以及“棄民”、“孤臣”、“逐臣”和“孤兒”），語帶怨恨，心中却是對於“中華民族”割舍不斷的依戀。 

　　我們應該瞭解台灣人民特殊的歷史遭遇，應該理解台灣人民特殊的心態，應該將“中華之棄民”（以及“棄民”、“孤臣”、“逐臣”和“孤兒”）的書寫也列入“中華民族”叙事研究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