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2月21日電（作者汪毅夫）主持人，學界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很高興在“王爺信俗與海洋文化遺産保護學術研討會”（2020，泉州）做書面發言。

　　首先，請允許我從對王爺信俗及其送王船儀式的批評説起。在清代台灣，干隆《重修鳳山縣誌》有一段措詞相當犀利的批評，略謂：“夫儺以逐疫，聖人不妨從衆。至雲船（按，指放流之王船）泊其地，則其鄉必爲厲，須建醮禳之，噫！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豈有至則爲厲而更禳之理，且人亦何樂爲不見益己，而務貽禍於人之事耶？” 

　　然而，近百年前，厦門大學國學研究院顧頡剛教授，到泉州做民間信仰（又稱民衆信仰、民間宗教等）的田野調查後，在1926年12月26日寫成的《泉州的土地神》（連載於《厦門大學國學研究院週刊》第1期、第2期，1927年1月）一文裏告訴我們：“民衆的信仰本不能適合於我們的理性。我們要解釋它，只能順了它的演進的歷史去解釋，而不能用了我們的理性去解釋”，他給我們指示了一條正當的研究路徑。讓我們來看看王爺信俗及其送王船儀式的“演進的歷史”綫索罷。

　　1.古人對“疫鬼”的認知、情感和動作。誠如干隆《鳳山縣誌》所言，王爺信俗及其送王船儀式屬於儺文化，而儺文化的中心詞是“疫鬼”。古人對於疫鬼的認知，有“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左傳·昭公七年》）的説法，古人相信瘟疫是厲鬼散佈的。厲鬼由死而無後者和兇死者的鬼魂組成，他們是無所歸依的孤魂野鬼，他們會“爲厲”即散佈瘟疫，是疫鬼。古人對瘟疫、也對疫鬼的情感是恐懼和敵對，在動作上則有“驅鬼除疫”的動作。對疫鬼的古老認知、古老情感和古老動作，搆成了古人對疫鬼的態度。 

　　2.從古到今：對疫鬼態度的變化。在流傳至今的王爺信俗及其送王船儀式裏，被敬奉爲王爺的瘟神本是屢遭驅逐的疫鬼。我們從中可以發現從古到今，信民對疫鬼態度的變化。在認知上，有了變化：疫鬼會成爲瘟神、瘟神會管控疫鬼；在情感上，除了懼怕疫鬼，并且敬畏瘟神；在動作上，驅逐疫鬼的節目，加上了禮送瘟神即送王船的儀式。禮送瘟神即送王船（又稱“出海”）的儀式，同“普度”有密切的關聯。清人丁紹儀《東瀛識略》（1873）記：“最重者，五月出海，七月普度”，近人胡樸安《中華全國風俗志》（1922）收録的《閩人佞鬼風俗記》則謂：“出海一事，較普度尤爲重要”。在閩、台兩地的節慶習俗裏，農曆七月是鬼月（據説七月初一開鬼門，七月三十日關鬼門），是優待疫鬼的月份。“七月普度”是各坊巷、各村社務必輪流舉辦的儀式，閩、台兩地至今尚有民諺“普度不出錢，瘟疫在眼前”流傳。“普度”者，以超度孤魂野鬼爲普遍號召、普遍動作也。與此相應，敬奉瘟神、禮送瘟神也是各地的普遍號召、普遍動作。信民的共同願望是讓瘟疫遠離人民而去，而不是“貽禍”於本地以外的某地及其人民。偉人毛澤東詩句“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表達的正是全體人民的普遍願望。 

　　3.由閩入台：王爺信俗在台灣傳播的情况。康熙《諸羅縣誌》記：“相傳，昔有荷蘭人，夜遇船於海洋，疑爲賊艘，舉砲攻擊，往來閃爍，至天明，望見滿船皆紙糊神像，衆大駭，不數日疫死過半”。這是有關荷據台灣時期，王船漂流於閩台海上的口碑及其文字記載。説來有趣，數百年間不時有王爺船由閩放流、泊於台灣海岸。如，《台中縣大安港和安宫簡介》（1979）記：“嘉慶十四年（1809）四月二十二日清晨，其王船靠於本村（時稱羅施港）海灘，船長二丈二尺，有帆桅、檣柁、錨錠、繩索，與民船並無二致。内有米、鹽、飯等日常食物，船艙内拴有活羊三只而無船員乘客形迹。威武壯觀令人刮目。船内甲板書明：後儛尾放出（按，後儛尾即今泉州富美之俗稱）”。又如，《台灣省通誌稿》（1983）記：“民國二年（1913）夏間，漂來一艘王船，村民大喜，起之祀於媽祖宫”。又如，《嘉義縣東石港先天宫志》記：“民國十四年（1925）乙醜蒲月朔，忽有王船勒號捷泰利，隨波逐浪，棄頭桅，掉尾舵，收泊於東石港西北沿海傘頂洲”。清人何竟山《台陽雜咏》（1875）有句曰：“閩人信鬼世無儔，台郡巫風亦傚尤”，誠哉是言也！明人謝肇淛《五雜俎》、清人施鴻保《閩雜記》、近人胡樸安《中華全國風俗志》所收《閩人佞鬼風俗記》所記閩地“出海”情形，同台灣地區大致相同。例如，日據時期成書的台灣《安平縣雜誌》記：“近海莊民有王爺醮，……先一日殺生，收殺五毒諸血於木桶内，名曰千斤擔，當擇一好氣運之人，擔出城外，與王船同時燒化”，這裏所記“千斤擔”的情節，也見於《閩人佞鬼風俗記》：“取猪血、狗血、鷄血、牛血等血，暨腐敗之物，臭穢之布，種種惡物，雜投其中。然後以神道簽字之印條，封貼桶蓋，必嚴必密。彼謂神道用干坤袋拘捕之疫鬼，皆收容於桶中，故其鄭重如此”雲雲，這是惡劣的情節，是應該受到詬病和剔除的舊弊。台灣各地的王爺廟關於其主祀王爺的靈驗傳説，則是我們應予收集和研究的。例如，台灣雲林縣光大寮主祀的蕭王爺據説有爲民解冤息仇的功能：光緒二十六年（1900）“出乩調解”，使當地張、陳兩姓“化解讎恨，而結爲良友”；光緒二十八年（1902）“蕭府神像及乩童”出面調解，制止了當地“六脚田與竹子脚兩村莊爲相隔河流捕魚問題”而引發的“經常武鬥”雲雲。

　　“順了它的演進的歷史去解釋”，我們對王爺信俗及其送王船儀式會有更好的瞭解和理解。近30年前，我在寫作《台灣社會與文化》（海峽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一書時，曾多次引用“貽禍於人”之説來做不當的批評，却也提出了有合理成分在焉的意見：“儺文化活動中具有藝術欣賞價值和體育競技性質的節目，自然尚有發掘和再現的必要，但舊弊和現代病却是不可滋長蔓延的”。 

　　臨末，衷心祝本次研討會功德圓滿，熱烈祝賀“送王船——有關人與海洋可持續聯繫的儀式及相關實踐”列入聯合國科教文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産名録！ 

　　主持人，學界的各位朋友，感謝大家耐心讀完我的書面發言，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