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月14日電（作者汪毅夫）1946年5月13日，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在給許壽裳的信裏談了設立台灣省立編譯館的想法。略謂：在編的方面，“台灣經過日本五十一年的統治，文化情况與各省兩樣。多數人民説的是日本話，看的是日本文。國語固然不懂，國文一樣不通。對於世界與中國情形，也多茫然。所以治台的重要工作，是心理的改造。而目前最感困難的是改造心理的工具——語言文字——須先改造。各省所出書籍報紙，因爲國文程度的關係，多不適用。台灣的書報在二、三年内，必須另外編印專適用於台灣人的。第一要編印中小學文史教本（國定本、審定本全不適用）；第二要編的是中小學教師的參考讀物，如中學教師、小學教師等月刊；第三爲宣達三民主義及政令，須編適於公務員及民衆閲讀的小册；第四，一般的參考書如辭典等。這是就台灣的應急工作而言”；在譯的方面，“我以爲中國必須像以前的翻譯佛經一樣，將西洋名著翻譯五、六百部過來，使研究任何一科的學生，有該科一、二十本名著可讀”，“這一筆費用，較諸軍事費，一般行政費，真是九牛一毛，可是對於促進學術，幫助很大。在中國却是一種偉大的工作，可與大藏經媲美了”。當時，許壽裳已答應來台擔任省立編譯館館長，陳儀在信中表示“很高興”，並爲許壽裳來台途中、到台以後諸細節詳加交代。 

　　1946年6月，台灣省立編譯館正式開張。“館中同人”包括從大陸和在台灣招聘的學者許壽裳、李何林、李霽野等和賴子清等。據我所知，由於“額隘”即名額有限，1946年北京大學畢業的薛綏之、厦門大學畢業的陳賢禄都曾申請到館工作而被“婉謝”。薛綏之隨即出任《世界日報》駐台記者，並在台灣多個學校兼課，晚年是山東大學教授；陳賢禄則携妻女到了高雄岡山中學，陳賢禄夫婦當年是、後來也是名師。

　　1947年4月24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奉令改制爲台灣省政府；同年5月I6日，台灣省政府第一次政務會議議决撤銷台灣省立編譯館。許壽裳在6月25的日記裏寫道：“來台整整一年矣，籌備館事，初以房屋狹窄，交通阻滯，邀者遲遲始到，工作難以展開。今年一月始得各項開始，而即有二二八之難，停頓一月，而5月16日即受省務會議議决裁撤，如此匆遽，莫解其由，使我表見未遑，曷勝悲憤！館中工作專案移交者近三十件，現款專案移交者百五十餘萬。知我罪我，一切聽之”。許壽裳後來改任台灣大學教授，又不幸於1948年1月18日遇害逝世於台北寓所。

　　1947年台灣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有台灣省立編譯館同人程仰秋“歸途中被擊數拳”，又有“館中編審張常惺、劉世模二人被警備司令部拘去”（後經許壽裳保釋）；當“館中同人”李何林上街聽演講，“聽不懂但覺得很熱鬧”，當場有台胞勸他離開以免不測；當“館中同人困守一夜不敢出”，又有館中幹事、台胞賴子清“送來便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