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14日電（作者汪毅夫）近從友人處借得一套12册《中國教育年鑒》，心中很是歡喜。連續十餘天，朝夕翻擷，收益良多。 

　　我從1948年編纂的《中國教育年鑒》（第二次第三册），看到關於光復初期“台灣省推行國語教育”的精準記録。譬如，“過去五十年間，日人在台施行其日本‘國語’教育，可謂得到驚人之成功，也可謂完全失敗。日文日語幾乎完全代替中國之漢文漢語，此即日人之成功；但光復以後台灣同胞立刻對日文日語表示厭棄，而急切要學習祖國語文，此即日人之失敗。日人之成功，由於其方法周審而毒辣；而其失敗則因爲無法攻破台灣同胞之‘心防’。日本人僅能同化台灣同胞之口，而不能同化台灣同胞之心。光復以後，台灣一般同胞在語言上所感受之痛苦，正像一個受騙之兒童，被治成啞吧，忽然返家，見親人，喜之欲狂，而乾哭，有言而不能語”；又如，“日人在台省推行其日本‘國語’教育，使台省原來通行之閩語，停止在半世紀前之階段，未能繼續吸收新成分；因而在學術文化方面，台省通行之方言已經感到不敷應用。又因日本在教育上强制使用日文日語，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上養成使用日語之習慣，説日語較説自己之母語更便。所以台省通行之方言即喪失其原有之方言地位，走上死亡之途。有人認爲方言死亡，正是推行國語大好機會，惟經過觀察驗证，發現方言喪失效用，即予推行國語極大阻力。台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何容，曾撰文闡明此義，題爲《恢復台灣話應有之方言地位》。經過一番争辯，社會人士始有覺悟”，“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魏建功，發表論文數節，題《台語音係還魂説》《從台灣話學習國語》《怎樣從台灣話學習國語》，亦曾經過懷疑與争辯，而後取得社會之承認”。這是對於短時態的、光復初期台灣推行國語教育的、得其要義的歷史記録。1949年以後，情况不再若此。台灣同胞的歷史記憶不再是“從台語學習國語”，而是“講國語而不準講方言”。 

　　我又從1948年編纂的《中國教育年鑒》（第二次第四册）讀到對於光復初期台灣邊地教育的精闢闡釋。《邊地青年教育及人事行政實施綱領》（1941）規定：“蒙藏及其他各地語言文化具特殊性質者，一律施以邊地教育”。由此出發，《中國教育年鑒》逐步解釋闡述而及於台灣的邊地教育：邊地教育屬於邊疆教育，“邊疆教育之範圍，顯然以文化邊疆爲準繩”，質言之，邊地教育乃至邊疆教育即少數民族教育也；“中國邊疆民族，依其語言的係屬，可分漢藏、阿爾泰、印歐、南亞及南島五係”；“在台灣之太麽、薩衣設特、蒲嫩、朱歐、派宛、阿眉、野眉等族均屬南島係民族之‘高山群’，人口約共十五萬至二十萬”。我注意到，這段精闢的闡釋裏有高學術含量的内核。譬如，“文化邊疆”的學術概念後來傳入台灣，台灣學者的名著《從周邊看漢人的社會與文化》（王崧興）、《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王明珂）應該是同“文化邊疆”的學術概念有密切關聯的。又如，台灣太麽、薩衣設特、蒲嫩、朱歐、派宛、阿眉、野眉七族之名，悉出於林惠祥的學術論文《台灣番族之原始文化》（1930，發表於《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輯刊》第3期）。又如，“南島係民族之高山群”語近於“南島語系群族”，可以是爲台灣“邊地”民族命名的備選族稱。 

　　附帶言之，年鑒在各種刊物裏有“刊中之王”的地位，年鑒的編纂宜有各專業領域的學術帶頭人參與。在《中國教育年鑒》（第二次）的編審委員名單裏，蕭家霖曾任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委員，是語言學家；凌純聲是林惠祥在中研院的同事，民族學家，曾任邊疆教育館長、邊疆教育司司長。我想，《中國教育年鑒》關於光復初期“台灣推廣國語教育”的精準記録、對於光復初期台灣邊地教育的精闢闡釋，當然分别同蕭家霖、凌純聲有關。